国家衰落以前，一切都有预兆

温伯陵2023-03-04 云阿云智库•讲史•明朝

导读：造成明朝如此分裂的原因，就是立国81年的时候，遭遇了一场惨重的失败，斩断如日中天的国运，此后200年再也没有爬起来。这场失败就是“土木堡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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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上帝视角看明朝，感觉明朝前期颇有复兴汉唐荣耀的气象，国内民生安定经济繁荣，国外伐蒙古下西洋，基本完成万国来朝的成就。

但越到后期越奇葩，各种妖魔鬼怪都出来了，皇帝不是炼丹就是宅男，大臣们梗着脖子怼皇帝，好像大明朝不姓朱似的。

造成明朝如此分裂的原因，就是立国81年的时候，遭遇了一场惨重的失败，斩断如日中天的国运，此后200年再也没有爬起来。

这场失败就是“土木堡之变。”

2

从上古三代到唐朝末年，天下体系便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主流模式，即——

中原汉人王朝做为天下共主，对“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的地方有名义领导权，周边的蛮夷部落认同中原王朝为天下共主，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一年或三年到首都朝贡一次。

直到宋朝，因为武备不振，打不过辽国和金国，有史以来首次丧失天下共主的地位，以至于辽金都能自称为中国。

这意味着，宋朝自始至终都没能用天下体系来处理国际事务。

所以朱元璋在南京建立大明以后，首要任务就是重建天下体系，让大明成为天下共主，并以此来处理国际事务，于是朱元璋在《即皇帝位诏》里说：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命运亦终，海内疆土豪杰纷争。朕本淮右庶民，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趁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

朱元璋的意思是，宋朝国运终结，元朝继承中国正统做了天下的主人，现在元朝的国运也到头了，以后的中国正统是大明朝。

也就是说，朱元璋承认元朝是中国正统，而明朝的江山继承自元朝。

这么做有几个好处。

首先可以解决领土争端。

我们都知道元朝的国土面积大，包括蒙古草原、东北、西域等地方都是元朝的，只有承认元朝的正统性，明朝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

要是不承认元朝，而直接继承宋朝的法统，那么领土的事情就说不清楚了。毕竟宋朝连北京都没收回来，继承宋朝的明朝，又有什么资格说自古以来呢？

朱元璋承认元朝正统，也是为以后的扩张做准备。

其次可以解决民族问题。

当时的民族问题很复杂，蒙古、色目、回回、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基本是各过各的，如果没有一种共同记忆的话，很难把复杂的民族融合在一起。

现在朱元璋说了，既然你们能在元朝共同生活百年，那么大明做了元朝的接班人，你们继续在大明的旗帜下共同生活，合情合理合法。

这就通过承认元朝的法统，继承了前一百年的民族共同记忆。

这才是造反起家的朱元璋，昧着良心继承元朝的意义。

从朱元璋的即位诏书就能发现，他的野心绝不止恢复长城以内的汉家江山，而是通过继承元朝法统，进而继承元朝在天下体系里的位置，最后以汉人王朝的身份，恢复汉唐曾经拥有过的荣耀。

朱元璋的野心，我们可以称为民族复兴。

要实现民族复兴，需要两个必备条件：国力强大臣服周边国家、经济发达吸引周边国家。

安南、老挝、朝鲜都是地盘小实力弱的国家，在中国一家独大的年代，不管哪个王朝统一中国，它们都得来拜码头，所以重建天下体系的唯一的绊脚石，就是实力尚存的蒙古。

于是朱元璋开国以后，便陆续对蒙古发动13次北伐战争，到1398年去世的时候，基本完成战略目标，把成建制的北元打的四分五裂，再也不敢有入主中原的想法。

军事征伐的同时，朱元璋还在搞边防建设。

他把儿子们分封到西安、太原、北平等军事重镇做藩王，平时拱卫朱家江山，战时统领军队出征，同时在长城以外设立卫所屯军，给军人们分土地盖房子，让他们世世代代驻扎在那里，给祖国守边疆。

这种藩王+卫所的两套边防体系，基本巩固了大明的北方边疆，只要内部不出乱子，蒙古人根本不可能占到便宜，大明反而越过长城，逐渐蚕食蒙古的地盘。

那些投诚的蒙古部落，将来可以改编成“某某卫”之类的组织，平时朝贡战时出兵，成为大明朝天下体系中的一员。

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只要后世皇帝不改弦更张，按既定路线办事，大明就立于不败之地，迟早能成为元朝一样的天下共主。

但是朱元璋去世后，他生前的部署被彻底推翻，大明朝走向另一条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3

1398年朱元璋去世，未经世事历练的建文皇帝朱允炆，发布了一系列愚蠢的政策，不仅得罪了藩王，还得罪了朝野武将，唯独大明朝的文官们喜笑颜开，感觉遇到了真命天子。

朱允炆的神操作，让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发现机会，再加上大军包围北平朱棣命在旦夕，于是朱棣一咬牙一跺脚，发动了靖难之役，杀回南京夺了朱允炆的皇位，改元永乐。

所谓永乐，大概是永远快乐的意思吧。

做了皇帝的朱棣是永远快乐了，可分封在边疆的其他藩王不快乐，大家都是朱元璋的儿子，一起在边疆做穷人不好么，你朱棣为什么要先富起来，这就打破兄弟之间的平衡了呀。

你朱棣能起兵造反夺皇位，那我们为什么不行？

朱棣心里也很清楚，朱元璋的家法是嫡长子继承皇位，自己的皇位来路不正，手握重兵的藩王兄弟们肯定不服，那就只能亲自削藩了——

宁王迁南昌，辽王到荆州，沈王改封潞州，谷王废为庶人......凡是带兵的藩王，都没什么好下场。

朱元璋的洪武年间经常有藩王领兵征战的记录，例如“秦王樉奉诏征叛番”、“周王橚、晋王棡率河南山西军出塞屯田”、“燕王棣率总兵官周兴出辽东塞”等等，非常重用藩王。

但是自从朱棣登基改元永乐以后，史书上再也没有类似的记载，可以说，大明朝谁都有资格领兵打仗，唯独藩王没有。

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大明朝藩王体系，基本废了。

而没有统兵的藩王镇守边疆，那些卫所屯军便失去了支援，根本不可能长久坚持，于是开平卫、东胜卫等边疆卫所，要么迁到内地，要么裁撤，地位重要的大宁城更是割让给朵颜三卫。

朱元璋建立的边疆卫所体系，也逐渐废弃了。

藩王+卫所的边防体系退出历史舞台，但蒙古的威胁还在，文官和勋贵也需要制衡，怎么办呢？

朱棣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关于边疆防御问题，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将京军和东北边军合二为一，掌控了东北的沿边士马，做为代价，朱棣必须以天子之尊亲守国门。

而在权力制衡方面，朱棣给了宦官一部分权力，让掌握权力的宦官成为皇帝的私人工具，以此来替代藩王辅政的职能。

1403年，朱棣命顾城、何福等勋贵将领镇守边疆，同时选有谋略的宦官做监军，并且规定宦官的地位在勋贵将领之上，随后朱棣创建三大营，也让宦官做监军。

史书上记载：“内臣出镇自此始。”

1405年，蒙古游骑到晋北活动，朱棣派武城侯王聪、宦官山寿分别领兵，到塞外侦察敌情。同年朱棣准备下西洋宣示国威，选定的负责人是宦官郑和。

史书上又写了一句：“此为宦官典兵之始。”

