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评论专题

云阿云智库•学界

编者按：什么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解放谁的思想？滚滚春潮动地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打破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全文2.5万余字，由云阿云智库•学界资料整理。

什么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原创 申鹏2024-02-21云阿云智库•学界

“解放思想”大讨论是好的，但要搞清楚什么是“解放思想”？

目前中国思想被禁锢最严重的，不是老百姓、不是普通人，而是某些身居高位、刻舟求剑、把教条当圣旨、把“融入西方”、“加入文明世界”当做灵丹妙药的人，满嘴“坚持XXXX一百年不动摇”的那些人。

天底下哪有“一百年不动摇”的事情？一百年前，买办们还在卖国、军阀们还在混战、洋人在中国还有租界，中国那时候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你也要“坚持殖民地不动摇”吗？

但凡学了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就应当知道世界是变化发展的，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是要审时度势，认清当下发生的事实，预判即将发生的情况，做出合乎实际的判断……

赤壁之战的时候，孙刘是盟友；但襄樊之战的时候，孙刘还是盟友吗？

大革命时期，国共是同志和战友；但四一二发生后，国共还是战友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是“友军”、“统战对象”，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那就是必须被消灭的敌人。

再举个例子，中苏确实交恶过，中美也确实有过“缓和期”，中日甚至都曾有“友好”时期，但谈那些陈猫死老鼠有用吗？那时候苏联还存在，可以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现如今苏联早就死了30多年了，你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是美国的头号假想敌，美国在你周围布置了300多个军事基地十几万人，全方位对你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日本已经铁了心做美国的走狗，你这时候还能“亲美、亲日”吗？

几十年前，我们为了发展，做了很多不得已的妥协，在社会文化上造成了一些混乱，比如“一切向钱看”、“外国的月亮就是圆”、“法无禁止皆可为”，我们的企业野蛮生长，创造了很多奇迹，也制造了非常糟糕的价值观和负面影响，比如社会上拜高踩低、嫌贫爱富、管富人叫“老公”、“爸爸”，又比如有人公开宣扬“996是福报”、“金融不需要监管”、“我们要做世界公民”，有的企业家变公为私转移资产，财富是自己的，债务是全社会的……你觉得这样的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吗？不需要改变吗？

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如果连当下的现实都不敢承认，就一厢情愿推销自己的“路线”，那不是解放思想，那是幼稚、浪漫、不切实际、充满小资产阶级狂热的幻想。

“解放思想”也不是搞形式主义，比如“做表格、抄笔记、拍照片、写总结、召开研讨会……”骗人骗己、误人误己，有意义吗？

死读书、念教条，“叫解放思想”吗？

死读书都不如杀猪，因为猪会跑、猪会跳、猪还会咬你一口，书和教条就放在那里，拿着几十年的老黄历照本宣科叫屁的“解放思想”。

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是不偏执、不迷信、不附庸，独立自主，以“我”为主，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对世界有正确的认知、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不信神，不怕鬼，不相信外来的救世主，不崇拜西边的洋神仙，一切靠自己，敢于谋划、设计、打算、主动出击、跨过“禁区”、挑战“不可能”，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今天如果有很多年轻人崇拜教员，你们不要惊诧；今天如果有很多人敢于反美、反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走狗，你们也不要惊诧；今天如果有很多人敢于痛骂贪官、奸商、不学无术的“专家”、“欺世盗名”的学阀……你们更不要惊诧——这就叫“解放思想”。

别给自己设上什么条条框框，别画地为牢，别总是在乎什么“国际观瞻”、“友邦惊诧”，敢想敢干，敢于改变世界，这才叫解放思想。

民智已开，人民群众不需要解放思想，因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朴素劳动者的思想永远都是最进步、最前沿，最符合变化发展的实际的。

最需要“解放思想”的，反而是那些一辈子躲在象牙塔里吹牛逼、按着别人的脑袋要求“反思”、总觉得自己可以当“国师”、强迫别人“解放思想”的“专家”和“智囊”。

记住——“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二次解放思想，解放谁的思想？

原创 六爷阿旦 2024-02-21云阿云智库•学界

1

最近湖南发起了解放思想大讨论，这跟上一次解放思想有什么不一样？又为什么是在湖南？

上一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面对市场经济改革，很多人思想上转不过弯来，需要首先在思想上放开。而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我们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现在就有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最近几年，对于过去彻底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住房，医疗和教育，这三大行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之后，是继续自由竞争最终快速走向垄断的市场化，还是进行干预的非完全市场化？

现在就有不同的看法，任何对于市场的干预，就会有人跳出来说是影响了企业家信心，可是任由市场化渗透到民生领域，就不会影响老百姓的信心吗？新三座大山的说法怎么来的，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所以现在进行二次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我觉得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上次讨论解放思想的时候，大的时代背景和现在，可谓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现有的情况下，其实就是我们已经走到了过去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前进的一个盲区，说白了，就是没有更好的参照物了。

如果说过去是计划经济学苏联，后面是市场经济学美国，那后面我们可以说是摸不到石头了，但还是要发展，要前进，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说句实话，就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有很多人还是盲目迷信西方，迷信美国的经验，结果发现美国很多问题也是束手无策，到后面进行不下去了。

比如消费问题，经济问题，人口问题，这方面的专家，一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发钱，因为西方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不管是美国搞的新货币主义政策MMT，还是疫情后发钱，又或是发钱鼓励生育，没有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倒是会制造出更大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用钱去解决钱制造出来的问题，是一个死循环。但为什么专家们如此的乐此不疲提这种不动脑子的方案，很简单，因为他们相信西方的就是最好的。

像这种情况，不只是一个行业，一个局部，有这种问题，而是各行各业，到处都有这种问题。那就是迷信西方的经验，一有问题，就强调西方怎么怎么样，可实际上，西方国家现在自身的发展都已经遇到了大问题。

所以说二次解放思想，我看现在最要解放的，就是崇洋媚外的思想，是迷信西方的思想。咱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但有的人宁愿跪着，这他妈的怎么引领世界，跟在美国后面引领世界吗？

把思想钢印解封，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这是当下各行各业，尤其是不少行业精英们，最需要解放的思想。

