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立后破与科技引领：透视202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导读：本次会议提出什么样的具体工作部署？如何持续有效地继续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如何促进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互动？全文74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明确2024年经济工作重点。会议强调，综合起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会议对于凝心聚力、坚定信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要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那么，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怎样的经济工作要求？如何理解本次会议释放的宏观经济政策信号？本次会议提出什么样的具体工作部署？如何持续有效地继续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如何促进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互动？针对如上问题，特别约请了业内和学界几位知名的专家学者，就本期话题分享了真知灼见。具体观点整理如下：

本文内容框架如下：

01 “稳”字当头的工作总要求

02 持续有效地防范化解风险

03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04 科技引领的九大工作部署

05 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互动

一、“稳”字当头的工作总要求

对于外部形势分析，会议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在国内形势研判方面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12个字的工作要求，突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体现了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深切考量。

中国金融出版社原总编辑郭建伟认为，首先，“稳中求进”是把稳作为大局和基础，保经济增长稳定是底线。多出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也就是经济增长只能稳中提升不能难稳下行。会议特别强调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通过适度规模的增加财政赤字和增发国债以投资拉动内需，优化支出结构，实现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结构性减税降费让利企业促发展稳就业；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将通过降准降息稳汇率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价量调控同向同频发力，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经济恢复稳定增长创造最大限度的货币金融宽松环境，这也是逆周期和跨周期调控的必然。同时就业、产业、区域、环保等其他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并把非经济政策纳入一致性评估，统筹为经济增长稳升“求进”的正能量。

其次，“以进促稳”就是把“进”作为方向和动力。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凡是能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的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举措，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并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且能多干就多干不用瞻前顾后，都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稳定提升的“进”。如金融机构及其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运用科技金融在科技自强自立创新全生命周期进行天使投、风险投、PE股权投等不同阶段分散投资以培育今后贷款的潜在增长点，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绿色发展上运用绿色化转型金融引导绿色技术升级改造传统经济降碳减排高质量转型发展；通过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突破传统模式瓶颈助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针对不同养老群体特点创新养老金融产品和模式发展银发经济；加力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数字经济、数字消费创新发展等等的“进”，促进经济增长稳中提升。

第三，“先立后破”就是要统筹兼顾稳和进。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通过在确保稳增长的基础上把该立的主动“先立”起来促发展，在评估“先立”的发展贡献可以平衡抵补“后破”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坚决破，把握好时、度、效稳扎稳打，坚决防止光破不立、先破后立、破立脱节等合成谬误，达到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宏观调控效果。

程实表示，“先立后破”强调了宏观经济内生辩证关系矛盾统一的本质，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实践，也是对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同时，“先立后破”也体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观念。它强调在改革的过程中，既要有推陈出新的勇气，也要有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智慧。只有更高效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相生共随、互为表里的关系，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共同目标。“先立后破”强调了顺序、强调了重点，在打破旧的思维范式、突破旧的发展瓶颈、破除落后生产方式之前，要充分考虑、审慎评估“破”的短期成本和经济代价，要通过先“立”来有效缓解阵痛、抵补可能的成本。之于“破”，要慎破、缓破、有所破有所不破。在新旧经济动能切换之间，实现平滑过渡。之于“立”，则要立于“礼”，梳理规范经济秩序、树立新增长范式、确立新增长动能。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和新型举国机制的强大引领功能，让中国经济更自主可控、更长期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能够立得住、立得稳、立得有成效。

熊园表示，延续强调“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相较于过往多针对“双碳”领域，本次“先立后破”应是指优先确保经济企稳、谨防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谨防发生产业转型的风险，对“立”的诉求更强，包括“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基础性制度、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化解产能过剩”等。特别地，会议要求“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2021年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22年和今年政治局均未提），进一步指向2024年政策总基调将偏扩张，GDP目标大概率会定为5%左右的偏高水平。

二、持续有效地防范化解风险

本次会议中，重点工作的第五条是“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而“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是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之一。防范化解风险，实现政府投资的“进”，房地产行业的“稳”，也是“巩固经济向好势头”的重要支撑。

