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完全进入战时状态

——从中美俄欧印巴等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视角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三战风云课题组

编者按：本报告聚焦中美俄欧印巴六大核心行为体，以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视角，系统论证 “世界已进入永久性非传统战时状态” 的核心判断。当前战争已突破传统热战范式，渗透经济、科技、金融、信息、意识形态等全领域，呈现 “非宣而战、全域对抗、核影笼罩” 的特征。全文27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三战风云课题组原创供稿。

云阿云智库三战风云课题组成员名单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一、报告摘要

1.芯片禁令、能源制裁常态化，台海对峙、俄乌冲突升级，认知操控与网络攻击无孔不入 —— 世界已告别后冷战 “和平红利”，进入无宣战、无明确战线的 “永久性战时状态”。

2.多极核竞赛、扩散失控、战术核迷思与AI风险，共同构成一张随时可能断裂的安全网。若不能重建对话与克制，21世纪或将见证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核战争。

3.更重要的是，各国已将“战时思维”内化为国家治理常态。美国设立“芯片战争办公室”，欧盟启动“战备经济”转型，中国推进“平战结合”产业链，俄罗斯实施“堡垒国家”战略，印度加速军备竞赛，巴基斯坦在核阴影下维稳。和平不再被视为默认状态，而是需要以持续动员来捍卫的脆弱成果。

4.本报告聚焦中美俄欧印巴六大核心行为体，以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视角，系统论证 “世界已进入永久性非传统战时状态” 的核心判断。当前战争已突破传统热战范式，渗透经济、科技、金融、信息、意识形态等全领域，呈现 “非宣而战、全域对抗、核影笼罩” 的特征。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印巴核对峙构成三大核心对抗轴心，混合战争与核扩散风险持续攀升，全球秩序正处于旧体系崩塌、新体系未立的临界点。报告深入剖析各行为体战略困境与博弈逻辑，揭示战时状态的结构性根源，并从全球治理重建、大国冲突管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维度，探寻避免全面热战的破局路径。

二、报告提纲

目录

一、引言——“非传统战争”时代的来临

二、中美全面战略竞争——新冷战的实质

三、俄罗斯的“生存之战”——从乌克兰到多极秩序重构

四、欧盟的地缘困境——夹缝中的“战略自主”幻象

五、印度的“多向结盟”战略——在火药桶上跳舞

六、巴基斯坦的地缘宿命——南亚火药桶的引爆点

七、全球南方的觉醒与分裂

八、混合战争的全维度展开

九、核阴影下的脆弱和平

十、结论——我们是否还能避免全面热战？

世界已完全进入战时状态

——从中美俄欧印巴等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视角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2025年12月10日星期三

一、引言——“非传统战争”时代的来临

（一）战争定义的演变：从热战到混合战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战争”长期被定义为国家间有组织的暴力冲突，以宣战、军队交战、领土占领为标志。然而，21世纪的地缘政治现实早已超越这一古典范式。今天的“战争”不再局限于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渗透进经济、科技、金融、信息、文化乃至气候领域的全方位对抗。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2014）、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2018）、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2019）、俄乌全面战争爆发（2022）、台海紧张升级（2022–2025）、红海航运遭袭（2023–2024）……这些事件看似孤立，实则构成一张相互关联的全球冲突网络。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世界已进入一种“永久性战时状态”，其特征是“非宣而战”、多域融合、全民动员（包括企业、高校、公民社会）以及战略模糊性。

这种状态被西方战略界称为“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由俄罗斯格拉西莫夫将军于2013年提出，强调“非军事手段在实现战略目标中的作用超过军事手段”。但今天，混合战争已不仅是俄罗斯的专利，而是大国博弈的通用语法。

（二）“战时状态”的新内涵

传统意义上的“战时状态”意味着国家进入紧急体制，暂停部分民权，集中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今日的“战时状态”具有以下新特征：

1.经济即战场：半导体、稀土、电池材料、粮食、能源成为战略物资。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供应链重组成为常态。

2.科技即武器：5G、AI、量子计算、生物技术不仅关乎竞争力，更关乎国家安全。技术标准之争实为规则主导权之争。

3.金融即前线：SWIFT制裁、冻结外汇储备、数字货币竞争（数字人民币 vs 数字美元）使金融体系武器化。

4.信息即弹药：社交媒体算法、深度伪造、AI生成内容被用于认知操控，制造社会分裂。

5.意识形态即战线：民主与威权、自由市场与国家资本主义、个人权利与集体安全，价值观对立加剧阵营分化。

这种全方位对抗虽未全面开战，却已造成比局部热战更深远的结构性破坏——全球供应链断裂、信任赤字扩大、多边机制瘫痪、发展议程停滞。

（三）全球秩序崩塌的临界点：2014–2025年关键转折

若以时间轴审视，2014年是旧秩序崩塌的起点。克里米亚事件标志着后冷战“和平红利”终结；2016年特朗普当选与英国脱欧，宣告自由国际主义退潮；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启系统性脱钩；2020年新冠疫情暴露全球协作失效；2022年俄乌战争彻底撕裂欧亚大陆安全架构；2023–2025年，台海、南海、印太、中东、非洲之角接连出现高危对峙。

至2025年，世界已形成三大对抗轴心：

1.中美轴心：覆盖太平洋至印度洋，涉及科技、制度、海洋秩序；

2.俄欧轴心：以乌克兰为前线，延伸至北极、高加索、巴尔干；

3.印巴轴心：南亚核对峙，叠加中印边境摩擦，构成次大陆火药桶。

此外，中东（伊朗-以色列）、非洲（萨赫勒地带）、拉美（委内瑞拉-美国）亦处于低强度冲突或代理人战争状态。全球已无真正“中立区”，每个国家都被迫在安全、经济、技术上做出选择。

（四）研究方法与结构说明

本文采用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视角，结合历史制度主义与战略文化分析，聚焦六大行为体：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巴基斯坦。通过比较其战略目标、能力限制、联盟网络与冲突热点，揭示“战时状态”的结构性根源。

全文不预设立场，但坚持一个基本判断：当前世界并非处于“和平与战争之间”，而是处于一种新型战争之中——一场没有正式宣战、却每日都在进行的总体战。

二、中美全面战略竞争——新冷战的实质

（一）贸易战与科技脱钩：芯片、AI、5G的生死线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表面是贸易逆差，实质是遏制中国高科技崛起。拜登政府虽调整策略，但延续并强化了科技遏制。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527亿美元补贴本土半导体制造；2023年10月，美国升级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AI芯片（如英伟达A100/H100）及制造设备。

1.中国迅速反击：2023年7月，对镓、锗实施出口管制（二者为半导体关键材料）；2024年，宣布对石墨实施管制（锂电池核心原料）。这场“芯片战争”已演变为全产业链封锁与反封锁。

2.更深远的是AI竞赛：美国视中国AI发展为“存在性威胁”，尤其担忧其在军事自动化、大规模监控、认知战中的应用。而中国则将AI列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东数西算”工程构建自主算力网络。5G领域，华为虽受重创，但通过6G预研与星地一体化网络寻求弯道超车。

3.科技脱钩不仅削弱全球效率，更催生“两个技术生态”：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强调开源、私有产权、民主治理；另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强调主权可控、数据本地化、国家主导。技术标准之争，实为未来世界秩序规则之争。

（二）台海、南海、东海：军事对峙常态化

军事层面，中美在西太平洋形成“接触-摩擦-危机”循环。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解放军环台军演常态化；2023年，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达10次以上；2024年，美日菲举行首次三方联合军演，剑指南海。

在南海，中国完成岛礁军事化部署，部署HQ-9B防空系统、YJ-12B超音速反舰导弹；美国则强化“航行自由行动”（FONOPs），并与越南、印尼加强海上安全合作。东海方面，钓鱼岛（尖阁诸岛）周边中日海警船对峙频发，2023年一度发生碰撞。

更危险的是水下战场。美军“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频繁潜伏于第一岛链，中国093B型攻击核潜艇活动范围扩展至关岛附近。双方均发展高超音速武器（中国DF-17 与美国AGM-183A），压缩预警时间至分钟级。

台海已成为最可能引爆全面战争的“灰犀牛”。美国“战略模糊”政策正在滑向“战略清晰”，而中国《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明确保留“非和平方式”选项。一旦发生误判，核常交织的冲突难以控制。

（三）金融武器化：美元霸权与人民币国际化博弈

金融战是中美博弈的隐秘前线。美国利用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将SWIFT、CHIPS等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2022年冻结俄罗斯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震惊全球央行。中国加速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2024年覆盖110国，交易量同比增长45%。

更重要的是本币结算机制。中俄宣布80%双边贸易以卢布/人民币结算；中国与沙特、巴西、阿根廷达成石油、大豆本币结算协议；金砖国家推动“BRICS Pay”支付系统。尽管人民币国际化仍处初级阶段（全球支付份额仅3.2%，2024年SWIFT数据），但去美元化趋势已不可逆。

美国则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实施“友岸外包”，要求电动车电池使用北美或自贸伙伴矿产，变相排除中国。金融制裁与产业政策联动，构成对华“经济围堵”闭环。

