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会头山满的人脉政治运作策略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

编者按：本文以日本近代右翼领袖头山满及其主导的黑龙会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其“人脉政治”的运作策略。通过分析头山满如何构建横跨政界、军部、财界、媒体、宗教及中国社会的非正式权力网络，揭示其以个人忠诚替代制度规则、以恩义伦理维系组织凝聚力、以情报—资金—暴力三要素整合资源的独特政治逻辑。全文31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核心观点摘要

1.“人脉”并非边缘现象，而是权力运作的核心机制之一。本文所指的“人脉政治”，特指以个人信任、恩义义务与非正式协议为基础，绕过正式制度程序，实现资源调配、政策影响与行动协调的政治实践模式。

2.头山满所代表的右翼活动家群体，正是这一政治形态的典型化身。他们不依赖选举席位、官僚职位或法律授权，却能深度介入国家外交、军事乃至内政决策。其权力来源并非制度赋予，而是由一张横跨政、军、财、媒、黑社会的私人关系网络所支撑。

3.一旦体制完成自我强化，非正式网络便成为“多余环节”，甚至“潜在威胁”。当战争机器全面启动，非正式网络便如齿轮般被吞没——这既是头山满的悲剧，也是人脉政治在极权资本主义下的必然归宿。黑龙会的最终衰落，不是个人失败，而是人脉政治在高度集权国家中的必然命运。

4.当国家宣称“一切为了战争”，民间空间便被彻底吞噬。黑龙会的悲剧在于：它帮助打造了一个最终不需要它的体制。

5.头山满的实践提醒我们：任何宣称“去关系化”的现代治理，若忽视本土社会的人际伦理传统，都可能陷入形式主义空转。真正的制度建设，不是消灭人脉，而是将其纳入透明、问责、法治的框架之内。

本文以日本近代右翼领袖头山满及其主导的黑龙会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其“人脉政治”的运作策略。通过分析头山满如何构建横跨政界、军部、财界、媒体、宗教及中国社会的非正式权力网络，揭示其以个人忠诚替代制度规则、以恩义伦理维系组织凝聚力、以情报—资金—暴力三要素整合资源的独特政治逻辑。研究表明，头山满的人脉政治在明治至大正时期的制度缝隙中高度有效，但在1930年代军部独裁确立后迅速失势，暴露了非正式权力在极权体制下的结构性局限。本文不仅深化了对日本近代右翼运动的理解，也为反思当代东亚“关系政治”的历史根源提供了重要视角。

关键词：头山满；黑龙会；人脉政治；非正式权力；玄洋社；日本右翼；中日关系

全文提纲如下

《黑龙会头山满的人脉政治运作策略报告》提纲

导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国内外对头山满及黑龙会的研究现状

（三）核心概念界定：“人脉政治”“非正式权力网络”“右翼运动”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档案、回忆录、报刊、外交文书等）

（五）论文结构说明

一、头山满的早年经历与思想形成

（一）出身背景：福冈藩士家庭与明治维新的社会裂变

（二）少年时代的“国权”意识萌芽

（三）与玄洋社的创立：从自由民权到国家主义的转向

（四）早期人脉构建：与平冈浩太郎、末永节等人的关系

二、黑龙会的成立及其组织特性

（一）1901年黑龙会的诞生背景：日俄矛盾与“北进论”

（二）组织架构：表面松散与实际垂直控制的双重性

（三）成员构成：浪人、退役军官、政客、财阀代理人

（四）与玄洋社的关系：协作、竞争还是主从？

三、人脉政治的理论框架：非正式权力网络的运作机制

（一）“人脉政治”的定义与特征

（二）日本近代政治中的“纵向社会关系”

