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七数据与人口危机：未来，家庭会消失吗？-健康中国

普七数据与人口危机：未来，家庭会消失吗？

原创清和社长智本社

全球范围内的低生育、老龄化趋势，给世界经济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加上，离婚、出轨、不婚、丁克家庭、单亲家庭的增加，人们对家庭这个人类爱之容器的没落感到担忧。未来，家庭会消失吗？

如果生育技术提高，生育成本下降，女性可能会增加生育数量。如果是人为制造的经济危机或衰退，如错误的土地制度导致房价暴涨，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加上低效的福利政策导致公共用品不足，这可能导致危险的“生育陷阱”：生育率和生育质量同时下降。

家庭既不敢多生，也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这种家庭可能走向一条衰败没落之路：家庭人口减少，劳动人口比例下降，老龄化加剧；人口素质难提升，家庭养育负担沉重，未富先老；离婚率增加，家庭破裂甚至消失。

文 | 清和智本社社长

2020年，经济学家梁建章与李铁关于生育政策调整进行了十余回合的辩论。梁建章教授主张全面放开生育，李铁教授则反对，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

为此，梁建章教授特意对654位经济学家发起了一次邮件调查，其中收到了242位经济学家的回复。在“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问题上，73%的受访经济学家选择了“是”，只有16%受访者给予了否定答案，另外的11%则选择“不确定”。

是否应该全面开放生育？低生育和老龄化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未来家庭会消失吗？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索低生育、老龄化的本质，以及家庭组织的演变趋势。

本文目录

一、低生育难题：人口多还是少？

二、老龄化陷阱：养老难在哪儿？

三、弱家庭趋势：家庭会消失吗？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30'，点击在看，感谢分享）

低生育难题：人口多还是少？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争论由来已久。支持放开生育的普遍理由是，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劳动人口减少，可预见人口危机和老龄化危机；反对者则担心放开生育会引发人口失控，给公共财政带来负担，甚至引发社会危机。

其实，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应以人口数量作为生育政策的决策依据。不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劳动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而放开生育，也不能因为人口多或养育负担重就限制生育。

换言之，生育政策需要科学依据。我很明确地主张全面放开生育，是因为全面开放生育符合经济规律。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的行为，包括生育、迁徙、投资、就业、学习、创业等，都不应该受到限制。除非这种行为造成了外部性，如醉酒驾驶、谋财害命等。人的行为，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一种基于自利原则的有目的的经济行为。任何对非外部性行为的限制或扭曲，都会降低经济效率，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比如限制迁徙行为，农民只能在村子里种地，没法外出打工赚钱。这就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也就没有了今天的制造业和家庭财富增长。

如果限制生育，就相当于控制了人的自由行为。生育行为受限，会降低了劳动力的自由供给，扭曲劳动力价格。在六七十年代，中国迎来了一波婴儿潮。之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这就制造了一波人口红利：婴儿潮这批年轻人进城转化为大规模的劳动力，加上生育少，养育负担轻，更多女性成为了劳动力。

但是，这是一种经济透支。当“婴儿潮”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面临一系列问题：年轻劳动力不足，生育率低下，老龄化加剧。所以，经济学并不支持人口红利。因为人口红利尤其是持续的人口红利，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和价格被扭曲。

限制性生育政策替代了个人的生育决策，导致人口供给不平滑，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可能出现断崖，对经济社会造成不均衡的“人口脉冲”。

人口负担论坚持者不相信个人或家庭能够理性选择生育。他们担心，如果生育权不被政策限制，而是回归家庭，可能引发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人地矛盾危机。

确实，在避孕套技术未普及之前，生育行为无法“自主可控”，生育行为与性爱行为混杂，孩子成为鱼水之欢的副产品。这就容易造成周期性人口失控，加剧人地矛盾，引发灾难、饥荒和杀婴。在古代，随着人口高峰到来，杀婴行为愈演愈烈。当时有一种婴儿塔，用于丢弃、焚烧“过剩”的婴儿，以女婴为主，颇为残忍。

千万年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摆脱这种“诅咒”。人口限制论、人口负担论支持者普遍以此残酷的历史教训以及马氏古典人口理论为依据。

所幸的是，避孕套拯救了婴儿。

避孕套将生育行为与性爱行为分离，将失控的生育运动转变为可控的经济活动。至少用避孕套杀死亿万“子孙”，比杀死婴儿，在经济上成本更低，在道德上更少负罪感。

避孕套改变了人类经济增长方式。避孕套出现后，生育行为纳入了经济增长函数，成为一项以自利为原则的富有效率的经济行为。从此，劳动力市场恢复均衡，劳动力价格发挥作用，劳动力质量逐渐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催生更多的新技术、新知识及新制度，推动经济从数量型向效率型转变。

所以，人口负担论是一种无视避孕套的马氏古典人口观。

不过，有人提出，人口失控不得不防。因为人不是理性的，生育行为也不是理性的。越穷的国家生得越多，越穷的家庭生得越多。这不给社会带来负担吗？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一、人的行为是不是理性的；二、生育行为是否具有外部性。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一种灾难性错误。理性是指通过逻辑推导出正确的预期结果，并采取最佳行动。它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天启性。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就不会有竞争，也不存在市场。如果人是非理性的或有限理性的，价格定律、市场均衡就会失灵。所以，经济学与人的理性、非理性或有限理性没有任何关系。

经济学是以经济人为假设的，不能将经济人与理性人混为一谈。经济人是以自利为原则行事。自利是主观的，是“自以为对自己有利”或“自以为利益最大化”，但结果未知或未必。理性并不是前提假设，而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自由市场的竞争结果反馈是，越趋于理性的人，存活概率更高、赢面更大，非理性的人容易被市场淘汰。这样价格定律和市场均衡依然是有效的。所以，经济学家把前提假设与结果反馈搞混了。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回到生育行为。生育行为是个人或家庭以自利为原则的经济行为，它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反馈是，非理性的生育行为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可能被淘汰。每个家庭会根据成本与效用法则判断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几个以及投入多少养育费用。

所以，人口限制论，是一种上帝思维、父爱主义和权力逻辑，违背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人文精神。

似乎有人能够计算出这个世界最佳人口规模，能够洞察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最佳生育决策。人口过剩还是过少，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说了算。我们不能说谁是过剩的，也不能说襁褓中的婴儿是过剩的。在自由生育的环境中，人口多与少是没有明确标准的，人的素质需要多高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正如自由市场上的矿泉水、方便面、手机，过剩与否、质量高低是由市场价格来指挥的，个体的效用来判断。

如果生育行为存在大量非理性，生而不养，生而不育，未成年犯罪率增加，给社会带来负担，这不就是生育的外部性吗？

老龄化陷阱：老难在哪儿？

我们需要考察：是生育行为产生外部性，还是制度（政策、法令）导致外部性。这种制度包括未成年保护法、社会保障制度等。

在有效的制度（个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下，个人或家庭的生育行为，如打工、创业、做饭、性爱等一切行为一样都是经过成本与效用的考量。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计算生育成本，同时也享受生育带来的效用。虽然这种计算未必是理想的，但正当的生育成本及优胜劣汰的结果反馈教育人趋于理性生育，因此不会出现集体非理性生育和人口失控。