2

现在的时代背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要面临美国的竞争压力，这导致外部出现了一系列宏观环境上的不稳定因素。如果说什么是当下国家发展所面临的的外部主要矛盾，那这就是。而且很可能这会是未来中长期的一个主要矛盾，美国的竞争，破坏，打压，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它无能为力为止。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我们，还是美国，各自内部其实都面临压力加大的问题。而怎么解决各自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说得再直接一点，谁能在压力和挑战下胜出，谁才能证明自己的制度优越性。

而这样的局面下，师夷长技以制夷固然必不可少，但是我们要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过去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学了四十多年，这其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比如最典型的就是住房教育和医疗的过度市场化。

如果任由这些问题继续下去，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稳定，现在稍一进行纠偏，很多专家就跳出来了，认为不进行市场化，不学西方自由经济，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市场化的结局并不必然是美好的。

比如有伪经济学家说，发达国家都是搞自由市场的国家，以此想来否定我们某些对于市场的干预政策。说实话这是一种很常见也很低级的逻辑谬误。

发达国家是自由市场国家，并不等于搞自由市场的就是发达国家，恰好相反，这个世界上跟美国学的国家有很多，搞自由市场的国家也很多，但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却很少。

除此之外，美国现在搞各种各样贸易壁垒，这是最不自由市场的行为，而且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在成为发达国家的路上，都干过各种各样不自由市场的行为，自由市场并不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自由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没有等号关系，彼此之间也不能互证。

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为了否定国内的经济政策，总是要把自己的洋祖师爷抬出来想证明自己正确。而且这种人过去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搞经济研究的，像这种水平见识，这种思想格局的人，在各行各业里，可以说都不在少数。

凡事唯美国马首是瞻，一有问题就是市场化不够，就这种拾人牙慧鹦鹉学舌的精英们，你能指望他们指导正确的方向，走出正确的发展之路吗？

现在要讨论解放思想，关键是建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不要被条条框框给框住了，不要被所谓的西方经验给思维定式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让那些只会走新自由主义之路的无路可走。

陈先义：滚滚春潮动地来

陈先义2024-02-22云阿云智库•学界

农历二月初二尚未到，龙年的春天已经按捺不住澎湃的春潮，开始在神州大地涌动。还有三天就是元宵节了，昨晚，从南部中国，春雷在多地滚滚而来，其声雄壮，撼动中国。

通常二月便是早春，可这是正月，扭秧歌踩高跷舞龙耍狮的队伍还没有散去，这催人春耕的雷声便已经响彻大地。据报，全国多地一夜间居然数千声雷声。滚滚春雷动地来，预示龙年春来早。华夏大地，在十几个省份，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瑞雪丰年的吉祥气象，激荡着节庆中的国人。

如果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比做一条巨龙的话，那么在中国人看来，这象征腾飞跃起的最前方的龙首便是祖国的珠三角。

于是这早春的雷声，便从南方传来，滚滚向北。

第一声春雷先是应该来自湖南三湘大地。在这块肩负着党中央赋予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三项重要使命的山山水水间，浏阳的花炮还没有消停，湘江两岸便激荡起龙年的春潮。湖南省委已经等不得过什么闹元宵的节庆了，舞龙的队伍刚刚收起，便率先在全国第一个擂响了向新年度进军的开场战鼓。他们扛起的第一面战旗便是全民“解放思想”大讨论。

“解放思想”，这样四个字，已经很久了，人们仿佛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改革初年，就是喊着这样的口号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当然，有成就也有教训，后来很多“接轨论”“摸石头论”也都是与这个解放思想的旗号一起走进了我们四十年的生活。陌生，是因为好多年这个口号已经不喊或者喊得少了。湖南省委把它作为一面旗帜，在今天这个新春哗啦啦扛了起来，确如一声春雷，震彻大地。当然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与历史上那个口号也有不尽相同的思想内蕴。

有什么不同？湖南省委领导同志解读清晰：关键今天在这里说解放思想，包含着“突围”的深刻意蕴。但是，这“突围”两个字刚一喊出，真没有想到，第一个害怕甚至感到惊恐的便是西方媒体。他们感到恐惧，感到担心，进而有几分害怕，其中令他们瑟瑟发抖的那句话，便是媒体公布的“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

西方媒体代表他们的政要，从这里读出了不一样的含义。在他们看来，现在这个世界都处于一种惰势，你中国为什么不跟西方一起惰下去，偏偏你想要“突围”，你突什么围？你已经是让人家”羡慕嫉妒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再这样下去，你们还怎么样？这还怎么得了？

实际上，西方世界在今天这个背景下，对中国这个“解放思想”之所以战战兢兢，有一个不愿言明的原因，那就是怕中国在一些似乎已经符合他们的既定之“轨”上解放思想，再回到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上来。

这一点，我们可以由湖南省的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内涵来说明，湖南省委把它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把解放思想统一到党中央为湖南指出的正确方向上来；二是把目光和心思聚焦到破解高质量发展的难点疑点上来；三是纠正政绩观的巨大偏差，一心为民办实事，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四是树立国家整体安全观，确保国家安全人民安定；五是全面推进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向困难进军；六是接地气不摆官气，树立讲实干讲实绩的舆论导向。

对于这六点理解，我认为湖南省领导表述是非常清晰的。细读湖南大讨论文稿，我还有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那就是实事求是地看待我们走过的45年历史，按照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说的“要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怎么理解：那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改革开放，而不是把45年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特别是不能把某些时候照搬西方模式“接轨论”指导下的实践并且被证明是错了的东西，还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继续错误地坚持下去。解放思想，就是要从这样的思维中彻底解放出来。房改、医改、教改等等，实践证明，我们有成绩，但是也犯过很多照搬西方模式的严重错误。对这些错误，眼下群众反应极为强烈。现在解放思想，就是要从这些说不得碰不得的问题上解放出来，让真理回到人民中间，回到党中央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路线上来。实践已经证明，把改革开放的经验教条化、绝对化，这是我们眼下最大的思想禁锢，与马克思主义真理格格不入，如果不从这样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那么未来就谈不上发展，我们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就无法找到解决的方案。

