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会与日本侵华战争详情报告（一）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

编者按：“黑龙会”作为明治末年至昭和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右翼团体之一，其活动贯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等多个关键节点，是日本对外扩张意识形态的重要推手与执行工具。全文27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核心观点摘要

黑龙会与日本军部、政府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合作”或“利用”，而是一种深度嵌套的共生体。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资源与庇护，它则为国家执行高风险、高道德成本的任务。这种“灰色治理”模式，使日本得以在维持表面法治的同时，实施系统性侵略。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场长达十四年的民族浩劫中，除日本政府、军队外，一批极端民族主义与右翼组织也深度参与了侵略策划、情报搜集、舆论煽动乃至直接暴力行动。其中，“黑龙会”作为明治末年至昭和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右翼团体之一，其活动贯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等多个关键节点，是日本对外扩张意识形态的重要推手与执行工具。

本报告旨在系统梳理黑龙会的历史起源、组织架构、在华活动、与军部及政府的关系，并重点分析其在侵华战争中的具体罪行，以正本清源，警示后人。所有内容均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美国国家档案馆、东京审判文献及中外权威学术研究成果整理而成。

《黑龙会与日本侵华战争详情报告》提纲内容如下：

一、黑龙会的起源与意识形态基础

（一）创立背景：日俄战争前夜的扩张思潮

黑龙会成立于1901年2月3日，由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在日本福冈创立。其名称源自黑龙江（日语称“黑龙”），寓意“控制黑龙江流域，进而掌控满洲乃至整个亚洲”。这一命名本身就体现了其强烈的大陆扩张野心。

其前身可追溯至1881年成立的“玄洋社”，该组织以“尊王攘夷”“征韩论”为口号，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日本在东亚的霸权。黑龙会继承并激进化了玄洋社的“亚细亚主义”，但更强调“大亚细亚主义”——即以日本为“盟主”，联合亚洲各国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实则为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提供理论包装。

（二）核心意识形态：“大亚细亚主义”与“脱亚入欧”的悖论

黑龙会宣称“黄种人团结对抗白种人压迫”，鼓吹“日中提携”“日鲜同祖”，但其真实逻辑是：日本作为“先进文明国”，有责任“引导”落后亚洲国家，必要时可使用武力“解放”之。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变体，将侵略美化为“解放”。

内田良平在《东亚同盟论》（1914）中明确提出：“满蒙非支那（中国）固有领土，乃日本生命线。”这一观点成为日后关东军制造“满洲独立”、建立伪满洲国的理论先声。

（三）与天皇制、神道思想的结合

黑龙会成员多信奉国家神道，将天皇视为“现人神”，认为对外扩张是“奉敕行事”。其组织内部设有神龛，定期举行祭祀仪式，强化成员的“神圣使命”意识。这种宗教化动员使其区别于一般政治团体，更具狂热性与牺牲精神。

二、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

（一）领导核心：头山满与内田良平

头山满（1855–1944）：被称为“右翼之父”，虽不常公开露面，但凭借其在政商军界的广泛人脉包括与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元老的关系，成为幕后操盘手。他资助大量右翼活动，庇护浪人、间谍，甚至干预内阁人事。

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实际运营者，著述颇丰，擅长理论构建与国际宣传。他多次赴欧美游说，试图将黑龙会包装为“反殖民解放运动组织”。

（二）成员构成：浪人、间谍、军官与政客

黑龙会成员早期以“大陆浪人”为主，即脱离藩籍、无固定职业但精通武术、语言、情报技能的武士阶层后裔。他们深入中国东北、蒙古、朝鲜等地，从事测绘、策反、暗杀等活动。

随着影响力扩大，大量日本陆军军官尤其是参谋本部、关东军系统、外务省官员、财阀代表如三井、三菱加入或与之合作。包括：

土肥原贤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早年曾受黑龙会资助在中国活动；

板垣征四郎（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与黑龙会保持密切联系；

近卫文麿内阁时期，黑龙会成员频繁出入首相官邸。

（三）资金来源与国际网络

1.黑龙会资金主要来自：

①日本财阀的秘密捐助（以换取在华商业特权）；

②政府专项拨款（尤其在战时）；

③鸦片、走私等非法贸易（在满洲、华北地区）；

④海外日侨捐款。

2.国际网络

其国际网络遍及上海、哈尔滨、天津、汉口、新加坡、旧金山、巴黎等地，设有“支部”或“联络站”，兼具情报站、宣传点、避难所功能。

三、黑龙会在侵华各阶段的具体活动

（一）早期渗透（1901–1931）：情报搜集与颠覆活动

1.日俄战争期间（1904–1905）：黑龙会派遣数百名浪人潜入中国东北，为日军提供俄军布防情报，破坏铁路、通讯设施。部分成员直接参与战斗。

2.辛亥革命时期（1911）：黑龙会支持孙中山革命，但真实目的是削弱清政府，为日本攫取满洲权益创造条件。内田良平曾协助孙中山流亡日本，并提供资金，但同时也在策划“满蒙独立运动”。

3.五四运动前后：黑龙会煽动在华日侨制造事端，如1923年“济南惨案”中，黑龙会成员参与组织暴徒袭击中国军民。

4.张作霖事件（1928）：尽管主流史学认为皇姑屯爆炸系关东军河本大作所为，但黑龙会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并在事后协助掩盖真相。

（二）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建立（1931–1937）

黑龙会在此阶段达到影响力顶峰：

①提供“满洲非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编纂《满蒙问题资料集》供军部使用；

②派遣特务策反东北军将领如熙洽、张海鹏等；

③在东京组织“满洲青年联盟”，制造舆论支持出兵；

④协助溥仪从天津秘密转移至旅顺，全程由黑龙会成员护送。

⑤伪满洲国成立后，黑龙会成员大量进入伪政权担任顾问，控制警察、教育、宣传系统。

（三）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

1.情报与特务活动：黑龙会与“梅机关”“竹机关”等特务组织协同，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建立间谍网，刺探国军部署、策反地方势力。

2.鸦片毒化政策：在华北、华中占领区，黑龙会控制的“宏济善堂”等机构大规模贩卖鸦片，既牟取暴利，又削弱中国民众抵抗意志。据东京审判证据，仅1943年华北鸦片销售额达数亿日元。