之所以用宦官取代藩王，根本原因在于，藩王掌兵有造反的能力，宦官没有后代，皇宫是他们唯一的家，皇帝是他们唯一的主人。

历史走到这里，朱元璋准备迁都西安、以藩王、勋贵、文官为支柱的大明第一王朝，便成为迁都北京、以宦官、勋贵、文官为支柱的大明第二王朝。

不过朱棣是成功的。

经过征讨安南，朱棣成功收复丢失四百年的中国故地，凭借这份功劳，勋贵将领张辅封为英国公，沐晟封为黔国公。

经过五次亲征蒙古，朱棣用强悍的军事能力，把蒙古彻底打成游击队，并且纳入天下体系，让蒙古首领每年在固定时间、走固定路线，带着土特产进京朝贡皇帝。

做为回报，皇帝要赏赐丰厚的财物，价值往往是土特产的数倍到十倍。

此外，朱元璋设立的茶马司，是用100斤茶叶换一匹蒙古上等马，中等和下等马要按比例降价。朱棣为了结蒙古之欢心，统一改成8万斤茶叶换70匹马，每匹马的价格整整翻了十倍以上。

大明朝亏了经济里子，赢了政治面子，完善了天下体系。

用天下叙事来说，凡是接受了大明朝册封的国家，都属于大明朝的领土，那么册封蒙古、设立旧港宣慰司、船队抵达东非的大明朝，配得上一句“远迈汉唐”的评价。

成就大归大，但朱棣开创的大明第二王朝，不论选拔有谋略的宦官，还是亲征蒙古，都极其依赖皇帝的个人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强人政治，和朱元璋的国家体系建设有天壤之别。

遇到朱棣这种雄才大略的皇帝，大明朝可以强势崛起，一旦庸人取代了政治强人执掌大明朝，国运衰落便不可避免。

4

1424年，朱棣在榆木川驾崩，皇太子朱高炽继位，10个月后朱高炽驾崩，皇太子朱瞻基继位。

在朱棣晚年，大明朝便有“官吏贪残，非复洪武之旧”的说法，而且连年用兵国库空虚，所以朱高炽和朱瞻基都选择了休养生息，不愿意和朱棣一样再起兵戈。

正因为这样的执政理念，朱高炽得到仁宗庙号，朱瞻基得到宣宗庙号，他们在位的十一年被称为“仁宣之治”，号称盛世。

但我觉得，朱高炽和朱瞻基都被高估了，历史评价有些名不副实。

刚继位的时候，朱高炽准备效仿唐太宗李世民纳谏，便号召文官勋贵们提意见，结果翰林院侍读李时勉上书，给朱高炽提了几条建议，朱高炽大怒，把李时勉召进宫里打折三根肋骨。

打完李时勉，文官勋贵们再不敢提意见，朱高炽又闷闷不乐：“我让你们说话，你们怎么不说呢？”

就冲您打断李时勉三根肋骨的事，谁敢说？

相较于朱高炽的言而无信，朱瞻基是另一番模样。

有次朱瞻基在宫里读宋史，然后发表了一番议论：“宋之君诚失其弱。然其将帅，虽才亦不得展，尽为小人所蔽耳。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过也。”他是说宋朝武备不振以至亡国，都是因为皇帝被小人蒙蔽，不能重用武将。

我是有些想不通，到底是什么小人啊，能蒙蔽宋朝皇帝三百年？如果皇帝一直被小人蒙蔽，这宋朝江山就该亡。

堂堂大明朝的皇帝，读史就读出这么个结论，只能说明朱瞻基的认知很浅薄，个人能力也只是中人之资。

在这样的认知能力之下，朱高炽和朱瞻基的“仁宣之治”背后，是大明朝的内政急速恶化，国际势力的快速衰退，天下体系逐渐变得名不副实——

1424年，朱高炽加封杨士奇、杨荣等内阁大学士为六部尚书，随即“三杨”主政，军政大事无不参与决策，他们凭借威望资历，帮内阁拿到大明朝的军政决策权。

1426年，朱瞻基开设内书堂，请翰林学士教宦官读书，然后把内阁票拟交给宦官批红，导致宦官可以借皇权参与决策。

1427年，朱瞻基认为在安南作战耗费粮饷，命86000名南征明军北撤，放弃这块中国自古以来的土地。同年放弃开平卫，缩边三百里，北京彻底成为一座边塞城市。

1429年，废除松花江造船厂，大明朝退出东北。

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从此以劳民伤财为由，再不下西洋，大明朝和海外属国的联系基本断绝。

1434年，瓦剌太师脱欢剿灭阿鲁台部，雄霸草原，朱瞻基不管不问。

休养生息是不搞大工程，该做的事还得做，该尽的责任还得尽，但是以上这些事说明，朱高炽和朱瞻基沉溺于四海清平天下盛世的荣光，不再积极进取。

而这一桩桩一件件，把朱棣留下的优质资产放弃的干干净净，却没有改革朱棣留下的劣质资产，反而继续发扬光大。

例如放任蒙古互相兼并，导致蒙古诸部的势力不再均衡，一旦角逐出一个最强王者，便会谋求统一蒙古，进而骚扰大明边境。

例如藩王和宦官的问题。

朱瞻基就没有意识到，失去军事实力的远房藩王子弟，其实也是可以按照祖制考察，授予军政职务，做为皇帝的辅弼。

如果能用远房藩王子弟取代宦官，大明朝可能不会有“藩王俸禄太多”的问题，也不会有王振和魏忠贤等权宦遭人唾骂、进而给皇帝抹黑的问题。

这样的大明朝，就是一个正常的王朝。

很可惜，朱瞻基的认知限制了大明朝的发展，他真的辜负了“好圣孙”的评价。

而朱瞻基的不作为，将“靖难之役”后朱棣留给大明朝的隐患，近乎无限的放大，多年后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坑了明英宗朱祁镇。

也就是说，朱祁镇做了瓦剌留学生，百分之八十的学费都是朱瞻基给出的。

5

1435年正月，朱瞻基驾崩，年仅9岁的朱祁镇继位，命内书堂出身的王振掌管司礼监，七年后朱祁镇亲政。

从朱棣驾崩到朱祁镇亲政，大明朝已经“休养生息”了二十年，在人均寿命不高的年代，这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了。

实事求是的说，朱祁镇继位以后，是有一番明君气象的。

10岁的时候，朱祁镇到校场演武，命将军们以三支箭为标准，演示骑射能力。驸马都尉井源三发三中，朱祁镇赏赐一杯酒水。

有人说，王振公公演武时，表现好的直接提拔。但朱祁镇说，这种滥赏的事，我不做，想升官用功劳来换。

后来蒙古侵犯甘肃，朱祁镇命兵部尚书王骥节制甘肃兵马，刑部尚书魏源处理大同军务，结果“边境肃然，时称得人。”

而且朱祁镇非常喜欢免税，“免河南被灾田粮”、“免陕西平凉六府旱灾夏税”、“免两畿湖广欠赋凡六十四万石”、“免陕西被灾税粮四十八万六千石”等等，类似的记载比仁宣年间都要多。

这么一个年轻皇帝，你不能说他是天生的昏君恶棍。

即便是重用王振，那也是在朱棣开创的大明第二王朝体制下，朱祁镇找的一个亲近宦官做帮手。如果你说不能重用王振，朱祁镇也有话说：“太宗文皇帝能重用郑和，我凭什么不能用王振？”

再者说，用王振就一定是错的吗？

还真不一定。

朱祁镇重用王振，然后让王振放手打压文官和勋贵，是不是意味着朱祁镇的皇权压倒了文官勋贵，夺回了大明朝的军政大权和舆论话语权？文官勋贵向王振表忠心，是不是间接向朱祁镇宣誓效忠？

所以朱祁镇重用王振，和汉武帝重用卫青、唐玄宗重用李林甫、嘉靖帝重用严嵩是一样的性质，都是巩固皇权的手段。

而且王振也是有功的。

当时云南、缅甸一带有个麓川王国，军事实力非常强劲，时刻准备向云南扩张，内阁的“三杨”认为麓川是边远蛮夷，不值得劳民伤财，都不同意攻麓川。

但王振坚决主张消灭麓川。

在王振建议下，朱祁镇任命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同知李安和都督佥事刘聚为副将、宦官曹吉祥为监军，出兵征讨麓川。

这场战争打了将近十年，累计出兵四五十万，明军在西南地区横冲直进，1449年2月渡过金沙江，在缅甸孟养彻底击败麓川首领思机发，西南诸部心悦诚服：“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大军至此，真天威也。”