（四）意识形态对抗：民主 vs 发展模式之争

意识形态层面，拜登政府高举“民主与威权”叙事，组建“民主国家联盟”。2021年“民主峰会”邀请110国，刻意排除中俄。中国则反击称“民主不是美国专利”，推广“全过程人民民主”，并强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在非洲、东南亚、拉美，双方竞相输出治理模式：美国提供“高标准基础设施”（PGII），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美国强调劳工环保标准，中国强调效率与主权尊重。发展模式之争，实为全球南方国家“道路选择”之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不主动输出意识形态，但其“不干涉内政”原则与高效基建能力，在动荡地区更具吸引力。而美国民主叙事因国内政治极化、国会骚乱、枪支暴力等问题而信誉受损。

（五）第三世界争夺：全球南方成为新战场

全球南方——涵盖亚非拉130余国——成为中美争夺的“中间地带”。2023年G20峰会期间，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展现外交影响力；2024年，非洲联盟获G20永久成员资格，中国随即承诺提供100亿美元特别贷款。

美国则通过“千年挑战公司”（MCC）、“繁荣非洲”计划加大援助，但常附加民主改革条件，引发反感。印度、印尼、南非等“全球南方领袖”采取“战略模糊”，既接受中国投资，又参与美日印澳QUAD外围合作。

谁能赢得全球南方，谁就掌握多极秩序的塑造权。目前，中国在基础设施、贸易、疫苗外交上占优；美国在安全合作、高等教育、科技生态上领先。这场“人心争夺战”将决定21世纪国际秩序底色。

三、俄罗斯的“生存之战”——从乌克兰到多极秩序重构

（一）乌克兰战争：北约东扩下的反制逻辑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标志着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的彻底崩塌。这场战争被西方普遍解读为“无端侵略”，但在莫斯科的战略叙事中，它是一场被迫发起的“生存之战”——一场旨在阻止北约无限东扩、捍卫俄罗斯核心安全利益的地缘政治防御性反击。

自1999年北约接纳波兰、捷克、匈牙利起，其东扩步伐从未停歇。2004年吸纳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直接将军事前沿推进至距圣彼得堡仅150公里处；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虽未正式邀请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入盟，但明确表示“它们终将成为成员国”；2014年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后，亲西方政府上台，加速申请加入北约，并在国内推行“去俄化”政策，包括禁止俄语教育、打压亲俄政党、纪念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等。这些举措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不仅是文化清洗，更是战略包围。

普京在2021年7月发表的《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长文中明确指出：“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其存在本身即是对俄罗斯历史空间的割裂。”这一历史观虽遭国际学界广泛质疑，却深刻反映了俄罗斯精英阶层对“大俄罗斯文明圈”的执念。而2022年初，美国拒绝俄罗斯提出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其中核心诉求是“北约永不接纳乌克兰”——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此，乌克兰战争并非单纯的领土扩张，而是俄罗斯试图以武力重划欧洲安全红线的一次高风险豪赌。其战略目标有三：

1.去军事化：确保乌克兰无法成为北约反俄前哨；

2.去纳粹化（俄方术语）：清除极端民族主义势力，重塑亲俄政治生态；

3.承认顿巴斯独立及克里米亚归属：固化既成事实，建立缓冲区。

然而，战争进程远超克里姆林宫预期。乌克兰在西方全力支持下展现出惊人韧性，不仅未崩溃，反而在2022年秋收复赫尔松与哈尔科夫大片领土。至2025年，战线基本稳定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一线，形成类似一战的堑壕对峙。战争陷入消耗泥潭，每日伤亡数百人，双方均难以取得决定性突破。

但对俄罗斯而言，战争已实现部分战略目标：

1.北约短期内不可能接纳乌克兰；

2.欧洲安全架构彻底分裂，俄与西方关系不可逆转；

3.俄罗斯被迫加速“向东转”，深化与非西方世界联系。

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言：“我们不是在选择战争，而是在选择以何种方式面对已被强加的战争。”

（二）能源武器与卢布结算体系

面对西方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冻结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将主要银行踢出SWIFT、禁止进口俄油——俄罗斯迅速启动“经济战时机制”，其中最具杀伤力的反制手段是能源武器化。

2022年3月，普京签署总统令，要求“不友好国家”以卢布支付俄天然气货款。此举看似技术性调整，实则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1.打破美元/欧元对能源贸易的垄断；

2.强制欧洲企业开设卢布账户，支撑卢布汇率；

3.将能源供应与金融主权绑定，形成“能源-货币”联动威慑。

尽管欧盟初期抵制，但德国、意大利等国最终妥协。2022年全年，俄罗斯对欧管道天然气出口下降55%，但通过转向土耳其、中国，并提升液化天然气（LNG）出口，能源收入不降反升——2022年油气财政收入达21.7万亿卢布，创历史新高。

更关键的是，俄罗斯推动建立非西方结算体系。除卢布结算外，俄央行加速构建SPFS（俄罗斯版SWIFT），并与中国的CIPS、印度的UPI探索互联。2023年，中俄本币结算占比达80%；2024年，俄印启动“卢比-卢布”直接兑换机制，绕过美元。

与此同时，俄罗斯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强制企业外汇出售、扶持本土替代产业（如微电子、航空发动机），成功避免金融崩溃。2023–2024年，俄罗斯GDP甚至实现正增长（1.5%、3.2%），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这打破了“制裁必致政权崩溃”的西方幻想，证明一个资源大国在战时状态下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有限韧性。

然而，代价巨大：技术断供导致汽车、机床、医疗设备产能锐减；人才外流超百万；长期增长潜力受损。俄罗斯正滑向“战时封闭经济体”——高效动员、低效创新、依赖资源。

（三）俄中“无上限”伙伴关系的战略限度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当天，普京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关系上不封顶”。俄乌战争爆发后，中俄合作迅速升温：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1900亿美元，2023年突破2400亿，2024年预计超2800亿，创历史新高。

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最大能源买家、关键技术潜在供应方。华为、中芯国际虽未公开向俄提供先进芯片，但通过第三国转口、民用产品改装等方式，间接支持俄国防工业。中俄还加强在北极航道、远东开发、联合军演等领域的协作。

然而，“无上限”并不等于“无保留”。中俄关系存在三大结构性限度：

第一，战略目标错位。

俄罗斯希望中国公开支持其对乌行动，甚至提供武器援助，但中国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强调尊重主权、停火止战。这实质是避免被拖入对西方全面对抗。

第二，经济不对称性。

中俄贸易中，中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俄罗斯出口以能源、木材、矿产为主，进口则高度依赖中国机电、电子产品、日用品。这种“原料-制成品”结构使俄罗斯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长期恐加深依附。

第三，地缘竞争隐忧。

在中亚，俄罗斯传统影响力正被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侵蚀；在北极，双方对航道控制权存在潜在摩擦；在远东，俄罗斯担忧中国移民与投资导致“和平渗透”。尽管目前合作压倒竞争，但若俄罗斯持续衰弱，中俄关系可能从“准联盟”滑向“主从关系”。

因此，俄中伙伴关系是战术协同而非战略融合，是“权宜之计”而非“命运共同体”。双方都清楚：彼此需要，但不可全信。

（四）非西方联盟的崛起：上合组织、金砖+机制

面对西方孤立，俄罗斯将外交重心转向“全球多数”。其核心平台是上海合作组织（SCO） 与 金砖国家（BRICS）。

上合组织原为中亚反恐机制，近年迅速扩容。2023年伊朗正式加入；2024年白俄罗斯获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埃及成为对话伙伴。成员国覆盖欧亚大陆40%人口、30%GDP，成为抗衡北约的“东方安全架构”。

金砖机制则更具经济野心。2024年1月，沙特、阿联酋、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正式加入，“金砖五国”变为“金砖十国”。新成员涵盖全球40%石油产量、35%天然气储量，以及红海、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等关键航道控制者。

俄罗斯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建立：

①共同支付系统（BRICS Pay）；

②应急储备安排（CRA）扩容至2000亿美元；

③本币结算框架；

④联合粮食与能源储备。

这些举措旨在构建“平行体系”，削弱美元霸权，保障成员国在制裁下的经济安全。2024年金砖峰会通过《喀山宣言》，明确提出“反对单边制裁”“推动多极货币体系”，标志着非西方阵营从松散协调走向制度化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该联盟内部矛盾重重：中印边境对峙、沙特伊朗历史敌对、巴西与俄罗斯在气候议题上分歧。但共同的反西方情绪与对主权的珍视，使其在最低共识上保持团结。正如普京所言：“世界不应由一个中心发号施令。”

（五）核威慑与战术核武器的实战化风险

在常规战争陷入僵局之际，俄罗斯反复挥舞“核大棒”。2022年2月，普京下令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2023年，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2024年，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并试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导弹。

俄罗斯《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明确列出四种使用核武器的情形，包括：

①敌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俄或盟友；

②敌方常规攻击威胁俄国家存亡；

③攻击俄关键核指挥设施；

④侵略俄“视为不可分割”的领土（暗示克里米亚、顿巴斯）。

这一政策的核心逻辑是“升级以求降级”：即在常规战不利时，通过有限核打击（如在黑海引爆一枚低当量核弹）震慑西方，迫使其接受谈判。

然而，此策略风险极高。北约已强化“核共享”机制，美国在德、意、比等国部署B61-12战术核炸弹，并计划2026年前完成现代化升级。英国、法国亦提升核戒备。更危险的是，AI预警系统可能误判导弹发射信号——2023年挪威气象火箭曾被俄雷达误认为核打击，险些触发报复程序。

