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从此改变历史！-纪念毛泽东_领袖未来

28岁的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从此改变历史！

闵希锐2023-10-25 云阿云智库•纪念毛泽东

导读：或许，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革命志士们，不会想到，在那次会议之后，仅仅过了28年，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完全胜利。东方冉冉升起，一个崭新的中国。

文 | 希锐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1936年6月，北平。

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不顾他人劝阻，从北平出发，冒着生命危险，向西而行，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了陕甘宁边区。

为什么一个美国记者，宁肯放下安逸稳定的工作生活，将生死置之度外，也要跑到一个被层层封锁、充满了未知与不确定性的革命边区？

原来，大学毕业后，斯诺来到中国工作，当起了记者。

随着抗战的爆发，采访的深入，以及在鲁迅、宋庆龄等人的影响下，斯诺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愈发同情，并想找到关于中国革命的破局之路，或者说，一个能带个人希望的答案。

为此，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成了斯诺的“朝圣地”。

他非去不可。

在延安，斯诺见到了他迫切想见的人：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

对此，斯诺这样回忆道：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

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

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在斯诺的固有认知里，领袖一般都是威严、不可亲近的，但毛主席的表现，却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他也愈发地意识到，自己过去在白区，听到的关于毛主席的种种言论，实际上，多是不实的谣言和诽谤。

于是，在采访过程中，斯诺建议道：

“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毛主席思忖片刻，笑着说：

“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接着，他开始历数自己的过去种种，如走马灯一般。

其中，有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这段经历，充满了曲折往复，换做一般人，估计早就半途而废了。

但，28岁的毛泽东，却挺过了这段难熬的时光，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从此改变历史！

是什么样的经历？

这一切，还要从1918年的6月说起。

从1936年算起，那已是18年前的往事了。

1918年，毛泽东25岁。

这年6月，他从湖南一师毕业了。

这个年纪，放在现在，要么读研深造，要么已经参加工作，但毛泽东却面临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

毕业即失业。

他的学历不算很高，算是中专，年纪也不小了，在当时人看来，男大当婚，毛泽东却还是个单身汉。

看起来，他的时光是白白虚度了，实则不然。

求学生涯数十载，毛泽东读好书，躬行健，结良师，遇益友，组建过新民学会这样的进步社团，还曾勇敢指挥学生军智退军阀，机智过人，军事才能初显。

毛泽东虽然“毕业即失业”，和许多人一样，面临找工作的问题。

但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久。

在恩师杨昌济的帮助，他和一师的同学们，遇到一个机会：

去法国勤工俭学。

这个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组织下推动的，旨在“输世界文明于国内”。

赴法之前，须在北京做些准备工作。

就这样，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1918年8月15日，25岁的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学子，坐火车离开长沙，一路向北，到访京城。

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北京：

“一个有着地道中国风味的、别具一格、宏大无比和色彩斑斓的大都市。”

我觉得有些过誉了。

彼时的京城，谈不上有什么高大上的城市天际线，街道并不像如今这般宽敞，也谈不上有多整洁，行人匆匆，车马掠过，尘土飞扬。

但，即便如此，却不妨碍这里的传统市井与西洋文化相融，却不妨碍这里的风云际会、卧虎藏龙。

或许，这中国风味、别具一格、宏大无比以及色彩斑斓，更多不在于表象，更多是内在吧。

有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不代表这事儿就一定稳了。

事实上，此时的毛泽东，还在考虑一个更为至关重要的问题：钱。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来北京的钱，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除了经济问题，毛泽东本人也更主张自学，加之实在没啥外语天赋，又遇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要先服务几年。

综合种种，他最终没考北大预科，也放弃了赴法的机会。

既然放弃了这些，又想在北京逗留，那就必须找份工作养活自己。

这一次，又是杨昌济伸出了援手。

毛泽东得以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当了一名图书馆助理员，每月八块大洋。

他也因此结识了影响他人生根本走向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一楼第二阅览室工作。

主要负责登记整理新到的报刊，记录阅览者姓名，可以看成是行政文员，干的是录入信息的杂活。

一般人对这种工作，估计是嗤之以鼻，又没啥技术含量，又没啥增长空间。

但，毛泽东不以为意，相反，他对这份工作甚是满意。

因为，对于他这个书虫来说，除了完成平时日常的书籍整理工作外，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看书了。

