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之乌克兰生物战

原创 李桂松 云阿云智库•俄乌战争课题组

编者按：俄乌冲突不仅是一场传统的军事对抗，更开启了信息战与生物安全争议的新战场。本文通过多角度分析俄罗斯对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的指控、相关证据及国际反应，深入探讨生物安全议题如何被工具化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手段。全文13643字，由云阿云智库•俄乌战争课题组原创供稿。

摘要与提纲

《俄乌战争之乌克兰生物战》主要内容如下：

一、俄乌冲突与生物安全问题的起源：介绍生物安全成为俄乌冲突焦点的历史背景和各方指控与反驳，使用表格对比不同国家的生物安全立场。

二、美国在乌克兰生物活动的历史与背景：分析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全球网络及其在乌克兰的分布与活动，包括项目案例研究。

三、俄罗斯的指控与证据分析：系统评估俄罗斯提出的主要生物武器指控及相关证据，使用表格总结证据来源与内容。

四、国际社会的反应与地缘政治博弈：探讨不同国家阵营对生物武器指控的立场和态度，以及生物安全议题在信息战中的工具化现象。

五、生物武器公约与国际生物安全治理困境：分析《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的缺陷与当前国际生物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

六、生物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出完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具体路径和中国角色，使用表格展示治理路径与预期效果。

七、结论：生物安全与未来国际安全秩序：总结生物武器指控对国际秩序的多层次影响，展望未来生物安全治理的发展方向。

俄乌战争之乌克兰生物战

——证据、博弈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

李桂松

2025年9月28日星期日

摘要

俄乌冲突不仅是一场传统的军事对抗，更开启了信息战与生物安全争议的新战场。本文通过多角度分析俄罗斯对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的指控、相关证据及国际反应，深入探讨生物安全议题如何被工具化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手段。

研究发现，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活动存在双重用途性质，虽无确凿证据表明其开发生物武器，但相关活动透明度的缺失及合规性问题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俄罗斯通过系统性的舆论攻势，将生物安全议题有效纳入其叙事框架，以削弱西方支持并争夺道德制高点。这一争议同时凸显了现行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的机制性缺陷，包括核查机制缺失和双重用途技术监管困境。

本文最终强调，国际社会需加强多边合作与共商共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防止生物武器扩散，这不仅是俄乌冲突中的核心议题，更关乎未来国际安全秩序的构建。

关键词：俄乌冲突；生物安全；生物武器；美国生物实验室；全球治理

前言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已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大陆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军事冲突。在这场以常规武器为主的对抗背后，一场关乎生物安全的隐秘战线的斗争逐渐浮出水面，引发全球关注。乌克兰生物战争议不仅涉及科学技术与安全议题，更深度纠缠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国际法解释权与全球舆论主导权的多重博弈，形成了一场典型的"混合战争"组成部分。随着俄乌战事的推进，俄罗斯方面陆续公布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在乌克兰资助并运营生物实验室的证据，指控这些设施被用于军事生物研究，对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的生物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这些指控与反指控不仅影响着冲突双方的国际形象，更对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

生物武器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种，其研发、使用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禁止。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简称BWC）明确规定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并获得不属于预防性、保护性或其他和平用途的微生物剂或毒素以及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然而，由于公约缺乏有效的核查 verification 机制，对违约行为的调查与制裁程序一直存在巨大争议，这为相关指控与反指控留下了模糊空间。在俄乌冲突中，生物安全议题迅速从专业领域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双方舆论战、信息战的重要工具，也使这一专业性问题变得高度政治化和情感化。

本文旨在全面梳理俄乌战争中关于乌克兰生物战的争议，分析主要参与方的立场、证据与战略动机，评估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并探讨未来可能的解决路径。通过这一案例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也能为完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防止生物武器扩散提供有价值的思考。

一、俄乌冲突与生物安全问题的起源

俄乌冲突中的生物安全问题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战略背景。要理解当前的争议，必须将其置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乌克兰国内政治变迁及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缺陷的三重背景下进行考察。

