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国际劳动节：重塑工人阶级的政治高位

原创 欧洲金靴2022-05-01 云阿云智库•人民利益

编者按：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然而在今日，当旧知识分子在革命退潮三十余载后反攻倒算之际，庶民的胜利安在，这是一个警钟式的课题。

文 / 欧洲金靴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4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党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九十五周年的忌辰。

在今天，纪念李大钊同志的最重要诉求就是重新认识并重塑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高位，以及开展工人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合理性、必要性。

由此引出的结论和思考就是：任何打压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的做法，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动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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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6日（有说15日或12月初），李大钊在天安门（有说中央公园）发表演说，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庶民的胜利》。

《庶民的胜利》中有这样一段：“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

这次演说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协约国集团战胜同盟国集团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观点而发。

李大钊认为，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而是人类世界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因而战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一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对专制的胜利，是劳工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同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二文，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

特别是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公开赞扬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并大胆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春天，李大钊撰写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记录了唐山煤工的悲惨境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工人群体觉醒和斗争运动开展。

该文有这样一段描述：“他们终日在炭坑里做工，面目都成了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两角，尚不用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五四之后，李大钊又到开滦进行社会调查，写出《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并发表于《新青年》。

该报告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与黑暗，提出了改良中国工人待遇和组织强有力的工人团体等号召。

一年后，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过去的五一节在中国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中国的劳工同胞，要把今年的五一节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这样的疾呼，显然放置于建党百年之际的今天都是无比应景的。

同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该刊第一期用大量篇幅对包括长辛店、唐山矿等处的工人的受剥削现状加以详尽报道，且标题异常鲜明露骨：《矿务局利八倍于资本》、《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

行行文字泣血，控诉了西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残酷压迫工人、视中国工人的生命如虫蚁的罪恶。

1922年10月，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在李大钊（当时已是北方区委负责人）的指挥下正式爆发。

在罢工过程中，超过三万工人直接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军警正面搏斗，悲壮场面宛如《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所言，李大钊与工人的对立面，英国雇佣军出动了，驻唐山的美国军队出动了，军阀曹锟的保安队出动了，纷纷对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曹锟甚至唯恐镇压不力，又亲自加派一师一旅。这些反动军队在矿区宣布戒严，实行血腥清洗。

整个矿区尽管处在血雨腥风之中，但矿工们却表示“绝不畏缩，宁死不屈”，并宣告“除非把我们全体工人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们决战！”

次年，李大钊又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暴力镇压后，他依然坚持给予大江南北的工人群众勇气：“现在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

受到工运的鼓舞，“五卅”运动以后，李大钊利用“五卅”形成的大好形势，继续以开滦煤矿为重点，决定成立工会。

1925年8月18日，赵各庄矿工会成立，这是开滦矿区成立最早的工会，于四年前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也是在李大钊关怀下建立）一道，均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后来，党领导建立的工会虽转入地下，但建工会的斗争一直未有停息。

它反映了我们党的一大生命力特征：与工会这样的工人阶级组织始终死死相依。

中国共产党，到任何时候、至任何阶段、行任何高度，都永远不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不可有任何弹压工会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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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无产阶级能否担当起历史使命的问题，李大钊曾给予肯定回答，他认为资本家贪得无厌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必然使资本集中于少数人之手。

随着生产规模扩大，整个社会生产会趋于社会化，其结果就造成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条件和无产阶级自身会日趋成熟，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李大钊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敌兵，有加无减，那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必然是无产阶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出“赤色的旗帜必将在全球飘扬”的判断。

在这样的思路下，亚洲的解放成为了全世界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亚洲人民也与世界人民站到了一起，而亚洲的军国主义资本亦是与西方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丘之貉。

纵观中国二十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是一场与“门罗主义”反动话术息息相关的反门罗革命，这也是李大钊革命意志的延伸。

这种革命意志，在“超国家”的广域层面抵抗住了日本军国集团以“亚洲门罗主义”为旗帜的区域霸权，坚定支持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自主的革命；又在“次国家”的层面克服了割据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最终完成了中国国内秩序的全面重建、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

而深刻把握住这两个方向的时代舵手，毫无疑问就是毛泽东主席。

对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连续扛住了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两场直接战争（抗日战争）与代理人战争（解放战争）；对内，红军剿灭驱逐了无法统一中国、只能加剧地域撕裂和阶层分化的蒋介石买办集团。

事实早已证明，作为革命追随者的毛主席领导工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前二十七年确实几乎做到了大钊同志畅想的“赤燃全球”：从非洲到西欧，从拉美到北美，毛主席的头像被高举在世界各个角落，鼓动着二战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同此凉热”。

而那，也正是国际共运的历史高潮。

甚至，四年前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和阿根廷民众反对G20峰会的游行，毛主席都依然在今时今日可以成为全球底层阶级心中的图腾和手握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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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四年前的今天，在聆听李大钊慷慨激昂演说的人群中，恰有时年25岁的青年毛泽东。