当然还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理论界流行的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是完全错误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极其不满意的。在中国，离开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基本主导思想，便是死路一条。但是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主导着话语优势，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缺少讨论辩论的机会。把公有和私有完全对立起来，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结果以支持私有化为“政治正确”，任由一些人造成国有经济极其重大的损失，肥了个别资本家和贪腐大鳄，损失了国家财富。这个已经被一些人固化为“改革”目标的教条主义思维，难道不需要从中解放出来吗？难道还需要用“谈虎色变”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吗？在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面前，我们不能麻木不仁、稀里糊涂、听之任之。姓资姓社，如果在资本处于低谷时，我们暂且忽略它或许对国民经济影响不大；但是今天，当私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多数时，我们再麻木不仁，再置若罔闻，那是对历史极不负责的态度。

还有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必须解放思想，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对此已经做出过明晰的论述，即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一个是不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问题。但在当今社会，总有一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用后者否定前者的舆论环境和既定结论，我们当然要从这些人打造的思维定势中大胆走出来，与其划清界限。这也需要非常坚定地大胆地解放思想。

对于湖南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的一次巨大进步，我们等了很久，终于我们的理论向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迈进了一步。而且这一步，对于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非常重要，它就像龙年新春的第一声春雷，必然给华夏大地带来滚滚春潮和巨大变化。

如果说湖南以理论作为向龙年进军的先导，吹响的是进军号，那么作为龙头的广东，更加看重的是行动。

大年初二，这是农历新春的第二天，一亿两千万广东人便已经在摩拳擦掌，开始了向新年度进军的总动员。

此刻，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深圳召开的高质量发展年度大会正在举行。会议大厅里，热烈的掌声，铿锵的讲话，伴着新春热气腾腾的喜庆，人们似乎更像在心里默诵着抒发着向高峰登攀的豪迈激情。

在全国这是新春第一会，广东独一无二、独领风骚，这是广东的选择，更是广东的担当。广东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2023年GDP突破13万亿，排在全世界前十，超越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

但是广东绝不满足于此，似乎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和追求。这个全国第一工业大省、第一外贸大省、第一科技创新大省、第一人口大省、第一消费能力大省、第一对中央财政贡献大省，为祖国发展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基础性引领性的关键贡献。如今，广东各级官员聚集一起，正在进行向新目标进军的总动员。

正如省委领导同志的一句充满豪情的讲话，如果把中国比喻为一条巨龙，那么广东无疑是舞动龙头的省份。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党中央寄希望于广东走在最前边。这是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经济做出的历史性论断，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从拼价格、拼土地、拼劳动力的高速速增长阶段，开始转向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高质量高品质发展阶段。不仅对广东，对整个中国，这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变化，这是历史的伟大里程碑。当历史需要敢于横刀立马的英雄去杀开一条血路打开新局面的时候，作为排头兵的广东义不容辞地站在了前列。

广东人说，这是响应党中央“大省挑大梁”的要求，也是广东人的责任和担当。

当神州大地还沉浸在龙年新春的狂欢中的时候，珠三角纵横交错的高速路上，大型货柜车已经开始了列队狂奔。春潮涌动，春雷阵阵，广东人说，这是催征的战鼓。省委书记特别提出了三个企业楷模：华为、美的、比亚迪。他说，这些企业都是怀里揣着世界地图开始新的征程的，我们广东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我们都应该把整个地球当作我们竞技的平台，世界“前十”算不得什么，广东人心里，要有属于自己攀登的“8848”。这不仅是豪迈的誓言，更是一亿两千万人民的自觉行动，春雷过后，我们等待着捷报频传的广东。

风从南方来，正在席卷华夏神州。春雪春雨春天，滚滚春潮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在祖国大地奔涌向前。

当前“解放思想”是为了统一思想，不是另寻它途

大民 2024-02-22 云阿云智库•学界

新年伊始，有些地方把思想解放作为开年第一件大事，有的文章甚至把此事上升到了“第四次思想解放”的历史定位，引发了一些议论。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有待观察分析，但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看，思想解放就是要坚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和信心，是坚定信念、统一思想，不在本质问题上陷于迷茫。

态度如此坚定，任务如此明确，道路如此清晰，在这种情况下提“解放思想”，显然是为了排除杂念、破除成见，把思想统一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来。对这一点，要毫不犹豫、不打折扣地贯彻落实。

首先，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上的讲话，到二十大报告，到总书记有关署名文章，都多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突出特征，而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共同富裕、坚持为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谋福利，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点，2023年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充分的论述。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拨和超越，是对“现代化=西方化”的彻底否定，是在百年不遇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高度自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潜在风险以及对西方现代化利弊有了全面清醒的认识之后才提出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知。

第三，破除对西方现代化的迷信是“中国式现代化”题内应有之义，也是当前形势下开展解放思想讨论的必答题。我们既不是照搬西方，也不是盲目排斥西方，而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实践党，生来就是为人民解决问题的，是为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谋利益、谋幸福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私利的党，所以要把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进行到底。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我们学习了西方现代化的一些有益的东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会发现，如果这个学习借鉴变成了长期的盲目的丢失自我的全盘西化，甚至成为我们讨论改革问题的“政治正确”，那就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中共党史上，这种经验主义、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带来的苦难，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学者江宇在《当前解放思想关键是打破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信》中列举到的一些错误观点，的确发人深思，令人警醒！譬如，有人认为：既然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那么今天就应该继续“分”下去，实行土地私有化；既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今天就要继续缩小和限制政府的作用，把一切交给市场；既然过去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增加了经济活力，今天就要继续减少、拆分甚至取消国有企业；既然过去引进外资和技术卓有成效，那么今天也要在更多的领域继续引进外资和技术；既然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成为了世界工厂，那么今天仍然要千方百计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避免工人工资上涨过快。还有的把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照搬到公共事业领域，认为在医疗、教育领域通过鼓励投资者盈利创收、更多发挥市场作用，就能改善公共服务。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而且在实践中也证明不仅不能起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作用，反而造成了南辕北辙的消极后果，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中国式现代化，说到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区别。要走这样一条新路，就必须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贫富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私利横流而精神沦落的现代化、对外掠夺或者充当附庸的现代化等老路。所以，有些做法是阶段性的、策略性的，我们必须适时而止；有些做法是违背立党宗旨、动摇初心使命的，我们必须果断纠正。

总之，解放思想的关键是清除一个较长时期以来有毒有害思想对我们的侵蚀，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打破西化迷信，把思想统一到“中国式现代化”上来。“解放”是手段，是过程，“统一”才是目的。要警惕有人借“解放思想”把清水搅浑、把人心搞乱、把目标搞偏。在当前形势下，解放思想不是离经叛道、另寻它途，而是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和道路，统一思想并且付诸行动。

