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强国与现代金融体系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何处去?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导读:本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具有何种里程碑意义?如何建设金融强国?下一步要怎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金融风险?针对如上问题,特别约请了业内和学界几位知名的专家学者,就本期话题分享了真知灼见。全文120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为进一步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发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导原则和政策措施。会议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性,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会议还强调,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的重要性,优化金融机构结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
那么,本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具有何种里程碑意义?如何建设金融强国,为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针对当前金融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主要矛盾,下一步要怎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金融风险?针对如上问题,云阿云智库特别约请了业内和学界几位知名的专家学者,就本期话题分享了真知灼见。具体观点整理如下:
01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金融领域最高规格会议时隔六年再次召开,已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从“全国”到“中央”一词之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也释放了重要的“新信号”。
中国金融出版社原总编辑郭建伟分析,2023年10月30-31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不同于以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是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组建后,首次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凸显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次会议完善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明确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完善了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统筹协调把关的作用,发挥好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的作用,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作委员会落实属地责任的作用。首次明确了党管金融的八个坚持原则: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首次明确了党管金融的金融队伍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建设标准:要坚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首次明确了党管金融的金融文化建设标准: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建立健全党管金融的体制机制,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保证,是金融地位愈发重要而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必然,也是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必然,更是落实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要求的必然。这次会议全面构建了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架构。
本次会议点明了中国金融行稳致远的几个要点:一是方向清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并体现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二是站位高远,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三是立场坚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坚持以防范风险为永恒主题。
熊园分析,从时点看,本次属于“推迟”召开,并首次改名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可谓是级别最高的一次。时点上,此前我国共开了5次,分别是1997、2002、2007、2012、2017年,均是在5年一次的换届当年,本次为第6次、“推迟”至了换届次年。级别上,本次会议政治局常委均出席(此前5次仅有2002年如此),名称上也将此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改为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并要求“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作用,做好统筹协调把关;发挥好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
李新表示,时隔六年全国性的金融工作会议再度召开,将从全局高度为中国下一阶段的金融工作安排做出知道和引领。但不同于以往,本次会议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命名,表明金融工作会议在政治定位上已发生根本变化,党中央将对金融工作进行集中统一领导。
戴稳胜指出,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坚持了中央对金融工作的一惯定位,如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等等,要坚持上述原则,就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是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从未变化的理念.这次的金融工作会议又做了特别强调,其核心就是,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成为今后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内容实际都是具体执行层面的事。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党管金融”,明确提醒金融工作者我党对金融工作的战略定位,对未来金融工作作了较为明确的战略安排,成为今后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
张文春指出,刚刚结束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持中共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前身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自1997年起已召开五次,约五年一次,此次会议相较往届已经推迟。从“全国”到“中央”,与今年新组建的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有关。
时隔六年,金融领域最高规格会议再次召开,并升格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提出:“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作用,做好统筹协调把关。发挥好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根据此前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为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一是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二是组建中央金融工委。本次会议也是中央金融委、中央金融工委组建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进入公众视野,凸显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此次会议也提出,要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前者是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后者是为了加强金融系统内党的建设。此外,会议也指出,要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实属地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的第一条,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并将其写入党章,这是党在对历史实践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科学总结。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地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金融领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实践。
