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公司蝶变

双元逻辑演进下的行业转型与整合实践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编者按：本文由《财务公司蝶变》和《又一家财务公司解散》组成。全文117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财务公司蝶变

 邱健熙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财司之治”的制度逻辑

目前，学界关于财务公司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内部金融”的属性及其“集团司库”的职能，分析财务公司的治理、运营和创新等战略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学界对财务公司的研究，是将财务公司定义为融入“集团性”因素的金融机构。虽然现有的研究成果极大地帮助我们在集权与分权前提下理解集团资金管理模式的选择和运作（包括相关制度设计、系统开发等层面），但在财务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其集团管理身份认知、金融监管当局合规管控和财务公司经济理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过程还有待深入研究与总结。笔者认为，“政府”、“集团”、“企业”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财务公司决策逻辑的复杂性。

本文从制度逻辑观这一理论视角出发，试图辨析财务公司发展过程中，由集团管控逻辑与金融监管逻辑所构成的双元逻辑组织特征，梳理这一小众金融业态的动态成长过程，展现其发展演变脉络，并关注在制度复杂性下的财务公司战略决策空间以及财务公司如何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自身成为制度的主动者，而非制度的被动者。在提供理论剖析之余，笔者希望本文对探索构建财务公司这一金融业态的独特发展路径有积极的实务意义。

本文纲要

一、问题的提出

二、行业发展中的双元逻辑演变与组织响应

（一）第一阶段（1987年～1991年）：摸索创设期

（二）第二阶段（1992年～2004年）：定位确立期

（三）第三阶段（2005年～2017年）：高速发展期

（四）第四阶段（2018年～现在）：转型治理期

三、组织响应过程中财务公司的成长

（一）战略共演：战略的系统性和动态性

（二）平台思维：财务公司的成长智慧

（三）模式突围：从组织个体到行业生态

（四）人才输出：财资管理的代际传承与行为整合

四、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科学中，制度理论是最具活力和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

20世纪70年代，制度理论与组织研究开始合流，并由此使得制度经济学、组织社会学、管理学理论等学科研究出现巨大的变革和转向。

80年代，组织理论研究开始转向新制度主义，并提出了“组织场域”（organizational field）概念。组织场域被定义为一个制度环境，组织自身,场域中的其它组织以及政府构成了组织运行的制度背景，同时也为组织变迁提供了不同的动力。

90年代，社会学家Friedland和Alford开创性地将“制度逻辑”这一概念引入组织和管理理论分析后，制度逻辑观（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成为组织研究的热点。

制度逻辑观认为，无论是基于“理性选择”假设的经济学还是“权力导向”的组织行为学，都忽视了社会背景的影响。而社会是由多重制度逻辑建构的、存在各种潜在矛盾的制度间系统（Interinstitutional System）。对组织行为的研究，只有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之中，才能得到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制度既是物质性、实践性的，也是符号象征系统，不仅影响组织偏好的形成，还进一步影响其满足偏好、获取利益的手段。

不同学者对“制度逻辑”有角度不同的定义，本文将其定义为能够塑造组织认知和行为的信念和规则。与早期研究关注“单一主导逻辑”的变迁不同，近年来学者愈发重视“多元制度逻辑”，强调组织内外部长期多元制度逻辑互动所带来的多元要求及其复杂性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即制度复杂性，关注制度复杂性与组织回应互动过程这一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

当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制度复杂性下的组织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在不同实践层面满足不同逻辑需求，从而降低多元逻辑间的冲突、增强其内在兼容性，并使之成为支撑企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财务公司这一金融业态，是服务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改革的政策配套产物，诞生之初便面临企业生态中不同制度逻辑，多元制度逻辑是财务公司所必须面对的常态。企业组织法人监管、国有资产监管、金融机构监管等制度构成了财务公司行业的“制度环境”，财务公司长期同时处在两个甚至更多个的“环境”之中，需要同时遵守多重环境约束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合法性），或者说，财务公司的运营是在制度背景中寻求一种平衡状态，并从中获益。

