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案例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文化战争课题组

编者按：建构主义理论强调，通过符号和话语，观念可以被"塑造"并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媒体、政府声明、学术论述等话语实践参与塑造国家形象、定义国际规范、建构社会认同，从而深刻影响国际政治进程。在南海争端、气候变化、反恐等重大国际议题中，话语争夺和叙事竞争已成为各方博弈的重要维度。全文15918字，由云阿云智库•文化战争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建构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案例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建构主义理论核心概念与演变：介绍建构主义的核心命题、理论演进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位置，使用表格对比不同理论流派。

二、国家身份建构与国际形象重塑：分析战后日本国家形象重塑三个阶段，探讨国家身份建构的机制与动因，使用表格总结阶段特征。

三、国际组织中的集体身份形成：以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为例，分析集体身份构建的动力机制与影响因素，使用表格比较成员国身份认知。

四、国际规范传播与争议演进：探讨国际规范的生成、扩散与争议，分析规范争论的类型与影响，使用表格展示规范演进案例。

五、话语、叙事与身份建构：通过南海争端报道案例，分析媒体叙事如何建构国际政治现实，使用表格展示叙事策略演变。

六、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建构主义视角：探讨建构主义如何丰富对外政策分析，分析非西方国家的理论贡献，使用表格总结理论互构。

七、理论前沿与发展展望：总结建构主义研究前沿，分析面临挑战，展望未来发展方向，特别是在非西方语境下的应用。

建构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案例报告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2025年10月20日星期一

导读：话语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通过官方声明、政策文件、领导人演讲等话语构建，向国内外受众传递特定的身份信号，并试图影响他国对自身的认知和评价。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身份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话语和实践不断表演和再生产的结果。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演变

建构主义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流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对传统理性主义理论形成了重要挑战与补充。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建构主义的核心命题在于：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并非纯粹由物质力量决定，而是由主体间的观念、文化和认同所塑造。亚历山大•温特作为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提出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这一著名论断，集中体现了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本质的理解——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而非物质结构。

（一）建构主义的核心命题与概念体系

建构主义理论建立在三个核心命题之上：第一，观念因素而非物质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扮演决定性作用；第二，国际 identities（身份）和利益并非给定不变，而是通过互动过程和社会实践建构而成；第三，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存在相互构成关系。在这三个命题基础上，建构主义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包括规范、身份、文化和话语等核心概念。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形象被视为"国家的文化表现形态，代表着国家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形象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国际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关于该国的观念、印象与评价。同样，国家身份也是通过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而社会地建构起来的，这一过程被学者称为"国家社会化"，即任何国际组织的成员与国际组织本身都需要按照当时国际体系的规范方式（如制度、机制、观念）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适应不断变动的国际体系，从而在具有整体性的国际体系中找到自身位置。

（二）建构主义理论的演进路径

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批判传统理论到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演进过程。在全球化全面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出现了显著变化。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对国际社会中观念、规范、认同、信仰等非理性因素以及国际社会日益突显的文化现象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阐释。这就为建构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突破传统研究范式，从文化视角来解读国际政治的理论研究日益兴起。

在演进过程中，建构主义逐渐分化为不同的理论流派，包括传统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等。传统建构主义更注重体系层次的理论构建，批判建构主义则更关注知识、权力和解放的关系，后现代建构主义则强调话语、解构和身份的政治。这种内部分化丰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也拓展了其解释范围。

（三）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位置

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占据了独特位置，它一方面挑战了主流理论的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理论流派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建构主义路径对对外政策分析的影响也在持续深化。国家身份、角色期望与外交话语成为理解外交政策演变的重要变量"。这一理论路径强调主权国家在结构性环境下的能动性，并为分析非西方国家的角色认同、地位转型及制度参与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与此同时，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等后主流理论的引入，拓展了对外政策分析在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非传统议题上的研究视野。尽管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主义的结构逻辑存在张力，但其强调权力的不对称性、知识的建构性与规则的排他性，事实上也为理解国际结构中的制度性不平等与文化霸权提供了重要视角。

