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加民：坚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刘加民  云阿云智库•党政建设

导读：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文艺青年，离开大城市跑到小山沟，不住楼房爱住土窑，不走柏油路喜欢爬陡坡，脱掉高跟鞋绑上麻草鞋，甚至走出课堂冲进战壕？这是因为理想、信念和意志给了他们力量。

从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革命文艺不断出现新的高潮。《讲话》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建国以来，都指引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成为照耀革命文艺家前进的一座灯塔。我们相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即使在将来，《讲话》必将发出久远的回响。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刘加民 |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刘加民为迎接明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在“红色历程与文艺担当”临沂市民间文艺骨干人才培训班上的讲义稿，现授权“昆仑策研究院”修订发布，以飨读者。

坚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2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各方面会有重要活动。我这几天整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也结合这几年文艺界的一些情况，进行一点粗浅的分析，供大家参考。

一、长征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长征胜利把全世界的眼光持续聚焦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13年举足轻重。那是1935年10月19日，到1948年5月26日，党中央在这里指挥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行了土地革命、整风运动，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召开了七大。毛泽东思想逐步完善并成为我党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内共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本架构得以擘画完成，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新中国文艺的主流，深远影响延续至今。

说到延安，必然要说到长征。延安是因为长征成为历史名城，革命圣地的，长征是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11月7日国家机关搬迁到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迁到保安县城。1937年1月10-13日毛主席的团队全部到了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总指挥和大后方。

关于长征胜利的意义，毛主席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的党内活跃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精准概括，也广为流传，这就是：“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到八一南昌起义，到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成为当时民国政府的心腹之患，一直高居各种媒体的“热搜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更是像播种机、宣传队一样，把共产主义思想传遍了千家万户。西方记者亲临延安的战地采访，出版的图书和新闻报道，震惊了西方世界。可以说，红军长征胜利，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

与此同时，作为执政府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面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策略。1931年“9·18”事变之后，东北、华北、淞沪等不断沦陷，日本侵略者甚至在宛平城外驻军，随时准备全面侵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如火药桶一般，一触即发。

二、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占领抗日救亡的道义制高点，并逐步成为切切实实的领导者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时，呼吁社会各界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7月9日，毛泽东收到叶剑英来电。来电说，卢沟桥事件轰动全国，全世界。为团结抗日，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搞好与苏区周边友军的关系。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指示他积极同中央军17路军及冯钦哉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同日，为国民党军高桂滋师和李仙洲师开赴抗日前线，与朱德联名发出致敬电。14日，毛泽东致电中共神府特委，指出：高桂滋、李仙洲部准备继续开赴抗日前线，望立即严令神府党政机关及地方部队，对他们所遗防地，我们不得有丝毫侵占和骚乱行为，应各守原防不得异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朱德多次致电国民党军驻榆林的高双成师长，协商解决骑匪滋扰苏区事。7月14日、15日、17日、20日，毛泽东四次致电阎锡山，呼吁团结抗日，协商抗日办法。7月13日，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第二天，毛泽东同朱德即发布红军在10天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也是这一天，毛泽东在关于广东、广西、四川各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张云逸的电报中指出：各方此时的任务是，一方面促成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一方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7月18日，延安市民众举行援助平津抗战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报告卢沟桥事件的经过及最近情况。7月23日，毛泽东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7月26日，此文在《解放》周刊上发表。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的号召抗战的宣言和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准备抗战的谈话，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但是还有采取主张妥协退让的第二种方针的可能。文章提出实现坚决抗战的一整套办法：(一)全国军队总动员；(二)全国人民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四)实行抗日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文章还列举了与之相反的不抵抗方针的一套不抵抗办法。接着指出：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的前途。文章最后号召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在“八一”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上演讲。8月1日，延安召开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作演讲。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来了！平津失守了！（按：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如果我们还不动员起来抗战，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苏区是全国抗日模范区。在这个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我们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做一个榜样，表示我们抗战的决心。毛泽东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提到：很久以前，我们就两次三番地对他们（按：指国民党当局）说过，希望他们坚决抗战，他们不听，始终动摇不定，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所致。华北当局始终是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军事上不做充分的准备，对于民众是怀着不必要的戒心，不发动民众，不扩大民众爱国运动；相反的，还要出告示，下戒严令，要民众“镇静”，使有着满腔热血的爱国民众们，动弹不得。这样干的结果，便把平津丢掉了！我希望全国守土抗战的将士们，对于这个悲痛的教训，有所警惕！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毛泽东在演讲中最后指出：我们今天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就是向着这个方针迈进。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8月6日闭幕，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致闭幕词。他说，运动大会精神很好，我们应该把这一运动大会精神发扬到全苏区去，发扬到每个人民中去。因为我们体育运动应该是大家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要唤起民众坚决打日本，坚决抗战是要每个人民参加的，正好像体育运动也要大家参加一样。最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把这一大会的精神带到各个地方各部队中去。

