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O，即“高级管理层收购”。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全面影响。

这一期间，诸多国有企业发生大面积亏损，从历史背景看，这一阶段的国企的严重亏损不仅与企业机制有关，更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关。

但是在当时，政府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国企推上了社会、推到了“公海资本”的面前，一卖了之。

其时，公有制企业的“改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为口号，纷纷攀比公有制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为光荣。

在这个时期之前，对原来的集体企业的“改制”已基本完成，许多国企也完成了改制，但“改制”仅基本限于原来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然而在90年代末期，“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蔓延，在各地实成了一场运动，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极低的代价取得国有企业的私人控股权。

国企工人曾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

当时最先发生的就是山东诸城将本县国有企业全卖光的改革案例，彼时竟是作为正面事件宣传，全国开始学习“诸城模式”。

到2001年底，国有的中小企业总的数目减少了63000家，从原来的20余万家只剩16余万家，大型企业还仅剩八九千家（中央直管）。这些中小企业所有制转型均是先是采取“全体职工购买”、后演变为“经理人购买”的方式。

2002年10月时，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老师，曾去山东济宁市参观考察樱花纺织集团和大成服饰公司时，发现这两家原先的国有企业已全部实施了管理层收购型即MBO的企业产权改制：拥有1000多名职工的大成服饰公司的总经理个人拥有企业30%的股权，拥有4000多名员工的樱花纺织集团整个的股权由管理层一班人马拥有。

但实际上，这两家企业都本是效益良好的国企，特别是樱花纺织集团，被实施MBO时完全是一个优质企业。

这就是无奈的地方，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一波国企MBO改造浪潮，不管好的和坏的国企，统统被进行了私有化，不由分说……

2002年以后，大部分国企事实上已经度过了经济困难期，效益开始好转，利润也开始大幅上升——在这样的前提下，却依旧掀起了大规模的MBO革命，如2004年开始，各地经贸委尝试给大型国有企业直接下任务，国资委还下发一份《关于开展国有企业规范改制检查工作的通知》到了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求条件成熟的企业限期完成MBO式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2003年，当时一度被国内的某些“经济学家”定为“MBO年”，宇通客车、粤美的、深圳方大、佛塑股份等上市公司全部试行了MBO方案。

那时候对大型国企的的“改革”，首先是剥离外围资产，又名“主辅分离”，这是一个和MBO齐名的历史词汇。

如青岛海信集团，将其所拥有的海信大酒店卖给了洁神洗涤公司，更名为洁神大酒店，海信购物广场则实现了“管理层收购”，海信集团由33%的控股降为3%的参股。

还有些企业会先进行“主辅分离”，然后再对企业资产的主干部分进行MBO改造。

到2003年时，“主辅分离”被看作是国有企业能够抓住的“最后机会”，全国各地在发改委的部署下，均开始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最后冲刺”。

2003这一年，西安率先宣布出售资产总额为80亿元的60家国企，还宣布下一步要挂牌出售500亿元的市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

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市委加紧起草《重庆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准备用3至5年的时间将重庆1000亿元国有资产全部变现；

然后就是深圳，2002年8月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成功实现国际招标后，2003年又推出第二批约50家国企进行国际招标…

………

这一波大规模私有化，严格观察，我们与之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我们是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隐蔽的私有化改革，在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下，不知不觉地通过私有化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为一大票绵延至今的财阀奠定了政策基础。

今天中华大地的诸多财阀，细数其历史，七成以上都有国资背景……

也就是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的名言：“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

以至于到今天，历史的演进与发展下，资本家圈养的舆论军队已几近庞然大物…

4

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步意识到国有资产流失背后的真正根源，其实并非一系列天花乱坠的商业模式改革，而是一个不可粉饰的历史现象：腐败。

这一点，我也一直在就“司马南vs联想”的舆论争端给出我自己的意见：只有反腐才能撼动柳传志。

否则，仅仅揪着国资流失的点根本打不痛他，因为这实际上早就被定义为一种“历史模式”，被定义为一段“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征程”……

当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证明，让尽可能多的买者相互竞价，卖主才可能得到尽可能大的出售收益，才会尽可能缩小买者由购买所获得的赢余。

在公有企业的出售上尤其是如此，如果由政府官员代行出售公有财产，他们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赢取公有资产的最大收益，反而有足够的动力为个人获得蝇头小利而让公有资产遭受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私有化的公有企业所有权实行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而任由少数官员与购买企业所有权的人私下商谈，那就无论是将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家”还是原企业领导人，都会是实际上的低价出售甚至是白送。