表1：建构主义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比较

二、国家身份建构与国际形象重塑

国家身份与国际形象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研究议题，它们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认同。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内部建构与外部承认双重过程逐渐形成的。在国家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反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建构主义学者所强调的，身份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互构过程。这种身份建构的动态过程直接影响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塑造与战略选择。

（一）战后日本国家形象重塑的历史阶段

战后日本的国家形象重塑提供了一个研究国家身份建构的典型案例。根据学术研究，战后日本的国家形象重塑可分为三个鲜明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体现了日本与国际社会观念的互动与建构过程。

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家形象重塑的主要目标是重返国际社会。战败后的日本面临着国家形象全面破产的困境，军国主义历史包袱使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地位。为此，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构其国家身份，包括和平宪法的制定、放弃战争权、强调民主价值观等。这一阶段的努力使日本逐渐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形象转变为和平国家的形象，为其经济复兴创造了国际条件。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在实现经济复兴的基础上，开始追求政治大国地位。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是在成功举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世博会后，日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大国"身份，开始寻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这一时期，日本通过对外援助（ODA）、文化交流项目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等方式，试图塑造"和平贡献国家"的形象。然而，由于历史认识问题的困扰，日本的政治大国形象建设遭遇了周边国家的质疑。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继续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积极推进"政治大国"国家形象塑造进程。这一阶段，日本更加注重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包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寻求常任理事国席位等。同时，日本也通过推广"酷日本"文化战略，塑造其现代、创新的国家形象。然而，历史认识问题与领土争端继续影响着日本在邻国中的形象评价。

（二）国家身份建构的机制与动因

国家身份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机制与动因。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国家身份建构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实现：

首先，国际互动与学习。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制度、接受国际规范，不断调整自我认知与角色定位。以巴西为例，该国通过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强化了其作为"新兴大国"和"全球南方国家代表"的身份。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仅为巴西提供了参与全球治理的平台，也强化了巴西的多重代表性身份，包括"新兴经济体"、"民主国家"、"拉美地区领袖"等。这种集体身份对巴西的国家身份构建起到了显著的激励作用。

其次，话语建构与叙事策略。国家通过精心设计的话语体系和叙事策略，向国内外受众传递特定的身份信号。例如，在《纽约时报》对南海争端的报道中，中国被描绘成"利益捍卫者"到"霸权主义者"的不同形象，而美国则从"航行自由捍卫者"转变为"弱小力量的维护者"。这种媒体叙事实际上参与了国家身份的建构过程，影响了国际公众对相关国家的认知与评价。

第三，规范传播与制度社会化。国家通过接受和内化国际规范，重塑自身的身份认知与利益界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气候变化、人权保护、全球卫生等新兴领域的国际规范不断涌现，国家需要适应这些规范变化，调整自身的身份定位与政策选择。

（三）国家形象重塑的挑战与困境

国家形象重塑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境。首先，历史遗留问题可能长期制约国家形象的改善。以日本为例，其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了中韩等邻国对其形象的评价，也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1。

其次，国际认同的滞后性。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国的集体观念，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即使国家采取积极的重塑措施，国际社会的认知变化也往往滞后于国家的实际行动。

第三，多元行为体的影响。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国家形象不再完全由政府主导建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媒体乃至个人都参与了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这使得国家形象管理变得更加复杂。

表2：战后日本国家形象重塑三阶段比较

三、国际组织中的集体身份形成

国际组织不仅是国家间合作的平台，也是集体身份形成的重要场所。建构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内的持续互动，成员国可以形成超越国家利益的集体认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重塑成员国的利益认知与行为模式。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机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集体身份形成的动态过程及其对成员国政策的深远影响。

