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夏海钧的财技与逃逸详情报告

原创：李桂松等云阿云智库•《恒大危机》课题组

来源：云阿云智库•政商成败案例《恒大危机》系列报告

编者按：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后果之严重，堪称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典型案例。而在恒大帝国从崛起到崩塌的全过程中，作为集团二号人物的夏海钧，其角色定位、财务技巧及危机后的逃逸策略，都成为了研究企业治理、财务风险与法律追索机制的宝贵样本。报告全文16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政商成败案例《恒大危机》系列报告课题组原创出品。

课题组成员名单：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李嘉仪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作者：李嘉仪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中美关系学者

摘要与提纲

本报告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对公开信息的系统梳理，包括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香港高等法院判词、恒大公司公告以及权威媒体报道，全面还原夏海钧在恒大的财技运用与逃逸过程。同时，运用财务分析法，深入剖析夏海钧的薪酬结构、资产配置及套现行为，揭示其财技背后的逻辑与风险。此外，通过法律分析，审视夏海钧在面临法律追责时的应对策略，以及跨境追索的挑战与局限。最后，结合公司治理理论，反思恒大案例对企业治理与监管的启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恒大夏海钧的财技与逃逸详情报告》。报告提纲如下：

一、恒大危机与夏海钧的角色定位：介绍恒大危机概况，夏海钧在恒大内部的地位和职责，以及研究目的和方法。

二、夏海钧的崛起与恒大帝国建设：详细描述夏海钧的职业轨迹，包括早期经历、在恒大的晋升历程、职责范围和在恒大全球化扩张中的关键作用。

三、财务造假与欺诈发债的财技揭秘：分析恒大财务造假的手段规模，夏海钧在其中的角色，以及造假背后的融资动机和监管处罚。

四、薪酬设计与资产积累的财技解析：探讨夏海钧的薪酬体系，资产配置策略，和他在危机前的资产减持行为。

五、全球资产隐匿与法律对抗：揭露夏海钧转移资产的手段，法律对抗策略，和离婚逃债的企图。

六、法律追索与跨境清算的挑战：分析香港法院的审判进程，跨境追索的法律难题，和接管人制度的执行情况。

七、案例启示与制度反思：总结案例对资本市场监管、公司治理和跨境协作的启示，以及对中国房企转型的展望。

恒大夏海钧的财技与逃逸详情报告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李嘉仪

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

导读：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信息，夏海钧在减持后不久便离开了香港，最终定居美国加州。这种“精准减持-转移资金-离境不归”的行为模式，反映了一套完整的逃逸策略，也暴露了当前监管体系在跨境追责方面的挑战。

一、恒大危机与夏海钧的角色定位

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后果之严重，堪称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典型案例。而在恒大帝国从崛起到崩塌的全过程中，作为集团二号人物的夏海钧，其角色定位、财务技巧及危机后的逃逸策略，都成为了研究企业治理、财务风险与法律追索机制的宝贵样本。夏海钧并非普通的职业经理人，而是恒大许家印帝国中最具权势的执行者，深度参与了恒大的扩张战略、财务运作乃至危机处理，最终却选择了与恒大共患难不同的道路——提前套现、隐匿资产、逃避责任。本报告旨在全面、系统、深入地揭示夏海钧在恒大期间的财技运用，以及其在恒大危机爆发后的逃逸全过程，为资本市场规范发展、企业治理完善和跨境法律协作提供参考。

恒大集团自1996年成立以来，凭借激进的土地储备政策和高杠杆融资模式，迅速崛起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然而，2020年以来，在政策收紧、市场下行和疫情冲击的多重压力下，恒大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截至2023年上半年，恒大负债总额高达2.58万亿元，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大的债务危机事件。2024年1月，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对中国恒大颁令清盘，标志着恒大帝国走向终结。在清盘过程中，恒大清盘人发现，公司在2017年至2020年间，向许家印、夏海钧等原高管支付了约60亿美元（约合468亿港元） 的股息与酬金，这些巨额资金流出与恒大的债务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夏海钧作为恒大的“二号人物”，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复杂而矛盾的角色。公开资料显示，夏海钧生于1964年，黑龙江人，拥有加拿大国籍。他先后就读于中南大学、暨南大学，获金属材料专业学士、工商管理硕士（MBA）、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入恒大之前，夏海钧曾在中信华南集团东莞公司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房地产开发及企业管理经验。2007年，夏海钧“空降”恒大，从加入之初便身居高位，随后迅速晋升，成为许家印最信任的副手。在恒大期间，夏海钧全面负责集团的日常运营，包括财务及资本运营管理、综合监察及法律事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海外事务及公共事务管理等，堪称恒大的“大管家”。