（一）生物安全成为冲突焦点的时间线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此举被西方广泛视为"侵略"。在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俄罗斯国防部即声称获得了关于美国在乌克兰运营生物实验室的证据。3月初，俄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少将首次公开指控美国在乌克兰资助生物武器研究，并表示俄军获得的文件显示，乌克兰方面正在紧急销毁这些实验室中的危险病原体。随后，俄罗斯方面陆续公布了更多细节，包括指控美国在乌克兰研究针对斯拉夫族群的特定病原体，以及通过候鸟、蝙蝠等生物媒介传播病原体的技术。

面对俄罗斯的指控，美国方面最初反应谨慎，随后明确否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表示，这些指控是"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战术"，旨在为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美国政府强调，其在乌克兰支持的是"公共卫生研究设施"，旨在帮助乌克兰安全处理苏联时期遗留的危险病原体，提高疾病监测和应对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后来承认确实在乌克兰设立了生物实验室，但坚持这些实验室仅用于和平目的。

乌克兰政府则夹在俄美之间，一方面否认境内存在任何生物武器项目，另一方面承认与美国在公共卫生领域有合作。乌克兰卫生部表示，其国内的实验室完全用于民用医疗研究，并遵守国际义务和标准。

（二）各方的官方立场与叙事框架

俄罗斯、美国与乌克兰在生物安全争议上构建了截然不同的叙事框架，反映了各自的地缘政治立场与安全关切。

俄罗斯的叙事将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活动定位为直接安全威胁。2023年4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发布的《调查美国专家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生物实验室相关情况的议会委员会最终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在乌克兰从事军事生物活动的目的是收集当地生物信息，服务美国军事利益，将乌克兰变成美国海外军事生物基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3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将生物实验室问题纳入高级别政治演讲，指出"近年来美国和北约在我国边境附近快速部署军事基地和秘密生物实验室"，并强调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先发制人"的反制措施。在这一叙事中，俄罗斯将其军事行动部分合理化为对生物威胁的必要反应，塑造"被迫自卫"的形象。

美国的叙事则强调透明度与和平目的。美国政府承认在乌克兰设有生物实验室，但解释这些实验室是"减少生物威胁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帮助前苏联国家安全处理遗留的病原体库存，提高公共卫生能力。美国官员指出，与乌克兰的合作是公开透明的，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规定，并指责俄罗斯散布"阴谋论"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入侵乌克兰的注意力。在这一叙事框架下，俄罗斯的指控被描绘为信息战工具，旨在制造恐慌，分裂西方联盟。

乌克兰的叙事聚焦于主权与科学合作。乌克兰政府承认境内存在生物实验室，并与美国有合作项目，但坚持这些项目纯粹用于民用医疗研究和疾病监测。乌克兰官员强调，作为主权国家，乌克兰有权与其他国家开展科学合作，并否认存在任何违反国际法的生物武器项目。乌克兰方面还反控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上使用化学武器，并指出俄罗斯自身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

表：俄乌冲突中生物安全争议的主要叙事框架比较

（三）历史先例与集体记忆

生物安全议题在俄乌冲突中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共鸣，与历史上的相关先例和集体记忆密切相关。俄罗斯方面频繁提及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包庇日本731部队成员的历史，以此质疑美国在生物武器问题上的道德立场。约翰•鲍威尔在《日本的细菌战：美国对战争罪行的掩饰》一书中详细记录了美国如何为获取731部队的生物武器数据而包庇石井四郎等战犯的历史。俄罗斯媒体大量引用这些历史案例，构建了一个"美国长期从事不道德生物武器研究"的叙事框架。

另一方面，苏联时期确实曾拥有大规模的生物武器计划，这一事实使得俄罗斯的指控在美国看来具有"投射"（projection）心理战的特性——即将自己正在从事或计划从事的行为指控对方正在实施。苏联解体后，美国确实通过"合作减少威胁计划"帮助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安全处理苏联遗留的生物武器制剂，这一历史背景为双方的相互指控提供了土壤。

二、美国在乌克兰生物活动的历史与背景

要客观评估俄罗斯的指控，必须首先了解美国在乌克兰生物活动的历史沿革、规模与性质。这些活动并非俄乌冲突爆发后才开始，而是有着超过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与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生物防御战略密切相连。