（一）上海合作组织中的身份互构

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提供了一个研究国际组织中集体身份形成的绝佳案例。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各成员国通过密切互动，形成了复杂的身份互构关系。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与国际体系进行互动的方式是"国家社会化"，即任何国际组织的成员与国际组织本身都需要按照当时国际体系的规范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适应不断变动的国际体系。这种互动过程体现为"身份互构"，成员国或者国际组织分别通过持续调整自身国际身份并同时建构与对方的关系来适应体系。

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身份定位充分反映了这种身份互构的复杂性。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为本国国际身份纠缠不已，无论是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还是欧亚主义，哲学层面的讨论时常使这几大主义在政策层面此消彼长又互为影响。普京执政后，欧亚主义在实际操作层面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为塑造欧亚地区大国身份，普京不仅强化了独联体、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这些俄罗斯主导的国际机制，而且也对上海合作组织投入了巨大精力。俄罗斯不仅是上合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上合组织的积极塑造者。

然而，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战略定位存在矛盾心理，这与其复杂的身份定位密切相关。从深层次看，俄罗斯更加认同其欧洲身份，获得欧洲认同、回归欧洲俱乐部是俄罗斯精英数百年孜孜不倦的战略追求。但是在欧亚地区，俄罗斯却认为蒙古统治时期的文化浸润又使其具有东方色彩，获得欧亚大国影响力，也是俄罗斯精英层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矛盾心理导致俄罗斯对上合组织采取一种既支持又防范的态度：一方面支持上合组织发展，主动塑造上合组织使之成为俄罗斯主导的地区国际机制的有机部分；另一方面极力避免上合组织在本地区形成优势，从而弱化俄罗斯主导的其他机制影响力。

中亚成员国在上合组织中的身份认知则呈现出另一种图景。作为后苏联空间国家，中亚各国普遍处于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巩固主权独立、维护国家安全、构建符合本国历史条件的民主政治体制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各国的共同追求。在中亚各国的多元平衡和务实外交战略框架下，上合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与俄罗斯完全不同。中亚各国视上合组织为实现其多元平衡和务实外交战略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而不仅仅是补充。中亚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始终抱有积极立场与态度，这不仅基于合作带来的物质利益，从主权和安全视角看，中亚成员国期待组织内平等合作的成员身份不断强化，在降低俄罗斯戒心的情形下引入中国合作伙伴，提升各国在大国外交中的地位，并使中国这样的大国成为平衡俄罗斯的重要力量之一。

（二）金砖国家机制中的集体身份激励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研究集体身份形成与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案例。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国家身份是影响国家利益、对外行为的关键因素。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其集体身份的形成对成员国的国家身份构建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应。

以巴西为例，该国通过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强化了其作为"新兴大国"和"全球南方国家代表"的身份。相比较而言，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集体身份的认同度要高于对巴西国家身份的认同度，这使得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有助于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机制。具体而言，金砖国家不仅强化了巴西的多重代表性身份，而且对巴西拓宽国际议程、提升国际影响力认可度都具有显著的激励效果。博索纳罗政府执政以来巴西外交导向"右转"明显，但基本延续了前几届政府的金砖合作政策，这实际上也进一步印证，金砖机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作用是巴西参与该机制的最核心动机。

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不仅影响了成员国的自我认知，也改变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格局。通过形成集体身份，金砖国家成员国能够在国际谈判中协调立场，增强整体议价能力，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集体身份的形成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身份，而是在不同层次上构建了多元、互补的身份结构，使国家能够在不同场合调用不同的身份资源，实现其国家利益。

（三）集体身份构建的动力机制与影响因素

集体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与制约。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集体身份构建的主要动力机制包括：

共同威胁认知。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或挑战，国家更容易形成集体身份。例如，上合组织成员国最初的安全合作主要针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这种共同威胁认知成为连接成员国的纽带，为集体身份形成奠定了基础。

规范内化与文化认同。通过长期互动，国际组织会发展出独特的规范体系和组织文化，成员国通过内化这些规范和文化，逐渐形成对组织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例如，上合组织强调的"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就成为连接成员国的重要文化纽带。