当然，这个时期，作为执政府的国民党也有抗战的表示，但是更多的青年人选择离开国统区，到延安去。间接说明了，是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民心，并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

三、在国家危亡之际，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拦，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

日本侵略者的得寸进尺，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让全中国的爱国主义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东北沦陷了，华北失守了，上海、南京也落入敌手。1936年11月，著名作家丁玲，拿着宋庆龄赠送的350元，她是刚刚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就直接奔赴延安。这是第一个来到延安的知名文艺家。毛主席、周副主席格外重视，设宴款待。毛主席问：“你打算做什么？”丁玲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红军！”于是她换上戎装，跃马扬鞭到了陇东前线，写下了歌颂彭德怀、左权将军的报告文学佳作。

诗人艾青、严辰，小说家罗烽、逮斐，画家张仃结伴化装来到延安。一个月路程冲破47道关卡。艾青激动地讲：“我这个‘流浪儿子’，终于回到了‘娘’的怀抱！”张仃高兴得在地上打滚，亲着、吻着陕北的黄土地。

张仃是1938年秋来到延安的，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艺术创作和教学发生新的转折。

初到延安的时候，21岁的张仃还是一副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做派，脚蹬马靴，身穿吊带裤。有着独立艺术追求的张仃被看成是“异类”，他对素描、透视、解剖之类不感兴趣，而是大讲毕加索、凡高、印象派，讲现代绘画的色彩与变形规律，这在当时的延安显然过于“前卫”；他为延安文艺界人士画的漫画肖像被批判成“丑化革命同志”，他本人也因个性独具而被列为延安鲁艺“三大怪”之一。

后来，张仃又转到了老乡肖军领头的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这里只有他一个人是搞美术的，于是，所有与设计有关的事情，都由他一人包揽了。他一炮打红的设计是作家俱乐部，用的都是山沟里的土材料：用木头搭起一个酒吧，外面罩上蓝、白土布；把老乡筛面粉用的箩（细铜丝编织而成），用木片装饰成筒状，挂在四面墙上，一盏小油灯从丝网里射出迷蒙的光线；把一个大箩筐吊在屋顶，用抽成褶的白土布围成灯罩。有点像现在的798艺术空间。

冼星海，这个广东渔民的苦孩子来了。他认定“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那里有着无限的希望和光明”，延安窑洞暖、小米香，是最理想的施展才能的地方。

著名音乐家刘炽来了，他出身于西安的某银行职员家庭，海伦斯诺记录有误，说他是银行行长的儿子。刘炽从一个铸字的童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小战士。在北上延安的途中，刘炽兴奋得不能自己，又跳又唱。一位东北军的军官说：“这娃像颗小火苗，一张能唱歌的嘴，两撇又粗又重的眉毛，活像个炽热的炽字组成的人，叫啥刘德荫么，就叫刘炽吧！”到延安后，有着传统封建意味的原名就这样被人们所遗忘了。

众多名家，都怀着一个希望，选择一条道路——延安光明之路。继袁牧之、陈波儿之后，演艺圈内受尽凌辱的十分柔弱的女明星周璇，也曾多次联系去延安，可惜含恨未能成行。与贺绿汀同行的邹韬奋，出版界的领军人物，不幸病逝在新四军开赴延安的途中。临终前，留下遗书请求党中央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并将骨灰运往延安。画家蔡若虹临到延安附近却被受阻，只好绕道香港、河内、昆明，费时七个月才到达理想之地。舞蹈家吴晓邦及其夫人盛婕，背着没过满月的小女来到延安，为此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小名“安娘”。这个新生命的降生，也标志着他们夫妇新生活的开始。

留法的“洋学生”陈学昭也来了。她说：“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寻找慈母的保护与扶持，投入了边区的胸怀！”从此，她成为延安唯一的文学博士。

文坛名将茅盾携妻带小也来到了延安。毛主席多次会见了这位阔别十多年的老朋友。诗人田间几次往返延安，放歌吐心曲：“党呵，母亲，你的儿女回来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美的城市？我在这里喝一口水，都是甜滋滋的；我在这里抓一把土，都是香喷喷的。”

