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编者按：本专题由《张军：破局中国经济，必须先破解经济放缓的真正原因》和《李迅雷：中国经济领先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长优势，应该很难改变》组成。全文92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张军：破局中国经济，必须先破解经济放缓的真正原因

张军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12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并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出系统部署。其中的很多新提法，释放出重要信号。

比如说，会议重申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同时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会议定调明年九大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被放在第一条......

观察者网注意到，如何理解、概括中国当下的宏观经济，分析、研究其中的问题和成因是目前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围绕这一话题，观察者网特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分享观点。

观察者网：最近，包括您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提到2016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谈话，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判断，即“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L型一般来说是指“L-shaped recession”，意味着持续的衰退，但现在的中国经济既没有衰退，更没有箫条。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概括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

张军：怎么定义我们看到的不同经济现象，是经济学家的事。有些新的概念被提出来也是为了描述一些新的现象。对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来说，一旦在短期内遭遇危机或受到外部冲击，经济多半会出现负增长，我们可以称之为“衰退”。衰退现象如果较长时期得不到扭转，就可能演变成了所谓的“萧条”。

三十年前，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实施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之后，经济产出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变化曲线很像L。所以那个时候一些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定义成“L型”的衰退。

可是我们看中国，到现在每年还有5%-6%左右的经济增长，这不能称为衰退。跟10年前比，我们的GDP增速是下来了的，但不是剧烈的，而是缓慢的。因此，在我们这里，“L型”的说法不过是表示增速放缓的趋势而已。至于今天5%左右的增长，那也是因为疫情拉下来的。三年前中国经济每年有高于6%的增长，应该说大致符合我们的预期。

至于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速从高位出现回落，形成“L型”的放缓走势，看上去跟政府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总是不断刺激投资有关，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么做的理由，这些理由是否令人信服。如果不是意识到试图再去维持高的增速要付出的代价，以及会造成的难以承受的金融风险，恐怕很难想象政府会改变之前的做法。

根据这些年的观察和思考，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看到的增速放缓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能简单地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来认识，甚至把它理解为是缺乏足够干预总需求造成的。这些年来，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有其深刻的原因。

至于PPI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负增长，CPI低位运行，这些与其说是需求不足的表现，不如说它们是经济出现放缓的结果，特别是这三年的疫情影响很大。

其实，增速出现“L型”放缓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几乎所有东亚高增长经济体的一个典型现象。不过，如果我们习惯地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这个现象，它就显得非常不典型。如果我们真的要套用总需求-总供给的概念框架来看问题，可以说出现增速持续放缓，无非是总供给的增加快于了总需求。

我记得2003年冬，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林毅夫教授在主旨演讲中就用我上面提到的类似概念讨论过类似的话题，那几年宏观上我们也出现了适度紧缩的情形，但GDP依然还有略高于8%的增长，尽管比之前超过10%的增长已经明显放缓了。

现在跟20年前不同的地方是，这次我们的放缓出现了一个“长尾现象”，不再能回到之前。东亚几个经济体当年也是这样的，增长曲线下降到了一个新的平台。原因是今天的潜在增长率下来了，比那时候低多了。只要观察今天投资的机会大不如从前就可以判断了。所以说今天没有太多的机会实现U型反转。

观察者网：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需要去关心这个“L型”趋势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您认为增速放缓的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是需要去研究、去解释的？

张军：在我看来，具体的增速数字可能并不那么重要，短期来说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说明问题，要关注的是，中长期来看它确实在放缓了。

这个放缓是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下行周期现象，所以我不认为这就是单纯的需求收缩或所谓“三驾马车”的问题。当然，经济在过去三年疫情冲击之下下来的更多了，那要另当别论。

东亚经济和我们一样，增速放缓就是下一个台阶，是个趋势。过去高增长时期的一些条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难以再支持我们有那么高的潜在增长率。至于未来这个底部在哪，取决于潜力有多大，还有潜力释放的条件是否具备等等，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而且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简单地说就是，接下来我们如何确保总体生产率的合理增长，这个非常重要。至于现在能否达到6%或稍高点的增长速度，我认为是可能的，因为疫情之前我们的经济增速高于6%，如果我们有条件让经济恢复的更好，应该可以延续之前的趋势。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几年不能让生产率掉下去，拉低潜在增长率。