司马平邦：为什么湖南省委发起解放思想大讨论却吓坏了西方媒体？

司马平邦 2024-02-21 云阿云智库•学界

来源：司马平邦说

作者：司马平邦

想不到这个春节刚刚结束，一条关于“解放思想”的消息却震撼了西方媒体。其实，我们平常在新闻里听到“解放思想”这样的字眼实在是不要太多，但惟独这条消息，却在西方媒体上引起了巨大震动。我观察，这条消息在两个方向上形成震撼（原子弹爆炸那叫震慑，思想爆炸才叫震撼）。第一个方向，是震撼了那些明显反华反共的西方主流媒体；第二个方向，是震撼了一大批平时靠着传播反共反华意志，靠抹黑中国抹黑共产党混口吃的海外华人媒体人。

但其实，这条关于解放思想的消息，却并非来自于中共中央，也不是来自于中国哪家核心媒体，而是来自于中共湖南省委，是湖南省委决定从现在开始，集中一段时间在湖南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在湖南省要搞一次思想大讨论，就对整个美西方媒体震动巨大，说实话，这也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不过，事情但凡发生，总有它的道理。我们就来仔细看看，为什么会这么震撼？

湖南省委的这个《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里说了，湖南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什么时候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发展就又好又快；什么时候思想保守、畏首畏尾、墨守成规，发展就迟滞缓慢。当前，湖南省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重要使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

我觉得，可能对西方媒体来说，“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这几个字还是挺震撼的。现在这个世界整体上有一种惰势，西方国家的惰势尤其是明显，你中国偏又不想跟着它们一起惰，偏偏想突围，那怎么得了？

湖南省委说了，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进一步解开束缚、打开视野、放开手脚，进一步引领湖南发展动能之变、结构之变，闯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听听，这语言风格真是叫排山倒海，有气势。

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的任务，共6个方面：第一，把贯彻落实的正确方向统一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指引的方向上来。第二，把目光和心思聚焦到破解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上。第三，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政绩观偏差，谋划实施好重点民生实事。第四，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全省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第五，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湖南实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攻坚力量，打出一片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第六，习惯过紧日子，多接“地气”、不摆“官气”，树立实干实绩导向。

总的来说，是要根本扭转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的速度情结，扭转不主动转变发展方式、不愿意承受转型阵痛的换档焦虑，扭转一门心思在数据上“想办法”“造业绩”的造假冲动，扭转“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躺平”思想。要知道，上面讲的速度情结、换档焦虑、造假冲动、躺平思想，这都是对湖南省委对自身体制弊端的负面评价，是一针见血、一刀见肉。

接下来还有湖南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总体安排，是自2024年2月上旬启动，3月下旬基本结束，中间跨越两会，活动还要分成省级层面、省直部门层面、各市州、县市区和省属企业、省属高校层面，还有党员干部自身的层面。

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湖南省委还设立了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办公室，设在省委宣传部，还要搞分类分级，加强舆论引导，抓好督促检查，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对组织不力、应付了事、做表面文章的，还要追责问责。

下面我想说说，湖南省委的这个通知、布署为什么这么震撼？我也仔细研究了一下，其中有几个重点内容对西方媒体和一贯靠反共反华谋生的海外华人来说，听着是非常刺耳的：

第一，就是“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这句话。湖南的这个活动通知，通篇都在认真地讲这句话，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邓公的那句“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延伸。

第二，怎么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呢？湖南省委的通知里说了，要“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通过一个大讨论，凝聚全省上下一起动，一起干，仍然是这么的富有中国特色。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进行解放思想大讨论的主要任务中有两大段，说得非常细致具体。我给大家读读，大家自己来品味品味：

通过深入学习讨论，从思想深处解决好发展信心不足、使命意识不强、担当精神不够等问题，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根本扭转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的速度情结，扭转不主动转变发展方式、不愿意承受转型阵痛的换挡焦虑，扭转一门心思在数据上“想办法”“造业绩”的造假冲动，扭转不顾风险乱举债、盲目跟风上项目、好大喜功铺摊子的路径依赖，扭转不顾客观事实、不按规律办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唯上”思维，扭转单纯靠拼资源资金投入刺激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扭转迷恋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的功利主义倾向，扭转决策“乱画饼”、落实“翻烧饼”的折腾做法，扭转刻意逃避、掩盖矛盾和问题的“鸵鸟心态”，扭转“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躺平”思想，以湖南一地一域发展为全国全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通过深入学习讨论，从思想深处破除四平八稳搞建设、按部就班求发展的惯性思维，大力营造尊重改革、鼓励探索、宽容失误的社会氛围，引导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向改革要思路、向创新要办法，紧盯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等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瓶颈制约，紧盯产业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项目等要素”“企业等要素”等瓶颈制约，紧盯产业园区运行机制不畅、机构“叠床架屋”等瓶颈制约，紧盯部分国企主业聚焦不够、行政化色彩浓厚、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等瓶颈制约，紧盯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和“不能转”“不会转”“不敢转”“不愿转”问题突出等瓶颈制约，紧盯对外开放能级不强、经济外向度不高、制度型开放成果不多等瓶颈制约，紧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物流贵及用工结构性矛盾等瓶颈制约，紧盯一些地方违规收费、政府承诺不兑现、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等营商环境的瓶颈制约，紧盯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规模过大、人浮于事、财政供养负担重等瓶颈制约，紧盯人才培养、使用、激励、评价等方面体制机制不活的瓶颈制约，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努力打破“不可以”的旧观念，勇于创造“不可能”的新奇迹。

上面一共是10个“扭转”、10个“紧盯”，是湖南省委的这个务虚活动通知的非常务实的核心内容，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生动、真实的湖南省的经济社会。

要我说，中共湖南省委的这么一个短期思想讨论的通知，虽然看起来也并不怎么重要，而且只是省一级的，并不一定会推广到全国，但里面埋伏着真正的秘密，尤其是上面两大段。细读过我就觉得，现在的共产党对现在的中国，对现在的中国政府、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是最为了解的，上面两大段可以说把中国社会的各种症结讲的是巨细分明。

