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财政危机是个怪物，基层问题多由此演化

李昌平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

导读：李昌平指出当下基层财政危机比2000年更严重，通过多情景展现其引发的问题，呼吁重视并推进体制改革。全文75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中国基层的很多问题，一般都是基层“财政危机”演化出来的问题。

我在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候，那时候的基层问题堆积如山，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财政危机”所导致的问题。

如：农民负担日重、乱罚款、乱摊派、压级压价打白条、拿高利贷缴税费、贱卖资产、黑社会混混横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现在的基层怎么样呢？

在我看来，当下的财政危机要比2000年严重得多，现在基层的问题比2000年时更多、更复杂、更严重。过去有的问题，今天只是换了表现形式，希望有关方面能引起高度重视。今天基层的很多问题，同样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财政危机”。

情景一：把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卖光

前几天一个从省厅下派的驻村第一书记跟我说：李老师，现在的乡村振兴没法弄了。

我问为什么？

第一书记说：村里建一个烤烟房的地都没有了。他说，这几年每个村都在大力拆土坯房、危房、猪圈、茅房等等，拆出来的村集体建设用地一分都不给村集体留用，统统由县市区政府强制性“买”走了，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多少钱1亩呢？县市区政府部门买的价格是5万/亩，而县市政府部门在省城的卖价格是60万/亩。

驻村第一书记说，集体和政府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卖钱了。

这么多年下来，所谓的创新，不就是一个卖字嘛，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是最后可卖的东西了，现在也卖光了。强迫村集体卖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所得的收入，叫集体经济收入，集体经济收入“空壳村”被清零了，这被总结为乡村振兴的政绩。

驻村第一书记说：李老师，没有了集体资源资产，特别是没有了集体建设用地可用，乡村振兴关键靠发展产业，还怎么发展产业呀？这道理县市区领导他们不懂吗？

我说，领导们当然懂的，但缓解“财政危机”爆发和乡村振兴相比，谁是硬道理呢？在“财政危机”之下，发展就是软道理了，直接卖家产才是硬道理！

“财政危机”之下，政府的行政行为是不可能正常的，乡村的问题会层出不穷、千奇百怪。

李昌平：财政危机是个怪物

把新农人搞成叫花子

注：本文是系列文章《李昌平：财政危机是个怪物》的第一篇

中国基层的很多问题，几乎都是基层“财政危机”演化出来的问题。

我在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候，那时候的基层问题堆积如山，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财政危机”所导致的问题。

如：农民负担日重、乱罚款、乱摊派、压级压价打白条、拿高利贷缴税费、贱卖资产、黑社会混混横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现在的基层怎么样呢？

在我看来，当下基层的“财政危机”要比2000年严重得多，现在基层的问题比2000年时更多、更复杂、更严重，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希望有关方面能引起高度重视。今天基层的很多问题，同样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财政危机”。

情景二：把新农人搞成“叫花子”！

有个姓谢的大学生小伙子，对生态循环农业特别有兴趣。大学毕业后在北京郊区农村承包了一个占地50亩的集体果园。这个集体果园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了，主要种植的是桃，果园内有11间平房。这11间小房子，主要用于自住及接待采摘者、存放工具和肥料、储藏水果及包装箱、也养鸡养鹅养猪等。

小谢及父母把果园打理得很精致，标准的生态有机及循环农业，城里有很多人及机构都认养了小谢果园的桃树（600元/棵年），春夏秋三季，每到周末，就有很多市民带孩子和父母来小谢的果园玩耍，甚至还有机构来果园搞团建。小谢的果园红红火火，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政府部门突然刮来一阵风，把小谢果园的11间平房全部拆除了，一间房都没有留下。

政府部门拆小谢承包的果园的11间平房合法吗？行政复议结果，不该拆；法院认为，不合法。但小谢的果园非法拆除的11间平房从此不能再恢复了（申请再建，没有建设用地指标了），果园从此冷冷清清下来。要命的是，小谢和父母，还有两只狗，无论酷暑还是严冬，都只能蜗居在树下的两间临时小棚子里。连“叫花子”都不如啊！

小谢爱农业、搞农业、做个新农人有罪吗？没有，但日子却过得像个“叫花子”。我每次去小谢的果园，都想骂人，该骂谁呢？总想帮帮小谢，官司打赢了，可是，你找谁要建设用地指标重新建房呢？有法也没法帮，有理更没得地方可以讲道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财政危机”是个“怪物”！抢了集体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就是财政收入，拆你的房宅就是它的财政收入。只要能搞到钱，权力无孔不钻。它把“新农人”变成“叫花子”，一阵风，一会儿，很自然，且害你你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脾气都没有！