当然，李大钊的思想转变也是有过程的。

1917年春天时，李大钊尚在《甲寅》上连发过三篇批判日本门罗主义的文章，包括《新中华民族主义》，这同梁启超1902年所著《亚洲地理大势论》极为雷同。

但是在俄国革命胜利后，通过阅读列宁的著作、了解十月革命，李大钊开始由民族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跨变，其结果在前文第二段已有述。

只是在今朝，似乎总有人在纪念李大钊时有意无意地淡化苏联的影响、淡化十月革命的影响，仿佛大钊同志的理念是在中国大地上凭空而来的。

回避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苏联，其实质是在回避革命，回避庶民，回避人民民主。

李大钊曾对列宁发动群众运动的思想：“列宁在流放中还在组织工人，发动群众，俄国共产党人终于在列宁领导下战胜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我们的革命如果不深入群众，不经过长期的、惨烈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前途很难想象。”

十月革命让李大钊的理论升华，同时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人生观——“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去年秋天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领袖在会议重要讲话中专门提到了闻名遐迩的“窑洞对”，并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征程上回答这一历史之问的两个答案：“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自我革命”。

这两个答案，一个来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给予全党的历史经验；一个来源于十八大后的从严治党，新时代的领袖给予全党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告别过去所谓某种“牺牲式发展”的模式之后，《庶民的胜利》在今天依旧绽放光芒。

如毛主席曾在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对工人们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然而在今日，当旧知识分子在革命退潮三十余载后反攻倒算之际，庶民的胜利安在，这是一个警钟式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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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在蒋介石密电“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的唆使下，将李大钊等二十人秘密绞杀于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临刑前，李大钊笑对刽子手，激昂发表人生最后的一次讲演：“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等于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二十二年后，1949年的3月，已带领解放军接近推翻全部买办资本势力与帝国主义爪牙的毛主席，时隔三十年后重返北京，感慨万千：“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李大钊曾经提出，“要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毛主席亦有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参加劳动”，即“知识分子劳动化”。

194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革命军人入党办法的规定》中也有过宣布：“凡非劳动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加入我军者，入伍后一年始可取得革命军人成分”、“凡剥削者本人加入我军者，入伍后二年始可取得革命军人成分。”

在新中国建立后，面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虽然取得军事与政治的胜利、但科教文的领域依旧被旧资产阶级与旧知识分子把控的局面，毛主席为核心的党并没有犯“幼稚病”得搞什么西式民主，而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来监督政府。

在这一层民主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捍卫工人阶级的罢工权就是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始终给予劳动阶层向非劳动阶层表达革命情绪、停止无效增值的权力，也就是始终给予“庶民”继续取得“胜利”的权力。

党的建立、党的成长、党的执政都是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庶民，因而保障工人阶级的罢工权同样实在维护党自身的威信。

正如保障“民众参与政治运动”与“一党领导一切”理应是相辅相成、彼此共生的，互相捍守着对方与自己的合法性。

像列宁1917年11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毛主席更是有指：“应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介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工人罢工自由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时刻宣示本阶级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用以警醒那些不事劳动、高高在上、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和把权持章的尸位官僚。

去年五一前夕，一则 #北京一处级干部体验做外卖小哥# 的新闻刷了屏，不论这位领导出于什么目的，但从他的反应和发表的感想来看：① 现在阶层之间的差距确实很大，高层对底层依然存在误解，比如外卖这个拿命换钱的职业竟然依然在很多人眼里以为是个不错的行当，以为可以轻轻松松月入一万；② 这个活动对于这位领导的启示和触动，从他的抒情来看应该是真实的。

所以，建议这样的活动多开展起来，把领导干部高耸的目光重新拽到黎明百姓中来，把领导干部肥大的屁股重新拽到工农阶级中来。

1963年5月，毛主席就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发声：“干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

跋

回顾一下1921年夏天的南湖画舫，我们党的纲领吧：“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第二年的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和领导下，以“安源工人俱乐部”为组织核心，发动举行了大罢工。

时年29岁的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在安源路矿，近百年前的一万七千名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一致决定举行大罢工。

四十五年后的1967年1月，毛主席又用极简的语言道出了人类政治文明最深彻的哲学：“大风大浪也并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今天的条件下，发扬大民主，只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打掉那些束缚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旧框框，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

这句话的背景是上海“一月革命”的胜利，上海市民、革命群众在沪上建立了一个如巴黎公社般雄伟的组织。

这个组织，由毛主席亲自建议命名为“革命委员会”，这在老人家看来是又一次“庶民的胜利”：“这样好，以前是解放军解放人民，现在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解放军从旁协助！”

在李大钊同志的忌辰及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日，应当重塑和强调认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以及干群关系的扭转方向。

列宁曾在《五一节》中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击溃千百万日益觉悟、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工人们的每一次失败都推动更多的战士参加战斗，都促使更广大的群众觉悟过来，走向新的生活，准备新的斗争！”

