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主权”与规范性权力的迷梦——浅谈欧盟与中欧关系

翟东升 云阿云智库•中欧关系

导读：美国却只是把欧洲当作一种工具，只是在需要欧洲来对付中国或者俄罗斯时，把欧洲当作棋子，所谓的民主联盟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让欧洲冲在前面替美国人卖命。乌克兰危机充分显示出这一点，如果欧洲人不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与美国的重大差异，就会上当受骗，成为新冷战的战场。

作者：王雪莹、魏子龙、翟东升

说明：2022年三月份，欧洲某智库负责人邀请我写一篇英文学术评论文章，谈谈中国学者眼中的欧盟和中欧关系，他们会放在该智库的网站上刊登出来以配合某高端外交活动。我动笔前再三跟他确认，这篇文章的度如何把握；他跟我说，可以很坦率，放开了写没有问题的。于是我就带着王雪莹和魏子龙两位博士生写了16000字的中文稿，并由他们翻译为英语，（多年不用英文写论文，直接用英文写起来太费劲了，果然是用进废退）还请了一位相关专业研究生毕业的英国小伙子帮忙润色。赶在4月20号的deadline发给他之后，却迟迟不见刊登，也迟迟不回复邮件。再三追问之后，他告诉我说，目前时机不太合适。显然，我在文中的观点和言辞，超出了欧洲政策圈的心理承受能力。

昨天偶然翻出这篇文章来，才意识到已经到了年底。算了，我不催他也不等他了。1.6万字的论文总不能白写了，趁着时效性还在，放在我上周新设立的这个“翟东升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微信公众号上把中文版发布了吧。有对此文感兴趣的刊物，无论中文还是英文版，无论是否核心期刊，欢迎录用。如有必要，我们可以把数据和事实更新至最近。

正 文

近年来，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英美带头搞逆全球化、新冠全球大流疫、俄乌冲突等等，让中国决策者和学者们普遍相信世界正在面临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中欧关系取得一定的进展，也面临诸多阻碍。一方面，中欧双方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中国欧盟是互为最大或第二贸易伙伴；双方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达成共识，数次通过高层对话推动绿色发展领域的合作，但是另一方面，中欧合作也存在很多困难之处。 2021年3月，欧盟出台了对4个中国官员和1个实体的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中国也实施了对欧盟有关实体和个人的制裁；5月，欧洲议会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立陶宛退出了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12月，欧盟延长了对华制裁措施，中欧投资协定的前途更加渺茫。而在欧盟，有不少声音认为中国试图“分裂”欧盟，担心中国趁疫情危机购买欧盟国家资产，向欧盟渗透，对中国充满戒备。

我们认为，中欧合作出现的一系列裂痕，与双方对彼此定位的分歧有关。中国认为欧盟是中国的合作伙伴，双边关系是互利共赢的，且中欧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欧，也有利于世界。8年前，中国国家主席提出，中国愿同欧洲一道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时至今日，中国的愿景并没有改变，但欧盟对中国的定位却日益复杂。2019年，欧洲首次将中国定义为a cooperation partner, a negotiation partner, an economic competitor and a systemic rival，多重定位暴露了欧盟复杂的心态：既希望同中国合作，但又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满怀忧虑。因此才出现了欧盟对华看似矛盾的政策组合，一边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一边制裁中国官员和实体、冻结投资协定的审议进程。

我们认为，如果中欧双方都足够理性客观地理解各自在这组双边关系中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所在，那么中欧关系本不该如此艰难。我们相信智库学者之间的坦率交流有助于加强中欧双方的沟通，减少双方的误解，从而弥合中欧对彼此定位的分歧。