本报告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对公开信息的系统梳理，包括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香港高等法院判词、恒大公司公告以及权威媒体报道，全面还原夏海钧在恒大的财技运用与逃逸过程。同时，运用财务分析法，深入剖析夏海钧的薪酬结构、资产配置及套现行为，揭示其财技背后的逻辑与风险。此外，通过法律分析，审视夏海钧在面临法律追责时的应对策略，以及跨境追索的挑战与局限。最后，结合公司治理理论，反思恒大案例对企业治理与监管的启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夏海钧的崛起与恒大帝国建设

（一）早期职业轨迹与加入恒大

夏海钧的职业发展轨迹堪称中国地产职业经理人的典范。在加入恒大之前，他已经在房地产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中南大学金属材料专业毕业后，他继续深造，先后获得暨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和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样的教育背景为他日后在资本运作和产业管理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中信华南集团东莞公司工作期间，夏海钧积累了房地产开发和管理的实战经验，这也成为他后来被许家印看中的重要原因。

2007年，夏海钧与许家印的相遇，成为恒大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当时的恒大正处于首次上市受挫的困难时期，急需资本运作和专业管理人才。夏海钧的加盟，为恒大带来了专业化的管理理念和资本运作经验。从加入恒大的第一天起，夏海钧就直接担任高管职位，这在当时以许家印为绝对核心的恒大内部实属罕见，也反映出许家印对他的高度认可和信任。在随后的几年里，夏海钧逐步赢得了许家印更深的信任，最终成为恒大内部仅次于许家印的“二号人物”，被外界戏称为“许家印最信任的男人”。

（二）在恒大的职责与权力扩张

在恒大集团内部，夏海钧的职责范围极为广泛，权力也随之不断扩张。根据恒大官网昔日的介绍，夏海钧“全面负责集团日常工作，包括集团的财务及资本运营管理、综合监察及法律事务管理、集团信息化建设、海外事务及公共事务管理等”。这一描述看似简单，实则涵盖了公司运营的核心领域。具体而言，夏海钧在恒大的职责可分为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1.财务与资本运营管理

夏海钧直接负责恒大的财务战略和资本运作，这包括公司的融资决策、现金流管理、与金融机构的对接等。在他的主导下，恒大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融资，包括银行借款、发行债券、股权融资等，支撑了公司的快速扩张。特别是在恒大从区域性房企向全国性龙头转型的过程中，夏海钧的资本运作能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2.上市与海外事务管理

作为拥有加拿大国籍的高管，夏海钧在恒大的海外扩张和上市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直接参与了恒大2009年在香港的上市工作，以及后续的海外发债和投资活动。恒大的国际化布局，包括海外房地产项目和新能源汽车等业务的拓展，都有夏海钧的深度参与。

3.综合监察与法律事务

夏海钧还负责公司的内部监察和法律事务管理，这一职责使他能够对公司的合规性和风险控制施加影响。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在任期间，恒大发生了大规模的财务造假和欺诈发债行为，这也成为他后来被处罚的重要原因。

4.公共事务与政府关系

除了内部管理职责，夏海钧还担任过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副会长、全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等社会职务，这些身份帮助恒大构建了广泛的政商关系网络，为公司的业务拓展提供了便利。

（三）恒大全球化扩张中的关键角色

在恒大的全球化扩张战略中，夏海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凭借其国际背景和语言优势，夏海钧成为恒大海外业务的主要推手。在他的主导下，恒大不仅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还多次通过海外发债等方式获取资金，支持其在内地的快速扩张。特别是在2015年至2017年间，恒大通过发行高息债券筹集了大量资金，这些债券大多由海外投资者认购，为公司的土地储备和多元化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

然而，恒大的全球化扩张也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种子。一方面，海外发债的成本高昂，增加了恒大的财务负担；另一方面，复杂的海外架构和资金流动也为后来的资产转移提供了便利。作为恒大海外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夏海钧深度参与了这些决策和执行过程，这也成为他后来能够将个人资产转移至海外的重要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夏海钧在恒大的权力扩张并非没有争议。随着恒大业务的不断扩张，夏海钧的权力也日益增大，但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这种权力集中也带来了决策风险。特别是在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方面，夏海钧作为实际统筹管理者，对恒大后期的财务造假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夏海钧“实际统筹管理恒大地产日常经营事务，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这一定性清楚地表明他在恒大财务运作中的核心地位。

（四）“二号人物”的象征性意义与实质影响

在恒大这样一家股权集中、创始人色彩浓厚的家族式企业中，夏海钧作为职业经理人能够攀升至“二号人物”的位置，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和实质影响。从象征意义来看，夏海钧的成功被视为中国职业经理人发展的典范，展示了专业人才在家族企业中的价值。他的高调亮相和高额薪酬，也成为恒大吸引人才的重要标志。