今年，是中共执政75年了。虽然这份文件也难免有一些大话、套话和多余的话，但我读过这份文件，另一种信心噌地就上来了。这样一个政党在中国再执政它75年，而且还会是高质量执政75年，应该是毫无问题。这么一个应该说还是务虚的文件，像是安装了一枚华为的3纳米芯片，把整个湖南省，甚至是把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都比较具体地描绘了出来。

2023年，中国全国的GDP增速是5.2%，而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南省这个数据是4.6%，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年抗疫，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复苏的程度并不令人满意，中央急，省里急，老百姓也急，都急，也不能光着急，还要有新办法。新办法怎么来？湖南省迈出了第一步，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大讨论，群策群力绑一起，如此看来，2024年的中国在搞经济，在提质增速上，也很有可能会重现2020年全民抗疫的那一股狠劲。

江宇：当前解放思想关键是打破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信

江宇2024-02-20云阿云智库•学界

【编者按】当前解放思想的关键是什么？作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的观点，对于新时代如何认识和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就是要用辩证和历史的观点看改革开放，而不能把改革开放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特别是不能把改革开放简单理解为学习西方模式、市场化、私有化。而是要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基本矛盾，克服各种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从对过去习惯做法的迷信、对国外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以《用辩证的观点看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为题发表于2015年第16期《红旗文稿》；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和昆仑策网曾于2018年10月27日以《解读习近平“以改革开放的眼光对待改革开放”》为题全文转发自“共和国经济史”。现由作者授权，全文重新修订编发，以供研究参考。

2018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习总书记关于“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的观点，是和他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一脉相承的。对于新时代如何认识和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就是要用辩证和历史的观点看改革开放，而不能把改革开放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特别是不能把改革开放简单理解为学习西方模式、市场化、私有化。而是要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基本矛盾，克服各种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从对过去习惯做法的迷信、对国外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一、辩证看待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避免把改革开放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

物质决定意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积累了许多好经验，是珍贵的精神财富。同时，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实际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很大变化，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一定符合现在的实际，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不一定符合其他领域的实际。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赋予“改革”新的内涵，而不能把过去的做法绝对化、教条化，不能把“改革”这一博大精深的事业简化为这种或那种固定的做法，让过去的经验束缚我们今天的实践。

但是，当前在实际工作中，那种用孤立、静止的方法看待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观点还时常出现。譬如，有人认为：既然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那么今天就应该继续“分”下去，实行土地私有化；既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今天就要继续缩小和限制政府的作用，把一切交给市场；既然过去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增加了经济活力，今天就要继续减少、拆分甚至取消国有企业；既然过去引进外资和技术卓有成效，那么今天也要在更多的领域继续引进外资和技术；既然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成为了世界工厂，那么今天仍然要千方百计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避免工人工资上涨过快。还有的把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照搬到公共事业领域，认为在医疗、教育领域通过鼓励投资者盈利创收、更多发挥市场作用，就能改善公共服务。

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值得商榷，而且在实践中也证明不仅不能起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作用，反而可能南辕北辙。实际上，政府和市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农村经营制度的“统”和“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等等，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我们既要看到矛盾双方互为前提、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关系，又要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把矛盾双方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不能把一定历史时期的做法看成是普遍和永恒的规律。而是要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都是历史范畴，和任何历史范畴一样，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当前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取消商品交换的阶段，也没有达到国家消亡的阶段。工业革命后，西方的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也就显现出其负面效应。政府维护宏观稳定、提供公共物品、提高人力资本等职能不断丰富，正是在纠正市场失灵中产生的。而随着政府职能加强，又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增添活力，进入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在不断“否定之否定”中螺旋前进的过程。

今天世界上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既有比较强的政府职能，也有比较发达的市场。而一些政府治理无力的国家，也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管得过多是主要矛盾。但是今天面对新常态，既要看到政府越位的一面，也要看到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国内需求不足、产业结构碎片化、无政府状态恶性竞争、人力资源建设滞后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治理市场失灵。如果仍然用过去那种一切迷信市场的办法，反而会进一步恶化这些问题，主观上是想保增长，实际上是窒息经济增长的动力。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的关系。一些观点认为只有取消公有制经济，才能让非公经济充分发展，这种“零和博弈”的观点在我国的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非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公有制经济。解放前，我国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基础工业薄弱，私营经济也难以获得原料，并会受到外资挤压，发展不起来。新中国依靠国有经济迅速建立了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之后独立自主地对外开放、发展私营经济，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公有制经济在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提供公共产品、缓解劳资矛盾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非公经济也有着体制灵活、反应灵敏、贴近市场的特点。双方是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关系。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也举办国有企业弥补市场失灵，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搞私有化，导致丧失国家经济主权、恶性腐败和两极分化。我们要避免对纯而又纯公有制的迷信，也要避免对私有经济的迷信。

——农村经营制度“统”和“分”的关系。包产到户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成就不容否定，但也不能把包产到户的经验绝对化，迷信“一分就灵”。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丰收，既得益于包产到户，也得益于集体经济奠定的农田水利建设、良种推广、农业机械等基础。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农民积极性，但是在发展规模经营、提供公共产品、加强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博弈能力、加强基层治理等方面，仍然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不能把“统”和“分”对立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问题和矛盾是集体经济统得太死、活力不够。而今天，小农经济的弱势地位凸显，就更应该重视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短缺，再加上西方国家“滞涨”，为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和技术创造了条件。而今天，我国资本短缺已变成资本充裕，引进技术的空间越来越小，一些领域过于依赖外资和技术反而窒息了创新动力，这时就既要讲开放、也要讲经济安全，既要讲引进，也要讲自主创新，变“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为“把技术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是人类社会两种主要的生产形式，这两个部门必须保持恰当比例。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所谓“低成本劳动力”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也留下许多历史欠账。片面强调压低劳动力成本，压低和拖欠工资、超时工作、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劳动者报酬增速长期低于经济增速，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人自身的生产滞后于物质资料生产，强化了依赖低水平重复扩张的发展方式。据研究，2003-2009年，由于企业拖欠工人工资导致内需不足所损失的GDP，占我国GDP的3%—5%。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要辩证看待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实行更积极、更公平的收入分配，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来扩大内需、提高劳动者素质。如果再片面强调降低劳动力成本，甚至主张工人工资增速应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那样就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速，陷入拉美国家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仍然突出，有的干部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对医疗、教育、公共住房投入多了会影响经济发展。实际上一些地方的实践证明，解决好老百姓上学、看病、住房的问题，就能够释放居民储蓄、刺激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发展，这两者是统一的。如果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立起来，政府推卸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甚至把医疗、教育产业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就会进一步导致经济运行成本和群众生活成本升高，反而影响经济发展，结果南辕北辙。