相反，不合理的制度是导致生育外部性的根源。所谓不合理的制度，就是生育行为可以占他人、社会的便宜。

比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主党人约翰逊总统支持平权运动，提出所谓的补偿性正义，给单亲黑人家庭提供超额补贴。这种看似正义的政策却引发了生育行为的外部性。超额补贴扭曲了正常的生育行为，鼓励黑人未婚生育，导致黑人家庭破裂，涌现大量单亲黑人儿童——70%的黑人孩子来自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由于单亲黑人儿童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黑人儿童犯罪率及黑人犯罪率持续上升。这种政策还可能对美国政体带来外部性——民主制度沦为民主党主导的不公平的生育竞赛。

又如，对弃婴、杀婴、雇佣童工以及未成年犯罪不当惩罚会引发外部性。

如果弃婴不受惩罚，那么降低了生育成本，鼓励非理性生育和生而不养，从而增加财政养育负担和犯罪风险。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以及监护人的连带民事责任偏低，那么会增加生育行为的外部性。因为这种法令会降低生育的成本以及养育的风险，从而鼓励生育，甚至鼓励生而不教。正如违章不受惩罚，降低了驾车的成本，从而鼓励买车和风险驾驶。

有人提出，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应该废除公共教育福利。

其实恰恰相反，在有效的公共教育制度中，每个家庭的孩子均可享受公共教育。如果有些家庭的孩子享受更好的公共教育，那么他们相当于占了社会的便宜，这种公共教育制度降低了经济效率。

老龄化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追溯到公共制度上。

随着老龄化加剧，全世界都面临老龄化的挑战，直接问题是养老金不足。2018年社保基金亏空7000多亿，2019年亏空突破万亿。社保基金的资金缺口主要来自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超过4500亿元，医疗保险基金缺口接近2000亿元。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保基金缺口的趋势难以逆转。2014年社保亏空的省份只有三个，而2019年增加到了惊人的22个。其中，资金缺口前五大的省份依次是辽宁、黑龙江、四川、吉林、湖北。仅辽宁一省缺口高达215亿元。

中国乃至全球都面临社会保障危机。几十年经济持续增长，收入在增加，人的寿命也在延长，难道一辈子赚到钱还不够养老？问题出在哪儿？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有效？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福利制度是社会运动的结果，但缺乏科学依据。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对个人行为的不信任，是一种强制储蓄制度，还是一种容易引发搭便车的制度。假如一个工人每月缴纳1000元社保，这1000元交给他个人支配（投资、消费）更有效率，还是交给国家社保基金更有效率？传统经济学支持前者。

但是，传统经济学家忽略了制度的内生性——制度是个人契约的公共化。他们没有理解制度本身来源于个人行为，源于个人行为的公共制度对经济增长是有效率的。

庇古开创的福利经济学，从社会总效用的角度论证福利制度的科学性。这种总量思维是违背经济学的，将福利制度带入歧途。能够论证制度有效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出发，公共选择是所有参与的个人“政治交换过程”【1】。

比如，一个孤岛上有甲乙二人，二人出于共同的风险考虑，决定合力搭建木屋。甲乙之间的私人契约公共化，就形成了公共制度。木屋的产权归属公共，使用权甲乙均等享有。

再看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最早是由德国建立的，后来欧美国家在平权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社会保障制度到底是私人契约的公共化，还是由政府或社会运动主导者建立的？

在欧美国家，由单个人或运动者主导的制度是难以持续的。例如，平权运动时期，民主党政府要求美国高校给黑人提供专门的录取名额。在1978年巴克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违宪。此后，这种不合理的福利制度逐渐被高校废除。

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个人契约的公共化。公众为了规避不确定的风险（失业、生育及生老病死）而决定设立公共基金。这一个人契约的公共化就是社会保障制度。马拉多纳若预知自己六十而终可能会少缴纳社保，科比若预知无法回避洛杉矶坠机可能会多买一些意外险，但谁能知天命？除了叹息，我们能做的只有购买商业保险，还有就是建立公共保障制度。

所以，公共制度是所有个体私人契约的公共化。公共制度与经济学不矛盾，也可以达到自由市场中的帕累托最优。

但是，公共制度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极其苛刻，那就是“全体一致原则”【2】，即每个人都有一票否决权。全体一致规则是公共制度导向帕累托最优的唯一投票准则。它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受损，即个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也等同于罗尔斯“无知之幕下”的正义规则。

不过，“全体一致原则”的组织成本奇高无比，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欧美国家基本是退而求其次，选择代议制民主和多数票原则。多数票原则定然会出现多数人“欺负”少数人，这就构成了效率的部分损失。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损失定义为“政府失灵”。当然，如果按少数人决策原则，少数人占了多数人便宜，“政府失灵”更严重。

我们经常讨论是否应该延迟退休，社保缴纳比例多少合适，个人比例应该占多少，财政补贴资金多少给社保基金，国企该划拨多少股份给社保基金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制度的决策机制。只要按“全体一致原则”决策，不论多少岁退休，社会保障都不会出问题；亦或按多数人原则，社会保障制度也会有一定的效率。

公共选择理论表明：公共决策越趋于“全体一致同意”，公共制度效率越高，政府失灵越轻；越趋于少数人决策，公共制度效率越低，政府失灵越重。

这就是当今世界社会保障问题重重的根本原因。

弱家庭趋势：家庭会消失吗？

家庭，曾经是一个有效率和竞争力的经济组织。

在农耕时代，尤其是中国的小农经济，家庭是组织计划生产最重要的主体。受一整套传统礼教及家庭制度的支配，古代中国家庭的分工要比欧洲更精细，内部协作效率更高。洗衣、做饭、耕田、生育、教育、打猎、防卫等一系列工作都有明确的分工。古代家庭的规模也要比今天大，家庭、家族、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协作生产。古代家庭的决策机制主要是家长负责制，具有严格的纪律性。

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家庭的效率自然比古代更高，但家庭在经济生产中的中心地位，迅速被自由市场和企业替代。今天，企业是各国财富创造的主体，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宗族逐渐解体，家族化整为零，家庭的内部分工与计划逐渐被瓦解，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庭到市场中就业、创业。有些家庭的孩子抚育、教育、做饭、卫生等工作也外包给了保姆、幼教企业。当女性在工作上获得的边际效用超过了生育的边际效用，家庭生育率就会下降。所以，生育率下降的其中一个外部原因是自由市场和企业对家庭构成竞争。

家庭正在被竞争所改变，在与企业、自由市场竞争资源时显得效率不足。这是为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曾提出家庭资源配置的最优模型——戴蒙德模型，即只有在代际交叠模型中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什么意思？

例如，家庭有一笔储蓄，这笔储蓄用于父亲的企业投资，还是给孩子出国留学，或是给母亲安排家庭旅游，亦或是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购买保险？这笔储蓄需要在夫妻及多代人中以无差异曲线进行有效配置。

戴蒙德模型告诉我们，家庭是一个完整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人的预期可以超过个人生命的长度，家庭跨代际配置资源才是最优效率的。