（一）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全球网络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外生物实验室网络，这些实验室主要由美国国防部（DoD）、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机构资助和管理。其中最著名的是国防部的"合作减少生物威胁计划"（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Program，CBEP），该计划源于1991年《纳恩-卢格法案》设立的"合作减少威胁计划"，最初旨在帮助前苏联国家安全拆除和处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美国在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多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东、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建设和支持了数百个生物实验室。美国政府强调，这些实验室的公开使命是：监测和应对危险疾病爆发；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安全可靠地处理危险病原体；以及促进科学合作与信息共享。

（二）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建立与分布

乌克兰作为苏联时期生物武器计划的重要基地之一，继承了众多高等级生物实验室和大量危险病原体库存。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原有的生物安全设施面临资金不足、管理不善、技术落后等挑战，多次发生安全事故。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自2005年起开始系统性地与乌克兰合作，改建或新建了一批生物实验室。

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2023年4月发布的调查报告，美国在乌克兰资助和运营了至少30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分布在乌克兰多个主要城市，包括基辅、利沃夫、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地，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网络。其中，部分实验室的安全等级达到BSL-3（生物安全等级3）甚至BSL-4，能够处理最危险的病原体。

表：美国在乌克兰主要生物实验室举例

（三）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内容

根据美国与乌克兰政府公开的信息，这些实验室主要从事以下活动：

1.疾病监测与应对：监测流感、麻疹、结核病等传染病的爆发，提高乌克兰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

2.病原体研究：研究炭疽、鼠疫等危险病原体的特性、传播途径和防治方法；

3.专业人员培训：培训乌克兰科学家和医护人员安全处理危险病原体的能力；

4.生物安全升级：帮助乌克兰实验室提高生物安全标准，防止病原体意外泄漏。

然而，俄罗斯方面获得的文件显示，这些实验室的部分活动可能超出了常规的公共卫生研究范畴。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文件表明，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从事了以下研究：

1.UP-8项目：针对刚果出血热病毒和汉坦病毒在乌克兰的流行情况研究；

2.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研究蝙蝠作为潜在生物武器制剂的载体，包括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病原体：鼠疫、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和丝虫病毒等；

3.针对特定种族的病原体研究：利用斯拉夫裔公民的生物样本（如血液、血清）进行病原体易感性研究；

4.候鸟传播病原体研究：研究候鸟作为疾病传播媒介的潜力，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这些研究领域的双重用途性质——既可用于公共卫生防护，也可用于进攻性生物武器开发——构成了争议的核心。

三、俄罗斯的指控与证据分析

俄罗斯对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的指控系统而全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论证体系。这些指控既有实证支持，也存在争议点，需要进行客观评估。

（一）俄罗斯指控的主要内容和证据来源

俄罗斯国家杜马2023年4月发布的《调查美国专家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生物实验室相关情况的议会委员会最终报告》是全球首份针对此问题的官方系统性调查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以下几项主要指控：

第一，美国在乌克兰从事军事生物活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报告指出，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活动已超出了和平目的的生物防御研究范畴，涉及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发。报告特别强调，美国拒绝接受《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下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机制，表明其有意保持生物武器研发的模糊空间。

第二，美国在乌克兰收集当地生物信息，服务美国军事利益。报告认为，美国通过收集乌克兰地区的特定病原体株系和斯拉夫人种的生物样本，旨在研发针对特定族群的基因武器或生物武器。报告引用了一项名为"UP-8"的项目，指出该项目系统性地收集了乌克兰不同地区居民的血液样本，进行病原体抗体研究，这些研究具有潜在的军事用途。

第三，美国将乌克兰变成其海外军事生物基地。报告强调，美国在乌克兰建立的生物实验室网络形成了覆盖俄罗斯边境的"生物包围圈"，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这些实验室的地理位置选择具有明显的战略考量，多数分布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或战略要地。

第四，美国在乌克兰进行危险病原体研究。报告详细列举了美国在乌克兰实验室研究的病原体种类，包括炭疽、鼠疫、霍乱等传统生物战剂，以及非典型肺炎冠状病毒等新型病原体。报告特别指出，俄军在乌克兰发现了美国实验室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证据，这些研究内容包括"蝙蝠作为潜在生物武器制剂的载体"。