典型的，集团层面资金运营效率和监管层面金融安全底线，是财务公司需要同时兼容的两个制度逻辑。双元逻辑共演下，如何处理逻辑的冲突以兼顾不同运营目标，是一个极具行业生存与发展现实意义的问题。

二、行业发展中的双元逻辑演变与组织响应

“集团二级企业”和“非银金融机构”之间交互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了决策逻辑的复杂性。财务公司是在这样一个双元逻辑共演过程中实现持续的企业成长和发展，其官方定位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

本章节通过纵向历史的分析方法，回顾总结财务公司行业四个发展阶段2，进一步对每一阶段的阶段特征、制度复杂性性质（主导性、竞争性、兼容性、冲突性、同心性等），行业关键制度文件及政策资讯展开分析，力求构建出完整的制度复杂性演变与组织响应过程。

（一）第一阶段（1987年～1991年）：摸索创设期

全国第一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东风汽车工业财务公司于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开始筹建，1987年3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正式成立。1987年12月16日，国家体改委与国家经委印发了《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意见对推动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提到“经过人民银行批准，企业集团可以设立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在集团内部融通资金，并可同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往来……经过批准，集团可以向社会募集资金”。该意见明确提出企业集团可设立财务公司，并初步赋予财务公司“集团内部融通资金”的定位。

该阶段财务公司的官方定位于解决当时企业集团成立或发展后普遍面临的“集团资金整体紧缺、内部资金不平衡”问题，主要通过其“内部融通”的方式解决集团内部资金结构问题，实质也是解决集团资金管理问题的配套手段。

1991年12月14日，国务院对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上报的《关于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的请示》的批复中，同意其提出的“试点企业集团要逐步建立财务公司”的内容，其中明确了“财务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在企业集团内部融通资金，包括建设资金。要适当扩大融资手段，经批准可以发行债券和股票。”财务公司较为清晰的被定位为“主要任务是集团内部融通资金”，但同时被赋予通过债券、股票适度扩大外部融资手段的职能。财务公司依然作为集团资金管理配套工具并被进一步完善，在内部调剂解决集团内部资金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赋予其对外融资职能，提高其外部造血功能，解决企业集团整体资金紧缺的问题。

这一阶段正值中国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内生出新金融制度（如股份制商业银行、财务公司等）的历史阶段。对财务公司行业来说，制度复杂性性质相对表现为单一逻辑的主导型，即国有企业集团改革发展的资金融通要求，作为主导财务公司设立及运营的制度逻辑，财务公司是内生于经济发展体制的，以服务国家重点产业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资金管理需求为己任，故在实践层面，财务公司相对清晰且方向明确地通过资金融通与调剂支持所在集团产业发展，尝试在计划色彩浓重的国有企业集团经营中，发挥适当的资金资源市场调度力。

（二）第二阶段（1992年～2004年）：定位确立期

1992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务院经贸办发布了《关于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建立财务公司的实施办法》，对央行1987年起试办的17家财务公司给予肯定，同时明确了“财务公司是办理企业集团内部成员单位金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该实施办法是对财务公司定位的重大转变，其从前期对财务公司“实现集团内部融通”服务于集团资金管理的定位，转变为“为集团内部提供金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金融机构属性首次被明确并强化。

1996年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暂行管理办法》提出，“财务公司是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该办法作为财务公司第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再次明确了其“非银金融”的定位。但1997年初财务公司相互拆借乱象四起，一些财务公司自营贷款严重超比例，用大量拆入资金发放贷款，“短借长贷”催生金融风险，少数公司出现支付困难，监管当局下重手治理规范财务公司。

2000年7月13日，人民银行颁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强调了财务公司的集团内部“产业信用型”金融服务，并于当年12月下发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设立审批程序》（试行），启动并严格规范新一轮批设财务公司的工作。