或许，他又觉得自己回到了那些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的日子。

徜徉在知识的海洋，翱翔在智慧的琼宇。

那么纯粹，那么忘乎所以。

据说，有时候他读书入了迷，耽误了本职工作，引来学生不满：

“你干什么呀？乱七八糟地放！”

毛泽东却摆摆手，说：“书在乎人看，整理好了你就不会看了。”

仔细一想，这话说得在理。

一些朋友，美其名曰爱看书，实际上，不过是享受买书、晒书的过程而已。至于看了多少书，了解多少内容，吸收了多少，则一概不管。

说白了，就是个学习表演者，为了买书而买书，意义不大。

在北大图书馆，除了看书，毛泽东还有机会结交到各种大牛。

毕竟，这里毕竟是北京。

不过一开始，这种主动结交似乎并不顺利。

毛泽东回忆说：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我曾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而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比如，毛泽东曾抱着极大兴趣向当时北大的学生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打招呼，但结果却不太理想；曾鼓起勇气向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提了一个问题，却因为不是北大学生而被拒绝。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能看出这位南方青年的独特之处。

像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新青年》创刊人陈独秀等，都对毛泽东表示了认可。

这些认可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决定了他未来人生的走向。

谈到陈独秀时，他曾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他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这为毛泽东日后的发展转变，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北京，毛泽东的住宿条件是颇有些清苦的。

他当时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一处小院里，和蔡和森等人挤在一个大炕上睡觉，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想要翻个身，还得同两旁的人打个招呼。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

“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一行的八人，只有三件大衣，只得轮流穿着出行。

没办法，囊中羞涩，只得如此。

囊中羞涩带来的，还有肚中羞涩。

坐而论道，侃侃而谈，对于这些“粪土当年万户侯”且爱谈大事的热血青年学生来说，不在话下，可以滔滔不绝三天三夜而不停歇。

但吃饭却成了难题，可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毛泽东和同学们常吃的，就是捡来的白菜帮子加盐煮。

房东后来看不下去，教会他们做馒头，有些周济，伙食才有所改善。

生活是那样清苦，但毛泽东觉得，前途总是光明的，生活虽然清苦艰难，但亦有充实的一面，要永葆希望，继续向前。

“就是在这里，我遇上并爱上了杨开慧。”

是的，毛泽东在北漂的日子里，恋爱了。

一开始，他俩把这份爱藏在心里。

杨开慧说：“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但爱情的到来，终究不可阻挡。他俩的恋情逐渐公开，毛泽东带着杨开慧，流连于故宫河畔，漫步在北海湖冰，在帝都的点滴角落，留下美好热恋的身影。

周遭的一切，似乎也带上了滤镜：

“在公园里，在故宫广场上，我看到了北国之春，看到了坚冰覆盖着北海时，洁白的梅花在怒放。

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从而想起了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这一写景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

北京数不清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赏。”

1919年的春天，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离开了北京，结束了第一次北漂之旅。

他回到湖南长沙，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就在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

爆发的导火索，是远在法国的巴黎和会。

一位北大毕业生回忆道：

“巴黎和会的消息最后传到这里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立刻对事实的真相觉醒了，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

记得5月2日晚上，我们很少人睡觉。我跟一群朋友谈了几乎一整夜。结论是更大的一次世界大战早晚会来，并且会在东方作战。

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我们跟政府毫无关系，也不存任何希望，而且也不能依赖所谓伟大领袖像威尔逊这种人的原则。

看看我们的同胞，看看那些可怜无知的大众，不能不觉得我们必须要奋斗。”

