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团结工会是如何彻底走向“原初设想”反面的


　　老田


　　最近又有人提到了团结工会，还把这个作为关键决策的基础性认识，来识别谁应该粗暴对待，那么团结工会到底怎么回事呢?看来很有必要回到历史现场再做一番考察。


　　波兰团结工会兴起的时候，曾经给很多人以希望，特别是一些同情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士，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曾经把这个视为再造社会主义民主的希望，就在他着手准备前往实地研究的当口，发生了镇压和军管，结果未能成行。最后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治化，反而成了为资本主义开路的历史玩笑。


　　应该说，绝大多数波兰工人阶级，从未设想过要推翻政权来复辟资本主义，更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到过要恢复雇佣劳动制，但结果就是发生了，这需要仔细分析为什么发生了这个“非预期后果”。


　　一、苏东国家生产政体的内在残缺性


　　记得1956年波兹南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就评价过哥穆尔卡的“经济刺激”政策，认为这个无法走到底，到了一定时候将会被逼回头。不仅是在波兰，在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因为拒绝开放政治解放的条件，所以，累积下来的干群关系紧张，就常常要找一个经济出口。


　　法国学者夏尔·贝特兰指出：苏东国家中间，民众政治上受到压抑，干群矛盾很深，以至于影响到了工作动力。为此，执政者搞了各种改革，但都是拒绝开放政治民主，接纳群众批评和重建政治平等的需要，而是一味地强化管理权和物质刺激，结果，哪怕是取得了暂时效果，也只会深化政治上的恶劣体验，执政者又从而设计更多的权力强化改革和物质刺激，几十年来就不断地重复这个效果日蹙的路数。(参阅《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序言》)


　　苏东国家的微观经济管理中间，没有经过中国革命后普遍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造，劳动者的领导权从未确立过，真正的政治平等一开始就受到忽视，没有政治解放作为条件，更缺乏政治平等条件下的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人们的精神状态还多局限于历史记忆，工作动力不足以及象旧时代一样寻找个人上升的努力，相当普遍，这成为苏东国家干群关系和管理结构的最基础平台，哪怕是斯大林在世时期，也往往原样选择从这个基础出发，强化干部权力和技术统治关系，以追求劳动者提高努力水平，物质刺激就作为万能法宝受到无穷召唤。


　　按照布洛维对生产政体的定义，在生产和管理场所，除了经济关系成立，还存在着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三者统一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生产政体。苏东国家搞了公有制，但是，却没有在公有制内部进行政治关系和新型意识形态塑造，结果，是一种残缺的生产政体。这种政体实际上不能够很好运作，残留了过多的“旧社会痕迹”——从压迫性的政治关系到个体的旧意识形态，而苏东国家的改革，着眼于旧社会痕迹，去强化管理权和物质刺激，鼓励而不是削弱个体身上的旧时代痕迹。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就同样严重存在着“瘸腿”状况——斯大林曾经说过“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起”，毛泽东尖锐地追问过：干部决定一切，那群众呢?技术决定一切，那政治呢?1960年毛泽东提出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对照，就是内在地关注生产政体内部的质性要求——公有制经济基础不可能通过抄袭私有制企业的管理方式而成功。而斯大林的这个瘸腿认识，反应的其实就是苏联生产政体的残缺现状，苏共执政团队不曾设想过长远的根本改进措施，而是抱残守缺，试图在残缺的基础上去修补强化。


　　后来，微观生产政体内部的缺陷，开始向宏观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蔓延，为了给强化干部管理权的改革做辩护，苏东国家的改革舆论，就从关注物质刺激开始，走向关注个人享乐和消费主义，在没有真正的政治平等和解放条件下，当然不可能依靠宣传本身去建立劳动者对于集体和国家的认同，这两方面的缺失，是苏东国家的普遍现象。


　　而在全球竞争和对照的视野里，个人享乐虽然作为苏东国家管理设计的基础，物质刺激也是最常见的强化权力的手段，宣传基调上也配合这个，但是，个人享乐往往缺乏西方国家普遍富裕的消费主义运作条件，这就内在地确立了群众的挫败感，逐步地发展到对于本国统治阶级的更多不认同。与较高水平的政治不认同相关，在其反面激活了民众对于西方的面目崇拜。


　　二、波兰执政党无力回应工人的要求——与组织化的工人愈行愈远


　　波兰的情况与苏联相同，在公有制普遍建立之后，没有经过微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塑造新的政治和思想条件，干群分化和对立日形严重，物质刺激作为唯一法宝只能带来挫败感，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相比的时候。工人阶级的不满意，尤为突出，结果酿成多次重大工潮，而政权缺乏与工人对话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往往选择简单粗暴的镇压。