随后，王骥和西南诸部约定：“石烂江枯，尔乃得渡”，这才确定了大明朝在金沙江以东的所有权。

如果不是王振坚持用兵，任凭麓川侵扰云南，可以想见，云南是不可能守得住的，现在云南也不可能是传统内地省份。

所以说，1449年前王振是有功的，朱祁镇也有一番明君气象。

朱祁镇和王振遇到的真正问题是，大明朝在西南地区连战连胜的时候，朱棣迁都北京、朱瞻基躺平不作为的隐患，在大明朝的北部地区发酵了。

早在1436年，也就是朱瞻基驾崩的第二年，瓦剌便侵略凉州、进犯山丹、包围大同，明军连战连败，瓦剌大掠而去。

两年后，瓦剌的脱欢立脱脱不花为大汗，自己做了太师，基本统一蒙古草原。再过一年，脱欢死，也先继承太师位，逐渐蚕食脱脱不花的部属，“北部皆服属，势益横。”

1442年，朵颜三卫归附瓦剌，掠夺广宁前卫。这地方在山海关附近，已经非常靠近大明朝的核心地区了。

至此，瓦剌做大做强，基本恢复了洪武初年北元的实力。

1449年春，也先派庞大使团到大明朝贡，号称三千人，其实是两千。按照朱棣留下的惯例，瓦剌说来了多少人，大明朝就给多少份赏赐，从不清点人数。

但是对大明朝来说，这一年是个好年份，王骥已经平定麓川，数十万大军马上可以回到北方，这就意味着，大明朝可以反击瓦剌，不用再花钱买和平了。

于是王振一反常态，派人清点了瓦剌使团的人数，按照真实人数给与赏赐，并且刻意压低虚高的马价，导致瓦剌使团没有得到满意的贸易利润，赏赐也只得到预计的五分之一。

同一时期，大明朝派到瓦剌的使者想邀功，和太师也先说，皇帝准备和你联姻，让你做大明朝的女婿。结果也先的聘礼都送到北京了，朝廷说根本没这回事，大明朝是不和亲的。

这么一来一去，瓦剌太师也先的面子、里子都丢干净了。

同年七月，也先终于下定决心，兵分四路进攻大明——脱脱不花和朵颜三卫攻辽东、阿剌知院攻宣府、别将侵扰甘肃、也先亲自攻大同。

王骥和蒋贵镇守甘肃的时候，明军还能出塞反击瓦剌，打出“西边悉平”的战绩，后来麓川要打仗，王骥和蒋贵便率数十万明军南征，造成北疆空虚。

现在虽然打赢麓川，但王骥和蒋贵没有回师北方，那么面对瓦剌的全面进攻，朱祁镇和王振便遇到朱棣曾经遇到的问题——无人可用。

当年淇国公邱福兵败胪朐河，朱棣“以诸将无足任者，遂决计亲征”，从此开启波澜壮阔的五次北伐，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朱祁镇或王振，请你想一个问题：

“有太宗文皇帝朱棣的成功案例在前，有打赢麓川的功劳傍身，面对瓦剌的进攻而王骥和蒋贵没有回师，到底该怎么办？”

按照正常的逻辑，效仿朱棣亲征，才是朱祁镇和王振的首选。

毕竟迁都北京的大明第二王朝奉行强人政治，对皇帝的要求就是，对内乾纲独断，对外能征善战，朱祁镇亲征瓦剌，属于遵祖宗家法，秉太宗文皇帝的遗训。

这是朱棣迁都北京以后的路径依赖。

于是在1449年7月，朱祁镇下诏亲征，数十名文官勋贵从政。

战争的具体过程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几句话就能说完。

朱祁镇的诏书发布两天，便带着五十万大军出城，经居庸关抵达宣府、大同，发现瓦剌的攻势很猛，驻守大同的明军伏尸遍野，决定回师北京，绕来绕去走到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

朱祁镇和王振应该读过军事资料，知道土木堡附近有条河，堡内也能挖出水来，就决定在土木堡扎营，天亮再走。

结果到了土木堡才发现，那条河在土木堡南面十五里的地方，而且已经被瓦剌占了，堡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掘井两丈都没有水冒出来。

五十万明军人困马乏，和据守孟良崮的张灵甫似的，很快就没有战斗力了。

第二天，王振假意与也先议和，准备趁高层谈判的机会，让明军转移到十五里外的河边喝水，结果明军刚走出三里就被也先发现，随即命瓦剌骑兵反复冲杀，明军大乱。

明军原本就饥渴难耐，现在阵型又被冲散，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情况根本没法组织反击。

兵败如山倒的明军感觉打不赢，而瓦剌骑兵又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杀”，便纷纷脱下盔甲坐在地上，赌活命的机会。

朱祁镇和王振准备突围，但是冲不出去，王振被打死，朱祁镇“下马据地坐，敌兵拥之去，帝遂北狩。”

战争爆发前，也先的目的是掠夺大明财物，没想到抓了皇帝朱祁镇，战争爆发后，朱祁镇想为国戍边，结果做了瓦剌留学生，这样的战果是双方都没有想到的。

也先想不到大明朝如此不堪一击，朱祁镇想不到太宗文皇帝能做成的事，他为什么就做不成？

种种巧合，在大明朝的路径依赖下，促成了改变历史的“土木堡之变”，彻底打断大明朝如日中天的国运，仁宣之治后重新登顶的上升势头。

6

“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朝的政权结构被重新改造。

前文说过，早在朱高炽做皇帝时，“三杨”凭借威望和资历，就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拿到了军政决策权，朱祁镇继位初期，屡次派勋贵武将整理边防事务，但是都没有成果，这才提拔兵部尚书王骥节制甘肃兵马，开文官领兵之先河。

这两件事意味着，文官初步得到大明朝军政事务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此后，朱祁镇兵败土木堡，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泰宁侯陈瀛、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荣、驸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贵、李忠等勋贵武将战死，大明朝的勋贵武将被一网打尽。

这样的结果，意味着明军成熟的勋贵将领突然消失、新生代勋贵将领还没有培养起来，明军中高层出现权力真空。

而瓦剌兵临北京城下，大明朝必须重整军备抵御外敌，这就要求大明朝必须有人力挽狂澜，填补勋贵武将留下的权力真空。

谁来填补呢？

只能“照既定方针办”，用初步得到决策权和执行权的文官，统领明军抵御瓦剌。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兵部侍郎于谦凭借“言南迁者可斩”的态度，阻止了大明朝迁都南京的议论，当仁不让的成为朝廷主心骨，拿到抵御瓦剌的最高决策权和执行权。

换句话说，于谦的路线得到大明朝野的拥护，取得了类似于“遵义会议”的效果。

景泰帝朱祁钰握着于谦的手说：“任命你为兵部尚书，你办事，我放心。”

北京的三大营共18万人，大半折损在土木堡，于谦便从勤王军队中选出10万青壮，编成十营军队，于谦亲自指挥，并向朱祁钰立下军令状：

“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

理论自信和路线自信溢于言表。

随后，于谦推荐都督石亨为京营总兵，负责前线指挥。命参议杨信民守卫白羊口，提拔给事中孙祥、郎中罗通为右副都御史，守卫紫荆关和居庸关，派出15名御史到山河四省募兵。

于谦还建议朱祁玉废除监军宦官，朱祁钰难得反抗一次，不听，这才延续了宦官监军的祖宗之法。

原本也先就没有国战的想法，进攻大明只为求财，现在面对举国动员的大明朝，也先尝试着进攻北京，没攻下来，正好脱脱不花和阿剌知院对也先不满，也先担心后院起火，便撤回草原去了。

北京保卫战取得圆满的胜利。

而于谦提出的路线取得巨大成功，于谦也就成了大明朝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

文官成为一号人物，这可是大明朝立国81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这意味着于谦凭借北京保卫战的功劳，一举拔高了大明文官的职业上限，代表文官拿到了指挥大明军政的资格。