只有战斗，只有不断深化自我革命，才能在增量上夺取、在存量上守护属于工人阶级的权益。

大钊同志永垂不朽，全世界劳工万岁、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警惕「工业党」的帝国主义倾向

原创 欧洲金靴2022-03-24 云阿云智库•五一国际劳动节专题

文 / 欧洲金靴

2021年5月1日，长安网发了一条嘲讽印度、以印度底层苦难为“舆论战抓手”的“点火”微博，引发全网热议；

2021年11月19日，立陶宛反华事端正憨，胡锡进跳出来发了一条微博：“中国完全不必被立陶宛气着，鼻屎小国哈”；

2022年3月22日，观察者网马前卒发了一条微博：“俄国是中国的加拿大”。

……………………………

1915年5月，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曾有述：“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由于受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收买而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

一年后，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又有言：“我们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在出卖群众利益、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的特权、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这样，也就教育了群众认识到自己真正的政治利益，教育了群众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停战的漫长而痛苦的动荡过程，来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三十年前，苏联与欧洲苏维埃力量已经在帝国主义的蚕食中被吞并和淹没，其作为政治资源继承者的俄国政权，今天亦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设置的框架里奋力挣扎、为了生存而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式的自卫战争。

那么社会主义中国，更需警惕帝国主义倾向，而不仅仅是为“防止亡党亡国”而勤敲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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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长安网的“点火”说起。

先别急着陷入群论，可以代入编辑本身制作这条微博的初衷。

很简单，他只是很单纯地想表达一个事实：「中国强大，印度垃圾」。

「中国强大，印度垃圾」，这绝对是没毛病的，且是绝对贴合事实的，尤其是放置于抗击新冠这个国际性事业中进行对比，印度政府的许多操作更是在中国体制面前呈完败之势。

所以长安网的编辑想要输出的观点即「中国强大，印度垃圾」，很OK。

但是，那条微博的问题并不在于输出的观点本身，很多一味强调印度如何如何抗疫不力的朋友完全是跑题了。

那条微博的真正问题在于输出观点的方式：太冷血了，冷血得让我们这些自己人都有点不寒而栗。

中国的强大，需不需要借助他国底层贫民的悲剧来强行反衬、强行凸显？

这种手法，难道不恰恰是对中国强大的一种矮化吗？

醉心于大国较量心态，却没有底层共情意识。

作为国家级宣传平台，完全可以把精力和笔墨放在抨击印度落后的医疗制度、印度的私有化教训、印度的种姓文化缺陷，共同导致了难以形成社会化抗疫的局面。

而不是拿底层印度贫民的惨死，来“扬我中华国威”。

有错的不是印度贫民，而是无能的印度政府。

这种国威，扬起得过于急不可耐、过于用力过猛、过于不顾吃相，我个人实在是不需要。

估计许多人要说了：“你忘了中印边界牺牲的烈士了吗？你忘了印度处处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围堵我们了吗？你忘了印度媒体一天到晚抹黑我们了吗？怎么能和这种SB阿三‘共情‘呢？”

我想说，日本人当年对我们做了什么，无需多言吧？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规模，无需多言吧？

然而毛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侵华战争前夕与战争进行期间，日本国内反华气氛高涨，从民间媒体到课堂学生教材，无不杀气腾腾、个个要灭我中华于极瞬之间。

可是在毛主席眼里，那些狂热的日本人民、特别是童稚时就学习操作玩具枪和玩具手雷、被教说“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日本孩子，都是军国主义教育的受害者而已。

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在1945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提出不应这样伤害日本平民：“尽管日本是坏的，它是犯罪者，但是我们对罪犯难道就能够这样子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平民和战犯都去杀吗？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只要伤害到平民，我们当时八路军那个时候连俘虏都不杀，我们杀了日本人的军人，他犯过法，他杀过人，但是我们抓了他，我们要改造他。”

同时，毛主席也看穿美帝的阴谋、一针见血地点明美帝不过是耀武扬威地进行原子弹宣传。

毛主席还自信地表示：“原子弹无非是一个纸老虎，它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有力量，其实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背叛人民，他们不站在人民这边”、“是人民决定谁胜谁负，如果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一个正义的人心所向的话，原子弹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新型武器而已！”

这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原则，同时也是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政治胸怀：时刻牢记“解放全人类”，特别是解放受苦受难的人，哪怕这些人是身处于敌对国家中。

这种姿态，本身也是对自己居于意识形态高位的自信。

在毛主席时代，我们一方面进行要求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宣传教育，一方面也加大对日本国内左翼力量的支持，帮助被美帝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统治的日本人民进行民主化斗争。

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讲时，更是呼出惊世高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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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解放”，一定是带有高度的同情心理的。

对被解放者的政治同情和对解放者自身的政治自信，二者促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政治正义，即一切政治行为的合法性。