3.文化侵略：创办《东亚日报》《大陆新报》等媒体，宣扬“大东亚共荣圈”，诋毁中国抗战。

4.直接参与暴行：部分黑龙会成员加入“特别任务班”，参与南京大屠杀后的“清乡”行动，实施屠杀、强奸、掠夺。

四、黑龙会与日本军部、政府的关系

（一）“民间”外衣下的国家工具

尽管黑龙会名义上为“民间团体”，但自成立起即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外务省保持紧密合作。其活动经费常由军方秘密拨付，行动计划需经军部批准。例如，1931年关东军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时，多次征询黑龙会意见。

（二）对政党的渗透与操控

黑龙会通过资助政党如政友会、民政党、收买议员、制造社会骚乱等方式干预日本内政。1930年代，其支持的“血盟团”“樱会”等激进组织发动多起暗杀如暗杀首相犬养毅等，推动日本走向法西斯体制。

（三）战时整合：被纳入“大政翼赞会”

1940年，日本实行“新体制运动”，所有政党、团体被强制解散，整合为“大政翼赞会”。黑龙会名义上解散，但其骨干转入军部特务机关或“兴亚院”，继续发挥作用。

五、战后清算与历史遗留问题

（一）东京审判中的缺席

令人遗憾的是，黑龙会主要领导人头山满、内田良平等均未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原因包括：

①美国为冷战需要，有意保留日本右翼势力以对抗共产主义；

②黑龙会活动多属“非官方”，难以直接归责；

③头山满1944年病死，内田良平1937年已去世。

（二）战后右翼的延续

黑龙会解散后，其思想与人脉被“儿玉机关”“胜共联合会”等组织继承。今日日本部分右翼团体如“日本会议”仍奉头山满为精神导师，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

（三）中国学界的研究进展

中国自1980年代起加强对黑龙会研究。代表成果包括：

步平：《日本右翼问题研究》

王新生：《黑龙会与近代日本对华政策》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日本侵华密电•黑龙会卷》（2017）

这些研究利用新解密档案，证实黑龙会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

六、历史启示与当代警示

（一）黑龙会的本质：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黑龙会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日本近代“超国家主义”思潮的产物。它表明：侵略战争不仅依靠军队，还需庞大的民间动员网络、意识形态灌输与经济利益捆绑。

（二）对“历史修正主义”的警惕

当前日本部分政客与学者试图将黑龙会描绘为“爱国志士”“亚洲解放者”，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我们必须坚持：任何美化侵略的行为都是对3500万中国死难同胞的亵渎。

（三）加强历史教育与档案开放

建议：

①将黑龙会罪行纳入中小学历史教材；

②推动中日韩共同编写近代史读本；

③支持民间团体收集、翻译黑龙会原始文献。

结语

黑龙会虽已消亡，但其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幽灵仍未远去。唯有铭记历史、捍卫真相，才能防止悲剧重演。中国人民珍爱和平，但绝不容忍对侵略罪行的任何淡化与遗忘。

附录

A黑龙会大事年表（1901–1945）

B主要成员名录及结局

黑龙会与日本侵华战争详情报告（一）

李桂松 李国琥

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

历史记忆与正义责任

历史不是尘封的故纸堆，而是民族精神的基因图谱；记忆不是怀旧的情绪宣泄，而是文明存续的道德基石。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为惨痛的浩劫之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十四年浴血抗战，中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620多亿美元（按1937年币值），无数城市化为焦土，千万家庭支离破碎。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生死搏斗中，侵略者不仅动用了现代化军队、毒气武器与细菌战部队，更倚仗一个庞大而隐秘的社会动员网络——其中，“黑龙会”作为极端右翼组织的典型代表，以其狂热的意识形态煽动、系统的情报渗透、残酷的暴力执行和狡诈的文化伪装，深度参与并助推了这场反人类的侵略战争。

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历史高点回望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不仅要铭记前线将士的英勇牺牲、平民百姓的坚韧不屈，也必须正视那些隐藏在幕后的推手与帮凶。黑龙会虽非日本政府正式机构，却以其“民间”身份为掩护，成为军国主义扩张意志的社会触角与行动臂膀。它以“大亚细亚主义”为幌子，行殖民掠夺之实；以“日中提携”为口号，施分裂颠覆之策；以“解放亚洲”为旗帜，布鸦片毒化之网。其活动贯穿甲午战争后的东亚格局重塑、日俄战争中的情报战、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局干预、伪满洲国的炮制，直至全面侵华战争中的暴行实施，构成了日本对华侵略从思想酝酿到实践落地的关键一环。

然而，长期以来，黑龙会的历史角色在公众认知中仍显模糊。一方面，因其组织形态松散、行动高度隐蔽，加之战后刻意销毁档案，使其罪行未能如731部队或南京大屠杀那样广为人知；另一方面，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向，使得包括黑龙会在内的诸多右翼势力未被彻底清算，其思想余毒至今仍在日本社会某些角落潜伏、发酵。近年来，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势力与右翼团体试图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将黑龙会头山满等人包装为“爱国志士”“亚洲先觉者”，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不仅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更对地区和平与国际正义构成潜在威胁。

正因如此，对黑龙会进行系统、深入、基于史实的研究，已不仅是学术课题，更是国家责任与时代使命。2014年，中国以立法形式确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彰显了党和国家“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202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进一步强调：“应当加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历史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在此背景下，厘清黑龙会的真实面目，揭露其在侵华战争中的具体罪行，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更是对民族尊严的捍卫，对和平正义的守护。

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秉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严格依据中国、日本、美国等国解密档案、东京审判文献、当事人回忆录及中外权威学术成果，力图构建一个全景式、多维度的黑龙会研究框架。我们拒绝情绪化指控，坚持用史料说话；我们反对片面夸大，力求客观平衡；但我们更坚决抵制任何试图为侵略行为开脱、为战争罪犯翻案的言行。因为，历史的正义不容交易，民族的记忆不容篡改，3500万死难同胞的冤魂不容亵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黑龙会的研究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罪责意识不是自我贬低，而是通向新生的起点。”只有当加害者真正承认历史错误，受害者才能获得心灵疗愈，两个民族才能走向和解。然而，和解的前提是真相，而真相的基石是记忆。今日之中国，已不再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今日之世界，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史为镜的智慧。我们撰写此报告，既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警醒，更是对未来的承诺——绝不让历史的黑暗再次笼罩人类文明的天空。