做为于谦的部下，新生代勋贵武将则彻底失去朝政话语权。

于谦当然是民族英雄，但他的文官身份决定了，北京保卫战之后的大明朝，不可避免的宋朝化，即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武将犹如文官门下走狗，文官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异化，百姓沦为文官士绅的血食。

而在失去藩王、勋贵等政治同盟后，为了和势力日渐雄厚的文官抗衡，大明朝的皇帝只能延续祖宗之法，继续重用宦官，勉强维持着皇权的自留地。

于是在王振之后，大明朝又出现刘瑾、魏忠贤等权倾天下的宦官。

这个文官和宦官制衡的大明朝，便是不再依赖藩王和勋贵、不再依赖强势皇帝、三权分立变成一家独大的大明第三王朝。

为什么越到后期，大明朝的文官骨头越硬？

根本原因就是，大明朝完成了股权置换，文官士大夫成了大明朝的股东，朱姓皇帝不过是股东们选出来的董事长罢了。

皇帝的命令，文官们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如果皇帝不喜欢某个文官，换上来的人，还是和他有共同利益的阶级兄弟。

而农业经济的核心是土地，土地是不会跑的，粮食也不是用来卖的。那么在农业经济下掌握大量土地的文官、士大夫、地主士绅，便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落后性。

在大部分文官士大夫的认知里，只要是不能种粮食的土地，每一寸都是多余的，对外征服是劳民伤财，守卫边疆是耗费糜繁。

于是，大明第三王朝不断缩边，河套做为北京门户，始终没能收回来，朱元璋在哈密和沙洲设立的卫所，最后也不了了之。至于到海外宣示国威重建天下体系，文官士大夫基本没有兴趣，反而对出海走私谋私家利益很有兴趣。

大明朝的复兴大业至此腰斩，朱元璋重建天下体系的雄心犹如过眼云烟，朱棣巡游大洋的赫赫国威如同镜花水月。

那个四面出击的大明王朝，逐渐变得保守内敛，成为一个不求上进半死不活的老大帝国。

大明朝彻底丧失了和汉唐比肩的可能。

7

大明朝的国运止步于土木堡，但问题要分两面来看。

土木堡之变以后，文官士大夫执掌大明朝，让国威煊赫的大明朝彻底宋朝化，但大明朝也换来国祚延长。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朱元璋的大明第一王朝，大股东是藩王和勋贵，朱棣的大明第二王朝，大股东是皇帝和勋贵，这些人都是世袭的，而世袭必然导致能力退化。

例如朱元璋时期，扬州卫指挥使单寿原本不习弓马，按照法律规定承袭父职以后，被派到泰州剿匪，结果被土匪吓的拨马便走。

这才是第二代世袭勋贵，如果大明死水一潭的混下去，没能吸收新鲜血液，那么两百年后，大明军队的战斗力肯定指数级下降，大明朝廷的统治能力，也会退回到东晋的水平。

而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朝完成股权置换，保守封闭的士绅地主家庭，量产了层出不穷的小镇做题家，他们成为大明朝的流动股东，意味着大明朝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家族实现利益捆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所以大明第三王朝才会出现于谦、杨廷和、杨慎、张居正、王阳明，乃至最后的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

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小镇做题家们，保证了大明朝的阶层流动。

而他们相继拥有大明朝的股权，才对大明朝有归属感，愿意和大明朝结成利益同盟，并且为大明朝出生入死。

完成这种“政权全民化”的股权配置，大明朝就有了漫长的生命力。

所以开拓进取的大明第一、第二王朝，转向保守内敛的大明第三王朝，本质上是用政权质量换政权寿命。

只能说，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吧。

如果朱元璋和朱棣从陵墓里醒过来，看到大明第三王朝的小镇做题家们，可能会用复杂的心情说一句：

“我不喜欢你们，但我谢谢你们。”

土木之变——大明中衰的开始

导读：1449年8月31日(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瓦刺军发动进攻，明军全线崩溃。在混战中，王振被明将樊忠以梗击死，英宗被瓦刺军俘虏,，50多万明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史称"土木之变",也称“土木堡之变”。“土木之变”使明朝国力受到严重削弱，成为明朝由前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土木之变震惊世人，不仅明英宗沦为瓦刺军队的阶下囚，而且整座京城也发岌可危。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时年三十七岁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突然患病后驾崩，八岁的长子朱祁镇仓促中即位，在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皇后）的支持下，及内阁辅臣们的全力辅佐下，幼年皇帝平安接过皇位，以下一年为正统元年（1436年），在波澜不惊中成为大明王朝新一代主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内廷有太皇太后掌管，外朝以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三杨”为首，处理朝政，蹇义、夏元吉等分用各部事，内外安定无事，延续了仁宣以来清明的政治局势。但是，在表面安定之下，宦官势力作为潜流在暗暗滋长。

王振，原本是蔚县（今河北蔚县）读书人，而且已经做到了地方教谕，永乐末年因犯罪，本当发配，恰好内宫在蔚县选用宦官，王振乘机自宫，自荐入宫。当时宦官皆是文盲，王振因是儒生出身，一进宫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见识，其本人有擅长权谋，地位一路扶摇直上。而且王振算是在官场混过，察言观色十分有经验，宣宗即位后，十分信任他，授予他东宫局郎之位，负责侍奉皇太子朱祁镇读书，及其他生活琐事。王振服侍太子十分殷勤，对于小孩子的种种要求，都尽可能的予以满足，太子对于他十分依赖，称呼其为“王先生”，这在之前的宦官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宣宗驾崩后，太子即位，即英宗皇帝，时年仅仅八岁。甫一即位，英宗即将王振提升为宦官之中的最高位“司礼监掌印太监”，以示亲近及重用。由于父亲早亡，自己年幼不谙世事，而王振在之前及以后均长时间守候在自己身边，事无巨细，呵护有加；潜移默化之下，英宗渐渐有了王振替代自己一部分“父亲”角色的潜意识思想。这也是以后王振能依靠皇权威执掌权柄的条件之所在。

在正统初年，王振虽然占据高位，但是外有号称贤相的“三杨”辅政，内有诚孝太皇太后主持，王振没有窃权机会。王振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寻找空子，以自己对英宗的影响力，渐渐有了左右朝政的力量。对于太皇太后及阁臣们，他总是毕恭毕敬，每次奉旨前往内阁时都主动站在门外，以示不敢随意出入国家重地之意。当阁臣面，还常常跪地上奏英宗，劝诫勿以游乐耽误国事。以至阁臣们发出“宦官中竟有如此之人，真是难得”的感叹。

英宗年岁渐长后，每次临朝，王振总是将自己探得的各种消息告诉他，如何使大臣臣服、如何赏罚分明、如何树威，等等等等，皆晓以应对。英宗以王振所教应对朝政，往往灵验，对他非常钦佩，大臣们对于皇帝小小年纪遇事不慌应对不乱也十分惊奇，以为是天纵英才，没有人知道是王振从中做了手脚。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内廷中无人再可以控制王振。而外朝，杨荣已在正统五年（1440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而引咎辞职，杨溥一人且已老，不是王振对手。其开始肆无忌惮起来。

英宗年岁渐长后，为树威及建立所谓的边功，王振挑起与西南边陲麓川地方势力的战争，先后数次征伐麓川（也有的意见说明征伐麓川，于国家是正确有益的，有效的打击了西南地方势力，“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逺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仁宣以后，逐渐开始掌控朝政的文官集团见王振权势越来越大，已有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意思，自然想将其压制下去，纷纷对英宗上疏，以“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的理由规劝皇帝，意图使皇帝约束王振。

