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统制”国家转型深度研究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三战风云

编者按：本报告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宏大背景，聚焦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和中国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参战国，深入剖析其在战争压力下实施的“战时统制”经济与社会模式，以及这一极端状态如何深刻地重塑了国家机器、经济结构、社会契约乃至战后的国家发展路径。全文18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三战风云课题组原创出品。

云阿云智库三战风云课题组成员名单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战时统制”国家转型深度研究报告

——基于德、日、英、美、中五国二战经验教训分析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

前言：战争熔炉中的国家再造

人类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往往扮演着社会变革加速器的角色。它迫使国家在极短时间内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打破和平时期的制度惯性与利益格局，从而催生出全新的治理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波及全球、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浩劫，正是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实验室”。在此背景下，“战时统制”成为所有主要参战国的共同选择。

“战时统制”指的是在战争状态下，国家为了最大化战争潜力，通过立法、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对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如生产、分配、金融、劳动力）以及社会生活（如言论、迁徙、消费）进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和控制。其核心逻辑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战争”。

本报告选取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和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其代表性体现在：

1.政治光谱的两端：德、日代表极权主义轴心国，其统制服务于侵略扩张；英、美代表民主同盟国，其统制旨在保卫民主。

2.工业化水平的梯度：英、美、德、日均为工业化国家，但发展阶段各异；中国则是落后的农业国，其统制面临截然不同的物质基础挑战。

3.战争体验的独特性：德国经历了从进攻到本土防御的全过程；日本同样如此，并遭受了原子弹打击；英国承受了战略轰炸；美国本土未受战火，但进行了史上最庞大的工业动员；中国则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

本报告将遵循“制度构建—运行机制—社会效应—历史遗产”的分析框架，分国别深入探讨，并在最后进行综合比较，以揭示战时统制如何作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深度介入并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五个国家的命运轨迹。

报告摘要

“战争熔炉中的国家再造”并非文学修辞，而是一个植根于坚实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政治过程。它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极端危机不仅是对国家生存的考验，更是国家自我重塑、跃迁至新形态的历史契机。理解这一过程，是理解20世纪国家演化、乃至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形成的关键钥匙。

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了建立覆盖全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的蓝图。这份报告在战时获得了空前的公众支持，因为它回应了民众“我们为何而战”的疑问——不仅是为了击败纳粹，更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公平、更有保障的战后新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决，更是一场国家动员能力与治理模式的终极考验。面对生存危机，主要参战国无一例外地推行了程度不一的“战时统制”体制，即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干预与集中控制。本报告旨在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法，系统考察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和中国五个案例在战时统制下的制度构建、运行逻辑、社会效应及其深远的历史遗产。

研究发现，战时统制并非简单的临时性应急措施，而是一次深刻的国家转型过程。它极大地强化了国家能力，重构了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并催生了新的官僚体系、产业形态和社会共识。尽管各国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战争目标迥异，但其统制路径却呈现出惊人的趋同性：从资源配给到劳动力动员，从价格管制到思想宣传。然而，这种趋同性背后又蕴含着深刻的差异性。

极权主义国家（德、日）将统制作为实现其扩张野心的工具，其手段更为残酷且与种族灭绝政策交织；民主国家（英、美）则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效率与自由的平衡，统制措施受到议会和司法的制约；而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则在民族存亡的绝境中，以一种混合且充满张力的方式实践统制，其核心是维系抗战生命线。

本报告的核心论点在于：战时统制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催化剂。它不仅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更以其强大的路径依赖效应，塑造了战后世界的国家形态。无论是西欧的社会福利国家、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日本的“发展型国家”，还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其基因均可追溯至二战时期的统制实践。理解这段历史，对于洞察现代国家的本质、国家能力的边界以及危机治理的复杂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战时统制；国家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能力；比较历史分析；德意志第三帝国；大日本帝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

第一部分

“战时统制”国家转型五大案例分析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

一、德意志第三帝国：极权统制与种族灭绝的共生体

纳粹德国的战时统制，是极权主义国家将其意识形态、种族政策与战争机器完美融合的典范。其统制体系不仅是经济动员工具，更是实现“千年帝国”梦想和“最终解决方案”的核心引擎。

（一）制度构建：从“四年计划”到“总体战”

希特勒上台之初，便着手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重建军备。1936年，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负责人，标志着德国正式走上战时经济轨道。“四年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在四年内使德国经济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以应对预期中的战争。该计划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四年计划办公室”，直接凌驾于传统政府部门之上，拥有调配全国资源的绝对权力。

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扩大，尤其是1941年入侵苏联后，德国的战争经济进入“总体战”阶段。1942年，希特勒任命阿尔伯特•施佩尔为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施佩尔是一位极具效率的组织者，他打破了各军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军备委员会”，实现了对整个军工生产的统一规划和调度。他引入了“工业自我负责制”，即由工业界领袖组成的工作组，在国家设定的目标下自行管理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也强化了纳粹政权与大资本的勾结。

（二）运行机制：掠夺、奴役与集中营经济

德国的战时统制建立在对外掠夺和对内奴役的基础之上。

1.对外掠夺：纳粹德国在其占领的欧洲各国建立了系统的掠夺机制。通过强制征收、低价购买、直接没收等方式，攫取了天文数字的粮食、原材料、工业设备和黄金外汇。法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德国，支撑其战争机器。

