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维护“现行国际秩序”？

张志坤 2024-02-27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形势呈现大动荡、大改组的激烈状态，人类社会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十分紧迫。事实已经充分证明，“现行国际秩序”再也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现在，人们广泛期待能经过必要的“阵痛”而催生新的国际秩序，期望这个新的国际秩序能比“现行国际秩序”更加公正、更加公平、更加民主，可以说，改造与革新“现行国际秩序”是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世界各地都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学说抱着相当大的期待与兴趣。

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行国际秩序”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一、“现行国际秩序”是激烈变化的产物

世界一直处于发展变化当中，所谓的“国际秩序”也是这样。就“现行国际秩序”而言，造就其目前状态的根据，可以找到相应的远因和近因。

就远因而言，其基本框架定型于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即人们所习称的“雅尔塔体制”，譬如“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的创制。但二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迭遭冲击。以新中国为代表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壮大起来。崛起的“第三世界”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全球政治与战略舞台，将所谓“雅尔塔体系”大面积地改写重塑。如果将这时的国际秩序进一步细分的话，可以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以及新兴第三世界阵营，这个时候，雅尔塔体制的主要遗存就是两大冷战军事集团，即“北约”与“华约”之间的冷战对峙。

就近因而言，“现行国际秩序”更多地是冷战后大变动、大改组的产物。浩大的美苏冷战，以美西方集团取得空前的胜利而告结束。这场胜利不但大面积地改写了全球的行政地理，也相当深刻地改写了全球政治地理，使得今天的世界版图比之于冷战前的版图大相径庭，比之于二战后的版图更是面目全非。

在这一版图之下，全球局势具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社会主义走进历史的低潮；二是资本主义体系在短暂的“一家独大”的辉煌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更加深刻的危机之中；三是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霸权处于下坡路的危机当中，因此变得空前疯狂，发誓要确保“美国第一”和“领导世界一百年不动摇”；四是各国人民正在寻找和平与发展的新方案、新模式和新出路。

这就是所谓“现行国际秩序”。这样一种“现行国际秩序”是全球局势不断发展变化的产物，是冷战结束三十多年来战略演变的结果。一方面，“现行国际秩序”相当程度上是美西方作孽造恶的产物；另一方面，在“现行国际秩序”下，世界各国所获得的发展与进步，完全是各国人民奋斗的结果，并非来自于美西方的恩德与赏赐。那种把美西方看做是“现行国际秩序”之父的心理，是没有骨气的跪拜；而那种认为世界各国都应该做美西方的顺民而服从其领导的思维，则是十足的“臣妾”主义。

二、“现行国际秩序”将在激烈变化中被淘汰覆盖

要问，如此这般造就出来的“现行国际秩序”是健康、稳定的吗？是值得信赖、能够依赖的吗？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定式与正路吗？

笔者以为，对此任何理性、公正的回答，一概都将是否定的答案。

首先，“现行国际秩序”是扭曲的和不健康的秩序

“现行国际秩序”在政治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全球事务的主导权与话语权被少数西方国家所垄断，世界各国明显地被分成几个等级，正在兴起的所谓“南方国家”这一概念，不过就是对这种不平等的反抗；现行国际秩序在经济领域相当不公，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被置于全球经济链条的末梢边缘，从而遭受严重的剥削，他们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不是在逐渐缩小而是日益扩大；现行国际秩序明显扭曲，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西方集团挟军事及技术优势凌驾于他人之上，总是抱着冷战思维不放，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极尽所能地压制、遏阻和狙击他人的发展进步；现行国际秩序在人文情怀上十分恶劣，霸权主义横行肆虐，无视人类社会基本公理与正义，动辄就对弱小国家与弱小民族大打出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盛行。

现在，蔓延全球的战火、混乱与贫穷饥饿已经充分证明，“现行国际秩序”严重扭曲了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是一种很不健康和相当有害的秩序。除了那些霸权的拥趸与歌功颂德的拍马政客之外，世界上一切理性的思想者都对“现行国际秩序”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都明白，在这样的秩序之下，尽管人类社会也可以获得技术及能力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但从理想与人文的角度看，沉沦其中则是莫大的悲哀。

其次，这个秩序正在激烈动荡与重塑的过程中

“现行国际秩序”正在遭遇强烈的反抗与冲击。所谓大混乱、大动荡、大改组，首要针对的就是“现行国际秩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变”者，也主要是指向这个东西。譬如，伊拉克人民不能接受美军继续占领，下决心要将占领者赶出去，这样的秩序必须改变；叙利亚人民要反对外国侵略势力，要维护国家的统一；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西方集团所策划煽动的颜色革命，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巴勒斯坦人民要获得应有的生存权、发展权，要拥有自己的土地与天空，反抗被奴役被压迫的秩序；古巴、委内瑞拉等国要打破封锁，获得应有的发展空间；北约冷战集团不能无限的扩张，不能把军事铁幕逼近到中国边界，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因此，世界正处在打破与粉碎这种旧秩序、旧格局的大改、大变之中。政治与战略面貌上是这样，经济与技术领域也是这样，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向亚太地区转移是发展趋势，“东升西降”是不可更改的战略大势。这些激烈的变化都将引发空前的动荡与混乱，都在重塑和再造世界新的格局与秩序，这是人类发展进步所必经的过程。

