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2022年中国民营经济（三）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编者按：本专题由《2022实体零售“闭店潮”：疫情与转型压力下的行业阵痛》和《互联网企业 “国资化” 传闻真相：战略合作与数据安全下的深层考量》组成，全文100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2022 实体零售 “闭店潮”：疫情与转型压力下的行业阵痛

樊益宁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导读：2022年实体零售遇寒冬，超7000 家门店关闭，涉及商超、餐饮、服饰等业态，疫情冲击与自身转型困境叠加，致 240 万相关企业注销。全文53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2022年，实体零售历经“寒冬”。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9190亿元，同比下降0.1%。其中，全国网上零售额124585亿元，同比增长4.2%。显然，实体零售发展不容乐观。

另据壹览商业不完全统计，2022年，实体零售多个业态中有将近7000家实体店宣布关闭，倒在黎明之前。其中，不乏大润发、沃尔玛、海底捞、安踏、美宝莲等知名品牌旗下门店。

关闭的门店，从业态来看，商超1138家、百货35家、餐饮287家、美妆个护757家、服饰4723家、影院29家等等。

疫情对实体零售的打击，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壹览商业在统计过程中发现，每家品牌门店的关闭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部分品牌、企业本身就处于衰退之中，疫情只不过是加速剂。

01 商超连锁：租约到期，承压加剧

据壹览商业统计，2022年，商超行业中有至少1138家门店宣布关闭，覆盖46家企业。其中，国美零售关店近600家、联华超市关店146家、红旗连锁关店79家、家乐福关店54家、沃尔玛关店21家等等。

像家乐福、沃尔玛等外资超市，公布的关店原因大多为租约到期。20世纪90年代，随着这两家外资超市进入中国市场，大卖场业态开始逐渐兴起。按照彼时大多物业以20年为期限，发展至今，这两家企业已有大量的门店租约到期。

此外，随着电商、社区团购等多渠道冲击，以及自身经营不善、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一些门店经营效益大幅下滑，企业最终选择关闭止损。以国美零售为例，仅今年上半年便关店562家，退出60个城镇。在资深连锁经营专家叶耀庭看来，国美零售在近几年大力发展线上渠道，忽视了线下，而且在与京东、淘宝等平台的竞争中又不占优势，因此目前企业发展形式严峻。

振华超市青岛CBD万达广场店、居然之家济南北园店等门店，在公告中则表明是因为入不敷出、亏损严重选择关店。其中，振华超市虽然也曾向线上、线下一体化转型自救，但结果并无好转。

事实上，初入2022年，便有部分企业开始调整经营策略，关闭效益低、客流少的门店，以求降本增效。1月中旬时，钱大妈关闭了位于北京的7家门店，据钱大妈相关负责人表示，主要是因为南、北方生活习惯、消费行为不同，及疫情影响下运营压力大。另外，从体系事业群转变为一家需自负盈亏的公司后，盒马鲜生也对旗下业务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3月1日前后连关5家门店。

在资深连锁经营专家叶耀庭看来，商超企业关闭旗下门店，疫情固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不是主要的。从深层次因素来讲，这或许是一些企业的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连锁商超企业往往是选择区域性发展，如果可以在一个城市、一个省份构筑出一个网络据点，经营成功率就会较高许多。但如果覆盖率不足，在与当地商超企业竞争上，就要弱势很多。

新零售专家鲍跃忠同样认为，疫情仅是起到加速的作用，因为商超业态经营惨淡已经有很长时间。大多商超企业，基本自2012年开始就进入拐点，此后一直下行，从增速下滑到负增长，发展至当前出现亏损。这不光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商超行业面临的处境。

对于这一情形，鲍跃忠表示，目前商超企业们需要转型。而且，转型是一个彻底的、系统的问题，并非说是修修补补，单在商品力、数字化或经营模式某一方向作出改进就可以。在其看来，商超企业在转型上，应该着力于聚焦精准的新主力目标消费群体、建立商品研发创新能力、变革传统供应链体系、创新新的商品呈现方式等方向。

02 百货：商圈变迁，积重难返

2022年，百货业态有35家门店关闭，涵盖24家企业。其中，新世界百货、大商股份、通程控股均关闭3家门店，伊势丹百货、百盛、宜家、南城百货均关闭2家门店，像远东百货、SM百货、广州东百等企业均关店1家。