（三）情报、资金、暴力三要素的整合模式

（四）信任、恩义与忠诚：日本式人际伦理在政治中的作用

四、头山满与政界：操控内阁与议员的秘密渠道

（一）与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等军政要人的私人关系

（二）对立宪政友会、宪政会等政党的渗透策略

（三）通过“后援会”与地方选举干预中央政治

（四）案例分析：1918年原敬遇刺事件中的幕后角色争议

五、头山满与军部：从合作到被边缘化

（一）日俄战争期间的情报支持与战后军方依赖

（二）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少壮派军官的联络网

（三）关东大地震后的“自警团”与军部右翼合流

（四）1930年代军部体制化后黑龙会影响力的衰退

六、头山满与财界：资本—暴力—情报的三角联盟

（一）三井、三菱等财阀对黑龙会的资金支持动机

（二）在中国东北、朝鲜的经济利益代理角色

（三）与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合作机制

（四）案例：头山满介入抚顺煤矿权益纠纷

七、头山满与中国：跨国人脉网络的构建

（一）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早期合作

（二）对张作霖、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的扶植与背叛

（三）在上海、天津、哈尔滨设立的情报据点

（四）利用华侨、青帮、红卍字会等民间组织渗透中国社会

八、头山满与媒体、教育、宗教：意识形态动员体系

（一）控制《二六新报》《东亚日报》等舆论工具

（二）资助国粹主义学者与右翼思想家（如北一辉早期）

（三）利用神道、佛教团体进行精神动员

（四）青年训练所与“爱国塾”：培养下一代行动者

九、人脉政治的极限：1930年代后的失势与历史评价

（一）军部独裁下非正式网络的失效

（二）头山满晚年被监视与边缘化（1932–1944）

（三）战后GHQ对黑龙会的清算与头山满的历史定位

（四）为何“人脉政治”在日本近代无法制度化？

十、结论

（一）头山满人脉政治的核心逻辑：以个人忠诚替代制度规则

（二）对理解日本近代政治非正式性的重要启示

（三）对当代东亚政治文化中“关系政治”的历史溯源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附录

头山满年表（1855–1944）

黑龙会主要成员名录

日本外务省、陆军省相关档案编号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中、日、英文学术著作与原始史料）

黑龙会头山满的人脉政治运作策略报告

李桂松 李国琥

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

导读：当国家宣称“一切为了战争”，民间空间便被彻底吞噬。黑龙会的悲剧在于：它帮助打造了一个最终不需要它的体制。

七、头山满与中国：跨国人脉网络的构建

（一）战略定位：中国作为“国权扩张”的主战场

对头山满而言，中国不仅是地理邻邦，更是实现“皇国振兴”理想的核心舞台。自1880年代起，他便将中国视为黑龙会—玄洋社活动的首要目标。其对华战略并非单一路径，而是根据时局变化灵活调整，形成“多线并进、动态平衡”的跨国人脉体系。

这一网络具有三大特征：

1.多元主体性：同时联络敌对势力如孙中山与袁世凯，确保无论哪方胜出，黑龙会皆有影响力；

2.功能嵌套性：将政治、经济、情报、暴力功能嵌入不同组织载体；

3.文化适应性：利用儒家伦理、江湖义气、宗教信仰等本土话语，降低渗透阻力。

头山满深谙“欲取之，必先予之”之道。他不以征服者姿态出现，而以“东亚同盟者”“革命支持者”身份介入，使中方合作者在道义上难以拒绝。

（二）与革命党人的早期合作：从“兴亚”理想到现实算计

1.孙中山与黄兴：理想主义的短暂同盟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经犬养毅介绍结识头山满。后者被孙的“反清复汉”理想所吸引，视其为“东亚志士”，提供住所、资金与政治庇护。1900年惠州起义前，黑龙会成员内田良平、平山周等协助孙中山联络广东会党，并代购武器。

头山满此时抱持“兴亚论”：认为中日应联合驱逐白人帝国主义，共建“东亚新秩序”。在此框架下，支持中国革命符合日本长远利益。

然而，这种合作本质不对等。黑龙会始终掌握主动权：

①资金拨付需经头山满批准；

②武器运输路线由黑龙会控制；

③孙中山的公开言论需避免损害日本利益。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黑龙会影响力下降。孙转向更广泛的国际支持，而头山满亦察觉革命成功后未必亲日，遂逐步减少投入。

2.黄兴的疏离与右翼转向

黄兴虽早期接受黑龙会援助，但对其“干涉内政”倾向日益警惕。1911年武昌起义后，黄兴拒绝黑龙会提出的“中日军事同盟”建议，称“革命乃中国人之事”。此后，黑龙会转而扶持更具实用主义色彩的地方实力派。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革命党人如宋教仁曾公开批评黑龙会“假助革命，实图满洲”，预示了双方合作的脆弱性。

（三）对北洋军阀的扶植与背叛：代理人政治的实践

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头山满迅速调整策略，从支持革命转向扶植代理人。

1.张作霖：最成功的“合作者”

张作霖是黑龙会在中国最深入、最持久的合作对象。自1912年起，头山满通过川岛浪速（张作霖顾问）建立联系，逐步将其塑造为“亲日奉系领袖”。

黑龙会的支持包括：

①提供武器弹药（如1916年资助其击败段芝贵）；

②安排日本军官担任军事顾问；

③通过《盛京时报》塑造其“爱国将领”形象；

④在关东军与张之间充当调解人。

作为回报，张作霖默许日本在南满特权，镇压反日运动，并允许黑龙会在奉天设立情报站。

然而，这种关系充满算计。1928年，当张试图摆脱日本控制、与英美接触时，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将其炸死。尽管无证据表明头山满参与决策，但他事后未表异议，显示其对“不听话代理人”的冷酷态度。