如果你最近关注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你会注意到，08年之后，我们的生产率增长确实转入放缓阶段，明显的放缓。一些研究还证实，生产率的这个放缓模式基本上是高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结果。当然，这个判断不是针对个别年份的GDP增速数据而言，而是指一个趋势。

有些人难免会说，生产率放缓是个全球现象，现在全世界的生产率都有所放缓：一方面新技术的出现依然没有摆脱“索洛悖论”；另一方面，随着一段时间新技术的不断普及，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活动也进入到一个平台期，生产率增长的势头会出现一个脉冲式的放缓。不过，中国的生产率放缓除了技术性放缓之外，资本分配方面长期存在的低效率问题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这方面，很多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被资本分配的低效率和资源错配问题困扰很久了，只是短期的繁荣会掩盖掉实质的问题，我们不容易看到。你想一下，投资刺激的繁荣会鼓励很多贷款分配到许多生产率低下的基建项目，甚至那些没有实质性生产率增长的项目也会上马。而且，越到基层，好像这个问题会越严重。

观察者网：是不是因为看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太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警觉，因此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也就是不得不踩刹车，治理整顿金融？

张军：治理整顿金融过去也多次有过，是我们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因为过度投资的问题会在金融领域积累巨大的风险，所以往往也很容易提醒高层去注意宏观经济的问题。但如果你看2015年中央高层的表态就会发现，高层可能接受了一个跟之前不同的判断，认为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需要修正它，于是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想法。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一转变显然说明，高层也认为我们在那之前几年的经济放缓不是单纯周期性的，而可能是结构性的。在那个阶段调低大家的增长预期，不鼓励追逐高速度也是给市场的一个重要信号。2016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的长篇访谈，里面明确表达了中央对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决心。

当然这个在经济学界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大家对于如何转变增长模式没有一致的看法。是不是必须用行政干预的做法来限制那些传统的经济活动和投资活动？这个确实非常复杂，理论上说，市场化是克服资本分配的低效率和错配问题的根本出路，而那时候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实现突破。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句，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常态”，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注意到高层似乎逐步接受了这样的叙事，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虽然增速会慢一些，但认为只要能致力于培养新动能，我们的经济还是会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这在高层是个共识。

我认为高层确实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定力，也确实在按这个逻辑进行全方面的政策调整。这一点一直到今天都好像没有改变过。但同样，问题在于市场化做得不够，没有成为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力量。为了向新动能转换，国家反而加强了产业政策的干预。这个值得高度关注，我担心到后面会造成新一轮的棘手问题。

比如，这些年，我们的很多领域依然出现过度投资现象，像光伏产业以及现在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绿色双碳和储能等，都可能产生过多产能。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或干预了资源配置，这是个问题。任何一个领域，一旦被发现成为热点，政府会引导市场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短期内会吸引大量资本进入，产能的积累速度非常快。而过度的产能最终将导致行业盈利能力、研发能力和和投资回报的整体恶化，并且给银行形成巨大债务。所以，有可能是，虽然我们限制了对传统领域的过多投资，但新动能领域的产能过剩依然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观察者网：您认为，过去七八年我们经济放缓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率放缓，而生产率的放缓又和产能过剩有很大关系。我注意到，余永定先生最近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他说，产能过剩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产业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从总量上看，只存在总需求不足问题，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或只存在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十来年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而不是“产能过剩”。对于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张军：其实我的认识在前面说得够多了。表面上看，需求不足与供给过剩无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其实经济学的含义并不相同。而且，我认为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是短期的总量问题还是长期的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的问题多半都是长期的。如果我们已经存在无效产能过多和资本回报率恶化的情况，政策上更多刺激投资需求就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无效产能的累积，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至于现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撇开疫情这三年的突发情况，中国的GDP增速还是在6%左右，名义增速也有8%左右，应该说跟我们的预期相差是不大的。何况我们这些年，包括今年以来，投放到经济中的货币量，无论总量还是增量都还是相当大的，增速明显高于名义GDP的增长。水是不少的，政策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紧，但稳经济的压力还是在的。

所以，恐怕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进一步放水刺激基建投资，而是要高度关注怎么改善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趋势。这方面我们需要改进的太多。

往前看，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注重去解决体制性的问题，不是更多依赖市场化来克服资本分配方面的低效率问题，投资浪费和错配的问题就会继续困扰我们的经济，要稳住潜在增长率恐怕很难。