事实上，在综合体林立下，近年来整个百货行业本就处境艰难。《2021-2022年中国百货零售业发展报告》信息显示，从2017年到2020年，中国百货行业的零售额增长呈逐年下降趋势，2020年甚至出现9.8%的负增长。

进入2022年后，百货行业依旧未能回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1月百货行业的零售额同比下滑8.0%，堪比2020年的情形。

从这35家门店经营发展情形来看，选择关店的原因主要与自身的经营模式、所处区域的商圈变迁相关。

一方面，是百货业态的经营模式落后，积重难返。在门店经营上，百货的直接客户是消费者，收入则通过专柜的销售收入分成盈利，而购物中心的的直接客户是零售商，通过租金盈利。在客流受限的情况下，靠收租显然比靠分成更稳定。

另一方面，是受到所处区域商圈变迁影响。近些年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不少城市的商业中心也逐步转移，在购物中心不断崛起下，不少百货企业客流渐稀、经营惨淡。

新世界百货成都店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其此前所处的盐市口商圈，曾是成都最繁华的商圈之一，随着近些年来春熙路东扩，成都商圈重心开始转移，而盐市口-天府广场商圈也逐渐褪去光芒，在其之前已又不少百货企业纷纷闭店停业。

连锁产业专家文志宏表示，在过去近二十年，百货行业就一直在走下坡路。背后的原因，一是超市及新兴零售业态的崛起和快速发展，二是电商的分流。发展至今，整个百货业态依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同时，在鲍跃忠看来，百货业态面临的处境要比商超更加严峻。在门店运营中，百货的商品基本以长尾商品为主，但从目前国内消费市场来看，很多长尾商品已被各达电商平台分流。另外，从线下竞争来看，当下购物中心、各种类型的专业店越来越多，无疑也分走了百货行业不少的客流。

对于未来的发展，叶耀庭认为，在疫情之后，百货行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调整。至于转型方向，在与大则20万方米、30万方米的购物中心竞争中，百货可能会做小而美、独具特色等更具专业的门店。

03 餐饮：客流减少，难以为继

据壹览商业不完全统计，2022年餐饮行业有287家门店关闭，涵盖39家企业。其中，关店数量较多的有海伦司酒馆、味千拉面、贤合庄等品牌。另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12月1日，2022年国内餐饮相关企业共有49.6万注销吊销。

这些门店中，涵盖茶饮、咖啡、火锅、酒馆等多个细分品类。而且，即便像海底捞、奈雪的茶、海伦司等这些头部品牌，也深陷闭店窘境。数据显示，单在2022上半年，海伦司便关店69家。近年来，小酒馆赛道发展火热，像洋河、雪花、华润啤酒等巨头纷纷入局，但至于海伦司，至今仍没有跑通连锁小酒馆的模式。

此外，与这些关闭旗下部分门店不同的是，像东方既白、途尚咖啡、花丸乌冬面、蒂丽雪斯、LADY M等品牌，直接宣布退出市场、或关闭中国市场业务。至于停业原因，无外乎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疫情侵袭等原因。

以东方既白为例，该品牌在多年发展中定位不清晰，与老娘舅、兰湘子等品牌相比，其菜品没有独特性，像是中餐中掺杂了西餐的身影，而且门店选址也是其经营失败的原因之一。此外，在11月宣布品牌倒闭的烘焙品牌蒂丽雪斯，今年以来，因疫情影响、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影响，资金链出现锻炼，难以为继，因而关闭全部门店。

文志宏表示，在疫情之前，餐饮行业的市场总量虽然呈持续增长状态，但品牌之间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即便没有疫情的影响，餐饮行业每年的淘汰率也非常高。在疫情爆发后，餐饮行业面临的挑战加剧，尤其是很多中小规模的企业因支撑不下去，不得不选择闭店。

在商业战略管理专家卢步云看来，疫情导致部分餐饮门店关闭的同时，还影响了一些品牌原定的扩张之路。但作为实体零售经营的重要一环，餐饮业挺过这波疫情，消费者的刚需仍在。

至于在后疫情时代，餐饮品牌应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目前国内餐饮行业竞争加剧，已经进入一个肉搏战的节阶段。在这种全方位、多维化的竞争中，餐饮品牌不单要有好的品牌效应，还应具备规模效应、完整的供应链、场景的创新等方面因素，这些都决定着品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04 美妆个护：外资大撤退，集合店“退烧”