因此，“现行国际秩序”具有强烈的过渡性质，作为过去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不具有任何持久的价值与意义，不过是一只穿破了就该扔掉的破鞋子而已。

最后，新秩序代替旧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冲击和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由此带来的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与人类之变，将令“现行国际秩序”成为昙花一现的阶段性的东西。这个阶段性、过渡性的东西不该固化，也不可能固化下来，尤其是其中诸多冷战遗存，更是迫切需要加以铲除的文明痼疾。人们渴望早日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更加民主人道的全球新秩序，用这样的全球新秩序来扬弃和替代“现行国际秩序”。

从根本上说，全球秩序“变”是绝对的、“不变”只是相对的，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应该贯穿到我们思想与逻辑的始终。

因此，有关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苏联是不是也该恢复起来才对头呢？是不是华约要重新组织起来才符合逻辑呢？进一步说，大陆与台湾分裂而不能统一，这是不是也属于“现行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是不是也要加以维护呢？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霸权集团就是在极力维护中国分裂这样一个所谓的“现行秩序”，为此他们声称反对大陆台湾单方面改变海峡两岸现状，对此，中国人民能够同意认可吗？

具体到中国，有人声称，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窃以为，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从二战结束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看，总体而言，可以说中国是雅尔塔体制最重要、最突出的革命者和改造者，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在各个时期都极大地改写了全球秩序。新中国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先是受益于社会主义阵营，据此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实现国民经济工业化；后来冷战中受益于第三世界，冷战结束后则受益于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当然，我们承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先进国家建立了密切经贸联系，大量西方资金与技术进入中国，这是中国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但这是双向的互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因此在中国捞取到巨大的好处，并不是中国占了什么便宜，或者得到西方世界特别的青睐与特殊的照顾，完全用不着用“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这样的表述去讨好。尽管讲这样的话，可能让美西方听起来很受用、很舒服，但中国民众并不会同意认可，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闻听之后也要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完全不明白，难道其他别的国家就不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吗？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受益者的政治涵义又究竟何在呢？如此这般的赞美与肯定“现行国际秩序”，难道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吗？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全球新秩序的愿景与前途

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战略背景下，在人类社会普遍期待的强烈诉求下，各种新类型、新形式的国际关系组织、结构与秩序正在蓬勃成长与发展。譬如著名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这些新的国际组织都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世界新秩序的萌芽与胚胎，都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起炉灶的结果。为此人们普遍寄予厚望，希望这些新的组织结构能够带来新气象、新秩序，能够革新与改造“现行国际秩序”，使之更加合理与公正。

事实上，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不仅仅是上述组织，而是更广泛、更普遍的国际行动。有人说，中国“不寻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更不会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所谓新秩序”。我们说，建立国际新秩序还真不是中国一家愿意与否的事情，人们所热议与期待的多极化格局就代表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强烈希望欧洲在战略上实现自主自立也是一种新秩序，伊朗与沙特实现战略和解也意味着一种新秩序，俄罗斯反击北约扩张的军事行动，其指向也是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种种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行动已经汇成潮流与趋势，难道中国能够同这样的潮流唱对台戏吗？

其实，中国也是国际新秩序突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所倡导并践行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已经构成强有力的战略引领，而同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更是高质量实践平台。这些难道不都代表着国际新秩序，不都是些“另起炉灶”的产物吗？

必须承认，在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对立力量。一种力量是反对改变“现行国际秩序”，遏制、打压一切新发展、新安排与新秩序，譬如全力狙击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打压上合组织、金砖组织等，这种力量的目标是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强化西方集团的全球中心与主导地位，为此发动了“战略竞争”，要通过“逆全球化”“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手段来达此目的。其实，以霸权为首的这股反对全球新秩序的势力，其本身也在打造一种变相的“新秩序”，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新秩序”是围绕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展开，是对世界人民普遍期待的全球新秩序的一种反动。与之对立的，则是支持与推动建立全球新秩序的力量，这股力量以新兴国家为代表，他们的诉求是改造革新“现行国际秩序”，重塑世界格局，给人类社会创造更和平、更民主和更有利的发展环境。

上述这样两种力量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与人民卷入其中，使得人们不得不在其中做出选项抉择，由此也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划线站队。笔者一直强调，全球格局正在向着新阵营化方向发展（参与笔者2012年文章《全球新的“阵营化”前景与中国的战略抉择》），其意概在于此。这场斗争关乎人类未来的道路、方向与前途，具有史诗般的战略影响。