这些思考交杂着种种复杂的情绪，终于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彻底爆发了出来。

全国各地，迅速产生了连锁反应。

在湖南长沙，毛泽东为了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他和何叔衡等人改组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在7月14日创立了刊物《湘江评论》。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付出了大量心血，每期不仅要编辑排版，还要撰写内容。

周世钊回忆：“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

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去彼来，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

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

在发刊词中，毛泽东慷慨陈词：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湘江评论》一炮打响！

李大钊说，这是：

“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报刊之一。”

胡适说：

“《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

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但，可惜的是，因为《湘江评论》内容言辞犀利，影响甚大，被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查禁，说这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联也被强行解散。

尽管《湘江评论》仅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因“过激主义”被查封了。

但，这份杂志给毛泽东带来了不少追随者。像萧劲光、任弼时等人，都是在读了《湘江评论》后，才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的。

某种程度上看，这进一步体现了毛泽东的强大号召力。

在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阻碍下，《湘江评论》被“封号”了。

对于此，一般人想着就算了，不跟军阀硬碰硬。

但毛泽东对这种武断的封禁十分不满，思来想去，他最终选择迎难而上，站起来奋起反抗。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驱张运动”。

1919年12月18日，26岁的毛泽东再度入京。

此次赴京，他已不是刚毕业的青年学生，而是已经有了更多社会活动经验的活动家。

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后，毛泽东住在北长街福佑寺的喇嘛庙里。

他一到北京，顾不得休息，便投入到了驱张运动之中。

一开始，以请愿的形式进行。

大雪天，毛泽东跟随请愿团体，前往新华门徐世昌总统府，却不意外地吃了个大大的闭门羹。

“你还记得那次到新华门坐冷板凳吗？”

多年以后，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回忆道。

不巧的是，这时，他的恩师杨昌济突然病重，毛泽东开始往返于病房与工作间，虽然匆忙，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当时的毛泽东，在政治的见解上，还是支持偏温和的改良道路，但张敬尧的这番“封号”操作，让他对于改良道路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请愿不成，毛泽东意识到，想要取得最终胜利，还得靠新的形式的斗争。

依靠谁来斗争？

群众。

他组织了平民通讯社，亲自担任社长。

白天，毛泽东为驱张运动而奔忙；

晚上，他就在大殿中坐下写稿。

福佑寺东墙外不远处，故宫的护城河已然结冰。

殿外，大雪纷飞、寒风呼啸。

殿内，毛泽东则端坐香案旁，裹着大衣。

他借着昏黄的灯光，时而停笔沉思，时而奋笔疾书，利用他所擅长的笔杆子，竭力配合着驱张示威游行。

很快，张敬尧的种种恶行被广而告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20年6月，驱张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曾经不可一世的张督军，被成功赶出了湖南。

时年27岁的毛泽东，为这件事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左右。

虽然后来通过驱张运动，迫使张敬尧离开了湖南，但后续其他军阀的一些“奇葩”、“恶心人”的背刺表现，让毛泽东认识到：

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自己只是不同军阀因为利益问题而被来回摆弄的棋子罢了。

他思忖良久，在与朋友的交谈和通信中，表达了此刻那种“不破不立”的心境：

“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几个月来，已看透了。”

“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应该）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种种话语间，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已经开始彻底摒弃过去那种温和改良的思路，逐渐倾向于革命了。

1920年，为了进一步确立自己逐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决心去上海，问道陈独秀。

北京和上海都是大城市，如果说在北京，还有恩师杨昌济帮衬，那么到了“十里洋场”上海的毛泽东，可就真的只能靠自己了。

为了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毛泽东居然卖掉了过冬的外衣。

可见马克思主义对他影响之深。

在上海，为了维持日常生活，毛泽东不得不干起了零工。

他为富人阔佬们洗衣服、熨衣服、送衣服，辛苦得很，却只够赚得一点糊口的工资。

被买办剥削的生活，必然是痛苦不爽的。

或许，这段难熬的经历，让毛泽东更加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价值所在、何谓“无产者”。