英宗依赖王振，称其为先生而不呼名，对于朝臣上疏，约束王振之意见并不在意。王振气焰愈发嚣张，对于冒犯自己的文官，直接罗织罪名处死，，并利用手中权力，结党营私，并残酷对待反对自己专权及对自己不恭不敬之大臣们，造成王振势力与文官势力的尖锐对立，势不两立。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王振的权势达到巅峰之际，西蒙古瓦剌部（即卫拉特部、后世的漠西蒙古）首领，太师也先再次遣使前来“朝贡”，以口头上的称臣获取实际利益。之前，也先祖父马哈木，父亲脱欢皆是瓦剌首领，在脱欢与也先手中，瓦剌统一了蒙古三部，名义上奉蒙元后裔脱脱不花为汗，实际上自己大权独揽。并以“朝贡”为名，向大明派出使团，以马匹换取中原物资。之前数次，瓦剌贡使均得到超过贡物价值的回赐，所以瓦剌逐渐增加贡使数量，从额定的五十人，渐次增加到二千人以上，并虚报为三千人，以获得更多回报，胃口越来越大！

此次瓦剌贡使前来本以为与前次一样，会获得丰厚利益，但是主持封贡事宜的王振，这一次却并没有按照之前的惯例予以赏赐，而是一反常态，吩咐按实际人数给予赏赐，并将瓦剌贡物削价，按五分之一价值赐予回赠。瓦剌贡使没料想愿望落空，恼羞成怒，返回后添油加醋保之也先。也先于是以明减少赏赐，欺凌外藩为借口，兵分四路大举攻明，并亲率大军进攻大同。

如果按照之前的大明与蒙古诸部的摩擦来看，此时明军虽不及太祖成祖时期的精锐，但是余威尚在，宿将勋臣尚存，即使不能击败瓦剌来犯之敌，只要边将据长城坚守，再以精锐择机出动，攻其薄弱，至少不会以大明士卒物资之丰富，断没有大败的道理。但是，王振骨子里一个半吊子文人，又受英宗无条件的信任，几年间掌握大权，诸事皆顺，志得意满之下，居然也“热血”起来——直接鼓动皇帝，效法成祖北征，亲征瓦剌，他以为只要皇帝出征，瓦剌必然见而远遁，不敢接战。英宗也想建立曾祖父那样的赫赫武功，更想证明自己是天纵英才。于是，在一片仓促之下，原本应该详细布置的皇帝亲征之役，短短四十天，就在英宗赞同，王振操控下，鼓噪而出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英宗以立两岁的长子朱见濬为太子，以皇弟郕王朱祈钰辅佐两岁的太子朱见濬，留守京师。亲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五十余人，及京师三大营为主的二十万大军出征，号称五十万，意图以煌煌上国的气势，压服瓦剌，一战破之。

本来大军出征，诸事繁琐，一切军政大事必须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后勤是重中之重。但是英宗深信王振，弃宿将英国公张辅等有实际经验的勋臣不用，也不采纳随军的兵部、户部尚书邝埜、王佐的意见，将一切大权军政交至王振，诸事需先得王振同意，才得以施行。而王振，即毫无军政经验，又滥施淫威，前军主帅成国公朱勇，以“膝行入帐”才得以见王振请示，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因事触怒王振，被罚跪于草丛之中一天。这些国家大臣尚且如此，普通士卒民夫更加不值一提，自大军出征起，便因粮草准备仓促及军事组织不当，引起军内自相惊乱，尚未到达大同，乏粮之事已经发生。军民死亡逃离无数，尸骸满路，人情汹汹，军心已经不稳。

八月初一，大军抵达大同。瓦剌见明军前来，故意示弱撤退，英宗、王振见敌军撤退，以为瓦剌畏惧天兵之威，决定继续进攻。得大同镇守太监的真实战况汇报后，又十分害怕，连忙自大同撤军。途中王振为耍威风，令大军绕道蔚县，以使皇帝驾临家乡，展示荣耀。行至半路，又想起大军过境，会踏坏自己家乡的庄稼，再次令改道转向宣府。八月初十，大军至宣府，而瓦剌骑兵追踪而至，英宗以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自己急忙与王振向京师撤退。吴克忠、吴克勤拼死抵挡，均壮烈战死沙场。英宗惊慌失措，再以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又于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朱勇以下三万人全军覆没。

八月十三，在后路明军不顾生死的阻击下，英宗大军暂时摆脱瓦剌骑兵的追击，抵达怀来县城二十余里的土木堡。此时，如果以精锐护送英宗急速驰奔怀来城，或趋居庸关，无论大军如何，至少皇帝本人的安危可以保证无事。但王振为等待装载有一路搜刮得来财物的千余辆辎重车，不顾皇帝、文武百官及大军安危，严令大军就地扎营。而就是这一命令，改变了数十万人的命运。

八月十四，大军拔营，为时已晚，瓦剌追兵已团团围住土木堡。明军被围两天，极度缺水，军心大乱，陷入绝境。也先又谎称议和，遣人入营麻痹明军。英宗与王振见瓦剌议和，大喜之下，放松警惕，不辨真伪，立即答应，并派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也先再故意令军队稍稍退后，将土木堡南面的河水旁空地让出，预备明军放松之际，出营争水时出兵突袭，一举击溃明军。明军见瓦刺军后撤，不加分析，轻易相信议和为真，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取水，阵营大乱。瓦剌伏兵见机转头直冲入阵，一面大肆砍杀，一面高呼“解甲者免死”，混乱中明军无法组织抵抗，大部溃逃而散，一部分解甲投降。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大学士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大臣战死，英宗被俘，而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无比愤恨的护卫将领樊能击杀。土木堡一役，明军大败，社稷几乎倾覆。

综上所述，土木堡之变，无关于天灾，就是人祸！而要为这一惨败负责任的，首先就是王振，擅权开衅，逢君作奸，纵百死莫能赎。其次，英宗也要负很大责任，宠幸王振，导致朝政紊乱，听信怂恿，轻率行事，从而兵败被俘，咎由自取。而这一切，在正统元年，英宗即位，王振成为司礼监掌印之时，祸根就已埋下。

大明王朝土木之变

公元567年9月1日， 1449年9月1日(农历八月十五),土木之变。1449年09月01日(距今567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成)明英宗被王振挟持以五十万大军亲征蒙古瓦刺部。是日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南)被瓦刺军包围，英宗被俘。此为“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刺军反被俘虏的事件。以发生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宦官王振堂管司礼监，把持朝政。当时，北方蒙古族瓦刺部日渐强大，构成对中原的威胁。而王振对北方边防不作战备。1449年(正统十四年)7月,瓦刺首领也先率军南下进攻明朝，主力直逼大同。明英宗在王振鼓惑和挟持下，不顾臣僚劝阻,决意亲征。由于王振贻误军机，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刺军包围。

1449年8月31日(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瓦刺军发动进攻，明军全线崩溃。在混战中，王振被明将樊忠以梗击死，英宗被瓦刺军俘虏,，50多万明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史称"土木之变",也称“土木堡之变”。“土木之变”使明朝国力受到严重削弱，成为明朝由前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土木之变震惊世人，不仅明英宗沦为瓦刺军队的阶下囚，而且整座京城也发岌可危。

危难当头，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他同文武官、内外臣一起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率领各方力量，同仇敌忾，保卫京师。在京师居民支援下，击退了入侵的瓦刺军。也先欲用英宗为人质，进行勒索、逼降，但未能得逞。也先在勒索不成、进犯又被抗击的情况下，于景泰元年(1450年)放回英宗。

这是历史上唯一位被俘而又安全回归的皇帝。被放回后的英宗在南宫平静地做了六年太上皇后，终于在1457年的夺门之变中重新坐到皇帝的宝座上。

土木之变到庚戌之变

为什么明朝中后期面对蒙古如此被动？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在推翻蒙元朝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明朝和元朝有着不共戴天的大仇。不仅蒙古人，其实明朝也担心会被反扑，所以双方基本上是三年一小战，十年一大战，可以说是矛盾不断、战争不断，都把对方当成了最大的敌人。

