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金融战详细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嘉仪 云阿云智库•金融与经济战

编者按：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的全方位金融战，是其整体侵略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军事进攻、政治欺骗、文化奴役等手段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对中国的立体化侵略。这种金融战不仅是简单的经济掠夺，更是一场旨在摧毁中国抗战经济基础、实现"以战养战"目标的系统化战争。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的金融战，远不止于货币层面，更是一套完整的金融殖民体系。这套体系以日资金融机构为枢纽，以公债发行与物资管控为手段，实现了对中国经济资源的系统性掠夺。

日本对华的货币侵略并非单一手段的孤立应用，而是多种货币工具的协同作战，形成了复合型的货币攻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不同货币工具扮演着不同角色：军票依靠纯暴力强制流通；伪银行券试图营造"合法"外观；伪造法币则直接冒充中国合法货币。这三种手段相互配合，构成了针对中国货币体系的立体化攻击。

全文12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金融与经济战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会理事长

作者：李嘉仪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中美关系学者，金融专家

摘要与提纲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1931-1945），金融战作为其整体侵略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实施了系统化、多层次的货币操控与金融掠夺体系。本报告通过梳理历史事实与数据，全面分析了日本对华金融战的主要手段，包括发行军票、设立伪银行、大规模伪造法币、建立金融殖民体系等具体操作，并揭示其"以战养战"的战略本质。

《日本侵华战争中实施了全方位的金融战详情报告》。报告提纲如下：

一、核心观点导读：介绍日本侵华金融战的背景、研究意义和报告结构及观点等。

二、日本对华金融战的战略框架与历史背景：使用表格和段落分析日本金融战的战略构想、阶段演变和理论基础。

三、货币侵略体系：分点介绍军票、伪银行券和伪造法币的实施细节，包含多个表格对比。

四、金融殖民与资源掠夺：分析日资银行体系、公债掠夺和物资管控，使用表格展示机构网络。

五、中国方面的应对措施：列举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民间社会的反制手段，包含对策表格。

六、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总结金融战的后果、战后清算，并提出现代启示。

七、结论：概括金融战的核心逻辑和历史教训。

日本侵华战争中实施了全方位的金融战详情报告

李桂松 李嘉仪

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

一、核心观点导读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1931-1945），金融战作为其整体侵略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实施了系统化、多层次的货币操控与金融掠夺体系。本报告通过梳理历史事实与数据，全面分析了日本对华金融战的主要手段，包括发行军票、设立伪银行、大规模伪造法币、建立金融殖民体系等具体操作，并揭示其"以战养战"的战略本质。报告认为，日本通过金融手段不仅有效支撑了其军事侵略的经济成本，更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深远破坏，其历史教训对当代国家金融安全建设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1931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对中国发动并实施了全面侵略战争，其中金融领域的进攻构成了侵略战略的重要一环。与军事行动相比，金融战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其破坏力与影响力却同样深远。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深知，要彻底征服中国，仅靠武力是不够的，必须辅之以经济与金融层面的系统性破坏与控制，才能实现其"以战养战"、"分而治之"的殖民目标。透过货币与金融体系的视角，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复杂性、预谋性与残酷性。

近年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公开与研究深入，日本侵华金融战的全貌日渐清晰。据研究表明，日本在侵华期间制造的伪钞高达40亿元，在日占区流通的金额约25亿元，相当于抗日初期两三年的中国战争军费总额。这一数据仅反映了日本金融侵略的一个侧面，其整体金融战略涉及货币发行、银行体系控制、外汇抢夺、资本管制等多个方面，形成了系统性的金融殖民体系。

本报告旨在通过梳理历史事实与数据，全面还原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的全方位金融作战，揭示其运作机制、实施路径与历史影响，并为当代国家金融安全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报告将分为日本对华金融战的战略框架、货币侵略体系、金融殖民与资源掠夺、中国方面的应对措施、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等部分，系统解析这场没有硝烟却影响深远的金融战争。

二、日本对华金融战的战略框架与历史背景

日本对华的金融侵略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其长期殖民扩张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清晰的战略构想、理论支撑与阶段演变。理解这一战略框架，是把握日本全方位金融战的前提。

（一）战略构想与理论基础

日本对华金融战的指导思想可概括为"以战养战"，即通过在中国境内获取资源与资金，来支持其侵略战争的持续进行。这一战略最直接的体现是，日本侵略者在设计金融侵略方案时，明确提出了"破坏蒋介石政权的法币制度，扰乱其国内经济，摧毁该政权经济抗战力量"的方针。这一方针于1938年12月由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达批准，标志着金融战已成为日本国家层面的正式战略。