2004年7月27日，银监会成立后颁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其官方定位较之前发生了较大变化并转向服务于集团“财务管理服务”，具体表述为“财务公司是指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使用效率为目的，为企业集团成员企业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从表述上强调了财务公司就是集团资金管理的金融服务机构。这些文件不仅指明财务公司官方监管机构从央行转为银监会，也是国家在制度安排层面对财务公司功能定位的界定，是对财务公司发展的鼓励与规范。在2000年～2004年财务公司定位确立的关键期内，监管当局重点开展财务公司行业秩序整顿工作，五年内关闭一家财务公司，重组了十余家，仅新批了五家财务公司，行业总体扩容并不明显。

这一阶段对财务公司的管控与要求上更加侧重于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管理要求，逐步减少了对财务公司服务集团的行政式要求，从行政管理模式过度到机构监管模式。这一时期的制度复杂性以兼容性为主，也就是说，因应企业集团已由80年代末整体资金不足、内部结构不合理转向市场化发展的增量资金需求，财务公司确立了集团内部“产业信用型”金融服务是其经营定位。

制度逻辑上，企业集团要求财务公司实现“服务于集团产业发展的内部资金调剂及产业链融资”的功能，监管部门要求财务公司定位为“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及产品销售提供金融服务，以中长期金融业务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双重逻辑指引的指向一致，企业集团对财务公司的经营导向与银监当局的监管导向基本相同，制度逻辑间兼容性较高，相应的，财务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比较清晰。特别是，这一时期中设立的财务公司也大多隶属于国资企业集团，国资财务管控与金融机构治理要求之间，在合规上也大致趋同，双元制度逻辑在这十余年间基本维持“同盟”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兼容甚至相互支撑的，财务公司内部经营决策冲突并不明显。

（三）第三阶段（2005年～2017年）：高速发展期

2005年开始，财务公司审批缓慢提速。2012年5月，原银监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鼓励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拥有核心主业的民营企业集团，申请设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2017年4月7日，原银监会发布《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发起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因此，自2008年11月17日首家民营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红豆集团财务公司成立后，民企财务公司在这一阶段高速创设，数量激增，共42家民企财务公司在这一时期开业。

这一阶段内《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无任何修订，但2014年10月15日国资委、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央企业财务公司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认为集团财务公司的设立主要是为集团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融资成本的节约。实际经营中应将财务公司定位于“集团资金结算平台、资金归集平台、资金监控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

同年，中国财务公司协会正式启动行业评级工作，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先后于2015年～2017年连续三年更新发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行业评级办法(试行)》并公布上一年度行业评级结果。

中国银监会亦于2015年12月发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管理办法》(银监办发〔2015〕199号)。行业评级体系四大类指标主要考核财务公司四方面的能力：资金集中管理能力、经营与服务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盈利能力；监管评级在行业评级的基础上加上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集团支持及功能发挥四大类定性评价，结合日常监管情况调整、优化，确定监管评级，并建立阶梯递进式监管激励机制，评级高低与业务范围挂钩。据中国财务公司协会数据，截至2017年末，全国财务公司服务的成员单位涵盖电力、石油化工、钢铁、机械制造、民生消费等17个行业。全行业法人机构总计247家，其中，央企财务公司73家，地方国企财务公司129家，民企财务公司42家，外企财务公司3家。全行业表内外资产总额8.69万亿元。

这一时期的制度复杂性性质表现为高向心性，即集团企业导向与金融机构管控同时对财务公司经营有着重要的影响，逻辑间向心性较高，导致主导逻辑模糊，进而引发制度间一定程度的冲突性和竞争性。尽管在认知层面不同的制度逻辑要求可能会引发较大程度的决策冲突，但在实践层面财务公司借助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及金融市场化、自由化进程，可以通过具体的业务策略来同时满足两种逻辑的要求。即财务公司基于理性选择假设，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对公司行为进行方向和路径选择，对监管环境做出恰当反应，通过适应制度变革和监管强化，获取当期利益最大化。