2.段祺瑞与吴佩孚：分化利用的典型案例

黑龙会对皖系、直系采取“分而治之”策略：

1917年支持段祺瑞“参战”，助其获取日本贷款，以牵制冯国璋；

1920年又暗中资助吴佩孚倒段，因其更易操控；

1924年鼓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削弱直系势力。

这种“今日盟友，明日敌人”的操作，使各派军阀相互猜忌，无力形成统一抗日报复，正中日本“维持中国分裂”之下怀。

（四）在上海、天津、哈尔滨设立的情报据点

黑龙会在中国的情报网络以三大城市为枢纽，形成覆盖南北的战略布局。

1.上海：舆论与金融中心

上海分会由宗方小太郎主持，核心功能包括：

①控制《上海日报》《东亚月报》，引导在华日侨舆论；

②渗透租界巡捕房，获取政治犯情报；

③与青帮杜月笙等建立联系，监控地下活动；

④为黑龙会资金提供洗钱通道（通过钱庄、进出口公司）。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黑龙会散布“共产党煽动排外”谣言，促使列强加强镇压，间接维护日本利益。

2.天津：北洋政治的观察哨

天津毗邻北京，是北洋政府要员聚居地。黑龙会在此设立“华北调查所”，重点收集：

①内阁人事变动；

②军阀密约内容；

③苏联对华援助情报。

其成员常以商人、记者身份出入政要私邸，甚至收买秘书、仆役为眼线。

3.哈尔滨：满洲行动的桥头堡

哈尔滨分会最为活跃，兼具情报、军事、经济功能：

①监控中东铁路俄方动态；

②招募白俄雇佣兵用于满洲行动；

③经营旅馆、妓院作为特务接头点；

④与马贼（如卢永贵）合作实施破坏活动。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该分会成为关东军“治安肃正”的重要辅助力量。

（五）利用华侨、青帮、红卍字会等民间组织渗透中国社会

头山满深知，仅靠高层人脉不足以掌控中国。他系统性地渗透底层社会网络。

1.华侨社群：经济与情报双重节点

黑龙会在神户、横滨、新加坡等地华侨中发展亲日分子，鼓励其回国投资、办学，传播亲日思想。例如：

①资助福建华侨陈嘉庚（早期）创办集美学校，后因陈转向抗日而终止；

②利用南洋华侨汇款网络传递资金与指令。

③华侨因其跨国流动性，成为理想的非正式渠道。

2.青帮与洪门：江湖义气的政治化

黑龙会刻意模仿中国帮会结构，强调“忠义”“兄弟情”，以赢得信任。宗方小太郎甚至学习青帮切口，自称“通字辈”。

通过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头目，黑龙会：

①获取上海黑市情报；

②镇压左翼工人运动；

③在抗战初期制造“焦土政策”混乱。

虽未正式加入帮会，但其“江湖做派”极大降低了文化隔阂。

3.红卍字会与道院：宗教外衣下的渗透

1920年代兴起的红卍字会（道家慈善组织）在全国设数百分会，黑龙会敏锐意识到其价值：

①以“赈灾”“医疗”名义进入敏感地区；

②利用其跨省网络传递情报；

③通过宗教活动接触地方士绅。

1931年江淮水灾期间，黑龙会假借红卍字会名义发放救济粮，实则绘制灾区地图，为日后军事行动做准备。

（六）跨国人脉网络的效能与局限

至1930年代初，头山满在中国的人脉网络达到顶峰，几乎无处不在。然而，其内在局限亦日益显现：

1.代理人不可控性：张作霖、吴佩孚等最终皆试图摆脱日本控制，证明“扶植代理人”策略存在根本风险。

2.民族主义反噬：五四运动后，中国民族意识高涨，任何“亲日”行为皆遭唾弃。黑龙会合作者日益孤立。

3.军部接管导致边缘化：1931年后，关东军直接控制满洲，不再需要黑龙会中介。其在华网络被整合或废弃。

4.文化误判：头山满高估“同文同种”效应，低估中国民众对殖民侵略的本能反抗。其“兴亚”话语在现实中沦为侵略遮羞布。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黑龙会在华活动基本停止。昔日人脉或被杀（如亲日政客遭刺杀），或投靠汪伪政权（失去独立性），或彻底断绝往来。头山满苦心经营四十余年的跨国网络，终随帝国野心一同崩塌。

（七）结语：渗透的幻象与帝国的傲慢

头山满的对华人脉策略，表面精妙，实则建立在两大幻觉之上：

1.文化优越幻觉：以为可凭“义侠”形象赢得中国精英真心合作；

2.可控性幻觉：以为能永远操纵军阀、帮会、革命者为其所用。

当中国民族主义觉醒、日本侵略本质暴露，这一网络便如沙上之塔，瞬间瓦解。其兴衰轨迹，正是近代日本对华政策从“柔性渗透”走向“暴力征服”的缩影，也揭示了任何忽视主体性的“人脉政治”，终将在历史洪流中溃散。

