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货币战争详情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嘉仪 云阿云智库•金融与经济战

编者按：当今世界与1930年代有很大不同但却很相似——全球化程度更深，国际组织更多，政策工具更丰富，但历史是竟是如此相似，类似风险依然存在：脱钩与割裂，贸易战、货币战、关税战、政府债务高企，民族主义抬头，打击没收私有巨头，百业凋敝，军国主义即将上位，国际合作机制面临瘫痪。全文14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金融与经济战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会理事长

作者：李嘉仪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中美关系学者，金融专家

摘要与提纲

英国放弃金本位并让英镑贬值的决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引发了竞争性贬值的浪潮。仅在英国脱离金本位后的两年内，超过20个国家相继让其货币贬值，形成了广泛的"以邻为壑"政策。这些国家之所以选择贬值，并非出于进攻性动机，而更多是防御性反应——避免因货币高估而丧失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竞争性贬值和货币集团的形成对全球贸易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从1929年到1933年，世界贸易额从约350亿美元降至约120亿美元，下降了约65%。即使考虑价格因素，世界贸易量也下降了约25%-30%。贸易的崩溃不仅源于收入下降和需求萎缩，更与汇率不稳定和贸易保护主义密切相关。

为保护本国产业和改善贸易平衡，各国纷纷提高关税。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平均关税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关税报复。除了关税壁垒，各国还广泛采用进口配额、出口补贴和外汇管制等非关税壁垒。贸易金融的中断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困难——国际短期债务在1931年减少了33%-40%，约60亿美元退出了商业使用。

贸易萎缩与货币贬值形成了恶性循环。一国货币贬值初期可能改善贸易平衡，但当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措施后，这种优势便难以维持。最终，竞争性贬值导致了"贸易萎缩—经济危机加深—贸易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各国为保护作为外贸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外部价值，进行了疯狂努力，相继实行计划式经济政策，进一步扭曲了全球贸易体系。

《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货币战争详情报告》。报告提纲如下：

一、大萧条的历史背景：介绍大萧条的起源、早期阶段的金本位制困境，以及首次重大货币贬值事件。

二、金本位制的崩溃与竞争性贬值：分析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各国的贬值浪潮，以及这种竞争对全球贸易的冲击。

三、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响应：分别探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货币策略及其国际影响。

四、国际货币竞争的展开：讲述货币集团的形成、英美法三国的货币外交，以及1936年《三方货币协议》的意义。

五、货币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总结货币战争对全球贸易、金融体系和政治格局的深远后果。

六、货币战争中的国际合作尝试：评估国际协调努力的成败，以及国际联盟和相关会议的作用。

七、货币战争的历史教训与当代启示：提炼大萧条时期货币冲突的教训，并思考其对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货币战争详情报告

李桂松 李嘉仪

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

导读：各国政府接管了私人金融家的业务，以政治谈判的方式缔结各种协定，建立各种体系来平衡国际贸易和收支。与此相反，摩根、库恩-洛布、狄龙-里德等私人国际投资银行的权力则大为缩小。一度权势熏天的摩根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被迫将本公司拆分成两家企业，即摩根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丧失了超越政府的金融控制权。

对中国而言，这段历史既警示了货币竞争的风险，也揭示了货币国际化的路径。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往往押韵。1930年代货币战争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依然回响，提醒我们国际货币关系的脆弱性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共同责任。

一、大萧条的历史背景与货币战争的起源

（一）大萧条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1929年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至全球，形成了一场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这场危机的直接触发点是1929年10月纽约股市的崩盘，但深层原因则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内在脆弱性。战后，美国凭借其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同时国际金本位制在恢复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也为全球金融体系埋下了隐患。到1930年代初，这些隐患终于全面爆发，将世界各国拖入了经济灾难的深渊。

在危机早期，各国普遍面临通货紧缩、需求萎缩和银行危机的三重打击。美国作为危机的策源地，遭受的打击尤为沉重。从1929年至1933年，美国的国民收入下降了一半以上，工业生产缩减了45%，失业率飙升至25%的最高峰。与此同时，银行倒闭风潮席卷全美，超过1万家银行破产，数百万人的储蓄顷刻间化为乌有。这场危机之所以如此深重，与当时的货币信贷机制密切相关。根据云阿云智库的研究，1929年股市崩盘后，美国私人部门贷款较1929年峰值下降了54.7%，货币供应量在1933年下降了33%。尽管基础货币供应保持相对稳定，但由于银行急不可耐地归还从美联储借入的准备金（从1929年7月到1930年8月，银行向美联储的借款减少了95%），导致货币乘数急剧下降，引发了通货紧缩螺旋。