在此意义上，对黑龙会的研究，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正义对话，是一次对民族集体记忆的庄严守护，更是一份献给和平时代的沉思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何“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为何“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一、黑龙会的起源与意识形态基础

（一）时代裂变：明治维新后的扩张焦虑与“大陆政策”雏形

黑龙会并非凭空诞生的极端组织，而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多重矛盾激荡下的产物。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但其国家发展始终伴随着深刻的地缘焦虑与身份困惑。一方面，日本成功摆脱了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跻身帝国主义行列；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资源匮乏、人口稠密的岛国，其资本积累与战略安全高度依赖对外扩张。这种“岛国困境”催生了以“征韩论”“征台论”“征清论”为核心的“大陆政策”。

早在1874年，日本便借“琉球漂民事件”出兵台湾，首次试探清政府底线；1875年《江华条约》迫使朝鲜开国，迈出控制半岛的第一步；1894年甲午战争更是一举击溃北洋水师，迫使清廷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未果）。这一系列胜利极大刺激了日本国内的扩张野心，也催生了一批主张“积极进取”的民间力量。他们不满于政府“渐进式”外交，认为应以更激进手段夺取满洲、蒙古乃至整个东亚的主导权。黑龙会正是在这一思潮涌动中应运而生。

1901年2月3日，黑龙会在福冈正式成立。选择此地并非偶然——福冈地处九州北部，隔海相望朝鲜半岛，自古便是日本经略大陆的前沿基地。其名称“黑龙”直指黑龙江，象征着对满洲腹地的觊觎。正如创始人内田良平所言：“吾人之志，在于黑龙之畔，建大亚细亚之基业。”这一命名本身就宣告了其地缘政治野心：以满洲为跳板，进而掌控整个亚洲大陆。

（二）思想谱系：从“尊王攘夷”到“大亚细亚主义”的演变

黑龙会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江户末期的“尊王攘夷”运动。当时，面对西方列强叩关，一批下级武士主张“尊奉天皇、驱逐外夷”，虽具民族主义色彩，但本质是保守排外。明治维新后，“攘夷”目标转向西方，而“尊王”则被改造为效忠天皇制国家。这一思想经由西南战争（1877）失败后的浪人阶层传承，逐渐演变为更具侵略性的“国权论”。

黑龙会直接继承并激进化了其前身——1881年成立的“玄洋社”的思想遗产。玄洋社由头山满等人创立，以“雄飞海外、八纮一宇”为口号，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其早期活动集中于朝鲜，支持开化派政变（如1884年甲申政变），试图将朝鲜变为日本附庸。然而，玄洋社仍带有浓厚的地方帮会色彩，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

黑龙会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升级”。它不再满足于零散的颠覆行动，而是构建了一套看似具有“道义正当性”的理论体系——“大亚细亚主义”。该理论宣称：白种人凭借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压迫黄种人，亚洲各国应联合起来反抗西方霸权；而日本作为“唯一成功现代化的亚洲国家”，理应成为“盟主”，领导亚洲实现“共荣”。这一话语极具迷惑性，尤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印度、越南、菲律宾）中曾引发一定共鸣。

然而，历史实践无情揭穿了其虚伪性。黑龙会所谓的“亚细亚团结”，实则是以日本利益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内田良平在1914年出版的《东亚同盟论》中直言：“支那（中国）四亿民众如散沙，无自治能力，需日本引导；朝鲜民族愚昧，须日本教化；唯日本乃东亚文明之灯塔。”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优越论，暴露了“大亚细亚主义”不过是殖民主义的新包装。

（三）核心人物：头山满与内田良平的双星格局

黑龙会的成功，离不开两位关键人物的互补协作：头山满与内田良平。

头山满（1855–1944），出身熊本藩下级武士家庭，早年参与“神风连之乱”（1876），后转向右翼活动。他性格沉稳，极少公开演讲，却凭借超凡的人脉网络成为“日本右翼之父”。其影响力遍及政界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元老；军界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等；财界三井高栋乃至黑社会山口组前身等。他从不直接指挥行动，而是通过资金支持、关系斡旋、危机庇护等方式操控全局。例如，1909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头山满为其提供藏匿场所；1920年代，他资助大量青年军官赴华“考察”，实为培养特务人才。

内田良平（1874–1937），则是一位理论家与国际活动家。他精通英语、汉语，曾多次赴欧美游说，试图将黑龙会塑造成“反殖民解放运动组织”。他著述等身，代表作包括《支那分割论》《兴亚策》《俄国革命与东亚》等，系统阐述黑龙会的世界观。他提出“满蒙生命线论”，声称“日本若失满蒙，则国运危殆”，此论后被关东军奉为圭臬。内田还擅长利用媒体，创办《黑龙》杂志（1901–1945），发行量一度达10万份，成为右翼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

二人分工明确：头山满负责“地下运作”，内田良平负责“理论输出”与“国际公关”。这种“行动—话语”双轨模式，使黑龙会既能深入渗透，又能占据道德高地。

（四）意识形态内核：“脱亚入欧”与“兴亚”悖论的合流

耐人寻味的是，黑龙会的“大亚细亚主义”与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逻辑前提：亚洲（尤其中国）落后、腐朽、不可救药。福泽主张日本应脱离亚洲，加入西方文明；黑龙会则主张日本应“拯救”亚洲，实则取而代之。二者殊途同归，都将日本置于亚洲的“他者”位置，为其扩张提供合法性。

黑龙会进一步将这一逻辑宗教化。它融合国家神道思想，宣称天皇是“天照大神”后裔，日本负有“八纮一宇”（天下一家，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圣使命。成员入会需宣誓“为天皇献身”，组织内部设神龛，定期举行“奉告祭”。这种宗教狂热使其区别于一般政治团体，更具牺牲精神与行动力。

