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2024年中国经济预测（二）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导读：本专题由《对2024年中国经济的思考及建议》、《邓海清：打赢2024经济硬仗，有这六条硬道理》、《2024，开始转向》和《形势正在起变化》组成，全文183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对2024年中国经济的思考及建议

 罗志恒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节点，有必要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凝聚社会共识，服务国家大局。我们整理了11个方面的问题，既有经济潜在增速、宏观调控思路、经济发展阶段这样的宏大命题，也有当前经济运行特点、动能、症结等市场关切，还有如何提振消费、如何解决房地产困境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

一、如何理解经济的潜在增速？潜在增速能达到多少？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各方有较强共识，即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因此经济总体处于疫后持续恢复态势，但由于基础不牢，潜在增速未完全发挥出来，宏观调控有必要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加快经济恢复步伐。

然而关于经济潜在增速的具体水平，专家学者们却莫衷一是：既有“中国人均GDP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空间，因此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乐观派；也有“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资本回报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困难等导致潜在增速持续下降”的悲观派；当然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性派。

潜在增速有一个常见误区，即常被看作是一个外生变量，存在“宿命论”的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就一定能高速增长吗？非洲的大量贫穷国家以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是警示案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面临不利因素和增长瓶颈，就不能继续突破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贡献过成功经验。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在于：自然科学的预测，正确的会被证实，错误的会被证伪；而社会科学的预测，错误的可能自我实现（例如银行破产的谣言导致银行挤兑），正确的可能自我修正（例如提前预警风险后被妥善化解），人类行为的干预会扭曲原先的发展路径。

因此，在尊重增速换挡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应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将潜在增速推向可能性区间的上沿，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新均衡。同样曾是追赶型经济体，日韩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而拉美却止步于“中等收入陷阱”，区别便在于前者相对平稳地实现了经济转型升级，后者则发生经济失速、结构转型停滞。这提供了重要启示：要“两条腿走路”，一是通过中长期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增长潜力，二是通过逆周期调控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为改革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资源支持。若能做到这两点，5-6%的潜在增速是极有可能的。

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5%左右，总体上仍将延续2023年的疫后恢复态势。从动能看，相对确定的是服务业、高端制造和基建投资，房地产在政策作用下预计将逐步回暖，但恢复力度还要看政策的进一步加码；同时从经济周期来看，库存周期大概率已见底回升，从去库存进入到补库存对于经济增长也是积极作用；从基数的角度，2022和2023年两年平均预计在4%左右，意味着经济仍未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仍存在基数效应。

当然，2024年仍会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既有人口总量下降等中长期和结构性因素，还有短期的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结构性失业等问题，需妥善应对。

二、有必要转变宏观调控思路吗？如何转变？

过去我国宏观调控的思路是重企业、轻居民，重投资、轻消费。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模式，是由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加快发展，尤其是通过资本积累和拉动投资快速推升经济增长，而抓住企业主体推动投资，在政策执行上更加短平快，效果更加明显，因此从制度设计到地方政府行为都形成了热衷招商引资、投资饥渴的状态。首先，对于政府而言，数量较少的团体性的企业相比数量庞大的分散性的居民，更容易对接和督导；其次，单个企业的新增投资远大于单个居民的新增消费，就像商业银行更喜欢贷款给大企业一样，工作量小且业绩好。

虽然企业和居民都是微观市场主体，投资和消费都属于短期总需求，但相互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一，企业是要参与市场经济下的优胜劣汰的，而人（居民）是经济发展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过度重视企业，可能会使本该被市场淘汰的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并占用其他企业的资源，造成挤出。其二，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是派生需求，是为了满足未来消费所派生出来的。投资短期是需求，中长期会形成供给，以满足未来的居民消费。如果政策刺激下的当期企业投资与未来居民消费不匹配，短期内投资需求可能会带动经济回暖，但未来会因为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而形成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的困境。

中国曾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短缺经济的时代，因此重企业和重投资，大体上与经济健康发展和满足居民消费是一致的。但随着中国生产能力快速提高并成为世界工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并进行消费升级，再刺激传统企业和投资已不适应经济的新发展阶段了。这也是当前传统刺激政策边际效果持续减弱的重要原因。

政府的刺激政策应逐步向居民和消费倾斜。以居民消费需求引导企业生产和投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不浪费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源。例如，对部分特定群体发放现金补贴推动消费尽快回升，采取中央和地方分地区按比例承担的方式实施；逐步利用个税APP等建立起补贴群体的筛选机制和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财政支出从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主的投资，即从基建转向民生福利支出；通过医疗、教育和养老等财政投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等。