欧洲国家同样未能幸免。德国由于严重依赖美国资本的流入，当美国投资者从欧洲抽回资金时，德国经济立即陷入了困境。英国的贸易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失业率上升到25.5%。1931年年初，英国黄金汹涌外流，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世界价格的暴跌导致了战争债务清偿的真实负担加重，各国政府不得不接管私人金融家的业务，以政治谈判的方式缔结各种协定，建立各种体系来平衡国际贸易和收支。

（二）金本位制的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虽努力恢复金本位制，但战后的金本位与战前已有本质区别。英国在1925年以过高估值回归金本位，使得英镑定价明显偏高，严重削弱了英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法国于1928年恢复金本位时故意低估法郎，使法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竞争优势。这种不一致的货币估值为国际货币体系埋下了重大隐患。

金本位制的运作机制要求逆差国家通过通货紧缩来调整国际收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经济收缩和失业率上升。在192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价格水平开始下降，许多国家的金本位制已经变得十分脆弱。1929年股市崩盘后，价格暴跌加剧了债务的实际负担，导致大规模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农业国因初级产品价格暴跌而遭受重创，这些国家的民众购买力急剧下降，进而减少了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危机冲击下，金本位制不仅没能稳定国际经济，反而成为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工具。一国采取通货紧缩政策改善国际收支时，会将通缩压力传递给贸易伙伴。随着危机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黄金储备外流的威胁，被迫采取更加严厉的通货紧缩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1931年，中欧地区爆发了银行业危机，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奥地利和德国，随后危机蔓延至英国，最终导致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

（三）首次重大货币贬值

1931年9月21日，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英镑随即贬值约30%。这一事件标志着全球货币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英国放弃金本位并非预先策划的货币攻击，而是面对持续黄金外流的无奈之举。英镑贬值后，大量储备英镑的外国央行损失惨重，据报道，荷兰央行行长甚至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英国的决定产生了连锁反应。在英镑贬值后，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葡萄牙、希腊、埃及、日本以及与英国有主要贸易关系的几个南美国家和整个英联邦随后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这些国家大多与英国有密切的贸易联系，不愿因货币升值而丧失在英国市场的竞争力。其中，日本的跟进尤其值得关注，日元随英镑贬值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引发了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

英镑区的形成实际上是货币集团化的早期表现。英国及其自治领、殖民地以及一些与英国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将货币与英镑挂钩，并通过外汇管制维持汇率稳定。这一集团的形成使得世界货币体系开始分裂，金本位制统一、全球性的特征逐渐被区域化、集团化的特征所取代。

二、金本位制的崩溃与竞争性贬值浪潮

（一）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

金本位制作为战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其核心机制是通过黄金自由流动来平衡各国国际收支，同时维持汇率稳定。然而，这一制度在1930年代大萧条的压力下暴露出根本性缺陷。金本位制要求成员国优先考虑外部平衡（即国际收支平衡）而非内部平衡（即国内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这意味着面对经济衰退时，各国不能自由采用货币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此外，世界黄金供应量的增长远远跟不上全球商品交易的增长速度，导致全球范围内面临通货紧缩压力。

更严重的是，金本位制下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在实践中运作不畅。根据大卫•休谟的理论，贸易逆差国黄金外流后，应通过国内价格下降恢复竞争力，但在20世纪30年代，价格和工资的向下刚性使这一调整过程极其痛苦，引发了大规模失业和企业破产。同时，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和美国，持续吸收大量黄金而不允许国内价格水平相应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其他国家的黄金流失压力。这种黄金分布不均的现象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更加脆弱。