连平认为，会议强调，要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此处提法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表述一致，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整体可控，但上述三个关键领域依然存在隐忧，是制约经济复苏的重要不利因素。

关于房地产金融风险，会议明确指出，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预计明年可能会加大对房企合理的融资支持力度，重点改善房企在流动性方面存在的困难。央行将延长并落实好房地产“金融16条”支持政策，指导金融机构用好保交楼专项借款，适当扩大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房企融资支持企业的范围，加大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支持力度。关于地方债风险，预计下一阶段，各地将严肃财政纪律，推动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通过盘活或出售资产等方式，严控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地区的新增政府投资项目。央行将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展期、借新还旧、置换等各种方式，分类施策化解存量债务风险。政策性银行作为“准财政”的金融机构，未来也可能参与到化解地方债务的项目之中，为妥善化解地方债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关于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化险，高风险中小银行数量已经较峰值下降一半。预计明年有关部门还将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与防控体系，进一步压降高风险机构数量和风险水平，逐步缓释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戴稳胜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深度调整，供需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现阶段房地产风险处理不好是可能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尽管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明，明年化解房地产风险绝不会走过去放水救急的老路，绝不会搞放水刺激，而是要在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基础上稳妥化解，在坚持以“房住不炒”原则下弱化房地产投资属性、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加快房地产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下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

同时，在房地产与金融体系的关系中，会议明确银行系统应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这意味着化解房地产风险的主体责任，还应由房地产企业自己承担。要将房地产业的风险与银行系统隔离，避免以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冲击金融安全。房地产企业应通过发债融资等方式缓解流动性压力，通过以资抵债等方式果断处置坏账，遏制房地产风险的蔓延，从而避免房地产风险影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大局。

熊园指出，2024年是防风险大年，主线是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房地产和地方债仍是重中之重。具体看：1）房地产再提“三大工程”，但顺序略有调整，保障性住房仍在首位、“平急两用”基建移至城中村改造前，但不宜过度解读，如广东等地城中村改造中也会配建保障性住房；没提“房住不炒”，后续房地产风险化解仍需需求端实质性改善配合，地产需求侧再松动仍可期、尤其是一线城市松地产；强调“完善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基础性制度”，应也是对应总体“先立后破”的要求，先完成“立”的基础；2）地方债强调统筹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首次在风险化解部分强调地方“稳定发展”职责，仍指向总体“先立后破”取向。

三、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会议要求，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夏乐分析，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货币政策取向的表述与之前有所调整，明确提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将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这两个重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直接连接，表明中央对于当前通货紧缩压力的重视。目前通货紧缩的压力的确很大，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预期，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美国曾经在2008-2009年金融海啸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面临通货紧缩的状况，当时有学者提出将货币政策目标改为名义国民生产总值GDP目标制，帮助人们形成更稳定的预期。尽管在理论上论证有效，但是美联储并没有真正实行。我国经济长期受到通货紧缩问题的困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种表述是否暗示货币政策未来更多地会以名义国民生产总值（GDP）为重要的政策参考，值得我们持续观察。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受到很多制约，一是与美国的利差可能会对汇率造成不利影响；二是利率的高低可能会影响到银行利差乃至金融体系稳定。在这些制约之下，恐怕货币政策的效果在明年仍会比较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仍是对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熊园表示，这是一次“政策纠偏、对症下药”的会议，对政策思路、政策执行、政策评价均有新要求，关注新提“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新提把握和处理好“四大关系”。2023年我国经济和资产价格总体均表现为预期和现实间的高波动，原因之一就是下半年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节奏、力度、效果存在预期差，本次会议可谓“对症下药”：政策思路方面，要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其中，“非经济性政策”应是指过往拉闸限电、地方保护等行为对经济政策的干扰，而“取向一致”应是指“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政策执行与评价方面，新提“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四大关系”）；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在政策效果评价上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财政端，继续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新增“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继续提示，预计2024年赤字率大概率高于3%，可能再发特别国债，PSL等准财政也有望同步发力；货币端，延续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并要求“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并首提“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此前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指向货币宽松还是大方向、降准降息可期；“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则指向货币政策工具箱有望进一步丰富。此外，会议要求“加强财政、货币等政策协调配合”，指向财政与货币有望强化协同，如货币与财政共同支持“三大工程”建设等。