俄罗斯的证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未及时销毁的文件：俄国防部声称，在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当天，乌克兰卫生部向各生物实验室下达了紧急销毁危险病原体和相关文件的命令，但部分文件未被彻底销毁；

2.实验室计算机数据与员工证词：俄军获取了部分实验室的电子数据和与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访谈记录；

3.美国官方文件的公开分析：俄罗斯分析了美国政府部门公开的预算文件、合作协定等材料，指出其中存在的疑点。

（二）关键项目与案例剖析

1.UP-8项目

UP-8项目全称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和汉坦病毒在乌克兰的流行情况以及对可疑钩端螺旋体病患者进行鉴别诊断的研究"。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文件，该项目由美国专家监督实施，依靠美国和德国提供的研究经费，在乌克兰全境采集上述病原体的样本和数据。表面上看，这是一项典型的流行病学调查，但俄罗斯方面提出了以下疑点：

①研究涉及的危险病原体具有生物战剂潜力；

②研究包括对病原体进行分子分析和基因测序，这些信息可用于识别病原体的弱点或增强其致病性；

③项目采集的样本和数据全部输送至美国，而非由乌克兰自主掌控。

2.蝙蝠冠状病毒研究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克兰的实验室进行了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包括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病原体：鼠疫、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和丝虫病毒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这些实验室"研究过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并开展试验"。这一发现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引发了特别关注和担忧。俄罗斯方面质疑，这些研究是否超出了常规的公共卫生范畴，涉及功能增益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即通过改造病原体增强其传播力或致病性。

3.针对斯拉夫族群的生物样本研究

俄罗斯指控美国在乌克兰系统性收集斯拉夫族群的生物样本，进行族群特异性易感研究。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受聘于美国国防部的某制药公司同乌克兰国防部合作，在乌军人身上对未注册的医用制剂进行了系列测试。这些测试的医学和军事目的不明，可能涉及针对特定基因群体的药物或制剂的效力和安全性试验。

（三）证据的可信度与争议

俄罗斯提出的证据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争议。支持俄罗斯立场的观点认为，俄罗斯公布的文件详细具体，包含项目名称、实施机构、时间节点等可验证信息，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此外，美国政府对在乌克兰存在生物实验室的承认，以及部分美国非政府组织对海外生物实验室透明度的质疑，间接佐证了俄罗斯的部分指控。

然而，批评者指出俄罗斯的证据存在以下问题：

1.证据链不完整：俄罗斯公布的文件多为片段，缺乏完整的上下文，可能存在误读或断章取义；

2.缺乏独立验证：目前尚未有国际组织或第三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证据进行系统性验证；

3.潜在篡改可能：电子文档和数据存在被篡改或编辑的可能性；

4.选择性和系统性偏差：俄罗斯仅公布了支持其指控的证据，未提供可能反驳其论点的相关文件-3。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选择在2025年8月再次强化生物武器指控，公布所谓乌军使用有毒物质的证据，这一时间点与乌克兰获得F-16战机等西方先进装备的交付期重合，表明生物安全议题可能被战术性地用于对冲乌克兰的军事进展。

表：俄罗斯指控证据的可信度评估

四、国际社会的反应与地缘政治博弈

乌克兰生物战争议已超越事实本身，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焦点。各国基于自身的地缘政治立场、历史经验和战略利益，对此问题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阵营分化。

（一）不同国家阵营的立场分析

西方阵营（美国及其盟友） 普遍支持美国的立场，将俄罗斯的指控视为"虚假信息"和"阴谋论"。2025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对俄罗斯两名高级军官及一家军事研究机构实施新制裁，指控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使用化学武器。这一举动被解读为西方对俄罗斯生物武器指控的"反制"，通过指控转移化解俄罗斯的舆论攻势。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在声明中强调，禁化武组织（OPCW）的独立调查已确认俄方在乌使用化学武器的"可信证据"。同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5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强调对俄罗斯生物化学武器的关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化学品。这种"反指控"策略体现了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生物安全议题的总体应对思路——不直接回应具体指控，而是通过反诉削弱俄罗斯指控的道德立场。