（二）竞争性贬值浪潮的兴起

英国放弃金本位并让英镑贬值的决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引发了竞争性贬值的浪潮。仅在英国脱离金本位后的两年内，超过20个国家相继让其货币贬值，形成了广泛的"以邻为壑"政策。这些国家之所以选择贬值，并非出于进攻性动机，而更多是防御性反应——避免因货币高估而丧失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竞争性贬值的逻辑看似简单：一国货币贬值能够降低其出口产品价格，提高进口产品价格，从而刺激国内产业和就业。然而，当多数国家同时采取类似策略时，单个国家的优势便会相互抵消，最终结果仅仅是国际价格水平的全面下降，而无实质性的贸易流向变化。更为严重的是，竞争性贬值通常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提高关税、设置进口配额等，进一步抑制了全球贸易活动。

日本在货币贬值浪潮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日元跟随英镑贬值，使日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价格优势。从1931年至1933年，日本的出口仅下降了不到10%，而同期世界总出口额下降了约25%。日本商品的低价竞争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应，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在亚洲市场面临日本竞争的产业，纷纷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措施。

（三）美国的回应与美元贬值

在英镑和日元相继贬值后，美元成为明显高估的主要货币。由于美国仍坚持金本位，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偏高，导致美国出口急剧下滑，加深了国内的经济萧条。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他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

1933年4月，罗斯福宣布放弃金本位，禁止美国民众向海外出售黄金，禁止银行以黄金代替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并强制国内每个人和每家公司放弃黄金，接受兑换来的纸币。

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发布行政命令，将美元贬值，1美元在原先兑换23.22格令黄金的基础上贬值59.06%，降到只值13.71格令黄金，也就是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该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

美元贬值的目的十分明确：通过提升美国产品竞争力来刺激国内产业复苏。罗斯福在其第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广播演讲中强调，"人的自信比黄金更重要"，表明其政策重心已从维持外部稳定转向恢复内部经济增长。这一政策转向在当时获得了广泛支持，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甚至称赞罗斯福的决定是"摆脱可怕泥潭的必要措施"。

（四）金本位集团的困境

在英镑、日元和美元相继贬值后，仍坚持金本位的国家组成了所谓的"金本位集团"，主要包括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和波兰等国。这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或是因为持有大量黄金储备，或是因为担心贬值会引发通货膨胀，或是因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选择继续维系金本位制。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货币贬值，金本位集团国家的货币相对价值被显著高估，导致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偏高，竞争力急剧下滑。同时，由于市场预期这些货币最终也会被迫贬值，引发了投机性资本流动，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黄金外流压力。在严峻的经济压力下，金本位集团成员逐个放弃金本位，最后退出的国家是法国（1936年）和荷兰（1936年）。

金本位制的彻底崩溃标志着全球统一的货币体系终结，世界进入了区域货币集团竞争的新阶段。各国货币价值的决定不再基于黄金这一共同锚点，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政策选择，货币关系变得更加不确定和政治化。

三、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响应及其国际影响

（一）美国的货币政策演变

罗斯福政府上台后，美国的货币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除了放弃金本位和让美元贬值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银行体系的稳定和刺激经济增长。1933年的《紧急银行法》赋予政府广泛权力干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休假制度和重建投资者信心的措施。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货币体系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时代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紧密配合，形成了所谓的"新政组合"。根据云阿云智库的研究，1933年后美国的复苏主要归功于罗斯福新政中涉及的政府借贷和支出，而非单纯的货币扩张。从1933年6月到1936年6月，美国银行存款及货币供应量从233.6亿美元增加到341.0亿美元。然而，通过分析银行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可以发现，在此期间只有对公共部门的贷款有所增加，从86.3亿美元增加到163.0亿美元，而对私人部门的贷款实际上一直在萎缩。这表明1933年后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政府借贷，而非私人部门信贷的扩张。

美联储在这一时期的作用也值得关注。货币政策支持者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美联储在纽约股市崩盘后没有迅速扩大基础货币。然而，数据表明，在股市崩盘后，从1929年7月到1930年8月，银行向美联储的借款减少了95%，从8.01亿美元减少至仅4，300万美元。这主要是危机后贷款需求崩溃所致——借款人要么偿还债务，要么增加储蓄以支撑其资产负债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联储增加银行体系准备金，也难以刺激信贷扩张。2008年伯南克在雷曼兄弟倒闭后立即将基础货币翻番，但仍无法阻止信贷紧缩，也证明了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环境下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二）英国的货币政策与英镑区形成