2.强迫劳动：这是德国战时经济的支柱。数百万来自东欧（尤其是波兰和苏联）的平民和战俘被强制征召为劳工，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们被视为“劣等民族”，待遇如同奴隶。

3.集中营经济：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与经济统制紧密相连。大型工业企业（如IG法本、克虏伯）纷纷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附近设立工厂，利用囚犯作为免费且可随意处置的劳动力。党卫军甚至成立了自己的经济企业（如德国土石方工程公司），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其利润用于支持党卫军的扩张。集中营既是屠杀中心，也是特殊的“生产单位”。

（三）社会效应：虚假繁荣与恐怖统治

在战争初期，德国本土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未显著下降，甚至因就业充分和消费品供应尚可而维持了一种“虚假繁荣”。纳粹政权通过严格的配给制来分配有限的消费品，并辅以强大的宣传机器，将一切牺牲都描绘成爱国行为。

然而，这种稳定是建立在恐怖统治之上的。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无处不在，任何对战争努力的质疑或消极怠工都可能招致严惩。社会被彻底政治化，家庭、社区、教会等传统组织的功能被纳粹党的各类组织（如“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所取代。个人完全被整合进国家战争机器之中，失去了独立人格。

（四）历史遗产：毁灭与警示

纳粹德国的战时统制最终随着第三帝国的彻底崩溃而灰飞烟灭。其留下的历史遗产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人类历史上国家权力滥用、技术理性服务于非人道目的的最黑暗篇章，为后世提供了关于极权主义危险的永恒警示；另一方面，其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也成为后来研究国家能力的一个极端案例。战后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正是对纳粹统制经济的一种深刻反思和反动，强调市场自由与社会公正的结合。

二、大日本帝国：天皇制下的“举国一致”与军部独裁

日本的战时统制，植根于其独特的天皇制国体和军国主义传统。其核心口号是“举国一致”，旨在将整个国家和民族凝聚成一个为天皇效忠、为战争献身的整体。

（一）制度构建：从《国家总动员法》到“新体制运动”

日本的战时统制始于193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1938年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是其法律基石。该法案授权政府可以不经议会批准，以敕令的形式对人力、物力、财力、思想言论等几乎所有领域进行统制。这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战时体制。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统制进一步深化。1940年，在近卫文麿首相的推动下，发起了“新体制运动”，旨在解散所有政党，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囊括全体国民的“大政翼赞会”。这个组织渗透到社会基层（町内会、部落会），成为政府向下传达指令、向上收集情报和动员民众的毛细血管网络。经济领域则形成了以“统制会”为核心的行业卡特尔体系，各大财阀（如三井、三菱）在政府的指导下，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

（二）运行机制：配给制、勤劳挺身队与思想统制

1.严密的配给体系：日本建立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细致和严格的配给制度。从大米、味噌、酱油等基本食品，到衣物、燃料、日用品，全部实行定量供应。配给券成为民众生活的命脉，黑市交易虽普遍存在，但风险极高。

2.劳动力动员：除了征兵，日本还大规模动员女性和学生。1944年成立的“女子勤劳挺身队”，将大量女学生和年轻女性送入军工厂劳动。学校教育也完全军事化，强调“玉碎”精神和为国捐躯的荣誉。

3.思想与文化的全面统制：政府通过“情报局”严格控制媒体、出版、电影和广播。所有内容都必须服务于战争宣传，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正义性和日本民族的优越性。任何被认为有损士气的言论或艺术表达都会被禁止。神道教被提升为国教，天皇崇拜达到顶峰。

（三）社会效应：集体压抑与末日狂热

日本社会在战时统制下呈现出一种高度压抑和紧张的状态。民众被要求压抑个人欲望，一切以国家为重。“奢侈是敌人”、“节约是美德”成为普遍信条。家庭生活被严重干扰，亲人离散，生活困苦。

到了战争后期，随着战局恶化，物资极度匮乏，配给量一减再减，民众生活陷入赤贫。然而，在军部和政府的煽动下，社会情绪并未转向反战，反而滑向一种悲壮的“末日狂热”。从“一亿玉碎”的口号到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攻击，都体现了这种被统制思想彻底洗脑后的集体非理性。

（四）历史遗产：民主改造与发展型国家

日本战败后，其战时统制体系被盟军（主要是美国）彻底拆解。财阀被解散，军部被废除，《国家总动员法》被废止，天皇宣布“人间宣言”，剥离了神性。

然而，有趣的是，战时统制的一些技术和组织遗产被巧妙地转化。通商产业省（MITI）的前身正是战时的商工省，其官员继承了战时统制经济的规划和协调经验。战后日本形成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即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信贷指导等方式引导私营企业发展特定产业，其思路与战时的“统制会”模式有着某种内在的延续性。只是目标从战争转向了经济复兴与增长。

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民主框架下的“计划性”动员

作为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的战时统制是在尊重议会主权和法治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特点是“有计划的”而非“命令式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的同时，尽可能维护公民自由和社会公平。

（一）制度构建：从紧急权力到“贝弗里奇报告”

战争爆发后，英国议会迅速通过了《紧急权力（国防）法案》，授予政府广泛的权力。但这些权力的行使始终受到议会的监督和质询。温斯顿•丘吉尔领导的战时联合政府，汇集了各党派精英，保证了决策的广泛代表性。