在理论层面，日本学界与军界为配合侵略需要，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论，如"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等。这些理论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核心目的都是为日本侵略提供"合法性"依据，试图从理论上证明日本主导东亚地区的"合法"性。这些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应用，表现为日本试图通过建立日元集团、推行联银券、实施汇兑集中制等手段，将中国纳入其金融殖民体系。

（二）历史演变与阶段划分

日本对华的金融侵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其军事扩张逐步深化的一套渐进式进程。根据其战略重点与手段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1931-1937年）：区域金融殖民阶段。这一阶段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并相应设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满币，初步形成区域性的金融控制体系。此时日本的金融侵略手段尚处于试验与区域实践阶段，为后续全面侵华时期的金融战积累了经验。

第二阶段（1937-1945年）：全面金融战阶段。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金融侵略也进入系统化、全方位实施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包括：在华北、华中等地广泛设立伪银行；大规模发行军票与伪币；有组织地伪造法币；建立全面的金融殖民与资源掠夺体系。本报告主要聚焦于此阶段的金融战实施情况。

表：日本对华金融战主要阶段与特征

（三）组织架构与执行体系

日本对华金融战的实施依赖于一个多层次的组织架构，涉及军方、政府机构、特务组织与民间企业等多方力量。其中，日本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 是伪造货币的主要执行机构，负责技术研发与伪钞生产。该研究所下设专门负责中国法币伪造的第三科，由山本宪藏具体领导。

除了登户研究所外，日本还动员了国内多家民间企业参与金融战，如凸版印刷株式会社、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等提供纸张与印刷技术支持。在中国境内，日本设立了各种特务机关负责伪钞的流通与使用，如著名的"阪田机关"（又称田机关）通过其创办的"诚达公司"及其53家分店，大规模使用伪法币套购中国物资。

同时，日本通过在各伪银行设立"顾问室"的方式，确保对这些金融机构的绝对控制。如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内设的"顾问室"，其人员由日本特务机关指派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选派，分行的一切业务活动均需听命于"顾问室"。这种严密的组织控制体系，保证了日本金融战策略的有效实施。

三、货币侵略：日本对华金融战的核心手段

货币体系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血液，也是日本对华金融战的核心攻击目标。日本通过多元化的货币手段，构建了一套系统性的货币侵略体系，旨在摧毁中国的金融体系，掠夺中国经济资源。

（一）军票与伪银行券的强制流通

军用手票（简称"军票"）是日本侵华金融战中最直接、最赤裸的货币工具。军票本质上是一种军事强制信用，没有任何发行准备，也不能兑换金银，完全依靠日军武力强制流通。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市民的同时，还发行"军票"，即将货币上"日本银行代换券"和"日本银行"字眼用红线盖去，改换成"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售票"，这无异于"杀人犯要被杀人者支付其他人的费用"。

军票的流通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与阶段变化。最初，军票主要在华中、华南地区流通，因为这些地区原本不是日元区，日军无法直接使用日本银行发行的货币。随着战事扩大，军票的发行量激增，但由于毫无限制的滥发，导致其价值迅速下跌，出现了"上午买只鸡，下午买粒米"的恶性通胀现象。

为弥补军票的不足并建立更"合法"的货币外观，日本在占领区陆续设立了一系列伪银行，并通过这些银行发行所谓的"合法"货币。其中最典型的是1938年3月在北平设立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该银行发行的"联银券"被强制在平、津、鲁、豫等华北地区流通。类似地，日本还在华中等地区设立了伪"华兴银行"、"中央储备银行"等，分别发行"华兴券"、"中储券"，构建了一套覆盖主要占领区的伪币体系。

这些伪银行虽然表面上采用了中西合璧的银行名称，但实质上完全受日本军方控制。如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建立，是由日本侵略者组织导演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具体执行，资本总额5000万元中，官股部分直接从朝鲜、横滨正金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借入1250万元，商股部分则强制分摊给中国、交通等八家银行。这种资本构成确保了日本对伪银行的绝对控制。

（二）伪造法币的全面攻势

伪造中国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是日本对华金融战中最具破坏性的手段之一。这一计划由日本陆军主计少佐山本宪藏提出，并于1938年12月获得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批准，代号"杉工作"。