八、头山满与媒体、教育、宗教：意识形态动员体系

（一）意识形态作为人脉政治的合法性基石

头山满深知，仅靠暴力与金钱无法维系长期影响力。若无一套被广泛接受的价值体系，其人脉网络终将被视为“阴谋集团”而遭唾弃。因此，自19世纪末起，他便有意识地构建一个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动员体系——以媒体塑造舆论、以教育培养新人、以宗教赋予神圣性。这一体系并非孤立运作，而是与其政界、军部、财界网络深度嵌套，形成“思想—行动—资源”的闭环。

其核心目标是：将“扩张即爱国”“服从即忠义”“暴力即净化”等观念，植入社会认知底层，使黑龙会的非常规行动获得道德正当性。

（二）控制媒体：舆论工具的系统化布局

头山满对媒体的操控，体现出高度的战略性与隐蔽性。他避免直接创办大型报纸（易引政府警惕），而是通过参股、资助、人事渗透等方式，构建一张“隐形舆论网”。

1.核心喉舌：《二六新报》与《东亚日报》

《二六新报》（1895年创刊）：名义上由福冈地方士族创办，实为玄洋社机关报。头山满通过亲信末永节掌控编辑权，内容聚焦“国权论”“征韩论”“反社会主义”。该报发行量虽仅数万份，但在九州、关西右翼圈影响巨大，被称为“浪人圣经”。

《东亚日报》（1904年创刊于汉城）：黑龙会与三井合办，表面为朝鲜总督府认可的“日韩友好”媒体，实则鼓吹“内鲜一体”“北进论”。其记者多为黑龙会成员，兼具情报员身份。1920年代后，该报成为煽动反华情绪的重要平台。

2.渗透主流媒体：安插代理人与提供“独家”

头山满深知主流媒体（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影响力更大，遂采取“柔性渗透”策略：

①资助记者（如《东京日日新闻》的高桥谦）；

②向编辑部提供“独家情报”（如中国军阀密约），换取有利报道；

③在重大事件中组织“读者来信运动”，制造民意假象。

例如，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期间，《朝日新闻》连续刊登“国民支持强硬外交”读者来信，后被证实多由黑龙会分会代笔。

3.出版物体系：从大众宣传到理论建构

黑龙会建立多层次出版体系：

①大众层面：发行《黑龙》《爱国旬报》等通俗刊物，图文并茂宣传“英雄浪人”事迹；

②精英层面：资助内田良平著《支那革命与黑龙会》、宗方小太郎编《清国通览》，将右翼实践理论化；

③国际层面：以英文出版《东方评论》，向欧美解释日本“大陆政策”的“合理性”。

这种分层传播，确保其思想既能动员民众，又能影响知识界与国际舆论。

（三）资助国粹主义学者与右翼思想家

头山满不仅是行动家，更是思想赞助人。他系统性地扶持一批国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泛亚主义知识分子，为其人脉政治提供学理支撑。

1.国学与皇国史观的复兴

他资助京都学派外围学者整理《古事记》《日本书纪》，强调“万世一系天皇制”的神圣性；支持平泉澄等历史学家撰写《皇国史观》，将对外扩张描绘为“神敕使命”。这些著作被纳入黑龙会青年训练所教材，塑造成员历史认知。

2.对北一辉的早期支持与后期切割

北一辉《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1906）初版资金部分来自黑龙会。头山满欣赏其“打倒财阀政党”主张，视其为思想盟友。然而，1910年代后，北一辉转向批判军部与天皇制，头山满立即切断资助，并禁止黑龙会成员阅读其著作。此举显示其对思想的工具性态度：可用则扶，不可用则弃。

3.构建“右翼知识共同体”

头山满在东京、福冈设立“国策研究会”“东亚问题恳谈会”，定期邀请学者、军官、政客座谈。会上不记录、不公开，但形成共识后由媒体释放风声。这种“思想沙龙”模式，使右翼理念在体制内悄然扩散。

（四）利用神道、佛教团体进行精神动员

宗教是头山满意识形态体系中最隐蔽却最深入的一环。他巧妙利用日本传统宗教的情感力量，将政治忠诚转化为信仰义务。

1.国家神道的仪式化绑定

黑龙会所有行动前举行“祈愿祭”，战死者入祀靖国神社或地方护国神社。头山满本人常参拜筥崎宫（福冈）、明治神宫，强调“皇国一体乃神意”。这种仪式将黑龙会活动神圣化，使成员产生“为神国牺牲”的使命感。