社会学习与模仿。国家通过参与国际组织，学习其他成员国的成功经验，模仿适当的行为模式，这种学习过程促进了集体身份的形成。特别是在功能领域的合作中，成员国通过不断学习与适应，逐渐调整自我的身份认知与利益界定。

然而，集体身份的形成也面临诸多障碍，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权力不对称、历史遗留问题和制度重叠等。例如，在上合组织内，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权力竞争、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历史积怨，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集体身份的深化。同样，金砖国家内部也存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战略文化的差异，这些因素都对集体身份的巩固形成挑战。

表3：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身份认知比较

四、国际规范的传播与争议演进

国际规范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指国际社会中适当行为的标准，对国家的行为与身份具有约束和构成作用。规范不仅调节国家行为，更建构国家身份、界定国家利益。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规范争论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这既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研究议程的延伸，又受到近年世界政治变局的推动。

（一）国际规范的生成与扩散机制

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通常包括规范兴起、规范扩散和规范内化三个阶段。在规范兴起阶段，规范创业者通过组织倡议网络，利用国际平台宣传新的规范理念，试图使特定规范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规范扩散阶段，通过国际组织、大国示范和社会学习等机制，规范逐渐被更多国家接受。在规范内化阶段，规范成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标准，不再受到公开争议。

国际规范的扩散不是线性过程，而是充满争议与协商。根据建构主义规范研究，规范是包含内在矛盾的过程性存在，而能动行为体间也不乏分歧纠葛，由此推动规范争论与演进。在经验研究中，学者们探讨了贯穿于规范形成发展、应用执行与接受转化等过程中的各种政治辩论及竞争。规范争论既可能削弱也可能强化规范，如何解释其对规范稳健性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焦点。

以"保护的责任"（R2P）规范为例，这一规范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人道主义干预与主权保护的双重理念，试图在尊重主权与保护人权之间寻求平衡。然而，在不同地区的解读与实践中，R2P规范引发了广泛争议。西方国家更强调国际干预的正当性，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更强调主权保护与区域主导原则。这种争议体现了国际规范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差异与利益分歧，也反映了国际规范本身的可争辩性。

（二）规范争论的类型与影响

规范争论研究关注行为体如何通过提出反规范、重构规范或竞争规范解释来挑战现有规范秩序。根据争论的内容和性质，规范争论可分为多种类型：

适用性争论：关于规范是否适用于特定情境的争论。例如，在叙利亚危机中，关于是否适用"保护的责任"规范就产生了激烈争论，中国和俄罗斯坚持认为叙利亚情况不同于利比亚，不应机械应用R2P原则。

解释性争论：关于规范含义和范围的争论。以"航行自由"规范为例，美国与中国对这一规范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强调航行自由包括军事测量船在他国专属经济区的活动自由，而中国则认为航行自由不应损害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中国认为美国这种"航行自由"完全是一种殖民主义的霸凌行为。这种解释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双方对海洋秩序的不同构想。

合法性争论：关于规范本身是否正当、合理的争论。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规范一直存在争论，发达国家强调共同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有区别的责任，这种争论直接影响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设计。

规范争论对国际规范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持续的争论可能削弱规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导致规范退化甚至消失。另一方面，适度的争论也为规范更新和演进提供了动力，通过争论，规范能够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和时代需求，增强其包容性和韧性。

（三）规范演进与权力政治

规范争论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与权力政治密切相关。大国在规范争论中往往拥有更强的话语权，能够通过设置议程、定义概念和建立制度来影响规范发展的方向。例如，在全球危机治理中，大国可以施加不同模式的权力，中国和俄罗斯在参与解决叙利亚危机过程中就分别施加了结构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同时在推动和谈进程、解决化武危机、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及与各方构建话语体系中使用了制度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