然而，从实质影响来看，夏海钧的角色更反映了恒大公司治理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作为“二号人物”，夏海钧本应在公司决策中发挥制衡作用，确保公司合规经营；但另一方面，在许家印的强势领导下，夏海钧更多地成为了决策的执行者，而非真正的监督者。这种角色冲突在恒大财务造假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总裁，夏海钧理应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但作为许家印的副手，他又不得不执行许家印的意志，组织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此外，夏海钧在恒大的经历也揭示了中国房地产企业在高速发展期的共性特征：重视规模扩张胜过质量提升，重视资本运作胜过实业经营，重视个人忠诚胜过制度约束。这些特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恒大的快速崛起，但也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从某种意义上说，夏海钧的财技与逃逸，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整个房地产行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

三、财务造假与欺诈发债的财技揭秘

（一）恒大财务造假的手段与规模

恒大地产的财务造假行为在其债务危机爆发后逐渐被监管机构揭露，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系统化，令人震惊。根据中国证监会2024年9月25日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恒大地产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的方式实施财务造假，2019年虚增收入高达2139.89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50.14%；对应虚增成本1732.67亿元，虚增利润407.22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63.31%。到了2020年，造假规模进一步扩大，虚增收入3501.57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78.54%；对应虚增成本2988.68亿元，虚增利润512.89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86.88%。 

这意味着在恒大地产披露的2019年和2020年财务数据中，有超过一半甚至接近八成的收入是虚构的，利润的六成以上来自财务造假。这种系统性的造假不仅严重误导了投资者，也扭曲了市场对恒大真实经营状况的判断。从会计手法的角度来看，恒大主要采用了提前确认收入的方式，即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情况下，将未来期间的收入提前确认到当期。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美化了财务报表，但长期来看却积累了巨大的财务风险，最终在政策收紧和市场下行时全面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恒大的财务造假并非个别人员或个别部门的行为，而是有组织、系统化的操作。作为时任中国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的夏海钧，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国证监会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明确指出，夏海钧“实际统筹管理恒大地产日常经营事务，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这一定性清楚地表明，夏海钧不仅是财务造假的知情者，更是具体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对造假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二）欺诈发行债券的过程与影响

在财务造假的基础上，恒大地产进一步进行了欺诈发债的行为。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调查，恒大地产在2020年至2021年间先后发行了多期公司债券，包括2020年5月26日发行的“20恒大02”债券（规模40亿元）、2020年6月5日发行的“20恒大03”债券（规模25亿元）、2020年9月23日发行的“20恒大04”债券（规模40亿元）、2020年10月19日发行的“20恒大05”债券（规模21亿元）以及2021年4月27日发行的“21恒大01”债券（规模82亿元），总发行规模达208亿元。 

在这些债券的发行过程中，恒大地产公告的发行文件分别引用了存在虚假记载的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构成了欺诈发行。这意味着投资者基于虚假的财务信息做出了投资决策，购买了可能本不会购买的恒大债券。当恒大债务危机爆发后，这些债券价格暴跌，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严重扰乱了债券市场的秩序。

从时间线上看，恒大地产的欺诈发债行为与财务造假密切相关。在2020年初，恒大已经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急需通过发债等方式融资维持运营。然而，如果按照真实的财务状况披露，恒大很可能无法满足发债条件，或者需要支付更高的融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引用虚假的财务数据发债，成为恒大继续获取资金的重要手段。而夏海钧作为负责日常经营事务的总裁，对这一过程有着直接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也因此对欺诈发债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造假背后的融资动机与利益驱动

恒大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财务造假和欺诈发债，背后有着强烈的融资动机和利益驱动。从公司层面看，作为高杠杆、重资产运营的房地产企业，恒大高度依赖持续的外部融资维持现金流。特别是在2019-2020年间，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和市场竞争加剧，恒大的现金流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财务造假美化报表，进而维持融资能力，成为恒大的生存之道。

从个人利益角度看，恒大的高管团队也有强烈的动机进行财务造假。一方面，高管的薪酬和奖金与公司业绩直接挂钩，虚增利润可以带来更高的个人收入；另一方面，维持公司表面的繁荣也有利于高管团队保住职位和声誉。对于夏海钧个人而言，作为“打工皇帝”，他的天价薪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恒大的业绩表现。公开数据显示，夏海钧在2009年至2022年间从恒大获得的总薪酬高达18.55493亿元，其中2020年和2021年的年薪均超过2亿元。 

这种高额薪酬与短期业绩紧密挂钩的激励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管理层的积极性，但也容易诱发短期行为和道德风险。当公司面临真实经营困难时，管理层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维持表面繁荣，而非直面问题进行调整。夏海钧在恒大危机初现端倪时的套现行为，更是凸显了个人利益与公司长期价值的矛盾。

（四）监管调查与行政处罚结果

面对恒大的财务造假和欺诈发债行为，中国证监会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于2024年9月25日发布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对夏海钧给予了严厉处罚：针对恒大地产披露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对夏海钧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的罚款；针对恒大地产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存在欺诈发行的行为，对夏海钧处以1000万元的罚款，合计罚款1500万元。同时，鉴于夏海钧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对夏海钧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提到，“向当事人夏海钧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现公告期满，夏海钧未在规定的时间内领取告知书，亦未提出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这一表述表明夏海钧采取了不配合的态度，试图逃避监管处罚。 