也就是1951年10月23日毛主席在《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中说的：“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同志们，只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们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帝国主义每每入侵他国颠覆政权都要打着“输出皿主滋油”的旗号——连邪恶不要脸如美帝，都知道追求一个“师出有名”、都知道追求一个政治正义。

那么遑论风清气正的我们了，怎可行踩踏别国底层悲剧之举？

我们可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啊。

美国为什么那么害怕苏联？为什么苏联都解体覆灭三十余年，美国还是不放过它、还要不遗余力地在各种电影、游戏中丑化恶搞苏联？

美国真正害怕苏联的是什么，是苏联钢铁洪流的军事武装吗？

如果是害怕这个，聪明的美国人就不会在红警中配合着《苏维埃进行曲》将苏联的军事力量大吹特吹了。

美国人在根子上从来就不惧怕苏联乃至今天俄罗斯的核武库，他惧怕的是苏联当年喊出的那句口号：“解放全人类！”

准确而论，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运转模式，是苏联国内“劳动者当家做主”、“没收资本家财产”、“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领导集体与苏联工农”的阶级景观。

这些，才是让西方利益群体、垄断财阀们自1917年始，一夜之间被破防的根因。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曾语：“苏联是什么？第一，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代表占到60%，而现在的议会（指俄罗斯）一个也没有；第二，苏联意味着国家掌控着经济命脉；第三，苏联意味着免费的医疗/住房/教育；第四，苏联意味着没有阶级贫富之分，这里没有超富，也没有赤贫。”

所以，美国人送给全世界伪精苏分子（一群键盘战争狂）的所谓《苏维埃进行曲》，其歌词与苏维埃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就是毛主席晚年面对苏修的蜕变景观，而对中国产生担忧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细细想来，晚近四十年来，我们又有多久没有提过“无产阶级专政”了？又有多久没有提过“阶级斗争”了？又有多久没有提过“解放全人类”了？

连“解放”台湾，都在1978年变成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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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胡锡进的“鼻屎小国论”。

可以探究：中国的强大，以及对于台湾省主权被侵犯而致满腔怒火的表达，需不需要借助侮辱立陶宛来实现？

这种“国威”，今天以胡先生为典型代表的某些“正能量官媒”与某些“爱国网友”，扬起得实在是过于急不可耐、过于用力过猛、过于不顾吃相了，在我看来完全是不需要。

我不禁试问：如果今天挑起台湾省闹剧的不是立陶宛这样的所谓“鼻屎小国”，而是某大国、某超级强国，是不是胡锡进之流就要偃旗息鼓、阴阴自慰了？

尤其事实是，给予立陶宛这个前台木偶以挑衅中国信心的，本来就是某帝国主义强国，胡先生难道心里没数吗？

非要逮着一个立陶宛穷尽泼妇骂辞，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胡先生这是在避重就轻，是在刻意回避与立陶宛背后某帝国主义强国进行正面交锋？

事实上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胡锡进在台湾问题上的诸如“薛定谔的台海战争打响论”等怯媚姿态，确实是让人可以认定他对美国的恐惧以及恐惧背后的崇拜（以及拿中国网民当傻子、以致于肆意得贩卖廉价的鸡血）。

对待弱小的立陶宛，就色厉气大地怒斥其“鼻屎小国”；而转过头来，对待强大的美国，便又如阿Q一般夹起尾巴躲到角落里自我安慰：“随他美国去吧！我们先忍忍，看他能怎么样……”

这就是今天官媒的对外作态吗？

每每美帝国主义向前五步时，胡先生便战狼式叫嚣“你敢不敢来十步？”待到人家真的向前十步，胡先生又咆哮“我不信你敢二十步！”

如果这时候美国方面没动静了，胡先生就会瞬间吹起胜利号角：“我们赢了！他们果然没敢二十步！”

………………

敢问，这就是传说中的“赢麻了”？这就是所谓的“强硬”？

在国际外交场合，选择性的强硬，其本质就是不强硬。

对弱敌国忘乎所以地自大，其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对强敌国的跪首称臣。

这是Pink党、工业党永远无法逻辑自洽、无法改掉的通病。

而这种通病的病发缘由，则是来源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帝国主义道路。

如此阶级性的通病，如果不加限制和扭转、甚至反而放任其于遁于中国的外交，那么它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拉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

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国际主义精神框架内，也一定会让毛主席一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不再“新”，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以国力强弱来摆弄自身的外交姿态，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对外思路。

从历史看，也往往是社会主义向社会帝国主义迈进的第一步，最终则一定会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昔日苏联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从1956年波兰危机到1968布拉格之春，从1979年阿富汗危机到1989年独立分离风潮………早就给予中国人惨痛教训和历史经验了。

去年，代表领袖和十四亿中国人民意志的洁篪同志，才在阿拉斯加以“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对话”为名，不卑不亢、身位极正、国格拉满得教育了一番美帝国主义。