英国的统制机构设计精巧。例如，成立了多个“管制委员会”（如食品部、燃料与电力部、劳工部），每个委员会负责一个特定领域，由一位内阁大臣领导。这种分权式的集中管理，既保证了效率，又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战时统制与社会改革思潮同步发展。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了建立覆盖全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的蓝图。这份报告在战时获得了空前的公众支持，因为它回应了民众“我们为何而战”的疑问——不仅是为了击败纳粹，更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公平、更有保障的战后新世界。

（二）运行机制：配给制、征用与妇女解放

1.公平的配给制：英国的配给制以其公平性著称。所有公民，无论贫富，都按统一标准获得基本生活物资的配给券。这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保障了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并强化了“共渡时艰”的社会团结感。

2.资源征用与国有化：政府有权征用土地、工厂、船舶等关键资产用于战争。许多民用工业被强制转产军需品。这种事实上的国有化，为战后工党政府推行大规模国有化政策（如煤矿、铁路、钢铁）奠定了实践和舆论基础。

3.妇女劳动力的崛起：战争导致大量男性上前线，妇女前所未有地大规模进入工厂、农场和公共服务部门（如ATS、WAAF）。这不仅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更深刻地动摇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为战后女权运动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三）社会效应：“人民战争”与社会凝聚力

英国的战时统制成功地塑造了一场“人民战争”的叙事。通过BBC等公共媒体的有效宣传，以及配给制体现的公平原则，普通民众感觉自己是战争努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伦敦大轰炸期间，民众表现出的坚韧和互助精神，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

阶级壁垒在战争中有所松动。不同阶层的人们在防空洞里、在工厂里并肩作战，共同承受苦难。这种经历催生了强烈的平等主义诉求，直接推动了1945年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

（四）历史遗产：福利国家的诞生

英国战时统制最伟大的历史遗产，就是催生了现代福利国家。1945年后，工党政府依据《贝弗里奇报告》的精神，相继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扩大了社会保障范围、推行了教育改革。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被永久性地扩大了。战时证明，一个强有力的、积极干预的政府不仅可以打赢战争，也可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种“战后共识”主导了英国此后三十年的政治经济格局。

四、美利坚合众国：自由企业的“有指导的资本主义”

美国的战时统制堪称一个奇迹：一个崇尚自由放任和个人主义的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工业动员，并且是在基本维持其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的前提下完成的。

（一）制度构建：从“成本加成”合同到战时生产委员会

美国的统制之路始于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理念，即政府有能力也有责任引导经济发展。战争爆发前，美国已通过《租借法案》开始为盟国提供物资。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迅速建立了复杂的战时管理机构。其中最关键的是唐纳德•纳尔逊领导的“战时生产委员会”（WPB）。“战时生产委员会”（WPB）的权力极大，负责分配原材料、设定生产优先级、禁止非必要民用生产。但它并非一个中央计划机构，而是更多地扮演协调者和仲裁者的角色。

美国政府巧妙地利用了市场激励机制。它与私营企业签订“成本加成”合同，即保证企业收回成本并获得合理利润。这极大地激发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通用汽车、福特等巨头迅速转产坦克、飞机，其生产效率令人咋舌。政府还通过大幅提高税收和发行“战争债券”来为战争融资，成功地将民间储蓄转化为战争开支。

（二）运行机制：工业奇迹与社会变革

1.“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的工业动员是其胜利的基石。1944年，美国的军火产量超过了所有轴心国的总和。这种生产能力的背后，是标准化、流水线生产和科学管理方法的极致运用。

2.劳动力市场的革命：与英国类似，美国也出现了“铆工罗茜”现象，数百万女性进入重工业领域。同时，为了填补劳动力缺口，政府放宽了对非裔美国人的雇佣限制，尽管种族隔离依然存在，但这为战后的民权运动创造了条件。此外，墨西哥劳工也被引入农业和铁路部门。

3.物价与工资管制：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政府设立了物价管理局（OPA）和战时劳工委员会，对物价和工资进行管制。虽然黑市和罢工时有发生，但整体上维持了经济稳定。

（三）社会效应：国家认同的强化与内部张力

战争极大地强化了美国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为自由而战”的口号深入人心。好莱坞电影、海报、广播等媒体全力配合宣传，塑造了团结一致的国内氛围。

然而，统制之下也隐藏着深刻的内部矛盾。最臭名昭著的是对日裔美国人的强制拘留。出于种族偏见和安全恐慌，超过十万人被关进集中营，这是美国民主史上的一大污点。此外，种族矛盾、劳资冲突在战时并未消失，只是被暂时压制。

（四）历史遗产：“军事-工业复合体”与全球霸权

美国的战时统制没有像欧洲那样导向福利国家，而是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离任演说中警告的正是这个由国防部、军工企业和国会相关利益集团构成的强大联盟。战时建立的巨大军工产能和研发体系（如曼哈顿计划）在战后得以保留并持续扩张，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支柱。

更重要的是，战争使美国从一个债务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和经济霸主。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中心地位。美国的国家能力——尤其是其动员巨大经济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证明，并成为其战后全球领导地位的核心基础。