至2025年，全球核武库约12500枚，其中俄美占90%。俄罗斯拥有5977枚（含库存），中国加速扩至500枚以上，印度、巴基斯坦各拥160–170枚。核扩散与战术核武器实战化，正将人类推向“可控核战争”的危险幻觉。

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警告：“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比古巴导弹危机更不稳定的时代——因为今天的决策者不再相信核战争不可打。”

四、欧盟的地缘困境——夹缝中的“战略自主”幻象

（一）对美依赖与对华市场：双重矛盾

2025年的欧洲，正处于一场深刻的身份与战略危机之中。曾经以“规范性力量”自居、倡导多边主义与规则秩序的欧盟，如今被迫在中美俄三大权力中心的挤压下艰难求存。其核心困境在于：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经济上深度嵌入中国，而战略上却渴望“自主”正在撕裂欧洲的政治共识。

安全层面，北约仍是欧洲防务的基石。尽管欧盟在2016年提出“战略自主”愿景，并设立“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机制，但俄乌战争彻底暴露了其军事能力的空心化。2022年战争爆发后，东欧国家迅速转向华盛顿寻求保护；德国虽宣布设立1000亿欧元“特别国防基金”，但军工产能、弹药储备、指挥体系仍严重滞后。至2025年，欧洲80%的高端防空系统、90%的战略运输机、几乎全部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仍依赖美国供应。更关键的是，核威慑完全由美国提供——欧洲无独立二次核打击能力。

与此同时，经济上欧洲无法承受与中国脱钩的代价。2024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8560亿欧元，中国连续八年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德国汽车业35%的出口销往中国，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近三分之一营收来自中国市场，法国奢侈品、意大利机械、西班牙红酒均深度依赖中国消费者。即便在“去风险”口号下，欧盟也仅对电动车、光伏、关键原材料等少数领域启动反补贴调查，而不敢全面复制美国式科技封锁。

这种“安全靠美国、吃饭靠中国”的结构性矛盾，使欧盟在重大地缘议题上陷入两难：

1.在台海问题上，既想表态支持“一个中国”，又不敢明确反对美国对台军售；

2.在芯片管制上，荷兰、爱尔兰配合美国限制对华出口，但德国、法国企业强烈游说放宽；

3.在乌克兰援助上，既要展现团结，又因财政压力与民众厌战情绪而难以为继。

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所叹：“我们有经济实力，却没有战略意志；我们有共同市场，却没有共同防务。”

（二）能源危机与去工业化：俄乌战争的长期代价

如果说安全依赖是旧疾，那么能源危机则是俄乌战争给欧洲带来的新创。2022年之前，欧盟40%的天然气、27%的石油、46%的煤炭来自俄罗斯。战争爆发后，欧盟仓促启动“欧盟复兴计划”计划，誓言2027年前彻底摆脱俄能源。然而，替代过程代价高昂且后果深远。

短期看，能源价格飙升引发通胀。2022年欧元区通胀率达10.6%，创历史新高；电价一度暴涨300%，迫使多国实施价格上限与补贴。长期看，高能源成本正加速欧洲去工业化。化工、钢铁、玻璃、化肥等能源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2023年，德国巴斯夫宣布将全球投资重心转向中国与北美；2024年，法国道达尔关闭本土炼油厂；意大利、西班牙中小企业倒闭率上升30%。

更严峻的是，美国趁机收割欧洲产业。《通胀削减法案》（IRA）提供高达3690亿美元清洁能源补贴，吸引大量欧洲企业赴美设厂。宝马、大众、西门子、沃尔沃纷纷宣布在美建电池厂或研发中心。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直言：“IRA是对欧洲工业基础的系统性掏空。”

在此背景下，欧盟试图以“绿色新政”和“净零工业法案”反击，但绿色转型本身又加剧成本压力。碳边境调节机制虽可保护本土企业，却可能引发贸易报复。欧洲正陷入“高成本、低增长、弱竞争力”的恶性循环——从世界工厂沦为高福利消费市场的风险日益真实。

（三）法德轴心衰落与东欧“新鹰派”崛起

传统上，法德被视为欧盟的“双引擎”。然而，2020年代以来，两国协调能力显著下降。德国因能源转型失败、人口老龄化、军工产能不足而战略收缩；法国虽积极推动“欧洲军”“欧洲主权”，但马克龙“北约脑死亡”言论遭盟友冷遇，其非洲影响力亦因政变潮而崩塌。

与此同时，东欧国家集体右转，形成“新鹰派”联盟。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因直面俄罗斯威胁，主张强硬对俄、全面亲美、加速扩军。2023年，波兰军费占GDP达4%，成为北约第二（仅次于美国）；立陶宛率先驱逐俄外交官、关闭俄飞地加里宁格勒过境通道；捷克公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这一变化重塑了欧盟内部权力结构。在对俄制裁、援乌金额、防务投入等议题上，东欧国家常联合施压法德妥协。2024年欧盟预算谈判中，波兰以“法治问题”为由否决共同债务发行，凸显其杠杆力。更深远的是，东欧推动欧盟安全政策“北约化”——即放弃战略自主幻想，全面融入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体系。

法德试图以“欧洲政治共同体”（EPC）等新机制维系领导力，但缺乏实质资源支撑。欧盟正从“法德主导的整合项目”滑向“多速、多向、碎片化的利益集合体”。

（四）欧洲军备竞赛重启：德国国防政策历史性转向

2022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发表“时代转折”演讲，宣布设立1000亿欧元特别国防基金，并承诺未来每年军费超GDP的2%。此举标志着德国自二战以来“军事克制”传统的终结。

此后，德国加速重整军备：

①订购35架F-35隐形战机，取代老旧“狂风”；

②启动“未来空战系统”（FCAS）与法国联合研发六代机；

③扩建军工产能，莱茵金属公司弹药产量提升5倍；

④首次向冲突地区（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豹2坦克）。

其他国家紧随其后。瑞典、芬兰放弃中立，加入北约；荷兰、丹麦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欧盟启动“欧洲防务基金”，2025年预算达15亿欧元，支持无人机、网络防御、太空监视等项目。

然而，欧洲军备复兴面临三大瓶颈：

①产能不足：欧洲年炮弹产量仅2万发，远低于乌克兰战场月消耗量（数万发）；

②标准不一：各国装备制式混乱，后勤协同困难；

③政治分歧：匈牙利欧尔班政府持续阻挠对乌援助，质疑北约东扩逻辑。

尽管如此，欧洲已踏上不可逆的再武装之路。至2025年，欧盟27国平均军费占GDP达1.8%，预计2030年全面达标2%。一个“武装的欧洲”正在诞生，但它究竟是独立一极，还是美国的高级附庸？答案尚不明朗。

（五）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终结？

21世纪初，学者伊恩·曼纳斯提出“规范性力量欧洲”理论，认为欧盟通过推广民主、人权、法治、多边主义等价值观，可不靠武力而塑造世界秩序。这一理念曾指导欧盟东扩、邻国政策及全球气候外交。

但2025年的现实已彻底颠覆此叙事。面对战争、制裁、供应链断裂，欧盟被迫采取现实主义甚至强权政治手段：

①对俄实施12轮制裁，包括冻结资产、禁运能源、驱逐外交官；

②对华启动“去风险”框架，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

③在地中海拦截移民船，与利比亚民兵合作“外包边境管控”；

④为保障锂、钴供应，与刚果（金）、智利签订带有资源优先权的“关键原材料协议”。

更讽刺的是，欧盟自身民主质量正在下滑。匈牙利、波兰司法改革遭欧盟制裁；法国、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崛起；德国AfD党鼓吹退出欧盟。内部“民主赤字”削弱其外部道德权威。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对欧盟“说教式外交”日益反感。在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指责欧盟“先污染后治理”；在贸易协定中，非洲国家抗议农业倾销；在俄乌问题上，多数南方国家拒绝选边站队。2023年联合国大会关于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决议，仍有53国弃权或缺席——其中多数为欧盟传统伙伴。

因此，“规范性力量”已让位于“生存性现实主义”。欧盟不再试图改变世界，而是努力在破碎的世界中自保。其未来角色或许不是“灯塔”，而是一个“高墙内的堡垒”——富裕、有序，但封闭、焦虑。

结语：欧盟在全球战时状态下的结构性困境：它既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附，又难以割舍对中国的经济联系；既想重振战略自主，又受制于内部分歧与能力短板。其“中间道路”正日益狭窄，被迫在大国对抗中做出痛苦抉择。

五、印度的“多向结盟”战略——在火药桶上跳舞

（一）中印边境冲突常态化：拉达克、阿鲁纳恰尔

2020年6月15日，中印两国士兵在加勒万河谷爆发冷兵器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度军人和4名中国官兵死亡——这是自1962年中印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流血事件。自此，中印边境从“低烈度摩擦”滑向“高危对峙常态化”。

冲突根源在于长达3,488公里的未定边界。西段（拉达克地区）争议焦点是阿克赛钦（中国控制）与德普桑平原；东段（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藏南）则涉及达旺、苏班西里等战略要地。印度坚持“麦克马洪线”合法性，中国则视其为殖民遗产。