从处罚的力度来看，1500万元的罚款和终身证券市场禁入，在中国证券监管史上属于较为严厉的行政处罚。这反映了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的态度，也向市场传递了明确的信号——任何试图通过虚假陈述或欺诈手段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然而，与夏海钧从恒大获得的巨额薪酬以及其套现所得相比，1500万元的罚款是否足以形成有效威慑，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四、薪酬设计与资产积累的财技解析

（一）“打工皇帝”的薪酬体系分析

夏海钧在恒大期间的薪酬水平，堪称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现象级案例。公开数据显示，在2009年至2022年间，夏海钧从恒大获得的总薪酬高达18.55493亿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许多上市公司的年净利润。 具体来看，夏海钧的薪酬在不同年份有所波动，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2017年福布斯发布的《香港上市中资股CEO薪酬榜》中，夏海钧更是凭借2.7亿元的年薪拔得头筹，被外界冠以“打工皇帝”的称号。 

夏海钧的薪酬结构复杂，不仅包括基本的薪金和袍金（即董事酬金），还包括退休金计划供款、雇员购股权计划等多个组成部分。以2016年为例，夏海钧2.7亿元的薪酬中，袍金、薪金和退休金计划供款为0.9亿元，而雇员购股权计划开支则高达1.8亿元，占总薪酬的三分之二。这种以股权激励为主的薪酬结构，虽然理论上可以将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长期发展绑定，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可能诱发短期套利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夏海钧的高薪酬与恒大的高杠杆、高速扩张模式密切相关。在恒大快速增长的年份，夏海钧通过股权激励获得了巨额回报；但当恒大面临危机时，他却选择了提前套现离场。这种“同甘不共苦”的行为，暴露了薪酬激励设计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夏海钧的薪酬案例也反映了中国部分上市公司在高管薪酬设计上的缺陷——过于强调短期业绩和股价表现，而忽视了长期风险和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资产配置与隐匿策略

作为一名拥有加拿大国籍的高管，夏海钧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配置策略同样值得关注。根据香港高等法院在2025年8月发布的判词，夏海钧的妻子何女士（何坤）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持有三处房产和四辆汽车（3辆特斯拉和1辆梅赛德斯SUV），并且还持有信托资产（何女士作为受托人于2023年成立的信托，名为“新生活可撤销信托”），这些资产总价值高达24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 

进一步的信息显示，夏海钧家族在加州的资产包括62 Como、58 Boulder View、15 Rim Ridge三处物业。其中，58 Boulder View物业于2022年4月22日购入，花费约600万美元；15 Rim Ridge物业则是夏海钧妻子以受托人身份于2023年11月以1,450万美元购入。  这些交易发生在恒大出现重大经营危机之后，表明即使在公司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夏海钧仍在继续积累个人资产。

夏海钧的资产隐匿策略具有几个明显特征：一是利用家庭成员名义持有资产，如何坤作为夏海钧妻子（后离婚）成为多处资产的名义持有人；二是通过信托工具隔离风险，如设立“新生活可撤销信托”；三是选择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如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增加资产追索的难度；四是在不同时期转移资产所有权，如62 Como物业在购入两年后产权便转至何坤名下。 

这些策略反映了高净值人群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隐匿资产的常见手法，也体现了夏海钧作为财务专业人士对资产保护的理解。然而，当这些策略被用于规避法律追责时，就构成了对司法程序的挑战。香港高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明确指出，夏海钧表现出“极度不愿披露资产或试图与资产划清界线”的态度，其行为旨在“隐瞒资产及住所”。 

（三）危机前夜的资产减持与套现

在恒大危机全面爆发前，夏海钧进行了一系列精准的资产减持和套现操作，这些操作时点巧合、规模巨大，引发了市场对其内幕交易嫌疑的质疑。根据香港联交所披露的资料，2021年8月，夏海钧通过减持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股份，分别套现了约7302万港元和4253万港元，合计约1.16亿港元。几乎同一时期，夏海钧还出清了多只恒大债券，总面值高达1.2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14亿元）。 

这些减持行为发生在恒大危机公开化的关键时点。2021年下半年，恒大资金链紧张的消息开始广泛传播，多家评级机构下调恒大信用等级，恒大系股票和债券价格开始大幅下跌。夏海钧在此时精准减持，避免了后续的巨大损失，这种操作不得不让人怀疑其是否利用了未公开的内幕信息。

从套现手法来看，夏海钧选择了多种资产同时减持，既包括股票也包括债券，且规模巨大。这种全方位的减持行为，反映了他对恒大前景的悲观判断，也与他在公开场合表达的信心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公司总裁，夏海钧本应对公司负有忠诚义务，特别是在公司面临困难时期，更应与公司共渡难关。然而，他的套现行为却传递了完全相反的信号，这不仅损害了投资者利益，也破坏了市场诚信。