在如此激烈斗争的背景下，全球各国纷纷提出自己对未来世界的愿景、设想与安排，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中国。面向未来，在对内方向上，中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在对外方面，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学说。这是当代中国走向未来的两面大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与相应，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日益得到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呼应，其具体实践已经在双边、多边乃至地区框架内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昭示人类社会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未来，十分集中体现和展现了世界新秩序的愿景与前途。可以简单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球的新秩序，全球新秩序的目标与方向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及实践的重大战略与历史意义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树立起新的理想旗帜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人类社会新的发展愿景。这一设计显然同美西方的战略安排格格不入。在他们的愿景里，世界只能由美国来领导，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未来世界是什么、向哪里去、怎么去，一概都应该由美国的说了算。美国所举起的旗帜不过是什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说白了就是“现行国际秩序”。美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实际领导者，是其中最大的头头，更是最大的一霸，因而也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代表。因此，凡是叫嚷维护“现行国际秩序”者，从本质上说，都是在维护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而凡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下，一概都是反霸和平力量，因而也必然成为美西方的战略对立面。现在，中国正努力争取这个最大战略议题的发言权与话语权，成为呼唤全球新秩序的突出力量。美西方集团极度反对、厌恶和仇视“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原因和底蕴概在于此。

第二，展现人类理性的光辉

人类有没有能力建立其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能不能解决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问题，这大概属于人类社会的终极之问。如同在罪恶中沉沦的那些人一样，自殖民时代以来，西方集团已经沉醉于高踞人类社会金字塔尖而不能自省。他们骨子里奉行白人至上的信条，认为自己理所当然要高人一等，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应该以西方为中心。

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学说彻底地颠覆了这样的逻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学说的逻辑体系内，世界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互相尊重，不管大小强弱；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这是多么理性与高尚的境界，做到这样的程度，人类才更成其为人类而完全脱离了丛林中的兽类，才充分展现出人类友爱与理性的光辉。

这样的理性逻辑无疑彻底颠覆西方集团的价值霸权、等级霸权与规则霸权，也同霸权的原则、同西方至上的原则水火不容。由此建立起来的新秩序，将把西方集团现有的优越地位与特殊权利一扫而空。维护所谓的“现行国际秩序”不变，就是维护美西方既有的地位不变。因此，“现行国际秩序”实质上就等于是把西方中心地位合法化、正当化的秩序。正因为这样，美西方非常爱听维护“现行国际秩序”这样的话，听了这样的话，他们心里如同喝了蜜水一样舒服。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他们不但爱听这样的话，而且还要求世界各国实际遵循和践行之，这就是必须在一切国际事务中唯美国马首是瞻。当然，用流行时髦与冠冕堂皇的国际政治术语说，就是要积极同美国合作，要心甘情愿地做霸权的顺民。这就是霸权的战略逻辑。在这样的逻辑下，一切不与美国真诚合作的国家与民众，一概都是美国的敌人与对手；当然，一切美国不想与之合作国家与民众，也一概都是美国的敌人与对手。有人之所以要向美西方表白说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就是怕被美西方当做敌人和对手。但这样表白是软弱无力和无济于事的，因为西方那些老奸巨猾的政客们从来不在乎你说什么，更在乎你做什么，而且在更高战略意义上，还在乎你所具有的实际的战略能力。如果某个战略实体具有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能力，他们就不管这个实体具体怎么想怎么讲怎么做了，都一概要将其打倒击败。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放心，否则就要难解心头之患而夜不成寐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坚定地认为，做霸权顺民是没有出路的，实力越强大的国家与民族越是这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略规律。

第三，发展与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也许有人要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真的能够建成吗？这样的愿景是不是要同共产主义理想一样远而又远的崇高与远大呢？现实中又有多少可能性呢？

我们说，这个问题确实问得直接也问得很对，无须回避躲闪。事实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只是部分的具备条件，其中包括主观条件也包括客观条件，而距离全面或真正建成所需要主客观条件还差得很远很远。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可以预见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完全建成的可能。但是，正如人类在无法登月时却不能不努力去做登月准备一样，目前还不能完全建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却不允许我们将其束之高阁而不管不问。其道理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样，核心在实践，关键在过程，目的在于其创造与产出。

全球前所未有的混乱与动荡警醒人们，在现有的政治与战略背景下，人类社会必须找到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形式、不同发展模式互相包容、和平共处的办法与出路，而不能任由对立对抗与冲突厮杀无限地演变发展；也必须走出资本主义的经济泥沼，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实现国际秩序的新陈代谢，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一个理想的设计、框架和平台。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关大同世界的理想，把中国自古以来传承不息的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精神品质融入现代化发展的新理念当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之下，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将得以消除隔阂、互相融合，由此达己达人、渡己渡人、渡魔成善，给人类世界注入新的思想动力，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发展人类社会的新秩序，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让人类世界获得新的和平与发展机遇，从而焕发出新的面貌。

总之，是维持既有的“现行国际秩序”，还是努力构建更加美好的全球新秩序，这是有关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应该本着十分严肃的认真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而不可当做儿戏或者外交辞令。须知，如果说有什么滚滚而来的世界大潮的话，那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最澎湃的大潮，就是全球新秩序的勃勃生机。与之对抗者，无疑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