　　在波兰工人的不满和抗议中间，1956年波兹南事件，1970年十二月事件，1980年八月工潮，规模最大，最后都是采取了镇压手段才平息下去的，不言而喻，这只会带来更深的对立和仇恨。结果，执政的新阶级通过野蛮镇压手段，把工人阶级从感情上推向对立，最后，教会和西方以亲近友好姿态对工人组织的渗透，轻而易举就实现了目标。由镇压带来的感情对立，是后来团结工会走向反面的一个关键因素。


　　小资料：1956年6月，波兹南工人抗议示威:示威者包围该省的党政办公大楼;在同政府军队的三天冲突中，有74人被杀，300人受伤。【转引自[波兰]莱赫·瓦文萨著，彭志毅译《瓦文萨自传》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10页】


　　1970年十二月事件中间，一份官方资料记录的数字是“死45人，伤1165人;治安机关在沿海地区总共抓了2989人，其2843人在1月18日之前已被释放。”【[波兰]沃依切赫·盖乌任斯基等著，吴一等译《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外国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第3页】


　　对这一次事件的记忆，十年后又激活了1980年的八月工潮，“格但斯克、格丁尼亚、什切青、埃尔布隆格，1980年的大规模罢工运动从这几个城市开始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几个城市在1970年12月遇到了一场流血、镇压的悲剧，后来又吃过诺言不兑现的苦头。在造船工人中间，十年前的这个十二月事件是记亿犹新的。”【同上书，第1页】


　　1980年八月工潮之后，团结工会合法存在了500天，1981年12月实施军管法，领导人被逮捕。1982年10月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11月瓦文萨获释。1983年7月宣布结束军管，是年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1986年7月宣布大赦释放225名政治犯。【《瓦文萨自传》，第12-13页】后来，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并于1989年夺取了政权。


　　说起来很好笑，波兰几次规模巨大的工潮，多与食品涨价有着直接因果关系，是工人切身利益受到威胁之后的纯经济主义性质的反抗，组织起来的工人最初主要是追求工厂内部的工会组织权。结果因为系列镇压措施激怒了工人，抗议被从外部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性，然后上升到对抗全国政权和反对政体国体的地步，后面这些被追加的内容，工人最初阶段并不关注，是被野蛮镇压给强制性地输入工人头脑的。但在实际上，组织起来的工人也并不了解宏观政治事务，更缺乏必要的心理和知识准备去接管相关国家管理事务——这集中体现在瓦文萨在总统位置上的各种蠢猪作为和投机表现(说明他从来没有准备好怎么当总统，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执政班底)。


　　换言之，原本只是几次因猪肉大涨价引发的抗议浪潮，硬是被三十年一贯的野蛮镇压，提升到了对抗政权的高度。


　　此外，很多历史和政治因素，特别是波兰与沙俄和苏联的历史上的深重恩怨，给波兰留下了强烈的反俄(苏)民族主义情绪，这个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用于反苏然后反共。不仅在波兰，近乎在所有的苏东国家，1960年代末期，青年人中间就已经出现了普遍的憎恶苏联和追捧西方的情绪，有些日本留苏学生在东欧旅行中间，普遍接触到这样的情绪。


　　残缺的生产政体，内在的旧社会痕迹被执政者过度开发，带来生产上的困境和广泛的政治不认同，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波兰工潮那么多，处理起来又十分棘手。除非波兰政府把毛泽东那一辈老共产党人在革命时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公有制条件下过一遍，在基层工人组织的基础上，重建高层政治和底层认同，彻底抛弃旧有的上层机构，这才能够部分解决相关问题。革命时代的新民主主义能够相对彻底，共产党进城之后的“民主改革”能够真正创建自下而上的领导权，重大历史和政治前提是旧统治阶级的弱小和不足，成长着的新因素力量远大于旧的，是一个秩序力量增进过程而不是瓦解过程。


　　但要在公有制全面确立的新条件下，重建此等新型领导权，会带来不可控的政治风险，首先是政权统一性乃至于政治统一性会受到挑战，其中高层官僚对于底层民众组织化的恐惧和对立情绪是最大障碍——他们既不能深入群众带领和代表他们，也无法吸纳工人的组织力量与其携手合作。最后的后果是：政权的上层与底层的民主化要求，始终无法合拍，被重大事件激化矛盾然后被动地走向对抗和升级。波兰政府在工人运动面前，多次策略选择，都是妥协无效最后走向镇压和对抗，最后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从政治上都疏远了工人阶级，这样，就从内部预备了各路反共势力渗透工人组织领导层的可靠基础——首先是工人阶级愿意接受这些人和他们的反共宣传，觉得这些人才是亲人和朋友。


　　最为可笑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之后，后来总结经验时，那一帮子高官真是“鸭子死了嘴还硬”，决不承认自身的不足，也不从自身的根本缺陷出发看问题，而是把责任推到所谓的“斯大林模式过度集中”上面，似乎因为搞了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才导致他们无法回应工人阶级的要求，这就完美响应了西方反共势力的长期宣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着不可超越的内在缺陷。