历史表明，破除对他人经验的迷信容易，破除对自己经验的迷信更难。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宝贵财富，但是也不能躺在现有经验上睡大觉。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包含了不能把改革开放的经验教条化、绝对化的意思，而是要“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不足的加点劲，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避免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教条主义化，做到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使改革适应新的实际。

二、辩证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为深化改革凝聚共识

正确认识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同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社会上一度出现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思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全面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但也还是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导致“改革倒退”、“走回头路”；另一方面，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人归咎于改革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人认为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应该按照西方政治经济模式进行“彻底改革”。这些重大问题如果不说清楚，就不利于凝聚共识、增强团结，也会使人们对当前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产生困惑。

实际上，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互相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事物内部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的不断斗争，由肯定到否定，又由否定到新的肯定，表现为波浪式的前进运动，这是事物前进的规律，而不能把波浪式前进说成是走回头路。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60多年历史，在很多问题上都表现为这种在“否定之否定”中波浪式前进的过程。

例如，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鸦片战争之后，我国被迫纳入全球市场体系，表面上实现了“对外开放”，但是由于经济技术和制度落后，对外开放并没有实现富国强民，反而沦为经济殖民地，丧失经济主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没有实行全面开放，并非是要闭关锁国，而是由于受到大国封锁而坚持独立自主，我国一方面努力打破封锁，坚持正确义利观援助第三世界，扩大国际空间；一方面集中精力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正是有这些基础，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不像解放前那样沦为大国附庸，改革开放同解放前的“门户开放”有本质不同。当前强调自主创新、国家安全，也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说成是封闭和开放的对立，陷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迷信。

再如，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形式上。我国几千年一直是小农经济，近代在工商资本冲击下，农村破产、农民困苦。新中国把农民组织起来，办水利、办工业、办医疗、办教育，显著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农民面貌，全国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普及了基本医疗和教育，集体经济取得的成就，是对小农经济的否定。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又是对集体经济僵化体制的否定，但这时的家庭经营已经是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家庭经营，同解放前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有本质区别。今天强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也是“统”和“分”这一对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如果把包产到户和集体经济对立起来，搞土地私有化，就会走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恶性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和流民等问题，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可见，两个历史时期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的差别，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断调整，我们不能走到任何一个极端，也不能止步不前，把一个阶段的做法看成是永恒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部署是一脉相承、逻辑统一的。

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本身也需要不断改革，改革是常为新的。只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向历史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破除迷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这样或者那样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从对这种经验或者那种经验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我们的事业就必将获得新的胜利。　

解放思想，“不怕丢官”就成！

原创 新青年8341 2024-02-22 云阿云智库•学界

近日，湖南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提出了“十个扭转”——

1、扭转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的速度情结；

2、扭转不主动转变发展方式、不愿意承受转型阵痛的换挡焦虑；

3、扭转一门心思在数据上“想办法”“造业绩”的造假冲动；

4、扭转不顾风险乱举债、盲目跟风上项目、好大喜功铺摊子的路径依赖；

5、扭转不顾客观实际、不按规律办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唯上”思维；

6、扭转单纯靠拼资源资金投入刺激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

7、扭转迷恋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的功利主义倾向；

8、扭转决策“乱画饼”、落实“翻烧饼”的折腾做法；

9、扭转刻意逃避、掩盖矛盾和问题的“鸵鸟心态”；

10、扭转“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躺平”思想。

提出这“十个扭转”是因为湖南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身子进入新时代十年了，但是思想还处在旧时代，严重阻碍了湖南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与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有重大冲突！

比如，2016年，曹炯芳调任湘潭市委书记，为了“急于出显绩”，“争取尽快搞副省级”，明知湘潭政府债务已风险预警，仍拍板决定违法融资举债，致使湘潭违规新增举债435亿元，财政不堪重负，形成33个烂尾工程，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

比如，湖南江永县委书记周立夫不顾刚刚脱贫的县情，大搞面子工程，光县城文化广场景观工程就花去6000万元，其中12根大理石图腾柱耗资1200万元。

比如，湖南回龙圩管理区党委书记赵文旺不是想着为民造福，而是一心求官，对官位的迷恋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为了铺就自己的升迁之路，不惜劳民伤财大搞“政绩工程”，新建的“音花艺境主题乐园”“牛王争霸赛”斗牛场“木屋别墅”“景观厕所”……先后变成了烂尾工程，导致当地的债务迅速增加，给国家造成了巨大地损失，一场又一场的闹剧，最终变成了让群众“寒心”的“政绩工程”，2019年3月19日，在被宣布留置时他还一度叫嚣：“你们要对我好一点，我出去以后是要当县委书记的。”

案例太多，不胜枚举！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湖南一个地方存在的问题，全国很多地方都要在“十个扭转”上下功夫！

比如，湖北荆州的巨型关公像，广西柳州的最高柳宗元像，贵州独山的烂尾水司楼，陕西镇安县的豪华中学，可谓是“花了几十个亿，丑得实至名归”！

还比如前些年，山西有的地方“一刀切”，不让老百姓烧柴，导致80多岁的老人大冬天挨冻；江西有的地方“一刀切”，拆老百姓的土坯房，拆出了人命关天；山东有的地方“一刀切”，搞什么合村并居，弄得是鸡飞狗跳，天怒人怨。

这些问题积弊已深！早在建党一百周年，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肯定改革开放成绩的同时，就指出了存在的十四个问题——

1、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改革开放以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

2、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

3、在经济建设上。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

4、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践发展，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5、在政治建设上。存在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

6、在全面依法治国上。改革开放以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问题严重存在，司法腐败时有发生，一些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甚至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严重损害法治权威，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7、在文化建设上。改革开放以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

8、在社会建设上。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还需持续用力。

9、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改革开放以后，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是一个明显短板，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