山本宪藏是一位"中国通"，曾在日本关东军服役，前往中国东北"满洲国"从事兵要地志调研工作，对中国币制有深入研究。他在《法币谋略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以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这四个发券银行的法币为伪造对象，通过伪钞购买国统区货物，同时收集情报，实现军事与经济双重目标。

日本伪造法币的过程经历了从技术摸索到规模化生产的演变。初期，山本宪藏团队选择了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但后来发现他们伪造的竟然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第一次伪造计划流产。经过不断技术改进，到1939年11月，山本团队试制成功了假法币，但因纸币太新容易露出马脚，于是采用"污损器"将新钞速变为旧钞，并通过真伪混合、注意捆条、签印、装箱材料等手段，使伪钞更加难以识别。

1941年后，日本伪造法币的技术得到质的飞跃。日军攻占香港后，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及一批法币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不久，又在占领仰光时发现了一座国民政府设在此处的印钞厂。这些发现为日本伪造更高质量的法币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据台湾学者许介麟的研究，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总额约40亿元，在日占区流通的金额约25亿元，而从中国抗战开始到武汉失陷，国民政府的战费只有10亿至15亿元，国家行政经费仅7亿元，合计不过17亿至22亿元。这意味着日本制造的伪钞总额，竟相当于抗日初期两三年的中国战费，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依靠伪钞维持的战争。

（三）多元货币手段的协同效应

日本对华的货币侵略并非单一手段的孤立应用，而是多种货币工具的协同作战，形成了复合型的货币攻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不同货币工具扮演着不同角色：军票依靠纯暴力强制流通；伪银行券试图营造"合法"外观；伪造法币则直接冒充中国合法货币。这三种手段相互配合，构成了针对中国货币体系的立体化攻击。

这种多元货币攻击的背后，是日本精心设计的货币替代战略。日本在占领区通过行政命令、市场操纵等多种手段，强制推行日系货币的使用，同时打压和排斥中国法币。例如，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立即公布其发行的"联银券"与法币等价流通，规定市场交易都须使用"联银券"，银行钱庄帐目一律以"联银券"为本位币。随着战事推进，日本更是在占领区直接禁止法币流通，强制民众将法币兑换为伪币，进而通过这些伪币掠夺民间财富。

表：日本对华货币侵略的主要手段与特点

四、金融殖民与资源掠夺体系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的金融战，远不止于货币层面，更是一套完整的金融殖民体系。这套体系以日资金融机构为枢纽，以公债发行与物资管控为手段，实现了对中国经济资源的系统性掠夺。

（一）日资金融机构的殖民网络

日本在华建立的金融机构网络，是其金融殖民体系的组织基础与执行枢纽。这一网络由三类机构组成：特殊银行、普通银行与专业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金融殖民体系。

1.特殊银行

特殊银行是日本对华金融殖民的核心工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横滨正金银行成立于1880年，总行设在日本横滨，1912年11月在哈尔滨建立分行，是日本在黑龙江地区开设的第一家银行。该行以经营对外汇兑、贴现为主，受日本政府颁布的《横滨正金银行条例》规范，成为经营外汇的专业银行，同时也是对外进行殖民侵略的金融工具。日俄战争时期，该行发行巨额"军用手票"，1913年其大连分行受日本政府之命，在东北发行"金票"，充作货币资本，作为放款的资金来源，实行金融掠夺。

2.朝鲜银行

朝鲜银行则是另一家拥有特殊地位的日资银行。该行原为1909年成立的韩国银行，1911年日本颁布《朝鲜银行法》后改组更名，总行设于朝鲜汉城。1916年7月，朝鲜银行在哈尔滨建立分行，同时在齐齐哈尔设立支店。该行从横滨正金银行接办金票发行权，初期主要流通在东北南部地区，沙俄卢布崩溃后，乘虚北上，成为操纵东北金融市场的主要力量。到1935年，朝鲜银行的存款额为1378.4万日元，占日资银行存款总额的50.6%；放款总额为1015.9万日元，占日资银行放款总额的35.5%。

3.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则是日本在东北拥有特权的特殊银行之一，专注于长期实业贷款与直接投资。该社于1908年借口"开发朝鲜"设立总行于汉城，后移往东京，1919年6月设立哈尔滨支店。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以办理长期实业贷款为重点，也直接向农林、矿山、畜牧、水产等实业办理所谓"开发"投资。到1929年，哈尔滨东洋拓殖株式会社贷款总金额占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在大连、沈阳、哈尔滨3处贷款总额的21%。1939年盈利70.99万日元，为长春、沈阳两地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盈利之和的2.6倍，显示其在北满地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除了这些特殊银行外，日本在黑龙江地区还设立了十多家普通日资银行，如龙口银行、哈尔滨实业银行、株式会社哈尔滨银行、正隆银行等。这些银行虽然规模较小，但在配合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服务日本商民、支持日资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构成了日本对华金融殖民的毛细血管网络。