需要强调的是，与上两个阶段不同，伴随制度复杂性演变，财务公司的主体能动性响应过程，决策空间及其作用结果使得行业分层，头部财务公司出现。财务公司的组织属性（如市场竞争地位、集团资金管理架构、企业所有权、自我认同等）对其响应制度复杂性的调节作用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行业协会及监管当局也不断推进分类监管。

（四）第四阶段（2018年～现在）：转型治理期

2018年是金融监管部门的“机构改革年”。作为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部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依法作为财务公司官方监管机构。对国企国资改革而言，2018年也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年份，在“1+N”政策体系搭建完成的基础上，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转型升级与深化改革交织，国资国企改革进入高质量发展“元年”。

这一轮新的国企改革从资产管理为主向资本管理为主转变，核心内容是加强对国有资本运营质量及财务状况的监测。因此，企业集团的财务管控体系、资金管控模式等方面再度成为改革突破口和关注点。当时中国正处于产能新周期的底部和金融周期的顶部，前者决定了经济L型的韧性，后者决定了去杠杆的融资收缩。中国从金融周期顶部安全撤离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健全宏观审慎政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从宝塔石化集团财务公司、华信集团财务公司、重庆力帆集团财务公司，天津物产集团财务公司，再到东旭集团财务公司，海航集团财务公司、辽宁忠旺集团财务公司、西王集团财务公司，从民企到地方国企，多家财务公司的风险个案陆续爆发，反证财务公司行业在急速发展壮大后，经济下行期的风险暴露也日益凸显。

业内部分财务公司背离初心使命，角色逐渐明显异化，过度利用财务公司金融牌照功能，通过票据过度加杠杆融资，导致规模和风险失控。财务公司的风险隐患已经引发监管重视，甚或担忧，保证财务公司的风险不升级、不蔓延，是金融监管部门的首要考量。银保监会2020年下半年启动已施行20年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历时两年，2022年10月13日，银保监会发布2022年6号令《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经济减速换挡期，尽管银保监会多次强调企业集团不得过度考核财务公司利润，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财务公司盈利已成为所属企业集团经营效益的主要来源之一,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经济周期波动中集团利润的“稳压器”作用。而且虽提倡不过度考核利润，但利润贡献度仍很大程度决定财务公司在集团的地位，也决定了依靠集团行政手段实现资金归集和结算融资管控的财务公司的决策执行力和资源调配力。财务公司在集团财资管控体系中的“话语权”和“掌控力”本质上还是取决于对集团战略执行的辅助程度和经营绩效的集团占比。

风险防范与盈利预期之间的调和性在这一阶段的博弈较为剧烈，但财务公司作为持牌金融机构，“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是可持续经营的基础，故这一阶段的双元逻辑性质表现为低向心性与高主导性，即财务公司通过清理与规范各条线业务，以游说方式争取集团订立符合监管导向的考核制度，降低集团管控逻辑对财务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削弱企业逻辑经济导向与金融监管治理要求间的冲突，推动财务公司回归本源，转型升级。

三、组织响应过程中财务公司的成长

在行业发展演进的阶段分析基础上，笔者以下图直观、清晰地列示财务公司行业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制度复杂性及其演进、企业组织响应与变革、企业成长。

制度复杂性与财务公司成长

制度复杂性及其演进→组织响应与变革→企业成长→制度复杂性及其演进（循环演进）

其要义在于：

（1）制度复杂性性质是组织决策的制度环境关键，制度逻辑对组织战略和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2）组织的资源要素禀赋限制了组织战略决策空间，组织响应及选择造成同等制度逻辑下的组织异质性；