10、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突出问题，坚决查处了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推动人民军队政治生态根本好转。

11、在维护国家安全上。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同形势任务要求相比，我国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

12、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

13、在外交工作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提出这十四个问题，不是否定改革开放，而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

今天湖南搞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也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是更加贴合人民利益的改革开放。

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GDP的增长不转化为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和幸福指数，这样的GDP是谁的GDP？

天天盯着数字和项目工程，搞政绩是为了升官，搞出一堆烂尾工程、烂账、坏账，拍拍屁股走人，这样的政绩是谁的政绩？

一些干部“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根子就是怕自己担责，就怕影响自己的乌纱帽！

湖南提出了“十个扭转”，本质就是以上三个方面，谁的GDP？谁的政绩？谁的乌纱帽？

说白了，就是一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问题。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公”与“私”的问题。

为公，则豁得出去；为私，则怪诞百出！

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是红色故土，湖南的干部，要解放思想，首先就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有了公心，什么都好办了，私心多了，顾虑就多了，阻碍就多了。

建国以后，毛主席曾经说过，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

我看，在新时代只要有“一个不怕”就能成事，那就是——不怕丢官！

新时代已经11年了，人生能有几个11年！如果新瓶装旧酒、新鞋走老路，我们就会丧失过去取得的成果，我们就会丧失民心，我们就会丧失一切！

余云辉：警惕某些人将改革至高无上化、宗教化

余云辉2024-02-22 云阿云智库•学界

近年来，一些媒体把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的频率作为新闻题材，甚至把“改革”至高无上化，并且声称：改革就是动力，改革还是一项永不停止、永远没有尽头的工作。

这些媒体制造出来的“改革”的舆论导向，已经使“改革”成为迷信和宗教式崇拜。

改革不是宗教，也不应该成为宗教。因此，改革不能宗教化。

将改革至高无上化、宗教化的人，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并最终达到“颜色革命”的目的。

其实，改革仅仅是一种动作，是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中国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能是企图将社会主义制度瓦解掉的全盘西化和“颜色革命”。我们的任何改革都必须被赋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层性质与内涵，我们的任何改革都必须体现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使命。

在此，可以根据改革的使命、内涵和性质，把改革这一特定动作归之于“善政”或者“恶政”，从而，改革可以区分为“正确的改革”和“错误的改革”、“前进的改革”和“倒退的改革”、“爱国的改革”和“卖国的改革”、“利民的改革”和“害民的改革”、“进步的改革”和“反动的改革”等等。

如果改革有“善政”与“恶政”之分，那么，过去四十多年的诸多改革，究竟哪些属于“善政”、哪些属于“恶政”？今后的改革如何成为“善政”而避免“恶政”？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显然比统计和比较哪一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改革”一词频率更高要重要得多。

改革究竟属于善政还是恶政？这与改革的口号和决心无关，但与改革的立场、世界观、价值观有关，与改革是否体现“天道”和顺应历史规律有关，与中华五千年来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和理解有关，与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之本质和破坏力的把握和警惕有关，与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和特色有关。

改革需要主体性思维，需要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主体性分析。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主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

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存在着国内利益主体和国际利益主体的博弈；从国内利益主体角度看，存在着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从纵向角度看，存在着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和社会各阶层不主体利益之间的差异。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与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根本区别。

今天，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国际经济金融集团通过里应外合来操纵和绑架中华民族的长期利益；同时，我们还需要警惕国内资本和权力的强势集团主导和操纵国家的整体利益，侵害弱势群体的利益，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

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朦胧诗歌般的激情和浪漫中走出来，回归社会经济现实，看清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和实现途径，明确改革的主线，树立改革的主线意识；同时，需要看清改革的底线和红线，必须坚守底线，不碰红线。

张文木：改革不能丢掉人民的利益

张文木2024-02-24 云阿云智库•学界

【编者按】本文主要内容以《社会主义是中国改革永不褪色的旗帜》为题发表在《凤凰周刊》2005年第32期；以《改革不能丢掉人民的利益》为题收入《张文木战略文集》第10卷，有修订。现经作者授权转发，以飨读者。

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

社会主义改革的主体不能改为改革的客体，改革的主力不能改为改革的对象。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革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

规则决定价值，而规则却是由有利益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规则是西方人定的，这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应该反思。反思的核心还是毛泽东在延安说的那句老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1]

所谓“效益”的立场，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就是资本的立场，就是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也就是驾驭资本的能力。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必须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驾驭。效率脱离了公平，资本脱离了人民驾驭，中国的发展就不是可持续的。只依靠海外市场的国家，就会像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成为向西方供血的“被切开的血管” [2]，就会被外人打垮。

什么是“素质”？这要看标准。电影《决裂》里有标准，行不行我就看手上的茧子，这就过头了，肯定不对。论机械化作业，中国的小农种地肯定比不过美国；但在一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美国就不如中国；到了非洲，中国农民就是专家。就看你比什么。你比电脑他不行，但他有他的技术。从生态农业看，将来中国小块土地精耕细作技术一定会再次复兴，只不过是眼下他们的技术在西方利益主导的市场中贬值了。正如文官制度是中国人发明[3]而现在我们却要到西方取经一样，不知是否将来我们还需再到哈佛或牛津学习小农业耕作技术？小农业技术的贬值，导致中国农民日益破产，另一方面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和国外农产品又加剧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破产。殷鉴不远，蒋介石走过这条路：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但同时在中国也播下了“星星之火”，造成中国工农的大革命。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改革所期待的结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必须和人民共命运。经济发展的“硬道理”不能丢下人民，不能丢下人民的利益。

改革要结合中国的实际，GDP的发展还是要以人为本。一味地以GDP为指标的市场经济，是很糟糕的。GDP作为衡量国有企业的绝对指标，这实际是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陷阱。由于社会保障功能有限，第三世界的国企不仅担负生产的功能，它同时还兼有社会保障的责任。即使按纯经济学的说法，社会公平也是生产力，也是良好的投资环境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现在的绝对利润指标下，这就体现不出来。在西方国家，由于有良好的社会保障系统，它们的大企业可以由财团搞。但在中国，将国有企业市场化，利润挂帅，这样，社会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结果。利润挂了帅，企业竞争规则就变了。在利润规则下，同等规模的企业，“国企”很难打过“私企”，因为后者可以较少考虑社会责任，前者则有社会公平责任。如“军转民”，有人说：“私企”好，私企两天办成的事国防企业半年办不成。但国防企业“拖家带口”，有公平的负担，还有保密责任，保密是无形成本，这是没有办法越过的。私企没有这么重的包袱，那它当然活。但一个国家却不能这样“活”，要有包括公平、保密等内容在内的国家必须支出的巨大隐性成本。因此，公私效率不能只以利润为绝对标准，不能脱离“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它特殊的效益：它担负了社会公平的责任，其贡献在利润指标中显示不出来，但不能抹杀。有些人不承认它反而要在国有制企业中“吐痰”，这是在毁掉国家的基础。