云阿云智库认为,会议指明了中国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即,强调“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可能带来的金融动荡,把“风控立在党建上”,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熨平金融动荡,有现实意义。
02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办?这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当充分理解中国特色金融之义,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
郭建伟指出,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新时代我国金融发展新形势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金融理论创新成果,本次会议精神是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破解我国当前金融发展难题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重大金融制度创新成果,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首次明确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是我国新时代金融发展的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
程实表示,与前五次会议相比,此次中央金融会议召开的宏观背景更加复杂、敏感和特殊,从外部看,公共卫生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罕见的“滞胀”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地缘政治动荡也以超预期的方式徐徐展开,外部不确定性广泛积聚;从内部看,中国经济行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关键阶段,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夯实基础、砥砺前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形势下,本次会议强调了“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的回归本源、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是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的重要支撑。打铁更需自身硬,金融对经济的有力支撑,离不开金融自身的稳健发展。
熊园认为,本次会议对金融工作的政治站位有更高要求,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会议指出,“金融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其中,“政治性、人民性”的提法近一两年已多次出现在各类金融会议中,比如央行在2022年年中工作会议上就做出了“深刻认识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要求,2022年9月也在《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践行政治性、人民性,提升专业性,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对其含义及方向做了进一步阐释。
03促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建设金融强国
中央决策层首提金融强国这个概念,是继过去提到文化强国、制造强国、人才强国、海洋强国等等若干强国概念之后,第一次认为金融也是使国家强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核心竞争力。何为“金融强国”?这些表述有何深意?多位专家学者发表了深刻的见解。
吴晓求解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改革的任务、发展的重点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次会议的内容非常丰富,第一次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金融强国的目标。过去中国是个金融大国,但还没有成为金融强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这是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也是更加艰难的过程。
何为金融强国?首先是现代金融,而不是传统金融。这个金融功能一定是多样的,不是单一的,金融功能中包括资源配置、财富管理、支付、所有权分割等等。其次,应该有很好的风险识别和配置机制,因为金融的核心是配置风险。第三,是金融更具有影响力,为此要推动国际化。
要达到金融强国的目标有三项改革的任务:第一,着力推进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实现金融业态多样化,以及金融功能的转型。第二,是法治化。“一个金融强国、现代金融,一定是法治化的金融。所以,法治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进一步地完善法治,对于推动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对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都是最重要的软条件。”第三,是开放。“金融国际化主要有两条路径必须要走下去:一是本币(人民币)可自由交易和国际化,这是必须完成的;二是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度。今天中国市场的外部投资者,包括港澳台的投资者在内,大约只占到4.5%。外部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只占4.5%,很难说成是一个强国金融,最多是一个大国金融,所以要变成一个金融强国这个比例要大幅度提高。”
郭建伟表示,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特征。欧美金融强国特征是:调控总量的货币政策、开放的金融市场、丰富的金融产品、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霸权的国际金融规则话语权、制裁的国际结算长臂管辖。而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是:以人民为中心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的大众金融而不是少数人获利的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的金融而不是金融体内循环的虚拟金融,是以支持实体经济盈利最大化为前提的金融服务而不是金融自身盈利最大化,是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为目标的金融而不是服务于其他目标的金融。
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不同于西方,我国货币政策是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是保证币值稳定的稳健货币政策;是更加注重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的宏观金融政策;是让更多资金供给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的结构性货币金融政策;是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的金融资源盘活、资金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率提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是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现代金融体系,是要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准确把握货币信贷供需规律和新特点来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的中国特色货币金融政策体系。
教授罗煜分析,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的根本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从规模指标上看,我国是金融大国,但从国际竞争力上看,我国离金融强国尚有差距。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对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粮食和能源安全、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老龄化等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服务还存在欠缺,而这些都是我国近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鉴于此,会议指出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首次系统提出了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它们构成了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驱动力。
夏磊认为,会议明确了金融发展方向,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宏观分析师张瑜分析,具体而言,金融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是队伍的高质量,强调“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为重要支撑”。其次是导向的高质量。二十大报告中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题眼是科技自立自强,所以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再次是机构定位的高质量。通稿中提及“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金融机构的定位更加清晰。更为值得关注是,在最高级别的金融会议上首次提及的细节,包括: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拓宽银行资本金补充渠道。这四方面的后续推进值得紧密跟踪。