注：本文是系列文章《李昌平：财政危机是个怪物》的第二篇

李昌平：财政危机

把“衔接资金”变成地方政府“合法收入”

中国基层的很多问题，几乎都是基层“财政危机”演化出来的问题。

我在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候，那时候的基层问题堆积如山，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财政危机”所导致的问题。

如：农民负担日重、乱罚款、乱摊派、压级压价打白条、拿高利贷缴税费、贱卖资产、黑社会混混横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现在的基层怎么样呢？

在我看来，当下基层的“财政危机”要比2000年严重得多，现在基层的问题比2000年时更多、更复杂、更严重，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希望有关方面能引起高度重视。今天基层的很多问题，同样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财政危机”。

情景三：把中央下拨的“衔接资金”拐弯抹角的转化为地方政府可自由支配“收入”

一般的读者可能不太明白“衔接资金”是个什么东西，先解释一下。

“衔接资金”是指各级财政（主要是中央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主要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资金。“ 衔接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产业发展，也可以用于促进农民增收的其他领域，还可用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现在，好多县市旗的“衔接资金”都存在花不出去的现象，每个县市旗的专户上都趴着几千万或几个亿的“衔接资金”。有海量“衔接资金”趴在账上，在基层“财政危机”下，拐弯抹角的将“衔接资金”转化为县市旗财政的“合法收入”就很值得“改革创新”了。

有个地方是这样将“衔接资金”转化为合法的财政“收入”的：

第一步，出台政策，规定“衔接资金”可以用于“村庄规划”；

第二步，组建地方政府所属的国有“规划设计公司”；

第三步，用地方政府所属的国有“规划设计公司”垄断所有的村庄规划设计业务；

第四步，所有的“衔接资金”都转入地方政府所属的“规划设计公司”。

经过这无声无息的四步“改革创新”，地方政府就把用于巩固扶贫成果及衔接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变成了自己可自由支配的“合法收入”。

千村一律的村庄规划，由打印店的小二就可以完成了。

前些年，在每个省，市场上活跃着很多小的规划设计公司或团队，现在有很多被整合到地方政府所属的规划设计公司了，不接受整合根本拿不到规划设计业务。这就是“财政危机”这个“怪物”的杰作。

现在搞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公司、搞土地整理项目的公司……几乎都是地方国企，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也叫“内循环”。这都是“财政危机”这个“怪物”的杰作。

中央财政每年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钱很多，地方政府在“财政危机”之下，与民争利便是“理所当然”。市场、社会、集体、农民的活力就死寂了。这就是“财政危机”这个“怪物”的杰作。

注：本文是系列文章《李昌平：财政危机是个怪物》的第三篇，

李昌平：人民医院为什么不为人民了？

曾经，教员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教员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多人听教员的话，始终如一，坚持一辈子不做坏事、只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不少人真的做到了！

教员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近日，医疗系统内触目惊心的腐败事件被频频曝光，全国至少已有179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一个医院院长腐败并不难，难的是没有医院院长不腐败”！这么难的事，是如何做到的呢？

1985年，我当乡镇党委书记的时候，“医疗体制改革”提出：要打破医疗系统的“平均主义”，有限的医疗资源要优先为少数贡献大的人服务。“改革”规定：正处以上干部看病住院全免费，副处报销90%，正科报销85%……农民伯伯自费。“改革”轻描淡写就把“人民医院”变成了“干部医院”！

到了90年代初，财政困难，开始允许医院自主创收，医生的工资奖金福利住房及医院建设发展等等，全靠医院自主创收解决。这叫放权、搞活！

90年代中期，为调动医院内部全员创收的积极性，让医院搞“院长承包制”（总包），医院院长又在医院内部搞科室承包（分包），甚至还把创收不佳的科室外包给福建“医疗诈骗团伙”，千方百计增加医院收入。效果很好，管理部门还找医院收管理费、收承包费！

90年代后期，享受到承包红利的医院院长、科室主任们，为长期享受承包红利，医院专门为管理部门的领导专门建了“干部病房”，“干部病房”配有“特别护理”。“特别护理”兼有一项特别职能——负责管理领导住院时接受的礼金和礼品。干部探望“特别病房”的领导，都要医院院长批准，好多干部排队等候。久而久之，医院院长就变成了“第二书记”。

到2000年后，地方政府为了土地财政、以地生财，把好医生全都集中到开发区的新医院，让所有病人都到开发区新医院看病、住院、买房，以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为代价实现开发区大建设及土地财政大增收。也就是所谓的“用好一个医院院长，建造一个好医院，就能再造一座新城市”，专家称之为“医院经济学”。从此，“医院经济学”大行其道，风靡全国。