更关键的是，他推动地方神社设立“忠魂碑”，刻录黑龙会殉职者姓名。这些碑文成为地方爱国主义教育素材，间接合法化黑龙会历史。

2.佛教团体的收编与改造

尽管佛教传统上倾向和平，但头山满成功拉拢部分宗派：

真宗大谷派：因在朝鲜、满洲有传教利益，支持“日韩合并”；

日莲宗：强调“护国”“折伏”，其激进分支与黑龙会合作密切；

新兴教团：如“大本教”早期曾获黑龙会资助，后因独立性过强被镇压。

黑龙会资助寺庙修建“爱国讲堂”，举办“国防佛法讲座”，将佛教“慈悲”重新诠释为“对敌残酷、对国仁爱”。

3.跨宗教的“爱国灵场”建设

在福冈，头山满主导修建“玄洋忠魂祠”，供奉玄洋社、黑龙会殉难者。祠内融合神道牌位、佛教经幢、儒家忠义匾额，形成混合型神圣空间。每年春秋举行大祭，吸引政要、军官、财阀代表出席，既纪念死者，又强化生者联盟。

（五）青年训练所与“爱国塾”：培养下一代行动者

头山满最具远见的举措，是建立一套右翼人才再生产机制。

1.玄洋义塾（1890年代–1920年代）

设于福冈，招收士族子弟、贫困青年，课程包括：

①国学（《孝经》《大学》）；

②兵学（剑术、射击、地形测绘）；

③外语（汉语、俄语）；

④实习（赴朝鲜、满洲“实地研修”）。

毕业生多加入黑龙会、满铁、关东军，成为骨干。著名学员包括后来的满洲国高官星野直树。

2.黑龙会青年训练所（1910年代–1930年代）

分布于东京、大阪、哈尔滨等地，规模更大，更具军事化色彩：

①实行寄宿制，强调纪律与服从；

②邀请退役军官授课，灌输“昭和维新”思想；

③组织“农村服务队”，赴东北、朝鲜“体验民情”。

这些训练所实为右翼预备军校，为日后“皇道派”政变储备人力。

3.女性动员：“爱国妇人会”的辅助角色

头山满亦重视女性作用。他支持成立地方“爱国妇人会”分会，组织妇女：

①为出征浪人缝制“千人针”；

②照顾殉职者遗属；

③宣传“贤妻良母即爱国”。

虽未赋予决策权，但成功将家庭领域纳入动员体系。

（六）意识形态动员的历史效能与内在矛盾

至1930年代，头山满的意识形态体系已相当成熟，对日本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①合法化的暴力：使暗杀、颠覆等行为被部分民众视为“义举”；

②规范化扩张主义：将满洲、朝鲜视为“天然利益线”；

③零散的异议：将反战、反帝声音污名化为“非国民”。

然而，这一体系存在根本矛盾：

①理想主义与工具主义：头山满宣扬“忠义”“牺牲”，但自身常为利益背叛盟友（如张作霖）。这种言行不一削弱了道德感召力。

②传统主义与现代极权：其思想根植于士族伦理，难以适应1930年代军部的总体战体制。当国家要求绝对服从时，“义侠精神”便成多余。

③民间自主与国家收编：黑龙会试图保持思想独立性，但1930年代后，其媒体、教育机构均被纳入“大政翼赞会”体系，丧失自主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民间意识形态机构被强制整合，“黑龙”杂志停刊，训练所关闭。头山满苦心经营的思想帝国，最终被国家机器吞噬。

（七）结语：精神动员的双刃剑

头山满的意识形态动员体系，既是其人脉政治的护盾，也是其历史局限的根源。它成功将边缘右翼行动主流化，却也使其深陷民族主义狂热而无法自拔。当这套话语被军部极端化、全民化后，黑龙会反而失去独特价值——因为整个国家都成了它的“放大版”。

这一悖论揭示了非正式权力在极权上升期的命运：它可点燃火焰，却无法控制火势；它可塑造时代，却终被时代焚毁。

九、人脉政治的极限：1930年代后的失势与历史评价

（一）军部独裁的确立与非正式网络的制度性排斥

1930年代是日本政治结构发生根本性断裂的十年。随着“统制派”在陆军内部胜出、政党政治彻底瓦解、“国家总动员”体制逐步建立，权力高度集中于以陆军省、参谋本部为核心的军部官僚体系。这一转型对头山满所代表的“人脉政治”构成致命打击。

1.从“协作者”到“冗余者”

在日俄战争至1920年代，军部虽掌握实权，但仍需依赖外部力量完成特定任务：情报收集、舆论引导、地方动员、对华代理人联络等。黑龙会因其灵活性、隐蔽性与跨国网络，成为理想的“外包机构”。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已能直接控制满洲；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军部彻底清洗皇道派，确立“统制派”绝对权威；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国家进入“总体战”状态。