但是，婚姻制度、“生育陷阱”与家庭决策机制，降低了戴蒙德模型预设的最优效率。

先从婚姻制度说起，婚姻是家庭的核心。人为什么要结婚？结婚是一种经济行为，婚姻制度促成了男女双方合作提高了经济效率与个人效用。

在农耕时代，由于信息不充分，婚姻以包办为主，采取一夫一妻多妾制，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和繁衍风险。根据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分析，农耕时代的中国家庭关系以父子纵轴为纽带【3】。主要原因是农耕产出的主力是男性，纵轴关系比夫妻之间的横轴关系更有效率。

现代婚姻是自由婚姻，且采用一夫一妻制。婚姻资源的自由配置大大提高了效率，离婚修正了婚姻资源错配的风险。为了降低非理性以及机会主义（如出轨），夫妻双方会签订契约，并受法律保护。

但是，现代婚姻在资源配置上依然受到各种不当的法律与习俗的影响从而降低了效率。比如，法律对女性在离婚时的财产分配支持不足，对重婚和出轨惩罚不够。更重要的是，现代家庭以夫妻横轴关系为纽带，夫妻关系是经济效率的来源。反过来说，婚姻资源配置不当，会降低家庭的经济效率（效用）。戴蒙德模型的前提是家庭构成必须是有效的，但是不当的婚姻资源配置不满足这一条件。

婚姻制度的效率要比企业的雇佣制度、合伙制度低。这是家庭效率不如企业的重要原因。

婚姻制度能否改成雇佣制度或合伙制度？

经济学并不支持这一点。因为婚姻有一个重要的产品，那就是孩子。婚姻制度下的生育和教育效率（效用），要比雇佣制度、合伙制度更高。合伙人可以与多人生孩子，但婚姻制度不允许。雇佣关系被解除后，孩子与受雇者没有任何关系。但在婚姻制度下，即便离婚，亲子关系不会发生改变，父母依然承担对孩子的抚养权。

其次是生育陷阱。

如今中国乃至全球生育率都在下滑，如果生育率持续下滑，一个个家庭将会悄无声息地消失。令人费解的是，经济持续增长，生育率不可逆地下降；经济萧条，生育率也下降。开放二胎后，人们也不增加生育。

这里需要严格区分其成因：

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家庭尤其是女性收入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也增加，同时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家庭尤其是女性会主动减少生育数量，转而提高生育质量。亦或，经济周期性波动，或外溢性风险造成的衰退，生育成本增加，失业率下降。这两种生育率下降是正常的，而且是有益的。

在自由市场中（注意前提），经济持续增长，生育率下降，人口质量提高，是一种必然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效用才是生育行为的最终目的，而不是生育数量。生育的边际效用不仅来自生育数量，还来自生育质量。家庭更倾向于从培养孩子的质量上获得更多的效用。因为在当前的生育技术条件下，生育的边际效用随着数量增加快速递减，而提高养育质量可以带来更多的预期收益和满足感。如果生育技术提高，生育成本下降，女性可能会增加生育数量。

如果是人为制造的经济危机或衰退，如错误的土地制度导致房价暴涨，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加上低效的福利政策导致公共用品不足，这可能导致危险的“生育陷阱”：生育率和生育质量同时下降。

考虑到长周期的投资风险，这种家庭会降低戴蒙德模型中对未来的投资，尤其是对孩子教育的投资，从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效率，陷入“贫困陷阱”。而走出贫困陷阱的唯一方式是投资未来。即便是中产家庭，他们在这种环境下对孩子教育的大量投入，也是“贫困式”——实用而缺乏创新。

最后是家庭决策机制。

糟糕的低效的家庭决策机制，是现代家庭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现代家庭采用古代的家长制决策更有效率，还是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公共决策更有效率？

家庭与政府一样，其资源配置方式都是计划方式。理论上，家庭应该采取公共决策的方式更有效率，越民主越有效率，越接近“全体一致原则”越有效率。

但是，这是有争议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同情心随着人际关系的疏离而衰减【4】。在公共决策中，参与者众多，且多为陌生人。所以，公共选择以自利为假设是合理的，其决策也是有效的。如果家庭规模足够大，以自利为原则的公共决策也是有效的。但是，现代家庭规模少，有些只有夫妻或父子二人，利益捆绑，情感融洽，决策权交给更优秀的更有责任感的个人，未必比民主决策效率更低。

家庭经济学的假设要比自由市场、公共选择更为复杂。这也导致家庭决策机制颇为糟糕。所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小小的家庭决策往往比企业更难，吵得比国会还凶，甚至扔飞刀、掐睾丸。这种家庭很可能被淘汰。

人们一直在关注市场效率、企业效率与政府效率，是时候关注家庭的效率了。

家，在与企业、自由市场的残酷竞争中，在低效制度、生育陷阱及唾沫横飞中，挣扎、沉沦、消失，身处其中的我们却浑然不知。

参考文献：

【1】宪则经济学，詹姆斯·布坎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同意的计算，布坎南，塔洛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乡土中国，费孝通，上海人民出版社；

【4】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中央编译出版社。

人口焦虑与普七数据：如果家垮了，或许人也就没了。

原创清和社长智本社

结婚难，生育难，教育难，住房难、养老难，看病难，如今的家庭承担了太多太多。太多本应由公共部门承担的职责落到了家庭上，太多来自企业的不公平压力传递到家庭里。如果家垮了，或许人也就没了。

文 | 清和智本社社长

编者按：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过去十年人口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但增速逐渐下降，引发人口焦虑，故推荐人口系列文章。

近年出生人口数据显示：2017年1723万，同比下降63万；2018年1523万，同比下降200万；2019年1465万，同比下降57万；2020年1200万，下降265万。一边是出生人口逐渐下降，一边是死亡人数的持续上升，2019年接近1000万，尤其是建国后婴儿潮一代人迅速凋零，日渐逼近人口拐点（这里指人口负增长）。

出生人口为何下滑？人口拐点为何提前到来？如何应对生育问题和教育焦虑？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当下中国的人口问题。

本文逻辑

一、人口拐点

二、替代效应

三、家庭羸弱

【正文7500字，阅读时间30'，阅后点赞，感谢分享】

人口拐点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全球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但人口出生率经历了短暂暴涨后持续下跌。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逼近“人口悬崖”，迎来人口拐点。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吗？

生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行为。首先，生育以家庭为单位，生孩子靠夫妻双方，国家、政府和企业都使不上力。其次，生育是一种生理行为，受限于男女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后，生育还是家庭及婚姻制度下的代际活动，关系到代际繁衍、基因延续及财富传承，超出了个人的生命周期与预期。

但是，我们可以将生育行为理解为经济行为，这有利于我们认识生育的本质与规律。所谓经济行为，就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生育，都会考虑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比如，是否生二胎，我们可能会考虑二胎带来的经济负担，是否造成母亲职业竞争力下降以及身材受损，是否加重老人带孩子的艰辛。这些都是成本因素。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考虑，多个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哪些快乐，给大宝多一个陪伴，给老去的自己多一个保障。这些属于效用因素。