　　三、为什么完善生产政体更重要


　　相比较而言，私有制社会中间，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是普遍的，但是，这些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肯定这些的，属于现实与宣传一致。而在公有制社会中间，意识形态是肯定人人平等和劳动尊严的，但是，现实中间却往往得不到这些，这些肯定要激起强烈的不满。


　　私权力的不公正，也会引起反感，但是，其激起的不满意程度和反感，远远低于公权力不公正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因为如此，在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社会中间，缺乏政治和思想条件的合理建设，尤其是政治平等没有贯彻到微观的日常管理链条中间去，由此激起了广泛的“政治不认同”现象，如果再叠加了官僚特权和压迫欺凌现象的催化，民众中间基于政治不认同的各种情绪，就变得难于遏止。


　　相比较而言，毛时代单位制内部的政治经济平等基础，尤其是革命精神的输入，在微观层次反而生产了过高的政治认同，以至于改革初期必须来一场抹黑从前的舆论宣传运动，目的是降低民众中间过高的政治认同水平，才能为改革起步预备好民心民意基础。


　　以此而论，布洛维可能是一个被低估的学者，他界定的生产政体作为研究领域，是一切政治认同的主要生产基地，是描述个体政治体验的更重要领域，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政治体验是在生产政体内部完成的——你是感到政治富裕还是政治贫困化，端视你在生产政体内部的体验而定，而宏观政治制度之于个人体验，则相对疏远。这个并不违背常识，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天高皇帝远”，人们的政治体验往往是由身边日常的权力和政治关系所界定的。常识之所以被高度忽视，是因为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西方国家政治学界刻意地把有无公开的选举制度，作为最为关键和优先的指标突出出来，据以衬托西方的民主和东方的不民主，结果，从纸面上构建了一个脱离人们常识和经验的成龙配套的庞大政治学领域和相关制度判定标准。也就是说，对于个体的政治体验来说，生产关系所隐含的政治和权力关系更为重要，而国家制度层面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则相对疏远。


　　这不是说，宏观政治制度不重要，它与与微观政治体验虽然有着重要的相互关系，但是对于人们的体验而言，只有间接关系，还往往会发生宏观微观之间的相互脱节问题。依据列宁和毛泽东的共识，在公有制社会里，宏观政治制度的常见问题是对“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有过高兴趣，对保护“资产阶级法权”有兴趣，对服务于民众需要的兴趣就要淡漠很多。波兰三十年一贯制的镇压，官办工会受到民众嫌弃，都内在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公有制社会中间，宏观政治制度有一种内在的消极趋势，往往倾向于不支持和创造微观制度的亲民特性，在这样的制度对比现实中间，如果微观制度内部没有经过合理的建设，那么指靠宏观制度接管和解决问题就更不靠谱了。


　　革命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精神内涵——的有无，是“走资”识别的关键标准，这是事关微观政治制度重要性的看法，完备生产政体建设的追求;同时，关注宏观政治制度和微观政治制度相互之间的不匹配现象，高层往往促进基层的消极趋势——“保护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是相反，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在毛时代的中国，被认真提出过，但实践深度远远不够，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


　　在上一轮的社会主义浪潮中间，宏观制度不支持微观制度合理发展的取向，被证明是普遍的，中国也未能例外。在微观制度建设中间，只有中国因为城乡社会经历过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构建了相对完备的生产政体，出现过政治和思想条件，与经济关系出现相互促进的匹配关系，还在生产政体内部产生过较高水平的政治认同。而微观生产政体的内在残缺，恰好是苏东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所在，而宏观政治制度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能力去解决其内在矛盾，坐看矛盾激化，甚至还是矛盾激化的决定性推手，结果在波兰激发出团结工会搞垮政权然后自己又陷入雇佣劳动地位这样的反常现象。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而言，人们心目中间的权力公共性要求，要高于对私有企业的要求，而且，在产权公有的条件下，偏私地任用私人或者滥权，都遭遇到更高的反感和不满。一句话，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对于权力公共性有着的更高期待，相应地，同等的不公正激起的不满意，会远高于私企。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苏东国家的公有制企业内部，虽则较西方更为平等，对劳动者保护也更多些，但却生产了那么高的政治不认同。


　　所以，说公有制社会给了工人更多，政权就应该收获更多的跟随和拥护，这在事实和经验层面上，是不能成立的。政治不认同或者认同，需要构建一个与公有制相称的生产政体，去改进工人的政治体验，激发或者生产出工人的政治认同，没有这个方面的自觉和努力，就肯定要遭遇到报复。


　　在生产政体内部激发起来的政治不认同，对于改进微观制度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动力，但是，直接接管宏观政治事务，则明显属于“小马拉大车”的严重不匹配现象。1989-1993年团结工会在波兰执政期间，根本改变了波兰的国体政体和经济基础，同时是，引发了经济崩溃和政治无能，带来了工人阶级地位的普遍下降，尤其是经济贫困化出现了大幅度蔓延。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值得一提，1993年团结工会“五大”开会时，是否邀请瓦文萨与会遭遇到很多人反对，最后决定邀请他在最后一天的下午与会，瓦文萨对此很自觉地选择没去。