朱元璋和朱棣时代，曾多次深入大漠，特别是朱棣还五次亲征，都很有效的打击了蒙古当时的战斗力，但是蒙古就像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虽然实力有所衰落，黄金家族已经失去了正统地位，但是不管是北元也好，还是分裂的鞑靼和瓦剌，统治阶级并没有消失，这肯定有再次崛起的可能。

果不其然，朱棣之后，明朝和蒙古之间的实力发生了微弱变化，明朝面对蒙古人有点疲于奔命，而鞑靼和瓦剌开始轮流寇边，局势对大明越来越不利。

不止如此，在明英宗时代，搞了一次亲征，结果从上到下被人家一锅烩了，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在土木之变之后的整整一百年，又发生了俺答汗入侵北京的庚戌之变，明廷勉强接受了俺答汗的条件，人家才退兵。

虽然蒙古人轻易不敢深入明境腹地一步，但攻守异位，时不时地来这么一下，也会惊出大明朝一身冷汗。

那么为什么明朝中后期面对蒙古这么被动？

明朝的时候还处于小农经济，属于靠天吃饭的时代。所以经过朱元璋和朱棣两朝大规模的北伐，消耗巨大，给明朝财政出现了极大地困难。明宣宗开始就停止了向蒙古的北伐，不止如此，朱棣辛辛苦苦把越南拿下了，到了这个时期又被放弃了。

所以说明朝面对蒙古已经从积极进攻转为积极防御，双方之间偶尔会爆发边界摩擦，但基本上朝廷不再选用劳民伤财的军事手段去解决，取而代之的是采取政治分化，经济封锁等长时间的消耗战的手段来击垮蒙古人，毕竟战争往往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对明朝来说也是个消耗。

况且明朝上下很多人都认为北元小朝廷已经日趋式微。甚至分裂，黄金家族更是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都把北方当作了一盘散沙的小部落，认为其已经不足以威胁明朝本身。

其实这个观点有点自欺欺人，既然没有消灭，就有再次崛起的可能。而且从历史上看，盛极必衰，明朝走向衰落是迟早的事，况且大明的皇帝并不都是朱元璋和朱棣这样的英明之主。

而蒙古部落也不全都是昏庸无能之辈，一旦出现像也先或者俺答汗这样的强人，足以存在威胁北京的能力。

表面上看不管是土木之变还是庚戌之变，其导火索都是贸易问题。战争的原因我们姑且可以认为是这样，但是能够在面对也先或者俺答汗时，表现得如此被动，可见大明已经没有了危机意识。

的确，明朝中后期以来，皇帝各忙各的，都有着自己的爱好，朝政几乎早已荒废掉了。根本不重视北方防务。边镇军屯被破坏，边粮匮乏，士兵逃亡，防务完全废弛。

在这两场相隔百年的事件中，蒙古人几乎轻而易举的就打到了北京，差点使明王朝面临着覆亡的危险。

所以这种天子守国门到底对于明朝有多大的作用，有待斟酌。尽管蒙古始终无法恢复对中原的统治，但这并不能就此说明他们完全放弃了恢复中原统治的希望。毕竟对于蒙古人来说，只有大明王朝这么一个对手，他们也不指望和成吉思汗那样向西扩张了。

而纵观大明一朝，内忧和外患长期伴随，这对大明来说，是比较郁闷的。北患持续了两百多年，而东南沿海的海患也来了，甚至西南也长期不稳定。

明朝在时不时地来个天灾人祸，都极大地在削弱大明的实力。

土木之变：大明之耻，为何后世史官要抹白？

作者：郑宁  来源：观学院

导读：土木之变是明朝王朝的耻辱，明英宗皇帝亲征被俘，明军以多败少，丢盔弃甲，守将弃城逃跑。场面难堪，丑态尽出。后来，许多史书将战争失败归结于宦官王振一人。不过，事实真的那么简单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郑宁为大家带来《帝国的耻辱：土木之变的历史真相与历史书写》。

郑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明代的一个历史事件——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对于整个明朝的历史，发生了一个转折的作用。在这事件之后，整个国家的战略发生了从外向到内向的转折，从带有进攻型的到趋向于保守的转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土木之变前，明朝皇帝都是用活跃进取的姿态，经常不待在北京，动不动就带兵出去，去巡边去打仗。

正统十四年，皇帝又亲自带兵亲征，结果不仅打败了，还被人家给捉了俘虏。自那以后，明朝从大臣到皇帝，都有一个想法，千万别出去。除了性格比较叛逆的明武宗朱厚照之外，其他的只有嘉靖皇帝去了湖北一趟。明朝从不怕打仗，甚至想打仗，变成了完全怕打仗。

对于这样重要的事件，任何史书上，都会浓墨重彩的写上一笔，无论是今天写的明朝的历史，还是清朝人写的明史，或者明朝人自己写的史书，都会提到土木之变。然而，这一事件记载的并不清楚，史书对其中重要细节似是而非。

1

不可避免的战争

瓦剌一度属于明朝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在永乐年间，宣德年间，瓦剌一般派30个人左右来朝贡。但在正统13年，战争爆发前一年，瓦剌一次派了3000个人来，明朝对此表示不高兴。

更过分的是，瓦剌3000人来，还要在领赏的时候虚报人数，说自己4000人。最后明朝采取的办法，就是数人头。《明英宗实录》记载，因为这事，瓦剌没有达成目的，于是“虏酋愈怒”，之后就发生了互相扣留使者的外交事件。

当然这只是一次导火索，瓦剌在事件中并没有吃亏，3000人还是受领了。如果完全是从利益考虑，他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发动战争，来中断这样勒索式的强掳。

我们对于整个的分析，不妨从整个局势来看，这是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明朝初年，整个北方的形势。元朝之后是明朝，但其实，如果我们直接说，就是朱元璋建国就灭掉了元朝，这还有一点牵强，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比如元顺帝，他是自己从北京跑掉的，他跑到元上都，后来他病死在那里，他之后元朝的势力，蒙元势力退回到漠北，学术界称之为北元。

明初几次北伐，主要就是与这样一个北元力量作战，那么明军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战果，基本上等于把它打散回部落状态，大概蒙古人分成三个部分，偏西边的，我们叫瓦剌，清代史料中会叫卫拉特，那么还有东边的一个比较少，一开始比较亲明朝，明朝给他们设了这三个机密卫所，称朵颜三卫也叫兀良哈。

正中间的，是自认为蒙元正统的鞑靼，实力比较强，所以永乐年间的北伐，几次都是围绕鞑靼展开的。摁下葫芦起了瓢，鞑靼被摁下去之后，瓦剌就强起来了。在经过马哈木、儿子托欢，和孙子也先三代人的努力，到也先的时代，瓦剌已经基本上把整个草原归到自己的势力之下了。不仅如此，也先还做了扩张，在西北方向对哈密和罕东左卫，发动了进攻，在东北方向对女真发动了进攻。

蒙古人和明朝人交际的地方，那么在明朝的西北方向，嘉峪关外明朝以哈密，还有所谓关西七卫，作为一个屏障，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支撑，那么在东北方向，这个女真的努儿干都司部落是明朝的一个支撑。

而在正统14年，土木之变爆发之前，也先不仅几乎统一了草原，而且还正在剪除明朝的这两个支撑，甚至于他给女真各部落，还发出了一个文书，大概就是说，你们要记得之前是元朝皇帝的子民，要记得救恩。在这样一个情况看，就无论从战略形势上，似乎瓦剌甚至对明朝完成了一种在北方的半包围。

还有他的一种野心，他开始提到了元朝皇帝的事情，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你很难会想象，也先这样一位草原民族政治家，在完成了蒙古部落的统一之后，会和明朝和平共处？他还完成了统一，还追思起了成吉思汗的事迹，他一定还会有下一步，所以战争的爆发，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原因。

2

追慕父祖荣光

明朝和蒙古打仗，大仗小仗，中叶尤其之多，那么战争的问题在于，皇帝为何要亲征？有人会说明英宗的父亲，明宣宗朱瞻基和太爷爷永乐帝朱棣都是亲征的，所以明英宗追慕父祖的荣光。