三、2023年经济运行有哪些超预期？

2023年经济运行出现了诸多预期之外的地方：其一，房地产下行速度和幅度均超出预期；其二，社零“报复性消费”和经济的“报复性增长”仅持续了一个季度，并未出现2022年底公众和经济学家预期的“只要疫情放开，经济就好了”的情景，代之以疤痕效应；其三，市场信心恢复慢于预期；其四，一季度担心的“疫后需求过快上升将引发类似欧美的高通胀”并未出现，反而在6-7月间社会上出现“经济是否通缩”以及是否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激烈讨论；其五，“中国经济增速向上、美国经济衰退”的周期错位以及相应的“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并未如期出现，持续加息之下美国经济仍保持一定韧性；其六，A股并未如预期一般“在经济好转、企业盈利改善和信心提振以及外部加息放缓的驱动下实现企稳回升”，反而是总体下行，财富效应低迷、投资者亏损，引发宏观经济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其七，四季度增发1万亿元国债超出市场预期；其八，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集中的城投债在上下半年出现冰火两重天，上半年金融机构唯恐避之不及，下半年却求之不得。

为何市场预期一致预判失误？

2023年，主要机构和经济学家反复调整经济预测，因为突发事件而上调或下调经济预测，一致预期反复出错。

全球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地缘政治冲突多发频发，全球极端自然灾害增加，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这导致线性预测的准确度自然大幅下降。同时，不确定的经济运行条件下，对政策的依赖明显加大。但是政策出台的时机、力度和方式直接影响效果，政策是主动引导市场预期，还是采取“舆论倒逼、被动响应”的碎片式政策，都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而这些是预测所难以考虑到的。

为何没有出现市场期盼的强刺激？

市场期盼放水大水漫灌，但政策并未出现。

首先，我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启动了大力度的基建、房地产刺激计划，导致紧随而至的产能过剩、杠杆高企、房地产库存高企、房价暴涨加剧贫富分化并抬升制造业成本等，经济陷入“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如果此时再度强刺激，后续存在仍将产生新的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风险。

其次，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尤其是高技术领域的生产和投资，而近年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出口一直增速较高，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高于总体投资增速。

最后，当前经济更加复杂，每项政策都要权衡利弊，而不宜贸然推出，中国经济已经度过了一个政策包打天下的时期。比如，物价水平持续下行甚至同比为负，导致实际利率上升，合理的政策是降息，但是在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降息可能导致商业银行金融风险；同时，降息可能导致产业结构恶化，因为一部分僵尸企业继续获得融资支持。再比如，大力度的财政刺激，必然进一步推升债务；进一步大力度推出减税降费规模，边际效应持续递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市场期盼给老百姓发钱就能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事实上，政府是不创造收入的，政府发钱的资金要么源自当期的增税，要么是源自当期的发债、也就是下代人的税收。认识到这点后，恐怕市场预期也过于乐观了。当然我们不是反对给居民发补贴的动作，而是提出政策传导以及效果可能未必如朴素认知，以及政策实施是有成本的，必须权衡利弊。再比如，对于地方债务问题，面临救与不救的两难问题，实际上背后是如何处置系统性风险与道德风险的两难问题，事情并非“非黑即白”。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应该有多大，小了作用不明显，大了又可能引发经济结构恶化，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2023年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哪些特点？

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是一波三折的恢复，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有下行压力、三季度逐步恢复，四季度有所延续。总体上看，体现出三个核心特点：其一是结构性恢复，而非全面恢复；其二是不稳定的恢复，内生动能相对不足，外部影响对经济平稳运行产生较大影响；其三是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导致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背离。

其一，当前经济的结构性恢复，主要是靠服务业、高端制造带动，但是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平台经济等仍受到一些冲击。因此就业也是结构性的，服务业和基建投资带动农民工就业形势好转，但青年就业压力较大。之所以会出现结构性恢复，还在于2023年是疫后恢复的第一年，疫情期间压制的聚集性服务业有个反弹式的增长；而其他产业诸如房地产在供需形势逆转的基础上又叠加预期不振引发了房地产销售、投资持续下行等。

其二，当前经济恢复是不稳定的，因为内生动能不足，表现在消费、制造业投资恢复不足，受外部变化的影响会比较大，外部环境变化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波动加大。比如2023年中国出口与韩国、中国台湾、越南的出口节奏相对一致，这跟全球经济运行节奏有关，说明外部环境仍较大地影响到中国经济运行。

其三，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导致居民收入增速、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速偏低，产生了宏观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前三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5.2%，名义增速只有4.9%。

五、当前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

经济增速受到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是中长期趋势，也称“潜在增速”或“增长中枢”，例如改革开放和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增长，抑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枢下移的增速换挡；二是短期波动，也称“经济周期”，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走弱，抑或“四万亿投资”强刺激后出现的经济过热。

当前中国经济又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中长期和短期的双重“新三期叠加”，承受更大压力的同时，也获得蜕变升华的重大机遇。