“割掉我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著名科学家、作家高士其来得比别人更为艰难。他因科学实验招致瘫痪，同样也来到延安。在一首《不能走路的人的呐喊》诗中，他豪迈地呼唤：“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上助威呐喊：赶走日本鬼子，还我中国河山！”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文艺青年，离开大城市跑到小山沟，不住楼房爱住土窑，不走柏油路喜欢爬陡坡，脱掉高跟鞋绑上麻草鞋，甚至走出课堂冲进战壕？这是因为理想、信念和意志给了他们力量。正像“狂飚诗人”柯仲平回答的：“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四、大批文艺青年和红军中的文艺工作者汇聚延安，给延安文艺的百花园带来了生机盎然的新局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多次谈到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结合，文化人要“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丁玲率先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毛主席在欢送晚会上鼓励他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嘴与日本打仗。”“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团凯旋后，周恩来副主席赞许说：“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随之出现的便是风靡陕北的“街头诗运动”。1938年8月7日，延安“战地社”、“战歌社”成员纷纷走上街头，打出“街头诗运动”的条幅，发布《街头诗宣言》。宣言号召：“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顿时，延安大街小巷，坡坡洼洼，到处布满花花绿绿的街头诗。柯仲平、萧三、艾青、田间、公木、朱子奇、魏巍、高敏夫、鲁藜、侯唯动、张季纯都是街头诗的倡导者和参与者。诗人艾青主张“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听，“我的兄弟，我的爹娘，都惨死成一堆泥浆；我的田舍，我的家乡，也轰炸得一片精光。”“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那个能够再忍让！”这些诗，能读的，读得有味；能听的，听得入神。为抗日风云添彩，为中华健儿画像，为神州大地助威。谢觉哉说得好：“敌人看了惊，人民看了乐。”

当时的延安，又是一座歌的城——战斗的歌，团结的歌，劳动的歌；颂歌，凯歌，壮歌。这歌声，有“信天游”的高亢、悠扬，有“蓝花花”的深情、温馨，而更多的则是大地的激荡，黄河的怒涛。光未然、洗星海在延安窑洞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其中最响亮的歌。它唱出了民族的苦难，也唱出了炎黄子孙的刚强。毛主席听后连连赞好。周副主席欣然命笔：“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黄河大合唱》从延安唱到全国，所有抗日战场，无不发出“怒吼吧，黄河”的战斗强音。

诗人公木和作曲家郑律成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的又一力作。大合唱由八首歌组成，《八路军进行曲》是其中最拔尖最受欢迎的一首。它那雄壮的旋律，刚健的节奏，伴随着进军的号令响遍全军。

最值得称道的是《东方红》。这首民歌原为陕北民歌《骑白马》。1943年冬，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依照《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移民歌》既有叙事的成分，又有抒情的成分，表达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贫苦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欣悦心情。歌曲编成后由李有源的侄子、农民歌手李增正多次在民间和群众集会上演唱，很受人们欢迎。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删修成为三段歌词，并改名为《东方红》，1944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五、热情澎湃的文艺青年的到来，使延安文艺出现了崭新面貌，也带来了新问题

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情况十分关注，看到了优点，也发现了问题。他说：“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结合，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产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突出表现在戏剧的舞台上。当时不乏一些好剧目，如李伯钊、向隅的《农村曲》，王震之、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王亚凡、刘炽的《塞北黄昏》，王震之的《流寇队长》，姚时晓的《棋局未终》，马健翎的《查路条》等。但更多的则是从大城市搬来的一些大戏。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等。上演这些戏，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交流经验，都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有的人“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

其次是关门提高，学用脱节。鲁艺校长（后来曾任中国民协主席）周扬就谈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它“贯穿于从教学方针到每一具体实施的全部教学的过程中”。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也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再次，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个性解放，放飞自我。由于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有人主张还是杂文时代，有人提倡超阶级的人类爱，有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等。总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片面否认延安的光明面，放大过失和局部的问题，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看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的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

对此，毛主席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六、延安整风运动结束，给文艺整风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和群众基础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拉开了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任务）的序幕。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推进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前，毛主席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我说话有人听吗？”

“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几天，艾青将毛主席委托他收集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交给毛主席，并经修改成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又约请刘白羽谈话，共三次。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把议论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毛主席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五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谈到人性问题时，毛主席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在延安春夏之交、风和日丽、万物苏醒之时，人民领袖如此耐心地约请几十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客”而促膝谈心，通过这种平等、坦诚和亲切的交谈，使毛主席不断在思考着、估量着和构想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七、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推心置腹的座谈会，事先没有书面的文字稿

1942年4月27日，延安的重要文艺家陆续收到了一张特殊的请柬：“为着交换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召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落款：“凯丰 毛泽东”。 与以往的会议相比，能够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何其芳、刘白羽、贺敬之、胡采等文学家艺术家，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当然，他们当时还无法想象这次座谈会将会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产生多么巨大又深远的影响。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