　　应该说最初阶段，团结工会对于非资本主义前景的憧憬，尚属清晰，“团结工会起初并非主张资本主义。事实上，它明确宣称支持社会主义。它所有的文件都承认经济社会化不可侵犯，肯定波兰人民共和国(PR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政治化了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统治阶级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去政治化的领域。比如在工厂车间波兰工人们要求实行民主自决，而资产阶级则想要完全由经济因素来决定。”【[美]普杰莫斯拉夫·维耶高什，张效民译 ：《团结工会25周年——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而宣称要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恰好是苏东权贵选择的改革出口，是资产阶级法权扩张与复活的后门，法国学者夏尔·贝特兰对此有着精辟的分析。


　　看起来，波兰工人想要完成老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部分内容，但是这部分诉求没有得到真正的先锋队领导和帮助落实，而在团结工会的领导层中间，是相反的趋势逐步占据了优势，“在1984年，尽管有80%的波兰工人宣布支持自治和自主控制工厂车间，但是工人们的这种心情并没有在反对派的政治诉求中得以体现。此后不到一年，临时全国委员会(the Provisional National Commission)与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ygniew Bujak)、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 Borusewicz)对团结工会纲领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内部攻击，并将一系列赞成资本主义的主张塞进团结工会纲领。”这样的趋势发展，毫无疑问不完全是内在的，“右翼的发展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鼓励，它们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支持。美国国会于1989年通过了《美国支持东欧民主法案》，西方国家对右翼的援助达到了顶峰。该法案同意拨款2亿多美元注入反对派所在中心区以推动当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进程。在波兰，这批资金被用来创设保守的智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波兰美国自由基金会(the Polish American Freedom Foundation，PAFF)。而这些智库则成了新统治精英的干部孵化器。”而且，这样的外来赞助因素，内在地啮合了高级官员的主动赞成，“有意思的是，团结工会出现的这些亲资本主义倾向同时也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新思维’的时候，华沙政权也开始倾向引入市场机制。日比格涅夫·梅森内尔(Zbigniew Messener)政府与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波兰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位内阁总理)政府则大规模地公开推行这些机制。而技术官僚们和地方大亨更是急不可耐地等着实行私有化，因为这可以使他们重新夺回自己对工厂的控制权。”【同上】


　　与工人们的原初取向相反，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等人经过研究之后认为，苏联的变革和彻底的资本主义化，得到了上层社会的大力赞助和支持，结果发生了一场标准的《来自上层的革命》。


　　美国学者布洛维通过苏联和匈牙利的实地研究发现，等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雇佣劳动制彻底回归之后，苏联和匈牙利老工人阶级对于旧时代的认同，才重新回到一个应有的水平上，但那只能体现为徒劳地回想“辉煌的过去”。


　　在苏东国家，是在执政党失去政权的同时，迅疾地完成了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化，那时虽然工人阶级有着朴素的社会主义憧憬，但是，往往更多地受制于对新阶级的政治不认同，还往往被新阶级的表里不一和野蛮镇压所激怒，从情感上倒向了西方宣传，相对顺利地接受了领导层的蜕化过程，接纳了各种资本主义改革建议，团结工会最终走向了为人作嫁，但等到醒来悔已迟。


　　四、中国革命时代的精神遗产与毛时代的生产政体实践


　　回顾中国毛时代工人阶级的状况，工厂里进行过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和经济平等重建相当彻底，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异化最小化，支持了普遍的解放和翻身体验。


　　由此，毛时代工厂内部，出现了这样三重景观：一是由干部和群众的积极互动以共同完成管理事务的“毛式公共领域”，这个是起源于三湾改编确立的官兵平等，延安时期被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二是工厂内部变成了一个熟人社会，员工自发地重建了礼俗社会的传统，很多管理事务受到这个传统的裹挟和改造，例如今天被精英们认定为应该高度理性化的管理事务，就被迫经常以“家庭访问”“谈心”等方式进行，拒绝僵硬的权力和制度作用，这相当于是礼俗社会对于法理规则的接管;三是劳动者普遍进入“自我意义生产网络”，一个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很难出人头地了(这两方面的竞争后果是互斥的)，在虚拟的意义领域的良性竞争开始了(争取同事们的好评)，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成为一个提升自觉努力水平的内在动力，生产效率对于外部强硬管理手段的依赖下降了。


