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副省长” 新动向

从地方履职到金融监管核心岗位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编者按：本文由《“金融副省长”们的新动向》和《“金融副省长”再增员》组成。全文68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金融副省长”们的新动向

 谢玮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导读：“金融副省长”群体是金融系统与地方政府人才交流的产物，兼具专业素养与实操经验。其新动向反映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如央地协同、机构重组）与干部培养机制创新，既为地方经济引入 “金融活水”、防范风险，也为金融核心岗位输送复合型人才，推动形成 “监管 - 地方 - 市场” 良性互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6月8日至9日，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在论坛上表示，将奋力开拓金融监管工作新局面，坚决消除监管的空白和盲区；持续整治金融市场乱象，重拳惩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这是金融监管总局组建以来,首任局长李云泽首次在公众论坛亮相并发表演讲。兼具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工作经验的李云泽，也是首位“70后”正部级“一把手”。

而在5月18日举行的金融监管总局揭牌仪式上，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王江出席。

舆论注意到，王江和李云泽都曾任职地方金融副省长。李云泽更是直接从四川副省长的任上北上进京履新，成为金融监管总局首任局长。

今年以来，金融副省长们的新动向引人关注。在经过地方党政系统历练之后，无论是继续在当地留任，或是重返金融业，又或是再次回到金融系统成为监管者，金融副省长们似乎成为了一支干部的生力军。

“金融副省长”们“归来”

近年来，各地政府配备金融副省长并不鲜见。

2018年前后，在原有的常态化干部交流机制外，一批年富力强的金融系统干部赴任地方成为新趋势、新现象。他们多是从一行两会、国有银行直接转任省级政府副职，因而被舆论称为“金融副省长”。

今年以来，在地方任职多年后，不少金融副省长从地方“归来”，职级晋升也开启了加速度。

李云泽便是回归到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副省长，且在职位级别上更上一层楼。

公开资料显示，李云泽出生于1970年。他曾长期工作于银行系统，曾在建设银行工作超过20年，后又出任工商银行副行长。2018年9月，李云泽出任四川省副省长，成为备受关注的金融副省长之一。2022年5月，李云泽任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5月18日上午，在金融监管总局揭牌仪式上，王江出席。这是王江首次以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的新身份公开亮相。

公开简历显示，王江生于1963年。往前回顾，王江的金融第一站是建行系统，并在此工作了16年。履历颇丰的他曾在四大行中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担任过行长。2017年7月，王江被派往江苏担任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金融副省长之一，后于2019年回归银行业。

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是新一轮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要安排。此前，谁将出任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成为市场最大的悬念之一，坊间也多有猜测。

有分析称，此番金融监管机构改革进一步理顺了监管体系，压实各方责任，相关机构负责人选确需多方考量。可见，从地方归来的金融副省长们，被赋予更多的期许。

事实上，今年以来，还有其他金融副省长们从地方“回归”。

今年4月，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金融副省长葛海蛟，就任该行董事长前曾担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更早时期曾在农业银行、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工作。

5月，国家开发银行发布公告，谭炯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行长。谭炯此前亦长期在金融系统任职。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9月，谭炯调任贵州省副省长，后当选为贵州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等职。2023年2月起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

分析普遍认为，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新一轮金融人事更迭大幕已经拉开，中管金融机构也会迎来一波人事变动。相信年内还会看到一些金融副省长的新动向。

“现在部分金融机构的重要岗位还有空缺，还有一些干部面临到龄‘交棒’的问题。”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比如工行、建行的董事长已明确将在人大、政协任职，下一步必定涉及职位的变动。“这一轮大的人事调整什么时候能完成也很难说。”

金融系统出身副省级官员汇总(不完全统计)

吴清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证监会）

马欣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国开行）

刘桂平天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农行、建行、央行）

蔡允革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原银监会、光大银行、交行）

吴伟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交通银行）

张立林辽宁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农行、建行）

蔡东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工行、国开行、农行）

宁咏湖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光大银行、进出口银行）

丁向群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行，中国太保）

郭宁宁福建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中行、农行）

黄志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政府党组副书记（中行、中信集团）

张新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证监会、央行、外管局）

张雁云浙江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原保监会）

张敏河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建行）

陈怀宇海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中行）

刘强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农行、中行）

王浩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建行）

韦秀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江西省地方金融局）

“金融副省长”们的下一站

“金融副省长”现象背后，有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成为金融干部锻炼提升的新路径。