俄罗斯及其盟友则坚决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将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视为全球生物安全的重要威胁。白俄罗斯、叙利亚等国公开声援俄罗斯的指控，并要求国际社会进行独立调查。这些国家多数与美国关系紧张，本身也是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网络的关注者或批评者。

中立国家（全球南方） 大多采取谨慎观望态度，呼吁客观调查与和平解决。印度、巴西、南非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未明确支持任何一方的立场，而是强调应通过联合国等多边平台进行公正调查。这些国家既担心生物武器的现实威胁，也不愿卷入大国对抗，其立场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在生物安全议题上的矛盾心态——既关注潜在风险，又怀疑这是否为大国争夺影响力的工具。

中国的立场具有特殊性，既不是完全的俄罗斯支持者，也绝非西方阵营的盟友。中国在生物安全议题上表现出鲜明的多边主义倾向，一方面呼吁客观调查，另一方面强调完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生物武器，支持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机制建设。在俄罗斯的指控问题上，中国通常呼吁各方提供充分证据，并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专业、公正的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任何有关生物军事活动的信息都应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主张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解决生物安全争议。

（二）生物安全议题在信息战中的工具化

生物安全议题在俄乌冲突中已成为信息战的重要工具，其功能远超事实本身的价值。俄罗斯通过系统性的生物武器指控，成功实现了以下战略目标：

第一，削弱西方道德优势，制造舆论平衡。通过持续披露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活动，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西方对其"入侵"乌克兰的批评声音，创造了某种"双方都有问题"的舆论平衡效应。这种"你也不干净"（you're also dirty）的论辩策略，有助于俄罗斯打破西方的道德围剿，在国际舆论场上争取更多空间。

第二，触动西方民众敏感神经，影响公众舆论。生物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平民的联想，极易引发普通民众的恐惧和关注。俄罗斯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精心选择披露时机和内容，最大化生物安全议题的舆论影响力。例如，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强调美国在乌克兰的冠状病毒研究，自然引发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

第三，试探并削弱美国全球生物实验室网络的合法性。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网络的透明度与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罗斯的指控系统性地放大了对这一网络的质疑，不仅针对乌克兰，还延伸到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等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这种"去合法化"努力若成功，可能动摇美国全球生物防御战略的基石。

第四，为可能的生物事件预设叙事框架。通过提前植入美国在乌克兰从事生物武器研发的叙事，俄罗斯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生物事件（如疫情异常爆发、生物武器使用指控）预设了解释框架。这种"先发制人"的信息战术，使俄罗斯在可能的相关争议中占据了解释权的高地。

（三）国际组织的角色与局限性

在乌克兰生物战争议中，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等国际机构本应发挥调查、仲裁与调解的关键作用，然而实际上这些机构的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

联合国陷入了严重的机制困境。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分歧，联合国无法就组建独立调查团达成一致。俄罗斯多次要求安理会讨论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问题，但遭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抵制。2025年8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表示："我们多次提请国际社会关注美国在乌克兰不受控制的生物战活动。我们的疑问终于被美国专家群体听到了"。这一表态显示，俄罗斯正试图绕过联合国僵局，直接诉诸国际公众舆论。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 则体现了国际机构的选择性关注问题。OPCW积极调查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并得出了"可信证据"的结论，但对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质疑却未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关注。这种选择性地执行使命的现象，削弱了国际组织的公信力，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

世界卫生组织（WHO）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导机构，本应在生物安全议题上发挥技术指导作用，但俄乌冲突的高度政治化使WHO难以有所作为。WHO谨慎地避开了对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直接评价，仅泛泛呼吁所有国家遵守生物安全准则，这种回避态度反映了政治化背景下专业国际组织的无奈。

五、生物武器公约与国际生物安全治理困境

乌克兰生物战争议深刻暴露了现行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特别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的结构性缺陷。要理解这一争议的深层次原因，必须分析国际生物安全治理的法律基础、机制缺陷与改革困境。

（一）《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机制缺陷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1975年生效，是国际社会禁止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首个多边裁军条约。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公约的执行与核查机制始终存在严重不足：