结果，同为对外发声阵线一员的胡锡进先生，竟然毫无学习领会，仍在以“实力”作为外交姿态的风向标，真的让人失望。

难道中国在实力羸弱的时候就得低三下四？在实力强大的时候又得趾高气扬？

1950年面对美帝国主义时，我们强大吗？1969年面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时，我们强大吗？

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去向美帝和苏修低头、去把朝鲜半岛和东北三省拱手相让给两大帝国主义？

按照胡先生的逻辑，这实在是难以理解吧？

特别是在2020年5月胡先生曾鼓吹“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包括至少要有100枚东风-41战略导弹”的前提下，我们若循着胡先生的外交思维，就更加无法解释为什么曾经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可以不靠核弹就打退麦克阿瑟与格列奇科这两位战争疯子。

今天的立陶宛穷凶极恶地挑衅中国主权，我们完全可以从捍卫自身领土尊严的正义角度，绝对自信且从容地与立陶宛进行平等对话，奉劝其切莫被一时的冲动所禁锢、甘当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棋子。

而不是胡锡进先生那一副骄傲自大的霸主作态，以看不起、瞧不上立陶宛的旧日殖民帝国式嘴脸，对立陶宛不屑一顾“什么鼻屎小国，也敢挑衅我大中华？”

……这种论调的下一句，是不是跟着要蹦出一嘴李云龙式的“信不信我大中华一炮轰了你xx养的立陶宛？”

………………

“弹丸小国”，说起来多么的轻蔑，仿佛小小立陶宛不堪一击、中国随时都可以继续“赢麻了”……

然而不要忘了，正是这“弹丸小国”的立陶宛，三十年前却是偌大苏联帝国土崩瓦解的第一块砖、第一洞蚁穴（1990年3月11日，在兰茨贝吉斯的授意下，立陶宛议会全票通过《立陶宛独立宣言》，将原本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将原本驻扎在立陶宛境内的苏联部队改为立陶宛国防军，并表示苏联宪法将在即日起失去法律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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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仁政而拾霸政，弃仁气而择“霸气”，“鼻屎小国”，这样的口气非但不可能体现丝毫社会主义大国风范，反而会在如街头骂娘的口辞中将自身内心的冲动暴怒和淡定不得，充分暴露。

“蕞尔小国”、“弹丸小国”、“老鼠跳蚤”，止不住地以各种下三路的词汇与敌国进行谩骂，继而用核武器、国家军事实力对其进行恐吓，却丝毫不从斗争正义性的角度（维护我国主权领土完整）与立陶宛进行交锋，这必然会让胡先生所代表的“胡氏战狼外交”呈现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修姿态。

由此，也根本无法让作为反动方的立陶宛心服口服。

纵使你胡锡进真的扔一颗原子弹灭了立陶宛，你的对手也只会认为自己是输给了核弹而非输给正义，根本认识不到自己践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性。

这一点，实际与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幽幽不灭、始终认为自己“1945年只是输给原子弹而已”、完全认识不到自己的法西斯侵略罪责，是同一个道理。

正是因为胡先生之流从未真正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角度进行理论深耕，因而在外交场合会屡屡于危急关头将命运交给“核武器”，而不是去讨论议题本身之中中国处于的正义立场。

最后展现的姿态便是：要么在对手的核武器面前败下阵来，要么仗着自己有核武器就在小国面前耀武扬威。

“鼻屎小国”，这种恶俗到极致的话放置于公开的对外辞令，上一次我看到如是现象，还是2004年台湾民进党负责所谓“对外事务”的陈唐山。

2004年9月24日，新加坡时任外交部长杨荣文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提到了台海形势，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海局势，设法避免它恶化。

结果陈唐山得知后公开大骂，用闽南话骂道：“像新加坡这样鼻屎大小的国家，竟然也在联合国大会上耀武扬威地！”之后又骂了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

这就是“鼻屎小国”一词的由来。

台湾政客的粗鄙阴暗、在国际社会上恃强凌弱的嘴脸，于这个词身上一览无余。

然而，十几年后，我方的胡锡进先生竟然捡起了台湾政客吃剩后吐在地上的口香糖，并津津有味得嚼了起来……不敢对垒美帝国主义，只敢甩着脑袋痛骂立陶宛……

看不起“鼻屎小国”？于Pink党而言，立陶宛都是让人不屑一战的“鼻屎小国”了，怎么还能惊得中国互联网去年深秋时沸腾连连？

小国，真的就没有能量吗？

如果没有这个世界上众多“鼻屎小国”的支持，中国1971年能够顺利重返联合国吗？

我是不知道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势力看到像胡锡进先生此情此景是如何想法，70年代莫斯科的社会主义霸权重现？（还好，他退休了，不再身披官方战袍）