我几年前就表达过“放水不如放权”这样的看法，放权就是要减少产业政策的干预，很多事情要依赖市场来做，提高很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经济才会慢慢恢复活力。这些年的宏观政策总体上是遵循了对需求的温和刺激，确保基本的就业创造和短期GDP增速不滑出我们的预期太多。

我非常理解宏观经济管理当局的用意，我们现在经济中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很大，挑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方面保持稳健是对的，不必冒超调和波动的风险。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解决结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方面尽快形成共识，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外推我们的可能性边界，更好释放我们的增长潜力。

李迅雷：中国经济领先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长优势，应该很难改变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在地缘政治、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转型等多重不稳定因素之下，2023年12月11-12日，新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为明年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一方面继续强调了“高质量发展”的硬道理和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主基调，另一方面部署了明年的九大任务，其中对如何应对地方债务危机、深化改革、高水平开放、改善民生等热点领域，进行清晰布局。

如何更具体地理解此次中央会议传达的信号，如何认清当前中国经济的走势，观察者网专访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

中国经济领先全球平均水平的优势，很难改变

观察者网：2023年是疫情放开之后的第一年，回顾这一年的成绩，中央对中国经济总的定调是“经济回升向好”，并且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您怎么理解这个定调？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经济形势？

李迅雷：今年我国GDP的增速预计在5%以上，相比2022年的3%的速度大幅提高。这是在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两年大幅回落的背景下，仍然取得的较高增长。

2024年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拖累应该会减少，而消费的增速将保持稳定，出口增速也有望走出负增长，那么，2024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预计仍能维持中速增长的水平。从长期看，全球经济受制于各国政府的高债务和结构性矛盾，低增长高震荡的特征很难改变，但中国政府的实力相比其他经济体更为厚实，将对未来经济稳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明年的经济增速都将下行，而且增速将不足我国的一半，全球平均增速估计降至2.6%左右。因此，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贡献仍可维持在30%左右。

当然，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必须的，优化结构和高质量增长是长期目标，在实现该目标的过程，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而有所回落，但领先全球平均水平的优势应该很难改变。      

实事求是认识困难与挑战

观察者网：提到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议指出“ 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怎么理解这个表述？ 在您看来，哪些或哪个问题更要害、更急迫？

李迅雷：这次会议对于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是提得非常实事求是的。2021、2022年的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而这次一口气提了六个方面的困难或挑战，说明对当前和今后面临的问题已经有了客观、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其中“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这三条分别对应去年的三重压力，但把压力的特征描述得更加具体和精准。例如，需求问题放在第一位，且把它定义为“有效需求（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非潜在需求或理论需求，这就需要把提高居民收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放在重要位置。

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也是导致我国PPI为负的原因之一，这与疫情期间的“供给冲击”不一样了。这种背景下，一方面要提振信心，改变预期偏弱的问题，如会议提出“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另一方面仍需要财政、货币政策来配合，拉动需求增长。

会议提出要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那么，对于“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的问题，一定要未雨绸缪，做好防控风险预案。正如会议所提出的“房地产企业、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所存在的风险均需要积极应对，这应该是明年的重点所在。

发再融资债与“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并不抵触

观察者网：谈到明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地方债务是绕不开的话题，2023年很多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方面的讨论。我们看到文件里面提到“ 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严格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一般性支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看得出中央层面开源节流应对债务危机的决心。2023年下半年，中央已经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支持地方灾后重建，这里再次提到“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如何理解？地方债务多大程度上拖累中国经济，您如何理解？

李迅雷：扩大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可以持续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投资拉动力，可以确保政府投资力度不减，同时带动扩大社会投资，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比较明显，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如果专项债作为基建投资项目的部分资本金，就可以起到杠杆作用，提高基建投资的增速，从而实现稳投资的目标。

当前地方债务规模较大，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按照广义地方债务的定义，当前广义债务利息支出占广义财政的2%左右，说明债务成本是比较高的。

怎么能够降低成本，我曾专门做了比较，我国是中央债占比较低，但各种地方债——包括地方政府的专项债、一般债、城投债、非债券类债务在内，加起来的规模在全球范围来看几乎是最高的。但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是，我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比较低，只有21%，这样我国政府部门的总杠杆率水平并不高，风险也不算大。2024年可以继续通过中央政府给地方发行再融资债的额度，用较低的融资成本来替换过去较高融资成本形成的债务。