　　由毛氏公共领域确立的政治平等，礼俗社会传统的重建，以及自我意义生产网络的形成，合成的后果是，在普通民众中间生产出高度的政治认同，以至于文革期间毛泽东亲自号召造反和支持造反派，但在很多工厂内部却受到老工人保守派的压制，保守派的强大除了部分地体现干部的组织能力之外，更大的原因是在于高水平的政治认同存在。而且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改造，对异化的超越，是在微观单位内部的熟人社会内部的斗争中间发生的，所以这种政治认同因其产生于微观管理机构内部，也主要在微观层次上生效，没有上升到国家制度认同层面，所以，此种认同不太受宏观政策调节，反而更多受制于微观单位内部当权派的调节。文革十年期间，很多工厂保守派的力量一直占据优势，正是由于中国单位制内部的过高认同，反而被动员起来了，被一些干部忽悠去反对改进制度缺陷的批判性努力。


　　毛时代的单位制内部，管理权不再侵犯劳动者的职业利益(就业和工资)，看起来是管理手段运用受到了很大限制，但是，劳动者的自觉努力水平反而提升了。甚至，在工资和就业制度方面很多不公正的现象，还没有激起太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在1958年之前就业的老工人往往得到过几次升级，工资级别远高于58年之后的新工人(长期拿二级工工资)，另外当时学徒工三年才转正定级(开始拿二级工工资)，今天看来也相当苛刻，这两个方面的情况相当普遍，涉及人数很大，而且存续时间非常长(近二十年)，但并没有激起太大的不满和懈怠。这只能够理解为经济方面的局部不公正，被高水平的政治认同给彻底“淹没”了，不仅没有因不满及激起抗议，连管理方面的懈怠都没有造成。同时，毛时代因为农业尚未最后填平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温饱缺口”——粮食总产量不够全国人口吃饱饭，所以，只能是长期的低工资政策，这也没有影响工农劳动者的努力水平。所以，残缺的生产政体，与经过革命改造后相对完整的生产政体，其运作效果是相当不同的。


　　对照中国微观管理内部，由于进行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改造，存在着真正的自下而上的领导权——这个可以理解为基于劳动者利益的别种治理结构，生产政体相对完整，其运作效果良好。毛时代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劳动者只拿很低的工资，却付出了更多的自觉努力，在农村通过农田水利建设彻底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在城市完成了初步工业化进程。虽然苏东国家达到了更高发展阶段，劳动者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但是，其劳动动力不足和政治不认同方面的困境，一直存在并总是在扩大之中。


　　相比较而言，毛时代人均工资水平不高，远低于苏东国家，这个应该没有多少吸引力，但是，毛时代工人阶级的收入，能够应付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几乎全部生存环节所需，这个相当有吸引力。也就是说，毛时代的生产政体接管了很多生存成本的“公摊”问题，极大地降低了“相对贫困化”，这个至今对白领阶层的中下层都有很大吸引力——因为他们今天挣不够超过“相对贫困化”标准的收入数字。同时，毛时代生产政体内部政治平等相当有力，老工人感觉到自己的人格尊严得到了高度尊重，管理权对劳动者相当友好，这个恐怕是一个永远的高度，最值得铭记。


　　LZW的祖父是老工人，打小就老是给他输灌国营企业怎么好;TXW虽然作为留守儿童长大，第一个打工地点是改制后的国企，跟大批老工人相处了一段，那些人给他输灌了满脑子国营企业就是好的政治和经济证据，最后把学校教育和报章宣传的“新优越性”都作废了，帮助他确立起“毛邓时代两重天”的世界观，这成为他们观察现实并展望未来的可靠经验起点。


　　五、历史如何纠缠现实——中国新一代青年学生与工人的斗争


　　中国1978年之后，也学习苏东国家，开始了一个强化管理权或者责任制的改革。最初阶段以为，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强化管理权和物质刺激肯定能够逼迫工人多干活，多出效益。结果，改革措施一出台，首先是认同彻底瓦解，管理手段的强化进程远远落后，自觉努力水平下降的同时，强制努力水平不足，成为一个时期的显著现象。改革的最初设计是想要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强迫工人多干活，以增强活力和效益，结果反而是效益状况每况愈下，到了1996-1997年连续两年盈利企业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总亏损。最后在朱RJ任上，绝大多数国企被私有化了，同时绝大多数蓝领工人也都实现了雇佣劳动制。


　　对照改革前后，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清晰的，毛时代管理权由干部和群众积极互动的公共领域来掌管，改革后这个彻底消失了，权力集中于官员手里。然后，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显著上升，就业和工资作为上级操控下级命运的手段使用。结果，最显著的政治贫困化——横暴的管理权现在可以任意压制人格权利，首先集中体现在白领阶层身上，因为白领工资中间包含较大数量的“准租金”同时工作上积累“专用性人力资本”也较多，这两者都操之于上级之手，可以用于“敲竹杠”，管理权足以压制人格权的现实，其基础在此，这是典型的“管理权封建化”现象。为什么反对性骚扰运动，显著激活了白领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这不是偶然的，恰好是与改革后管理权的封建化趋势，紧密相关的。