在经过地方党政系统历练之后，金融副省长们走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比如，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就曾出任四川省副省长。2018年，他返回金融街，出任央行副行长。2020年3月，朱鹤新出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的李波，也曾任职重庆市副市长，其间分管地方金融监管和金融工作等。2021年4月，李波再次回归央行，出任央行副行长。2021年8月，李波出任IMF副总裁一职。

更有一些金融副省长们留在当地，跻身省级党委常委。

2018年1月，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殷勇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当年12月跻身北京市委常委。2022年6月，殷勇当选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今年1月，他当选北京市市长。

2018年，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理事长的吴清履新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更早之前，他在中国证监会供职多年。2019年9月，吴清进入上海市委常委行列；2021年12月，吴清出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2018年出任福建副省长的郭宁宁，于2021年获任福建省委常委；2018年出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康义，于2022年出任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天津市常务副市长刘桂平，2016年任重庆市副市长，此前曾任建设银行行长等职；2021年3月调任重庆市副市长的蔡允革，2022年出任重庆市委常委。

“金融行业专业性较强，金融行业对于行业人才所具备的素质要求是多方面的，除了本身专业知识、能力之外，还需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在大银行、金融监管部门成长起来的干部，大多专业能力很强，这些人才充实到地方政府从事金融管理工作非常合适。这种人才交流机制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外界看来，在地方工作可以体现和提升干部的能力。金融高管在地方任职，在利用自身优势为当地经济引入金融活水、营造良好金融生态之外，对其个人履历和生涯也是一笔财富。这也是国家大力推行政府和金融系统人才交流的原因之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地方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能够来一个行家里手作为地方分管经济金融工作的‘父母官’，再合适不过。”徐洪才说，政府和金融系统干部的双向交流，未来可能形成常态化机制。

董希淼亦认为，应当推动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和从业经历的人，在地方政府领导岗位任职，“不仅局限于省级政府，还包括市级政府，县级政府”。

全国过半省份配备“金融副省长”

在金融副省长们人事更迭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仍服务于当地，肩负起为当地经济引入金融活水，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等诸多使命。

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底，全国有18个省份配备了来自金融系统的金融副省长。这意味着，全国已有超过半数省份拥有金融副省长。

从他们的履历看，多是从“一行两会”、五大行、政策性银行成长起来的金融干部。而在金融副省长的人才选拔候补梯队中，也开始出现地方金融局局长的身影。在董希淼看来，金融副省长逐渐成为各省标配，一是体现了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重视，二是确实也是地方发展的现实需要。

“金融工作是非常专业的，专业的事情需要专业的人去做。”董希淼直言，一方面是需要金融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是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近年来地方金融发展很快，但也凸显了不少问题，比如此前P2P及地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事件等。这都需要专业的人来领导分管，这就是金融副省长产生的背景，“不光是金融副省长，有些地方还有金融副市长、副县长”。

徐洪才分析认为，随着金融监管的框架调整，新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本次机构改革方案，突出强调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体现了金融事权主要是中央事权的要求。其中，从中央层面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取消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涉及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党和政府的关系，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一是突出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加强金融一体化的协调，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此前的“一行两会”格局变为“一行一局一会”，各个部门各司其职，更加有利于金融行业化解腐败隐患、不合理因素，使其更健康地发展。

二是明晰了金融监管领域的央地关系。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涉及前者与地方政府原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关系的协调。例如，地方金融监管对“7+4”的机构中存在的风险等。再如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属于地方国有资产，参股、控股了很多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林林总总，对其行为的监管，地方政府负有重要责任，最终服从中央的领导。

他直言，金融机构和地方党政系统之间的人才交流，有利于提高地方金融监管职责的相关人员干部的综合能力，“地方政府办公厅派出的一些干部，对于业务并不一定熟悉，外行领导内行是不行的。”

在董希淼看来，地方政府对于金融的重视更多还是体现在金融人才身上。

“大家看到了金融副省长这个群体，但光有这个群体还不够。”董希淼认为政府领导岗位应当引入更多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官员。“以及当地监管机构，特别是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不能老派行政官员去，要让真正懂金融的人去。”

在董希淼看来，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名中小银行高管人选，应将从业经历、专业素质放在第一位，切勿让缺乏金融从业经验的行政官员在中小银行任职。监管部门应用好任职资格核准等制度，对中小银行高管特别是“一把手”人选进行严格把关。