五、中华民国：破碎山河中的“战时经济”挣扎

中国的战时统制是在一个积贫积弱、政治分裂、外敌入侵的极端困境中展开的。其目标不是扩张，而是纯粹的生存。这使得中国的统制实践充满了悲壮、混乱和无奈。

（一）制度构建：法币、田赋征实与资源委员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失去了最富庶的东部沿海地区，财政和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打击。为了维系抗战，国民政府不得不推行一系列战时统制措施。

1.金融统制：1935年已实行的法币改革，在战时成为政府融资的主要工具。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大量增发法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这为后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

2.实物征税：1941年起，国民政府在国统区推行“田赋征实”政策，即农民不再缴纳货币地税，而是直接上交粮食。这在货币贬值、农村经济凋敝的背景下，是一种无奈但有效的办法，确保了军队和公教人员的基本口粮。

3.资源委员会：这是一个关键机构，负责在大后方开发和管理工矿企业。它接收了从沿海内迁的工厂，并新建了一批以重工业和能源为主的国有企业（如玉门油矿、中央电工器材厂）。这些企业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战后国家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运行机制：通胀、走私与地方割据

中国的战时统制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结构性难题。

1.恶性通货膨胀：由于财政极度困难，只能依靠印钞，加上物资奇缺，法币价值一泻千里。到战争后期，物价一日数涨，民众财富被洗劫一空，经济几近崩溃。

2.交通与物流的噩梦：失去出海口后，大后方与外界的联系仅靠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运力极为有限且代价高昂。国内交通更是落后，使得物资调配和统制政策的执行效率低下。

3.地方势力的掣肘：国民政府对西南、西北等大后方的控制力有限。地方军阀、士绅阶层常常阳奉阴违，截留税款和物资，使得中央的统制政策在基层大打折扣。同时，与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也处于事实上的分割状态。

（三）社会效应：民生凋敝与民心向背

战时统制给国统区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通货膨胀让城市中产阶级和公教人员陷入赤贫；田赋征实加重了农民负担；兵役制度（抓壮丁）更是民怨沸腾。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与民众的苦难形成鲜明对比。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共在根据地推行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以及相对公平的土地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战时统制，非但未能有效凝聚民心，反而因其执行过程中的弊端和对民生的忽视，加速了其政治合法性的流失。

（四）历史遗产：计划经济的初步探索与政权更迭

国民政府的战时统制实践，客观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尝试了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资源委员会建立的国有企业体系，以及对金融、外贸的管制，为后来新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包括反面教训）和物质基础。

然而，其失败的结局也清晰地表明，在一个缺乏有效治理能力、社会基础薄弱、且深陷腐败的政权领导下，战时统制不仅无法拯救国家，反而会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的战时统制史，最终以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溃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更为彻底的国家统制时代。

六、比较分析与结论：战时统制的共性、差异与历史回响

通过对五国案例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提炼出战时统制的若干核心特征、差异及其跨越时空的历史影响。

（一）共性：国家能力的极限扩张

无论何种政体，战时统制都导致了国家能力的空前强化。

1.财政汲取能力：各国都通过增税、发债、印钞等方式，将社会财富大规模转移到国家手中。

2.资源动员能力：对人力、物力、财力的调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3.社会渗透能力：国家权力通过各种组织和宣传，深入到社区、家庭乃至个人思想层面。

4.经济干预能力：政府从市场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活动的“总指挥”。

这种能力的扩张，证明了现代国家在危机时刻所蕴含的巨大潜能。

（二）差异：意识形态、制度基础与目标导向

共性之下，差异更为深刻。

1.意识形态驱动：德、日的统制是其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目标是征服与奴役。英、美的统制则是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防御性反应，目标是保卫既有秩序。中国的统制则是民族主义救亡图存的悲壮之举。

2.制度约束：英、美在宪政和法治框架内运作，统制权力受到制约，公民权利虽受限但未被完全剥夺。德、日则摧毁了所有制约机制，统制成为暴政的工具。中国则介于两者之间，既有法律形式，又因战乱和政权性质而执行力不足且充满任意性。

3.经济基础：工业化国家能够高效地将民用经济转为军用经济。农业国中国则步履维艰，统制更多地表现为对现有资源的竭泽而渔。

（三）历史回响：战后国家形态的基因密码

战时统制的影响远未随战争结束而消散，它深刻地编码进了各国的战后发展路径。

1.西欧：走向福利国家，国家承担起保障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责任。

2.美国：形成“军事-工业复合体”，国家与大资本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紧密结合，奠定了其全球霸权的物质基础。

3.日本：从军国主义统制转向发展型国家，政府继续在经济中扮演积极的引导角色。

4.德国：在废墟上建立起强调社会平衡的“社会市场经济”，警惕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滥用。

5.中国：国民政府的失败为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新政权巩固自身合法性的核心手段。

结论

“战时统制”是理解现代国家本质的一把钥匙。它揭示了国家在极端压力下所能达到的动员深度和控制广度，也暴露了不同政治体制在处理国家-社会关系时的根本逻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熔炉，不仅锻造了新的武器和战术，更锻造了新的国家。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其国家形态、经济制度乃至社会观念，都深深地烙印着那场战争所催生的“统制”遗产。研究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审慎地思考未来：在和平年代，国家权力的边界何在？如何在效率与自由、安全与权利之间取得平衡？这正是“战时统制”留给我们的永恒课题。