第一，中长期面临的“新三期叠加”包括：累积问题化解期、新兴动能培育期、经济转型阵痛期。累积问题化解期是指，此前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其积极作用逐渐减弱，负面影响愈加突显，例如人口红利、房地产野蛮生长、地方政府举债投资等，都曾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当前却出现人口总量减少、老龄化加剧、房地产发展旧模式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公共服务存在短板等一系列问题。新兴动能培育期是指，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新动能的支撑，例如从投资为主转向消费为主，从传统产业转向高科技产业，从关键领域被“卡脖子”到补链强链、自立自强等。经济转型阵痛期是指，累积问题的化解和新兴动能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期间可能面临经济转型的阵痛，例如新旧动能未及时接续，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创新驱动的产业发展相比债务驱动的规模扩张，难度更大、风险更高，且短期收益可能不太显著；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新公司与新岗位不断涌现，但也伴随着旧公司与旧岗位的消失等。

第二，短期面临的“新三期叠加”包括：疫后经济恢复期、市场信心重塑期、宏观政策优化期。疫后经济恢复期是指，居民消费、企业投资等仍未恢复至疫情前的趋势水平，部分群体的处境还需经济持续恢复来加以改善。市场信心重塑期是指，当前微观主体预期和信心仍较低迷，对经济平稳恢复形成严重制约，要重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宏观政策优化期是指，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边际递减，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有效刺激经济增长。

根据丁伯根法则，针对多个政策目标，需要多个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中长期和短期的双重“新三期叠加”，需要中长期体制机制改革与短期逆周期调控的协调配合。前者包括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补短板、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等；后者包括中央政府加杠杆、财政政策从重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并重、房地产政策调整优化、金融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活跃资本市场等。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相信中国经济将在中长期改革与短期调控的共同作用下，乘风破浪、穿越周期、平稳踏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六、当前经济运行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微观主体信心不足。居民没有充足的信心去消费、购房，而是增加储蓄预防风险；企业家没有充足的信心去新建工厂、扩招员工、开拓市场，而是收缩战线谋求生存；地方政府没有充足的信心去发展当地经济，而是少做少错以图免责。

微观主体信心低迷将拖累经济恢复，要加大力度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最直接的方式是让居民和企业短期看到经济、金融有起色，钱壮人胆，居民就业和收入好转，企业营收和利润改善，消费和投资自然也会活跃起来。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重塑激励机制，让社会有稳定的预期，不焦虑。改革开放的成功秘诀就是让所有人相信“奋斗改变命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越辛勤，收获就越多；市场化经济下，企业家敢拼敢闯，便能创造更多财富；GDP锦标赛下，地方官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就有更多升迁机会。

居民方面，重要的是向上有希望、向下有保障，促进机会公平、防止阶层固化，加强劳动保障、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真正做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企业方面，要让其吃下“定心丸”，看到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制度的完备性、法治的彻底落实、理论和认知的重大突破。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地方政府方面，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当前已不再“唯GDP论”，有了更全面的考核标准，但需配以尽职免责，否则问责泛化会导致行为避险化、风险最小化，不利于地方各项工作任务的开展。

七、后地产时代需要什么？转型经济需要什么？

经济发展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生产如何满足消费，先是数量上的满足，再是质量上的满足，螺旋式上升。数量的扩张较为简单，债务驱动、规模复制，因此该阶段增速较高；质量的提升则较为困难，创新驱动、产业革新，无法短期提速；然而一旦度过质量提升的瓶颈期，增速又将企稳回升。投资是生产扩张的必要步骤，目的是满足未来的消费，如果扩张的产能与未来消费需求不匹配，就会出现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并存。

过去二十余年的房地产发展旧模式，就是在我国住房严重短缺的时代背景下，房地产业野蛮生长、规模扩张的过程，客观上满足了大量人群的住房需求，并为城市建设筹集了资金，当然也引发了房价上涨过快、部分房企债务风险暴露等问题。

当前我国住房问题已从全面短缺转向结构性短缺，一是人口流入地区住房不足，人口流出地区住房过剩；二是高质量住房不足，低质量住房过剩。

因此“后地产时代”具有两层涵义：第一，简单扩张、高速增长的旧模式已经过去，要接受现实；第二，降速不是失速，住房结构性短缺意味着巨大的增长潜力，要妥善解决无效供给过多和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房地产新旧模式转换只是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一是中低端供给的快速规模扩张与居民巨大的需求缺口之间的匹配，二是国内廉价劳动力、土地成本与发达经济体中低端产业转移之间的匹配；当前经济增速换挡，一是居民需求从数量转向质量，供给也应随之转型，二是中低端产业转移至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我国产业需要向价值链高端转移。

对于后地产时代和转型经济需要什么，最朴素的回答是：老百姓需要什么房子，就造什么样的房子；哪些产业最有市场前景和竞争力，就发展哪些产业；转型的道路可能曲折坎坷，迈过去之后便是新的风景。

八、未来政策空间到底有多大？

未来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是有的，因为赤字是流量，债务是存量，还本付息才是真正约束。财政空间取决于经济性质和货币金融环境等因素，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天然可以举借更多债务；同时，当前我国货币金融环境总体稳健宽松，有利于配合财政发债、压降举债成本，需要防范的是无序扩张、无效投资、期限结构错配的债务。