2022年，美妆个护业态至少有757家门店关闭，涉及11家门店。其中，包括爱茉莉太平洋集团旗下的赫妍与悦诗风吟、美宝莲、莎莎国际等品牌。

从关店程度来讲，半数以上品牌是大规模撤店，以赫妍与悦诗风吟尤甚。今年1月初，悦诗风吟被爆关店600多家，2月底，赫妍也宣布关闭中国线下专柜。至于关店原因，爱茉莉太平洋相关负责人表示，主要是因为品牌对渠道的调整策略。

早些年，随着多部韩剧的热播，部分韩妆顺势进入中国市场快速发展。但在2017年“萨德事件”后，韩妆品牌在中国内地市场便开始迅速遇冷。加之近几年国货品牌的兴起，韩妆品牌发展可谓愈发惨淡。

在营销专家张雅芝看来，长期以来，中国消费者都乐于为国际品牌支付更高的溢价，但如今，消费者对国产品牌认可度加强，行业格局加速重塑。而且，除产品品质外，用户正日益从匹配度出发决定购买习惯，而不单纯是考虑大牌因素。

此外，今年以来美妆集合店的降温，也值得关注。4月前后，HAYDON黑洞曾陆续关闭旗下四家门店；7月，THE COLORIST 调色师被爆关闭北京区域的大部分门店；8月，番茄口袋关闭北京三里屯店；12月初，津梁生活宣布于今年年底前关闭线下所有门店。事实上，美妆集合店的产品同质化严重、小样品质不一等表现，一直被消费者诟病，在未来的发展中，这一赛道品牌是该好好考虑一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张雅芝认为，经销商的存在意味成本增加，如没有大额促销费用，美妆集合店难以与品牌商进行价格抗衡，更无法与开通线上下单的海南免税店（cdf/中免日上）正面竞争。

05 服装：快时尚遇冷

2022年关店最多的业态应属服装业态，19家品牌关闭了超3700家门店。其中，SELECTED思莱德关店近1300家、森马关店860家、太平鸟关店240家、HM计划撤店240家。

近些年，笼罩在快时尚身上的关键词是撤店、缩减与退离，2022年亦是如此。

今年5月，绫致时装发布通知称，因线下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城的客流大幅减少，给思莱德品牌的销售复苏带来严峻的挑战，加之高额的店铺成本加剧其经营压力，企业决定在7月底前关闭思莱德在中国的零售店铺。

6月，H&M关闭中国首店，8月又关闭武汉一家门店。此前，H&M表示在2022年计划关闭约240家门店。自2021年新疆棉事件后，H&M在中国的业绩便一路下滑，门店数量也开始持续减少，子品牌Monki也于今年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此外，GAP在中国市场的颓势也愈发明显。今年以来，GAP曾关闭位于广州、深圳、青岛、长沙等多个新一线城市的门店。发展初期，GAP曾定下全国1000家门店的目标，但事实上，目前其仅有100多家门店。

在云阿云智库课题组看来，快时尚之所以没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电商的崛起使消费者不再局限于线下购物；第二，近些年来快时尚产品固步自封、缺乏创新；第三，随着Z世代对消费需要变得多样化，其对个性的需求大于对品牌的需求。

06 影院：客流锐减，不堪重负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有29家影院宣布闭店停业，涵盖大地影院、万达影院、百老汇等影院品牌。另据企查查数据显示，2019年至今，国内影院相关企业共注销吊销3500余家，其中今年上半年便有426家。

至于今年关闭的影院，尽管大多在闭店公告中未直接表明原因，但疫情频发、影院上座率低是不争的事实。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因为疫情反复，没有一个省市的影院营业率达到100%。

影院票房收入来看，2022上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约172亿元，较2021年同期的276亿元同比下跌近38%，是自2014年以来，近八年最差的成绩。

云阿云智库课题组表示，影院作为曾经创造骄人成绩的娱乐文化产业，为商圈业态带来大量人流，但随着疫情的常态性禁止密闭场所营业，导致一系列的负面连锁反应。为保投入产出平衡，上游的供片收缩；缺乏持续性新片上映，观众观影习惯渐褪；间接性停业且上座率低，影院入不敷出，资不抵债，被迫清盘倒闭；影院终端不放映无营收，投资方不敢贸然立项拍新片。如此循环，造成整个影视影业圈持续性低迷。