李新指出,会议首次提出“金融强国”目标,旨在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现代化步伐,但在由“大”转“强”的过程中需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坚持政策稳健基调,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引导资金流向符合国家战略的领域;强化资本市场功能,完善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
曲强表示,会议强调让金融资源服务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支持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领域工作。不能走金融食利实体经济,令产业空心化,社会风险化的别的国家走过的老路。
04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
针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问题,会议提出“要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会议对金融体系内参与主体的未来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战略规划,专家学者对此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郭建伟认为,要着力打造保证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会议明确: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做优做强,承担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维护金融稳定压舱石的使命。中小金融机构要严格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明确了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的职能定位,这是吸取近年来异地金融乱象和异地经营监管薄弱教训的必然。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强化政策性职能定位,服务国家战略和填补商业性金融服务空白。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明确了保险的风险保障主业定位,做强做大。培育一流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引导资本流入实体经济;强化市场规则,打造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的金融市场,打通市场割裂,促进长期资本形成,健全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体系。这种立体分布、有序竞争的现代金融体系和市场体系,有利于进一步治理金融交叉逐利乱象,更好地集中精力服务实体经济。
坚持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和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并重的策略,一方面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而不是个体性开放,提升我国双向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国际结算、投融资、资产定价和交易等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重点要通过延展CIPS和数字人民币等金融基础设施并与“一带一路”国家互联互通互兑以便利境外人民币使用,防范脱钩断链的金融制裁风险,加强优质的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供给,服务好我国实体经济“走出去”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高水平开放与确保金融经济安全的有机统一。
赵锡军表示,本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提到要活跃资本市场,同时也提出要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这进一步表明了中央对发挥资本市场作用的重视,体现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而“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是实现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具体路径。
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各项配套措施,让注册制的精髓在资本市场得以展现。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强调科技创新的作用,而科技创新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更多更优的资源支持。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则是从融资端、服务端、投资端等多方面发力,为资本市场更好地发挥枢纽功能提供支撑,这也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从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曲强指出,会议明确要加强外汇市场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要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强调了要面对当前金融形势,要内外通盘考虑,有全局观大局观。
05金融风险化解与金融监管提质增效
在背景的论述上,会议特别提到了“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的现状,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风险方面,会议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有很多新的考虑、新的提法和新的要求,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值得重点关注。
郭建伟指出,会议强调了要提高监管有效性,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金融监管,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彻底治理没有金融牌照乱发理财产品、乱办财富管理、网络存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集资的金融乱象,以及跨业、跨市场、跨机构交叉业务和多层嵌套结构复杂金融产品治理,吸取简单引入西方金融产品而缺乏对应监管的风险教训。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非本地非特色非审慎等经营管理带来的风险,按照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要求保证存款人利益的前提下将风险锁定在当地,防范其风险外溢。
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规范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行为,合理引导预期,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关键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稳健发展而不是为了发展忽视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外汇市场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关键是在百年变局背景下防范外部风险输入。
会议指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方法论:要把握好权和责的关系,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把握好快和稳的关系,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把握时度效,扎实稳妥化解风险,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严防道德风险;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今后金融创新,必须在依法合规轨道上创新,必须先出台金融创新的监管规则再准许金融创新行为,彻底防范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
会议明确谋发展与防风险并重,构建金融监管长效机制。一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有效性。三是问题导向,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针对中小金融机构,加快推进风险处置。会议提出要“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从 2019年5月包商银行被接管,到2022年6月份河南村镇银行存款消失事件,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事件关注度较高。原银保监会2021年《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提及支持主发起行向村镇银行补充资本、推进村镇银行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风险,近两年增持、重组进度加快,村镇银行数量或会进一步减少,有助于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更好服务小微、三农领域。
应该注意到,金融领域相关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存在,金融严监管的基调将会延续,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小金融机构到地产行业,从国内市场到外汇市场,强监管与防风险是后续一段时期金融工作的重点。