无需动用发达经济体的零利率、负利率、量化宽松（QE）、收益率曲线控制（YCC）等非常规政策，我国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仍较为充裕，降准、降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均弹药充足。然而宽松货币政策也要考虑对通胀、汇率、金融风险等的负面影响。

尽管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理论上较为充足，但实际上受到两大因素的限制：一是旧有观念的制约，例如3%赤字率的警戒线，既缺乏理论和科学依据，也早已被欧美发达经济体所抛弃；二是多目标制的限制，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包括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金融稳定等，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导致政策工具推出较为审慎。

因此有必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不合理观念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发挥财政政策作用，赤字率该破3%就破3%；运用多个政策工具来实现多个政策目标，不要对单一政策工具寄予太多期望，能够发挥其主要作用即可，负面影响可以通过配套工具来予以对冲和消除，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九、2024年经济形势的动能和症结在哪里？

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5%左右，总体上仍将延续2023年的疫后恢复态势。从动能看，相对确定的是服务业、高端制造和基建投资，房地产在政策作用下预计将逐步回暖，但恢复力度还要看政策的进一步加码；同时从经济周期来看，库存周期大概率已见底回升，从去库存进入到补库存对于经济增长也是积极作用；从基数的角度，2022和2023年两年平均预计在4%左右，意味着经济仍未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仍存在基数效应。

当然，2024年仍会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既有中长期和结构性因素，还有短期的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结构性失业等问题。房地产是决定明年经济能否恢复到5%以上的关键。

2023年房地产形势仍偏低迷，体现在房地产销售、投资和价格持续下行，土地溢价率下降，房地产企业经营困难；政策有效果，但不及预期，同时城市间分化明显。

从节奏看，一季度开门红小阳春、二季度下行压力，7月酝酿政策，8月出台，9月一个月好转，10月、11月形势继续下行。

从价格看，二手房价格持续下行，10月房价加速下行，70个大中城市、北上广深环比都负增长。截至10月底，在70个大中城市中，二手房价上涨城市数量仅有2个，下跌67个；新房上涨城市仅有11个，下跌城市有56个。

从销量看，今年1-10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8%，跌幅连续6个月扩大。

房地产销售为何不及预期？

一是房地产供需形势逆转，人口见顶回落，总量和结构都不利于房地产发展，影响到预期的变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问卷调查，预期房价上涨比例在二季度末为15.9%，为2018年二季度以来的相对低点。

二是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导致居民收入和购买能力受到冲击，居民个贷余额同比为负，居民杠杆率在2020年三季度后，不再加杆杆，杠杆率保持在62-63%。

三是房价下跌引发谨慎购买行为，基本上消灭了投资性需求。

四是部分一线城市仍存在限购政策，导致购房群体持续观望情绪。

五是房企出现风险，部分烂尾楼导致购房者对新房的信心不足。现房销售好于期房。前10个月期房销售同比降11.4%、现房销售同比增21.9%，期房销售面积期房偏好降低显示居民对交付风险担忧、房价预期偏负面。占比82%，较去年同期将4.3个百分点。

2024年房地产形势可能有所回暖，但取决于政策力度，预计销量在4月份见底回升。政策应对有三个目标：稳房价、促需求、保供给。第一，供给端保交楼，调整考核机制，避免房地产暴雷的硬着陆，鼓励房地产行业内部并购重组，稳住信心与预期；第二，需求端，大幅降低改善型住房门槛，大幅下调二套房首付比例，放款非普住宅认定标准；第三，取消限购或者增加购房人群资格，根据社保年限赋予一定购房资格，增加刚需人群，主要是有需求但无购房资格人群；第四，一线城市要推出优质地段，提高市场热度；第五，收储部分低能级城市的住房。

如何发展保障房解决房地产困境？

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于改革，房地产的未来也在于改革，这源于供需形势的根本性改变，即人口总量与结构的深刻变化与房地产供给之间不匹配。

房地产的主要任务从高速发展阶段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转变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同时，房地产发展至今，房价高企，导致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越发凸显，凭借工薪收入难以获得住房，不利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在目前租赁型保障房的基础上发展产权型保障房十分必要。房地产的发展不能只有商品房的市场轨，还要有保障房的保障轨，双轨并行既能发挥出市场的激励约束作用，又发挥出政府的托底作用，实现在房住不炒大势下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实现多层次的住房供给结构和供给体系。当然这种体系的运行需要注意以下方面，不能让好心办坏事。

一是双轨并行要避免套利、避免陷入福利陷阱，市场轨的激励约束仍是基础，保障轨是重要补充，且保障轨要封闭运行。双轨并行的前提仍是要充分发挥出市场轨为广大居民提供品质更高、环境更好、绿色和科技属性更强的住房；保障轨要量力而行，不能超出当前财力大幅举债提高保障房标准的，避免走向福利陷阱，从而弱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封闭运行从而避免套利是极为重要的。