“现在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有这个习惯，总要把没有金融从业经历的行政官员、没有金融从业经历的人派去当银行董事长，这很容易出问题。”他举例称，比如已落马的恒丰银行前任董事长蔡国华，就曾任职烟台市副市长。被查的浙商银行原董事长沈仁康，曾任职衢州市市长。“没有金融从业经历的人，纯行政官员，没有金融从业经验，很容易出问题。”

“金融副省长”再增员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金融监管局原局长王俊寿履新湖南副省长，引起广泛关注。

近两年来，“金融副省长”们的新动向引人关注。在经过地方党政系统历练之后，无论是继续在当地留任，或是重返金融业，又或是再次回到金融系统成为监管干部，“金融副省长”们似乎成为一支干部的生力军。

“金融副省长”再添新员

7月31日，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任命王俊寿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这为“金融副省长”再添新员。2018年前后，一批金融系统干部赴任地方。他们多是从金融监管部门、国有银行直接转任省级政府副职，多负责金融等领域工作，因而被媒体称为“金融副省长”。

公开信息显示，王俊寿是“70后”，兼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从业经历。他长期在监管系统工作，曾经在海南、天津、新疆、山东、上海等地担任监管干部。

早年间，王俊寿曾在天津科技城市信用社、天津城市合作银行、天津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2006年，王俊寿转而就职金融监管部门。2021年，王俊寿赴金融重镇上海，出任上海银保监局局长。2023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上海监管局挂牌后，王俊寿继续担任局长一职。

如今，他再次转换角色赴任地方，作为一方官员履职尽责。媒体报道显示，8月12日，副省长王俊寿赴省委金融办、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调研时强调，做好“五篇大文章” 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近年来，各地政府配备金融副省长并不鲜见。

今年年初，陕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李钧为陕西省副省长。

公开资料显示，李钧供职于银行体系多年，先后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工作。

媒体报道显示，7月31日，该省金融工作季度例会在西咸新区召开。副省长李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加快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步伐，助推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全国十余个省份“金融副省长”已上任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十余个省份拥有“金融副省长”。

据媒体报道，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丁向群、于立军、于吉红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丁向群也曾任“金融副省长”，2017年6月由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之职调任广西，任自治区副主席。2018年，她又从广西调任安徽省。

比如，天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桂平曾两度出任“金融副省长”。公开信息显示，刘桂平早年在农行工作逾20年，曾任福建省分行行长、上海市分行行长等职，2014年出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出任重庆市副市长，分管金融等方面的工作。2017年，刘桂平回归金融系统，出任建行行长，后任央行副行长。2022年，刘桂平又赴任天津。

又如，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张新也是金融专业出身，高学历，在金融监管系统有丰富经历。

公开资料显示，张新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后相继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深造。1997年7月至2001年4月，他曾担任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发展局(华盛顿)高级金融学家、债券部负责人。2001年，张新进入中国证监会工作，2004年调任央行。2017年，他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2020年1月，他出任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金融副省长”现象背后，有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成为金融干部锻炼提升的新路径。“金融副省长”肩负新使命

金融干部们开启新的职业生涯之际，恰逢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落地。

2023年3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印发。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面提出，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在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方面明确，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从时间表来看，中央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2023年年底前完成，地方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落实金融体制改革部署。机构改革必然涉及干部调整，自然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近段时间，全国多个省份新组建的省委金融办、省委金融工委陆续亮相。不少省级地方金融管理局也完成更名，与省委金融办、金融工委合署办公。

其中，包括山西、辽宁、广东、江苏等多地的省委金融办、省委金融工委主任由省级政府常务副职兼任。

1月31日，中共山西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山西省委金融工作委员会、山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同时挂牌。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伟任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委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公开消息显示，吴伟此前一直任职于金融系统，曾在央行、交行工作。

据媒体消息，3月25日，江苏省委金融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金融办主任、省委金融工委书记马欣出席并讲话。公开资料显示，马欣曾长期在国家开发银行工作， 2020年调任江苏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作出部署，提出“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

对于有了“新身份”的金融干部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肩负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央地协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新使命。

“金融行业专业性较强，金融行业对于行业人才所具备的素质要求是多方面的，除了本身专业知识、能力之外，还需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

徐洪才说，在大银行、金融监管部门成长起来的干部，大多专业能力很强，这些人才充实到地方政府从事金融管理工作非常合适。这种人才交流机制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都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