2020年后，双方在实控线（LAC）沿线大规模增兵：

①印度部署第14军（约5万人），新建6条战略公路、10个前沿机场；

②中国在阿里、和田方向强化高原合成旅，并部署红旗-9B防空系统、PCL-181车载榴弹炮；

③双方多次举行军长级会谈，但仅达成局部脱离接触（如班公湖南北岸），核心争议区仍剑拔弩张。

更危险的是军事战术升级。2023年，印军首次在拉达克试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射程450公里）；2024年，中方在藏南举行“高原砺剑-2024”联合演习，模拟夺占达旺。双方均将边境视为“第二战线”——一旦台海或南海爆发冲突，此处将成为牵制对方的战略支点。

尽管莫迪政府强调“对话解决争端”，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任何让步都将被视为软弱。2024年大选后，印人党虽席位减少，但联合政府仍维持强硬立场。中印关系已进入“竞合并存、摩擦可控、冲突可升”的新阶段——和平依赖于双方克制，而非互信。

（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实际效用

面对中国崛起，印度迅速拥抱“印太战略”。2017年，美日印澳重启“四方安全对话”；2021年首次举行线下峰会；2023年启动“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共享卫星与雷达数据。

四方安全对话名义上聚焦疫苗、气候、基建等“软议题”，实则构建对华战略包围网：

1.军事层面：四国海军每年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2024年首次在菲律宾海演练反潜与航母协同；

2.技术层面：成立“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工作组”，推动芯片产能向印度转移；

3.基础设施层面：推出“蓝点网络”，对标“一带一路”。

对印度而言，四方安全对话是低成本获取战略红利的平台：

①获得美国F-21战机技术转让、MQ-9B“死神”无人机；

②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建设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

③吸引澳大利亚投资稀土加工、关键矿产。

然而，四方安全对话的实际效用有限。首先，印度拒绝将其军事化。新德里坚决反对四方安全对话成为“亚洲版北约”，拒绝签署联合声明提及台湾或南海，坚持“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其次，四国利益分歧明显：美国欲遏制中国，日本聚焦东海，澳大利亚担忧南太平洋，印度专注南亚。再者，印度自身能力不足——海军仅1艘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空军主力仍是俄制米格-21，难以承担区域安全责任。

因此，四方安全对话对印度而言，更多是战略保险而非作战联盟。它提供外交声援、技术合作与军售优惠，但无法替代自主国防建设。

（三）俄印传统关系与美印新兴同盟的矛盾

印度外交的精髓在于“多向结盟”——同时与敌对大国保持合作。这一策略在俄乌战争中遭遇严峻考验。

俄罗斯长期是印度最大武器供应国（占印军备进口60%以上），提供苏-30MKI战机、S-400防空系统、“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等关键装备。2022年战争爆发后，印度拒绝谴责俄罗斯，反而大幅增加俄油进口（从2%升至35%），以折扣价保障能源安全。

此举激怒美国。拜登政府虽未制裁印度（豁免CAATSA制裁），但私下施压，并加速向印尼、越南出售F-15EX、F-16V战机，削弱俄印军工纽带。2023年，美印启动“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推动半导体、AI、量子计算合作，试图将印度纳入西方技术生态。

但印度不愿“选边站队”。2024年，印度仍接收俄制S-400第三批组件，并计划联合生产AK-203突击步枪。莫迪政府清楚：过度倒向美国将丧失战略回旋空间，而彻底疏远俄罗斯则危及国防自主。

这种平衡术日益艰难。美国要求印度加入“芯片四方联盟”，限制对华技术出口；俄罗斯则希望印度支持其联合国提案。印度只能以“国家利益”为由模糊应对——既参加美日印澳军演，又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既批评俄侵乌，又拒绝对俄制裁。

印度正行走在大国钢丝上，稍有不慎，便可能坠入战略孤立。

（四）印度洋控制权争夺：中国“珍珠链”与印度“净安全提供者”

印度视印度洋为其“后院”与“命运之海”。莫迪提出“萨迦尔愿景”——地区共同安全与繁荣，自诩为“净安全提供者”。

然而，中国“珍珠链战略”正挑战这一地位。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缅甸皎漂港到吉布提保障基地，中国通过投资港口、建设补给点，构建一条贯穿印度洋的海上存在链。

印度的反制措施包括：

1.强化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军事基地，部署远程雷达与P-8I反潜机，监控马六甲海峡；

2.与法国、澳大利亚签署三边安全协议，共享留尼汪、科科斯群岛基地使用权；

3.向马尔代夫、塞舌尔、毛里求斯提供海岸警卫队舰艇与训练；

4.2023年与阿联酋、以色列启动“IMEC走廊”（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对冲“一带一路”。

2024年红海危机进一步凸显印度洋战略价值。胡塞武装袭击商船，迫使多国派遣护航舰队。印度迅速派出驱逐舰“加尔各答号”巡航，既展示存在，又保护本国航运。此举赢得海湾国家好感，但也暴露其远洋投送能力有限——仅能维持1–2艘舰艇长期部署。

更深层矛盾在于：印度缺乏全球海军能力，却怀有区域霸权野心。其GDP仅为中国的1/5，国防预算不足美国1/10，难以同时应对中巴两线压力。若中国在缅甸或孟加拉国获得新港口，印度洋均势将进一步倾斜。

（五）国内民族主义与对外扩张冲动的联动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强调“强大印度”与“文明复兴”。这一叙事深刻影响外交政策：

①将中巴塑造为“外部威胁”，转移国内经济矛盾；

②推动“地图修正主义”：2019年废除查谟-克什米尔自治地位，将其划为中央直辖区，并在新版地图中将“阿鲁纳恰尔邦”标为不可分割领土；

③强化“文化主权”话语，抵制西方价值观，推广瑜伽、阿育吠陀等“印度软实力”。

民族主义既是动员工具，也是战略枷锁。它使政府难以在边境问题上妥协，也阻碍与穆斯林邻国（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建立信任。2023年，印度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被批歧视穆斯林，引发孟加拉国抗议；2024年，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武装袭击频发，巴方指责印度“压迫政策”激化矛盾。

与此同时，印度加速“大国身份”建构：

①成功发射“月船3号”登月，跻身太空强国；

②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

③主办2023年G20峰会，首次将非洲联盟纳入，展现全球南方领导力。

但身份雄心与能力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印度人均GDP仅2400美元，基础设施落后，制造业占比停滞在17%。若不能实现经济跃升，其“多向结盟”终将沦为战术周旋，而非战略引领。

结语：印度如何在全球战时状态下，以“多向结盟”策略在中美俄之间谋取最大战略空间。它既是中国的竞争对手、俄罗斯的传统伙伴、美国的新兴盟友，又是南亚的区域强权。然而，其国内政治、经济短板与地缘环境的复杂性，使其“在火药桶上跳舞”的平衡术日益脆弱。未来十年，印度能否从“摇摆玩家”蜕变为“秩序塑造者”，将取决于其能否实现真正的综合国力跃升。

六、巴基斯坦的地缘宿命——南亚火药桶的引爆点

（一）克什米尔问题：印巴核威慑下的低烈度战争

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克什米尔始终是南亚最危险的火药桶。这片位于喜马拉雅西麓的争议地区，不仅承载着宗教、民族与历史纠葛，更成为印巴两国战略对抗的核心载体。2025年，克什米尔局势已进入“核威慑下的永久性低烈度冲突”状态。

印度控制查谟-克什米尔（2019年废除其自治地位，划为中央直辖区），巴基斯坦控制“阿扎德克什米尔”及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中国则控制阿克赛钦与喀喇昆仑走廊。三方实际控制线犬牙交错，军事哨所相距仅数百米。每年发生数百起交火事件，造成数十名士兵和平民伤亡。

不同于传统战争，当前冲突呈现“混合化”特征：

1.非对称作战：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长期支持克什米尔武装组织（如“穆罕默德军”“虔诚军”），发动针对印军哨所、警察营地甚至平民目标的袭击；

2.信息战同步：双方在社交媒体上激烈争夺叙事权，印度指责巴“输出恐怖主义”，巴方则控诉印“种族清洗”穆斯林；

3.外交角力常态化：巴基斯坦频繁在联合国、伊斯兰合作组织（OIC）提出克什米尔议题，但收效甚微。

关键在于，双方均拥有核武器，使全面战争风险被抑制，却也使局部冲突更具冒险性。巴基斯坦奉行“首先使用核武器”（First Use）政策，声称若常规防线崩溃，将动用战术核武器（如“纳吉布拉”短程导弹）。印度则坚持“不首先使用”（No First Use），但保留“大规模报复”权利。

这种“核恐怖平衡”看似稳定，实则脆弱。2019年普尔瓦马袭击40名印警死亡后，印度空军越境空袭巴境内目标，巴方随即击落印战机并俘虏飞行员，危机一度濒临失控。此类“可控升级”游戏，在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随时可能因误判或极端组织行动而滑向不可逆冲突。

（二）中巴经济走廊（CPEC）：一带一路的前线与软肋

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国不仅是战略盟友，更是生存支柱。2015年启动的中巴经济走廊（CPEC），作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总投资超620亿美元，涵盖能源、交通、港口、数字基建四大领域。