然而，权力不是规范争论的唯一决定因素。中小国家、非政府组织和专家网络也可以通过形成倡导联盟，利用国际平台和舆论力量影响规范发展。在气候变化、禁止地雷等议题上，非国家行为体就成功推动了国际规范的演进，这表明规范争论领域存在多元主体参与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非西方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非西方国家对规范发展的贡献日益显著。在拉美和非洲等区域，研究者从"去依附"与"自主"的角度出发，强调小国在大国博弈中通过议程设置、政策联动与区域协作争取相对战略空间。例如，拉美学者在"南方外交"理论框架下考虑了"外交灵活性"问题，关注中小国家如何在双边与多边之间寻求政策回旋余地；非洲学者则以殖民记忆、边界建构与部族政治为出发点，剖析国家认同、制度合法性与外交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些研究深化了对外交政策形成机制中"历史嵌入性"的理解，弥补了西方范式中经验分布不均的结构性缺陷。

（四）规范争论的研究议程与发展趋势

规范争论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打开了研究空间，推进了理论进步，但也存在碎片化等问题。后续研究需要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呼应世界政治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深入探讨争论策略选择等问题。

未来规范争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可能包括：第一，更加关注非西方世界的规范观念与实践，推动国际规范研究的去西方中心化；第二，深入探讨数字时代新型规范的生成与扩散机制，如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伦理等新兴领域的规范形成；第三，加强规范争论与权力政治的关联研究，分析规范争论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与变革可能性。

在全球知识转向的背景下，非西方贡献不仅体现为理论创新，更体现为议题选择、解释框架与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越来越多的非西方研究者在方法上借助本土经验与跨区域比较，将外交政策分析置于更广阔的政治、文化与历史语境之中，从而突破单一结构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思维僵局，形成理论与经验互证的研究路径。

表4：国际规范演进中的主要争论类型与案例

五、话语、叙事与身份建构

在国际关系中，话语和叙事不仅是描述现实的工具，更是建构社会现实的基本媒介。建构主义理论强调，通过符号和话语，观念可以被"塑造"并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媒体、政府声明、学术论述等话语实践参与塑造国家形象、定义国际规范、建构社会认同，从而深刻影响国际政治进程。在南海争端、气候变化、反恐等重大国际议题中，话语争夺和叙事竞争已成为各方博弈的重要维度。

（一）媒体叙事与国际政治现实建构

媒体通过选择、强调和排除某些信息，构建对国际事件的特有解读框架，从而影响公众认知和政策辩论。《纽约时报》对南海争端的报道就提供了一个媒体叙事建构国际政治现实的典型案例。研究表明，在2010-2018年间，《纽约时报》对南海问题的报道呈现出明显的叙事演变，通过戏剧化框架将复杂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简化为具有明显情节倾向的"故事"。

在2010-2012年的第一阶段，《纽约时报》构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叙事框架：中国作为"利益捍卫者"，美国作为"航行自由捍卫者"，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作为"争端的参与方"。这一阶段的叙事强调中国将南海界定为"核心利益"，同时描绘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以维护南海地区航行安全的名义为其介入地区事务提供合法性。

而在2012年后的第二阶段，随着黄岩岛事件的发生，《纽约时报》的叙事框架发生了显著转变：中国从"利益捍卫者"变成了"霸权主义者"、"局势挑起者"和"资源掠夺者"；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则被描绘成"弱小力量"和"强权的抵抗者"；美国的角色也从"航行自由捍卫者"转变为"弱小力量的维护者"。通过这种角色分配和情节设置，《纽约时报》构建了一个强权欺凌弱小的道德故事，为美国更深度的介入提供了舆论支持。

这种叙事分析揭示了媒体如何通过框架设置、角色分配和情节建构参与国际政治现实的塑造。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使用的"航行自由"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修辞策略。"航行自由"最早来源于卡特总统的设计，力图利用这一战略保障其海洋霸权。在南海争端中，美国同样使用了这一修辞，从而将区域性的领土争端扩大成为了事关全球航行安全与自由的事件，以方便美国作为利益攸关方介入其中。