毛主席一到会场，与会者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主席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在会议大厅里，大家静静地听着毛主席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由谁先发言呢？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她主要是检讨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的一些错误想法。然后她激将萧军。萧军没有谦让，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萧军是东北沦陷去过来的作家，在上海时候得到过鲁迅的帮助，他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不光要成为中国第一的作家，也要成为世界第一的作家。”朱总司令听不下去，插话说，“好啊，当伟大的作家是好事，不过不要自己给自己封，要让别人封才好。”接着又有几位同志谈了各自对当前文艺的看法。毛主席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在纸上记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淡淡一笑，时而插上几句话。休息时，女作家白朗打趣地说：“主席，今天可还得请我们吃一顿啰？”主席笑着说：“小米饭是有的。”三天会议，中央办公厅都款待一顿小米饭。大家三五成群地蹲在会议厅外面边吃边聊，而毛主席吃着饭，还在翻看记录，思考着问题。

5月16日，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主席、朱总司令继续听取大家的发言。李伯钊发言说，我们有个作家写故事，写到老红军想跟洋学生谈恋爱，作家用了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红军是癞蛤蟆，国统区来的学生就是白天鹅，这显然说立场不对”。萧军当时不是党员，发言依然个性张扬。他说“我一支笔指挥两个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还说“你们共产党”如何如何，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讲了他们下乡演出盛况，说群众看了演出送来许多慰劳品。“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代表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过毛主席讲：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前线归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活动，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毛主席十分赞赏他的发言，说还是前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熟悉群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都是星期六。晚上，三根木棍悬起一盏汽灯，照得会议厅前边的院子一片通明。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针对有人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有人说鲁迅一直革命，没有转变过，为什么要我们转变；鲁迅还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等观点提出反驳。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转变问题，他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经历说道：“我是一个从旧军队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他又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最后，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毛主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会议结束时，安排了大合影。丁玲坐在了毛主席的身边。当事人会议说，照相的时候，主席专门招呼丁玲“坐到前排来，否则明年三八节又要有感了”。大家都笑了。

九、讲话开启了文艺新时代，影响至今

1943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讲话》公开发表在当天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发表呢？据当时《解放日报》副刊的黎辛回忆，是因为三次开会都没有现成的稿件，由两个速记员负责记录。整理修饰花了一些时间，交给毛主席审定的时候，又耽误了一些时间。黎辛说，前边的整风报告很快就发表了，为什么这个拖延了好几个月。主席说你们不要催了，该给的时候就给你们了。说明毛主席非常慎重。发表的时机，也是煞费苦心。

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号召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学习。”

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第一线。萧三、艾青、塞克赴南泥湾，陈荒煤赴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农村与连队，高原、柳青去陇东，丁玲到工厂。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与前线。

《讲话》的贯彻，使延安文艺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延安文艺运动敲响的第一声锣鼓，是1943年春节兴起的“大秧歌运动”。

鲁艺师生率先推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毛主席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受热火朝天的秧歌锣鼓感染，大诗人艾青自告奋勇组成秧歌队闹腾起来。他带领的一百多人的中央党校秧歌队，演遍了杨家岭、王家坪、桥儿沟、南泥湾等地。首演周而复、苏一平写的《牛永贵挂彩》，影响很大，中央公办厅特登报表彰。

周副主席参加了延安整风之后，高兴地把延安秧歌带到重庆。在周公馆的过道，在《新华日报》场地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坪上，周恩来同重庆文艺界人士与国际友人，欢欢笑笑，踏着秧歌鼓点扭跳起来。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的演出，使在场观众大开眼界。郭沫若不禁开怀放歌：“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此后，歌剧《白毛女》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由诗人邵子南写出诗剧初稿，后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重新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作曲的歌剧，作为向党的“七大”献礼节目，标志着作家深入生活的重大收获。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七大召开。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姑娘演出《白毛女》，一开始扮演杨白劳、黄世仁，女儿李讷扮演喜儿。

在延安戏剧舞台上，利用旧戏形式，表现新的内容，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民众剧团上演的新编秦腔《血泪仇》和《穷人恨》，感人泪下，催人奋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改编历史剧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收获。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推《逼上梁山》。毛主席看了中央党校的演出后，连夜给作者杨绍萱、齐燕铭复信，赞扬这出戏将“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并称赞它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与此同时，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相继推出，如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延安第一部工业题材的小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一百多位美术家、音乐家的作品，给延安文艺园地带来了百花争妍的新局面。郭沫若惊喜写道：“我完全陶醉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纪。”“在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徐悲鸿讲：“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始。”

女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之后，分别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毛主席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你们的文章我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毛主席又讲：“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感动地讲：“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丁玲的话，道出了延安作家、艺术家的心声，《讲话》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从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革命文艺不断出现新的高潮。《讲话》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建国以来，都指引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成为照耀革命文艺家前进的一座灯塔。我们相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即使在将来，《讲话》必将发出久远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