二是产权型保障房的户型、面积设计等要与商品房有明显差距，促进筛选出真正的需求者，确保正向的激励机制依然生效，避免逆向选择，实现“保障房保基本、商品房重品质”的目标。保障房的初衷是保障基本，不能脱离这个目标。

三是资金来源方面要通过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否则地方政府既无积极性、又无足够财力推动保障房落地。当前地方财政形势处于紧平衡状态，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行，地方债务风险进一步导致地方财政运行困难。此种情况下，如果中央不出手，则保障房极可能是美好的理想，很可能在指标压力下地方政府在偏远区域建设保障房，导致新的浪费和无效投资。因此中央和地方分地区按比例承担是较好的选择，对于西部地区由中央承担80%、地方承担20%，中部地区由中央地方分别承担50%，东部地区由中央承担20%、地方承担80%。

四是以发展保障房为契机，推动流动人口的医疗、教育等事权和支出责任配套改革，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新市民、新青年进了城、住得下，才能够真正带动消费，促进我国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由人口流入地政府提供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服务，中央政府予以相应转移支付支持。

五是关于谁来建设的问题，央企国企、民营房地产开发企业均可承接保障房项目建设，一视同仁开放，采取保本微利原则竞价。

六是对于超大特大城市的房地产处于供不应求的形势，保障房可通过开发建设的形式提供；但是对于中小城市和低能级城市面临房地产库存高企，有必要通过财政资金收储部分商品房作为保障房，以消化部分库存，各地不搞一刀切。财政资金收储必须经过论证，终身追责。

十、如何提振消费？

消费主要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因此要解决消费问题必须处理好这两个问题。财政资金可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维度出发，支持扩大消费。

从短期看，市场寄予厚望的发放消费券或者现金补贴的方式能够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种方式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居民购买力，可以适当推出且优化实施方式。对部分特定群体发放现金补贴推动消费尽快回升，采取中央和地方分地区按比例承担的方式实施；逐步利用个税APP等建立起补贴群体的筛选机制和基础设施。当前我国低保覆盖较为完善，因此尤其要关注三个群体：1）低保临界线以上、社平工资以下的城镇低收入群体；2）低保临界线以上、社平工资以下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尤其是老人群体；3）失业大学生群体。鉴于当前在实操层面持续面临难以精准补贴的问题，当前有必要尽快建立补贴群体筛选的机制和基础设施，可利用个税APP平台申报个人收入，即使不需缴纳个税也鼓励申报，作为直接补贴的依据，这样就可以根据收入分布及标准动态筛选出补贴群体。

要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振的问题，则要从中长期的制度变革出发，尤其要发挥财政在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分化程度、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等方面的作用。其一，要改革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占比。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降低农民对土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的依赖程度，进而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提高农民、进城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其二，通过税收、社保二次分配和鼓励慈善捐赠等第三次分配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分化。有必要推动个税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收模式走向综合征收，避免劳动与资本所得的税率差异，同时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严格征管与处罚力度；根据房地产形势在整合相关税收的基础上，择机推出房地产税；有必要加快研究探索遗产税和赠与税。其三，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财政支出从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主的投资，即从基建转向民生福利支出。通过医疗、教育和养老等财政投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

十一、政策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优化房地产政策、将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和解决就业置于更高的位置，推出一揽子举措提振市场信心

第一，建议财政赤字定在4%左右，专项债规模与2023年大体持平或略增加，对外释放积极信号。财政政策的资金应该兼顾扩投资和促消费，注重对三类人群（失业大学生、低保以上但社平工资以下的城市低收入群体、低保以上但社平工资以下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凝聚人心、提振消费。不宜继续出台新增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延续、完善既有减税政策并逐步回归正常，要更加精准有效，推动减税降费从数量规模型转到效率效果型。

第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配合，维持稳健偏松的力度，结构性货币政策在“保交楼”“科技创新”上要进一步发力。

第三，房地产政策在构建新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有三大核心任务：保供给、促需求和稳房价，放开限制性措施，推动相关住房需求释放。其一是供给端保交楼，落实金融机构对房企支持的“三个不低于”，适当调整对金融机构的考核指标，避免房地产暴雷的硬着陆；其二，鼓励房地产行业内部并购重组、化解风险，避免烂尾对信心与预期的冲击；其三，需求端，大幅降低改善型住房门槛，大幅下调二套房首付比例，与时俱进放松非普通住宅认定标准从而从事实上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传递稳楼市的强烈信号；其四，取消限购或者增加有购房需求人群的名额资格，例如根据一定的社保缴纳年限，释放有需求但无购房资格人群的刚需；其五，一线城市要尽快推出优质地段建设高品质住房，如此才能稳住房地产价格并激发居民购房热情，稳定房地产信心和热度；其六，一线城市加快开发建设保障房，对于低能级城市则由财政收储部分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房；其八，从长期看要构建以人口为中心的土地供应模式。