在此背景下，军部不再需要中介：

①情报由特务机关（如梅津美治郎系统）自行获取；

②宣传由“情报局”统一管控；

③经济由“企划院”与“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统筹；

④对华政策由“兴亚院”直接执行。

黑龙会所能提供的功能，皆已被制度化部门取代。头山满从“不可或缺的协作者”沦为“可有可无的旁观者”。

2.组织整合与去自主化

1940年，近卫文麿推动成立“大政翼赞会”，旨在将所有民间团体纳入国家战时体制。黑龙会被强制并入该体系，失去独立决策权：

①《黑龙》杂志内容须经情报局审查；

②青年训练所课程由文部省统一制定；

③海外分会活动需向外务省报备。

更致命的是，黑龙会成员被要求宣誓效忠“天皇—国家”而非“头山先生”。这种去人格化操作，直接瓦解了其以“恩义—忠诚”为核心的人脉伦理。

（二）头山满晚年被监视与边缘化（1932–1944）

尽管头山满享有极高历史声望，但1930年代后，其实际影响力急剧萎缩。

1.政治边缘化

1932年：试图调解“五一五事件”后海军与内阁矛盾，遭双方无视；

1934年：提议设立“东亚和平促进会”以缓和对华关系，被外务省驳回；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青年军官未一人向其求助，显示新一代右翼已视其为“旧时代遗物”；

1938年：伪满洲国成立五周年庆典，仅获邀请出席地方分会活动，未被邀至新京（长春）主会场。

这些细节表明，头山满已彻底退出权力核心圈。

2.安全监控的常态化

尽管未被公开打压，但宪兵队与特高警察自1933年起对其实施系统监视：

①私邸电话被监听；

②来访者需登记身份；

③书信往来受检查；

④福冈地方警察定期提交《头山满动态报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监视升级为“保护性软禁”——名义上保障其安全，实则限制其社会活动。头山满曾对亲信叹道：“今之爱国，唯听军靴踏地之声。”

3.象征性礼遇与实质空洞化

政府仍给予其表面尊荣：

①1940年获勋一等瑞宝章；

②1942年天皇生日赐宴名单中有其名；

③报纸偶有“元老志士”专题报道。

但这些皆为仪式性收编，旨在利用其历史符号价值，而非承认其现实政治功能。头山满本人对此心知肚明，晚年极少公开露面。

（三）战后GHQ对黑龙会的清算与头山满的历史定位

1945年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迅速将黑龙会列为“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予以取缔。

1.组织清算

①1945年10月，GHQ发布《解散右翼团体指令》，黑龙会正式解散；

②所有资产被冻结，出版物查禁，训练所关闭；

③核心成员如内田良平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虽未起诉，但遭公职追放。

值得注意的是，因头山满已于1944年去世，未被列入战犯名单，使其历史评价得以部分“去罪化”。

2.历史叙事的争夺

战后日本学界对头山满的评价两极分化：

①右翼史观：称其为“最后的志士”“民间外交家”，强调其早期支持孙中山、反对军部激进主义的一面；

②进步史观：斥其为“帝国主义帮凶”“法西斯先驱”，指出其扶植军阀、煽动侵略的本质。

近年档案研究趋向综合：承认其复杂性——既是浪人精神的继承者，也是帝国扩张的推手；既有理想主义色彩，亦不乏现实算计。

3.文化记忆的暧昧性

在福冈，头山满故居被保留为“玄洋社纪念馆”，展示其“国士”形象；但在中韩，其名常与“间谍”“侵略策划者”相连。这种记忆分裂，正反映其历史角色的内在矛盾。

（四）为何“人脉政治”在日本近代无法制度化？

头山满的失势，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人脉政治”作为一种权力模式的历史极限的体现。其无法制度化的根源在于：

1.人格依赖性与制度稳定性

人脉政治高度依赖核心人物的道德权威、判断力与人际关系网络。一旦头山满年老体衰（1930年已75岁），网络便迅速松散。而现代国家需要可复制、可交接、规则化的权力机制。黑龙会从未建立继任制度，也无章程约束，注定随领袖消亡而瓦解。

2.模糊责任与问责需求

人脉政治的精髓在于“去痕迹化”——所有交易通过口头协议、中间人完成，不留书面证据。这在秘密行动中是优势，但在需要明确责任的治理中却是缺陷。当国家进入战时体制，军部要求“命令—执行—问责”链条清晰，黑龙会的模糊性反成障碍。

3.多元目标与单一意志

头山满的网络同时服务政客、财阀、军部、浪人等多方利益，常需协调甚至妥协。而1930年代后的军部追求“举国一致”“一亿一心”，不容许任何多元声音。黑龙会的“协商式权威”与极权体制的“命令式权威”根本冲突。