此外，黑龙会还吸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地缘政治学说。它引用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将满洲视为“控制欧亚大陆的关键”；借用斯宾塞“适者生存”观念，论证日本对弱国的征服是“自然法则”。这些“科学化”包装，使其意识形态更具迷惑性与传播力。

（五）社会土壤：浪人阶层、民族主义情绪与国家默许

黑龙会的崛起，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基础。明治维新后，大量失去俸禄的武士沦为“浪人”，他们精通武术、熟悉兵法、通晓汉学，却无固定职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黑龙会为他们提供了“报国”渠道——赴大陆从事情报、策反、暗杀等活动，既满足其“武士道”精神，又获得经济回报。

同时，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极大激发了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和魂”“国益优先”成为社会主流话语。黑龙会巧妙利用这一氛围，将自身塑造为“爱国先锋”。例如，日俄战争期间，它组织“义勇队”赴前线支援，赢得广泛同情。

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对黑龙会采取“默许—利用—控制”的策略。外务省、陆军参谋本部常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其下达任务，如搜集中国军事情报、策动边疆分裂势力等。这种“灰色合作”使黑龙会既能规避官方责任，又能获得实质支持，形成独特的“半官方”地位。

（六）国际语境：帝国主义竞争与“黄祸论”的反向刺激

黑龙会的意识形态也受到国际环境深刻影响。19世纪末，欧美盛行“黄祸论”，渲染黄种人威胁白人文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绘制《黄祸图》，鼓吹联合遏制亚洲。这种种族主义话语反而刺激了日本右翼的反弹心理。黑龙会宣称：“既然西方视我为敌，不如主动出击，建立黄种人帝国。”它将自身定位为“黄种人抵抗西方的先锋”，以此争取亚洲反殖民力量的支持。

然而，这种“反西方”姿态并未导向真正的平等合作。当印度独立运动领袖拉苏•比哈尔•鲍斯流亡日本寻求支持时，黑龙会虽提供庇护，却要求其承认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这种居高临下的“援助”，暴露了其本质仍是帝国主义逻辑的翻版。

小结：综上所述，黑龙会的起源绝非偶然事件，而是明治日本在现代化、民族主义、地缘竞争、社会转型等多重力量交织下催生的极端产物。其意识形态以“大亚细亚主义”为外衣，内核却是赤裸裸的殖民扩张与种族优越论。它既继承了传统武士道的暴力基因，又吸收了现代地缘政治与种族理论的话语工具，形成一套极具煽动性与欺骗性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不仅为其后续在华罪行提供了“正当性”辩护，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社会动员的重要支柱。

二、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

（一）“双核驱动”：头山满与内田良平的权力分工

黑龙会虽名义上为民间团体，但其组织效能远超一般政治结社，核心在于其独特的“双核驱动”领导模式——头山满主“隐”，内田良平主“显”，形成一套高效而隐蔽的指挥体系。

头山满（1855–1944）作为精神领袖与幕后操盘手，从不担任正式会长职务（首任会长为平冈浩太郎），却通过“顾问”身份掌控全局。他深谙“无为而治”之道，极少出席公开会议，却在东京麹町私邸设立“黑龙会中枢联络所”，每日接待军政要员、财阀代表、浪人头目。据日本外务省1923年内部报告记载：“凡涉大陆事务，若未得头山氏首肯，纵关东军亦难推进。”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头山满擅长“人脉政治”：他资助青年军官留学、为政客竞选提供资金、为黑道首领调解纠纷，以此构建一张覆盖政、军、财、黑四界的隐形权力网。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曾专程赴其宅邸“请教满洲方略”，足见其战略地位。

内田良平（1874–1937）则负责日常运营与对外形象塑造。他长期担任黑龙会“理事”兼《黑龙》杂志主编，通过出版、演讲、国际联络等方式扩大组织影响。内田精通多国语言，曾七次赴欧美游说，向西方媒体宣称黑龙会是“亚洲民族解放同盟”，试图争取国际同情。在国内，他系统整理黑龙会行动纲领，编纂《兴亚策》《满蒙问题研究》等手册，分发给会员及军部参考。其办公室设于东京神田，既是编辑部，也是情报汇总中心。每日有数十名“大陆归还者”（即从中国返回的特务）在此汇报情况，内田亲自批注后转交参谋本部。

这种“头山定方向、内田抓执行”的分工，使黑龙会既能保持战略高度，又能高效落地，成为日本对华渗透的“神经中枢”。

（二）成员构成：从“大陆浪人”到“体制内合作者”的演变

黑龙会成员结构随时代演进不断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1–1918）：以“大陆浪人”为主体

早期成员多为明治维新后失势的武士阶层后裔，通称“浪人”。他们精通汉语、蒙古语或朝鲜语，熟悉中国地理民情，擅长暗杀、策反、测绘。代表人物如：

川岛浪速：策划“满蒙独立运动”，收养肃亲王之女金璧辉即川岛芳子；

多田骏：后为陆军大将，早年受黑龙会资助在哈尔滨活动；

铃木彦次郎：潜入内蒙古煽动王公脱离中央。

这些浪人无固定编制，靠任务酬金维生，行动灵活但纪律松散。

第二阶段（1919–1931）：军部与官僚深度介入

随着日本对华政策转向激进，大量现役或预备役军官加入黑龙会。据1927年黑龙会内部名册显示，会员中陆军军官占比达37%，外务省官员占12%。典型如：

土肥原贤二：1920年代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期间，常与黑龙会成员密会，共享情报；