第二部分

战争熔炉中的国家再造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

导读：“战争熔炉中的国家再造”并非文学修辞，而是一个植根于坚实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政治过程。它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极端危机不仅是对国家生存的考验，更是国家自我重塑、跃迁至新形态的历史契机。理解这一过程，是理解20世纪国家演化、乃至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形成的关键钥匙。

一、战争熔炉中的国家再造有哪些理论基础？

“战争熔炉中的国家再造”这一命题，虽以形象化的语言呈现，但其背后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政治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史与国家理论等多个学科领域。以下是支撑该命题的几大核心理论脉络：

（一）战争制造国家理论

代表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这是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基础。蒂利在其经典著作《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中提出著名论断：“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

1.核心逻辑：为应对战争带来的财政与军事压力，统治者必须发展出更高效的征税系统、官僚机构和资源动员能力。这种“竞争性淘汰”机制迫使国家不断强化其组织能力。

2.机制路径：

①财政需求 → 税收制度 → 官僚体系

②兵员需求 → 人口登记 → 户籍管理

③后勤保障 → 基础设施 → 经济干预

3.对“战时统制”的解释：二战作为总体战的顶峰，将这一逻辑推至极致——国家不仅“制造”军队，更全面接管经济与社会，形成高度集中的统制体制，从而完成一次“超速国家建设”。

本报告之德、日、英、美、中五国在战时均大幅扩张国家机器，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证体现。

（二）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理论

代表学者：西达•斯考切波、彼得•埃文斯等

该理论强调国家并非仅仅是社会利益的“传声筒”，而是一个具有自身组织逻辑、目标与行动能力的独立行为体。

1.国家能力：指国家制定并有效执行政策、渗透社会、汲取资源、维持秩序的能力。

2.战时情境的作用：战争作为一种“外部冲击”，打破原有社会权力平衡，赋予国家前所未有的合法性与强制力，使其得以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行深度改革（如统制经济）。

3.“嵌入式自主性”：即使在民主国家（如美国），战时政府也能通过与产业界、工会等关键行动者建立协作网络，在保持一定社会嵌入性的同时实现高效动员。

本报告之英美在宪政框架内成功实施统制，体现了高国家能力与制度韧性的结合；而国民政府统制失效，则反映了国家能力不足与社会脱嵌。

（三）总体战理论

思想源头：埃里希•鲁登道夫

“总体战”概念由一战德军将领鲁登道夫提出，意指现代战争已不仅是军队对决，而是“整个民族以其全部精神与物质资源投入的生死斗争”。

1.核心特征

①战争目标从有限政治诉求转向无条件胜利或生存；

②动员对象从士兵扩展到全体国民；

③战场从前线延伸至后方工厂、农田与家庭；

④国家对经济、文化、教育、媒体实施全面控制。

2.与“国家再造”的关系

总体战要求国家打破和平时期的“小政府”模式，转型为一个能统筹一切资源的“超级行动者”。这种转型往往是不可逆的——战后国家很难完全退回战前状态。

本报告之德日将总体战意识形态化；英美虽未全盘接受其极端形式，但在实践中亦走向“民主总体战”；中国则是在被动承受中被迫进入总体战逻辑。

（四）制度变迁的危机驱动模型

理论背景：历史制度主义

该视角认为，重大制度变革往往发生在“关键节点”，而战争正是最典型的制度断裂点。

1.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和平时期制度具有强路径依赖；但战争造成的系统性危机可“重置”制度选择空间，使原本不可想象的政策（如价格管制、国有化、配给制）变得可行甚至必要。

2.战时统制作为制度实验场：许多战后长期制度（如英国NHS、美国军工复合体、日本产业政策）最初都是战时应急措施，因被证明“有效”而被制度化。

本报告之战时统制不是临时插曲，而是战后国家形态的“制度孵化器”。

（五）社会契约的重构理论

战争迫使国家与公民重新谈判彼此的权利与义务。

1.旧契约破裂：自由放任、最小国家等理念在生存危机面前失效。

2.新契约形成：国家以“保护生命与民族存续”为承诺，换取公民对征税、征兵、配给、言论限制等的高度服从。

3.战后延续：若国家在战时有效履行了保护职能（如英国），民众便可能要求其在和平时期继续承担福利保障责任，从而催生福利国家。

本报告之《贝弗里奇报告》正是英国战时社会契约向战后福利国家转化的明证。

（六）现代化理论中的“强迫性现代化”

部分学者（如巴林顿•摩尔、吉登斯）指出，战争可作为一种“强迫性现代化”机制。

1.国家为提升战争效能，不得不推动工业化、技术升级、教育普及、女性就业、交通通信网络建设等。

2.这些举措虽服务于战争，却客观上加速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进程。

3.例如：美国战时大量女性进入工厂，打破传统性别分工；中国内迁工厂促进西部工业萌芽。

总结：理论交汇点

因此，“战争熔炉中的国家再造”并非文学修辞，而是一个植根于坚实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政治过程。它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极端危机不仅是对国家生存的考验，更是国家自我重塑、跃迁至新形态的历史契机。理解这一过程，是理解20世纪国家演化、乃至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形成的关键钥匙。