（二）公债政策的隐性掠夺

发行公债是日本对华金融战中一种相对隐蔽但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手段。在沦陷区发行公债，隐性劫掠中国资财，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1931-1945）实行对华经济战、以逞其"以战养战"战略企图的一个重要工具。

日本在华公债政策随战局的变化而变化，大致经过了有限度发行、扩大发行、无限度滥发三个阶段。战争初期，日本主要发行少量用于特定项目或地区的公债；随着战事扩大，公债发行规模不断增加，用途也更加广泛；到了战争后期，随着日本财政状况恶化，公债发行几乎失去控制，成为纯粹的财政透支工具。

这些公债的发行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与欺骗性。一方面，日本往往通过其控制的伪政权强制银行、企业与个人购买公债；另一方面，又通过虚假宣传，将这些公债包装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必要手段。例如，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时，日本就强制平津八家主要银行认缴股本，硬性分摊给中国450万元，交通350万元，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及河北省各80万元，伪冀东银行50万元，并要求各行交现洋。这种强制性的资本筹措方式，实质上是变相的公债掠夺。

（三）物资管控与战略资源抢夺

日本对华金融战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货币与金融控制，更是通过金融手段实现对中国战略资源的系统性掠夺。这种掠夺通过直接的物资抢夺、价格管控与专卖制度等多种方式实施，形成了完整的资源掠夺链条。

物资抢夺是最直接的掠夺方式。日军在占领区域经常直接抢夺粮食、矿产、工业设备等战略物资，并辅以金融手段"合法化"这种抢夺行为。例如，日军经常使用毫无价值的军票或大量伪造的法币"购买"物资，这实质上是变相的抢劫。更甚的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市民的同时还发行"军票"，无异于"杀人犯要被杀人者支付其他人的费用"。

价格管控与专卖制度则是更系统化的资源掠夺手段。日本侵略者为便于搜刮物资，以应军需，陆续成立了各种专卖组织、统制协会、行业组合。如华北石炭专卖公司、米谷统制协会、棉花统制协会、纤维协会、皮革统制协会等垄断组织，全面控制关键物资的生产与流通。这些组织通过行政手段压低收购价格，然后运往日本或其它战场，支持日本的战争机器。

日本还强令一些工厂停止正常生产，为日军加工军需物品，强逼厂商献铜献铁，不惜停产拆机器。所有这些措施，不仅使工商各业的正常生产、正当经营受到挟制，蒙受损失，而且也切断了银钱业与各工商户的正常往来，放款对象大大减少，资金来源枯竭，从而全面破坏了中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

表：日本对华金融殖民与资源掠夺的主要机构与功能

五、中国方面的应对措施与反制手段

面对日本发动的全方位金融战，中国各方力量包括国民政府、抗日根据地及民间社会，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与反制手段，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防御战。这些措施虽然在初期较为被动，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了系统性的应对体系。

（一）国民政府的金融反制

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在面对日本金融侵略时，采取了一系列官方层面的反制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法币政策调整、金融监管加强以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伪钞反击。

1.法币防卫与政策调整

面对日本伪造法币的猖獗行为，国民政府通令严禁假币的流通，规定凡贩卖牟利者严行究办，举报者有奖，并对大案要案及时曝光，以警世人。同时，国民政府不断调整法币的防伪技术，提高伪造难度。1942年，国民政府甚至委托英美两大造币公司合作，改进法币的纸张与印刷技术，从物理层面提升货币的防伪能力。

2."以假对假"的特别行动

面对日本来势汹汹的经济战，国民政府也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成立了"对敌经济作战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据后来统计，军统印出来的日伪钞票总数多达15000多箱。这些伪钞主要用于在日占区购买物资、支付情报费用，以及扰乱日占区金融秩序。

3.外汇管制与物资管控

为应对日本通过伪造法币套取外汇的企图，国民政府加强了外汇管制，严格审查法币兑换外币的申请。同时，对于关键战略物资实施统制政策，限制其流向日占区，削弱日本通过伪钞获取战略资源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的金融反制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战争初期的节节败退与政治腐败等问题，其效果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在战争初期，面对日本的金融攻势，国民政府显得较为被动，直至战争中期才逐渐建立起相对系统的防御体系。