人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生育也是在边际上做选择。具体来说，人（家庭）是在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上做边际选择。比如，你有一笔储蓄，考虑用于生二胎多抚养一个小孩，还是投入到大孩的教育中。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人们倾向于减少生育数量，提升生育质量。于是，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素质则不断提升。为什么？根本上来说是个人（家庭）基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的考量。

在牛顿尚未降临之前的古代社会，经济长期停滞，技术落后，出生婴儿的死亡率高，成材率极低。人们会考虑增加生育数量，以抵御高死亡率的风险。以前的家庭生得多，但不太关注小孩的教育（成材率低），到了一定年龄，就让小孩去干活赚钱。小孩多可以增加家庭收入，给养老提供更多的保障。

但是进入近代社会后，自由市场、医疗技术及公共教育的提升，大大降低了出生婴儿的死亡率，也提高了成材率。最开始，很多家庭还延续生育惯性，维持着高生育率，但是死亡率的下降推高了新增人口。刚迈入近代社会的国家容易出现一波婴儿潮。

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开始反应过来了，死亡率下降了，不需要生育太多，逐渐减少生育率。同时，随着成材率的提升，家庭将更多的储蓄投入到现有孩子的教育上，而不是增加生育数量。

所以，伴随着自由市场、医疗技术及公共教育的提升，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质量持续增加。但是，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但并不意味着出生率会下降到零，人口一定会出现负增长，一定会走向消亡。

因为人（家庭）是在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上做边际选择。如果多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下降、效用提升，出生率也会上涨。比如，过几年你的家庭收入提高，孩子母亲可以辞职做全职妈妈，然后选择生二胎。又如，法国政府最近十多年来着力降低家庭生育成本，生育率持续上升。目前，英美法的人口还是正增长，人口拐点也没到来。

第二，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口悬崖一般不会突然到来。因为减少生育数量的边际效用，需要由生育质量（孩子教育）的提升来弥补。而教育是一项长周期的投资，如果没有足够的家庭储蓄或者公共教育不足，家庭不会迅速减少生育数量而全情投入小孩教育。

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经过了上百年的漫长周期。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口的总和出生率从之前的6左右快速下降到3左右，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下降过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避孕套的普及，生育自由再次得到解放，欧美生育率快速下降，然后稳定在1.7左右。整体来看，从1950到2019年，全球总和生育率从4.97降至2.27附近。

以上分析的是人口数量自然演变过程，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力量加速了人口数量减少，制造了人口悬崖？人口拐点为何提前到来？这是我们研究人口问题的重中之重。

生育是人在边际上做选择，这个前提是人的选择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力限制的。而人口数量加速下滑和人口悬崖的出现，说明这一前提被改变，生育行为被扭曲。排除战争、瘟疫等因素外，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国际技术迁移与生育政策干扰。

上述我们讲到，英法美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漫长的平滑过程，没有出现人口悬崖。

为什么？因为英法美一直是近代技术的探索者以及经济的领头羊，这些国家的自由市场是平滑的，经济及家庭收入的增长、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公共用品的投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口，从出生率下降到人口质量的提升，是一个相对平滑的边际替代过程。

但是，新兴国家则不同。二战后，欧美国家积累的200多年的工业技术迅速转移到新兴国家，经济水平、家庭收入、医疗技术、公共教育在短短几十年内彻底被改变。这对人口增长造成一个巨大的脉冲。很多家庭还没反应过来，维持着高出生率惯性，而出生婴儿死亡率又迅速下降，出现了一波巨大的婴儿潮。比如，日本、中国、韩国以及众多亚洲国家都在二战后几十年内出现了婴儿潮。当然，欧美国家也出现婴儿潮。它们的共同因素是战后和平和军人复员，不同点是国际资本与技术转移的红利冲击了亚洲国家的出生人口。

当时，不少亚洲国家开始实施限制生育政策，比如日本、新加坡、中国都在婴儿潮后期开始限制生育。限制生育政策进一步改变了生育的自由选择，改变了生育的平滑度，导致了数量上的“人口悬崖”。

人口悬崖是指在某个阶段新增人口数量突然暴跌，死亡人数突然大规模增加，立即进入人口拐点，人口负增长迅速扩大。

为什么？生育限制时期的婴儿出生率低，不少是独生子女，这批人的基数不足，成年后生育规模自然减少。同时，独生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无法分摊，提高了他们生育的成本，进一步打击了生育率。另外，原来婴儿潮这群人逐渐老去，死亡人口迅速增加。二战后，亚洲新兴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不平滑，人口出生率突然滑坡，人口死亡率迅速上涨，人口拐点提前到来。

结果是，与英法美的人口数量平滑过渡相比，日本、中国、韩国的新增人口先暴涨后暴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滑。目前，人口总和出生率，韩国是1.3，日本是1.4，新加坡是1.26，均低于法国的1.9、美国的1.8和英国的1.8。

从暴涨到暴跌经历的周期非常短，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要远远快于英法美。比如，日本的人口总和出生率从70年代开始下降，进入90年代后迅速下滑，如今跌到英法美之下。日本政府意识到问题，在人口总和出生率1.6以上就取消了生育限制。

二是房价高企与公共资源不足。

最近十多年，房价高企，增加了结婚成本，推迟了生育年龄。房价高企和学位房捆绑，增加了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抑制了生育。

如今，房贷是中国家庭的第一债务来源。房贷透支了上一代的养老金、这一代的家庭储蓄以及下一代的消费及教育支出。在深圳，多生一个孩子，两房换三房，购房成本需要多增加一两百万，租房成本增加一两千。

如果算上学位房，中国的教育投入是全世界最高的。学位房的实质是公共教育资源不足以及不均衡，更多的家庭去争抢稀缺的优质的学校。但是，很多家庭无力支付学位房以及公共教育不足带来的教育费用，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生育。

如今进入生育年龄的年轻人，不少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约1.8亿），他们上担负着的父母的养老，自己还要承受高昂的房价和高压的工作，下要承担小孩高昂的教育费用，根本无力多生育。

以上两大因素扭曲了家庭的生育选择，导致中国出生率下滑，人口悬崖陡峭。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20年后的1.3左右。这个数据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以上，低于发达经济体的1.7，低于英法美，与日本、德国相当。

中国婴儿潮在1952年到1977年，除去中间三年，年均人口增长规模都在2100万以上。这群人的年龄逐渐靠近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77岁），预计未来死亡率会较大幅度增加。低迷的出生率和较高的死亡率，将加速人口拐点的到来。

替代效应

人口拐点提前到何时？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对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基于不同假设预测的中国人口峰值最早在2021年，最晚在2044年，其中有7个方案预测的峰值在2032年及以前。

如今，人口出生率快速下滑，人口拐点的时间往前推移。社科院的预测是，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纠结于未来三年还是五年，意义已经不大，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推断：不断高涨的房价、公共资源（学校与保障房）不足及不均衡等，正在扭曲生育行为，改变人口曲线，制造人口悬崖，拉近人口拐点。