就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也曾有隐晦的表达：“这些年，我国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主要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认识错误和混乱造成的，这种错误就是认为国有资产由政府代表，结果地方的县市政府有权处分国有资产，实际上就沦为县长、市长有权处分国有资产！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政府职权范围的事，行政首长有权作出决定。可见，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就会在地方形成省长、市长、县长可以随意处分全民所有的财产的状况。这是很不公平并且十分危险的。一些地方，一二个领导决定，或某个政府部门决定，就把大片的土地、资源给转让划拔给私人或私人企业，把国有企业给卖了，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代表机关讨论决定，更没有征求职工组织即工会的意见！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原河南省新乡太行饭店，1998年以60万元“改制”，改制后领导层持股达60%；2005年拆迁，开发商一口气开出了4000万元的“补偿价”——这意味着那些在“改制”中“买”下了企业所有权的企业领导层，从这个企业的土地上赚取了近70倍的“投资回报”。

这就难怪原企业职工当时愤怒地上访。

2005年6月时，江苏省无锡市商业大厦职工曾有过静坐请愿的壮举，每天白天在大厦大门口的台阶上都至少坐着五六排身着大厦制服的大厦员工，人数为三四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

参加那次行动的都是大厦的正式员工，其中大部分是收银员。

静坐的人不时唱起《国际歌》和《国歌》。这样的行动持续了至少四天。

引发这次群众性斗争的直接原因，是那时正在推进中的无锡商业大厦“国有企业改制”。

无锡商业大厦有着本已复杂的权属关系：一方面，有一个A股上市公司“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潘霄燕，该公司的每股收益达到05元左右；另一方面，这个上市公司又有个母公司，该公司的核心资产正是国有的无锡商业大厦本身。

国有的无锡商业经营得并不坏，无锡商业集团是当地百货零售业的龙头企业，2004年完成销售额40亿元，利税1.65亿元。

可就是这样一个经营得很好的国有控股企业，却恰好成了当权者的眼中钉。按照“靓女先嫁”的逻辑，为了消灭公有制企业，这是非得“枪打”不可的“出头鸟”。

也正是这种“靓女先嫁”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引发了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早在1998年之前，辽宁省也实行过所谓的“一元钱卖国企”政策，这是对数年前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统一前夕的“一马克卖国企”的模仿。

白送辽宁境内国有企业股权，当时极大便宜了许多靠“开发”或倒卖土地发财的所谓“企业家”。

毛主席时代的“打工人”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都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储存下来，结果一夜之间的私有化又使得众多公立的矿山、煤田、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企和外资，连祖辈们的养老金都要由后世的工作者来支付……

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评价苏联的改革时曾说：“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5

回看2003年那个所谓“MBO年”，一年内就有5到10家MBO基金被筹建，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出资人则以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为主，一些缺少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当时也参与在其间。

值得注意、也是后来刻意被忽略的是，那一阶段由花旗银行、梧桐基金、红塔创投等国内外金融巨鲤合资的MBO基金，也已开始初步运行。

另外，《信托法》也在那时为MBO创造了通过信托投资公司代管股票、让信托公司作为主体进行金融信贷的可行渠道，最终成就了一场外资深度参与的私有化狂欢，也为此后入世了的中国做了外资涌入的铺垫，绵延至今。

滴滴的海报：彼岸中国，此岸美国；突出日本，示好股东（软银与丰田汽车）

我这里再提个事儿。

在那份著名的证监会16号文件（要求上市公司IPO或者再筹资时，其财务报告除了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发布（2001年12月30日）之前（也是加入WTO之前），2001年9月17日，朱相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著名的犹太大鳄乔治·索罗斯。

朱相当时这么说道：“欢迎你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会议。你的新书在中国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 亿至2000 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

索罗斯则回复：“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

朱相最后又说：“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

我一直一直在重复一句话：这十年，填坑。

而近年来，尤甚。

特别是最近12个月以来大力整治金融业、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可谓风雨呼啸。

以上半年那个连除夕都没等到的赖小民为开始，看今年下半年的全面推倒：

7月30日，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被查；

9月4日，深圳银保监局二级巡视员江裕棠被查；

9月9日，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何兴祥被查；

9月10日，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原行长谢宏儒被查；

9月12日，华兴银行党委书记张长弓被查；

10月20日，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司长王永红被查；

12月3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行长莫骜被查；

12月3日，上海银保监局局长韩沂被查。

金融系统倒查二十年，依然无尽头。

6

1998年，伴着刘欢在耳畔靡靡不绝的《从头再来》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庄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面挂个了一副对联：