　　同时，对于蓝领工人而言，改革的主要成就是取消了毛时代单位制内部的成员资格，管理权现在可以任意操纵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在就业状况中间，没有任何保障的农民工得到广泛使用，同时在国企中间逐步地取消了正式工还引入了劳务派遣制，管理权操控多数人命运的能力显著增强，蓝领工人收入赶不上生活费用增长是一个显著现象，相对贫困化到处蔓延。同时，由于农村分田之后，乡村社会和传统受到极大侵蚀并逐步瓦解，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相对完备的“退路”消失了，甚至，乡村作为劳动者低成本生命再生产基地都已经不再完备了，所以，第二代农民工体验到的“经济贫困化”的严酷程度，要远超父辈，因此，也加强了他们的斗争性，然后由此又催生了组织起来的权利意识。


　　在朱RJ任上推开的大学扩招，导致中高端就业市场上有了过多的待业者，同时中国进入全球产业分工链条的末端，限制了中高层职位的总数和比例，结果也导致中高端就业市场上供过于求的现实和工资率的巨幅下降，这个阶层还受到了高居住成本的定向压制，所以，从十多年前的蚁族自况开始，到今天到处都在说“消费降级”。这相当于是在“政治贫困化”之外，叠加了“经济贫困化”的体验，正是因为如此，青年学生的权利意识觉醒，与第二代农民工发生了共鸣和遭遇。


　　许多8月去深圳的学生，就是在春天深度参与反对大学性骚扰的人，这两个名单中间有很大交叉，应该不是偶然的。


　　管理权封建化并非一种新现象，旧中国私人资本广泛依赖“封建把头”作为管理中介，在毛时代的历史中间，是1949年共产党进城之后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的“民主改革”过程中间，才得以终结的。新的管理模式中间，毛式公共领域的形成，是把革命时代军队从三湾改编确立的官兵平等精神“注入”之后，才形成了单位制外观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精神内涵”。


　　所以，反性骚扰运作中间，对于人格权利的伸张，一开始就准确指向了“管理权封建化”现象，召唤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精神内涵，复活了作为政治符号的毛泽东。正是从这里开始，青年学子的权利意识觉醒，走出了公知们的意识形态绑架。然后，又内在地与青年工人对经济基础内部的观察和批判，产生了共鸣。


　　从目前看来，青年学子的诉求，农民工二代的努力，都准确针对了生产政体内部的消极变化：一是管理权封建化带来的人格权利受压制，二是过度的经济剥削。全部诉求合并起来，要求管理权要提高公共化水平，封建化趋势需要得到遏制，从基层重建守护人格权利和经济收入的机制，属于不合理经济基础内部的改造计划，而且这些计划完全符合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


　　六、挣脱空想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链条——所谓境外颠覆势力的影响力问题


　　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一位自由派人士不无遗憾地评价“08X章”说：如果是三十年前出现这个文献，肯定对工人也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裹挟效应，但是，三十年过去了，蓝领工人有了新的生产关系体验，这个X章作者却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说明这些人高高漂浮于社会之上，完全不看现实了，已经无法顺利对接普通民众的生存体验和认识了。


　　在历史和政治巨变时代，中外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大多数人表现出严重的跟风摆和不靠谱现象，甚至比底层劳动者表现的还要严重，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显著现象。而中国新一代青年学子中间已经有很多人愿意走出书斋，去与底层劳动者混在一起，哪怕只是一起唱唱歌跳跳舞，这也让人感到格外欣慰。


　　其实，就空想资本主义作为公知们把持的意识形态生产领域而言，1998年就欢呼过“浮出水面”了，到了2006年“新西山会议”曾经尝试过进行具体的执政地位批判，想要据以裹挟民众但遭遇到左翼在网络上展开的强烈批判，反而是《人民日报》装聋作哑。2008年体制外的法律党，又试图诱导大众中间蕴含的“政治不认同”，但对普通民众没有产生大的良性影响。