发再融资债与“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并不抵触，但可以大幅减低地方债务成本，有利于化债工作的顺利推进。因此，我认为明年地方债务风险并不大，爆雷的概率比较低。

重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可能是未来10年经济发展主基调

观察者网：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九大任务，其中第一条就是产业政策，即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比来说，去年扩内需是第一条。如何理解在中央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李迅雷：二十大提出要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科技创新是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重要抓手。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方面华为的科技引领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将成为推动中国持续增长的长期动力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但仍不是制造业强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提高其科技含量。为此，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我预计中央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不仅是2024年的经济布局，很可能是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从土地出让金财政到股权财政，有赖于国企改革进一步推进

观察者网：九大任务的第三条提到，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这一两年来，经济学家对于深化改革的呼声比较大，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两个不动摇的执行问题。2023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您如何理解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当前的改革，哪些方面或哪一方面您比较关注，如何解决？

李迅雷：会议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大动力。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5周年，回顾我国的十四至十八届三中全会，其主题都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深化改革开放来展开。可见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核心就是改革开放。

我对提到的其中三大领域的改革比较关注。第一个是“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经济体量最大、贡献的就业人数最多，创造的经济价值最大，因此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对活跃民间投资、稳定和扩大就业等都至关重要。

会议提到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期望这些举措能尽快落地。

第二个是国企改革。会议提出“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我在去年年末就提出了“股权财政”这一思路，认为要做优做强做大国企，就需要推进国企改革和并购重组，盘活国有股权，使之更加科学合理，从而提升其估值水平，真正实现保值增值，同时也能给国家财政增加收入，从过去长期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收入，转型到从股权财政中获得收入。

对资本市场而言，国企改革的成功与否对于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也至关重要。因为国企市值大，对指数的影响也举足轻重。

第三是“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财税改革涉及到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这对于调整居民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肯定是有利的，故这对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和预期偏弱问题也是有帮助的。金融体制改革则有利于朝着金融强国的目标去发展。

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将长期存在

观察者网：第四条任务是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会议提出了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的说法。由此联系到今年中国外商投资金额跌入低点备受关注。（前三季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99.7亿元，同比下降8.4%）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不缺资金，这也不值得担心。您如何看待现阶段中国外商投资金额的下滑，以及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李迅雷：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即中国的开放之门要越开越大，提供的便利性和规则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从而继续提高我国的外贸进出口份额，吸引更多的外资到中国投资。

之所以强调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正在消退，因此需要增强我国全球最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会议提出要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些举措一定会对外资产生新的吸引力。

当然，中国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特征，即新兴产业崛起的同时，低端产业外迁现象，所以FDI的下行是一个正常现象。如日本、韩国等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外资的净流出。

我国与日韩相比，经济体量更大，市场也比他们大得多，加上基础设施和产业链的优势更加明显，因此对外资的吸引力将长期存在，关键在于要提供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中国经济必须是双循环才能实现稳增长的目标，高水平开放将是长期国策。

为提高预期，建议2024年对CPI设立1%下限

观察者网：最后，您对今年中国经济目标任务的完成，和明年经济走势如何预测？

李迅雷：我认为，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应该能够顺利完成。但也应该看到，这里既有去年基数较低的因素，又有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的原因。2024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应该把不利因素考虑更充分一些，这样才能做到进退自如。

不少学者猜测2024年的GDP增速目标为5%左右，但我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非常正确的表述。

因为经济增速的快慢与内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目标定的过高，容易导致“冒进”，过低则导致内循环不畅。因此，如果把GDP的增速目标设定为全球平均GDP水平的1.5-1.7倍，根据历史数据比较，这应该属于不错的合理增速了。

目前大家不清楚政策的“轻重”力度究竟有什么变化，但我始终认为，政策是“对冲风险”的，即跨周期、逆周期的调节会持续，以稳增长为目标，稳中求进、底线思维。

从名义增速看，2024年出口将转负为正，对GDP的贡献有所提高，消费将继续平稳增长，而投资增速则比今年有所提高。建议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尝试设定物价目标的下限，即过去一直以CPI3%作为上限，今后可以设定不低于1%的下限，这将有助于“提高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