“毛主席，向前看，前面都是贪污犯；毛主席，向后看，下岗工人没有饭。”

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面就是石家庄市政府，后面则是工人文化宫。

“尊敬的国家信访局领导：

我们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合同制职工,在企业职工安置这一关乎生存条件并可能直接影响会和谐环节上,我们的合法权益却受到严重侵害,且在几年里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现将这一事件成因及所造成影响反映给领导,请领导在百忙之中能有所关注,体察一下这些为了基本生活条件而维护微薄权利的弱势群体,并希望能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对我们提出的请求给予合法、合理、合情的解决。”

2009年12月，石家庄宝石集团下岗工人分流难的问题被搬上了台面。

它击中了这座城市的痛点，也触达到了这座城市过往的一份记忆。

1997年6月，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全面改革、停产，厂子里一千多名辛劳多年的员工们全员下岗。

2005年11月20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法院裁定宝石集团电视机厂资不抵债宣告破产，厂里制定了“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依法破产职工安置方案”，并就此方案召开了职代会。当时企业职工在册人数1267人。

2006年2月，大部分合同制职工接到厂里通知，回厂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并承诺待企业破产资金到位后，拖欠职工的工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医药费等各项费用在破产清算中与其他职工一并解决。

2009年10月13日，厂里召集部分职工开会，又要通过一份“破产职工安置方案”，而此次在册职工人数却只有654人，合同制职工基本都被排除在外……

同样在2009年，一项针对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的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为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而这些东北男人们的妻子，在世纪之交的关内外，往往担负着各个风月场所里陪酒少妇的重角色。

一个时代的烙印。

以石家庄为例，这里曾经被称为“亚洲药都”，国企“华北制药”的员工是“庄里”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

不仅仅是因为待遇，更是因为国企与国企工人的身份。

直到有一天，“咱国企要改革，隔壁化工厂都辞退不少人啦…”的声音开始在庄里传开，国有企业的“大厦”崩塌了，下岗工人的生活也随之崩塌了。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在石家庄这样的老工业重镇，遣散驱离更为严重。

从1998年开始，夜幕笼罩在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上空，也笼罩在关内关外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心里。

从1998-2001年间，石家庄的下岗人员犯罪数占总犯罪数比例飙升，达到36.2%，比起1997年增长了三倍不止。

最明显的是盗窃罪——一个反映也充斥着饥饿、彷徨、颓唐的罪径，下岗人员的盗窃数量直接占到总盗窃数的50.8%，超过了半数。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规模下岗潮有着密切关系，引起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动机就在于“生存断裂”。

他们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然而，这些现象在北方以北，原本是早早就可以作为恶本教案的。

跋

曾经在苏联大型国有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工作过的亚历山大·贡恰罗夫，2011年在受访中公开倾诉道：“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丢掉了工作，在八个月之内我一直在找工作，是收入为零的状态。”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曾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仅卖了372万美元。

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当时超过500家苏联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苏联国有企业的平均售价，竟然只有1300美元……

这与此同时，却是一大批雄伟挺立的俄罗斯寡头，坐拥众多在一夜间拔地而起的能源财阀，把控了俄罗斯人民的命运。

而这些价值连城的俄罗斯资源库，追根溯源，都是1917年无产阶级的“泥腿子们”用血肉之躯从俄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手中打拼下来的，却在半个多世纪归给了一帮由红色重新变为白色的新贵族们。

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一曲时代的悲歌，它在中华大地曾经以三十年前北方邻居轰然坍塌的背影为教训，却又竟然在阴差阳错之间成为了自己的“世纪先声”。

记住毛主席的话吧，初心都写在历史里：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买办傀儡哪配当什么“总设计师”？

俄罗斯“私有化之父”，跑了！

原创 申鹏 平原公子 2022-03-25云阿云智库•反私有化改革

导读：丘拜斯哪配做什么“苏联解体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什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配不上这个称呼，苏联解体的总设计师是美国，是北约，是里根，是撒切尔。一群把国家命运送出去换取权力和财富的买办傀儡哪配当什么“总设计师”？丘拜斯只是“俄罗斯私有化之父”。