板垣征四郎：多次在黑龙会主办的“满蒙问题研讨会”上演讲；

佐藤贤了：后为东条英机内阁军务局长，早年通过黑龙会渠道进入中国东北。

此时，黑龙会已从“外围辅助”变为“体制内协同”。

第三阶段（1932–1945）：全面融入战争机器

伪满洲国成立后，黑龙会成员大量进入傀儡政权任职。例如：

萩原敬三：任伪满外交部顾问；

小泽开作：组建“中华民国新民会”，推行奴化教育；

伊东忠夫：控制华北鸦片专卖系统。

同时，黑龙会设立“青少年训练所”，招募日本及在华日侨青年，培训间谍技能。至1940年，其登记会员逾万人，实际关联人员含外围合作者估计超过5万。

（三）组织架构：层级分明又灵活机动的“蜂巢式”网络

黑龙会采用“总部—支部—个人”三级结构，兼具集中性与分散性：

1.总部（东京）：设理事会、总务部、宣传部、调查部、财务部。其中“调查部”最为关键，下设“支那课”“满蒙课”“苏俄课”，专职收集情报。

2.国内支部：在大阪、神户、长崎等港口城市设点，负责人员输送、物资调配。福冈支部因靠近朝鲜，专司对朝渗透。

3.海外支部：遍布东亚、东南亚、北美。重要据点包括：

①上海支部：设于虹口日租界，由浪人头目田中隆吉主持，负责华东情报；

②哈尔滨支部：依托“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监控中东铁路沿线；

③旧金山支部：联络北美日侨，监视华侨抗日活动；

④新加坡支部：战时协助南方军实施“肃清”行动。

各支部享有高度自主权，可自行发展成员、执行任务，仅重大行动需报总部批准。这种“蜂巢式”结构使其极难被彻底摧毁——即使总部遭查抄，地方网络仍可运转。

（四）资金来源：合法掩护与非法暴利并存

黑龙会经费来源复杂多元，形成“明暗双轨”体系：

1.合法渠道：

①财阀捐助：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为换取在华商业特权，定期捐款。1932年三井物产一次捐赠即达50万日元（约合今1亿日元）；

②政府补贴：外务省以“文化事业费”名义拨款；陆军省通过“特别任务费”秘密资助；

③会员会费：普通会员年缴10日元，特别会员（多为政商名流）年缴100–1000日元。

2.非法渠道：

①鸦片贸易：在满洲、华北控制“宏济善堂”“蒙疆鸦片专卖局”，垄断毒品产销。据美国战略情报局1945年报告，黑龙会每年从中获利超2亿日元；

②走私与勒索：在天津、青岛等地经营军火、黄金走私；向在华日商收取“保护费”；

③诈骗与掠夺：以“投资”“借款”为名骗取华侨资产；战时直接劫掠中国民众财物。

这种“以毒养战、以黑养谍”的模式，使其具备强大再生能力。

（五）行动机制：情报—宣传—暴力三位一体

黑龙会的运作并非单一功能，而是整合情报搜集、舆论操控与暴力执行的复合体系：

1. 情报网络

成员以商人、记者、教师、僧侣等身份为掩护，在华建立庞大间谍网。例如：

①在北平，以“东亚文化协会”名义开设汉语学校，实为特务训练基地；

②在南京，利用佛教寺院传递密电；

③在重庆，收买国民党低级军官获取军情。

其情报不仅供军部使用，也用于敲诈勒索或股市投机，形成“情报资本化”链条。

2. 宣传机器

创办《黑龙》《大陆评论》《兴亚日报》等刊物，宣扬“日中亲善”“共存共荣”。同时资助中文报纸如《新申报》《沪报》，刊登亲日文章。1938年，黑龙会还制作电影《东亚之光》，美化日军侵华行径。

3. 暴力执行

直接参与或策划多起暴力事件：

1923年“济南惨案”：黑龙会成员混入日军，煽动屠杀中国军民；

1932年“一•二八事变”：组织“敢死队”袭击上海闸北；

1937年后，在华北“清乡”中充当“特别任务班”，实施屠杀、强奸、焚烧。

（六）与国家机器的共生关系：“非官方”的官方工具

最值得警惕的是，黑龙会虽无政府编制，却与日本国家机器形成深度共生：

与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设有“黑龙会联络官”，定期交换情报；关东军特务机关常借调黑龙会成员；

与外务省：驻华使领馆为其提供外交庇护；部分外交官本身就是会员；

与内务省：警察系统对其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协助打压左翼人士。

这种“体制外包”模式，使日本政府既能利用黑龙会达成战略目标，又可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推卸责任。正如历史学家约翰•道尔所言：“黑龙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子手臂’——看不见，却无处不在。”

小结：综上，黑龙会绝非松散的右翼社团，而是一个组织严密、资金雄厚、行动高效的准国家特务机构。其“蜂巢式”网络、“三位一体”行动模式及与军政系统的深度绑定，使其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性武器”。理解其运作机制，是揭露日本侵略全貌的关键一环。

三、黑龙会在侵华各阶段的具体活动

（一）初期渗透（1901–1931）：以“大陆浪人”为先锋的情报与颠覆网络

黑龙会自成立之日起，即将中国视为首要活动舞台。其早期策略可概括为“以浪人为眼，以商埠为巢，以分裂为刃”，通过非官方身份深入中国腹地，构建一张覆盖东北、华北、蒙古乃至西南的隐秘网络。

1.日俄战争期间（1904–1905）：充当日军“影子侦察兵”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黑龙会迅速动员数百名成员潜入中国东北。他们以商人、僧侣、医生等身份为掩护，执行三大任务：

①军事情报搜集：绘制俄军要塞布防图、铁路线路、水源分布。据日本防卫省战史档案记载，黑龙会成员高山信义曾冒死潜入旅顺港，带回俄军舰队部署图，被参谋本部誉为“价值千金”；

②破坏与扰乱：炸毁中东铁路桥梁、切断电报线、散布俄军溃败谣言，制造恐慌；

③策反清军与地方武装：向奉天巡防营军官行贿，使其在日军进攻时“按兵不动”。

战后，黑龙会凭借“功绩”获得军部信任，其在哈尔滨、大连、安东（今丹东）设立常驻据点，成为日后对华渗透的桥头堡。

2.辛亥革命时期（1911–1912）：双重面孔的“革命支持者”

辛亥革命爆发后，黑龙会采取“表面助华，实则谋利”策略。一方面，内田良平亲自接待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提供资金与庇护，并协助其组建同盟会东京支部；另一方面，黑龙会同步策划“满蒙独立运动”，试图趁中国政局动荡之机肢解边疆。

1912年，头山满授意川岛浪速联络肃亲王善耆、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组建“宗社党”，鼓吹“满蒙自立”。黑龙会不仅提供武器弹药，还派遣军事顾问训练其武装。