第四，注重提振就业、提振信心，将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作为一项任务目标提出来，类似这些年的就业优先政策，并出台一些务实举措。

当然，我们最期待的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加快推动市民化进程。以保障房建设为契机，进一步解决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问题，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0%以上，缩小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差。当进城农民工、青年在城市扎根了，才能够真正扩大消费，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风险提示：稳增长政策力度和效果超预期、全球经济下行超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超预期、地缘政治冲突超预期、中美关系变化超预期

邓海清：打赢2024经济硬仗，有这六条硬道理

邓海清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与中央政治局会议仅相隔一个周末。与往年相比，此次会议时间明显提前，表明中央对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提前做好部署和规划。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10月30日至31日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对明年经济金融工作做出了战略性的部署和安排，构成一个完整的拼图，需结合起来分析，才能解析出一个完整的图景。

第一条“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才是打破“老二魔咒”和“中等收入停滞”的他山之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这起到了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在此之前，对于如何提振经济，外界有“发钱促消费”、“通胀救经济”等各种讨论。尽管存在种种杂音，此次会议仍然明确了中国经济仍然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此前“发展是硬道理”的表述更加侧重于量的增长，强调“做大蛋糕”；如今“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更加侧重于质的提升，强调“做强经济”。因此，会议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从质的角度看，二战后德国、日本先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具有挑战美国成为全球经济“老大”的机会，但最后德日都失败了，其根源在于做大蛋糕后没能打破瓶颈，科技无法自立自强，在高新技术领域无法打破美国的垄断地位。突破技术瓶颈、引领科技革命才是从“第二”走向“第一”的唯一正途。

当前全球科技革命“皇冠上的明珠”是人工智能及相关软硬件，而美国虽然不再与中国全面脱钩，但在高科技领域持续推动技术封锁、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是迎接科技革命的需要，是打破“老二魔咒”、赢得全球科技竞争的“华山天险一条路”。从建立适应科技创新的金融体制的角度，此次会议提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从量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已过，以及全球化的退潮，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与高速增长时期已出现下降，这是需要承认的现实。而近两年来美国、印度等经济体由于通货膨胀高企、汇率升值等原因，以名义美元计价的GDP增速很高，学术界和市场上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也应搞强刺激，提高经济增速。此次会议强调发展的“高质量”，保持“量的合理增长”，无疑否定了这种倾向，而是事实求是，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资源禀赋的现实。

第二条“硬道理”：做好自己的事才是应对明年“半个地球”大选国际政治不确定性风险的王道

会议提出，近年来，我们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而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从“老的三个统筹”到“新的三个统筹”，可以看出国内因素的重要性上升。会议表示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仍在持续，占全球GDP比重一半的国家将在未来一年举行大选（包括美国总统大选），2024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高企。对于中国而言，“打铁还需自身硬”，练好内功，做好自己的事是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硬道理。

在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稳定进出口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抓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落实落地等具体举措。

从“三个统筹”的提法，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1）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再机械参考西方“需求经济学”那一套，而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2）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将人口由农村集中到城市、“消灭农村”，而是缩小城乡居民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不仅需要科技自立自强，还要体现“人民性”，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这也意味着未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更多地属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而不是房地产建设的概念。

（3）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意味着经济安全、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第三条“硬道理”：鼓励支持好民营经济再繁荣才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唯一正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在“广场协议”后汇率升值、出口受创，为了扩大内需、对冲出口下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无效基建，由于投资回报率极低，没有现金流和利润，最终造成沉重的政府债务。日本至今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政府负债率最高的。

2020年疫情以后，美国拜登政府采用直接给居民发钱的方式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来数十年来的最高通胀和政府债务上限一再被突破。

在国内，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发钱促消费”、“通胀救经济”等药方也引发各方关注，但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长期来看并不可取。基建投资在短期内可以成为托底经济的力量，但可持续性有限，而且根据日本的教训，还面临投资回报率下降和政府债务杠杆上升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次抑通缩、扩消费都是依靠民营经济的兴旺。民营经济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和蓄水池。通过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可以扩大就业，从而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扩大有效需求。而且这种需求的扩大是良性的、可持续的。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才是促消费扩内需的治本之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本届政府需要完成两大使命：一是发展数字经济，赢得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二是实现民营经济的再繁荣。当前从中央到部门层面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需要抓好落实，出台落地的配套政策细则，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和民营经济的活力。

第四条“硬道理”：财政货币政策提质增效的长期主义才是避免滑向“零利率”或“财政赤字货币化”泥潭的刹车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中国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道路选择上，明显有别于西方，不再走“负债驱动的繁荣”的老路，不搞大放水、强刺激、高负债那一套。中国宏观调控的战略定力看得见，市场要抛弃可能会有大水漫灌的幻想。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无论是欧美国家的“零利率”政策，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都是短视行为，不愿意忍受经济的短期阵痛，却留下长期的后遗症。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取向来看，中国不会采取危机式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是坚持采取常态化的财政货币政策。从广场协议后德国和日本的不同政策取向来看，严守财政货币纪律的德国经济在短期内遭受了阵痛，但长期表现却好于“失落的二十年”的日本。