二、战争熔炉中的国家再造有哪些案例？

“战争熔炉中的国家再造”这一命题在人类近现代史上拥有大量典型案例，尤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全球性冲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下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案例，按时间与类型分类，涵盖成功转型、部分转型与失败转型三种路径：

（一）经典成功案例：通过战争实现国家能力跃升

（1）普鲁士/德意志帝国（1864–1871）

1.背景：普鲁士在俾斯麦领导下发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

2.再造机制：

①建立总参谋部制度，实现军事专业化；

②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强化国家对人口的控制；

③战争胜利带来的巨额赔款（如法国50亿法郎）用于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

3.结果：完成德意志统一，建立欧洲最强大陆军国家，奠定第二帝国崛起基础。

4.理论印证：蒂利“战争制造国家”的典型范例。

（2）明治日本（1868–1905）

1.背景：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富国强兵”为国策，参与甲午战争（1894–95）、日俄战争（1904–05）。

2.再造机制：

①废藩置县，中央集权；

②建立近代征兵制与义务教育体系；

③战争赔款（如《马关条约》2.3亿两白银）投入重工业与海军。

3.结果：从封建幕府国家迅速转型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帝国主义强国。

4.特点：主动利用战争作为现代化加速器。

（3）美国（1941–1945）

1.背景：珍珠港事件后全面卷入二战。

2.再造机制：

①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WPB），协调全国工业转产；

②实施价格管制、配给制、高税率与战争债券；

③动员1800万军人及数千万女性、少数族裔进入劳动力市场。

3.结果：

①工业产能翻倍，“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②形成“军事-工业复合体”；

③战后确立全球经济与军事霸权。

4.特点：在民主框架内实现高效统制，国家能力空前提升。

（4）英国（1939–1945）

1.背景：面对纳粹德国威胁，实施全面战时动员。

2.再造机制：

①建立中央计划机构（如食品部、劳工部）；

②全民配给制保障基本公平；

③国有化关键产业（煤矿、铁路等）。

3.结果：

①维持社会团结与战争韧性；

②催生《贝弗里奇报告》，直接推动1945年后福利国家建设（NHS等）。

4.特点：战时统制转化为战后社会契约，实现“从战场到福利”的和平转型。

（二）激进但最终崩溃的案例：极权统制下的国家再造

（1） 纳粹德国（1933–1945）

1.再造机制：

①“四年计划”实现经济军事化；

②利用占领区掠夺资源与强迫劳动；

③将种族灭绝（大屠杀）纳入国家经济体系（集中营劳动）。

2.结果：短期内实现惊人动员效率，但因道德破产、战略失误与反人类罪行导致彻底毁灭。

3.教训：国家能力若脱离人道与合法性约束，终将自我瓦解。

（2）军国主义日本（1937–1945）

1.再造机制：

①《国家总动员法》赋予政府无限统制权；

②“举国一致”体制压制异见；

③强征殖民地与占领区资源。

2.结果：战败后国家机器被盟军强制解体，但部分统制技术（如通产省产业政策）被战后“发展型国家”继承。

3.特点：再造过程具有高度侵略性与不可持续性。

（三）在生存压力下艰难转型的案例

（1）苏联（1918–1921；1941–1945）

1.两次再造：

①内战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全面国有化、余粮收集制，虽维持政权但引发经济崩溃。

②卫国战争时期：再次实施极端统制，将工业东迁，动员全民参战，牺牲2700万人口。

2.结果：赢得战争，巩固超级大国地位，但统制经济模式固化，埋下长期结构性危机。

3.特点：以巨大人命代价换取国家存续与地缘崛起。

（2）中国（1937–1945）

1.背景：国民政府领导全面抗战，失去东部财税重地。

2.再造尝试：

①法币改革与财政统制；

②田赋征实（以粮代税）；

③资源委员会主导大后方工业建设。

3.结果：

①虽维系抗战不败，但恶性通胀、腐败与民生凋敝严重削弱政权合法性；

②战时统制经验被新中国继承并制度化为计划经济。

4.特点：在国家能力薄弱、主权不完整的条件下进行“悲壮式再造”，成效有限但影响深远。

（四）失败或未完成的再造案例

（1） 法国（1939–1940）

1.问题：政治分裂、军事思想落后、社会动员不足。

2.结果：六周溃败，国家被肢解，丧失大国地位。

3.反例意义：缺乏有效国家统合能力，即使拥有强大工业基础也难逃失败。

（2） 当代阿富汗（2001–2021）

1.背景：在美国支持下重建国家，长期处于战时状态。

2.问题：

①国家机器高度依赖外援，缺乏自主财政汲取能力；

②军队与官僚体系腐败低效；

③社会部落结构未被有效整合。

3.结果：美军撤离后政权迅速崩溃。

4.启示：若战时统制仅服务于外部势力而非内生国家建构，则无法实现真正再造。

总结：国家再造的成败关键因素

结语：综上所述，“战争熔炉中的国家再造”既是历史常态，也是高风险博弈。它可能催生强大的现代国家（如美、英、日），也可能导致人道灾难与政权覆灭（如纳粹德国），或在夹缝中艰难求存（如战时中国）。其最终结果，取决于国家能力、制度韧性、社会基础与历史机遇的复杂互动。这些案例共同构成了理解现代国家形成逻辑不可或缺的经验图谱。