06理顺房地产金融与央地政府债结构
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重点议题。其中两个重点工作,一是应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二是应对地产金融风险。下一步要如何化解?多位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解读:
郭建伟指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彻底实现政府平台企业脱钩政府财政而自担债务偿还义务,防范边化债边增债风险,让地方政府债务全部纳入预算实现显性管理。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吸取引进西方市政债券发展城投平台债券时因缺乏地方政府财政硬约束监管而出现风险的教训,强化对发债人信息披露和偿债能力的事前事中事后市场强监督。
对于房地产,他表示,要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健全房地产企业的行业主体监管制度和金融监管部门对其资金的金融监管制度,在吸取房地产企业挪用购房资金出现烂尾楼教训的基础上按照购房资金划转真实性要求,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制机制,才能一视同仁地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新时代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夏乐表示,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未来一段时间金融工作的重点,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提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以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在金融风险部分,明确提出房地产市场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都在亟需解决的问题之内。这种直面问题的态度对于恢复市场信心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具体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方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媒体通稿并没有过多的披露。但是从最近中央推出的一些相关政策,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例如中央政府最近增发的万亿国债以及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都表明中央政府将会在未来的全局化债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而中央政府对此的取态也从之前的“防御式”转为“进攻式”,从关注债务流量问题到侧重债务存量问题,将会提供更多实质性的帮助引导、推动甚至干预地方政府的化债工作。
而在解决房地产问题方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企合理融资需求。如果能够通过特定的机制将这个原则落实,相信可以极大缓解很多民营房企目前的融资难题,从而帮助房地产行业尽快稳定。
熊园指出,本次会议在地方债务方面,首提“两个建立”(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应是指后续更多从债务管理和化解机制入手,继续改革地方税制、完善地方主体税种、扩充地方收入应也是应有之义,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可能只是“以时间换空间”;此外,“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预示后续可能会增加中央债务比重。短期看,可紧盯“一揽子化债方案”的具体部署。
房地产方面,未提“房住不炒”,延续要求“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等,也沿用了10.21《国务院关于金融情况工作的报告》所提的“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加快‘三大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需注意的是,本次会议首提“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我们预计,针对风险较高或重要性较强的头部房企,后续有可能开启“一对一”监管,并可能更为侧重房企的资金流监管,谨防出现此前预售资金被挪用问题。
夏磊表示针对地方政府债务,优化中央地方债务结构。会议提出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央地之间财权事权不匹配是我国政府债务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收回部分财权,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减少的同时,事权和财政支出在逐步增加;2012年开始推行“营改增”试点,税制改革虽然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但属于地方主力税种的营业税(改革前2002-2011这十年,营业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平均值为32.9%)因改革为增值税,将与中央按25∶75的比例分享(2016年调整为50∶50),地方收入来源进一步减少。截至2022年末,中央政府杠杆率21.4%,地方政府杠杆率29.0%,加上城投企业的银行贷款、信托等其他债务,地方政府实际杠杆率更高。今年增发1万亿国债通过转移支付安排给地方,即从央地财权事权关系角度出发,有助于缓解地方债务压力。
针对地产领域,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供给端,一方面,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做好保交楼,防止预售资金无序挪用导致烂尾,损害购房者权益。另一方面,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改善房企资产负债表,防止风险在不同所有制房企中无序蔓延。
需求端,用好因城施策政策工具箱,支持刚需和改善需求。刚需是首套房的需求,改善主要是换房需求。今年以来,各地方不断出台需求端支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平稳向好发展起到支撑作用。当前,有些城市房地产政策仍有优化空间。如热点城市首套、二套房贷款利率、首付比例仍然较高,普宅认定标准高,影响改善需求释放。
制度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实现住房、土地、资金、居民四者之间的关系重构,满足人民群众对住有所居的期待。加快“三大工程”建设,包括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不仅调整优化供需结构,更是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经过多年发展,城市核心区可供地块锐减,但住房需求回流,造成了大城市住房供需错配的矛盾。城中村改造可以把城市核心区的土地重新释放供应出来,在此基础上,建造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建筑,满足多方需求。保障房建设,使住房供应体系从商品房为主转向以商品房和保障房并重,让工薪收入群体住有所居,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动投资,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的效能和利用率。三大工程的建设将直接对投资、销售起到拉动作用,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刘陈杰分析,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着眼于未来五年经济结构变迁和金融发展。未来五年,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将发生系统性变化。在一定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追求下,目前的实际经济投资回报率决定了宏观杠杆率还将持续攀升。攀升过程中,我们可能可以较为成功的运用中国特色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产业体制保驾护航金融体系的稳定,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实际的看,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具有周期性,特别是没有其他有效强力措施的周期里,在中国强劲的供给函数背景下,适度利用现代货币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基于此,未来五年的金融周期可能较为适宜,如果实体经济的预期略有好转,资本市场的活跃也将水到渠成。
杨钧童认为,2012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侧重于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控制地方债务规模,2017年强调严控债务增量,本次会议着重强调“长效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更符合当前经济形势。建立长效机制是长期趋势。财政部在《2023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中也提出“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合并监管”,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合并监管,财政、发改、金融、国资等多部门联合监管,压实责任,防止一边化债一边新增。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是有效方式之一。中央政府举债成本低、周期长,目前我国中央杠杆率显著低于地方,中央政府有空间也有必要提升杠杆,优化政府债务结构,比如今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国债并通过转移支付方式给地方使用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