值得一提的是，夏海钧的套现所得并未用于支持陷入困境的恒大，而是很可能被转移至海外。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信息，夏海钧在减持后不久便离开了香港，最终定居美国加州。这种“精准减持-转移资金-离境不归”的行为模式，反映了一套完整的逃逸策略，也暴露了当前监管体系在跨境追责方面的挑战。

五、全球资产隐匿与法律对抗

（一）资产转移与国际行踪隐匿

夏海钧在恒大危机爆发后，采取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策略来转移资产和隐匿行踪，这些策略体现了他对国际法律体系和监管漏洞的深入了解。根据香港高等法院2025年8月1日发布的法庭判词，夏海钧实际长期居住在美国加州，而非其此前向法院声称的加拿大。判词显示，夏海钧会定期前往加州的俱乐部参加体育活动，外出购买日用品，他12岁的儿子就读于当地一所私立学校。

夏海钧的行踪隐匿策略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提供虚假住址信息，他此前一直向香港司法机构声称自己居住在加拿大，而非实际居住的美国加州；二是限制信息披露，他以“担心暴露其当前所在地”为由，拒绝向法庭披露其全球资产的精确位置和详细信息；三是利用家庭成员作掩护，通过妻子和儿子的居住信息来分散注意力。 

在资产转移方面，夏海钧的手法更为复杂。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审理，夏海钧妻子何坤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持有的三处房产和四辆汽车，总价值约2400万美元，实际上是由夏海钧控制。法院认为，何女士只是夏海钧资产的代理人，夏海钧才是这批资产的实际控制人。这些资产中的部分交易发生在恒大出现重大经营危机之后，如58 Boulder View物业于2022年4月购入，15 Rim Ridge物业于2023年11月购入，这表明即使在恒大危机深重时期，夏海钧仍在继续转移和隐匿资产。

夏海钧的资产转移和行踪隐匿策略，不仅增加了清盘人追索资产的难度，也对香港司法权威构成了挑战。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拉塞尔•科尔曼（Russell Coleman）对此评价道，“夏（海钧）觉得自己可以肆意无视法院命令”，并强调“当一方故意蔑视法院命令时，通常不应指望得到太多宽容”。 这种评价反映了司法机构对夏海钧行为的不满，也预示了后续更为严厉的司法措施。

（二）香港法院的法律程序与藐视法庭认定

面对夏海钧的不配合态度，香港高等法院采取了一系列逐步升级的法律措施。2024年7月25日，香港法院首次要求夏海钧披露财产的截止日，但夏海钧方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这一披露令。经过多次反复，法院最终裁定披露财产的最后日期为2025年2月21日。然而，2月21日当天，夏海钧一方又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决定提起上诉许可。 

2025年3月19日，香港高等法院做出裁决，发出“除非令”（Unless Order），要求夏海钧在2025年3月28日前依照法令指定的范围披露名下资产详细状况，如果届时未能履行，将被剥夺在案件中的抗辩权。然而，夏海钧一方再次进行“藐视法庭”的“极限操作”：于3月27日——也就是到期日前一天——提交答辩状，但又不在答辩状上附上事实性声明。3月28日，到期日当天，夏海钧一方又提交了上诉申请，要求法庭撤销“除非令”。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科尔曼对夏海钧的行为给予了严厉批评，认定夏海钧于2025年3月27日提交答辩状的行为属于滥用诉讼程序。法庭认为，夏海钧到目前为止的行为是对禁令和资产披露令提出质疑，并试图驳回针对他的整个诉讼。虽然可以说他提交了一份答辩状，但已认定他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阻碍遵守资产披露令的要求。 

2025年4月22日，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了夏海钧的上诉申请，同时发出命令，要求夏海钧在2025年4月25日中午12点之前依照法令披露名下资产。由于夏海钧未能按期遵守这一“除非命令”，最终触发了相关制裁——他被禁止在本案中提交答辩书和进行抗辩。这意味着在后续的法律程序中，夏海钧将无法对清盘人的指控进行辩护，只能接受法庭的裁决。

（三）“技术性离婚”与资产禁制令的博弈

在面对法律追责的过程中，夏海钧的又一策略浮出水面——“技术性离婚”。根据多个信源透露，夏海钧最近已经与妻子何坤离婚。在描述何坤的身份时，权威信息源表示，何女士是“夏先生（唯一一位最近刚刚离婚的）的妻子”。 这一幕与许家印和丁玉梅的“技术性离婚”如出一辙，被认为是通过离婚进行财产分割，以规避法律追索。