（一）俄乌冲突的爆发，欧盟是经济上的主要输家，但这是北约东扩的必然结果，欧盟应直面这一地缘政治后果，而非过度强调规范性权力。

欧盟是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经济战的主要输家。作为对美欧经济金融制裁的反应，俄罗斯将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武器化，欧洲人民不得不忍受飞涨的能源价格，不断攀升的物价水平，时刻面临着能源断供的风险，甚至还生活在核威慑的恐惧中。如Figure1所示，2022年3月，欧元区物价水平急剧攀升，再创新高，HICP同比达到7.5%。当地时间3月31日，普京签署卢布结算令，这意味着欧盟国家要想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必须使用卢布进行结算。目前，俄欧双方能否就卢布结算令达成妥协尚未可知。如果战争迁延日久，俄罗斯对欧盟的能源威胁可能进一步升级。俄罗斯显然在过去的数年间为今天的场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而在自身缺乏替代能源供应的前提下，欧洲跟着美国一起对俄罗斯大力施加经济制裁，相当于用自己的脸部去击打对方的拳头，自找伤害自取其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受到战争波及的欧盟将战争的责任完全归于俄罗斯，认为俄乌战争的爆发完全是由于俄罗斯政府，特别是普京总统个人的独裁和扩张的野心导致的，却绝口不提北约的违约和东扩。中国学界普遍认为，北约东扩是俄乌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欧盟的主流叙事选择性忽略了北约东扩压缩了俄罗斯的安全空间，且俄罗斯在战前多次试图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安全困境的事实。在我们看来，这个世界在顶层的逻辑上仍然是丛林规则而不是所谓的“国际社会”，在这个欧美人挂在嘴边的“国际社会”中，定规矩的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欧美政治家和媒体精英，能决定何种轰炸是合法的，或者何种轰炸即便没有国际法依据但也无须受国际法院战争罪审判的是欧美政治家。2003年的伊拉克和其它很多案例，欧美政治家可以选择性地遗忘，但是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都记得非常清楚。更往前追溯，欧美白人曾经殖民全世界，曾经用暴力手段贩卖黑奴和鸦片，从中所获得的利润构成了今天的经济发展基础，而受损的民族并未得到必要的补偿和道歉。只要那些从伊朗、伊拉克、埃及、印度和中国掠夺的珍贵文物仍然被陈列在英法等国的博物馆中，欧洲就没有任何道德优势去教育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相信：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丛林社会而是一个讲规矩的有道德的社会而欧美白人定的规矩对各国都是公平的。须知，身负殖民原罪的民族，是没有资格扮演上帝的。

因此，欧美政治家所标榜的“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忽悠不了整个世界，而且，这次俄乌冲突也表明，欧洲的规范性权力在核武器与能源武器面前非常虚幻无力。北约东扩是地缘政治中极具攻击性的行为，而欧洲作为其中对抗的前线，居然丝毫不觉得自己威胁到了别人的生存空间，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对于俄罗斯的反制裁感到非常愤怒，似乎俄罗斯应该安心接受北约东扩，并安心接受欧洲的制裁而不能反抗，这种“后现代”思维和情绪反应让中国和其他处于现代和前现代社会中的人，都觉得匪夷所思。似乎只要嗓门足够大，创造的新概念足够多，就可以让全世界老老实实地放弃他们各自自身利益和立场而听命于欧洲政治家，但这种迷之自信在我们看来是幼稚、无力甚至虚伪的。有趣的是，不仅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此看待欧洲，美国的一部分政治家和智库人士也是如此看欧洲盟友。

欧洲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依赖以规范与价值观吸引力为中心的软实力，看重程序、制度的优先性。委婉地说，欧盟的观念较之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过于超前，其成功的内部治理经验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复制。不客气的讲，欧洲对规范性权力的执念犹如玛蒂尔德借来的钻石项链，缺少这样闪烁的珠宝便羞于登上外交舞台，然而真正具有硬实力的国家并不在乎对规范完美无瑕的遵守。欧洲人在对规范性权力的痴迷上表现出惊人的幼稚，这种幼稚性已经让欧洲栽了跟头，欧洲规范性外交的典型失败案例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对其他国家提出了“应然”（should）的要求，却没有考虑各国的实际能力与意愿（can），最终只能铩羽而归。 套用中国自身的历史体验，欧洲人的精神世界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那时候的政治家都很有贵族气质，政治斗争和作战都带有仪式性和虚伪性；而今天的中美俄印等国政治家的精神世界则越来越类似于战国时期，道德礼仪廉耻的功能都在被不断证伪，政治斗争和战争的残酷性大幅上升，现实主义的“为生存而斗争”成为共识。

（二）欧洲一体化的整体前景是乐观的，财政、安全与外交政策以及难民政策的一体化正在获得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一系列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