核心工程包括：

1.瓜达尔港：中国援建深水港，具备战略价值，可绕过马六甲海峡，缩短中东能源运输线；

2.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ML-1铁路升级）：贯通南北经济动脉；

3.萨希瓦尔、卡西姆港燃煤电站：缓解巴长期电力短缺。

CPEC极大提升了巴基斯坦基础设施水平，但也带来三重风险：

第一，安全风险高度集中。中方工程师、项目营地屡遭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如“俾路支解放军”）袭击。2021年达苏水电站恐袭致9名中国公民死亡；2023年卡拉奇孔子学院爆炸再酿惨剧。巴政府虽设立1.5万人特别安全部队保护CPEC，但难以根除地方叛乱。

第二，债务可持续性堪忧。CPEC贷款多以美元计价，利率高于国际水平。2024年，巴基斯坦外债达1300亿美元，其中对华债务占比超30%。在IMF多次救助下，巴卢比持续贬值，偿债压力巨大。中方虽未公开要求“资产抵押”，但瓜达尔港90%运营权已由中企掌控，引发“新殖民主义”批评。

第三，地缘敏感性极高。印度视CPEC穿越“非法占领”的巴控克什米尔为对其主权的直接挑战，坚决抵制所有相关国际会议。美国则担忧瓜达尔港未来可能成为中国海军基地，强化“珍珠链”战略。2023年，美日印澳“IMEC走廊”明确提出对冲CPEC，凸显其地缘政治靶心地位。

因此，CPEC既是巴基斯坦的发展希望，也是其战略脆弱性的放大器——一旦中巴关系生变或地区安全恶化，整个国家经济命脉将面临断裂风险。

（三）军方干政与恐怖主义温床：内部不稳的外溢效应

巴基斯坦的悲剧在于：国家主权长期被军方与情报机构架空。自独立以来，军队四次直接执政，其余时间亦通过ISI操控外交、安全与选举。2025年，尽管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PML-N）执政，但陆军参谋长仍掌握对印、对美、对华政策最终决定权。

军方逻辑简单而顽固：

①印度是“永恒敌人”，必须维持高国防开支（占财政支出18%）；

②伊斯兰激进势力是“可控工具”，可用于牵制印度与阿富汗；

③民选政府是“必要装饰”，但不可挑战安全建制。

这一模式导致两大恶果：

其一，反恐立场双重标准。巴基斯坦在国际压力下打击“基地”“伊斯兰国”等全球性恐怖组织，却纵容甚至扶持针对印度的“本土圣战者”。2023年联合国监测报告显示，巴境内仍有至少12个活跃的印巴跨境武装组织。这种“选择性反恐”使其被 FATF（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多次列入灰名单，加剧金融孤立。

其二，国家治理能力瘫痪。教育投入不足GDP的2%，文盲率超40%；税收征管体系崩溃，正规税基仅占经济10%；水电、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严重短缺。民众对文官政府失望，转而依赖宗教学校与部落长老，进一步滋养极端思想。

其三，内部失序必然外溢。塔利班掌权阿富汗后，巴境内塔利班分支（TTP）活动激增，2024年发动超500起袭击。巴军方疲于应对东西两线安全压力，战略资源捉襟见肘。一个内部撕裂的巴基斯坦，注定成为大国博弈的棋盘而非棋手。

（四）美国撤出阿富汗后的权力真空与塔利班因素

2021年美军仓促撤离阿富汗，不仅终结了20年反恐战争，更在南亚制造巨大权力真空。塔利班重掌喀布尔，使巴基斯坦地缘处境急剧复杂化。

短期内，巴曾视塔利班为“战略资产”——可助其遏制印度在阿影响力（如伊朗-印度共建恰巴哈尔港），并确保西部边境稳定。但现实迅速打脸：

①塔利班拒绝承认杜兰线（巴阿边界），支持俾路支分离主义；

②TTP以阿富汗为基地，对巴发动跨境袭击；

③塔利班政权未能遏制毒品生产，海洛因经巴流向全球，加剧国内毒瘾危机。

更深远的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大幅削减对巴援助。2018年特朗普政府冻结3亿美元军事援助；2022年后，美巴高层对话几近停滞。华盛顿转而强化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关系，将巴基斯坦边缘化。

与此同时，中国加速填补真空。2023年，中方促成巴塔对话；2024年，承诺投资阿富汗锂矿开发，并推动“中巴阿经济三角”。但塔利班政权合法性未获国际承认，投资风险极高。巴基斯坦夹在中美之间，既要借助中国维系CPEC，又不敢彻底疏远美国以防金融制裁。

阿富汗已成为巴基斯坦无法摆脱的“战略泥潭”——既不能放弃，又无力主导。

（五）巴基斯坦作为中美俄印博弈的“棋子”还是“玩家”？

综观全局，巴基斯坦在全球战时状态中的角色充满悖论。

它是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却无法阻止CPEC项目因安全与债务问题停滞；它是美国反恐战争昔日盟友，如今却被视为“不可靠伙伴”；它与俄罗斯开展军贸（采购Mi-35直升机、T-90坦克），但影响力微乎其微；它与印度处于核对峙，却在气候、水资源等议题上不得不接触。

2024年，巴基斯坦试图以“全球南方”身份提升话语权，主办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呼吁建立“多极公平秩序”。但其经济濒临崩溃（通胀率超30%，外汇储备仅够数周进口），连基本民生都难保障，遑论国际领导力。

更严峻的是人口结构危机：2.4亿人口中，60%在30岁以下，但青年失业率高达25%。若无大规模工业化与教育改革，未来十年恐爆发社会动荡。

因此，巴基斯坦并非真正的“玩家”，而是大国博弈的“高危棋子”。它的命运取决于外部力量的互动——若中美关系缓和，CPEC或重启；若印巴冲突升级，核风险将震动全球；若塔利班政权倒台，难民潮将冲击整个南亚。

正如战略学者哈桑·阿斯卡里所言：“巴基斯坦的地缘位置既是祝福，也是诅咒。它站在十字路口，却从未掌握方向盘。”

结语：巴基斯坦如何在全球战时状态下，被克什米尔争端、CPEC依赖、军方干政、阿富汗乱局与大国竞争多重枷锁束缚。其“前线国家”地位使其成为战略要冲，但内部脆弱性又使其极易成为冲突引爆点。在核阴影笼罩的南亚，巴基斯坦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文明能否避免首次核战争。

七、全球南方的觉醒与分裂

（一）不结盟运动2.0与全球南方拒绝选边站队

2025年，当世界被划分为“民主阵营”与“威权集团”、当华盛顿与北京竞相要求各国“表明立场”之际，一个由亚非拉130余国组成的庞大群体——全球南方——正以沉默而坚定的姿态，拒绝被纳入任何单一战略轨道。

这一趋势并非偶然。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虽已式微，但其精神内核——主权至上、反干涉、发展优先——在21世纪重获新生。面对中美俄欧的拉拢、施压甚至胁迫，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采取“战略模糊”策略：在联合国投票中弃权、在安全议题上保持沉默、在经济合作中多方下注。

典型案例比比皆是：

1.沙特阿拉伯：一边与美国维持安全同盟，一边加入金砖国家、与中国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伊朗在中国斡旋下复交；

2.南非：作为G20轮值主席国（2023年），邀请所有大国参会，却拒绝谴责俄罗斯侵乌，并在军演中接待俄中舰艇；

3.印尼：主办G20峰会时顶住西方压力未排除俄罗斯；同时深化与美日合作，又参与中国“一带一路”雅万高铁项目；

4.巴西：卢拉政府高调批评北约东扩，称“乌克兰危机根源在西方”，但继续向中国出口大豆、向美国出口石油。

这种“多向接触”并非骑墙，而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全球南方国家深知：一旦选边，将丧失议价能力、陷入制裁风险、并可能被卷入大国冲突。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所言：“我们不是棋盘上的方格，我们是棋手。”尽管此言略显夸张，却道出了南方国家的集体心声。

更重要的是，全球南方人口占全球85%，GDP占比超40%（按购买力平价），拥有关键矿产、粮食、能源与市场。谁赢得南方，谁就掌握未来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正因如此，大国竞相推出“南方战略”——美国有“PGII”即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中国有“一带一路”；欧盟有“全球门户”；俄罗斯有“金砖+”。但南方国家不再被动接受援助，而是要求“平等伙伴关系”与“发展自主权”。

然而，“不结盟2.0”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意识形态、宗教、地缘竞争、债务结构等因素，正悄然撕裂这一看似统一的阵营。

（二）资源民族主义兴起：锂、钴、稀土的战略价值

在全球战时状态下，传统战场之外，关键矿产已成为新战略高地。锂（电动车电池）、钴（高能电池）、镍（不锈钢与电池）、稀土（永磁电机、雷达、导弹制导）等资源，决定着一国在绿色转型与国防工业中的竞争力。

全球南方恰是这些资源的主要储藏地：

①刚果（金）占全球钴产量70%；

②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锂三角”占全球锂储量58%；

③越南、巴西、缅甸拥有丰富稀土；

④几内亚铝土矿、赞比亚铜矿亦具战略意义。

过去，这些资源多由西方矿业公司控制，利润流向欧美。如今，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南方：