（二）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与国民政府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反制日本金融战方面采取了更具特色且往往更为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紧密结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适应农村环境和战争状态的金融防御体系。

1.独立货币体系的建立

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独立货币（通常被称为"抗币"或"边币"），如晋察冀边币、冀南币、北海币等。这些货币与法币、伪币形成隔离，防止日本伪造货币根据地的流通。1942年2月，根据地推广用自造的土纸印钞票，钞票上也尽可能加些小玩意儿。这种土纸使用期一般为半年，而敌伪伪造纸币上市起码费时半年。因土纸破旧，老百姓会自动要求兑换新票，这时只要将旧票版颜色变换一下，敌伪造的抗币一进入根据地内，很快就会被发现。

2.灵活多样的反假币斗争

针对日伪制造的假抗币和假法币，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开展了持久的反假币斗争。1940年8月3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曾发布《为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通令》，并附以识别的办法。各根据地还通过群众路线，发动普通民众参与反假币斗争，教授民众识别假币的技巧，设立举报网络，使假币在根据地难以流通。

3.物资调控与市场管理

抗日根据地还通过调节物资流通，应对日本的金融侵略。一方面，限制重要战略物资流出根据地；另一方面，积极组织物资进口，平衡根据地的货币流通。同时，通过公营商店、合作社等机构，参与市场调节，平抑物价，稳定抗币价值。

抗日根据地的金融反制措施虽然规模有限，但因其紧密结合实际、依靠群众，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在保护根据地经济、维持民生方面，这些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敌后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撑。

（三）民间社会的自发抵抗

除了官方层面的应对措施外，中国民间社会也自发形成了多种形式的金融抵抗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分散，但汇聚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金融战的效果。

1.货币选择的隐性抵抗

在日占区，尽管日本强制推行军票和伪币，但许多民众仍然私下保留法币或银元，拒绝使用日系货币。特别是在英法租界，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分行，仍然收付法币，拒收伪币。这种货币选择上的偏好，体现了民众对日本金融侵略的无声抗议。在租界内的华商银行则采取变通策略，兼收两种货币，并分立帐户，以保障储户的利益。

2.金融行业的自律与抵抗

天津、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虽然被迫在日伪控制下经营，但往往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消极抵抗。有的银行如盐业、四行储蓄会等，唯恐"动辄得咎"，招来无妄之灾，采取少做甚至不做业务的消极态度，周旋应付，坐吃山空。更多行庄则普遍设立后帐，以逃避敌伪的监控检查。后帐的存放款利率、放款金额和对象均可不受伪"联银"的种种限制，如后帐放款月息多在5分以上，高于伪"联银"规定不超过月息3分的限制。这种后帐制度，虽然在法律上存在瑕疵，但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对日本金融控制的抵抗。

3.物资交流的暗中维护

部分商人在日占区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之间，暗中维持着物资交流渠道，避免日本通过金融手段完全控制中国经济脉络。这些商人在客观上帮助维持了中国各地经济的微弱联系，为战后经济重建保留了一定基础。

表：中国各方应对日本金融战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六、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的金融战，不仅对战时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其影响更延伸到战后中国乃至当代中国的金融建设。全面评估其历史影响，提炼其中的当代启示，对于理解历史、警示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日本对华金融战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多维度、深层次的破坏，这种破坏远不止于战争期间，更影响了战后中国的经济重建与发展轨迹。

1.恶性通胀与经济混乱

日本通过大量发行军票、伪币和伪造法币，直接导致了货币的超额投放，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日占区，物价飞涨，民生凋敝，普通民众生活极度困难。以上海为例，从1937年到1945年，物价上涨了数万倍，民众的储蓄被洗劫一空。这种通胀不仅发生在日占区，还通过货币流通渠道波及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造成全国范围的经济波动。

2.金融体系的分裂与破坏

战前，国民政府通过法币改革，初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货币体系。但日本的金融侵略导致中国出现了多个货币体系并存的局面：日占区的军票与伪币、国统区的法币、抗日根据地的抗币，以及传统的银元等多种货币同时流通，使中国金融体系陷入分裂。这种分裂状态不仅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为战后中国的经济重建埋下了隐患。