（3）组织实现目标的恰当策略促使企业成长，也促使企业治理逻辑体系逐步完善。

从金融历史观看，中国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虽然充满了“边缘革命”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推动，不过整体而言，基本上延续了从上层政治向下的“自上而下”改革路径。国内金融制度变革也大致遵循的是一种外生性金融制度向内生性金融制度演变的路径。作为金融制度核心主体的金融机构，其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内生于经济发展体制，是我国整个金融体制变迁的缩影。

财务公司是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诞生的业态，“内部性”通常被视为其最突出的特征。资金归集的“立身之本”加强了财务公司对企业集团的依赖，尤其是企业集团公司治理中的层级管控和绩效考核，是财务公司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的“主心骨”和“指挥棒”，加之金融牌照的“稀缺性”和“杠杆性”，使财务公司成为企业集团特定经济和体制背景下的高效经济工具。

财务公司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作为寻求长期可持续经营和内外部资源支持的组织，经营实践必须与不同的制度环境相联系，并对多重制度要求进行回应。财务公司得益于集团的资金管控的行政要求和成员单位资金归集的资源聚集，组织承诺和文化认同创造了财务公司高效决策和低成本展业的便利，但这同时造成财务公司受集团意志影响的限制。

这种限制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务公司本身“并不必然”作为集团司库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司库管理与运营职能，而是依据集团资金管理政策为司库业务提供金融服务，故集团政策若存在“短期性”和“短视性”，则加剧了财务公司经营风险，诱致一定程度的合规偏离。二是财务公司的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多集中于企业集团内部，其经营发展与企业集团密切相关，对企业集团的依附性强，集团整体经营风险与财务公司经营风险也具有相互传导性。从本质上来讲，作为服务企业集团及其成员单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财务公司的信用水平和经营风险都是建立在企业集团内部的风险控制水平和实力基础上的，财务公司的信用等级高度依赖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商业信用，财务公司的风险程度也高度依赖于企业集团及其成员单位的风险情况。一旦企业集团因为实际控制人违法违规、股权治理结构问题、经营周转困难等因素导致供血能力不足，都会直接传到至财务公司，导致财务公司“不可自控”的风险事件的爆发。

笔者通过前述对行业发展阶段的梳理，在本章中结合自身在财务公司行业的从业经验及近几年陆续爆发的财务公司风险案件的思考，对图示的财务公司成长从动态视角进一步解析总结，审视财务公司在应对集团管控逻辑与金融监管逻辑的双元制度逻辑共演过程中，如何在特定制度复杂性下发挥个体能动性以避免进入逻辑陷阱，寻求个体发展空间最大化和风险收益最优化的组织能动响应。

（一）战略共演：战略的系统性和动态性

要素孤立、静态视角是传统战略管理的最大短板，系统效应和动态效应是制度复杂性下财务公司战略管理绩效差异的重要来源。长期以来，财务公司制定经营战略普遍较多从“实现效益”与“资产结构”等经营结果层面上提出，而对集团产业的理解深度相对不足，财务公司具体经营与集团产业的融合程度也有待提升，系统性不足。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使得财务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增加，静态视角下的战略规划局限了企业应对制度环境变化的灵活性和效率性。逻辑共演时，战略共演显得尤其重要。

战略引领要求财务公司知时局、揽全局、见终局、应变局，关注不同制度逻辑间“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式”之间是否一致，在战略管理中充分考虑制度复杂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制度逻辑间“目标”不一致时，财务公司应在战略规划中通过创造性的内部制度安排，减少潜在的逻辑冲突，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性和效果性。战略规划重点从财务公司经营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集团内部与及监管部门的约束条件入手，同时结合财务公司自身能力展开。在财务公司精益创业、专益成长、增益扩张及升益转型的不同阶段，在双元逻辑共演的组织响应上，从战略层面突出调节、反馈、协同的作用。