还有另一种说法，清朝人编的明史说“罪责在王振”。明朝人编的《明宗实录》，也会反复的写王振胁迫皇帝亲征等等这样的说法，把锅甩到了王振的身上。当然王振肯定有责任，但我们把整个的过程给连贯下来，会发现问题，不能够只归结于这一个事情，我们还是用明朝自己官方的史料看，看战争爆发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正统十四年，瓦剌这一次进攻明朝，不是从一个方向进攻，而是兵分四路东起辽东，西到甘肃，不可能是一个偶然的外交事件引发的，而是早有准备。其中最重要的是，也先亲自进攻大同和临近的宣府（今张家口宣化区）。明朝方面也得到了消息，向大同方向，派出了一个将领。

6月30日，进一步的前沿消息传来，这一天皇帝左顺门开晚朝，与群臣们加班商议。群臣们讨论的结果，就是派45000士兵增援大同和宣府。

但是7月11日，也先当天进攻大同，明朝参将吴浩出击，结果兵败阵亡。同日，宣府也遭到了进攻，明军也打的不顺利，消息立刻就传回到了北京，两地距离不远。

7月12日，那么朝廷再商议结论，就英宗决定要出兵，并且立刻下达了命令。到7月16日就出动了，它的转折点在于7月11号的这次败仗，明朝开始调兵遣将，结果最后打败了。

打败了之后，最高拍板人明英宗显然是生气了，你们不行，我行，我上。明英宗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大家如果往前去看，比如他的太爷爷明承祖朱棣，后来要亲征，就是因为第一次时候是派齐国公邱福亲征，结果全军覆没，朱棣就很生气，我行我上还是我去。很难不去想明英宗，他不受到他父亲，还有太爷爷的启发。

7月14日，大臣们上了一个奏意，就说皇上千万别去，皇上给它驳回来，坚决要去，率领数十万人，带了一个月的干粮。那么明军有多少人？大部分史书记载的，是50万，但明实录、明史都没有讲清楚多少人，这么一个重要的事件，最后连参战兵力都没讲清楚。而50万这个数字的由来，最早追溯到景泰初年刘定之写的《否泰录》，就讲“官军私属五十万人”；也有另一种说法，有一个从土木之变兵败中逃回来的人，叫李贤，后来很著名的一个大臣。他说土木之战中就只有20万人。我们要分析一下，到底有多少人。

英宗在京的五军、神机、三千这三个营的官军，我们称之为叫三大营，是明代初年，京军的一个编制，它是明成祖朱棣亲征蒙古留下来的。那么到正统年间的时候，这50万大军逐渐从亲征军编制，变成了训练营编制。所以明英宗，就直接就把这50万人给带走了。那么满编的三大营确实是50万，但问题是它不是满编。在实行户役制下的明朝，当兵不是好差事，所以很多人想尽办法逃避兵役。

明初逃兵役非常严重，史料记载，就在正统14年打仗之前，明朝摸了一遍家底，全国本该有320多万人当兵，实际上只有160多万人，缺了50%。明军在之前的遭遇战中已经损失了一些兵力。算上去，明军的总兵力应该在25万左右，虽然被打了一个折扣25万，但是瓦剌的兵力，其实是很少的。学者普遍认为，瓦剌的总兵力可能是3万多人，而且土木堡之战，不可能投入3万多人，它要有迂回穿插包抄，3万多打25万。

明英宗想出去找人打仗，但是不知道人家在哪，所以他就从北京出发，25万人，浩浩荡荡，带了一个月的粮草，就和今天从北京出发，去居庸关旅游的路，去了现在张家口市的宣化区，那个地方叫宣府。宣府是明朝在长城防线上的，九个最重要的堡垒。大家可以想大堡垒，先去了宣府，没找到人，从宣府再接着去大同，到大同之后也没找到人，就回来了。

有很多材料记载说，就是这种战略上的盲动，我想其实不是盲动，因为看了一下日期，发现很有趣。他们出北京的时候，带了一个月的粮草，7月16日出的北京，8月1日到了大同，正好15天，粮食吃到一半了，你不回家干什么，所以当然你可以说，大同会有补给，会有什么，但是他的战略构想，就是从大同就回去了，那么在回去的过程中，就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都赖王振

后来明朝人在检讨打败仗的原因，都赖宦官王振瞎指挥乱走路，当时其他的人就建议，说北边沿着长城走太危险，我们走南边走紫荆关，回北京这样绕开比较安全，大同的总兵郭登就提议走紫荆关，南面走比较安全，但是王振不听，王振不干。

王振是河北蔚州人，他想带着明英宗回自己家里耍耍威风，但是，从这张明代的驿站图中，我们意外的发现一点，从大同到紫金关，就是郭登建议的这条路，正好要路过蔚州，那王振何必不听呢？正常的思路应该是，郭登说大军不要沿原路走了，走紫金关吧，王振一想，正中下怀，心下大喜。

如果就这么走，那何必会有“王振不听”这一说法出现？这显示出，史书的记载可能另有隐情，想用一个谎去圆另一个谎，就会圆出问题。那实际上明军是怎么走的？我们把明英宗每一天去过的地方，给它连成一条线，也不对。假设北面沿着长城是北线，南面走紫金关是南线，那么按照这个讲法，应该是先走南线后转到北线。但是实际上把它连线之后，它基本上是北-南-北，这样来回辄来回辄。

王振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怂恿的角色，作为奴才，他也说不定是在替主子找借口。明英宗怂了，他就说我想让皇上去我家看看。明英宗又鼓起勇气了，他就说是皇上怕踩了我家的麦子，所以我们要北边走。

4

前哨战爆发

有史书记载，就是因为这样来回走，耽误时间，导致明军主力被瓦剌追上。来看一张地形图，最左上角的小红点点是宣府，已经有情报得到，也先亲率大军要过来了。

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时候，明英宗真的是要跑，要么赶紧撒了欢的往北京跑，要么我就蹲在宣府不动，反正你啃不动我。但是明英宗不是，第二天，完全不在意，走了56里，第三天就走了20里路，折合今天10公里，微信步数2万步都不到。

大军走了一天，才走了不到两万步，他就停下来了，明明知道后面瓦剌追过来，他居然就停下来了，更神的是第三天，8月13日，大军正准备要出发了，突然情报传来说瓦剌已经进来了，可能要袭击大军的后卫。明英宗来精神了，咱不走了，就在这里等着，这完全不像一个逃命的样子。

明英宗蹲着不走的地方叫雷家站，正好是进入了山间的谷地河谷，换言之，就是他带着20万大军，在这里正好可以展开。那么很有可能是明英宗就是想打仗，所以他一路走走停停，一看到这里能打仗了，赖在这里不走了，就等着要和瓦剌打仗。

那么就爆发了双方的前哨战，明英宗很激动，就让殿后的后卫部队出击，后卫部队的领头侯号的恭顺侯，是从蒙古投降过来的悍将。大军出征以精兵殿后，结果恭顺候的部队战败，他自己也阵亡了。

消息传来之后，明英宗又下令，调动了四万人精锐部队去增援。结果这四万人在鹞儿岭全军覆没。两场遭遇战失败，死伤至少在五万人以上，显然是把明英宗的豪情壮志给打破了。本来想要和人家摆豁一场的，结果最精锐的部队，都被人家给全部消灭了。

这个时候，他开始吓破胆了，就拔营往北京方向跑，从中间的雷家站，往东边的土木堡-怀来方向跑，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土木堡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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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战

后代的史书，或者说后人在检讨的时候，又会讲一个问题，就是你干嘛要在土木堡这个地方停下来？你再往东边跑一点点，跑到怀来城就好了，怀来这个地方，过去是个明代的军制边城，你跑到怀来不就好了吗？那就是各种记载就讲不清楚了。