在这一情形下，部分影院并没有坐以待毙，开始寻找多元的营收模式进行自救。以万达影院为例，今年5月，北京聚合梦想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以剧本杀为代表的沉浸式娱乐行业与元宇宙生态融合发展，在万达电影股份旗下运营的700多家电影院线尝试开展剧本杀业务。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影院的空间利用率，且增强了用户粘性。

07 最后

事实上，统计的这些闭店消息仅是冰山一角，在近年来的发展中，大量实体店处境艰难。企查查数据显示，2022年国内餐饮相关企业注销吊销49.6万家，零售相关企业注销吊销190万家。

但“寒冬”终究会过去。进入12月以来，国内多地开始放宽疫情管控，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行程码正式下线等全面放开政策实施后，部分餐饮、商超等实体零售商家似乎看到了生意回暖的曙光。毕竟，目前多个城市已宣布陆续开放堂食、开放各类空间密闭的娱乐场所。

但实际情况远非其所料想，在一些城市中，像商超、百货等业态的客流反而更少。这是因为，尽管防疫政策正在逐步优化，但因感染新冠群体骤增，消费者正处于警惕或恐慌情绪之中，担心被感染而不敢前往人员相对密集的室内场所。比如，近日包括北京、杭州等多地商超门店宣布减少日常营业时间。

显然，在短时间内，大部分消费者仍然会对出门消费这件事保持谨慎的态度。因此，实体商业在短时间内也难迎来大面积的爆发消费，不过长期来看，经济消费迟早会回归至正常水平。

“招安”的真相

互联网企业 “国资化” 传闻真相：战略合作与数据安全下的深层考量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导读：近期国资与互联网巨头合作引 “混改” 传闻，实为子公司联姻、预防性入股，旨在平衡外资、管控数据，非全面国资化，系阶段性战略举措。全文46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01

“腾讯要被中国移动收购了。”

国资继接盘了房地产行业之后，近日又隐约透露出入股互联网的心思。

伴随着近日互联网企业股价齐刷刷的“跳水”，是网络媒体国资入股互联网企业传闻的甚嚣尘上。

到2022年11月初，消息更是被证明了一半，阿里、腾讯和京东三大互联网巨头分别公开宣布和三大国资运营商合作，联通的股价更是一度被直接拉升到涨停。

要知道，作为一家经营十分稳定的国企，联通历史上涨停的次数可谓是屈指可数。

而在互联网行业之外，国资混改进入一个行业并非首次。

房地产行业龙头万科和绿城的大股东都是国资，保利和中海更是大国资背景。

互联网行业是否即将迎来“国资时代”？国资的进入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02

互联网行业国资化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早在滴滴“赴美上市”之前，不少互联网企业本身就已经有外资背景。

比如阿里的外资大股东是软银，由韩裔日本人孙正义控制。

腾讯的大股东则是南非的MIH，其母公司是南非报业集团。

京东的股权结构则包括沃尔玛、先锋集团、贝莱德集团、老虎基金等不少美国成员。

虽然我国的互联网巨头控制权还在创始人团队手中，外资股东们更多只是同股不同权的AB股财务投资，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资本们确实持有着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半壁江山”。

而由于资方原因，外资的财务投资更多使用美元投入，相应退出也需要美元作为退出的货币。

也正因如此，美股纳斯达克上市退出往往是最好的退出路径，如果考虑政策限制，港股IPO也不失为一种折中方式。

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兼做了港股IPO和美国ADR发行，京东和拼多多也是在美股为外资方铺设好了退出路径。

在外资财务投资的美元退出要求限制下，互联网头部企业都在谋求在外资方的退出路径，而相对应的，伴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中概股在美国的上市数据安全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而头部互联网企业手握几乎全中国的人口数据，相应数据安全风险也极高。

因此，互联网行业“国资化”趋势显然不可避免。

03

事实上，近年来国资已然存在逐步进军互联网行业的趋势。

早在2020年和2021年，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的子公司网投中文，就成为新浪集团的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的二股东，持股比例均为1%。

新浪微博在美国SEC的文件中也明确表明中网投拥有一位董事的任命权，占微梦总董事成员的三分之一。

要知道，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并非是新浪集团庞大主体架构中的“边缘主体”，而是微博实实在在的母公司。

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对抖音来说更是意义非凡，是张一鸣最早成立的头条系公司，早在2012年就已注册成立。

国资新股东对互联网行业的融资股东“成分”和数据安全的管控可见一斑。

对于字节和微博们而言，国资的进入更像是一种预防性控制。

除了董事会任命权，国资新股东还对企业的未来融资和部分内容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