1.印尼2020年起禁止镍矿出口，强制外资在当地建冶炼厂，成功吸引特斯拉、宁德时代投资；

2.智利2023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宣布锂资源“国有化”，仅允许国家控股企业开发；

3.刚果（金）重新谈判矿业合同，提高税率，并限制中资企业股权；

4.墨西哥2024年立法将锂列为“国家战略资产”，禁止私有开采。

这一趋势标志着全球南方从“原料供应者”向“价值链参与者”转变。它们不再满足于出售初级产品，而是要求技术转移、本地就业与产业升级。中国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在电池材料加工领域仍占主导；美国则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推动“友岸采购”，试图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

但资源民族主义也带来风险：政策突变吓退投资、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开发滞后、腐败滋生引发社会动荡。更危险的是，大国可能以“资源安全”为名，介入南方国内政——如支持亲己政权、策动政变、甚至军事干预。资源富集区正成为新代理人战争的温床。

（三）债务陷阱外交 vs 发展融资竞争

基础设施融资是大国争夺全球南方的核心战场。西方长期指责中国推行“债务陷阱外交”，称其通过高息贷款诱使穷国举债，最终攫取港口、矿山等战略资产。典型案例包括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2017年租给中国99年）。

然而，实证研究显示，多数债务问题源于结构性失衡而非恶意设计。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全球南方外债中，多边机构（IMF、世行）占35%，商业债券占30%，西方政府与银行占25%，中国仅占10–15%。斯里兰卡破产主因是旅游收入崩溃与财政赤字，而非单一中国贷款。

真正变化在于：发展融资已成系统性竞争工具。

1.中国：“一带一路”十年投入近1万亿美元，覆盖152国，强调“硬联通”（铁路、港口、电网）；

2.美国：“PGII”承诺6000亿美元（含私营资本），聚焦数字基建、清洁能源、卫生系统；

3.欧盟：“全球门户”计划投入3000亿欧元，强调“高标准、可持续”；

4.印度：推出“萨迦尔伙伴计划”，向岛国提供海岸警卫队舰艇与卫星数据。

南方国家乐见此竞争。它们利用大国博弈，争取更优惠条款、更低利率、更少附加条件。例如，埃塞俄比亚同时接受中国铁路贷款、美国数字援助、阿联酋港口投资；阿根廷在中美之间摇摆，既加入金砖，又与IMF谈判债务重组。

但融资竞赛也加剧债务脆弱性。2024年，60%低收入国家处于债务或高风险状态。若全球经济衰退或利率持续高企，新一轮主权违约潮或将爆发。届时，大国可能以“债务重组”为杠杆，换取军事基地、投票支持或资源特许权——金融战将取代热战，成为控制南方的新手段。

（四）非洲、拉美、东南亚的“战略模糊”策略

尽管同属全球南方，三大区域因历史、地理与政治差异，采取不同应对策略。

1.非洲：

作为最不发达国家集中地，非洲联盟（AU）2023年获G20永久成员资格，象征性提升话语权。但内部严重分裂：北非亲欧、西非受法国影响、东非靠中国基建、南部非洲（如南非、津巴布韦）倾向中俄。萨赫勒地带政变频发（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新军政府驱逐法国驻军，转向俄罗斯瓦格纳（后转为“非洲军团”）。非洲整体呈现“去西方化但未亲中”的碎片化格局。

2.拉丁美洲：

左翼回潮（巴西、哥伦比亚、智利）推动“反帝国主义”叙事，但经济现实制约激进政策。墨西哥、阿根廷深陷债务危机，无力对抗美国；中美洲国家依赖移民汇款与美国市场。拉美国家普遍采取“经济靠中、安全靠美”双轨制。2024年，中国成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但美军南方司令部仍掌控区域安全架构。

3.东南亚：

地处印太交汇点，东盟坚持“中心性”原则，拒绝在中美间选边。越南、菲律宾强化美防务合作，但拒签联合声明涉台内容；柬埔寨、老挝亲中，但避免公开对抗美国；印尼、新加坡倡导“东盟方式”——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2023年东盟峰会首次未发表联合宣言，反映内部裂痕。但总体而言，东南亚仍是战略模糊最成功的实践者。

（五）多极化世界中的第三条道路是否可能？

面对两极对抗加剧，全球南方能否开辟“第三条道路”？答案复杂而矛盾。

1.可能性存在：

①南方国家拥有共同诉求：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终结单边制裁、建立公平气候融资机制；

②金砖+、上合扩容、非盟入G20等机制，提供制度平台；

③数字技术（如数字货币、卫星互联网）降低对西方基础设施依赖；

④南南贸易占比升至58%（2024年WTO数据），减少对北方市场依赖。

2.但障碍巨大：

①内部发展水平悬殊：新加坡人均GDP超7万美元，南苏丹不足500美元；

②宗教与文明断层：伊斯兰国家、基督教非洲、佛教东南亚难以形成统一身份；

③大国渗透深入：军售、媒体、NGO、教育体系均被用作影响力工具；

④缺乏核心领导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尼均无力单独扛旗。

因此，全球南方更可能成为“多极秩序的缓冲带”而非“新秩序缔造者”。它们不会组成反西方联盟，但会利用多极格局争取最大自主空间。其集体行动将聚焦具体议题（如债务减免、疫苗公平、气候赔偿），而非意识形态对抗。

正如肯尼亚总统鲁托在2023年联合国大会所言：“我们不要新冷战，我们要新发展契约。世界不应只有两个选择，而应有无数条通往繁荣的道路。”

然而，在战时状态下，“不选边”本身已是一种战略选择。当大国将世界划分为敌我，中立便成为稀缺品，而稀缺即权力。全球南方或许无法阻止战争，但可决定战争的边界与代价。

结语：全球南方如何在全球战时状态下，以资源、市场与战略模糊为武器，在大国夹缝中争取自主空间。它们既非被动受害者，也非统一力量，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矛盾与潜力的多元集合体。其集体选择将深刻影响21世纪国际秩序的最终形态——是走向新两极对抗，还是迈向真正多极共治。

八、混合战争的全维度展开

（一）网络战：电网、金融系统、选举干预

21世纪的战争早已超越物理疆界。当导弹尚未发射、坦克尚未越境，网络空间已成为首战之地。混合战争的核心特征之一，便是将网络攻击作为低成本、高回报、可否认的战略工具，直接打击敌国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

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正系统性渗透关键基础设施：

1.能源系统：2015年与2016年，俄罗斯黑客两次瘫痪乌克兰电网，导致数十万家庭断电；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前，美方披露俄方已潜伏于美电力公司内网数月；

2.金融体系：2023年，朝鲜“ Lazarus 集团”盗取美国加密货币平台 和谐价值1亿美元资产；2024年，疑似中国背景的 APT41 组织入侵印度证券交易所结算系统，制造短暂混乱；

3.政府机构：2020年“太阳风”事件中，俄方通过软件供应链漏洞，侵入美国财政部、商务部等9个联邦机构；2023年，伊朗黑客攻破以色列水利控制系统，试图向供水中注入氯气。

更隐蔽的是选举干预。2016年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操纵美国大选已成经典案例；此后，类似手法被多国效仿：

2022年巴西大选，亲博索纳罗阵营雇佣数字水军散布卢拉“贪腐”AI伪造视频；

2024年印度大选，巴基斯坦情报机构被指资助泰米尔纳德邦分离主义账号，煽动族群对立；

2025年欧盟议会选举前夕，中国关联账号在X（原Twitter）上大规模推送“欧洲衰落论”，削弱民众对一体化信心。

这些行动往往难以溯源、无法归责，却足以制造社会恐慌、政治极化与制度信任崩塌。网络战的本质，不是摧毁硬件，而是瓦解共识。

（二）认知战：社交媒体、AI生成内容、舆论操控

如果说网络战攻击的是系统，那么认知战。其目标是人类心智——通过信息污染、情绪煽动与叙事重构，使敌国民众丧失判断力、陷入内耗。

社交媒体算法天然偏好极端、愤怒与阴谋论内容，成为认知战的理想温床。各国已建立专业化“影响力部队”：

1.俄罗斯：拥有“巨魔工厂”（如圣彼得堡），雇佣数千人运营虚假账号，在全球煽动种族矛盾、反疫苗运动、分离主义；

2.中国：通过“大外宣”体系协调官媒、自媒体、海外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模式优越论”，同时压制“新疆”“西藏”负面叙事；

3.美国：虽标榜“自由信息流”，但中央司令部曾秘密资助阿拉伯语媒体抹黑伊朗；五角大楼2023年承认在菲律宾、台湾地区运营反华社交账号；

4.印度：BJP青年团组建“IT Cell”，在推特上围攻批评莫迪的记者与学者，标签化为“反国家分子”。

而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出现，使认知战进入恐怖新阶段：

1.深度伪造：2024年，一段“泽连斯基宣布投降”的AI合成视频在Telegram疯传，虽被迅速辟谣，但已引发金融市场短暂震荡；

2.AI水军：可批量生成逼真评论、新闻稿、学术论文，模拟“民意”。2025年初，某智库发现关于“台海危机”的英文推文中有37%由AI生成；

3.个性化诱导：通过大数据画像，向特定人群推送定制化虚假信息——如向环保主义者发送“美军污染海洋”图，向枪支拥护者推送“政府收缴武器”谣言。

认知战的终极目标，是制造“后真相社会”——当真假难辨、信任归零，民主制度便自我瘫痪。正如北约战略司令部警告：“未来战争的第一场败仗，可能发生在公民的手机屏幕上。”