（二）平台思维：财务公司的成长智慧

财务公司在金融市场是“缝隙生存者”，在企业集团内部是“价值创造者”，要展示财务公司是中国资本与中国实业高效融合而成的新时代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必须看到，财务公司与生俱来的“产业金融”烙印，作为金融改革中符合中国情的资本下沉、资金对接模式探索，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验证了这种大型产业集团“内部财团”的适配性。对于支撑财务公司平衡集团管控逻辑与金融监管逻辑的支点，应有足够的认识。

用金融的手段、模式解决财务问题是财务公司降低二元逻辑冲突和增强其兼容性的一大关键行业智慧。从最初集团解决“存贷双高”的财务管理工具，到涵盖集团的现金和流动性管理、资本管理、投融资管理、风险管理、金融关系等等的集团司库体系。业内头部财务公司在开放的体系中利用良好的信息技术包括5G、AI之类的，通过专业化的设计运维和不断升级为企业资金管理以及相关业务生态提供服务和价值增值。这么一系列的组织模式、方法、共聚合平台，一系列的体制机制，降低了制度逻辑向心性冲突，增强了逻辑间的兼容性。

（三）模式突围：从组织个体到行业生态

应对制度复杂性时，一个财务公司的决策选择，从根本上说是其对“竞争优势”和“生态优势”的判断。竞争优势与生态优势是相辅相成的：竞争优势是维系生态优势的基础；生态优势是放大竞争优势的系统。无论是先发展竞争优势，再借助其力量撬动生态优势，还是先发展生态优势，再借助其资源建立竞争优势，都是殊途同归。但是路径的选择与产业环境、自身能力息息相关：当竞争环境异常激烈时，竞争优势的紧迫性会比较高；当产业融合与跨界合作兴起时，生态优势的重要性则会变得特别明显。

财务公司在面临核心竞争力减弱、盈利模式衰败、逐渐边缘化等困局时，通过构建交易型金融平台，借助平台与外部金融机构根据业务合作的需要紧密或松散耦合，合作方式更多样化，虽业务范围未超越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但实际上其金融服务的“触角”可借助合作伙伴延伸更深、更远。具体来说，财务公司通过重新开发或改进现有核心业务系统，构建物理层面的金融平台；通过整合资源、应用大数据挖掘等技术创造数据资产，构建虚拟层面的金融平台；借助平台对外部创新成果进行整合，充分利用复杂系统的涌现性特征积极创新从而形成平台的良性演化机制；同时，变“资产持有型”为“资产交易型”，以提高财务公司对企业集团金融服务的“内化率”，在实现去边缘化的同时培育新的盈利模式。

（四）人才输出：财资管理的代际传承与行为整合

近十年，国资监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之间的互派挂职和人才借用交流呈现数量逐年递增的态势，同时，企业集团内部（包括总部财务部、资金部、财资管理中心等职能部门、集团金融板块企业）的交流任职、轮岗任用、跨司委任也更加密集。不同职务角色、专业背景的人员流动，引入业务发展新理念、新思路。

对财务公司这一组织业态来说，无论是监管推荐的高管挂职锻炼，还是集团总部对优秀人才的选拔调用，亦或是公司高管之间的交流轮岗，均可以视为财务公司从成立初期的“创一代”团队，成长到随着企业系统的再生产，在企业应对制度复杂性带来的决策困境时，除依靠专业和资源竞争力外，还依靠关系网络。降低逻辑冲突，提高逻辑兼容性，这种人的输出与流动，提高了对财务公司的认知度,且组织成员间交流的增加、心理认同度提高、人际情感冲突缓和可形成认知趋同，一定程度提高了企业决策质量和执行效果。在财务公司向集团争取行政指令颁布、管理模式调整，向监管申报业务范围延伸，业务品种新增上，这种“熟悉度”成为了财务公司的管理便利。

四、结论

在制度复杂性下组织成长过程中，组织个体的应对策略及动态演变，形成了同一行业中不同个体的差异。针对一个具体行业的案例研究，有助于推动理论界对制度变迁微观基础的讨论，也深化了现阶段制度逻辑理论中“动态性”的解读。