也就是说，要通过审核融资资金来源和未来决策，变相防止“滴滴事件”的再发生。

有了滴滴的先例之后，拥有海量用户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在引入资本时势必需要更谨慎，而国资对于企业未来融资的一票否决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一定融资方筛选的制衡效果。

虽然国资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互联网企业在融资乃至在美股上市的顺利度，但数据要素的合规性，也是互联网企业在用户数据扩张之后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数据要素市场进入国家战略层面是必然趋势，在数据的权力确定和市场流通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如何可信和有效应用以进行产业推进。互联网巨头拥有大量消费者端数据，在应用用户数据时需要以合规的方式进行以保证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

虽然国资的进入看起来似乎是给字节们上了一道紧箍咒，但考虑到大型科技公司往往针对创始人设置AB股的同股不同权政策，即使对于已经被国资持股的字节们而言，其业务的经营战略也不会被国资过度影响。

也就是说，虽然国资存在逐步进入互联网行业的趋势，但更多出于平衡资方背景管控数据的目的，到“混改国资化”仍有很长一段距离。

04

虽然有“腾讯和阿里被国资收购”的传闻，但相比于字节跳动和新浪微博的直接入股进行管控，实际上国资与腾讯之间明显要温和很多，二者更类似于“联姻”。

腾讯跟联通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已久。

事实上，马化腾的姐姐马建南就曾经是联通员工，在去年退居二线前已经在联通工作了十几年，曾经一手主导推动联通与腾讯合作的“大小王卡”。

10月底，国家市监局公开发布的《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显示，深圳市腾讯产业创投有限公司和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新设的企业主要聚焦于CDN和边缘计算业务，得到了经营者集中的无条件批准。

乍看上去，似乎是腾讯“混改国资化”，但实际上，联通创投只是中国联通集团旗下负责投资的一个子公司。

而腾讯产创投也同样仅仅只是腾讯旗下的一个负责投资的子公司，主要负责腾讯自有资金的投资业务，腾讯对卫瓴科技的Pre-A轮投资、擎盾科技的C轮投资就出自其手笔，和腾讯主要经营的微信生态圈、游戏等业务相关度很低。

也就是说，两家各自拿子公司投一部分钱成立一个孙公司，在新兴业务上试试水。

更何况，主要聚焦的边缘计算和CDN的这部分业务原本更多是归属于国有运营商的领域。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更像是民营企业通过与国企合资的方式，参与进入一些国营业务。

一方面，CDN和边缘计算类的“管道型”业务是运营商覆盖和擅长的领域，通过合作可以允许民企在一定程度上踏入国有垄断的基础设施类业务。

另一方面，腾讯、京东、阿里等互联网公司较为擅长技术创新，也能够帮助运营商拓展5G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提高转化5G在业界内的实际应用。

中国的5G本身在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目前尚缺乏应用场景，两者进行合作，对于实现电信领域的弯道超车而言，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强强联手”。

比起找了个“投资人爸爸”，腾讯和联通之间的合作更像是“联姻”——双方各自通过旗下的投资子公司“联姻”生了一个混改合营新公司的“娃”来进行试点，对腾讯和联通本身的业务经营基本没什么影响。

如果一定要说有影响，那也是合营新公司这个“娃”可以在更多进入国有运营商的领域，继承“中国联通”的一部分家产

05

与腾讯相似，京东所谓的“混改国资化”，实际上也是子公司层面“联姻”合作。

11月1日，京东科技在上海京东科技合作伙伴论坛上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战略合作的形式聚焦数字经济，开展数据中心、智慧家庭、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等创新合作业务。

划重点，京东科技和上海移动，不是京东集团和移动集团，仍然是子公司层面的“联姻合作”。

不同于腾讯和京东的“子孙联姻”，阿里则是在集团层面与中国电信签订了基础网络和安全、电子商务、云计算、企业采购领域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

看起来似乎国资“入侵”的程度更高了些，从“子孙”层面上升到了“话事人”层面。

但事实上，即使是集团层面，二者签署的也仅仅只是战略合作协议而已。

换句话说，就是两家合作得不错，交个朋友承认下对方是自己的长期优先合作伙伴。

更何况，早在2017年5月，阿里巴巴就已经和中国电信集团在北京签署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今年11月份的多领域战略合作，无非只是在原有的合作业务基础上更进一步而已。