英国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后，采取了灵活管理的货币政策。英格兰银行通过外汇平衡账户干预市场，平滑英镑汇率波动，避免过度波动对贸易和金融的冲击。同时，英国将利率降至2%，维持了极为宽松的信贷环境，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

作为历史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和全球金融中心，英国凭借其与自治领、殖民地及许多传统贸易伙伴的密切联系，建立了英镑区。在这一安排下，成员国将本国货币与英镑挂钩，持有英镑而非黄金作为主要外汇储备，并在伦敦进行大部分国际结算。英镑区的形成不仅稳定了英国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还巩固了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英国的货币政策调整相对成功。与坚持金本位至1936年的法国相比，英国在放弃金本位后经历了更温和的经济衰退和更快的复苏。到1935年，英国的工业产出已超过1929年水平，而法国的工业产出仍比1929年低20%以上。这一对比凸显了在严重萧条环境下，汇率灵活性的价值。

（三）法国的挣扎与金本位坚守

法国是金本位集团的核心国家，直到1936年才最终放弃金本位。法国的坚守有多重原因：首先，法国拥有大量黄金储备，担心货币贬值会导致资产价值缩水；其次，法国经历19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后，公众对货币稳定有强烈偏好；再次，法国的金融结构以小型储蓄银行为主，这些机构反对任何可能侵蚀资产价值的政策。

然而，坚持金本位的代价极为高昂。由于多数贸易伙伴的货币已贬值，法郎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上升，严重削弱了法国产业的竞争力。法国的出口急剧下降，旅游业也受到重创——外国游客因法郎高估而减少来访。与此同时，国内需求萎缩，价格下跌，企业利润下滑，导致大规模破产和失业。从1929年到1935年，法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约30%，失业人数大幅增加，尽管官方统计数据可能低估了真实失业规模。

法国的经历充分展示了在全球通货紧缩环境下坚持固定汇率的代价。当邻国纷纷通过货币贬值缓解通缩压力时，坚守金本位的国家不得不承受更严重的内部调整压力，包括价格和工资的被迫下降。直到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法国才最终放弃金本位，允许法郎贬值，但此时法国经济已遭受重创，社会分裂加剧，政治极端主义抬头。

（四）德国与日本的特殊路径

德国和日本在1930年代的货币政策选择具有鲜明特点，且都对国际货币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德国在1931年银行业危机后实施了严格的外汇管制，切断了马克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实际上已脱离金本位，但官方并未宣布放弃。纳粹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资本控制和贸易管理，建立了双边清算体系，通过与贸易伙伴签订特殊支付协议，维持国际贸易。在这一体系下，德国与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发展了一套复杂的易货贸易机制，用工业品交换原材料和农产品，减少硬通货使用。这种安排使德国能够在黄金和外汇储备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维持必要原料的进口和重整军备的需要。

日本在1931年跟随英国放弃金本位后，日元大幅贬值，显著提升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1931年至1933年，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约60%，推动日本出口特别是纺织品出口大幅增长。日本的低价竞争引发了国际贸易摩擦，尤其是对英国和荷兰在亚洲殖民地的纺织业造成严重冲击。为应对日本竞争，这些殖民地纷纷提高关税，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螺旋。

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了全方位的金融战。一方面，日本大量吸收法币，用以套取国民政府的外汇存底；另一方面，在占领区发行"伪币"，排斥法币流通，并向国统区大量倾注法币，引发通货膨胀。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日本共印制伪钞约45亿元，全部投放在了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用以套取物资和扰乱经济秩序。这种将货币政策与军事侵略结合的做法，代表了货币战争的极端形态。

四、国际货币竞争的全面展开

（一）货币集团的形成与对立

随着金本位制的崩溃，世界主要货币不再有共同的锚点，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集团化和区域化时期。1930年代中期，全球形成了三个主要的货币集团：美元区、英镑区和金本位集团（后来演变为法郎区），此外还有德国主导的外汇管制区和日本在亚洲构建的日元集团。

美元区以美国为核心，包括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多数国家。这些国家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持有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并与美国保持密切贸易关系。美国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与这些国家签订优惠贸易安排，强化了区域内经济联系。