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集团管控逻辑与金融监管逻辑存在制度诉求的差异，但财务公司可以通过自身的动态成长，调和逻辑冲突，妥善地利用制度环境，实现发展壮大。本文对财务公司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也是组织个体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适应快速变迁制度环境，在成长过程中有的放矢，在最大化实现集团资金管理效益性、效率性和安全性的同时，有效地顺应监管，坚守金融安全底线，践行行业担当的应有之义。

“行业发展四个阶段的划分”中部分内容参考引用2019年度中国财务公司协会政策研究课题《财务公司与企业司库比较研究》

又一家财务公司解散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财务公司开启整合大幕

虎年岁末最后一个工作日，银保监会先后公开了两个批复文件，一是同意中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解散；二是不同意新华联控股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拉开了2023年财务公司整合的大幕。

01

中冶财务公司解散主要是由于集团的重组。

2015年12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实施战略重组。按照重组方案，中冶集团整体并入五矿集团，成为其全资子集团。中冶集团不再作为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

中冶集团和五矿集团均有自己的财务公司，根据新的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一家集团只能拥有一家财务公司”的要求，集团只能保留一家财务公司。重组后，五矿财务公司和中冶集团均为五矿集团的子公司，层级较高，而中冶财务公司则成为五矿集团的二级或三级公司。

从财务公司资金管理的功能定位来说，五矿财务公司更容易发挥资金管理的优势。而且，从经营规模来看，相对五矿来说，中冶财务公司规模小得多。五矿财务公司资产规模283亿元，所有者权益55亿元；中冶集团财务公司资产规模仅有25亿元，所有者权益24亿元。

集团决定保留五矿财务公司，而将中冶财务公司解散，业务将陆续由集团财务管理部门和五矿财务公司承接。2022年，中冶集团财务公司向银保监会提出了解散的请示，并取得了同意解散的批复。

02

2022年，新华联控股集团财务公司向银保监会递交了破产重整的申请。但经银保监会审查，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不予许可新华联财务公司破产重整。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为新华联财务公司唯一股东。自2020起，新华联控股就逐步陷入了资产负债率过高、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盈利能力减弱、案件缠身的境地。2020年至2021年，新华联分别亏损12.86亿元、38.93亿元。2022年上半年，新华联继续亏损9.93亿元，资产负债率达92%，担保总额高达170.03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1021.84%。

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因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债券收购及债务重组纠纷，年末，集团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要求新华联及其子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清偿义务，执行标的为重组债务本金及重组收益共9.07亿元、重组债务逾期还款后的重组收益及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发生的费用。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财务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情形的，经银保监会同意，财务公司或其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破产重整的财务公司，其重整后的企业集团应符合设立财务公司的行政许可条件。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应根据进入破产程序财务公司的业务活动和风险状况，对其采取暂停相关业务等监管措施。

财务公司解散指的是经过清算后该公司不再存在；而破产重整指的是公司因经营困难，频临破产，但仍存在重建希望与价值。公司可以向主管部门和法院申请，经批复准予重整，使公司维持和发展的的一种安排。

银保监会驳回新华联财务公司破产重整申请的原因，主要是不符合破产法的规定情形或者重整后的集团很难达到财务公司行政许可条件。

2022年以来，经银保监会同意，已有多家财务公司获批进入破产程序、合并或解散。

2022年6月，本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解散；9月，忠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依法进入破产程序；9月，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并筹建贵州分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解散；10月，青岛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日照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10月，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解散；11月，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解散。

2023年1月，中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解散，新华联集团财务公司申请破产重整被否决。

新版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设定的业务范围、资本金要求、监管标准等均需在一个会计年度内整改完毕，2023年将会有更多的公司开启破产、整合、重组、调整的序幕，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