对于医院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和生命当矿开采的做法——“医院经济学”，管理部门是心知肚明的，对其弊端长期视而不见。对于医院院长等“医院承包商”“科室承包人”和“医药代表”联合虚高药品及器材价格、吃回扣等违法犯罪行为，管理部门一直以“以药养医”是医改的重大成果，是动摇不得的，对医疗系统性腐败打伞保护。

因此，医院院长等“医院承包商”“科室承包人”，胆子越来越大，国家给老百姓的医保费用越多，他们虚高药价和吃回扣就越多；国家降什么药的价，他们就不给病人开这个药。不仅人民群众对这些“医院承包商”“科室承包人”没办法，国家也拿他们没办法。

好好的“人民医院”，搞成了“人命医冤”；好好的白衣天使，搞成了“黑医魔鬼”。此种“医院经济学”，把“一个医院院长腐败并不难、难的是所有医院院长都腐败”实现了！

我曾经写过系列文章——《财政危机是个怪物》，这个“怪物”能把医院这样神圣圣洁的地方变成肮脏不堪的地方。今天，医院院长的普遍腐败、医疗系统的普遍腐败等问题，是以“改革”的名义，在“财政危机”这个“怪物”的驱使和恫吓之下，迫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机器”停止工作的结果。

没有人民当家做主人，“人民医院”只能是“人命医冤”！

李昌平：财政危机，江湖恐无鱼

中国基层的很多问题，几乎都是基层“财政危机”演化出来的问题，我在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候，那时候的基层问题堆积如山，但几

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财政危机”所导致的问题。

如:农民负担日重、乱罚款、乱摊派压级压价打白条、拿高利贷缴税费、贱卖资产、黑社会混混横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现在的基层怎么样呢?

在我看来，当下基层的“财政危机”要比2000年严重得多，现在基层的问题比2000年时更多、更复杂、更严重，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希望有关方面能引起高度重视。

今天基层的很多问题，同样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

财政危机”今天讲情景五:财政危机，江湖无鱼。

我在20多午前给立注部门的人进故事，讲的是《渔业法》与洪湖鱼虾生存状况之间的关系，

自从有了《渔业法》，洪湖就成立了渔业管理局，就有了一大队头戴大盖帽:身穿制服的“执法身穿制服的“执法人”，他们还请了一些协助他们执法的“协理员”(临时工)队伍相当于大、越来越大，浩浩荡荡的，洪湖就是他们的了。原有的洪湖管理委员会(自治组织)解散了，洪湖原有的一整套的民主自治管理体制机制全废了。我八十年代在洪湖边的渔业乡工作，发就曾担住过洪湖管理委员会的发员。。

八十年代的洪湖，鱼虾非常的多，捕虾的季节，找一块晒虾的地方真难啊，每天要出产几十吨上百吨的虾，要持续好虾真多啊，鱼当然也多啦《渔业法》出台后，依法长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头戴大盖帽的正规军、非正规军，他们吃什么呀，要工资、要奖金要办公楼、要宿舍楼、要快艇......要子女就业，钱从哪里来呀?靠财政。当财政危机的时候，工资不能正常发了，怎么办呢?靠自己想办法吧!让自己想办法，那就“靠水吃水，靠鱼吃鱼”呗。洪湖里有了迷魂阵、电捕鱼头戴大盖帽的人本是保护洪湖渔业资源的人，当财政危机的时候，这些头戴大盖帽的保护洪湖渔业资源的执法人就变成了把洪湖渔业资源“变现”的吃法人洪湖没虾了，没鱼了。再怎么办?围湖养殖，还是把资源“变现”。“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洪湖儿女就唱不出口了。

怪哉!前些年，财政状况突然好了，对保护洪湖中央财政投入了巨大的财力…....洪湖围养里没有迷魂阵了，电捕鱼没有了，目拆除了洪湖的生态开始以复，鱼很"就多起来了。全国大江大湖管理治理情况，和洪湖的管理治理情况大体差不多。在既有的依法治国模式下，

总结如下:

当财政有钱，江湖有鱼;财政危机，江湖无鱼。以前没有《渔业法》的时候，洪湖的治理体制是基于组织有效的基层组织为主体的民主自治的体制，洪湖的渔业资源与财政状况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

如今，全国各行各业，几乎都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头戴大盖帽的执法队伍和协理队伍，他们代表国家管治着“江湖”，财政有钱，锦绣江湖;财政危机，翻江倒湖法，这个东西呀，财政有钱养着它，它是正儿八经的东西;当财政危机之时它会到外寻租，不是个东西，执法就等

同于罚款了，罚款几乎就变成了解决财政危的一个主要办法!