传统的中国人喜欢讲“天命”，认为天道轮回，帝国的气运此消彼长，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和规律。套用这样一种修辞，如果把东正教文化在欧洲北方的继承者，也就是当代俄罗斯及其前身沙俄和苏联，视为东罗马帝国的近现代继承人，那么欧洲大陆上的天命似乎正在转移到西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欧盟一边，欧盟正在代表天主教崛起于大陆的西端，成为世界舞台中重要的一极，这将是二十一世纪中期全球政治经济和战略格局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新变量。

基于以下三点晚近的事态发展，我们对欧盟的整合和崛起持有乐观态度：

（1）英国脱欧

很多学者认为英国脱欧是欧洲一体化的倒退，但我们反而认可英国的离开对于欧洲一体化是好事，有利于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脱欧前，英国主要在欧盟内扮演“keep United States in, keep Germany down, keep Russia out”的功能，也就是保证欧盟与俄罗斯的对抗，保证盎格鲁撒克逊势力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并制衡法国和德国。英国脱欧后，美国干涉欧盟的能力下降，在法德轴心领导下的欧盟，能够更加独立地、基于欧盟自身利益来制定对外政策，减小美国对欧盟的干预。适当的收缩是为了更纯粹的团结和更轻松地前进，英国的离开将会保证欧盟能够更加有效地、一致地、独立地加深一体化。

（2）财政一体化的重大突破

十年前的欧债危机重创了欧洲经济，但也让欧洲领导人意识到，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不对称性，是一种重要的制度缺陷，欧盟必须在财政一体化领域取得实质突破，才能尽可能消除债务危机的隐患。

欧洲一体化似乎从不浪费每一次危机。新冠疫情的冲击，使欧盟向财政联盟迈出了一大步。与债务危机期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提出严苛的财政要求不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欧盟层面迅速推出一致的宽松财政政策（规模为100billion Euro 的SURE and 规模为750 billion Euro的Next Generation EU）为实体经济纾困。

更重要的是，欧盟将主要通过共同债务为这些项目融资，并即将成为超国家债券最主要的发行人，这一举措对于财政一体化的重要意义，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共同债券的增发极大地扩充了欧盟债券规模，也将为欧洲央行创造了更大购债空间，增强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在增发债务融资之外，欧盟还改善了税收体系，增加了欧盟层面的财政收入，为Next Generation Plan提供支持。据统计，Emission Trading System和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以及国际税改的部分收入，将在2026-2030年间为欧盟带来平均每年最高达170亿欧元的收入。

（3）俄乌冲突促使欧盟加强了在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难民政策等领域的一体化

“城门失火”激励欧盟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政治团结和动员能力，这一点备受中国学者关注，并被多数中国学者认为是欧洲一体化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其一，俄乌冲突说明，维护欧洲和平稳定安全的重担，最终仍然在欧洲人自己肩上。欧洲腹地可能遭遇核威慑，而美国并不会甘冒卷入核战争的危险为欧洲提供保护，甚至还可能是冲突的助推者和制造者。美国总统拜登利用这场战争将普京和俄罗斯妖魔化，借力打压一贯公开崇拜普京的特朗普。此外，美国还在能源价格高涨之际向欧洲卖出石油、页岩气等能源，借机盈利。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美国民主党政府并不真正希望战争结束，甚至希望战争持续发酵，进而为自己争取中期选举和两年半后大选的优势。

其二，面对二战结束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难民潮，欧盟多国放松边境管控措施，接纳了大量乌克兰难民，甚至还启动了于2001年通过但一直搁置的“临时保护指示”，在难民政策一体化方面实现突破。

其三，欧盟在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进攻性特征。欧盟目前仍然是一个经济主导的联盟，绝大部分成员国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主要依赖北约的庇护，安全与防务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短板。面对俄乌战争，欧盟迅速决定从“欧盟和平基金”拨出5亿欧元，“to fund and coordinate EU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to deliver military (including lethal) equipment to Ukraine”, 这是欧盟历史上首次通过一项专用的、预算之外的工具，为第三国致命军事设备融资。未来，如果法国能够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共享其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其核大国地位，那么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方面的短板将被有力补齐。

综合以上多种因素，我们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走向持有积极判断，尽管这种判断并不被很多国内同行所认可。我们认为，在“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俄罗斯前途渺茫之时，一个更加联合的、强大的、独立的欧盟，将作为“西罗马帝国”的传承人，崛起于欧亚大陆的西端。