英镑区如前所述，包括英国自治领（加拿大除外）、殖民地及与英国有传统贸易关系的国家如葡萄牙和瑞典。英镑区国家通过外汇平衡机制维持与英镑的固定汇率，并在伦敦保持银行账户，进行贸易结算。

金本位集团（法郎区）以法国为首，包括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波兰等国。这些国家最初坚持金本位，放弃金本位后仍通过协议维持彼此汇率稳定，形成了法郎区。法郎区国家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相对自由，但对区外国家则实施一定限制。

货币集团的形成使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呈现分割化特征。集团内部贸易相对顺畅，但集团间贸易则面临诸多障碍。这种分割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的萎缩——从1929年到1933年，世界贸易额下降了约65%，贸易量下降了约25%。贸易的崩溃不仅源于收入下降和保护主义，也与货币集团间的结算困难密切相关。

（二）美英法三国的货币外交

面对竞争性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主要国家也曾尝试通过国际协调解决问题。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是首次重要尝试，会议旨在稳定汇率和恢复国际货币秩序。然而，会议最终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与欧洲国家在政策优先顺序上存在根本分歧——罗斯福政府将国内复苏置于国际稳定之上，拒绝承担汇率稳定义务。

1936年，国际形势变化为货币合作创造了新契机。一方面，希特勒德国加紧重新武装，造成欧洲紧张局势，促使西方民主国家寻求合作；另一方面，英美经济已有所恢复，对货币稳定的需求上升。在此背景下，美国财长摩根索积极推动美英法三方货币谈判，最终于1936年9月达成《三方货币稳定协议》。

该协议是1930年代唯一成功的重要货币合作案例，其核心内容包括：法国承诺在法郎贬值后确立新的黄金平价；美国和英国承诺在法国需要时提供外汇支持，以维持新平价的稳定；三方同意逐步取消外汇管制，恢复货币自由兑换。协议的实际意义在于认可了法郎贬值的事实，并承诺通过合作避免竞争性贬值重演。

《三方货币稳定协议》反映了美国决策层的"思想进展"——从单纯关注国内复苏到认识到国际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同时，协议也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表明西方民主国家在面对法西斯威胁时，能够搁置经济分歧，寻求合作。然而，协议的实质性承诺相当有限，各方保留了大量自由裁量权，因此被称为"有限合作"。1936年后，国际货币关系虽有所缓和，但真正的稳定直到二战爆发后才通过完全不同机制实现。

（三）货币战争的亚洲战场

在亚洲，货币竞争呈现出与欧美不同的特点。日本自1931年放弃金本位后，积极利用日元贬值促进出口，同时在其控制的地区包括朝鲜、台湾、伪满洲国等推行日元联动机制，形成日元集团。日本还通过军事侵略手段，在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破坏活动。

日本对华金融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货币战、物资战和伪钞战。在货币战初期，日本大量吸收法币，用以套取国民政府的外汇存底；随着占领区扩大，日本开始发行"伪币"，排斥法币在日占区的流通，并向国统区大量倾注法币，引发通货膨胀。在物资战方面，日本通过武装走私和不等价交换，套取国统区的重要战略物资。最卑劣的是伪钞战——日本利用在香港截获的国民政府的造币设施及中国四大银行的钞票票版，印刷大量真版伪钞。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日本共印制伪钞约45亿元，全部投放在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用以套取物资和扰乱经济秩序。

面对日本的金融侵略，国民政府在1935年法币改革后建立了现代化的货币体系，但在金融战中仍处于被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创新性地开展了金融斗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破坏法币的政策做斗争，允许被割断的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各根据地据此发行了"边币"，并采取了系列措施巩固本地货币。

晋察冀边区的金融斗争尤为成功。边区政府摆脱了单纯与法币挂钩的策略，提出以硬通货和工农产品作为"边币"的币值保障，保持高比例的准备金和保证金。同时，边区政府设计了"梯度贬值"金融工具，根据边区中心与敌战区的距离远近，采取不同的兑换比值，通过市场手段使"法币"和"伪币"流回敌占区。这些政策使边币保持坚挺，与法币和伪币的贬值形成鲜明对比，既赢得了民心，也巩固了根据地经济基础。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薛暮桥的领导下，创造了独特的"物资本位"货币理论。薛暮桥认为，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除了金银外，也可以选择其他商品挂钩。只要根据地控制货币发行，并拥有足够的物资做保障，就可以调控货币，稳定物价。山东拥有丰富的海盐资源，这种具有稀缺性和属地优势的商品成为了当地的硬通货。基于这一理论，山东根据地成功驱逐法币，维持了物价稳定，为"红色货币学"奠定了基础。