3.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

日本通过金融手段，系统性掠夺了中国的大量社会财富。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华期间制造的40亿元伪钞，加上通过军票、伪银行券等手段掠夺的财富，总额难以精确计算，但无疑是天文数字。这些财富的流失，使中国失去了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本积累，延缓了中国工业化进程。

4.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

在日本"以战养战"的政策下，日占区经济结构出现了明显的畸形化。一方面，与军事相关的产业得到过度发展；另一方面，民生工业严重萎缩。同时，日本在占领区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强行改变传统经济联系，导致区域经济布局失衡。这种经济结构的扭曲，在战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

（二）战后清算与历史遗留问题

二战结束后，对日本金融战的清算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彻底，留下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1.战争赔偿的缺失

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未能充分落实。特别是在金融侵略方面，日本通过货币手段掠夺的中国财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国民政府虽然曾在战后进行过初步统计，但由于内战爆发，未能进一步追索。新中国成立后，也因国际环境制约，未能有效解决此问题。

2.历史责任的模糊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试图模糊其在华金融战的历史责任，甚至将伪造货币等行为美化为"战时必要的经济谋略"。这种历史认识的偏差，导致日本社会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不足。正如山田朗教授所指出的，"有关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的'货币战'，中日学界的研究开展得还比较少"，"为了防止重蹈覆辙，日本民众需要了解更多历史真实和日本过去犯下的错误"。

3.证据销毁与历史研究困难

日本战败后，登户研究所仓库存放的伪钞被紧急销毁。据正地次男回忆道，日本战败后，研究所仓库内的伪钞仍堆积如山，上司要求赶紧销毀制造伪钞的罪证，以逃避战争罪行追究。正地和同僚不分昼夜泼油点火销毁伪钞，又把灰烬装入袋子扔到河里。这种有组织的证据销毁行为，为后世历史研究增加了难度。

（三）当代启示与国家金融安全建设

日本对华金融战的历史虽然已过去80多年，但其教训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金融安全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金融主权的重要性

日本对华金融战的历史表明，金融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丧失金融主权，国家的货币发行权、金融监管权将被剥夺，经济命脉将被外部势力控制。因此，维护金融主权应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当代中国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必须坚持金融主权原则，确保金融政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2.货币防伪技术的持续创新

日本伪造法币的历史提醒我们，货币防伪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环节。随着科技发展，伪造货币的技术也在不断进步，这就要求货币发行机构持续创新防伪技术，提高货币伪造的难度。同时，要加强公众的防伪知识普及，形成全社会共同防范假币的屏障。

3.金融安全的系统工程建设

日本对华金融战的多手段协同表明，金融安全威胁往往是系统性的，需要建立全面的金融安全体系。这包括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健全的金融危机应对机制等。只有构建起多层次的金融安全网，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潜在的金融风险。

4.国际金融合作的必要性

日本对华金融战的历史也从反面说明，国际金融合作对于维护区域乃至全球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共同防范跨境金融风险，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全球金融格局。

七、结论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的全方位金融战，是其整体侵略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军事进攻、政治欺骗、文化奴役等手段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对中国的立体化侵略。这种金融战不仅是简单的经济掠夺，更是一场旨在摧毁中国抗战经济基础、实现"以战养战"目标的系统化战争。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核心结论：

首先，日本对华金融战具有明显的预谋性与系统性。从战略构想、组织架构到实施手段，都体现了高度的计划性与协调性。日本不仅动用了军方、政府、研究机构、民间企业等多种力量，还根据战争进程不断调整金融战策略，形成了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多层次金融侵略体系。这种系统化的金融战表明，日本对华的侵略是经过长期准备、全盘考虑的殖民扩张行为。

其次，日本对华金融战的手段多样且相互协同。从军票的强制流通、伪银行的设立与伪币的发行，到大规模伪造法币、建立金融殖民网络，再到公债掠夺与物资管控，构成了一个全方位的货币金融攻击体系。这些手段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共同服务于破坏中国金融体系、掠夺中国经济资源的总体目标。特别是伪造法币这一手段，其规模之大、技术之精、影响之深，在世界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第三，日本对华金融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不仅战时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了恶性通胀、金融体系分裂、社会财富流失和经济结构畸形，而且影响了战后中国的经济重建与发展轨迹。同时，由于战后清算不彻底，留下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題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最后，日本对华金融战的历史为当代国家金融安全建设提供了重要警示。它提醒我们，金融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防伪是金融安全的关键环节，金融安全体系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国际金融合作是应对全球金融风险的必要途径。只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加强金融安全建设，才能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种金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