然而，我们也观察到欧洲一体化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

其一，俄乌危机下，欧元地位趋弱。如果俄罗斯坚持执行卢布结算令，那么国际外汇市场上将出现对欧元的抛售，可能会导致欧元显著贬值。此外，欧盟对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制裁破坏了欧元的国际声誉，对欧元的国际储备地位不利。

其二，受俄乌冲突影响，欧盟各国的社会思潮可能更加本土化，民族主义和不合作主义在各国内政中的势力可能进一步壮大，这将加大东西欧之间的裂隙，实质性阻碍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在近期的法国大选中，多位候选人做出了退出北约的承诺，由此可见欧盟内部民族主义之盛。

其三，俄乌战争引发了德国的重大战略转向，这可能会破坏相互制衡的法德轴心关系，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德国利用战争的机会，摆脱了不能军事化的枷锁和战败国的身份烙印，向乌克兰出口武器，加大军事开支，正在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国家。过去，法国是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罩着德国。德国是经济大国，为欧洲一体化出资。如若德国真正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法德之间的平衡将会被打破，双方的分歧与冲突会增加，不利于欧洲一体化。美国人自然乐见欧洲一体化踯躅不前，希望欧洲国家充当自己对华竞争中的棋子，因此，美国对德国的军事化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欧洲缺乏战略自主性，也即欧洲的灵魂难以有效控制自身的庞大躯体。但就现实而言，这个本来理所应当的事情如今却是一个问题。观点三将对这一点进行详述。

（三）欧洲缺乏主权意识和地缘政治意识，不利于完整清晰地看待自身在中欧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并做出理性决策，美国利用俄乌危机进一步打乱了欧洲的战略自主。

长期以来，欧洲生活在美国“软实力”和“巧实力”的控制之下，美国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实现了对欧洲的渗透，仿佛寄生于螳螂体内的铁线虫一般左右着欧洲的一举一动，让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丧失了自己的头脑。

欧洲的主流媒体和诸多NGO受美国资本控制，为美国利益发声。俄乌危机期间，欧洲舆论完全被美国操纵，毫无新闻自由可言，欧洲的独立记者、美国的独立记者甚至一下大媒体的记者们都被禁止发声。今年3月1日，法国媒体Cnews采访了独立记者、纪录片导演Anne-Laure Bonnel，后者自2014年常驻Donbass地区。在采访中，她揭露乌克兰政府军对顿巴斯地区讲俄语的、包括儿童在内的居民的长期袭击轰炸，并且展示了乌政府军惨无人道暴行的部分证据照片。但她的发言很快就被主持人打断了，随后，采访片段也在Youtube上被大范围删除。而在中文网络媒体上，该片段的播放量已经突破百万。另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法国记者Kristel Nean也公开控诉乌克兰军队在轰炸自己国家的平民，但欧洲的主流媒体都拒绝了她的报道，“欧洲媒体们不想承认‘乌克兰部队轰炸平民’的事实，他们不想了解，也不想发表。

此外，包括德国绿党在内的不少中小党派是不折不扣的大西洋主义者，在政坛中起到制衡作用，被美国收买催眠，在内政外交中通过自身的力量确保美国的利益。讽刺的是，高举绿色旗号的欧洲绿党，由于被美国的国家力量所严重渗透，竟然力挺在绿色和气候变化问题上三心二意的美国，而不断将真正下决心下力气要跟欧洲一起治理全球气候的中国妖魔化，欧洲绿党甘当美国人的傀儡，失去了从欧洲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进行思考的能力。可以说，欧洲绿党姓“美”不姓“绿”。

受美国操控的势力、阵营、声音，不断在欧洲妖魔化中国和俄罗斯，影响欧盟的政策制定和民众情感，促使欧盟主动破坏中欧、俄欧双边关系，成为美国制衡中俄的工具。中欧、俄欧优势互补，相互依存，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能源供应方，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破坏中欧、俄欧关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欧洲丧失理性，背自身利益而行，这背后的原因正是欧盟缺乏自己的头脑。