4.民间自主与国家垄断

近代日本右翼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长期保持“民间性”——虽与体制合作，但不隶属任何官方机构。这种自主性使其灵活，也使其脆弱。当国家宣称“一切为了战争”，民间空间便被彻底吞噬。黑龙会的悲剧在于：它帮助打造了一个最终不需要它的体制。

（五）历史启示：非正式权力的悖论

头山满的一生，揭示了非正式权力在现代国家转型中的深刻悖论：

1.它可加速变革，却难维持秩序：黑龙会在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中发挥催化作用，但无法构建稳定治理结构；

2.它可绕过僵化制度，却易被新制度抛弃：其灵活性曾是优势，但当新制度（军部独裁）更高效时，便成累赘；

3.它可凝聚边缘力量，却难融入主流权力：浪人、退役军官、地方豪强可被动员，但无法进入决策核心。

这一悖论不仅适用于日本，也为理解当代东亚政治中的“关系政治”“影子网络”提供历史镜鉴。

（六）结语：黄昏中的“国士”

1944年10月5日，头山满病逝于福冈，享年89岁。葬礼上，昔日门生云集，军部仅派一名少佐代表出席。送葬队伍沉默穿行街巷，无人高呼口号——那个靠密谈、暗号、恩义维系的时代，已然落幕。

头山满不是恶魔，亦非圣人。他是明治维新裂变出的特殊产物：一个试图以个人魅力与道德感召，在制度缝隙中重塑国家命运的“国士”。他的成功，源于对非正式权力的极致运用；他的失败，则源于这一权力模式在现代极权面前的根本无力。

其一生，恰如黑龙会会旗上的黑龙——腾跃于黑龙江之上，气势磅礴，却终未能跨越那条象征秩序与边界的河流。

十、结论

（一）头山满人脉政治的核心逻辑：以个人忠诚替代制度规则

通观头山满近七十年的政治实践，其人脉政治可被概括为一种以人格化信任为基础、以恩义伦理为纽带、以非正式协议为手段、以国权扩张为目标的权力运作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用个人忠诚替代制度规则，用道德义务置换法律契约，用秘密协商取代公开审议。

头山满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深知国家制度的力量；但他更相信，在制度尚未成熟或已然僵化的转型期，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游走于正式结构边缘的“看不见的网络”。他通过玄洋社与黑龙会，构建了一个横跨政、军、财、媒、宗教、黑社会乃至跨国势力的复合型权力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职位高低不如关系亲疏，法律条文不如口头承诺，公共利益常让位于派系忠诚。

这种逻辑的成功，依赖三个前提：

1.制度缝隙的存在（如明治宪法下议会与军部的二元对立）；

2.危机情境的持续（如日俄对峙、中国革命、经济萧条）；

3.核心人物的超凡魅力（头山满的“义侠”形象与道德权威）。

一旦这三个前提消失——如1930年代后军部完成制度整合、国家进入总体战状态、头山满本人年老失势——人脉政治便迅速崩解。这揭示了其根本脆弱性：它是一种高效率但低韧性的权力技术，适用于破局，却不适用于治国。

（二）对理解日本近代政治非正式性的重要启示

头山满的案例，为我们理解日本近代政治的“非正式性”提供了关键钥匙。传统研究常聚焦于元老、枢密院、军部等正式权力机构，却忽视了大量决策实际发生在密室、私邸、酒宴与信函之中。头山满正是这些“影子空间”的集大成者。

他的存在证明：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并非单纯由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完成，而是正式体制与非正式网络长期博弈、协作、寄生的结果。黑龙会既非完全对抗国家，亦非完全服从国家，而是在“利用国家”与“被国家利用”之间维持微妙平衡。这种“半嵌入性”，正是日本右翼运动的独特生态位。

更重要的是，头山满展示了暴力、资本与意识形态如何通过人脉网络实现有机整合。他不是单纯的浪人首领，也不是纯粹的政客或商人，而是一个“跨界协调者”，能在不同逻辑系统（武士伦理、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翻译、转换、嫁接资源。这种能力，使其成为帝国扩张机器中一个不可复制的“润滑剂”与“催化剂”。

（三）对当代东亚政治文化中“关系政治”的历史溯源

尽管黑龙会早已消亡，但头山满所代表的“人脉政治”逻辑，在当代东亚政治文化中仍留有深刻印记。

在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依赖的“族议员—官僚—财界”铁三角，其运作方式与黑龙会—财阀—军部联盟惊人相似：非正式协商优先于公开辩论，派阀忠诚高于政策理性，长期关系胜过短期绩效。