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最显著的特征是强调“效率”。中国货币政策从“总量货币主义”到“结构货币主义”，再到如今的“精准货币主义”，更加强调“精准有效”。中国财政政策坚持操守，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操作，中国可谓是一股“清流”。近期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显然对中国政府的财政节制和自我约束认识不足。

第五条“硬道理”：进稳和立破之道新共识才是走出宏观政策，尤其是强监管政策导致“合成谬误”的导航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在金融领域，金融监管应该“风险无死角”，但要防止“风险零容忍”倾向。这在“新金融”和“老金融”的立破关系处理上有明显的体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的问题是以前老的发展模式遗留下来的，是需要“破”的老金融。例如，房地产对金融资源的占用一度达到总体金融资源的80%。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城投债务也是“土地财政”模式的结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房地产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大概率已经进入尾声，未来“老金融”的增量风险不会太大。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五篇大文章”是金融服务实体、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是需要“立”的新金融。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提出，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金融属性，否定“金融精英论”，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金融领域的本质特征——从西方金融的三性原则（赢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深化为“五性”原则（政治性、人民性、赢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义取利”。

第六条“硬道理”：改革开放2.0新思维才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版全球化的“任督二脉”

此次会议继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新的特征：

1.0版本的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发展，释放人口红利和城镇化红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1.0版本的开放主要是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侧重“引进来”，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资金。

2.0版本的改革在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上，还要解决突破瓶颈和化解风险的问题，所以改革重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命是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

2.0版本的开放一方面是为了对冲逆全球化思潮，另一方面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从大国竞争的角度，阻止脱钩断链、同时，推广中国版的全球化，通过外循环提升内循环的质量。

2024，开始转向

米筐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这个世界在往哪走？我们正在来到短期和长期相互逆流的交错点。

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撕裂，也见证了由病毒引起的大面积动荡。

而这些事情的基础，是利益之争、也是人心向背。和经济息息相关，和资产价格息息相关，也和你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当前的经济环境，很多人可能会感受到，迎面吹来的寒风。

但在这寒风之外，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种悄然的变化？走马探花花发未。人与化工俱不易。

2024 ，终于来到了转向之年。何出此言？

1.全球贸易秩序的撕裂，转折点是2018 。

从此之后，全球贸易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在2021，因为某些原因中国贸易在柱状图上高高突起，但疫情之后又重回撕裂的轨道。

各自拉拢各自的小阵营：

美欧日韩之间加强了连结，贸易节节攀升，现在中国已经丢掉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落地，今年前几季度我们对美国的贸易下滑速度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多。

美国的贸易伙伴排行，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位居前二。

而对于中间派东盟，中美双方显然都想拉到自己阵营。几个月前拜登访越，把美越关系升级到了战略伙伴关系，现在中国要和越南构建命运共同体。

角力仍在进行中。

虽说大趋势转折不易，但不知你是否感受到了，微小的变化。

上个月，在加州展开重磅的招商引资活动。承诺：

要建设世界级的营商环境；放心大胆的来投资吧。

更是在外交措辞等很多细节上，收敛了锋芒，回归经济，在商言商。

变化虽小，但不可不察。

2.国内营商环境的变化，转折点在2018。

当年的那篇檄文，引起整个社会的侧目。

在争议和摇摆中度过了几年，如今重新达成共识：

保护民营企业、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开放。

今年以来，左一个通知、右一个文件，持续传达发展民营企业的精神。

7月，还新设置了一个部门，叫民营经济发展局——不要不以为然，须知这是树立起一面共识的旗帜，给大家吃下一颗定心丸。

还发布了“促进民营经济的意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保护企业家的声誉和安全。

反复强调“高水平开放”，与世界联通、与更多的伙伴构建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主流共识，没有留下任何倒退的可能。

在刚刚的发言中表示：

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会议作出的重大部署…加强…各领域政策统筹协调配合，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吸引和利用外资，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上面这段话，虽然看起来很官方，但关键词一个不落：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吸引和利用外资；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3助力经济的宏观政策，也正在变得更加务实。

整个2023，都是在一种收敛+试试看的状态下度过。到了年末，开始逐渐加码。

先是增发1万亿国债；接下来可能还有类似力度的政策。

相伴而生的，是央行层面给出的偏宽松的货币环境。

以上是有形之手。

无形之手呢？

第七轮去库存周期已经在2023年筑底，部分产业进入主动补库阶段。

一般来说，一轮完整的库存周期大概10年左右，其中去库存通常会持续3-4年。第七轮去库从2019年开始，目前已经处在尾声，从主动降库存进入到被动降库存阶段。甚至一部分产业开始了新一轮补库。