今天你觉得普京们对西方有多“极端”、“强硬”，当年他们对西方就有多卑微。今天俄罗斯“皇俄派”的共识就是“自由派该死，亲美派该死”，丘拜斯不走，只怕天下有变，路灯杆都不够用。

昨天有个新闻，俄罗斯高级官员阿纳托利·丘拜斯因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而辞职，据说现在已经跑到了国外。

简单说一下，这个人是自由主义者，亲西方的。

网络上有人说丘拜斯是“苏联解体总设计师”。

这就耸人听闻了，丘拜斯哪配做什么“苏联解体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什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配不上这个称呼，苏联解体的总设计师是美国，是北约，是里根，是撒切尔。

一群把国家命运送出去换取权力和财富的买办傀儡哪配当什么“总设计师”？

丘拜斯只是“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他有个神奇理论，至今还影响着很多人，他们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不是腐败，不是僵化，不是不公平，而是太公平，是没有培养起自己的“既得利益群体”，总书记、厂长、将军、元帅们的收入和普通工人、工程师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劳动模范，退休了别墅还要还回去，权力还不能继承......这哪能吸引他们为国家卖命呢？所以必须培养起一大帮“亿万富翁”，财富能够继承的那种亿万富翁。

你看，最后支持苏联解体的，都是那些党内的高官、权贵、国企的厂长、书记......是他们要瓜分这个国家，因为苏联给他们的利益不够啊。那么，我搞私有化，给他们巨大的利益，他们不就爱国了吗？不就激发了他们创新的积极性了吗？不就发展了经济吗？不就能够给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了吗？

这话是不是很熟悉？对了，这叫做“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使得“有恒产者有恒心”。

当时丘拜斯的这套理论很有市场，几乎风靡所有的苏联加盟国，他们都开始“私有化”，然而实际上背后的推动者还是美国，只有把庞大的苏联遗产私有化了，让那些自私短视的资本家寡头们掌握，美国才方便下场收割啊，寡头们卖国赚的只是残羹冷炙，美国收割的才是优质资产。

当时美国甚至派专家来俄罗斯、东欧等国家“指导他们私有化”，派来的专家里面有个人你们很熟悉，他叫做加尼，对，就是去年在喀布尔卷着细软跑路的那个阿富汗总统加尼，90年代的时候，他还是个纯正的美国人......这老小子甚至想来中国指导我们“私有化”。

你想想，美国是什么大善人吗？它指导下的“私有化”，能让你国富民强吗？

可笑的是，丘拜斯们私有化之后，俄罗斯的寡头们更爱国吗？并没有，他们一代一代run美国、run欧洲了；国家经济得到了发展吗？并没有，俄罗斯经济反而开始了大幅的倒退，剧烈的社会动荡下，人均寿命都缩短了；俄罗斯培养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企业了吗？同样没有，反而把苏联时代的科技和工业丢光了，前些年考古找到了图160的发动机图纸档案，都欣喜若狂。

据2020年1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年度报告称，中国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武器装备出口国，2015至2017年，中国武器出口总额至少541亿美元，而俄罗斯才377亿美元。

俄罗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工业底子好，教育优秀，数学、物理学人才辈出，然而这个国家却没有人才们的用武之地......苏联解体之初，他们的景况再差，还能比我们差？然而30年就发展成了这样，难道不是丘拜斯们的“功劳”吗？

在当年，私有化带给丘拜斯荣誉，也带给他唾骂。老百姓憎恨丘拜斯，称他为“大骗子”；反对派指责丘拜斯的私有化只是将国家财产廉价拍卖，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们称，丘拜斯所擅长的就是将国家财产挪来挪去，并不能给俄罗斯带来经济的增长。而在一些知识分子、新兴企业家以及西方人眼中，丘拜斯却是唯一能推动俄罗斯发展的人。

就连普京，当时也是私有化、自由经济的信徒，毕竟提携他的就是叶利钦嘛，1997年，普京在圣彼得堡矿业大学取得经济学副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叫《对市场经济下地区矿产资源基地再生产的战略规划》。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依靠由国家精英掌控的资源出口，结合现代金融业，就可以把国家打造成一个富裕强国，不用发展制造业.......

所以，今天俄罗斯这个样子，就可以理解了。

今天你觉得普京们对西方有多“极端”、“强硬”，当年他们对西方就有多卑微。

今天俄罗斯“皇俄派”的共识就是“自由派该死，亲美派该死”，丘拜斯不走，只怕天下有变，路灯杆都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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