一般来说包括明史说的是王振很生气，所以要在土木堡要打一场，《明史纪事本末》记载，王振说他运输财产的辎重车还没有到，所以要等一等，在土木堡停一下。

《明英宗实录》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正当雷家站这个地方激战正酣，明英宗准备跑路的时候，在北边山谷口有个地方叫麻峪口，出现了瓦剌的骑兵，并且和明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说明当瓦剌的部队在从后卫追到明军的后卫时，同时还有骑兵迂回包抄，从两翼过去了。

从地图上看出，它已经迂回到明军的后方了，加上瓦剌是骑兵，明军又是以步兵为主，很有可能出现一个事情，就是明英宗还没跑到土木堡，甚至还没跑到怀来，瓦剌的迂回部队，就已经先跑到怀来了。你可以讲一个问题，先跑到怀来，也不怕怀来有守军，刚才不说了他一个卫吗？有5000多人，稍微支撑一下也行，反正瓦剌一共就三万人。

我们会看到更有意思的材料，在这场整个战争结束之后，明军方面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战败，有一个人叫叶盛，说都怪当年都怪独石、马营等等这样地方的人，他们不战而退，就跑掉了，所以才导致了失败。

他是一家之言，那么景泰年间，主持朝政的兵部尚书于谦，也是这么认为的，这是一个权威定性。他说当时打仗的时候，独石、永宁等等11个城，不战而溃，自己就跑掉了，所以导致了“虏寇”，就是瓦剌的骑兵，如入无人之地，随便去。

为了这件事情，景泰年间就惩处了一大批不战而溃，弃城而亡逃的武官，其中就有守备怀来署都指挥康能等等一帮人。换言之，明英宗还没跑到土木堡，这帮人就自己先跑了。那么你可以想象，当瓦剌的骑兵，已经迂回过去，抢在了明英宗的前面，而怀来又是一座空城的情况下，明英宗怎么可能进城，你就算进了城里面，恐怕都已经是瓦剌在里面瓮中捉鳖等好了。

在怀来失守的情况下，明军在土木堡扎营，恐怕是一个迫于无奈的选择。英宗实录里还记载，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所以没有水，挖井挖不出水，但是外面有一条河，而明军到的时候，河的取水口已经先被瓦剌的骑兵给占住了。

那么更有可能是他一路跑，跑到这里实在跑不动了，就被人给摁住了，摁住之后，这就发生了这样一场战斗。网上现在形容这种战争的时候，有很多段子，大家也会觉得，那么瓦剌方面最多投入三万人，明军这个时候，就算前面战败了，25万人出来，前面遭遇战失败了，也得有个小20万人，就是20万头猪，三万人一时半会也抓不完，但是这个战争怎么开启的，史书中记载非常有意思，就是都能少讲就少讲，能不讲就不讲，尽量不要讲。

所以就让人很奇怪，就没有发生一种热血的殊死搏斗吗？英宗实录的记载：大军一动就乱了，一乱了就败了。以前有个从土木堡逃出来的人，他记载倒是蛮有趣的：明军实在已经渴了两天了，就在土木堡这个地方被人围困了两天。

在这种情况下，瓦剌方面可能使了诈，明军大部队一下子，都跑到这个河边想去喝水，结果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大军阵型一乱，一帮人涌着去喝水，瓦剌的骑兵就冲杀过来了，明史纪事本末记载的很精彩，叫做“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以前记载的就是，明军就是竟无一人与斗。大家要么就盔甲一脱等死，要么就是这四处乱跑，很不堪。

后来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明朝使臣杨善出使瓦剌，瓦剌人就问他，说当年我们在土木堡打仗的时候，你们南朝兵好奇怪，大家兵刃交接都很紧张，结果你们的人把盔甲一脱，哪有这种打仗的方法？当然杨善他口才很好，他就给人家怼回去了。但这也告诉我们，确实战争就是以这种非常不堪的情况收尾的。也就映示了为什么几十万大军会一战而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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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论往事

关于战争的最后一幕，就是明军到底死了多少人？为了证明土木之变，在历史上一个转折的作用，大部分材料中都会说全军覆没，但应该全军覆没不至于，比如李贤说死者三分之一伤者居半，还有三万人瓦剌，真的要把20多万人都杀光，刀都能砍刃。

土木之战结束后一个月，明军就细细的收罗了。打扫战场。打扫出了很多东西。如果说是20万人全军覆没的话，哪怕剩下十分之一，也得有两万顶了，你瓦剌三万人，他不可能一人扛五个甲在身上走，那他也别走了是吧，马就扛住了，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可能死者大概在三万人是比较合适的，受伤的可能会比较多，但是整个军心都打溃退了。在土木之战结束之后，明朝在土木堡建立一个大的显宗祠，显宗祠留了一个楹联：

故老尚余哀兵溃不堪论往事，诸公应自慰君存何必问微躯。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明英宗坐牢的这一个过程。明英宗在被俘之后，在瓦剌当了一年的俘虏，他这一年当俘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如果去看史书中的记载，会有完全不同的记载，而且同样的人他记载都不同。

比如说都是明朝派到瓦剌的使臣，见到明英宗。有一个叫李实的，回来说明英宗不怎么样，席地而寝，就牛车一辆马一匹，然后每五天，瓦剌给他提供牛羊各一只，搞的明英宗很饿，见到李实就问，你带米了没有，给我一点你带衣服了没有，给我一点。李实说我哪带这玩意了，就把我随身穿的衣服给你吧，李实还恶心了明英宗一顿，陛下你当年锦衣玉食，今天这样是不是活该。

还有一个使者叫杨善，政治觉悟就比较高，说明英宗在瓦剌过得可好了。瓦剌每次看到他都说：“我人臣也，何敢与天子抗礼。”动不动就喜欢致个敬等等。明英宗在被俘期间，还有随从，其中有两个人留下来了记录。一个叫锦衣卫校卫袁彬。

他说，明英宗在瓦剌期间，也先每两日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做一次筵席，然后给这给那，派人来照顾，要么坐行营，要么坐暖车，要么乘马。中间遇到人了，大家都在马上叩头随路敬东西，然后也先还要召集众位首领们给他设宴。也先亲自唱歌，其他首领跪着敬酒。我每每看到这段材料，我都感觉穿越到了，后来康熙皇帝去见蒙古王公的场景。你很难想象，他居然当俘虏，是这么个场景。

还有一个随从是个归降明朝的蒙古人，叫哈铭，后来赐新改名叫杨铭。他的记载就坏了，觉悟性不够。他说，天太冷了，给明英宗冻得够呛。他会说蒙语，就跑去弄了一辆车，搞了一个骆驼，让明英宗蹲在车里，拿个骆驼挡挡风，凑合过去了。好不容易明朝使臣弄来点衣服，明英宗还没高兴一下，立刻就被其他蒙古人给抢走了。就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史书中在，这些材料我们今天都能看到，那么毫无疑问，明朝的史官和清朝的史官也能看得到，那么史官看到这些材料，即便他们不轻信于任何一方他们也有必要间相取舍来讨论问题。

明朝的官修史书明实录的记载，也先听说车驾来，抓住明英宗特别的激动，致礼甚恭。然后后面到了草原之后，大家都赶紧跪着去迎接他。到清朝的时候，大家都说，“清朝喜欢抹黑明朝，清朝编明史的目的就是抹黑明朝。”你看清朝编明史的时候，他有没有把这个事情给抹出来。不仅没抹，还加了一笔：

致礼甚恭时时杀羊马置酒为寿，稽首行君臣礼。——《明史》

好像也先在动不动见到明英宗，就喜欢给人磕头。他修明史，不但没有抹黑明朝，可能还觉得明朝抹白的还不太够，我再帮你抹一笔。当然其中原因很复杂。明朝人抹白，也不完全只是一个为尊者讳替君上遮掩的过程。

那么清朝的利益动机就更加复杂了，比如利益动机，清朝边修明史的过程之中，它也要考虑到它的这个皇权，法统是传承于明朝。虽然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它要承认明朝皇帝的地位，而且要维护明朝皇帝的脸面，如果明朝皇帝太丢脸了，对清朝皇帝来说，也不是一件很长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