我也不知道那些中国与关系交好但实力羸弱、国土狭小的国家，看到胡锡进先生“鼻屎小国”的言论又是如何想法，会不会感到后背发凉、心生龃龉。

因为，这完全就是昔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再现！

曾经在他勃列日涅夫的眼里，地球上哪个国家不是“鼻屎小国？”苏联遇到的哪个国际事件不可以用所谓“真理只在大炮之内”来解决？

但结局呢？

那么多的“鼻屎小国”们最后都活得好好的，而你坐拥千门大炮、千枚核弹、千辆坦克的苏修帝国却轰然坍塌了。

5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人间惨剧，也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小国依附西方强权而对中国不利”的遗憾，我很愿意以此去抨击这些国家其执政者之无能，但我绝无兴趣去利用和借助那些底层的惨像或是政客的下作，去对准其民族体量和底层人民而“扬我中华国威”。

“亲不亲，阶级分”，无产阶级立政的工农国家，绝不该有这样的道德萎缩。

1968年4月，面对远非今日印度政府般羸弱、相反异常强大的美国政府，毛主席都曾雄文豪迈：《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对敌国底层的政治同情，才是在敌国国家机器面前最巍峨的政治自信。

社会主义外交观的核心是什么？——不放弃解放别国的工农阶级，不轻易轻视别国的反动阶级，不畏惧抗击别国的剥削阶级。

这其中的内核真理，就是坚定的人民信仰，而不是所谓“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曾经面对艾森豪威尔、李奇微、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一众法西斯帝国主义分子的核炫耀、核威胁，永远站立于人民伟力之中的毛主席，从来有过恐惧和妥协吗？

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用大三线建设换取时间和空间，令苏修军队入侵中国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呈指数级上升——最终在大国捭阖、主动扭转国际形势的共同配合下，苏修放弃了进攻中国，转而培植越南等苏修势力在东南亚袭扰中国（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战争也最终成了苏修“流血的伤口”，间接促成其亡国）。

真正的大国，其国之“大”，不仅在器，更在于“气”。

即抗美援朝时毛主席做出的论断：“美军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

最终战争的结果也应证并解释了战争为什么胜利、志愿军为什么伟大、1840年以来中国为什么有了毛主席才重新成为一个「大国」。

长安网、胡锡进、马前卒的这三条微博，短短三篇博文，其实反应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且是积重已久的问题。

它让我仿佛看见了1956年之后美苏两国的宣传机器彼此攻击、互相嘲讽的历史魅影……

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R·S·克莱因教授在其《世界权力的评价》一书中，曾有这样论述：“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实力，简言之，乃是一国之政府去影响他国政府去做本来不愿意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是使他国不敢去做其本来跃跃欲试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用说服、威胁，或明目张胆的诉诸武力。”

论武力，没有原子弹的中国可以迫使坐拥核武器的美国，在板门店极为不甘地签下停战协议；

论武力，核弹头数量不及苏修帝国主义一个零头的中国，可以迫使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肆意横行的“有限主权论”阴谋概念，在中国的毛泽东面前一败涂地。

真正能够让中国屹立世界的，绝不仅仅是一门门火力威力巨大的炮筒，而是坚定且自信的政治高度。

不认识到这一点，而盲目陷入英雄史观和原子弹崇拜，注定无法厘清包括二战历史、冷战历史和后冷战史在内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史。

6

在这里，分享一个小林宽澄的故事，非常应景。

小林不止一次谈到的毛主席所写《论持久战》里的俘虏政策，指的就是：“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

1937年10月，毛主席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抗战期间，针对我军日俘不断增多的情况，我党创办了著名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任校长，对日俘进行系统政治思想教育，很多学员后来都成为反战同盟战士。

后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对俘虏工作的指示》，确立对被俘蒋兵“权衡利弊、灵活运用”的方针，明确“大部争取补充我军”、“做好俘虏教育”等规定，把我人民军队的俘虏工作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优待战俘，这是我军自成立之初毛主席就定下的军纪铁律，伴随着我军近百年风霜始终写在军队纪律的核心位置。

早在1928年2月，毛主席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政策：“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愿走的发给路费。”

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颁发《关于优待俘虏问题》的命令，进一步以条例形式将优待俘虏的政策落地。

正是钢铁一般的优俘政策，塑造了我军“人民至上”的战争观，这也是我军总是能通过政治工作来拉拢争取敌方俘虏的缘由所在，避免了我军要像蒋匪国军那样通过抓壮丁这类的反动压迫行为来扩充兵源。

最令全世界舆论惊叹的，当然就是在朝鲜战场了。

在朝鲜，被我志愿军俘虏的美军、韩军，统统得到优待，“罐头优先凿、雪粥优先熬”（雪粥就是雪水掺杂树叶煮的粥，这对于我军是最高伙食了），甚至还在战俘营中给美军举办篮球赛、开设扫盲班教美军识汉字。

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屹立至今？就是因为历史上即便是被蒙古人的弯刀和清兵的铁蹄破了关，他们依然会在武力征服之后臣服、融入于中华文明。

中国人是怎么说话的、是怎么吃饭的、是怎么进行生产的、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从未因为蒙古人和八旗人的入局而被打断。