第一，公约缺乏有效的核查机制。与《化学武器公约》拥有强有力的核查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不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核查机制。2001年，经过多年谈判的核查议定书草案因美国反对而流产，美方认为核查可能危及商业机密和国家安全，且无法有效发现违约行为。这一缺陷使得公约的执行几乎完全依赖成员国的自愿配合，对违约行为缺乏发现和惩戒能力。

第二，公约对"和平目的"的定义模糊。公约允许出于预防性、保护性或其他和平目的的生物剂、毒素、武器、设备和运载工具的使用，但未明确定义何为"和平目的"。这种模糊性为双重用途生物技术的解释留下了过大空间，使得类似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争议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第三，公约缺乏专门的国际组织支持。《化学武器公约》有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国际原子能机构，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仅有一个设在日内瓦的小型履约支持机构，缺乏技术专家和调查资源。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公约的执行力远低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机制。

（二）双重用途技术的监管困境

生物技术的双重用途特性是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面临的核心挑战。同一项技术既可用于开发疫苗保护生命，也可用于制造生物武器摧毁生命。在乌克兰生物战争议中，多项被俄罗斯指控的活动都体现了这种双重用途困境：

1.病原体基因组研究：识别病原体的毒力基因和传播机制，既可用于开发靶向药物和疫苗，也可用于增强病原体的致病性；

2.族群特异性医学研究：研究不同族群对疾病的易感性和药物反应，既可用于开发精准医疗方案，也可能为开发针对特定种族的生物武器提供基础；

3.媒介传播机制研究：研究病原体通过昆虫、候鸟等媒介的传播规律，既可用于疫情预测和防控，也可用于开发难以追踪的生物战剂投放系统。

面对双重用途困境，国际社会尚未建立有效的区分标准和监管机制。目前的出口管制制度，如澳大利亚集团，主要关注病原体和技术的清单管理，但无法解决研究意图的判断问题。而在科学研究领域，学术自由与安全监管之间的平衡点也难以把握。

（三）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改革倡议

乌克兰生物战争议进一步凸显了改革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紧迫性。目前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改革倡议：

第一，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一直主张重启核查议定书谈判，建立类似于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机制。然而，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以技术和商业机密为由反对具有强制性的核查措施，主张通过建立信任措施等软性机制提高透明度。

第二，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与认证。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推动更高标准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但这些标准目前仍属自愿性质，缺乏强制约束力。有学者建议建立国际生物实验室认证机制，对处理危险病原体的实验室进行国际认证和定期审计。

第三，建立国际生物技术监督机构。部分裁军专家提议成立"国际生物技术机构"，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全球生物技术发展，防止滥用，促进和平利用。然而，这一设想面临政治意愿不足和技术可行性挑战。

第四，强化科学家行为准则与职业道德。科学界内部正在推动更严格的生物伦理准则和双重用途研究审查机制，通过自律预防生物技术的恶意利用。这一路径得到了广泛支持，但缺乏外部强制力保障。

六、生物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乌克兰生物战争议不仅关乎当前冲突的解决，更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面临的深层次挑战。生物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全新的安全观、治理模式和合作框架。在这个意义上，乌克兰案例既是一个危机，也蕴含着转型的契机。

（一）生物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理念创新

传统安全观基于零和博弈和威慑逻辑，将生物安全视为国家间的竞争领域。这种安全观在乌克兰生物战争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各方相互指控，缺乏信任，将生物安全工具化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手段。要打破这一困境，必须确立共同安全的理念，认识到生物安全的跨国界性和非排他性。在传染病威胁和生物技术风险面前，所有国家的安全是相互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这种共同安全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生物安全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

1.脆弱性的共同：病原体不分国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生物安全风险；

2.责任的共同：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防止生物武器扩散，促进生物技术和平利用；

3.利益的共同：全球生物安全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非任何一国可独占。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生物安全不应成为国家间对抗的武器，而应成为国际合作的桥梁。

（二）完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具体路径

基于共同安全理念，国际社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

第一，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下的多边核查机制。尽管建立全面的核查体系面临政治和技术挑战，但可以采取渐进策略，先从建立"自愿核查机制"开始，鼓励成员国自愿接受国际核查，逐步扩大参与国范围和核查强度。对于美国在乌克兰等国的生物实验室，可以试点开展"透明度核查"，既尊重东道国主权，又提高活动透明度。