然而，夏海钧的这一策略并未完全成功。2025年9月16日，何坤向法庭提交申请，希望撤销此前发布的禁制令。但香港法庭裁定，此前的禁制令依然维持，禁止何坤处置名下相关财产。“禁制令将继续有效，直至解除传票得到裁决或法庭另行下令”。 这意味着，即使夏海钧与何坤已经离婚，法院仍然认定这些资产实际上由夏海钧控制，因此继续冻结这些资产是合理的。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Hon Coleman）在审理此案时，对夏海钧夫妇的行为表示了质疑。代表中国恒大集团的资深大律师万崇理（Charles Manzoni SC）指出，夏海钧在冻结及披露资产令生效后，短时间内买卖物业并与妻子离婚，恒大认为夏海钧隐瞒至少6500万美元资产。 法庭最终采信了清盘人的观点，认为有必要继续冻结相关资产，以防止资产被进一步转移或隐匿。

“技术性离婚”作为规避法律责任的手段，在近年来的企业高管追责案件中屡见不鲜。从法律角度看，这种离婚是否真实，关键不在于离婚手续是否合法，而在于离婚后的资产处置是否合理，以及双方是否继续保持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在香港法院的判词中，法官特别指出夏海钧与何坤仍共用地址“62 Como”，而非此前声明中提供的加拿大地址，这表明即使离婚后，双方仍保持密切联系。 

（四）清盘人的调查手段与资产追踪

面对夏海钧的资产隐匿策略，恒大清盘人动用了多种调查手段，试图追踪和确认夏海钧的全球资产。清盘人通过公开信息检索、雇佣私家侦探、申请法院调查令等方式，逐步摸清了夏海钧的资产情况和行踪。这些调查手段体现了专业清盘人在跨境追索中的重要作用，也揭示了资产追踪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清盘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夏海钧妻子何坤在加州持有的三处房产分别为62 Como、58 Boulder View和15 Rim Ridge。其中，62 Como的产权在购入两年后转至何坤名下，而产权转移后，夏海钧和何坤仍在这幢住宅中居住。 此外，清盘人还发现夏海钧家族设有一个名为“新生活信托”（New Life Trust）的信托，何坤为受托人。  这些信息对于法院后续发出资产禁制令起到了关键作用。

清盘人的调查还发现，夏海钧仅披露了其新加坡银行户口，但没有披露主要使用的银行户口及其他资产，至少涉及7500万美元。 代表中国恒大集团的资深大律师万崇理在法庭上质疑：“夏海钧哪来的金钱以支付儿子的私立学校学费、高昂生活费、经常来回加拿大及美国的航班费用？”这一质疑凸显了夏海钧公开披露的资产与其实际生活支出之间的巨大差距。

清盘人的资产追踪工作面临着跨境协作的挑战。由于夏海钧的资产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多个司法管辖区，清盘人需要与不同国家的司法机关合作，才能有效冻结和追回这些资产。香港法院发出的资产禁制令虽然在全球范围内有效，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需依靠当地司法机关的配合。这种跨境协作的复杂性，也为夏海钧隐匿资产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时间。

六、法律追索与跨境清算的挑战

（一）香港法院的审判进程与司法态度

香港高等法院在恒大清盘案及相关追索诉讼中展现出日益强硬的司法态度，对夏海钧等前高管的不配合行为采取了逐步升级的法律制裁。从最初的资产披露令，到随后的除非令，再到最终的剥夺抗辩权，香港法院的审判进程体现普通法系对藐视法庭行为的低容忍度。

在2025年4月的裁决中，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了夏海钧的上诉申请，维持了除非令的效力，要求夏海钧在2025年4月25日中午12点前披露名下资产。 当夏海钧未能按期履行这一要求后，法院正式触发除非令的制裁，剥夺了夏海钧在案件中的抗辩权。 这一裁决意味着夏海钧将无法对清盘人的指控进行辩护，在后续的法律程序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香港法院对夏海钧行为的定性经历了从“不配合”到“藐视法庭”再到“滥用诉讼程序”的逐步升级。法官科尔曼在裁决中明确指出，夏海钧的行为是对禁令和资产披露令提出质疑，并试图驳回针对他的整个诉讼。 这种定性反映了法院对夏海钧策略的清醒认识——他不是简单地不配合法院程序，而是有意识地利用法律程序拖延时间、阻碍司法正义。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还识破了夏海钧“以藐视法庭程序替代资产披露程序”的企图。夏海钧一方曾提出建议，即进入藐视法庭的相关法律程序，但科尔曼法官指出，在被指控的藐视者缺席的情况下进行藐视法庭诉讼程序，并不能真正成为迫使夏遵守资产披露令的现实替代补救措施。  这一判断体现了法院追求实际执行效果的态度，而非简单地满足于形式上的程序正义。

（二）跨境追索的法律难题与协作机制

恒大清盘案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面临着复杂的跨境追索难题。从夏海钧的情况来看，他拥有加拿大国籍，实际居住在美国，资产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而法律程序则在香港进行。这种当事人、资产和司法程序分离的情况，使得跨境追索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跨境追索的主要法律难题包括：一是法律文书送达问题，由于夏海钧行踪不明且拒不配合，法院文书无法通过常规方式送达，只能采用公告送达等替代方式；二是资产冻结执行问题，香港法院发出的资产冻结令需要在资产所在地国家执行，这要求清盘人在当地法院重新申请认可和执行；三是法律体系差异问题，不同国家在法律理念、程序规则和证据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增加了追索的不确定性；四是信息获取障碍，清盘人难以直接获取其他国家的资产信息，必须依靠当地法院的调查令或司法协助。