（二）话语结构与权力不对称

话语实践不是中立的描述，而是体现了特定的权力关系和价值判断。在国际关系中，发达国家往往拥有更强的话语权，能够通过设置议程、定义概念和建立论述来影响国际舆论和政策辩论。这种话语权不对称是国际结构不平等的重要表现。

以民主、人权、自由等概念为例，这些概念原本具有普世价值内涵，但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西方国家经常利用对这些概念的定义权，将其作为评判他国行为的标准工具。这种话语实践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和道德优越感，正如研究所指出的，"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大肆宣扬并输出以选举民主+市场经济为内核的价值观，就是一套建构形成的话语体系，但实质上这套体系从来没有在美国的政治领域进行过实践"。

面对这种话语不平等，非西方国家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话语竞争，试图打破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理念，就是对现有国际关系话语体系的重要补充。这些理念强调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国际秩序演进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理论的思路。

（三）身份建构中的话语策略

话语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通过官方声明、政策文件、领导人演讲等话语实践，向国内外受众传递特定的身份信号，并试图影响他国对自身的认知和评价。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身份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话语和实践不断表演和再生产的结果。

中国在国际话语场中的身份定位经历了显著演变。从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到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再到新时代的"负责任大国"，中国通过调整自我表述，不断重构其国际身份。这种身份重构不仅反映了国内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期待和压力的策略。特别是在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更加注重塑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形象，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

同样，俄罗斯的身份话语也体现了其独特的历史轨迹和战略文化。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为本国国际身份纠缠不已，无论是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还是欧亚主义，哲学层面的讨论时常使这几大主义在政策层面此消彼长又互为影响。普京执政后，欧亚主义在实际操作层面开始占据重要地位，这种身份定位反映在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独联体等区域机制的政策中。

话语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建构的效果。成功的身份建构需要保持话语的一致性、连续性和可信度，同时与他国的期望和认知形成某种程度的契合。当自我表述与他者认知出现巨大差距时，国家形象就会面临挑战和争议，如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表述与邻国的期待之间的差距，就持续影响其在亚洲的形象。

表5：《纽约时报》南海争端报道的叙事策略演变

六、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建构主义视角

对外政策分析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分支，长期以来关注国家对外决策的动力机制与影响因素。传统的对外政策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选择模型，将国家视为单一理性行为体，强调物质利益和战略计算的决定作用。然而，随着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对外政策分析逐渐吸收了观念、身份和文化等变量，大大拓展了解释范围和深度。

（一）建构主义对对外政策分析的丰富

建构主义路径对对外政策分析的影响持续深化。国家身份、角色期望与外交话语成为理解外交政策演变的重要变量。这一理论路径强调主权国家在结构性环境下的能动性，并为分析非西方国家的角色认同、地位转型及制度参与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在方法论上，对外政策分析也经历了显著演进。早期对外政策分析以深度访谈、案例分析和历史方法为主，强调对单一政策过程的深入还原。随着数据资源与计算工具的不断丰富，研究方法逐渐向定量、实验与混合方法拓展，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自动化文本分析技术的发展，使研究者能够处理大量外交声明、领导人演讲和政策文件，实现对国家政策态度、角色认同和战略偏好的系统性量化分析。

此外，行为实验与模拟决策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外交认知偏好与群体决策机制的研究中。例如，在模拟外交谈判场景中，研究者可以考察领导人如何在不完全信息环境下作出战略选择，进而检验诸如损失规避、框架效应等心理机制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这些方法创新为研究观念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二）观念因素与对外政策制定

建构主义视角强调观念因素在对外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国家身份、规范认同、战略文化等。以国家身份为例，它不仅影响国家的基本利益界定，也塑造国家的朋友和敌人认知，从而直接影响对外政策方向。