相反，外族源源不断地学习我们，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从这个角度看，熟读古史的毛主席是以极为磅礴的气概，将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与中国人的文明高位有机结合在一起，让人民军队成为了一支共产主义的军队，也让中国成为了「新中国」——这个新，就新在我们是国际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而不是帝国主义的。

莫尼卡·费尔顿夫人曾于1952年9月到过我军战俘营参观访问，同英美战俘们谈话、开座谈会。在仔细了解了志愿军战俘营的情况之后，她感慨地说：“简直是奇迹！这里真的不是战俘营，而是学校！”

在我军战俘营中，美英俘虏们还可以可以给家人写信。我军给他们发了钢笔、纸、信封，不要太贴心。

这也促使了许多美国大兵留下，在毛主席和我军的教育下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7

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就是资产阶级；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反面，就是帝国主义。

什么是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就不用多说了，真正值得警惕、铭记、观察的，是50年代末起始的苏联，同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

“解放全人类”这个列宁和斯大林留给苏联的最宝贵遗产，逐步被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所谓“戴维营会谈精神”所取代，至格列奇科的“原子弹打服中国”与勃列日涅夫的“征服阿富汗”达到顶峰。

1981年的苏联“81-西方”军演，看似铁流滚滚、声势浩大，但你已看不到一丁点苏维埃人民军队的样子了。

当时的西欧诸雄在颤抖，美国媒体也在隐忧，可是真正聪明的、藏在深宫处的那一小撮美国大佬却在暗笑——从“81军演”，几乎就已经能够预见苏联的悲剧和美国的胜利了。

从去年的长安网事件亦可看出，很多人依然执迷不悟“放印度死人的照片，不恰恰说明印度当局无能吗” 说这种话的人恰恰暴露。

既然要怼印度当局，那就应该大大方方地怼，而不是借底层贫民的苦难来当作你摆秀优势、攻击敌国当局的抓手工具。

同样的图，海南警方官博的文案就显得大气多了。

哪怕是从外交战的技术角度，当一个敌国发生了社会性的、群体性的灾难，这难道不正好是一个“契机”吗——用展现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大国悯人姿态的手法，分化敌国当局与底层惨民的契机。

现实中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中国当时已向印度提供超两万台制氧机），然而在舆论场上，长安网却短短一行字拉了全局的胯………

有的人要说了：“拉倒吧，印度贫民是惨，但他们就是一群 %×*«%«￥……你根本感化不了的！看看他们在外网都是怎么骂中国的！”

对于这种言论，我只想说，当年的日本鬼子被军国主义洗脑、美国鬼子被帝国主义洗脑、蒋记国军被蒋府法西斯洗脑，哪个不比今天的印度人被反华主义洗脑严重？最后都是怎么被我军感召教育的？

其次，这种蔑视歧视而非怀揣同情拯救心态的思维，非常可怕且可怜。

因为有对下之蔑视歧视，必然也有对上之仰视崇拜，这实际是将人类划为了三六九等。

你瞧不起印度贫民，那么请问你瞧得起谁，西方白人？

那么这种所谓“瞧得起”，就会变种为对白人的媚洋崇拜跪舔。

不得不说，当民众以这种通过蔑视嘲弄敌国底层灾难、去达到攻击敌国的目的的思维，去感染裹挟政府时，这更是恐怖……

今天你鼓动本国政府去蔑视别人，明天难保你自己不会被……不多说了。

8

中国，应该成为世界文明争锋舞台上的灯塔，而不是一个狭窄领域——帝国主义熔炉里的一员。

中国绝不可成为帝国主义，中国的崛起必须是社会主义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什么是帝国主义？比如川普口中的所谓“美国优先”，又比如胡锡进和马前卒口中的那些暴论。

十年前，准确的说是十八大之前的中国舆论场，恨国是主流，公知群魔乱舞、南方系大行其道；而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十九大之后，爱国终于成为主流，特别是以《战狼2》为代表的文艺作品引领了一股“爱国风潮”。

这很好，这当然很好，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还是要以相当克制的态度说一声“但是”：就今天这个一眼望去“遍地是爱国大V、爱国博主”的舆论画景而言，事实上，很多人反美，但他们反的只是美国，而不是美帝；很多人爱国，但他们爱的也并不是中国，而是（一种幻想中的）中帝。

以Pink党、工业党、GDP党为例，很多人都理解不了我们到底在批判这些群体什么？

这些人的骨子里，其实是默认美国主导世界、默认资本和强权主导世界秩序——这里的“美国”我只是一个代指，指的是霸权、帝国主义。

他们当然爱中国，但他们爱的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而已，因为这四十年的中国可以在某些方面满足他们的帝国主义幻想。

即“中华帝国主义”。

但是毛主席建立的不是中帝，而是社会主义中国。

Pink党们看上去天天“反美”，但他们的目的和愿望，是打倒美国，然后由中国取而代之。

可是毛主席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所要求的，不仅是打倒美国，且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美国。