有人认为，人口增长率下降是全球性问题。有些国家快一些，有些国家慢一些，中国的人口拐点只是比一些国家来得早一些，不必要过度焦虑。

其实不是，这只是表面现象。上述我们分析了，全球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种趋势，但是需要区分原因——自然的边际替代还是非自然下滑：

如果人（家庭）是在边际上自由选择的，那么人口出生率下降会产生替代效应，即人口素质的增加。当家庭收入低时，父母选择少投入教育，多生几个孩子。当家庭收入增加时，父母选择少生育，多投资孩子的教育。这会导致一个比较良性的边际替代：家庭在孩子教育提升获得的效用弥补了少生育的效用损失；国家在人力资本获得的改进弥补了人口数量减少的损失；经济从数量型增长转变为效率型增长（技术与知识创新）。

英国、美国、法国是人口自然过度的典型代表，它们在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形成了比较良性的边际替代。排除移民因素，英美法不仅人口增速下滑没有亚洲新兴国家严重，还赢得了人口素质的提升。

日本、德国、新加坡和韩国在人口的边际替代上仅次于英美法。日本人口增速在泡沫危机后下滑严重，社会快速跃进深度老龄化。好在日本在危机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大规模投入教育与科研，人口增速虽没提升，但科技进入全球顶尖水平。德国的人口增速低迷，但其金融制度和房产制度一直抑制着房价和通胀，德国家庭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和技能上。

如果人（家庭）的生育选择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限制，那么人口的替代效应可能下降。结果是，人口数量快速下降，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但是人口质量没有提升，技术竞争力不足，经济增长缓慢。落实到家庭就是，孩子生得少，独苗没养好。

比如，普通家庭在深圳购买一套两居室的学位房，8万一平，一共500万。三成首付需要150万，按15年按揭贷款计算，月供2.7万。假如夫妻两人加起来月收入4万（可批贷），每月家庭开支只有1.3万。假设首付款不需要借钱，由家庭储蓄支付。如果加上带孩子的父母其一，这1.3万包括一家四五口的生活开支、孩子的教育费用以及父母的养老。这在深圳是相当紧张的。

这样的结果是：一、不敢生二胎，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要换三房（经济条件不允许），母亲工作可能受影响，家庭开支不够；二、孩子的教育投入不足。为什么？在深圳，8万一平的学位房对应的学校教育水平也就一般，参考深圳南山深圳湾学校的中考成绩（学位房20万一平）。每个月家庭开支仅有1.3万，对小孩的教育投资不足。父母一个月工资4万，超出深圳的平均收入，工作压力偏大，对孩子教育时间投入有限。

这个家庭状况还算不错，家庭收入不低，父母健康可带小孩，但结果也是令人担心。

问题出在哪儿？

核心就在房价太高。高房价（学位房）既抑制了生育，又打击了教育；既抑制了消费，还打击了养老。

这好比，一个工厂主手上有1000万，可以选择买入一批设备，扩大量产规模（利润虽然低一些）；也可以选择引进一些技术工程师，改进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率。但是，这几年，房租涨价迅猛，这1000万全花在厂房租赁上了，既无能力扩大生产，又无能力提高技术。你说这家工厂有前途吗？

央行学者研究称，人口素质的提升不足以对人口数量下降形成替代。关键的问题是原因是什么？什么阻碍了替代效应？什么扭曲了家庭的生育选择？什么打击了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这些才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比如教育存在各种问题，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很难转化为有效的生产效率。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力资本提升对人口数量下降的替代。

如果替代效应不足，社会将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未富先老。

人口曲线不平滑在前期造成婴儿潮脉冲，中期制造人口悬崖，到后期就是人口老龄化脉冲。这导致年龄上的人口结构问题，即老中青幼数量不匹配。

人口出生率曲线陡峭的背后是老龄化脉冲。英法美人口出生率下降周期长，其老龄化的周期也长。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126年，英国用了46年。但是，出生率滑坡的国家，老龄化也在大跃进。日本用了24年，中国预计只需要20年。

要解决老龄化问题，要不保持较高的出生率，要不培养高素质人才。但是，人口曲线不平滑的结果是，既没有足够的劳动人口，也没有一定的高素质人才，创造充分的财富，来满足大规模的养老需求。

数据显示，美国和日本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都在2万美元以上。中国马上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但是人均GDP不过1万美元。这就是替代效应不足（高素质人才不足）催生的养老难题。

在“421”家庭中，未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一个孩子身上。但是，对孩子教育投入不足，成材率偏低，一个孩子以后可能需要承担六个老人的抚养压力。六个老人或许有养老金，但是需要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抚养老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种家庭既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也没有质量上的竞争力，唯有一堆生存压力。

最后，这个家庭唯一的财富可能是一套牺牲三代人的储蓄和消费换取而来的房产。但是，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深度老龄化，房产价格也会下降，家庭唯一的财富可能所剩无几。有人说，房价下降后，生育成本也就下降了，生育的意愿可能会增加。这是房价扭曲对生育扭曲的被动反应。

家庭羸弱

我在《家，会消失吗？》一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家庭组织的效率不足，导致不婚、离婚、少生、不生，最终引发人口危机。

现代社会，企业很有效率，个人也很有效率，社会组织也很有效率，但是个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只能创造财富，不能创造“人”。造人、育人，他们使不上力，还得看家庭看夫妻。家庭是唯一的人口产出部门，也是人口素质提升的关键部门。如今家庭没有效率，出轨率高、离婚率高、单亲家庭多、不婚不生族多，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资本的提升受阻。

家庭效率为什么不足？

家庭效率不足，有家庭组织及婚姻制度自身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人为因素对家庭部门的打击。

通常，家庭、企业、政府、社会组织都是相互竞争的，也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竞争资源，谁的资源配置效率高，谁就更有竞争优势。在农耕时代，家庭是第一大生产单位。如今，企业是社会财富最大的创造者。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如今越来越多进入企业组织。企业有助于家庭财富的增加，从而提高了家庭对教育的投入。

但是，企业也可能打击家庭效率，对生育造成负面影响。比如，对劳动的保护不足，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提高了家庭的生育成本，降低了生育意愿，减少了对孩子的陪伴时间。反过来，如果家庭部门长期无效率，也会影响企业的效率。这一代人加班加点，没有时间生孩子和教育孩子，下一代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不足，企业失去长足发展的人力基础。

所以，解决人口问题（人口出生率低迷、替代效应不足）关键看公共部门的制度以及公共用品的投入。

首先，需要解除限制性生育政策，让生育权归回家庭及个人。

有人指出，放开二胎后，人口出生率上涨了两年，之后又下降了。所以，生育政策开不开放对人口出生没有影响。其实，这是逻辑错误。上述分析，人口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根本上说是人为干扰了家庭的自由生育权。开放生育是将生育权回归自由，让家庭的生育可以在边际上自由选择。开放二胎没有提振生育率，主要是高房价抑制了出生率。如果全国房价下降一半，二胎出生率自然会上涨。即便不生二胎，家庭也可将更多的储蓄投入到一孩的教育中。这就是家庭的自由选择权。