巴西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政策就充分体现了身份因素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国家身份是影响国家利益、对外行为的关键因素。巴西通过参与金砖国家机制，强化了其作为"新兴大国"和"全球南方国家代表"的身份。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集体身份的认同度要高于对巴西国家身份的认同度，这使得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有助于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机制。这种身份激励成为巴西持续参与金砖合作的核心动机，即使在国内政府更迭、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巴西仍基本保持了金砖合作政策的连续性。

同样，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政策也反映了身份考量与利益计算的复杂交织。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为本国国际身份纠缠不已，无论是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还是欧亚主义，哲学层面的讨论时常使这几大主义在政策层面此消彼长又互为影响。这种身份矛盾直接影响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态度——既支持上合组织发展，主动塑造上合组织使之成为俄罗斯主导的地区国际机制的有机部分；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上合组织在本地区形成优势，从而弱化俄罗斯主导的其他机制影响力。

（三）对外政策分析中的理论互构

当代对外政策分析呈现出明显的理论互构特征，不同理论传统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兴起。该理论借鉴了对外政策分析关于国内变量和认知偏好的研究成果，通过引入制度结构、国家能力与精英感知，进一步充实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对外行为的解释框架。这一方向的发展反映出学术界对结构约束与国家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重新界定：在国际权力分配形成结构制约之下，国家行为受制于作为中间变量的国内制度与领导层偏好等因素。

与此同时，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等后主流理论的引入，拓展了对外政策分析在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非传统议题上的研究视野。尽管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主义的结构逻辑存在角力，但其强调权力的不对称性、知识的建构性与规则的排他性，事实上也为理解国际结构中的制度性不平等与文化霸权提供了重要视角。

在与主流范式的互构中，对外政策分析不仅拓展了自身的问题意识，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更新。这种理论互构使对外政策分析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数字化时代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为国家行为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解释。

（四）非西方国家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能动性日益增强，非西方学者对对外政策分析范式提出了系统性的理论挑战，并在知识生成过程中贡献了具有地方知识特征与实践基础的理论资源。这种全球知识转向使对外政策分析逐步摆脱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结构，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学术地位获得显著提升。

在中国语境下，对外政策分析研究在保持对国家安全与制度因素关注的同时，逐步发展出强调制度战略与身份重构的分析路径。例如，贺凯等学者提出"制度制衡"概念，指出国家通过参与多边机制与国际制度设计，不仅追求物质收益，更在制度竞争中争夺规范塑造与议题设定权。这一理论结合了结构现实主义对制度约束的强调与对外政策分析对政策工具组合的关注。

在理论建构上，学术界逐渐重视以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外交实践经验对现有理论加以延展与修正。例如，"体用结合"的本体论立场主张在吸收西方范式的同时，以中国的文明意识、历史经验与现实关切为"体"，对话语体系、概念逻辑与方法论进行系统创新。这一主张不仅回应了全球知识结构中的话语不平等，也为对外政策分析研究注入了方法自觉与范式自信。

在拉美和非洲等区域，研究者从"依附"与"自主"的角度出发，强调小国在大国博弈中通过议程设置、政策联动与区域协作争取相对战略空间。例如，拉美学者在"南方外交"理论框架下考虑了"外交灵活性"问题，关注中小国家如何在双边与多边之间寻求政策回旋余地；非洲学者则以殖民记忆、边界建构与部族政治为出发点，剖析国家认同、制度合法性与外交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些研究深化了对外交政策形成机制中"历史嵌入性"的理解，弥补了西方范式中经验分布不均的结构性缺陷。

表6：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建构主义视角与传统视角比较

七、理论前沿与发展展望

建构主义理论自兴起以来，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中不可或缺的理论范式，其在身份、规范、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学术研究的持续推进，建构主义理论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演进，呈现出新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