第二，加强生物实验室的全球治理。建立国际生物实验室注册与报备制度，强制各国公布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基本信息、研究内容和安全记录。同时，制定国际生物实验室最佳实践指南，为各国实验室安全管理提供技术指导。对于类似美国在乌克兰的实验室，应确保其活动符合东道国法律和国际标准，并接受东道国的充分监管。

第三，建立生物安全国际合作基金。通过多边捐款设立生物安全国际合作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物安全能力，减少其对大国生物援助的过度依赖。基金可用于支持实验室升级、人员培训、疫情监测等项目，促进全球生物安全资源的更加公平分配。

第四，创建生物技术国际监督机制。建立生物技术国际论坛，定期评估新兴生物技术的安全与伦理问题，制定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对于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功能增益研究等敏感领域，建立国际注册和报备制度，提高研究透明度。

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完善路径与预期效果

（三）中国的角色与贡献

作为新兴全球大国和生物技术强国，中国在构建生物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可发挥关键作用。中国的参与路径可包括：

第一，推动生物安全多边外交。中国可利用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推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内的改革对话，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中国一贯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一原则适用于生物安全领域的能力建设和规则制定。

第二，提供生物安全公共产品。中国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生物安全设备、技术培训和专家支持，帮助提高全球生物安全基线水平。中国的生物安全能力建设项目可作为现有国际合作机制的有益补充，减少生物安全领域的全球不平等。

第三，促进生物技术负责任创新。作为生物技术研发大国，中国可在国内建立严格的双重用途研究监管体系，并为国际标准制定提供经验。中国科学家可积极参与生物伦理全球对话，推动形成文化多元、普遍适用的生物科研行为准则。

第四，搭建对话平台。中国可主办生物安全国际会议，邀请各国官员、学者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就争议性问题进行二轨对话。对于乌克兰生物战等高度政治化的问题，中国可发挥中立调停作用，推动基于证据的专业讨论。

七、结论：生物安全与未来国际安全秩序

俄乌战争中的乌克兰生物战争议，表面看是冲突中的一个具体争议点，实则反映了国际秩序转型期的深层变革。生物安全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与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相互交织，形成新的安全挑战。通过分析这一案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生物安全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领域。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网络，以及俄罗斯的激烈反应，表明生物安全不再仅仅是技术或公共卫生问题，而是关乎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战略议题。大国在生物防御、生物情报、生物制高点方面的竞争将日益激烈，这可能引发新的安全困境。未来，国家间可能需要建立生物领域的"战略稳定"机制，防止生物军备竞赛和误判风险。

其次，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面临重构压力。《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的局限性在乌克兰争议中暴露无遗，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各国在核查、透明度、监管等关键问题上的深刻分歧不会轻易消除。未来可能形成一种多层次、多速度的治理体系，即在某些领域（如病原体共享）保持合作，在另一些领域（如生物防御）继续竞争。这种"竞争性共存"模式可能成为生物安全治理的新常态。

第三，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生物安全内涵。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剧烈地改变生物威胁的性质和规模。小型实验室甚至个人未来都可能拥有制造危险生物剂的能力，这种"民主化"趋势将使国家主导的生物武器控制协议更加复杂。乌克兰争议中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等问题，只是生物技术革命引发安全担忧的预兆。

第四，生物安全与全球公共卫生的协同至关重要。新冠疫情证明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也为加强生物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将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应对更紧密结合，形成"预防-监测-响应"的一体化体系，应是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在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争议中，如果相关研究果真是为了公共卫生目的，那么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充分的国际参与或许能够避免不必要的猜疑。

回顾乌克兰生物战争议，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关于事实真相的辩论，更是国际社会在如何管理双重用途技术、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全球责任、如何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维持合作等根本问题上的深刻分歧。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超越零和思维，基于共同安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更加包容、有效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

正如俄罗斯国家杜马报告所述，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极其复杂，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国家间平等原则，加强并完善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的监督核查机制，通过共商共治等途径解决面临的问题。唯有如此，人类才能驾驭生物技术的双重用途本性，使其成为造福而非伤害人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