一方面阿里巴巴本身有阿里云产品，另一方面中国电信在阿里云的上游网络设施基础架构层面具有垄断性业务能力，二者上下游关系很好，进行长期合作也算是相得益彰。

说到底，互联网公司需要基于国有运营商搭建的基站进行网络信息传输，而这种基础设施的合作需要调试等大量工作，难以快速切换。

签署下战略合作协议做个长期的“回头客”，对双方都好。

06

虽然阿里和电信的合作被不少舆论解读成国资要“混改”互联网的信号，但事实上，阿里和电信的战略合作并非个例。

梳理过往同类的合作，华为和天翼云曾经签署深度绑定相关协议，小米和中国电信联合设立了5G联合创新实验室，百度和国家电网也明确表示存在深度合作关系……过往相关运营商的深度合作案例屡见不鲜。

因此，京东、阿里们与运营商之间的合作，其实只是之前的延续，比起所谓的“混改国资化”，更像是巨头们抱了国资的“大腿”。

事实上，对腾讯、京东们来说，比起国资“混改”互联网，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互联网“混改”国资。

比如“腾讯副总裁卢山出任联通董事”的旧闻，实际上就是源于2017年中国联通的混改，腾讯出资110亿元认购了5.33%的联通股份，随后副总裁卢山于2018年2月出任联通董事。

而在腾讯之外，百度、京东、阿里等也在不同程度上认购了中国联通的A股股份。

也就是说，在国资进入互联网巨头们之前，互联网巨头们的资本已经先逐渐渗透到了国资内部，早早成为了中国联通的股东。

既然从目前的现状看，国资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的合作更多是基于现有业务的进一步合作，对抖音和腾讯也主要是出于制衡外资层面的预防性管控，为什么市场上却屡屡传来国资“混改”互联网企业的传闻？

归根结底，互联网的生意本质上是一门垄断的生意，而从古至今，国资的生意很多也是垄断的生意。

互联网行业由于本身做着连接消费者的业务，市场内消费者与商户之间的强相互依赖性直接导致使用人群不断向头部企业集中，最终很容易诞生垄断性的行业巨头，比如微信在即时社交软件的地位，美团在外卖市场的地位。

而不少国企本身就属于垄断型国企，比如电网电力、自来水、石油石化、天然气等。

因此，当天然具有垄断能力的国资逐渐走向做垄断生意的互联网巨头们时，势必会触激到一些敏感的神经。

07

但实际上，我国的垄断型国企更多还是集中于事关国计民生的刚需行业，而这些行业如果民营化，很可能会引发价格暴涨。

比如电网电力、自来水、石油石化、天然气等，这一类行业需要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对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要求高，相应竞争企业也会很少，天然就是容易形成垄断的行业。

这类行业如果是民企垄断，老板和股东们出于盈利的目的必然会提高价格来获取更高的利润，由于事关民众刚需，即使涨价，消费者们受制于行业内只有一家企业没有选择权，也必须支付高溢价。

比如丹麦和德国在电力行业私有化之后，居民电价已暴涨至欧洲的前两位，而法国的国有电力电价却还不到德国的60%。

互联网行业虽然容易形成垄断，但并非是绝对意义上无替代选择的刚需。

比如微信可以用电话和短信替代，滴滴的网约车可以用地铁、公交等公共出行方式替代，抖音也可以用其他娱乐方式替代。

因此，虽然同做着“垄断”类的市场，但作为外行人的国有资本没必要直接进入，打断“纳税大户”们的市场节奏。国有资本直接针对腾讯们进行混改的意义并不大，短期互联网行业并不会被“混改国资化”。

不管是字节、微博们的国资“象征性”入股，还是腾讯、京东们的间接“联姻”“抱大腿”，本质上都是互联网日渐介入人们生活的一个必然阶段，基于对数据的预防性管控和对未来5G应用的推动进行的一个阶段性措施。

互联网行业谈“混改国资化”仍为时过早。

对于巨头们而言，与其担忧混改国资化，不如更多去思考在日渐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何保护好手中的数据宝库。

在国资尚未真正“入股”混改之前，腾讯、字节们还有调整的机会，虽然时间已经非常紧张。

参考资料：

1. 新经济智库：“国资入股腾讯”传闻与真相：平台企业和国企联手，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新风向？

2. 搜狐新闻：腾讯混改国资化落地！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平台企业或成新风向！

3. 界面新闻：国资拟战投阿里？互联网巨头的边界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