三、国家再造对全球格局有何影响？

国家再造——尤其是在大规模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熔炉中完成的深度转型——不仅是单一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重构，更是重塑全球权力结构、国际秩序与文明格局的根本性力量。其影响深远而系统，可从以下六个维度进行剖析：

（一）全球权力格局的根本性重组：从多极到两极再到多极萌芽

1.旧霸权的衰落：二战彻底终结了以英、法为核心的“欧洲中心”旧秩序。英国虽为战胜国，但国力耗尽，殖民帝国迅速解体；法国威望扫地，沦为二流国家。战时统制未能挽救其全球地位，反加速了其战略收缩。

2.超级大国的崛起：

①美国：通过战时工业动员和金融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债务国跃升为全球最大债权国、工业霸主与核垄断者，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

②苏联：凭借卫国战争的惨胜和红军对东欧的占领，建立起横跨欧亚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与美国对峙的另一极。

3.结果：19世纪的“多极均势”被20世纪中叶的“美苏两极格局”取代，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至美苏。

4.关键机制：战时国家再造能力直接决定战后国际地位——能高效动员并存活下来的国家，才有资格参与新秩序的构建。

（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化重建

战时统制经验深刻影响了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设计：

1.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美国将战时对金融、贸易的管控经验制度化，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关贸总协定（GATT），确立美元霸权与自由贸易框架。这一体系本质上是“有管理的资本主义”，带有明显的战时计划思维痕迹。

2.马歇尔计划（1948）：美国对西欧的大规模援助，不仅出于地缘政治考量，也借鉴了国内战时资源调配逻辑，旨在帮助欧洲重建“有效国家”，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同时为美国商品打开市场。

3.经互会与欧共体：苏联在东欧推行计划经济一体化（经互会），而西欧则在战时合作基础上走向经济联合（煤钢共同体→欧共体），两者皆是战时统制逻辑在区域层面的延续与竞争。

4.核心影响：战后全球经济秩序并非回到19世纪自由放任，而是建立在“国家干预+国际合作”的混合模式之上，其基因来自战时经验。

（三）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张与去殖民化浪潮

1.殖民帝国的合法性破产：欧洲列强在战争中暴露虚弱，其“文明使命”叙事被纳粹种族主义和自身战败所瓦解。同时，殖民地人民在战争中被动员参战或提供物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

2.战时统制催化独立运动：

①印度：战时英国对印度资源的榨取激化矛盾，国大党借机推动独立。

②东南亚：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虽为侵略，却客观上打破西方殖民神话，战后民族主义者（如印尼苏加诺、越南胡志明）顺势夺权。

3.结果：1945–1975年间，超过100个新国家诞生，联合国会员国从51个增至150余个，民族国家成为全球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形式。

4.悖论：轴心国的侵略本欲建立新帝国，却意外加速了旧帝国的崩溃，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国家再造”——从殖民地到主权国家。

（四）发展模式的分化与意识形态竞争

战时统制催生了两种主导性的战后国家发展范式：

1.第三世界的“国家建设竞赛”：新独立国家普遍效仿战时强国的经验，强调强国家、工业化、进口替代，无论亲西方还是亲苏，都倾向于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如埃及纳赛尔、印度尼赫鲁）。

2.冷战代理人战争：美苏将各自的发展模式输出至全球南方，通过援助、军事支持等方式争夺影响力，使局部冲突成为“国家再造模式”的试验场（如越南、安哥拉）。

（五）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与规范演进

1.联合国的诞生（1945）：吸取国联失败教训，赋予安理会强制执行力，体现“大国协调”原则——这正是战时同盟国（美、苏、英、中、法）作为“胜利者国家”的制度化。

2.人权与国际法的兴起：纳粹暴行催生《世界人权宣言》（1948）和纽伦堡审判，确立“反人类罪”概念，标志着国家主权不再绝对，国际社会有权干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3.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战时红十字会、难民署等组织的作用凸显，战后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和跨国倡议网络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六）长期结构性影响：塑造21世纪的世界

1.中国的崛起路径：中国今日的“新型举国体制”（如芯片攻关、新能源产业扶持），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战时及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动员传统，再经改革开放调适而成。

2.美国霸权的内在矛盾：“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持续推动军费扩张，使美国深陷海外干预泥潭，其全球领导力因过度依赖硬实力而受损。

3.全球南方的集体觉醒：金砖国家、非盟等机制的强化，反映了二战后获得主权的国家正试图摆脱西方主导秩序，构建更平等的多极世界——这本身是“去殖民化国家再造”的延续。

结语：国家再造——全球秩序变迁的底层引擎

国家再造绝非封闭的内政过程。当主要大国在战争熔炉中完成自我重塑，它们便以全新的能力、意志与制度模板重新进入国际舞台，从而强制性地改写全球规则、重划势力范围、重置发展议程。从1945年雅尔塔体系到今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所见证的每一次国际格局震荡，其深层动力往往源于若干关键国家在危机中完成的那一次“再造”。

因此，理解国家如何在极端压力下转型，就是理解世界秩序何以变迁的关键密码。未来，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科技革命还是新的安全挑战，各国能否成功进行新一轮的“和平时期国家再造”，或将再次决定21世纪全球格局的最终面貌。