当前，美国正在利用控制欧洲，进一步打乱欧洲的战略自主，而欧洲似乎还蒙在鼓里，执迷不悟。对于欧洲，真正的战略自主是促使俄罗斯与乌克兰和谈，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两难”关系，继续从俄罗斯进口廉价的能源，为自己争取实现能源自主的时间。而欧洲却近乎自杀性地对俄实施制裁，致使国内能源价格飞涨。更可叹的是，欧洲竟然将自己的一部分能源供应托付给美国，用昂贵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替代廉价的俄管道天然气，这样以来，欧洲的能源成本陡增，大概率将在与美国的“再工业化”竞争中败下阵来，欧洲的一部分能源密集型制造业也许会不得不转移至美国。通过为欧洲输送能源，美国一是可以赚取高额利润，二是可以加强欧洲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三是可以在“再工业化”竞争中领先欧洲，可谓一箭三雕。而反观欧洲，似乎浑然不知自己正在引狼入室，这令不少中国学者感到无奈。

我们认为，对美关系是否更趋从属性，将直接影响欧“战略自主”地位并在世界多极化发展中陨落。欧洲人急需摆脱美国的控制，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认清自己的利益，强化主权意识和地缘政治意识，在国际舞台中明辨敌友。中国乐见“欧洲主权”“战略自主”等概念的提出，并认为这将有益于世界的稳定与持久和平。这将使欧盟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形成中美欧三角的稳定结构。中国社会对于独立自主的国家抱有好感和尊重，这源于中国的历史和发展道路。马克龙今年3月7日公开表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需要受到尊重，在西方国家一边倒的反俄浪潮中表现出了罕见的理性。这段发言在中文互联网上获得了近百万的播放，并且多数网民给出了正面评论。

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判断欧洲具备了自己独立的灵魂？最基本的指标是，欧洲对华政策不再“外包”给美国，而是能对中国对欧政策发生正反馈reciprocity ；而更高的指标是，欧盟最主要的工作语言不再用英语，毕竟，如果一个大国将其它民族的母语作为自己的首要官方语言，还有什么事实更能说明它不过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呢？

（四）欧洲自身的独特价值并未被充分挖掘，反而站在别人的旗下高喊别人的口号。和平与绿色才应该是欧盟最值得骄傲的独特价值。

欧洲的一些民意调查显示，有不少欧洲人将中国界定为威权国家，并认为中国政府给予企业过多补贴，不尊重市场，不尊重个人自由和人权，不保护私人产权，与欧洲自由、民主、尊重市场、保护产权的价值观相悖，甚至以此制裁中国。

我们不禁要问，自由、民主、尊重市场、保护产权的价值观，是欧洲的特色价值观吗？欧洲人自己遵守它们了吗？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对比各国的实际情况，上述价值观既不是欧洲人独享的特色，也不是欧洲人所恪守的金科玉律。本文作者们都曾在美国、中国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生活学习和工作，以尊重市场为例，我们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欧盟对于自身市场的管控和干预，与中国和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发现，在欧洲，黄瓜的形状、游泳池的水质、各类酒的浓度都受到严格管控，甚至不同国家的规则各有不同；欧盟给予空客等大型企业高额补贴；共同农业政策的补贴高昂到如此夸张的地步，以至于每一头牛、每一匹马所获得的补贴可以让它乘飞机环行地球一圈。这一系列政府对市场深入、细微且有力的管控，在我们看来，是明显超过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的，与我们前往欧洲生活前所想象的欧洲大相径庭。此外，俄乌冲突期间，欧盟对俄罗斯籍个人权利及其财富的严厉制裁，也打破了欧盟高度保护私人产权的神话。

概言之，欧盟宣扬并据此鄙视和制裁中国的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尊重市场、保护产权等等，其实不是欧洲独特的核心价值，而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美国价值观。我们认为，欧盟忘记自己的独特的伟大的价值观，致力于高举大西洋西岸的价值观，这种奇怪的行为，用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话来说，是“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欧洲人在崇拜别人的神，本质上是因为当代欧洲人缺乏精神和思想的独立性，是一种文明和道路不自信的表现。

那么，欧盟独特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是和平和绿色，而不是自由民主。欧洲大陆在饱受战火摧残数个世纪之后，探索出一条独特的道路，那就是通过主权共享而实现一体化，以和平手段消除无政府状态与国家间的安全两难。2200年前秦始皇通过残酷的统一战争将东亚大陆实现了一体化；一百五十年前，南北战争中，美国总统林肯用同样残暴的扫荡政策平抑了南方的反抗和分裂，再造了深度一体化的美国。但是最近这七十年的欧洲一体化，尽管一路走来非常不易，但是实现了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欧洲的这条独特道路，对于命运越来越紧密相连的世界各国而言，意义极其重大。既然法德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实现和解与共生，那么未来全球的大国就并非注定要生死一搏，全人类是可以通过理性的自私而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正因如此，1000年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还能从核武器和其它威胁中幸存下来的话，在其历史教科书上必然会将欧盟的试验当作人类通过理性和自觉而改变自身命运的划时代的伟大创新。