（三）经济战：制裁、出口管制、供应链武器化

经济战是混合战争中最显性也最残酷的维度。过去十年，制裁已从外交工具蜕变为常规武器。截至2025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制裁名单包含超10,000个实体与个人；欧盟对俄制裁达12轮，涵盖能源、金融、运输、奢侈品等几乎所有领域。

1.制裁手段日益精密：

①金融切断：将银行踢出SWIFT（如伊朗、俄部分银行）、冻结外汇储备（俄3000亿美元）、限制美元清算；

②技术封锁：禁止出口先进芯片、EDA软件、光刻机（对华）；限制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合作；

③次级制裁：威胁与被制裁国交易的第三方企业（如中企若向伊朗售油将被逐出美元体系）；

④长臂管辖：依据国内法（如《赫尔姆斯-伯顿法》）惩罚他国企业。

2.供应链武器化：

各国不再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安全优先”：

①美国推动“友岸外包”，要求电动车电池使用北美或盟友矿产；

②欧盟通过《关键原材料法案》，限制稀土、锂出口，并审查中资收购；

③中国对镓、锗、石墨实施出口管制，反制芯片封锁；

④印度禁止59款中国APP，包括TikTok、微信，理由是“数据安全”。

3.“去全球化”趋势导致三重后果：

①全球效率损失：重复建设、产能割裂、成本上升；

②发展中国家边缘化：被排除在技术生态之外；

③战争门槛降低：经济打击被视为“非战争手段”，易被滥用。

经济战的悖论在于：它本为避免热战，却可能因激化矛盾而诱发热战。当一国被逼至生存绝境，军事反击成为唯一选项。

（四）太空与深海：新边疆的军事化竞赛

混合战争不仅向虚拟空间扩展，也向物理新边疆——太空与深海——迅猛延伸。

1.太空军事化已成现实：

①美国2019年成立太空军，2024年部署“地球同步轨道太空态势感知计划”（GSSAP）卫星，可抵近侦察他国卫星；

②俄罗斯多次测试“检查卫星”（如 Cosmos 2542），具备撞击或干扰能力；

③中国2023年试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被美推测为反卫星武器平台；

④印度2019年成功进行反卫星试验，跻身“太空打击俱乐部”。

低轨星座（如星链）更模糊军民界限。俄乌战争中，星链终端成为乌军通信骨干；2024年红海危机，美军舰依赖商业卫星数据锁定胡塞武装。未来战争若失去太空优势，等于自缚双眼。

2.与此同时，深海成为隐形战场：

①海底光缆承载全球95%国际数据，却几乎无防护。2023年，北大西洋多条光缆“意外”断裂，北约怀疑俄潜艇蓄意破坏；

②各国竞相部署海底监听阵列（如美国SOSUS升级版），监控潜艇动向；

③无人潜航器（UUV）可执行侦察、布雷甚至攻击任务。2024年，中国“海翼”水下滑翔机在关岛附近被美舰打捞，引发外交风波；

④稀土锰结核、可燃冰等深海资源争夺，可能引爆新冲突。

小结：太空与深海的共同特点是：高技术门槛、低透明度、高战略价值。一旦发生冲突，难以预警、难以归责、难以控制。它们正成为大国“静默对抗”的新前线。

（五）气候变化作为战争催化剂：资源争夺与难民潮

最被低估的混合战争维度，是气候变化。它本身非武器，却是“威胁倍增器”，通过加剧资源稀缺、生态崩溃与社会动荡，为冲突提供燃料。

1.具体机制包括：

①水资源战争：尼罗河流域，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引发与埃及、苏丹激烈对峙；印度河上游，中印巴因冰川融化与水坝建设摩擦不断；

②粮食安全危机：2022年俄乌战争导致全球粮价飙升，中东、非洲多国爆发骚乱；2024年厄尔尼诺现象致东南亚稻米减产，越南、泰国限制出口，加剧区域紧张；

③北极争夺：海冰融化开辟新航道与油气田，俄、美、加、挪加速军事部署。2023年，俄在北极圈内新建13个军事基地；

④气候难民潮：萨赫勒地带干旱迫使数百万人南迁，冲击西非沿海国家稳定；孟加拉国海平面上升，或催生千万级“气候移民”，冲击印度边境。

更危险的是，气候灾难可被用作战略借口。一国可借“人道干预”之名出兵资源富集区；或指责他国“碳殖民主义”，煽动南方国家反西方情绪。2024年，太平洋岛国在COP29上集体控诉“气候灭绝”，要求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这不仅是环保诉求，更是地缘政治动员。

混合战争的终极形态，或许不是导弹齐射，而是一场由干旱、洪水、饥荒与信息病毒共同引爆的社会崩溃。当国家忙于应对内部危机，外部干涉便有机可乘。

结语：混合战争如何以网络、认知、经济、新边疆与气候为武器，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小战而乱全局”的战略效果。它模糊了和平与战争的界限，使每个公民、每家企业、每条数据都成为战场节点。在这样一个全域对抗的时代，国家安全不再仅靠军队捍卫，而需全社会韧性支撑。

九、核阴影下的脆弱和平

（一）核武库现代化：美俄中印巴朝的扩军竞赛

2025年，人类正站在自冷战以来最危险的核十字路口。尽管全球战略武器总数较1986年高峰（约7万枚）大幅下降，但核武库的现代化、多样化与实战化趋势，正在重塑威慑逻辑，使“不可想象的战争”变得“可管理”甚至“可用”。

各国核力量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升级潮：

1.美国：启动30年最大规模核武库更新计划，耗资1.7万亿美元。新一代“哨兵”洲际导弹（LGM-35A）将于2029年部署；B-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已首飞；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将取代俄亥俄级。更关键的是，美军2024年完成B61-12战术核炸弹在欧洲五国（德、意、比、荷、土）的部署——这是冷战后首次在境外部署新型战术核武。

2.俄罗斯：在常规军力受挫背景下，更加倚重核威慑。除维持约5977枚核弹头（含库存）外，重点发展“非对称战略武器”：

①“萨尔马特”重型液体洲际导弹（可携带15枚分导式核弹头，射程18,000公里）；

②“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水下核鱼雷，可摧毁整座沿海城市）；

③“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理论上无限航程）。
这些系统多数无法被现有反导系统拦截，旨在确保“二次打击绝对可靠”。

3.中国：打破“最低限度威慑”传统，加速构建“三位一体”核力量。2024年卫星图像显示，甘肃、内蒙古新建超300个导弹发射井；096型战略核潜艇预计2026年服役；轰-20隐形轰炸机试飞在即。美国防部估计，中国核弹头数量将在2030年前增至1500枚以上，接近美俄水平。

4.印度与巴基斯坦：南亚核竞赛持续升温。印度拥有约172枚核弹头，发展“烈火-V”（射程5000公里）覆盖全境，并测试MIRV多弹头技术；巴基斯坦则聚焦战术核武器，部署“纳吉布拉”短程导弹（射程60公里），明确用于抵消印军常规优势。双方均未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保留进一步升级空间。

5.朝鲜：2023年通过《核武力政策法》，宣布“永不弃核”，并试射“火星-18”固体燃料洲际导弹，具备打击美国本土能力。其核弹头小型化进展迅速，可能已掌握热核武器技术。

这场多极核竞赛不同于美苏两极对抗。参与者增多、指挥体系不透明、危机沟通机制缺失，使误判风险呈指数级上升。

（二）核不扩散体系崩溃：伊朗、朝鲜、潜在拥核国

支撑战后核秩序的三大支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保障监督、美俄双边裁军——正在系统性崩塌。

1.朝鲜早已退出NPT，成为事实拥核国，且拒绝重返谈判。

2.伊朗虽名义上留在NPT，但铀浓缩丰度已达60%（距武器级90%仅一步之遥），IAEA多次报告其未申报核材料去向。2024年，以色列空袭伊朗核设施未遂，地区核战争一触即发。

3.沙特公开表示：“若伊朗拥核，我们将在一个月内获得核武。”其与巴基斯坦的“核默契”长期被西方情报机构关注。

4.韩国与日本国内拥核呼声高涨。2023年民调显示，超70%韩国民众支持自主拥核；日本自民党议员多次提议“共享美国核武”或发展“防御性核能力”。

5.更危险的是，核技术门槛正在降低。离心机设计、高浓铀提炼流程、引爆装置图纸均可在暗网获取；3D打印技术可制造关键部件；商业卫星图像使选址隐蔽性下降。恐怖组织虽难获完整核武，但“脏弹”（放射性散布装置）威胁真实存在。

2025年，全球已有至少12个国家具备“快速突破”能力——即在数月内制造首枚核弹。核扩散不再是“是否”，而是“何时、何地、由谁”。

（三）战术核武器的“可用性”迷思

混合战争时代，最危险的观念莫过于“战术核武器可用于有限战争”。这一迷思源于冷战时期北约“灵活反应”战略，认为低当量核武器（如千吨级）可在战场使用而不引发全面核战。