四、科技引领的九大工作部署

会议明确了2024年的9大工作，包括：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郭建伟指出，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为科技金融发展打开新天地。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就需要科技金融的投资服务：政策性银行的产业基金可以联合商业银行的投资公司及证券公司管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按照“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分散原理，组团联合分散投资这些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孵化筛选出可以下一步PE股权大幅投资的业务增长点对接银行理财公司，最终实现投贷联动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就需要我们运用PE投+科技贷款联动与数字金融融合服务，支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及其供应链利用物联网和感知技术将所有在链行为和运转实现数字化，再利用这些上链数字资源发展技术创新链、银行结算链、诚信链、融资链、监管链等，不仅通过在链工业互联网发展数字经济，进一步促进银行上链对公服务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数字经济增长。

张瑜表示，一方面，通稿的九大工作部署中，第一是科技创新与产业现代化，第二才是扩大内需，扩内需决定短期宏观治理的舒适度，科技创新决定长期国家转型成败，即便过去疫情冲击之下，科技和经济基本也是轮番排序前二的关系，的确都很重要，并非意味着经济不着急。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题眼，当下推演未来的所有宏观终极困局，科技是让满盘皆活的核心棋子。科技可以提升出口商品的高附加值和定价能力，可以解决货币宽松且汇率需稳定的难题，靠的是科技的定价力，同时可以通过技术服务输出换实物进口解决实物出口换美债的被动局面，同时因为科技的高附加值会向外辐射购买力，还可以提升整体服务业附加值。

连平分析，在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担负着我国经济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担。201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科技产业的打压和制裁愈演愈烈。这一方面表明，近年来我国科技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某些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引起了美西方国家的关注；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仍然落后于西方，仍需要不断努力，缩小差距并迎头赶上。为此，会议从以下五个方面给如何推动科技创新以及如何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一是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二是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三是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四是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五是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五、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互动

本次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重点工作的靠前位置，紧随其后的便是“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张斌分析，当前我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偏弱。在需求不足、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环境下，提高消费对投资有好处，提高投资对消费也有好处，目前二者是互补关系，不是替代关系。无论是扩大消费，还是扩大投资，关键都要落实在信贷增长上面。信贷上去了，居民、企业和政府口袋里的钱多了，支出和收入就上去了，盈利和投资就上去了。目前这个阶段，扩大信贷主要还是两个依托，一是降低利率，二是政府举债。从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来看，这两个政策只要力度够了，信贷就能上去，消费和投资就能上去。

钟正生提出，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最佳结合点或在服务业领域。2023年疫情防控优化后，中国居民服务消费迎来恢复性增长。考虑到海外疫后服务消费复苏之路能够达到8个季度以上，2014-2019年中国服务性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逐年提升，且转型视角下海外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服务消费占比往往加速上升，2024年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具备进一步复苏的基础。与此同时，新兴服务业领域近年投资增长迅猛。我们测算，2023年前10个月，新兴服务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18%，已成为制造业、基建和房地产三大板块之外，固定资产投资中的“第四极”。2018年至2022年，高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固定资产投资的复合增速分别为11.7%、10.8%、16.9%和8.0%。

熊园认为，延续强调“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新增“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预计促消费抓手仍在家居、文旅、汽车、电子产品等，制造业技改和各类以旧换新政策也有望延续。此外，再提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此前11.8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优先选择民企参与项目，指向2024年PPP有望成为兼顾支持民企发展和扩投资的重要抓手。

服务业设施不断完善，有助于以供给侧改革驱动消费需求的增长。高技术服务业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相关投资有助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强服务消费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度，继而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而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领域以政府为主导，投资扩大也有助于改善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紧张的现状，减缓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