财政危机是个“怪物”，这个“怪物”能把法”变成“罚”!立了好多的法，就是法制国家了不是?

依法治国就实现了不是?但在财政危机易火达治由演化刀“以订治国”，普通人平安舒心的日子就稀罕了!

问读者一个问题:外出打工，一个月收入6000元;在家当协警，一个月收入2000元。你是选择外出打工、还是选择在家做协警呢?

李昌平：财政危机

把基本公共服务变成“财政创收”的手段

中国基层的很多问题，几乎都是基层“财政危机”演化出来的问题。我在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候，那时候的基层问题堆积如山，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财政危机”所导致的问题。如：农民负担日重、乱罚款、乱摊派、压级压价打白条、拿高利贷缴税费、贱卖资产、黑社会混混横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现在的基层怎么样呢？在我看来，当下基层的“财政危机”要比2000年严重得多，现在基层的问题比2000年时更多、更复杂、更严重，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希望有关方面能引起高度重视。今天基层的很多问题，同样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因于基层“财政危机”。

情景六：把基本公共服务也变成“财政创收”的手段

教育、医疗服务等，属于政府为人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必须的公共品。老师和医疗，学校和医院等，都是公共资源。既然是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资源，就要尽量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均等化配置，让最广大人民群众有主人感、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
在财政危机之下，为了化解危财政机，教改，以减少财政支出、甚至以赚钱为目的；医改，以减少财政支出、甚至以为财政创收服务为目的。这就偏离了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更有甚者，为了让土地财政收入最大化，把好老师、好医生都集中到县市区新城区，在新城区建最好的学校和医院，“逼”学生和病人进城读书看病、“逼”农民进城买房或租房，以实现政府土地财政收入最大化。教育和医疗就变成了政府获得最大化的土地财政收入的工具，这就让教育和医疗的公共属性完全异化了。连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最重要最普惠的公共品都可以异化，还有什么公共品不能异化的呢？谁有这么大本领不仅轻轻松松就异化了教育医疗公共品属性、还把教育医疗变成了谋取土地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工具呢？当然只有“财政危机”这个“怪物”才有这么大本事！当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几近枯竭的时候，就是地方财政危机总爆发的时候，能卖的或不能卖的，都会统统卖光，基础设施建设也会用来换钱的，甚至“乌纱帽”用来换钱也不稀罕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异化，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怪物”做不到的！
九十年代我当乡镇书记时，搞计划生育很坚决，给农民画大饼：养儿防老是老观念了，今后养老靠国家，由国家给农民养老。乡政协刘主席纠正我说：中国只有农民养政府，没有政府养农民的！我当时还专门召开班子成员会，批评刘主席的落后思想观念，帮助其提高认识。现在看来，我应该给刘主席道个歉。这一轮的基层“财政危机”比九十年代的基层“财政危机”要严重得多，时间也会持续更长，因为土地财政几乎走到了尽头，资源资产“变现”也走到了卖无可卖的地步，而现在的财政刚性支出是九十年代的好几倍了。中国各级党政体制及财政体制，靠税收收入是维持不了正常运转的，收不抵支差一半都不止的。财政既要节支，又要开源，非常紧迫，不是一般的紧迫，关健靠改革体制。

第一步，至少要改回八十年代初期的体制才行，以地方块块治理为主，虚中间、虚条条；

第二步，要改革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全面重回农村农业社会主义基本经营制度，特别要增加对农村合作金融制度体系的供给，要的是与农村产权制度、自治制度相匹配的合作金融制度供给；

第三步，要建立中国式的治理体制，如：华西村的治理体制，周家庄的治理体制，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体制，是可供参考的，是一种选项。中国式的治理体制，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区域，只用现治理体制的十分之一的财政供养人员就可以了，且治理效果更好。

我担任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我认为5万人的乡镇，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参公人员等，10-15人就够了！我曾经给乡镇部门所有戴大盖帽、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放假3年（工资照发，回家尽孝），效果非常好，守法经营好、经济发展好、财政收入好、营商环境好、社会治安好、干群关系好！我甚至认为，县市区的绝大多数科局，3-4人最好，超过5人就多了。吃财政饭的人越多，整事的人越多，干正事的人越少。前三年的疫情也证明，正常情况下，80%干部放假回家孝敬父母，体制的治理效能会更高！基层“财政危机”这个“怪物”成精了，横空出世了，是否受到了当家人应有的重视，我不知道。我写这组文章的目的，有敲钟的意思。未来很多年，基层财政状况很严峻，后果很严重，要早做打算啊！

转危为机，开创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