五、货币战争对世界经济政治的深远影响

（一）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冲击

竞争性贬值和货币集团的形成对全球贸易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从1929年到1933年，世界贸易额从约350亿美元降至约120亿美元，下降了约65%。即使考虑价格因素，世界贸易量也下降了约25%-30%。贸易的崩溃不仅源于收入下降和需求萎缩，更与汇率不稳定和贸易保护主义密切相关。

为保护本国产业和改善贸易平衡，各国纷纷提高关税。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平均关税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关税报复。除了关税壁垒，各国还广泛采用进口配额、出口补贴和外汇管制等非关税壁垒。贸易金融的中断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困难——国际短期债务在1931年减少了33%-40%，约60亿美元退出了商业使用。

贸易萎缩与货币贬值形成了恶性循环。一国货币贬值初期可能改善贸易平衡，但当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措施后，这种优势便难以维持。最终，竞争性贬值导致了"贸易萎缩—经济危机加深—贸易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各国为保护作为外贸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外部价值，进行了疯狂努力，相继实行计划式经济政策，进一步扭曲了全球贸易体系。

（二）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破坏

货币战争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破坏同样深远。首先，金本位制的崩溃使国际资本流动失去了稳定基础，短期资本为规避汇率风险和政策不确定性，频繁大规模流动，加剧了汇率波动。其次，主要储备货币间的竞争削弱了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各国央行不得不调整储备结构，分散货币风险。

更为严重的是，国际借贷几乎完全中断。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导致了大量虚拟资本的消失，逐渐断绝了国际借款的渠道。债务国无法通过增加出口或借入新资金来筹措偿还债务所需的外汇，导致普遍债务违约。德国相应地减少了战争赔款的偿付，尽管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正在减少，但英国仍试图继续支付它那一部分的盟国间债务，这削弱了英镑，造成了英国价格大幅下跌的同时英镑价值下降。

在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中，政府间债务成为了核心问题。世界经济形势被政府间债务所控制，清偿这些债务所要求的货币转移，远远超出了债务国中私人部门所能提供的产生盈余的能力。各国政府接管了私人金融家的业务，以政治谈判的方式缔结各种协定，建立各种体系来平衡国际贸易和收支。与此相反，摩根、库恩-洛布、狄龙-里德等私人国际投资银行的权力则大为缩小。一度权势熏天的摩根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被迫将本公司拆分成两家企业，即摩根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丧失了超越政府的金融控制权。

（三）对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塑

货币战争不仅影响了世界经济，也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助长了政治极端主义。在德国，大萧条造成的经济灾难和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压力为纳粹上台创造了条件；在日本，经济困境和对外扩张的战略共同推动了军国主义势力崛起。其次，英美等民主国家因经济困境而自顾不暇，对法西斯扩张采取了绥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

货币集团的形成也重塑了国际关系。英国通过英镑区维持了与其自治领和殖民地的特殊经济关系，但面对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其实力已大不如前。美国利用美元区扩大在拉美的影响力，推行"睦邻政策"，但国内孤立主义情绪限制了其全球领导角色的发挥。法国试图通过金本位集团维持国际地位，但最终难逃经济衰退和政治分裂的命运。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1930年代的货币战争使各国认识到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种认识在二战后催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新型国际合作机制。然而，在1930年代，主要国家虽有合作意愿，但缺乏足够的政治决心和制度框架，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

六、货币战争中的国际合作尝试与失败

（一）国际联盟的努力与局限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在应对大萧条和货币战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成效有限。1930年，国际联盟成立了"黄金代表团"，研究黄金短缺和金本位制运作问题。代表团在1932年的报告中指出，黄金分布不均和汇率安排不当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问题，建议各国央行加强合作，协调货币政策，并考虑采用新的国际货币标准。