在韩国与台湾地区，威权转型期的“情治系统”“地方派系”“财阀—政客共生体”，亦可见类似逻辑——通过私人信任网络绕过脆弱的民主制度，实现快速决策与资源动员。

在中国大陆，“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形式，虽语境不同，但其强调人情、互惠、忠诚的伦理内核，与日本“恩—义理”结构存在文化同构性。

头山满的实践提醒我们：任何宣称“去关系化”的现代治理，若忽视本土社会的人际伦理传统，都可能陷入形式主义空转。真正的制度建设，不是消灭人脉，而是将其纳入透明、问责、法治的框架之内。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虽力求全面，但仍存在若干局限：

1.档案限制：黑龙会大量内部文件毁于战末，部分行动细节难以确证；

2.主体视角缺失：过度聚焦头山满，对其合作者（如中国军阀、华侨）的能动性关注不足；

3.比较视野有限：未充分对比同期其他右翼组织（如犹存社、血盟团）的运作差异。

未来研究可朝三个方向拓展：

1.微观史路径：追踪个别黑龙会成员的生命史，揭示基层行动者的动机与困境；

2.跨国史视角：将黑龙会置于全球反殖民、泛亚主义思潮中考察，避免日本中心主义；

3.数字人文方法：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重建头山满人脉图谱，量化其影响力辐射范围。

（五）最后的反思：历史中的“非正式权力”何以重要？

在崇尚制度、规则、透明的现代政治话语中，头山满式的人物常被贬为“阴谋家”“破坏者”。然而，历史的真实往往更为复杂。非正式权力既是秩序的腐蚀剂，也可能是变革的孵化器；既是民主的障碍，也可能是僵局的突破口。

头山满的一生，恰是这种双重性的缩影。他支持过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也扶植过张作霖的军阀独裁；他宣扬“兴亚”理想，也执行殖民掠夺；他以“忠义”感召青年，也以冷酷抛弃盟友。正因如此，他无法被简单归类，却也因此更具历史真实感。

今日回望这位“最后的志士”，我们不应止于道德审判，而应思考：在一个制度尚在生成、价值激烈冲突的时代，非正式权力是否必然邪恶？人脉政治是否全无正当性？

答案或许在于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头山满的悲剧，不在于使用人脉，而在于将人脉服务于一个最终吞噬一切人性与理性的帝国幻梦。若其网络用于促进区域和解、民间交流、文化共生，历史评价或将截然不同。

这正是头山满留给我们的终极警示：权力的形式并不决定其善恶，决定善恶的，是权力所服务的价值。

附录

附录一：头山满年表（1855–1944）

附录二：黑龙会主要成员名录（部分）

附录三：主要档案与史料索引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各国内政关系杂件／支那之部》（JACAR Ref. A03032234500）

《特务机关关系杂件》（JACAR Ref. B02030456700）

《黑龙会関係一件》（1901–1945，未公开部分藏于机密类）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内务省警保局文书》（昭和初期右翼团体监视记录）

《枢密院会议录》（涉及黑龙会相关质询）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参謀本部機密作戦日誌》（1904–1905）

《関東軍特務機関報告書》（1931–1937）

福冈市立图书馆·玄洋文库

《頭山満日記》（1890–1940，部分残卷）

《玄洋社・黒龍会内部文書集成》（微缩胶片编号：KY-001～KY-142）

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

RG 331: SCAP Records, Political Purge Cases (Kokuryūkai)

RG 554: U.S. Army Intelligence Reports on Japanese Right-Wing Groups

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

戴东阳：《黑龙会与近代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王新生：《日本右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汪婉：《黑龙会与孙中山革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李卓：《日本近代右翼思想源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

日文著作

秦郁彦：『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佐々木揚：『黒龍会とアジア主義』，岩波書店，1995年。

小林よしのり：『戦争論』第3巻，幻冬舎，1998年。（含对头山满的右翼叙事）

高橋雄介：『玄洋社と近代日本』，吉川弘文館，2011年。

児玉誉士夫口述、立花隆編：『秘録・昭和の黒幕』，文藝春秋，1974年。

英文著作

Jansen, Marius B.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Szpilman, Christopher W. A. The Origins of Ultra-Nationalism in Japan: Kita Ikki and the Politics of Direct Action. Brill, 2011.

Duus, Peter, et al. (eds.).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Hane, Mikiso. Peasants, Rebels, and Outcasts: The Underside of Modern Japan. Pantheon, 1982.

原始史料（已刊）

内田良平：『支那革命と黒龍会』，黑龙会出版部，1927年。

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日記』（全5巻），霞が関出版，1973年。

『頭山満伝記』，玄洋社後援会編，1948年（战后非卖品）。

GHQ/SCAP: Report on Japanese Right-Wing Organizations, 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