1916年张勋复辟期间，该势力再度活跃，虽最终失败，却为日后伪满洲国埋下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黑龙会对孙中山的支持并非出于道义，而是希望中国陷入长期分裂，便于日本操控。内田良平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支那若统一，则日本无隙可乘；唯使其南北对立，方可渔利。”

3.五四运动至济南惨案（1919–1928）：煽动排外与暴力挑衅

一战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黑龙会转而采取“激化矛盾、制造事端”策略。

1923年“临城劫车案”（外国旅客被土匪绑架）发生后，黑龙会散布谣言称“中国政府纵容排外”，鼓动列强对华施压。

1928年“济南惨案”是其暴力干预的典型。当北伐军逼近济南，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黑龙会成员混入日军，组织“义勇团”，率先袭击中国外交机构，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其随员。事后，黑龙会控制的《大阪每日新闻》反诬中国“虐杀日侨”，为日军扩大军事行动制造借口。

4.皇姑屯事件（1928）：幕后推手与情报支持

尽管主流史学认定皇姑屯爆炸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主谋，但黑龙会提供了关键支持：

①其哈尔滨支部长期监视张作霖专列行程；

②成员松井源之助后任伪满警务司长绘制了南满铁路沿线地形图；

③事成后，黑龙会协助掩盖证据，销毁部分通信记录。

这一事件标志着黑龙会从“外围辅助”正式升级为“核心共谋”。

（二）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建立（1931–1937）：从策动到建政的全面介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黑龙会影响力的巅峰期。其活动从幕后走向台前，深度参与事变策划、伪政权构建与国际舆论操控。

1.事变前的思想与组织准备

早在1920年代末，黑龙会即系统炮制“满蒙非中国论”。1931年出版《满蒙问题资料集》，宣称“满洲自古为独立区域，汉人统治仅三百年”，为侵略提供“历史依据”。同时，其“满蒙青年联盟”在东京组织集会，高呼“出兵满洲”，制造民意压力。

更关键的是，黑龙会为关东军提供大量“在地人才”。如甘粕正彦（原黑龙会成员，后任伪满协和会指导部长）早在1920年代就在奉天开设咖啡馆，实为情报站；大迫通贞（黑龙会理事）直接参与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

2.事变中的直接参与

九一八当晚，黑龙会成员协同关东军行动：

①在沈阳，组织“便衣队”袭击警察局、电话局，制造混乱；

②在长春，策动吉林军阀熙洽宣布“独立”；

③在哈尔滨，煽动白俄雇佣兵对抗东北军。

据伪满洲国首任“国务总理”郑孝胥日记记载：“黑龙会诸君日夜奔走，实为建国之基。”

3.溥仪转移与伪满建立

1931年11月，黑龙会受命秘密将溥仪从天津静园转移至旅顺。全程由上角利一（黑龙会骨干）指挥，路线经海路绕行大连，避开国民政府监控。途中，黑龙会成员假扮船员、医生、仆役，确保万无一失。

伪满洲国成立后，黑龙会成员大量进入政权核心：

驹井德三：任“实业部总长”，掌控经济命脉；

佐佐木俊郎：任“文教部次长”，推行奴化教育；

小泽开作：组建“协和会”，实施思想统制。

黑龙会甚至主导设计伪满国旗、国歌，试图构建“合法性”符号体系。

4.国际舆论战：包装“独立国家”幻象

为争取国际承认，黑龙会发动全球宣传攻势：

①在日内瓦，资助日本代表团散发《满洲国真相》小册子；

②在美国，通过日侨社团游说国会，声称“满洲人民自愿脱离中国”；

③在上海，创办英文报纸《远东时报》，美化伪满“建设成就”。

尽管国际联盟最终通过《李顿报告》否定伪满合法性，但黑龙会的舆论操作一度迷惑部分西方媒体。

（三）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从特务活动到系统性暴行

七七事变后，黑龙会全面融入日本战争机器，其活动从政治颠覆转向系统性掠夺与暴力镇压。

1.情报与特务协同：嵌入日军特务机关

黑龙会与日军“梅机关”（上海）、“竹机关”（南京）、“兰机关”（武汉）深度合作：

①提供国军将领背景资料、地方帮会关系网；

②策反国民党地方官员，如1938年策动河北民军司令乔明礼投日；

③在重庆、成都等地建立地下电台，传递轰炸目标情报。

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后，黑龙会成员清水董三出任“最高军事顾问”，实际掌控伪军调动权。

2.鸦片毒化政策：以毒品为武器的经济战

黑龙会是日本“以毒养战”政策的核心执行者。1938年，其主导成立“宏济善堂”（总部设于上海），垄断华中、华南鸦片产销。运作模式如下：

①在蒙古、热河种植罂粟；

②在天津、青岛提炼海洛因；

③通过特务网络分销至国统区、游击区。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敌伪毒品档案》显示，仅1943年，宏济善堂在江苏一省销售额达1.2亿法币，利润用于购买军火。更恶劣的是，日军在扫荡村庄时故意投放鸦片，诱使青壮年成瘾，丧失抵抗能力。

3.文化侵略：奴化教育与媒体操控

黑龙会控制多家中文媒体：

①《新申报》（上海）：每日刊登“中日亲善”社论；

②《庸报》（天津）：歪曲抗战形势，散布“中国必亡”论；

③《盛京时报》（沈阳）：篡改历史教材，宣称“满洲自古属日”。

同时，在华北推行“新民主义教育”，强制学生学习日语、参拜神社、唱《东亚进行曲》。黑龙会成员常以“教育督导”身份巡视学校，惩罚“思想不纯”师生。

4.直接参与战争暴行

部分黑龙会成员加入“特别任务班”“宣抚班”，直接参与暴行：

①南京大屠杀期间：成员田中军吉（后被处决）率队在中华门一带屠杀平民；

②华北“三光作战”：黑龙会浪人组成“讨伐队”，焚烧村庄、强奸妇女、活埋村民；

③强征劳工：在山西、辽宁煤矿，监督中国劳工超强度劳动，致死率高达30%。

东京审判证词显示，黑龙会成员常以“惩罚抗日分子”为名，实施无差别屠杀。

（四）战时整合与功能转型（1940–1945）

1940年日本成立“大政翼赞会”，强制解散所有政党与民间团体。黑龙会名义上解散，实则转入地下或并入官方机构：

①骨干转入“兴亚院”“大东亚省”，继续对华事务；

②情报网络移交“陆军情报部”；

③鸦片业务由“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接管。

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龙会仍在策划“一亿玉碎”本土决战方案，其极端性可见一斑。