需要提及的是，西方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仅仅是靠本国，更多的是靠强力——说白了就是暴力——获得来自第三世界的资源支撑。且不说其早期原始积累的来源，即使是现今，西方以其高势能资本大量向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所获大量超额利润回流，才使它们可以供养一个昂贵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样它们就有了一个较高的社会保障门坎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这方面也不能“全盘西化”，而只有走社会主义的路，用内部生产关系革命的方式强行打破私有权在生产消费之间的高额利润截流，并由此实现社会内部稳定。

目前的标准是西方设的，然后叫第三世界国家往里钻，与它们“接轨”，其结果将与“接鬼”无异。

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欧美式国家主宰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式资本主宰国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

西方和东方不一样，东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其特点是自然经济下的农村和商品经济，尤其是外来商品刺激下的城市二元存在，相对分离，城市没有那么大资源来支撑农村，这迫使农村自成体系。我们所说的农村“落后” 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相当的合理性。比如以前农村的宗法社会，它实际上就是封建时代的自治系统，支撑这个系统的是自然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它不是靠国法而是靠宗法实行的家族式管理，在这里“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4]。相对于现代司法程序而言，这个系统管理成本不高，家族间长者按实际是“习惯法”的原则，说一说事情就摆平了。毛泽东把中国农村管理改造成以小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这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系统：尽管没有剥削，但其中宗法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在中国城市没有办法吸收庞大的农民成为中产阶级公民之前，也就是说，在中国城市没有西方那样充足的改造农村并使之城市化的资源之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的自治系统是国家稳定的绝对前提。

我们一些人，学了西方的东西就用来套中国。农村民主从基层选举开始。须知现代民主是公民社会的事，搬到自然经济下的农村就不适用。公民社会是要有社会保障支撑的，农民有吗？没有，那他选谁呢，只有沿宗法原则选与其血缘相近的人。“三个老乡顶一个公章”，公民觉悟在农村不如有血缘关系的“乡党”管用。我们都是下过乡的人，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现在农村有些“民主改革”，与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差不多，许多政策还浮在表面。耕地日益贬值，大量的西方粮食进口，农民在土地上所获甚微，只有涌进城市，进城后又没有社会保障，这时他们主要关心的就不是什么“民主选举”，而是基本生存及其权利。

今天，我们的社会保障很多还停留在纸面上。我们13亿人，大概有9亿农民，若有4亿进入城市，其社会保障就是无法填充的“黑洞”。比如，我们有“法律援助”，这相当的时候仅有道义上的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别说天边的事情，就说天桥上的老太太是否能得到“援助”？现在改革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但同时有些地方天桥上躺着的老年乞丐也越来越多了。这不行，这样的“经济效率”当然不能要。

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仍是原则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对中国的“国民收入”的理解应有所调整，要考虑介入基尼系数，换句话说，中国GDP劳动成果是谁在享受，是人民还是少数人？市场不应由少数人的消费拉动，必须有人民参与，这样才有强大的市场拉动力，国家才有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有一次我到医院取体检结果，后面排队的是个残疾人。结果出来一看，残疾人的主要指标比我还好。这能说明他比我身体潜力更好吗？他的身体结构就不行，下半身功能不行，但这从体检化验指数上反映不出来。一个人的下半身是全身的基础，这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占这个国家多数的劳动者。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工人农民这两条腿，市场如果没有人民消费的支持，那就只有靠外资。尽管其发展指数不错，但它是不自主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我研究印度，印度就是这样的国家。在人民消费领域，印度依靠资本家、依靠外资搞经济。结果，经济越“发展”，穷人却越多。人民为什么难有革命？这是因为政府整个包下了人民群众的最低的消费：政府每天给贫民窟及火车站台等免费送饮用水；医疗、教育几乎不花什么钱。我曾在印度一家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费用合人民币两元，就是挂号钱，剩下全免费。这是进步还是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得已，是落后中的进步。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没有私有权，中间没有私人利润截留，所有积累用于基本建设而非像印度那样用于产权交易，经济建设投资速度有赖于国家包下的人民最低消费。这说明，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最低的社会保障对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与中国不同的只是，在印度的最低消费保障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利润，因其私有权造成大量的非生产性截留，使生产消费链条中间形成一个庞大的非生产性“赘瘤”，社会劳动成果既不能像中国那样形成直接经济投资，也不能形成人民的收入。人民没有收入就不会有人民消费从而人民市场的增长。没有人民拉动消费增长，就没有民族市场发展，就只有靠外资和海外市场，靠向西方“供血”换取自身的“发展”。

人民应当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这是我们改革“攻关”的一个底线。目前中国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已涉及中国改革的道路问题。我主张中国改革不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价值的道路。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不是，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冲突的。反过来看，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苏联模式和依附型的东欧模式。毛泽东拒绝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东欧模式，并为此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称苏共为“修正主义”。

人民支持是国家改革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中国这么大，如果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而不管它是什么主义下的依附，那结果不是内部冲突就是人民革命；如果走上自主型发展道路，那结果就不是与霸权国家的一般意义上的博弈，而少不了有相当的冲突。而在这种博弈中，如果国家要想成功，就必须获得绝大多数人民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支持；而要获得人民支持，那中国改革就必须有人民性，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就应当是永不褪色的旗帜。

注释：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2]［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等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科举制度对后来西方的文官制度也有催生的作用。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创始者。美国卡特政府的人事总署长艾伦·贝尔于1983年来华讲学时说：‘西方所有政治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邱继臣：《科举制度与文官制》，《中国青年报》1988年3月17日）这就是说，西方的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是有世界意义的。”牛致功著：《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4]［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