面对这些挑战，香港清盘人尝试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跨境协作。一方面，利用香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司法协助安排，寻求当地法院对香港清盘人地位的认可和对香港法院命令的执行；另一方面，直接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启动法律程序，如在美国法院申请资产冻结令等。此外，清盘人还雇佣当地的律师和调查人员，以增强跨境追索的能力。

从夏海钧案的情况来看，跨境追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香港法院发出的资产禁制令成功冻结了夏海钧妻子在加州的价值2400万美元的资产，这表明跨境司法协作机制在逐步发挥作用。 然而，与夏海钧被指控隐匿的至少7500万美元资产相比，目前的追索成果仍只是部分恢复。跨境追索的效率和效果，仍然是制约清盘人为债权人挽回损失的关键因素。

（三）接管人制度的应用与资产接管

在夏海钧拒不配合资产披露的情况下，香港高等法院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委任独立接管人接管其资产。2025年9月19日，高等法院批准委任独立接管人接管夏海钧名下所有资产，同时要求恒大于9月24日前提名两组接管人及管理人，以便随后作筛选及任命。 

接管人（Receiver）是普通法系中的一项特殊制度，指由法院委任负责接管并保全特定资产的人。与清盘人（Liquidator）主要清算公司资产不同，接管人的职能更具针对性，主要是接管并保全某人或某公司的特定资产。在夏海钧案中，委任接管人意味着法院将直接控制夏海钧的资产，防止其进一步转移或隐匿，这是对夏海钧不遵守资产披露令的严厉制裁。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法院在委任夏海钧资产的接管人时，出于某些考虑，要求接管人应是独立于中国恒大清盘人以外的人选。 这意味着夏海钧资产的接管人，不会是被委任为中国恒大清盘人的黄咏诗和杜艾迪。这种安排可能是为了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或是为了确保接管过程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接管人制度在夏海钧案中的应用，体现了香港法院在跨境追索中的创新和决心。通过委任独立的接管人，法院可以更直接地控制夏海钧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提高资产追索的效率。然而，接管人制度的实际效果仍面临跨境执行的挑战——接管人的权力源自香港法院，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内可能需要重新获得当地法院的认可才能执行。

（四）清盘人的追索策略与成效评估

面对夏海钧等前高管的不配合态度，恒大清盘人采取了一套多层次、逐步升级的追索策略。这套策略包括：一是法律程序策略，通过申请资产披露令、除非令、接管人等一系列法院命令，逐步加大对不配合者的法律压力；二是资产追踪策略，利用专业调查手段，摸清夏海钧的全球资产分布和行踪；三是跨境协作策略，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司法机关合作，实现资产的全球冻结；四是舆论监督策略，通过媒体披露夏海钧的行为，形成舆论压力。

从追索成效来看，清盘人的策略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一方面，香港法院已经冻结了夏海钧及其前妻名下价值2400万美元的美国资产；另一方面，法院已剥夺夏海钧的抗辩权，为后续的判决扫清了障碍；此外，法院还委任了独立接管人，为全面接管夏海钧的资产奠定了基础。这些成果表明，清盘人的追索策略正在逐步发挥作用。

然而，追索过程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时间成本高昂，从2024年3月启动诉讼至今已超过一年半，但资产追索仍远未完成；二是经济成本巨大，清盘人需要雇佣律师、会计师、调查人员等专业人士，这些专业服务的费用高昂；三是跨境执行困难，即使在香港获得了有利判决，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执行仍存在不确定性；四是资产回收比例不确定，即使成功追回部分资产，与恒大的巨额债务相比可能仍是杯水车薪。

截至2025年7月底，恒大清盘人收到的境外债权申报总额已高达450亿美元（约3232亿元人民币），而过去一年多，清盘人出售中国恒大在境外的非核心资产，并积极回收各类应收款，变现所得仅约2.55亿美元。  这一巨大的资金缺口，凸显了清盘人面临的艰巨任务，也反映了夏海钧案在整体清盘程序中的象征意义——对前高管的成功追索，不仅是经济上的恢复，更是法律正义的体现。

七、案例启示与制度反思

（一）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启示

夏海钧案例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首先，案例反映了当前证券违法违规成本与收益的不匹配问题。夏海钧在恒大期间获得了18.55亿元的巨额薪酬，通过套现获得了数亿港元的收益，而证监会对其的罚款为1500万元，虽然已是现行法律框架下的高额罚款，但仍远低于其违法收益。这种处罚与收益的不匹配，难以形成有效威慑。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提高证券违法的处罚标准，引入与违法收益或造成的损失挂钩的弹性处罚机制，真正实现“让违法者倾家荡产”的威慑效果。