附录A：黑龙会重大侵华事件时间表（1901–1945）

附录B：主要成员在华罪行案例汇编

1.川岛浪速

罪行：策划“满蒙独立运动”，收养并培养川岛芳子为特务。

案例：

1912年：收养肃亲王之女金璧辉（川岛芳子），培养其为特务。（《川岛芳子回忆录》）

1931年：秘密将溥仪从天津转移至旅顺，全程由上角利一指挥。（郑孝胥《郑孝胥日记》1931年11月10日）

2.田中军吉

罪行：南京大屠杀期间率队屠杀平民。

案例：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田中军吉率队在中华门一带屠杀平民。（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第28卷）

3.甘粕正彦

罪行：镇压抗日志士，操控协和会。

案例：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担任警务高官，镇压抗日志士，操控协和会。（伪满档案）

4.儿玉誉士夫

罪行：战时从事特务活动，战后组建“儿玉机关”。

案例：

1945年：战后成立“儿玉机关”，继续从事反共情报活动，并获得CIA秘密资助。（日本最高法院洛克希德案判决书）

5.佐藤贤了

罪行：参与策划太平洋战争。

案例：

1941年：参与策划太平洋战争，后在东京审判中被判无期徒刑。（IMTFE判决书）

附录C：宏济善堂毒品贸易路线图

1.宏济善堂总部在上海

2.原料产地：

内蒙古、热河：种植罂粟，提供鸦片原料。

蒙古国边境：通过走私渠道获取额外原料。

3.加工基地：

天津、青岛：设有提炼工厂，将鸦片加工成海洛因或其他毒品形式。

4.分销网络：

华北、华东、华南：通过特务网络、黑帮势力、地方官员等渠道，向各大城市渗透。

国统区、游击区：利用日军占领区与非占领区的交界地带，实施大规模毒品贩卖，削弱抵抗力量。

5.具体案例：

1938年：宏济善堂正式成立，垄断华中、华南鸦片产销，年利润超2亿日元。（《宏济善堂1938年度决算书》）

1941年：日军在扫荡村庄时故意投放鸦片，诱使青壮年成瘾，丧失抵抗能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敌伪毒品档案》）

小结：综上，黑龙会在侵华各阶段的活动呈现出从边缘渗透到核心共谋、从思想煽动到系统暴行的演进轨迹。它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触角”，更是其罪行的直接参与者与放大器。忽视黑龙会的作用，就无法完整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全貌。

四、黑龙会与日本军部、政府的关系

（一）“体制外包”：国家默许下的“灰色代理人”

黑龙会虽名义上为“民间团体”，但自成立之初便与日本国家权力核心保持密切联系。这种关系并非偶然合作，而是一种制度化的“体制外包”模式——即政府将敏感、非法或不便公开的对外行动，委托给具有“非官方”身份的组织执行，既可达成战略目标，又能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推卸责任。

早在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日本外务省即通过秘密渠道向黑龙会拨付20万日元“特别活动费”，用于在朝鲜与中国东北策动反俄运动。此后，此类“灰色拨款”成为常态。据日本大藏省1925年内部备忘录记载：“对黑龙会之资助，不列预算，不记账目，由外相与陆相联署特批。”这种“账外财政”机制，使黑龙会获得稳定资金支持，同时规避国会监督。

更关键的是，黑龙会成员常被赋予“半官方”身份。例如，1918年西伯利亚出兵期间，黑龙会骨干柴田隆一郎被任命为“关东军特命调查员”，持军方证件自由出入满洲各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小泽开作以“黑龙会代表”身份出任伪政权“协和会”理事，实则受日本驻伪满大使馆直接指挥。这种“身份模糊化”策略，使其既能享受官方资源，又能规避外交风险。

（二）与陆军参谋本部：情报共享与战略协同

黑龙会与日本陆军的关系最为紧密，尤以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为核心纽带。

1.情报交换机制

自1907年起，参谋本部设立“黑龙会联络课”，专职对接其情报工作。黑龙会每月提交《支那情势月报》，内容涵盖：

①中国军队调动与编制；

②地方军阀派系矛盾；

③共产党与国民党活动；

④民众抗日情绪指数。

作为回报，参谋本部向黑龙会开放部分军事地图、密码本及敌后作战指南。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曾三次赴黑龙会东京总部，与其共同推演“满洲占领方案”。事后，石原在日记中写道：“黑龙诸君熟知满洲民情，其助胜于一师团。”

2.人员双向流动

大量陆军军官以“休假”“考察”名义加入黑龙会，反之亦然。典型案例如：

土肥原贤二：1920年代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期间，常以黑龙会会员身份出席其聚会，获取浪人网络支持；

板垣征四郎：在策划“华北自治”时，委托黑龙会策反宋哲元部下；

武藤章（后为甲级战犯）：早年通过黑龙会渠道进入内蒙古，收集蒙古王公情报。

这种“旋转门”机制，使军部与黑龙会形成利益共同体。

3.联合行动：从“满蒙独立”到“清乡作战”

在重大行动中，双方常协同作战：

1931年，关东军提供炸药，黑龙会负责安放，共同制造柳条湖事件；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黑龙会“上海义勇队”配合日军第10军登陆杭州湾；

1941年后，在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黑龙会浪人组成“宣抚班”，随日军扫荡村庄，甄别“抗日分子”。

美国战略情报局1944年报告指出：“黑龙会是日本陆军在华最可靠的非正规辅助力量。”

（三）与外务省：外交掩护与舆论操控

外务省虽标榜“文官外交”，但对黑龙会采取“利用—管控”策略。

1.外交庇护

黑龙会成员在华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后，外务省常以“侨民保护”为由施压中方释放。1926年，黑龙会特务山田茂在北平刺探冯玉祥军情被捕，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立即照会北洋政府，称其“仅为商人”，最终迫使其获释。