　　这一系列的变化，与苏东国家底层民众对西方宣传“空想资本主义”——只要有了资本主义复辟就有了西方的民主和富裕——只有很低的抵御能力，完全有别。中国今天的普通民众，对于私有制经济基础内部的两个部分——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都有着明晰的体验和认识，所以，就对公知们生产的“空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了相当程度的免疫力。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为什么号称最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和政治的巨变中间，也未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呢?这跟流行的信念完全不同，许多个实际以来，各种鼓吹的“文化资本决定论”声音越来越响——宣传知识解决一切问题，或者在一切问题上知识分子都有更好解决方案，但事实就是那么残酷。苏东解体和经济崩溃，引发了普遍性的质疑，波兰裔学者卡齐米耶日·波兹南斯基指出：苏东转型引发了比资本主义世界1930年代“大萧条”更为严重的经济崩溃，这样的事实也没有能够把苏东地区的知识分子给教育过来，而且，这些从前极端狂热地支持斯大林模式的知识精英，现在一百八十度转弯狂热支持“外国资本与本地劳动相结合”的奇异资本主义。(参阅：卡齐米耶日·波兹南斯基，佟宪国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波兰工人作为体力劳动者，有着自己的不满意和政治不认同，这个不认同受到错误引导，与政权产生了对立，团结工会执政后，搞垮了经济还恶化了工人自己的地位。这个可以用“无知识”来解释，但是，作为文化资本的富有者，为什么知识分子也不行呢?例如在波兰变局中间起过作用的米奇尼克等人，为什么也那么无能呢?如果对照中国的同类项，就会发现，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变化幅度甚大，但知识界的言说方式和方法论却改变无多，五四之前，有群人认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出路，依据很充分但也只有一条：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了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制度的不同，所以，强大的唯一出路就是学习西方并实现西化。1980年代出现相对含蓄的“新启蒙”，依然是眼光向西的。到了新世纪初的时候，就开始普世价值的唯一性宣传，还搭配了政治制度美国化的民主诉求。换言之，百年来中国高端知识精英，从未放弃过简单比较中西的“落差批判法”，这是他们的头号方法论，用这个方法论写文章近乎可以抛弃全部的经验基础。


　　“落差批判法”作为他们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方法论，中国最新一波代言人是公知群体，在1990年代他们曾经自称自由派。名公知崔卫平把波兰米奇尼克和捷克哈维尔的书，翻译成汉语了，这两人应该是中国同类项的欧洲知音。这个翻译，在自由派(后来是公知圈)中间受到很大重视，第一代自由派掌门人李慎之、第二代掌门人何家栋、第三代掌门人陈子明诸人，领衔动员自由派(公知们)都要在这个问题上写文章宣传和表态，结果结集出版了一部文集，创造性地提出“后极权主义”概念，来对照政治“非美国化”的不义和不道德。这群人也许是那些想要寻觅镇压借口的人士嘴里的所谓“颠覆势力”在中国的代言人，不过，这群最符合颠覆势力定义的人士，多年来一直是混得风生水起的。


　　反过来，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生产努力，还是从现实社会的冲突实践看，与执政地位有冲突，恰好都集中于社会上层，有一群上等人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政治美国化的努力，公知们只不过是跳得最高表现最鲜明的群体。而青年学子和工人的努力方向，以及他们对于社会事务的体认，恰好不是基于“落差批判法”而是奠基于经验基础之上的，他们也是中国目前挣脱“颠覆势力”影响最彻底的一个群体，硬说他们受到颠覆势力影响要怎么怎么样，这不是蠢就是坏，或者兼而有之。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


　　附录：书摘


　　张文红 ：《团结工会的兴与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


　　波兰持不同政见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产业工人的抗议活动相结合，先后于1970年12月事件后成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1976年6月拉多姆事件后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为团结工会的产生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团结工会成立之后，这些具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又充任了智囊团的角色，为团结工会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斗争出谋划策。第9页


　　1980年以前，保卫工人委员会通过组织“流动大学”、“自由讨论俱乐部”等活动，为自由工会运动制定了与当局斗争的策略原则，培养了干部，发展了秘密组织。因此，在1980年的夏季工潮中，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组织与产业工人抗议罢工相结合的产物——团结工会便应运而生了。第38页


　　团结工会还有一个被称为专家委员会的智囊团，由18名经济、历史和法学方面的专家以及作家、记者和天主教人士等组成。他们在八月工潮期问大都为罢工委员会工作过，在团结工会成立以后，成了它的参谋班子，参加全国协商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帮助起草文件和决议，为团结工会的决策提供咨询和指导。在这个专家委员会.叭同样存在意见分歧。来自教会的顾问倾向于意大利和梵蒂冈，而一些作家和刊物主编则比较倾向于联邦德国和法国，青睐西欧的社会民主思想和体制。这些意见对团结工会的未来发展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第52页


　　1980年夏季席卷全国的八月工潮则是波兰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在这次工潮中产生了团结工会，而且很快吸引了1000万人加入其中，也就是说，在波兰这个30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中，有将近1/3的国民是团结工会的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兰的产业工人实际上是团结工会的重要阶级基础。第15页


　　军管后，“大部分全国委员会成员被捕，共中包括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副主席克鲁平斯基和其他90多名领导人及其顾问班子成员。”“据波兰官方公布的材料，进入战时状态的第二天，即1981年12月14日，全国共有200家工厂罢工;12月15日罢工的工厂有100多家;12月16日，在卡托维兹省的伍那克煤矿，罢工的工人与军管代表发生冲突，结果7名矿工被打死，3人受伤，执勤民警也有一些人受伤。团结工会的一些成员甚至扬言，如果当局不释放瓦文萨并结束军管，他们就要炸毁北方的船厂。”第83页