四、国家再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哪些？

国家再造——尤其是由战争、革命或重大危机驱动的深度制度重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系统性、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它不仅改变单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逻辑，更通过重塑生产网络、资本流动、技术扩散和国际规则，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格局与治理秩序。以下是其主要影响维度：

（一）催生新的经济增长极与产业中心

国家再造往往伴随大规模工业化与基础设施投资，从而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制造”出新的增长引擎。

美国（1940年）：战时统制推动美国工业产能翻倍，从汽车、钢铁到航空、电子，形成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战后，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技术输出国和最大消费市场，主导了“黄金三十年”（1945–1973）的全球经济繁荣。

日本与“亚洲四小龙”（1950年–1980年）：日本在战败废墟上，以通产省为核心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实施产业政策、出口导向战略，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韩国、新加坡等紧随其后，形成“东亚奇迹”。这些国家的成功，打破了“西方中心”的现代化垄断，证明强国家引导的市场经济可实现后发赶超。

中国（1978年后改革 + 21世纪再强化）：虽非战时再造，但改革开放本质是一次和平时期的国家经济功能再造。加入WTO后，中国凭借强大国家能力整合土地、劳动力与资本，成为“世界工厂”。21世纪以来，“新型举国体制”在新能源、5G、高铁等领域进一步强化国家对战略性产业的塑造力，推动全球供应链向东亚转移。

影响：国家再造打破原有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推动增长重心从西欧→北美→东亚的三次大迁移。

（二）重塑全球产业链与分工体系

再造后的国家往往主动或被动地嵌入甚至重构全球价值链。

1.垂直整合与全球外包：

①苏联式计划经济国家追求“自给自足”，形成封闭的经互会体系，与全球市场脱钩，最终因效率低下而衰落。

②美、日、德等则通过国家支持（如研发补贴、贸易保护初期）培育核心产业竞争力，再深度融入全球分工，占据高附加值环节（如芯片、精密机械）。

2.中国的“双循环”与供应链安全：

近年中美博弈背景下，中国推动“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国家主导的芯片大基金、新能源补贴等政策，试图在关键领域减少对外依赖。这正引发全球供应链的“友岸外包”与区域化重组。

影响：国家再造能力越强，越能在全球分工中争取有利位置；反之，则可能被锁定在低端环节或边缘化。

（三）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

成功完成再造的国家，必然要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制度话语权。

1.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由完成战时再造的美国主导设计，确立美元霸权、IMF、世界银行，反映“有管理的资本主义”理念——即国家干预与多边合作结合。

2.WTO与新自由主义共识（1990）：冷战结束后，美式自由市场模式一度成为全球标准，推动贸易自由化。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其缺陷，各国重新重视国家角色。

3.新兴机制的挑战：

①中国发起亚投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提供不同于西方主导机构的发展融资模式；

②“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国家资本输出基础设施，构建新型南南合作网络。

4.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从“单极规则”向“多元共治”演进，背后是多个完成不同路径国家再造的经济体之间的制度竞争。

（四）改变资本流动与金融格局

国家再造直接影响其金融主权、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货币地位。

1.美元霸权的确立：美国战时强大的财政汲取与生产能力，使其成为全球唯一能提供安全资产（国债）的国家，奠定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基础。

2.德国与日本的“金融克制”：二战后，德、日虽经济强大，但因历史原因未积极推行马克/日元国际化，金融开放度有限，形成“实体经济强、金融影响力弱”的模式。

3.人民币国际化尝试：中国通过CIPS跨境支付系统、数字货币试点、本币互换协议等，试图在国家主导下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挑战美元体系。

4.影响：国家再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一国能否从“资本接受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乃至“规则制定国”。

（五）加速技术扩散与创新竞赛

国家再造常以科技自立为核心目标，引发全球技术格局变动。

1.曼哈顿计划 → 军工复合体：美国战时集中科研资源的模式，催生了政府-大学-企业协同创新体系，使美国长期领跑核能、航天、信息技术。

2.苏联的“举国攻关”：在航天（斯普特尼克）、核武器等领域取得突破，但因体制僵化未能转化为民用生产力。

3.当代科技冷战：中美在半导体、AI、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竞争，本质是两种国家再造模式（市场驱动 vs. 国家主导）的创新效能对决。各国纷纷出台《芯片法案》、加大研发投入，国家再次成为科技创新的核心组织者。

4.影响：国家再造能力 = 科技战略能力 = 未来全球经济主导权。

（六）引发发展模式的竞争与模仿

成功的国家再造案例会成为他国效仿的模板，形成“发展范式”的全球传播。

影响：全球经济不再只有单一现代化路径，而是呈现“多元现代性”，各国根据自身国家能力选择适配模式。

结语：国家再造——全球经济演化的底层驱动力

国家再造绝非孤立的国内事件。它如同投入全球经济湖面的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层层扩散：

1.短期：改变贸易流向、投资布局与商品价格；

2.中期：重塑产业链、技术标准与金融网络；

3.长期：重构全球经济权力结构与发展哲学。

在21世纪，面对气候变化、数字革命、地缘冲突等复合挑战，各国正经历新一轮“和平时期国家再造”——从绿色转型到数字主权，从供应链安全到社会韧性建设。谁能在这场静默的再造竞赛中胜出，谁就将主导下一个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因此，理解国家再造的经济逻辑，就是把握未来世界经济走向的关键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