2.舆论协同

外务省新闻课与黑龙会宣传部定期召开“对华舆论协调会”，统一口径。例如：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双方同步发布“中国军队挑衅”声明；

1937年南京陷落后，共同散布“秩序已恢复”假消息，掩盖屠杀真相。

更隐蔽的是，外务省资助黑龙会在欧美设立“亲日文化中心”，如纽约“东亚研究所”、巴黎“日法协会”，实为反华宣传据点。

3.人事渗透

部分外交官本身就是黑龙会会员。如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均在黑龙会名册中有登记。他们在任内不仅提供情报，还协助黑龙会成员获取签证、居留许可。

（四）对内阁政治的干预：从幕后操控到前台施压

黑龙会不仅影响外交与军事，还深度介入日本内政，尤其在1930年代推动国家走向法西斯化。

1.资助政党与收买议员

黑龙会通过“政治献金”操控政友会、民政党等主流政党。1928年田中义一内阁时期，黑龙会一次捐款即达30万日元，换取其对“满蒙积极政策”的支持。同时，其控制的“爱国青年同盟”在选举期间恐吓反对派候选人，制造“白色恐怖”。

2.策划暗杀与政变

黑龙会支持或直接参与多起暴力事件：

1930年，资助“血盟团”暗杀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三井财阀首领团琢磨；

1932年“五一五事件”，海军青年军官刺杀首相犬养毅，黑龙会提供武器与藏匿场所；

1936年“二二六兵变”前，部分叛乱军官曾在黑龙会训练所接受思想灌输。

这些行动虽未直接夺权，却极大削弱了政党政治，为军部独裁铺平道路。

3.影响首相人选

头山满凭借其“元老级”影响力，多次干预首相提名。1937年近卫文麿组阁前，曾专程拜访头山满，承诺“推进兴亚政策”；1940年米内光政因反对三国同盟被逼下台，黑龙会发动媒体围攻是重要推手。

（五）与天皇制国家体系：意识形态的共谋

黑龙会虽无直接接触天皇的渠道，但其意识形态与天皇制国家高度契合。

1.神道思想的融合

黑龙会将国家神道作为精神支柱。其总部设“天照大神”神龛，新会员入会需宣誓“为天皇陛下尽忠”。每年12月25日明治天皇诞辰，举行“奉告祭”，诵读《教育敕语》。这种宗教化仪式，使其行动被赋予“神圣性”。

2.“八纮一宇”的实践者

“八纮一宇”（天下一家，以天皇为中心）是昭和初期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黑龙会宣称：“吾人之使命，乃实现八纮一宇于东亚。”其“大亚细亚主义”实为该理念的对外延伸。1940年，黑龙会主动解散并入“大政翼赞会”，正是为了响应“举国一致”体制，表明其始终服务于天皇制国家目标。

3.天皇默许的“爱国行为”

尽管无直接证据表明天皇知晓黑龙会具体行动，但其长期存在且未被取缔，本身就构成一种默许。裕仁天皇在1931年曾对近臣表示：“民间有志之士忧国忧民，虽手段激烈，其心可嘉。”这种态度，为黑龙会提供了合法性空间。

（六）战时整合：从“民间团体”到“国家工具”的完成

1940年，日本推行“新体制运动”，所有政党、社团被强制解散，整合为“大政翼赞会”。黑龙会于同年10月正式宣布解散，但其功能并未消失，而是被系统性吸纳：

①人员分流：骨干转入“兴亚院”“大东亚省”“情报局”等新设机构；

②网络移交：海外支部转隶外务省“文化事业部”；

③资金并轨：鸦片贸易由“蒙疆银行”接管，利润纳入军费；

④思想延续：“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直接继承“大亚细亚主义”。

至此，黑龙会完成了从“体制外激进团体”到“体制内执行工具”的蜕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附件一：黑龙会与日本各政府部门联络机制

军部：黑龙会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及陆军省保持密切联系，通过情报交换、人员流动等方式协同作战。

外务省：通过新闻课和情报课提供外交庇护与舆论支持，驻华使领馆为其提供在华活动的便利。

内阁：首相官邸和执政党（如政友会）为黑龙会提供政治庇护和资金支持。

财阀：三井、三菱等财阀通过资助黑龙会获取商业特权，特别是在满洲等地的经济利益。

附件二：主要军政人物与黑龙会关系表

主要军政人物与黑龙会关系表

说明：

表中列出了从黑龙会核心领导到重要军政人物的关系，展示了其广泛的影响力和渗透性。

史料依据包括官方档案、个人日记、法庭证词等权威来源。

附件三：1920–1940年黑龙会接受政府拨款统计（估算）

1920–1940年黑龙会接受政府拨款统计（估算）

说明：

拨款金额：根据现有档案资料估算，具体数字可能因未公开或销毁的部分档案而有所偏差。

拨款部门：主要包括外务省和陆军省，偶尔也有海军省的少量资助。

用途描述：涵盖了从情报收集、策反活动到鸦片贸易等多种用途，展示了黑龙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职能。

史料依据：数据来源于外务省、陆军省的机密费决算书及各类历史档案。

总结：通过上述三个部分的内容，我们能够全面了解黑龙会与日本各政府部门的紧密联系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活动。特别是其与军政高层的复杂关系，揭示了该组织如何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推手。同时，政府拨款统计也表明了国家机器对黑龙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证明其并非单纯的民间团体，而是具有强烈国家背景的准军事组织。

结语：共生体的警示

黑龙会与日本军部、政府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合作”或“利用”，而是一种深度嵌套的共生体。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资源与庇护，它则为国家执行高风险、高道德成本的任务。这种“灰色治理”模式，使日本得以在维持表面法治的同时，实施系统性侵略。

今日回望，这一历史教训尤为深刻：当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权力结合，当“爱国”被异化为暴力借口，当民间组织沦为战争工具，文明的堤坝便岌岌可危。唯有坚持法治、透明与问责，才能防止“黑龙会式”幽灵再度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