其次，公共部门制定公平的制度，平衡企业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让个人在家庭与企业之间自由选择。比如，加大公司解雇孕妇的成本，让妇女可安心怀孕。又如，加大对加班过劳工作的管理，给打工人保留生育的体力和时间。

最后，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公共部门需要加大以家庭为单位的公共资源投入。

过去，个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都将企业界定为效率部门，政府将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给企业，帮助企业提升效率。比如，机场、高速、高铁、港口、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

企业产生效率，进而创造税收，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建设公共福利。但是，企业创造税收后，大量的财政又回到了基础设施上，反复投入到企业相关的配套之中。这导致一个问题：家庭部门的公共用品严重不足。比如，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公共医疗、失业保险、就业培训、生育保险、生育补贴以及家庭个税补贴。

我以五险一金为例。政府扶植企业，企业有效率雇佣更多员工，购买五险一金。五险一金给家庭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有两个问题：

一是养老金不足。日本人均社保支出在过去15年内增加了50%，其中老龄化相关支出占比从1975年的33%提升到2015年的68%。日本政府财政中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支出逐年增加，目前已占到国家财政支出预算的33.7%。中国的公共财政对养老金的倾斜力度还需加大，需要划拨更多的国有资产填充社会基金。还有不少农村家庭没有覆盖到社保，这类家庭的养老负担重，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年轻人无力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储蓄多生育，或提高孩子的教育。

二是五险一金的结构问题。在深圳户籍员工的五险一金中，养老保险的比例最高为22%，但是生育保险只有0.5%（单位缴纳），失业保险只有3%。这种结构对生育的扶持力度太差，生育保险不多，失业保险太低，领取太困难，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另外，还有很多企业不缴纳住房公积金，或缴纳金额极少。如今高房价尤其是学位房对人口出生及教育提升构成打击，但是住房公积金没有起到对冲作用。可能还起了反作用，公共部门的住房公积金购买比例高，他们成为了抢购优质学位房的主力军。

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家庭福利的投入。德国在1995年设立德国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部；英国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可以提高家庭福利和家庭效率，从而提升生育率和教育水平。

我引用泽平宏观的研究数据（《中国生育报告》，泽平宏观）：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率越高。2013年除了土耳其外，32个国家的福利开支占比GDP的比例平均为2.4%。其中，冰岛的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63%，总和生育率为1.93；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32%，总和生育率为1.21%。

过去，公共部门对企业、个人的公共投入很大，但现在要加大对家庭福利的投入，包括家庭保障房、家庭生育补贴、家庭教育基金、家庭个税抵扣等。

比如，以家庭为单位提供更多的生育补贴，增加产假和陪产假时间。有个反例，美国民主党政府为了得到黑人的支持，针对黑人单亲家庭，而不是完整的家庭提供生育补贴。这就相当于鼓励黑人母亲不婚生育。这一政策彻底毁掉了黑人家庭，单亲黑人家庭激增，家庭教育失败，黑人犯罪率增加。

又如，欧美国家针对家庭部门提供更多的个税抵扣，夫妻一起申报个税可以返还更多。这种政策就是针对家庭的福利。中国也在推行个税抵扣改革，鼓励家庭申报，加大对教育费用的抵扣。

又如，政府要针对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深圳推出大量的人才房，不少是针对个人。这个思路是吸纳全国优秀人才。但是，真正对家庭有利的做法应该是面向家庭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降低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

再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教育资源。公共教育是家庭福利的重要项目。但是，如今公共教育投入不足以及不均衡，导致家庭教育成本过高。这是当前抑制家庭生育的关键，也是阻碍人力资本提升的关键。泽平宏观的数据显示，2014年经合组织国家0-2岁入托率平均为34.2%，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但是，中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公共幼儿园和托儿所严重不足，“没人带”让很多家庭谈“生”色变。

当然，终极难题是：孩子是不是必需品？

七普公布：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年均增长率0.53%

2021-05-11来源：观察者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11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并答记者问。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会上通报，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据宁吉喆介绍，根据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我国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开展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主要目的是全面查清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情况，为完善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统计信息支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七人普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人口普查现场登记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成立七人普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全体会议和电视电话会议，研究部署普查有关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地方各级政府精心组织实施、通力协作配合，全国省、市、县、乡、村级共组建67.9万个普查机构，选聘700多万名普查人员。各级人口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全国所有家庭和人口进行了全面普查，圆满完成普查入户登记任务。

七人普全面采用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实时直接上报数据，首次实现普查对象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自主填报，强化部门行政记录和电力、手机等大数据应用，提高了普查工作质量和效率。七人普邀请钟南山、姚明担任宣传大使，“大国点名、没你不行”等宣传口号深入人心，加大了宣传力度。七人普坚持依法进行，认真落实普查方案的各项要求，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追溯和问责机制，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随机抽取141个县的3.2万户进行了事后质量抽查，结果显示，七人普漏登率为0.05%，普查过程严谨规范，普查结果真实可靠。

普查主要数据：

（一）人口总量。全国人口[注：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注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同）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二）户别人口。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集体户2853万户，集体户人口为11897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三）人口地区分布。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

（四）性别构成。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五）年龄构成。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六）受教育程度人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反映了1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七）城乡人口。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八）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九）民族人口。汉族人口为128631万人，占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万人，占8.89%。与2010年相比，汉族人口增长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10.26%，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上升0.40个百分点。民族人口稳步增长，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民族全面发展进步的面貌。

宁吉喆表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七人普全面查清了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情况，准确反映了当前人口变化的趋势性特征，获得了大量宝贵的信息资源，我们正在抓紧对普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开发，后续会采取更多方式公布和共享普查成果，配合相关部门加强人口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最大程度发挥普查的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相关战略和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统计信息支持。

借此机会，我代表国务院七人普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向奋战在普查工作一线的各级人口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正是700多万普查人员不辞辛苦、勇于担当、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有效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期完成了普查现场登记，切实做到了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错项，使七人普的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向积极参与、配合、支持普查工作的社会各界和广大普查对象表示衷心感谢！正是14亿人民以“大国点名、没你不行”的主人翁精神，认真履行普查义务，如实提供普查信息，构筑了七人普这一庞大工程的坚固基石。向参与普查宣传的所有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正是通过各位的全方位宣传，使广大普查人员得到鼓舞和激励、增强了信心和动力，让全体普查对象了解和理解人口普查、支持和配合普查工作，七人普顺利开展和取得成功离不开你们的悉心投入和辛勤劳作。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我们刚才注意到宁局长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新的特征，我们想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此次人口普查结果的人口性别比、年龄结构包括受教育程度，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趋势？能不能为我们再深入地解读一下？

宁吉喆：这个问题很重要，由我来回答。人口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国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作出逐步调整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重大决策，我国人口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人口发展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刚才公布的普查成果，全面详实地反映了当前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十年间人口的发展变化，总的来看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

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善，年龄结构是“两升一降”。人口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具体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人口总量上看，虽然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是放缓的，但仍然保持了平稳增长。2020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4.1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过去十年间，我国人口实现了从13亿人到14亿人的跨越，人口总量增加了7206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5.38%，年均增长0.53%，略低于上一个十年0.57%的平均增长率。