1933年，国际联盟在伦敦组织了"世界经济会议"，旨在协调各国政策，稳定汇率和恢复金本位制。会议筹备期间，专家们制定了详细计划，包括主要货币汇率稳定方案、关税休战协议和国际经济复苏措施。然而，会议召开时正值美国新政初期，罗斯福政府不愿为国际稳定牺牲国内政策灵活性，拒绝支持汇率稳定方案，导致会议最终失败。

国际联盟在货币问题上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美国不是成员国，限制了国际联盟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第二，国际联盟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和约束机制，难以协调各国利益；第三，国际联盟的决策过程过于官僚化和政治化，难以对快速演变的货币危机做出及时反应。

（二）中央银行的合作尝试

在政府间合作受阻的同时，中央银行间的合作也面临重重困难。1920年代，主要国家央行曾通过国际清算银行等平台进行有限合作，但在大萧条时期，这种合作难以维持。一方面，各国央行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不得不优先考虑国内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央行行长间的个人关系和信任也在危机中受损。

一个典型例子是英格兰银行与美联储的关系。蒙塔古•诺曼（英格兰银行行长）和本杰明•斯特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曾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但斯特朗于1928年去世后，这种关系难以为继。面对危机，两国央行难以协调政策，反而因利率政策和黄金流动问题产生分歧。

法国央行与美联储的关系同样紧张。法国在1920年代末积累了大量黄金储备，拒绝参与国际协调行动，坚持按规则运作，加剧了全球通缩压力。美联储则认为法国有意利用金本位制获取竞争优势，对合作持消极态度。

中央银行合作的破裂反映了国际货币事务政治化的趋势。在危机前，货币和汇率问题主要由技术官僚处理，相对独立于政治；但在危机期间，这些问题成为政治争议焦点，决策权逐渐转移到财政部门和行政首长手中。罗斯福直接掌控美元贬值决策，希特勒亲自干预外汇管制政策，都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三）1936年《三方货币协议》的意义与局限

作为1930年代唯一成功的重要货币合作案例，1936年美英法《三方货币协议》值得特别关注。该协议的达成标志着主要国家从"货币战"转向"有限合作"，承认了维持汇率相对稳定的共同利益。

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法国在法郎贬值后确立新的黄金平价；第二，美国和英国承诺在法国需要时提供外汇支持，以维持新平价的稳定；第三，三方同意逐步取消外汇管制，恢复货币自由兑换。这些条款看似简单，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们表明主要国家愿意为维持国际货币稳定承担一定责任。

然而，协议的实质影响相当有限。首先，它只是对既定事实的事后承认——法郎已经贬值，英美只是接受这一现实而非做出重大让步。其次，协议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各国保留了大量自由裁量权。再次，协议未能解决全球货币体系的根本问题，如下锚货币选择、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等。最后，随着1930年代末战争阴云密布，军事安全考虑压倒经济合作，协议的长期影响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三方货币协议》仍为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设计提供了有益经验。协议承认了大国特殊责任的原则，体现了灵活务实的合作精神，并尝试在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间寻找中间道路，这些都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者提供了借鉴。

七、货币战争的历史教训与当代启示

（一）大萧条时期货币战争的主要教训

1930年代货币战争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教训，对理解当代国际货币关系仍有重要价值。

首先，以邻为壑的政策最终损人不利己。竞争性贬值在短期内可能带来出口竞争优势，但当多国采取类似策略时，这种优势便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贸易萎缩和价格水平下降。最终，没有国家能从这场负和博弈中获益。历史数据显示，率先放弃金本位的国家（如英国）确实复苏较早，但当多数国家都贬值后，这种先发优势便不复存在。

其次，国际货币体系缺乏锚定物的危险。金本位制崩溃后，世界失去了共同的货币锚，导致汇率波动和不确定性大增。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难以协调政策，容易出现竞争性贬值。因此，一个稳定、公平的国际货币锚对于全球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第三，国际经济合作在危机中尤为必要但也尤为困难。大萧条时期，各国采取单边行动的动机远强于合作，因为合作收益不确定且需牺牲政策自主性。然而，缺乏合作正是危机深化和蔓延的重要原因。这表明，需要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特别是在危机时期。