正如《让子弹飞》里，张麻子面对黄四郎曾坚定地这样反答：“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因为，张麻子要的从来就不是这座碉楼，而是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碉楼。

今天，我们在新时代领袖的教育下一遍遍地强调与学习“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我想请问问工业党们：这里面有“大炮自信”、有“原子弹自信”吗？

大炮飞机坦克航母原子弹固然重要，它同样是一个大国的象征、是国防实力强大之必须——但是，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真正安身立命的法宝。

就中国共产党、就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决定我们能够走多远的，只能是领袖提出的“四个自信”中的四要素：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是这四要素，孕育出了大炮飞机坦克航母原子弹，即“枪杆子出政权”的前提一定是“党指挥枪”；也是这四要素，决定着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以及意欲被中国共产党解放的全世界其他受苦受难的被剥削人民的政治地位——这同时也就重申了中共不可动摇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解放全人类”的理想。

“四个自信”，刻画着党的纯洁性，而绝非什么飞机航母、什么“光锥之内是尊严”。

当年把美国侵略者打到谈判桌前的人民志愿军，他们有飞机吗？有航母吗？有原子弹吗？

别说这些硬家伙，喝雪水饱腹的人民志愿军连胡锡进口中充满着小资情调的“钟表花瓶”都没有！

可是他们在美国侵略者面前，却比中国历史上那些装备精良、气质绰约的军阀部队们、蒋介石国军们，有尊严的多！

既不蔑视南朝鲜伪军为“鼻屎小国”，也不媚视美国军队为“不可战胜的大国”，半个多世纪前毛主席铸造的人民志愿军，才是真正的大国军队、人民军队。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够通透了。

跋

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工业党们在国家主义层面所秉持着沙文主义世界观，其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他们在维稳主义层面也同样秉持着等级主义治国论。

即：一切均用民族主义的叙事去麻痹轻易共情的受众，实现去阶级化、去革命化、去社会主义化的诉求。

认清这一点，才是全世界无产者能够“团结起来”的政治前提。

否则，便是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段经典案文：“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全民族的事业。‘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 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这种灌输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滥。”

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曾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关于这一点，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样就国民党的虚伪政策给出过辛辣评价：“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而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中的一段话来为本文做收尾，则更为宏大和精妙：“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郭论】劳动者才是“第一生产力”！

原创 郭海强2022-05-01 云阿云智库•五一国际劳动节专题

【重发七年前的旧文，向全国工农兵学商劳动者致敬！！】

【郭论】劳动者才是“第一生产力”！

郭海强

1988年9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首次在国内公开提出并快速成为一个“改革开放重要理论”，同时亦成为一句风头甚劲的政治口号。

然而，稍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对象（自然资源和生产材料）、劳动资料（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以及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劳动者。

人类发展历史告诉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及生产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者逐步掌握了各种科学技术，不断发明了各种生产工具，充分利用各类自然资源和生产材料，生产出维系人类生存以及促进人类发展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

对于劳动者而言，科学技术就是一种生产工具，离开了劳动者这个生产主体，徒具工具功能的科学技术（包括今天最现代化的自动化生产设备）都不可能进行自主性生产；而无论如何先进的科学技术，亦只有通过劳动者的创造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才能发挥各种各样的生产作用。

因此，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内、以及在任何实际条件下，科学技术都是来源于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并为劳动者所掌握和使用。即使仅凭逻辑与常识来作出判断，在生产力所涵括的各种要素之中，劳动者作为生产主体显然是第一性的，也就是无可置疑的“第一生产力”。

扼要而论，将科学技术判定为“第一生产力”，首先是混淆了人与科技的主客关系和主从地位。如果我们片面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难免会在实际运作层面陷入“科学决定论”的盲动之中，甚至由于夸大科技的工具功能从而忽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导致广大劳动者沦为科技的奴隶。

其次，将科学技术判定为“第一生产力”，是对生产力范畴的狭义理解乃至是错误解读。如上所述，生产力是一个具有整体系统性的社会生产体系，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工具性的生产力量。

在构成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之中，虽然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劳动者这三者缺一不可，但只有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才能将三者贯穿起来从而形成生产力，并不断地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而科学技术显然不可能替代劳动者发挥这个主体作用。

事实上，早在1968年，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传人的尤尔根·哈贝马斯就已经提出了“科学技术是头等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认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上升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这种具有“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代表言论，显然是要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抹杀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提供一种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事实表明，一旦将科学技术定性为“第一生产力”，必然在客观上导致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地位大幅滑落，沦为遭受权贵官吏资本集团层层压迫剥削的“弱势群体”。

更为严重的是，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如果继续奉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错误方针，各项产业的资本寡头为了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势必会造成“机器人全面取代自然人”的恐怖图景，全人类就会逐步全面退化，最终被具有高度自主智慧的机器人全部消灭，地球人类就此永远消亡。

2015、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