第二，从人口质量上看，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的素质不断提升。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

第三，从性别构成上看，出生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性别结构得到改善。普查结果表明，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5.2相比基本持平，略有降低。从出生人口看，出生人口性别比2020年为111.3，较2010年降低了6.8，逐渐趋向正常水平。

第四，从年龄构成上看，少儿人口数量增加，比重上升。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等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促进了出生人口出现回升，“二孩”生育率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

第五，从人口迁徙流动情况看，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普查结果表明，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十年间增长了将近70%。从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

第六，从人口的城乡结构看，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比上一个十年的增幅又上升了0.75个百分点。普查结果表明，加快实施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了明显成效。

十年间，我国人口的主要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历程，也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趋势和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同时，普查数据也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我们要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二是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三是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同时，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需要加快。四是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老年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智慧、传承、发挥和需求拓展扩大。五是人口加快集聚，既反映了城镇化和经济集聚的趋势性变化，也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新社记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查项目，规模如此大的调查项目是如何组织开展的？有哪些特点？

李晓超：首先，谢谢中新社对人口普查工作的关心。2020年人口普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普查，又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一年多以来，在全国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顺利高质量完成了普查工作，这一成绩的取得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为普查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了登记，国务院成立了以韩正副总理为组长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指挥调度普查工作。各地区、各相关部门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要求通力合作、相互支持。全国省、市、县、乡村共组建67.9万个普查机构，选聘了700多万名普查人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各地区、各相关部门抓实抓细，为普查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完成这项工作的组织保障。

第二，认真谋划实施方案，为普查制定了时间表、路线图。在多次综合试点和专项试点基础上，反复征求专家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制定形成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和七项工作实施细则，对普查内容、普查方法以及普查各个环节的工作流程、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人口普查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工作规范。

第三，着力丰富拓展普查内容，更好地发挥普查的作用。首次采集了居民身份号码，为数据比对、核实提供了基础信息，增加了老年人口的相关指标，以更好地反映老龄化情况。

第四，注重运用新方法、新手段，提高了普查效率和质量。首次全面采用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实时直接上报数据，实现普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进行自主填报。这个比重总的不算高，但规模大。强化部门行政记录和大数据的应用，充分利用互联网、云技术、云服务和云应用，完成数据处理工作。对700多万名普查人员实行线上集中统一管理，也就是在线上统一管理以后，我们随时可以监督普查人员的工作情况。

第五，夯实“划区域、数人头”，确保普查不重不漏。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全国划分成若干个普查小区，确保普查小区互相不交叉、不重叠，在小区内对每个住宅按规则进行编号，普查员对每个住宅逐户入户登记。同时加强对普查员选聘培训和管理，入户登记前，我们还开展了户口整顿、入户摸底等工作。

第六，加强宣传动员，提高了广大普查对象支持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定印发宣传工作方案，全面部署普查各阶段宣传工作，拍摄宣传片和公益广告，组织开展多渠道、多形式普查宣传，持续不断掀起宣传高潮，“大国点名、没你不行”等宣传口号深入人心，社会各界和广大普查对象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配合。

南方都市报记者：从人口普查的主要结果中，我们看到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我国人口增长出现的放缓趋势，如何看待这种趋势？有专家预计，中国人口会在2027年达到峰值14.5亿，增长放缓是不是意味着人口零增长的年份将提前到来？

宁吉喆：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分析问题。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增速放缓，过去十年间年均增长率是0.53%，较前一个十年下降了0.04个百分点，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还有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这些都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从这次普查结果看，当前我国人口总量仍居世界第一，过去十年人口保持了继续增长态势，十年间人口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的规模与前一个十年增加7390万人相比，略有下降，但基本持平。主要是三个方面因素起作用：

第一，我国人口保持了一定水平的惯性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目前育龄妇女还有3亿多人，每年能够保持1000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

第二，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出生人口的数量是快速回升的。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上升，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0-14岁少儿人口数量达到了25338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

第三，人口的预期寿命持续提高。我国近十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人民群众健康条件明显改善，这使得我国年度死亡人口一直是少于出生人口，人口总量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这些人口增长的积极因素还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作用。

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同时，人口增长还受人口年龄结构、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政策、生育成本、公共卫生和健康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普查的结果还显示，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平均年龄通过这次普查了解到是38.8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美国最近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是38岁，和我国的水平差不多。

下一步，我们应当持续关注人口增长变化情况，积极应对人口发展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挑战。

香港中评社记者：最近一些人在质疑人口普查数据质量，刚才介绍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漏登率仅为0.05%，这是否能说明这是一次高质量的普查？另外，此次普查结果出来得比较慢，统计局发言人日前曾表示说，这是因为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发布信息的基础上，又发布了更多更细的信息，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新增了哪些信息？谢谢。

曾玉平：首先，谢谢你的提问。你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数据质量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数据发布的问题。关于数据质量的问题，我们经常讲，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线，同样，普查的数据质量也是我们普查工作的生命线。为了获得高质量的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坚持依法普查，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同时重点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科学设计普查方案。这次普查我们充分借鉴了过去历史普查的经验，既包括人口普查的经验，也包括经济普查、农业普查的经验。同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各界的意见，先后组织开展了六次专项试点和一次综合试点。按照科学与可行、需要与可能、继承与创新的原则，研究制定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和七项工作的实施细则，确保我们普查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精心组织现场调查。现场登记开始以前，各级普查机构认真选聘了普查人员，同时强化岗前培训，考试合格以后才能够上岗。扎实做好户口整顿、普查区划分、摸底调查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现场登记中，全国700多万普查人员严格执行普查方案，登记期间还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认真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对全国所有家庭和人口进行全面普查，圆满完成了普查入户登记的任务。

第三，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这次普查我们利用信息化手段，对普查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首次全面采用了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由普查员使用电子设备采集，实时直接上报数据；首次实现普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进行自主填报；首次利用行政记录和大数据对普查数据进行比对核查；首次在全国集中部署数据处理，利用互联网云技术、云服务和云应用完成数据处理工作；首次对全国700多万普查人员实行线上集中统一管理。

第四，全程实行质量控制。各级普查机构按照普查方案的规定，全面建立了普查质量控制制度，严格执行普查质量控制要求，认真开展了质量验收，确保普查各阶段工作质量。同时，我们建立了普查数据的追溯问责机制，严肃查处各地普查造假、弄虚作假的行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现场登记工作结束以后，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组织了近千名专业抽查人员，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随机抽取了141个县中的3.2万户进行了质量抽查，并聘请了社会监督员全程监督抽查工作。抽查结果显示，普查漏登率为0.05%，低于国际上一般认可的3%的标准，表明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真实可信，是一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关于普查数据发布时间的问题。人口普查工作环节多、涉及面很广，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统筹安排、确保各环节工作顺利衔接，普查实施以前我们制定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进度安排，对各个环节、各项任务作出了计划和时间安排。原定的普查公报发布时间是一个计划的时间，考虑到社会各界对普查结果的强烈需求，我们这次丰富了发布内容，增加了大量的分结构和地区分布方面的数据，所以数据准备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今天我们一共发布了8个公报，与前几次普查相比，内容更加丰富、更加详细。每一笔数据都经过了反复核实，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另外，据了解许多国家一般也是在现场登记后一年左右才发布公报，比如美国2020年4月1日开展人口普查，第一次发布数据的时间是上个月的26日，差不多也是一年的时间。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普查成果的共享和开发利用，后续还将陆续编辑出版更加详细的人口普查汇总资料，满足社会各界对普查数据的需求，也欢迎大家来使用。同时，我们将利用微观数据实验室提供人口普查的脱敏微观数据，供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分析研究，更好地发挥人口普查数据的作用。谢谢大家。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有些专家说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在调查结束后存在数据调整阶段，请问这次人口普查有没有同样的调整？比如计算漏报率之类的？