第四，国内政策优先与国际稳定的矛盾。罗斯福政府将国内复苏置于国际稳定之上，反映了民主国家在危机中的政治现实。这一矛盾在当代依然存在，如何平衡国内政策自主权与国际稳定责任，是国际货币体系设计的核心难题。

（二）对当代国际货币体系的启示

1930年代的货币战争对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有多重启示。首先，它促使我们反思"货币战争"这一概念本身。有观点认为，"货币战争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因为在金本位时代，各国有明确的汇率政策，知道如何调整同其他国家的汇率；而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中，"没有一个国家有明确的汇率政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预测到本国汇率行为的实际后果，更不要说量化这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发动货币战争，也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发动货币战争"。今天所谓的"货币战争"，更多是"各国对经济发展失速的一种被动的政策反应"。云阿云智库•金融与经济战课题组认为这种观点是放屁！

其次，大萧条时期的经验表明，汇率制度选择需考虑国内外平衡。坚持固定汇率制可能牺牲国内经济稳定，而完全浮动汇率则可能导致过度波动和投机攻击。因此，某种形式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能是更优选择。同时，资本账户开放需与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避免短期资本流动冲击金融稳定。

第三，国际最后贷款人的重要性凸显。大萧条时期，缺乏有效的国际最后贷款人机制，导致银行危机跨国传染和国际流动性紧缩。二战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然而，IMF的资源和能力仍然有限，如何强化全球金融安全网仍是未竟议题。

第四，货币国际化应基于坚实的经济基础。英镑区的衰落和美元区的兴起表明，国际货币地位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和制度吸引力。强行推动货币国际化而不解决国内结构性问题，往往难以持续。这一点对今天的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启示。

（三）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1930年代货币战争的历史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了有益启示。首先，人民币的价值需要有个"锚"，这个锚不应当是美元，也不应当是一揽子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应当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国民资产的价值上。否则，中国经济会不必要地因为汇率的干扰而受到其他国家利率政策的影响。凯恩斯曾经建议，将国际货币建立在一揽子商品价格的基础上，但当时国际货币要解决的主要是贸易问题。今天，"货币的各种金融功能不断体现出来。对货币来说，资产的属性变得比商品的属性更重要"。因此，"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发行国家的国民资产总值。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不同货币之间的合理汇率"。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简单地加入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而应推动体系改革和完善。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明显缺陷，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却优先考虑美国国内政策目标，导致"特里芬难题"持续存在。人民币国际化应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相协调，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公平的全球金融架构。

第三，需要发展深度金融市场，特别是统一的债券市场和健全的股市，"来发现和交易自己的资产财富价值。否则，人民币的国际化将难以顺利实现"。1930年代，伦敦和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提供了支撑；今天，人民币国际化同样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工具。

最后，货币国际化离不开国家实力的全面支撑。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主导货币国家，不仅因为其经济规模，还得益于政治制度吸引力、军事优势和科技创新能力。人民币国际化也需与中国整体国力提升相同步，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结论

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货币战争是一段充满经验与教训的历史。它始于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发展于各国的竞争性贬值，深化于贸易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最终导致了全球贸易崩溃和经济萧条加剧。这场货币战争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有最终赢家美国，其次是英镑和日元，其它都是不同程度的失败者。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了国际政策协调的极端重要性，也看到了其在民族主义高涨时期的极端困难。我们见证了货币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也目睹了缺乏共同锚的货币世界的混乱无序。我们认识到，国内政策优先是民主国家的政治现实，但纯粹以邻为壑的政策最终损害所有国家的利益。

二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设计者从这段历史中汲取了宝贵经验，创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试图在固定与浮动汇率间寻找中间道路，在资本自由流动与政策自主权间寻求平衡。虽然该体系于1970年代初崩溃，但其精神和原则仍在影响今天的国际货币关系。

当今世界与1930年代有很大不同但却很相似——全球化程度更深，国际组织更多，政策工具更丰富，但历史是竟是如此相似，类似风险依然存在：贸易战、货币战、关税战、政府债务高企，民族主义抬头，打击私有巨头，百业凋敝，催生军国主义，国际合作机制面临瘫痪。

对中国而言，这段历史既警示了货币竞争的风险，也揭示了货币国际化的路径。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往往押韵。1930年代货币战争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依然回响，提醒我们国际货币关系的脆弱性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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