　　剧变之初，原来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了政权，之后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并以其为书体建立了“民主左派联盟”。在1993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民主左派联盟”取得重大胜利，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分得议长和总理职位，控制了议会和政府。该党成为东欧诸国中崛起最早、重新执政的左翼政党。虽然新的左翼政党已不是昔日的共产党，左翼政党上台执政也绝非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恢复，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波兰民众对执政结果的评判。第136页


　　政治上，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的纲领。推行“政治民主化”，要“从极权制过渡到民主政体”，旨在改变波兰的国体和政体。在团结工会上台不久之后的1990年12月29日，波兰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改国名“波兰人民共和国”为“波兰共和国”;给国徽上的白鹰重新带上了王冠;把“波兰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为“波兰共和国是实现社会公正原则的法制国家”。这是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重大修改。此外，有关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起领导作用，以及工农联盟和国民经济计划、城乡经济联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等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统统被删掉，而代之以保证政党活动自由、经济活动自由、维护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第137页


　　经济上，马佐维耶茨基政府于1989年10月9日通过了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巴尔采洛维奇制定的“休克疗法”的经济纲领。这一纲领旨在对波兰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希望迅速实现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转轨，达到稳定经济和确立新的经济体制的目的。这一纲领接受了美国治理通货膨胀的著名专家萨克斯的改革方案，试图“猛地大胆一跃而进人市场经济”，即采用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一阵剧痛之后，立即转人市场经济的轨道。第138页


　　1990年5月8日，包括团结工会议员团主席盖莱梅克、参议院议长斯泰尔马霍夫斯基以及米赫尼克等人在内的43名团结工会骨干分子在克拉科夫开会，对政府和议会的工作表示支持，重中要摘民主建设，反对搞个人强权政治。很明显，他们的矛头指向瓦文萨。第141页


　　马佐维耶茨基在第一轮选举中被淘汰之后就提出辞呈，随后创立了民主同盟，与瓦文萨彻底决裂了。首届团结工会政府就这样毁于上层战争中，执政时间仅仅15个月。第143页


　　1993年9月19日，波兰举行新一届议会大选，选民投票率为51.5%。结果，以波兰社会民主党为核心的民主左派联盟得票最多、获众议院460席中的171席，农民党获132席;在参议院的100席中，二者分别获37席和36席，这一结果表明波兰社会明显向“左”转。民主左派联盟与农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两党共占整个议席的2/3，是波兰剧变以来第一个得到议会多数支持的政府。第148页


　　1990年一1992年的3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以1989年为100，职工的收入分别为66%、66%和61%，农民的收如为75%、62%和57%。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认为，在家庭经济收支上，按成年人日计算，其支出低于最低的退休金，即为贫困者。按照这一标准，团结工会执政4年，波兰大约有550万人可以归为贫困者，占人口总数的14.4%。他们已深深体会到了制度转换带给他们的痛苦，觉得团结工会所许诺的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可望而不可及。第149页


　　在团结工会掌权之后，对团结工会这一组织本身的影响是负面多于正面的，不仅没有使它一如既往地“团结一致”，反而使其面临分裂的可能。到1990年春，团结工会中就已经形成了三个领导中心:一是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全国执委会，这是一个实用主义派别;一是以盖莱梅克、库龙、米赫尼克等人为首的公民议员团主席团，他们倾向于稿民主社会主义;一是以马佐维耶茨基为代表的议会派，主要成员是具有自由派思想的夭主教知识分子。后两派在波兰变革的问题上都士张渐变，实行温和政策;瓦文萨则常常打着激进的旗号向他们挑战。这几派都有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能力。第153页


　　1990年夏天，团结工会的内讧终于导致了组织大分裂，成立了支持瓦文萨的“中间派协议会”和支持马佐维耶茨基的“民主派促进会”两个对立的政党。后来又出现了以原政府部一长哈尔为首的“民主右派论坛”，它也曾坚决支持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统。马佐维耶茨基竞选失利后，组成了“民主同盟”，作为原政府部长、议员等马派人物的“根据地”。其成员包括盖莱梅克、米赫尼克、库龙等一批政坛要人。第153页


　　瓦文萨未出现团结工会“五大”，因只邀请他最后一天下午与会，故拒绝出现。第159页


　　在1993年9月19日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团结工会一败涂地，得票率仅为4.9%，没有达到各政党进入新一届议会的最低得票率门槛——5%，在议会中未获一席。第160页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苏联模式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等遭到如此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①“选举的失利不是因为改革过头了，恰恰相反，是改革进行得不够和不彻底，同时也太晚了……早就应该抛弃由斯大林主义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并寻找新的模式了。”②第229页


　　1980年八月工潮前，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工人群众要求变革的呼声，波兰工会无动于衷。工人们认为“工会没有做一件好事，让工会去喂猪吧!”于是，人们纷纷加入团结工，旧工会被无情抛弃。第235页


　　张文红 ：《团结工会的兴与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