得了空，毛泽东来到上海的码头边，送别一批新民学会的会员。

他们即将远赴重洋，前往法兰西留学。

黄浦江上，响起轮船深沉的鸣笛，夹杂着过往人群的交谈呼喊，码头工人搬运货物时产生的撞击声，都融化在江面升起的模糊的雾气之中。

雾气昭昭，仿佛遮蔽了双眼，但毛泽东明显得感受到，萦绕在心头的疑云开始渐渐消散，一束曙光照进了心里，他似乎明确地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在与赴法留学的蔡和森等好友的往来通信中，在和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导师的交往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这也标志着，他已经开始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彻底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了。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开始筹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长沙文化书社，并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到俄国留学，为日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储备了大量人才。

之后，他又经过了多次的尝试，在不断地试错和调整后，最终认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21年，毛泽东28岁。

当年6月29日，下午6点，长沙小西门码头。

乘着暮色，毛泽东与友人何叔衡，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轮。

毛泽东想着过往的种种，有获得，有遗憾，有迷茫，也有不甘……

千言万语莫名言状，只化作下了一个决定：

改造中国与世界。

这个决定，在求学之时，更多只是一种模糊不定的想法，而在经历了诸多社会的毒打、历练、推倒重来后，这想法不再仅仅只是个想法，而是化作了一种颇有些雄浑且悲怆，但又充满着对未来无限向往的希望的决心。

历史的齿轮已经开始悄然转动，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要发生。

我不说，大家都知道。

而这件事情的重大深远的意义，要在很多年后，才逐渐凸显出来。

或许，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革命志士们，不会想到，在那次会议之后，仅仅过了28年，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完全胜利。

东方冉冉升起，一个崭新的中国。

这也正常，谁也不是神仙，能确切知道未来事物发展的走向。

但，毛泽东心中却有一个大概的估计：

假如我们努力奋斗，有三五十年，中国革命便可取得胜利。

当然，这样的估计，在当时，也没什么人会重视。

毕竟，现实是残酷的，残酷到目之所及，皆是琐碎，琐碎到让人窒息绝望。

试问：有多少人愿意并敢于去思考笃定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一个没啥背景资源的后辈的“呓语”？

但，毛泽东拿定主意的事，从不会轻易改变。

更何况，最终选择走上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是经历了他多少次的徘徊、反刍，才得来的。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正因如此，更要珍惜，更要坚定不移。

这就是毛泽东。

毛主席青年时期的这段曲折往复的经历，我曾了解过多次。

最初了解到，我其实十分惊讶。

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毛主席是伟人。所谓伟人，那必然是战无不胜、一往无前的。

但，随着对毛主席经历了解得愈深，我愈发现，或许，我对于伟人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有所偏误的。

伟人，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扭转乾坤之能，鬼神不测之计，包藏天地之志。”

这丝毫不是夸张，而是伟人身上的核心特质。

但，这并不代表，伟人一路走来，就都是顺利的。

相反，他也有被社会毒打的时候，也有迷茫彷徨的时候，但是，他比其他人高的地方，就在于：

他从未想过放弃，从未想过置身事外、逃避逡巡不前，而是迎难而上，一点点共建克难，一步步把路，硬生生走出来，将理想变为现实的人。

我们普通人，虽然难以复制伟人的千秋伟业，难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但他身上的这些优秀特质、精神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也是能够被我们学习、运用到生活实际的。

不妨从改变自己开始做起。

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感叹生活太苦太难的时候，看看伟人是怎么挺过来的，我想，我们是能从其身上，收获共鸣的。

人生路途遥远，注定不会那么平坦。

尤其像如今这个经济大环境，普遍下行，世界各地暗流涌动，波谲云诡，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定因素。

怎么办呢？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

再怎么幻想，还是现实。放弃幻想，认清现实。

有了这样的认识，便不会再有太多无谓的恐慌，接纳它，适应它，突破它。

诚如毛主席在长征路上，发出的那份催人奋进的宣言一般。

我们要永远牢记，并始终坚守这种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