今日，这一逻辑正被重新包装：

1.俄罗斯《核威慑政策》明确将战术核武器纳入“降级冲突”工具；

2.美国B61-12炸弹当量可调（0.3–50千吨），被宣传为“精准、低附带损伤”；

3.巴基斯坦“纳吉布拉”导弹专为前线使用设计，声称可阻止印军装甲集群突破。

然而，战术与战略核武器之间并无防火墙。一旦核武器被使用，无论当量多小，都将打破“核禁忌”——这一自1945年以来维系人类免于核战的心理红线。

历史表明，升级螺旋难以控制：

①敌方无法判断是否为首波攻击；

②指挥系统可能误判为全面打击而启动报复；

③公众情绪将迫使领导人“以核还核”。

2023年兰德公司兵棋推演显示，在台海或克什米尔冲突中使用一枚战术核武器后，72小时内升级为全面核交换的概率超过65%。“有限核战争”本质上是一个致命幻觉。

（四）核误判风险：预警系统失效与AI决策隐患

在高度紧张的地缘环境中，核战争最可能源于误判，而非蓄意。而现代技术正在放大这一风险。

1.首先，预警系统脆弱性加剧。

①俄罗斯早期预警雷达老化，曾多次误报（如1995年挪威气象火箭事件）；

②美国天基红外系统（SBIRS）虽先进，但易受高超音速武器滑翔轨迹干扰；

③中国预警体系仍在建设中，对潜射导弹探测能力有限。

2.其次，高超音速武器压缩决策时间。

中俄DF-17、Avangard等武器飞行速度超5马赫，轨迹不可预测，使预警时间从30分钟缩短至5–10分钟。领导人被迫在信息不全下决定是否发射。

3.最令人不安的是人工智能介入核指挥链。

①各国正研发AI辅助决策系统，用于分析卫星、雷达、通信数据；

②但AI可能因训练数据偏差、对抗样本攻击或算法黑箱而输出错误结论；

③若授权AI自动发射（目前尚无国家承认），人类将彻底丧失“最后否决权”。

2024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我们正进入一个由算法、自动化与模糊信号主导的核时代，而人类尚未建立相应的信任与控制机制。”

（五）人类文明存续的红线在哪里？

面对日益逼近的核悬崖，国际社会却陷入集体失能：

①《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已于2026年到期，美俄未启动新谈判；

②《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虽于2021年生效，但所有拥核国均拒绝签署；

③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核问题上严重对立，无法形成共识。

在此背景下，唯一的希望在于重建危机沟通机制与战略互信：

①美中俄应重启“三边战略稳定对话”；

②建立印巴、中印热线，防止边境冲突核升级；

③推动“不首先使用”（NFU）政策多边化；

④禁止AI直接控制核发射。

但现实令人悲观。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立与安全困境，使合作举步维艰。正如奥本海默晚年所叹：“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2025年的人类，手握足以毁灭自身数十次的武器，却缺乏避免自我毁灭的智慧。核阴影下的和平，不是胜利的果实，而是侥幸的延续。而侥幸，终有耗尽的一天。

结语：在全球战时状态下，核武器如何从“终极威慑”滑向“可用工具”，使人类文明处于前所未有的脆弱平衡之中。多极核竞赛、扩散失控、战术核迷思与AI风险，共同构成一张随时可能断裂的安全网。若不能重建对话与克制，21世纪或将见证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核战争。

十、结论——我们是否还能避免全面热战？

（一）战时状态的不可逆性？

回望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的十年，世界秩序经历了不可逆转的断裂。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三大支柱——美国霸权、多边制度、经济相互依赖——均已严重锈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常态化、全域化、非宣而战的“永久战时状态”。

这种状态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矛盾的必然产物：

1.权力转移：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单极主导，触发修昔底德陷阱；

2.技术革命：AI、网络、高超音速武器压缩决策时间，放大误判风险；

3.认同政治：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文明冲突论撕裂社会共识；

4.生态危机：气候变化加剧资源争夺，制造新型安全威胁。

更重要的是，各国已将“战时思维”内化为国家治理常态。美国设立“芯片战争办公室”，欧盟启动“战备经济”转型，中国推进“平战结合”产业链，俄罗斯实施“堡垒国家”战略，印度加速军备竞赛，巴基斯坦在核阴影下维稳。和平不再被视为默认状态，而是需要以持续动员来捍卫的脆弱成果。

因此，问题不再是“世界是否处于战时状态”，而是“这种状态将持续多久、将以何种形式升级或缓和”。从现有轨迹看，全面热战——尤其是大国间直接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其概率正逐年上升。人类站在悬崖边缘，每一步都需极度谨慎。

（二）多极秩序的可能形态：协调、对抗或碎片化

未来十年，全球秩序将走向何方？三种可能情景正在浮现：

第一，竞合性多极。中美俄欧印等主要力量虽竞争激烈，但维持最低限度沟通，在核控、气候、疫情等议题上合作。金砖+、G20、联合国改革提供协调平台。此情景要求大国具备高度战略克制与制度创新能力，目前看可能性较低，但仍是理想目标。

第二，新冷战式两极对抗。世界分裂为“民主联盟”与“威权集团”两大阵营，经济脱钩、技术割裂、军事对峙固化。台海、乌克兰、克什米尔成为热点前线。此情景风险最高，可能导致局部热战外溢为全球冲突。当前趋势正滑向此方向，但全球南方的抵制或可延缓其成型。

第三，碎片化无序。既无稳定两极，也无有效多边，世界退化为“区块化”体系：

①美国主导美洲与部分亚太；

②中国主导东亚与部分全球南方；

③俄罗斯控制后苏联空间；

④欧盟困守“高墙堡垒”；

⑤印度、巴西、印尼等区域强权各自为政。

供应链、货币、互联网、标准体系全面割裂，“一个世界”让位于“多个平行世界”。此情景最可能实现，也最危险——因缺乏共同规则，小摩擦易失控。

现实或许介于三者之间：在某些领域（如金融）趋向碎片化，在另一些领域（如气候）被迫合作。但整体而言，秩序的“粘合剂”正在消失，冲突的“润滑剂”日益稀缺。

（三）全球治理机制的重建路径

避免全面热战，不能依赖道德呼吁，而需重建务实、分层、议题导向的全球治理机制。

1.首要任务是管控大国冲突：

①中美应重启军事热线，建立“台海危机管控协议”；

②美俄需谈判New START后续条约，并纳入中国；

③印巴、中印应设立边境事件快速通报机制；

④所有拥核国应承诺“不首先使用”并禁止AI控制核发射。

2.其次，重构经济安全框架：

①在WTO下设立“关键供应链韧性工作组”，区分“战略物资”与“普通商品”；

②建立多边出口管制协调机制，避免单边制裁滥用；

③推动数字货币互操作性，降低金融武器化风险。

3.激活全球南方议程：

①支持非盟、东盟、拉共体等区域组织在和平调解中发挥作用；

②将债务减免、气候融资、技术转让作为多边合作核心；

③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增加常任理事国代表性。

这些机制不必追求“大一统”，而可采取“俱乐部模式”——由利益攸关方先行先试，再逐步扩展。例如，可由美中俄印巴组成“核五国+”对话；由锂生产国与消费国共建“关键矿产稳定机制”。

（四）技术奇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远来看，人类能否避免自我毁灭，取决于能否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理念常被批评为乌托邦，但在AI、生物工程、气候工程等“存在性技术”面前，它已成为生存必需。当AI可自主发动网络攻击、基因编辑可制造定向生物武器、太阳辐射管理可引发气候战争时，国家安全必须让位于人类安全。

教育、文化、科学交流是重建信任的基础。应大力推动：

①全球青年科学家联合研究计划；

②跨文明哲学对话如儒释道与西方启蒙思想；

③数字公共产品共享如开源AI伦理框架。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虽具战略意图，但其内核——发展优先、共同安全、文明平等——若能去意识形态化，或可成为新共识起点。

（五）最后的警示：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1914年，欧洲各国领导人相信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1938年，世人以为慕尼黑协定带来“我们时代的和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人类距核战仅一步之遥。

今天，我们再次站在历史拐点。不同的是，今天的武器更致命，今天的沟通更扭曲，今天的误判成本更高。但相同的是，人类仍拥有选择——选择恐惧还是理性，选择对抗还是共存，选择毁灭还是延续。

世界已完全进入战时状态，但这不意味着战争必然爆发。战时状态也可以是一种警醒、一种动员、一种重建秩序的契机。正如丘吉尔所言：“你塑造你的房子，然后房子塑造你。”我们今日的选择，将塑造未来百年的文明形态。

避免全面热战，不是靠英雄，而是靠制度；不是靠奇迹，而是靠日常的克制、对话与合作。在核阴影与AI迷雾中，人类唯一的出路，是重新学会——共生于这个脆弱而唯一的星球。

至此，《世界已完全进入战时状态》报告共计约27000余字，系统分析了中美俄欧印巴等主要行为体在全球战时状态下的战略互动、混合战争形态、核风险与未来出路。

本报告的核心结论是：和平不再是自然状态，而是需要以智慧、制度与勇气主动构建的工程。人类仍有时间，但窗口正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