张毅：谢谢你的提问。大家都知道，人口普查是全面调查，七人普按照统一标准、在统一的时间范围内对所有普查对象进行逐人逐项登记，采用电子化方式采集数据，并联网实时上报，数据审核完成后，直接汇总计算得出相关人口数据，不进行事后调整。

前面已经介绍，根据事后质量抽查结果，七人普的漏登率为0.05%，按联合国人口普查建议书漏登率可以加到总人口中，也可以不加。在实践中，有些国家加上了，有些国家没加，刚刚发布的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数据是普查登记人口的直接汇总数据，不含通过漏登率算的误差人口。

海报新闻记者：人口老龄化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根据这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人口老龄化情况究竟如何？在家庭和社会养老负担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人口结构优化、破解人口老龄化矛盾、延长退休年龄政策什么时候实施？

宁吉喆：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全国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其中，有6个省份的老年人口是超过了1000万人。

第二，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第三，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老龄化水平的城乡差异，除了经济社会原因外，与人口流动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四，老年人口质量不断提高。60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2085万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13.90%，比十年前提高了4.98个百分点。十年来，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也在持续提高，2020年，80岁及以上人口有358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4%，比2010年增加了1485万人，比重提高了0.98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比如，人口老龄化从挑战方面看，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这都带来一些新的机遇。而且，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进行统筹谋划、系统施策。接下来，我们要开发好、利用好人口普查数据，对普查数据进行认真研究，开展深度分析，切实为科学制定政策提供统计信息支撑。

北京青年报记者：最近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引发了大家广泛关注，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这次普查数据显示，东北地区人口确实出现了减少，原因是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应对？请解读一下。

宁吉喆：东北地区大家都很关心。从这次普查的数据看，东北地区的人口十年来发生的变化有几个特点：一是总人口依然较多，但是出现了负增长。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9851万人，接近1亿人，规模依然较大，但比十年前减少了1101万人。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6.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处于正常范围。三是老龄化程度较深，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16.39%，提高了7.2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是人才储备丰富，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6.75%，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16年，东北地区这两个反映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指标，都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五是城市发展基础较好，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71%，在全国数据是排在前面的。

东北地区人口的减少，受到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口生育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东北在我们国家处于高纬度地区，冬季相对漫长且寒冷，一些东北人口向比较温暖的南方迁移流动，这也是全球许多国家人口迁移流动的趋势性特征，欧洲、美国都有这种现象。此外，受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等因素的影响，东北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要看到东北地区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期，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省市多样化的发展机会和就业前景，对其他地区包括东北地区的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

同时应当看到，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韧性仍在，潜力很大。这里有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东北地区在科技人才、现代农业、装备制造、交通设施等方面基础都是比较好的。东北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有1650万人，粮食产量占了全国1/5还要多。东北拥有鞍钢、沈飞、一汽、哈电等一批国家骨干企业，这些年又新成长起来一批新兴的高技术企业，东北地区实现振兴发展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振兴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人才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东北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新一轮振兴计划在着力调整结构的同时，也必将带来人口发展的新变化。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人口问题的研究，积极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抓住变化中存在的机遇，来服务东北的经济社会发展。

路透社记者：中国的劳动人口逐步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对我们长远的经济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另外，我们可能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是不是会考虑放开生育政策？

曾玉平：谢谢你的提问。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刚才宁局长已经作了详细介绍，我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劳动年龄人口的问题，一是从总量上看，七人普与六人普相比，也就是说与2010年相比，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但是应该看到，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是8.8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也依然存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是从质量上看，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这次普查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75年，比2010年的9.67年提高了1.08年。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了23.61%，也比六人普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

三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医疗服务体系的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而人口的身体素质也日益改善，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

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现象，应当全面、客观地来看待。一是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还是较大。总体上看，我国就业压力依然不小。二是虽然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但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三是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过去十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增长较快，但户籍城镇化率大幅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请问具体原因是什么？从普查结果来看，十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于户籍制度改革有哪些影响？

李晓超：这次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城镇化率确实提高得比较快，刚才吉喆局长介绍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增加也比较多，这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也是结果。同时也是部分地区和区域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增强的结果，这和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的趋势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居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与我国人均GDP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大体的情况相当。预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促进城镇化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城镇化率仍将会保持上升的趋势。

另外，普查数据还进一步显示，在城镇化率提高和流动人口增加的同时，这两个方面还表现出一些特点。

一是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比重仍在提高。2020年，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占整个流动人口的比重达到88.12%，比2010年提高了3.85个百分点。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2.49亿人，较2010年增加1.06亿人。这十年间增加了1亿人。

二是流向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流动人口比重仍比较高。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人，占比达到73.54%，中部地区吸纳955万人，占比是7.65%。西部地区吸纳1880万人，占比15.06%，东北地区吸纳468万人，占比3.75%。

三是省内流动人口增长更快，也就是说近距离的人口流动增长更快。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人，比2010年增加1.16亿人，增长85.70%。也就是说，在省内流动的人口这十年增长了85.7%。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人，比2010年增加3896万人，增长45.3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省内流动的人口比跨省流动人口增长快很多。省内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61.15%，提高到66.78%，上升了5.63个百分点，大约2/3的流动人口选择在省内近距离流动。

关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存在差异，首先我们要看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近十年也在明显提高。截至2020年底，已经顺利实现了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差异主要还是体现在农民工群体，由于受各种保障条件和制度的制约，这部分差异的缓解以至消除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当然部分乡村城镇人口在城镇落户的意愿下降，特别是乡村振兴包括脱贫攻坚取得成就以后，有一部分人还愿意留在乡村，所以乡村户籍人口不愿意离开乡村，这也是影响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我国城镇化将会更加科学适度的发展，人口将会更加有序合理流动，形成经济社会和人口流动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红星新闻记者：我的问题是，从普查情况分析，“全面两孩”政策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了怎样的变化？当前居民生育意愿不足，是否导致新生儿出生率已经接近了警戒线，这次普查结果会不会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

宁吉喆：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大家比较关心生育问题，这方面通过普查得到了相当多的资料。首先，应当指出“全面两孩”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人口的生育情况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出生人口规模大。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七人普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个规模仍然不小。

第二，“二孩”占比高。从生育孩次看，2014-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

第三，生育率降低。七人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我们应当认识到，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还应该看到，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刚才，你提到的关于生育方面的一些考虑，路透社的记者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