（一）建构主义研究的前沿议题

当前，建构主义研究的前沿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规范争论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这一研究领域强调规范是包含内在矛盾的过程性存在，而能动行为体间也不乏分歧纠葛，由此推动规范争论与演进。在经验研究中，学者们探讨了贯穿于规范形成发展、应用执行与接受转化等过程中的各种政治辩论及竞争。规范争论既可能削弱也可能强化规范，如何解释其对规范稳健性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焦点。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另一个重要前沿。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能动性日益增强，非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提出了系统性的挑战，并在知识生成过程中贡献了具有地方知识特征与实践基础的理论资源。在中国语境下，学术界逐渐重视以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外交实践经验对现有理论加以延展与修正，例如"体用结合"的本体论立场主张在吸收西方范式的同时，以中国的文明意识、历史经验与现实关切为"体"，对话语体系、概念逻辑与方法论进行系统创新。

实践理论的兴起为建构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实践理论强调国际关系不仅是由观念或物质力量决定，而是由日常实践所构成。通过分析外交实践、军事实践和经济实践等具体国际活动，实践理论试图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物质与观念的二元对立，提供一种更具整体性的研究视角。

数字时代的身份与规范形成也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新领域。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国际互动的环境，改变国家主权、身份和权力的表现形式。数字规范的形成、网络身份的政治、科技革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等问题，都为建构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

（二）建构主义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建构主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应对和完善：

首先，物质力量的忽视是建构主义常受到的批评。尽管主流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物质力量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分析中往往过于强调观念因素，对物质条件的约束作用关注不足。未来建构主义研究需要更好地整合物质与观念因素，分析二者在国际关系中的复杂互动。

其次，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带来的整合挑战。建构主义研究采用多种方法，从哲学反思到历史分析，从话语研究到定量分析，方法上的多样性在丰富研究的同时也带来了整合困难。如何在不同方法论传统之间建立对话桥梁，形成累积性的知识进步，是建构主义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结构与能动性的平衡问题。建构主义强调结构对行为体的构成作用，但有时对行为体的能动性和变革能力关注不足。未来研究需要更加关注行为体在结构约束下的创新能力和变革潜力，尤其是在非西方世界和弱势群体的视角下考察国际秩序的变革可能性。

第四，全球知识的平等性问题。尽管建构主义理论上强调多元文明和文化的平等价值，但在实际理论生产中，西方知识传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如何真正实现全球知识的平等对话，使非西方世界的经验和智慧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构主义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未来发展方向与展望

面对这些挑战，建构主义理论未来发展可能呈现以下趋势：

第一，更加注重物质与观念的综合研究。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的见解，建构主义可能会更加系统地分析物质力量与观念因素的互动关系，避免陷入单一观念决定论的陷阱。在全球危机治理研究中，学者已经开始运用现实建构主义"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概念，同时分析权力的物质和观念维度。

第二，方法论上的混合方法趋势。随着数据科学和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建构主义研究可能会更加广泛地采用文本分析、大数据挖掘、实验方法等新兴技术，结合传统的诠释学和话语分析方法，形成更加丰富多元的方法论工具箱。

第三，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推进。建构主义因其对文化多样性和身份独特性的敏感，有望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将不同文明传统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智慧融入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可以帮助构建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学科体系。

第四，实践导向的政策研究。建构主义理论将更加注重与实际问题结合，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新视角。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上，建构主义关于身份、规范和话语的分析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启示。

在国际秩序重构与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建构主义理论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传统现实主义难以解释两国间日益突出的战略误判与制度摩擦，而建构主义以身份政治与文化认同分析为核心，能够指出美国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道德例外主义如何将中国固化为威权挑战者；而中国自我定位为和平发展的秩序参与者，致使双方在制度合法性与意图认知上形成结构性错位。这种分析为理解和管理中美战略竞争提供了重要洞见。

总之，建构主义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范式，通过关注观念、身份、规范和文化等因素，为我们理解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有力的分析工具。随着理论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建构主义将在解释国际现实、指导外交实践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