进入2024 ，由经济周期所带来的回暖效应是否会愈加明显？

我们现在来到长期和短期相互逆流的交错点上。

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经济周期，无不如此。

在这样一个交错点上，我们该如何投资，该如何配置家庭资产？

形势正在起变化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形势正在起变化。

但站在2023的年终岁尾，我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世界局势，正在恶化。

在欧洲，瓦格纳已经成为历史，乌克兰大反攻事实上失败，但俄乌战场依然在激烈厮杀。

曾经富饶的大地，每天都有人在死去，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当然，又有新的变化。

1，德国已决定在立陶宛永久部署一个装甲旅，5000德国士兵以后将驻扎在距离俄边境约100公里的军事基地。算起来，这还是二战后德国首次境外驻军。

2，随着芬兰加入北约，芬兰宣布，向美军开放15个军事基地，其中包括4个空军基地和1个军港。美军直指俄罗斯核心地带。作为应对，普京宣布，将在圣彼得堡组建一个新的军区。

欧洲，变得更加危险还是安全了？

在中东，加沙血流满地，以色列杀红了眼，哈马斯拒绝投降，可怜，全世界眼睁睁看着，近两万巴勒斯坦人被炸死在了废墟中。

这是今年最悲惨的事件，没有之一。

要知道，加沙目前每100个人中，就有1个人死亡。他们中很多是医生、是记者、是教师，还有联合国工作人员，更多是妇女和儿童。

什么是人间炼狱？

那里就是人间炼狱！

战火还在外溢。

以色列大杀四方，不断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目标发动攻击；也门胡塞武装主动卷入，对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商船发动攻击。世界5大船运公司，除中国远洋外，四大公司最近宣布暂停红海航行。

胡塞武装以极端的手段，事实上开辟了中东的第二战场。美国匆匆纠集英国、法国等10个国家海军，组成了国际护航纵队。

2023年的中东，真的是血光一片。

回到我们周边，形势又怎么样？

坦率地说，有好的迹象，但更多不祥的预兆。

我们的巴铁，最近恐怖袭击不断，甚至军营都遭到攻击。仅12月12日的一次，就造成30名安全人员死亡。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巴铁啊巴铁，何去何从？

在缅甸北部，好消息是缅北电诈团伙，今年遭遇了彻底崩盘，中国警方在通缉，缅甸方面在打击；坏消息是缅北又陷入内战，政府军、民地武大打出手，老百姓逃无可逃。

总算，关键时刻，中国介入并积极斡旋，缅北各方达成停火协议。只是不知道，局势是否能就此缓和，还是新的大战前的平静。

更糟糕的是在中国东部和南部。

南海再起波澜，中越关系在提升，中菲关系却在恶化。在美国鼓噪下，菲律宾频繁在仁爱礁、黄岩岛附近挑事，摩擦摩擦，真不排除有一天摩擦出激烈的火花。

半岛局势又到了新的关口。北方不断发射导弹和运载火箭，每发射一次美韩就惊呼一次；南方则是各种恫吓，甚至说出了要进行“斩首行动”演练。

激烈言辞背后，火星在劈啪作响。半岛一旦生战生乱，什么稳定？什么繁荣？一切都会炸成虚无，那将是全世界的噩梦。

在这个岁尾的冬日清晨，写着写着，总是特别的感慨，感慨这个不公的世界，感慨这个阴晦的冬天。

三点个人的小感慨吧。

第一，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先来。

甘肃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夺去了很多同胞的生命。让人格外揪心和痛心。

唯一值得庆幸的，我们救援非常及时。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民失去了房屋，但帐篷迅速搭建，一切有条不紊。

看看加沙，再看看我们的灾区。中国，不容易。中国，更要加油啊。

第二，世界破破烂烂，兔子缝缝补补。

看看今天的世界，何尝不是这样？

今年的中东，乃至世界，唯一一个还让人振奋的事情，就是在中国的斡旋之下，沙特和伊朗这对宿敌，终于握手言和。

见惯了风云变幻的基辛格，在去世前也感慨：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堪比他和尼克松当年到访中国，中国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出现，“改变了国际外交的职权范围”。

但这样的建设性事件，太少了。

第三，我们真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中国。

还不理解的朋友，去看看俄乌战场的惨烈吧，去看看加沙地带的杀戮吧。

昨天就看到一个悲伤的故事，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下令，满足俄士兵罗曼•鲁达科夫生前提出的请求。

鲁达科夫不久前在顿涅茨克战斗中阵亡，他生前在一面墙上写下一句话：“无论谁发现我，都请照顾我的母亲、姐妹、兄弟。罗曼•亚历山德罗维奇•鲁达科夫。巴泰斯克市……”

他是一名年轻的士兵，但他也是母亲的孩子。俄罗斯士兵是这样，乌克兰士兵何尝不是如此？

可怜乌东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这样的悲剧，也不仅仅发生在乌东，在巴以，在中东，在非洲，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上演。

形势在变化。珍惜和平吧，和平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