其次，案例暴露了跨境证券违法的监管挑战。夏海钧作为加拿大籍人士，在违法后逃离中国境内，逃避监管处罚。虽然中国证监会最终通过公告送达方式完成了处罚程序，但在实际执行中面临困难。这要求我们加强国际证券监管协作，推动建立跨境证券违法的监管合作机制和处罚执行机制，防止跨境证券违法成为监管飞地。

第三，案例揭示了财务造假和欺诈发行的系统性问题。恒大的财务造假并非个别人个别行为，而是有组织的系统行为，这反映了部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深层次问题。未来应当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防止公司被个别高管或实际控制人操控进行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案例还提醒我们需要加强中介机构的责任。在恒大长期财务造假和欺诈发债过程中，审计机构、评级机构、承销商等中介机构是否尽到尽职调查责任，值得深入反思。应当进一步明确中介机构的责任边界，强化其履职要求，使其真正发挥资本市场“看门人”的作用。

（二）公司治理与高管激励的反思

夏海钧案例对公司治理和高管激励机制提出了严峻的反思。从公司治理角度看，恒大的案例反映了股权集中型公司在治理结构上的固有缺陷。在许家印作为绝对控股股东的背景下，董事会、监事会的制衡作用被弱化，夏海钧作为“二号人物”更多地是对许家印个人负责，而非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这种治理结构的缺陷，为后续的系统性风险埋下了伏笔。

从高管激励机制看，夏海钧的“打工皇帝”现象反映了当前高管激励的诸多误区：一是激励短期化，薪酬与短期业绩和股价过度挂钩，导致高管追求短期利益；二是激励过度化，高管薪酬与普通员工收入、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脱节，引发内部不公和道德风险；三是约束软化，对高管违法违规行为的约束不足，导致激励与约束不对称。

未来公司治理和高管激励的改革，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优化股权结构，引入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形成股权制衡格局；二是强化董事会职能，真正发挥独立董事和专业委员会的监督和决策作用；三是完善高管激励机制，建立短期与长期激励相结合、收益与风险相对称的激励机制；四是加强高管责任追究，通过股东派生诉讼等方式，追究高管违法违规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

尤为重要的是，应当建立高管不当收益追回制度，即在公司因财务造假等行为重述财务报表时，有权追回高管基于虚假业绩获得的激励报酬。如果恒大早有这样的制度，清盘人追索夏海钧18.55亿元薪酬将更有法律依据。

（三）跨境监管协作与司法追索的完善

夏海钧案凸显了加强跨境监管协作与司法追索的紧迫性。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高管通过国籍变更、资产跨境配置、行踪隐匿等方式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日益增多，这对各国的监管协作和司法追索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监管协作角度看，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美国SEC等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加强。虽然中国证监会已经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监管机构签署了备忘录，但在实际执行中仍存在信息共享不充分、调查协助不畅等问题。未来应当进一步细化协作内容，明确协作程序，提高协作效率，构建起更加紧密的国际证券监管协作网络。

从司法追索角度看，香港法院与内地法院以及其他司法管辖区法院之间的协作需要加强。夏海钧案涉及香港、内地、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司法管辖区，亟需各法域之间的司法协作。目前，内地与香港已经达成了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但具体到清盘案件和投资者保护案件，仍有待进一步细化。而与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司法协作，则更多地依赖国际司法协助条约，程序复杂、时间漫长。

跨境追索的完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一是完善跨境法律协作框架，扩大司法协助的范围，简化协助程序；二是强化清盘人的跨境权限，通过立法或司法判例确认清盘人在其他法域的权限和地位；三是建立跨境资产追踪和冻结的快速通道，提高资产追索效率；四是推动跨境破产承认和合作的国际公约，为跨境清盘提供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

（四）中国房企转型与风险防范的展望

恒大危机和夏海钧案不仅是单个企业和个人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缩影。过去二十年间，中国房地产企业普遍采用高杠杆、高周转、高速扩张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房地产市场上升期可以创造惊人的增长奇迹，但在市场调整期则暴露了巨大的风险。

从恒大案例出发，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转型和风险防范应当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去杠杆化，降低负债水平，优化资本结构，摆脱对高杠杆模式的依赖；二是多元化经营，摆脱对住宅开发的单一依赖，拓展商业地产、物业管理、长租公寓等业务；三是精细化运营，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提升产品质量和运营效率；四是透明化披露，加强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透明度，重建市场信任。

从风险防范角度，需要建立更加全面的风险防控体系：一是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对企业的债务规模、期限结构、偿债能力进行动态监测；二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防止实际控制人或高管的权力滥用；三是加强审计监督，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及时发现和纠正财务问题；四是规范高管行为，通过制度建设约束高管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

夏海钧案的最终解决，不仅关系到恒大清盘程序的顺利进行，更关系到中国房地产行业能否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实现真正的转型和升级。只有建立起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国房地产行业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迎来更加稳定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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