这一独特的价值观是欧洲原创的、可贵的、值得尊重的，在有记载的人类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权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中国人高度认可这一欧洲原创的重要的价值，也愿意与欧洲一道将这一价值发扬光大，用它来解决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避免自我毁灭式的大国冲突之宿命。后冷战时代，中国从未卷入任何战争，并能冷静而平和地管控好自身主权范围内的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运动，在外部敌对势力支持利用这些运动的背景之下，中国能如此反应殊为不易。

再说绿色。众所周知，纵观世界，欧盟是绿色发展的引领者，排头兵，绿色转型也是本届欧委会施政的重点内容。笔者在欧洲工作和生活时，亲眼目睹了欧洲人对绿色的狂热和痴迷。

今天的中国，也表现出对绿色发展的高度热情和坚定投入，“绿色”是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2020年，他正式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努力争取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大国，这一承诺无疑是非常激进的。须知，欧美的民选政治家们非常喜欢给选民做承诺，但是绝大多数承诺是无法兑现的，他们口中的节能减排碳中和承诺也是如此。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决定了，一旦其最高领导人在国际正式场合承诺了某个事情，其兑现率接近100%，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努力实现。所以，一个合理的预期是，中国很可能比欧洲和日本更早兑现碳达峰。

2021年夏秋季节，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拉闸限电现象，造成了不小的社会代价，原因就在于“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政治承诺被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量化并倒推到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年来落实，而绿色替代能源的配套措施还未能调整到位。这个现象也引起了白宫和华尔街的震惊，因为他们从未预料到中国政府对节能减排的承诺如此认真。

而反观美国，作为全球人均碳排放最多的国家，至少有一半美国人及其民意代表对绿色发展并不认同。目前来看，受传统产业尤其是科赫兄弟等资本圈支持的美国共和党对绿色问题不以为然，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甚至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而美国民主党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支持大部分仅为口惠而实不至，虽然表面上表现出对绿色发展的认可，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力度并不足以实现其政治承诺，尤其是在俄乌战争驱动的能源涨价背景下，气候承诺让步于应对通胀压力。在两党的角力下，美国对其国内环境事业的投资都寥寥无几，欧盟更不应该对与美国进行全球绿色治理合作抱有期望。

作者们在欧美多地的生活体验让我们深切认识到中欧在“绿色”问题上的共识，以及美国人对“绿色”的漠视。在美国，夏季过低的空调温度（16C）与中国家庭和办公室的夏季温度差了整整9度，昼夜不灭的教室和办公楼灯光让中国人感叹其社会的富足与奢靡，这与中国人自幼接受的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实践教育大相径庭。而在欧洲，作者们生活中便没有这种不适感，大家在下班时随手关灯，在夏天将空调调至适宜的温度。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欧盟和中国高度共享“绿色”这一价值理念，而至少一半美国人却与欧盟和中国背道而驰。

概言之，中欧在价值观问题上没有本质差异，欧洲宣扬的自由、民主、尊重市场、保护产权等价值观都不是欧洲人原创的，也没有在欧洲被充分遵守。而中国人高度认可欧洲人倡导的和平和绿色价值观。换言之，双方在价值观问题上不仅没有分歧，而且还颇有共识。

（五）中欧双边经济往来密切，未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欧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欧盟因其在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对中国居高临下。如图2所示，中欧贸易在双方的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从贸易类别来看，欧盟主要向中国出口machinery and appliances, electronic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vehicle and parts, pharmaceutical products等中高端制成品，如汽车、大飞机等；以及金融、教育、旅游等高端服务。中国主要向欧盟出口机电产品、纺织品和原料以及家具玩具等。整体而言，欧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更多地参与了资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环节，而中国则更多地参与了劳动密集型等低附加值环节。此外，中国备受欧盟资本青睐，新冠疫情以来，尽管欧盟27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为负，但仍然有很多欧洲企业积极增加对华投资。

随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中欧之间的竞争性将加强，欧方高高在上的局面将得以扭转，双方之间的合作将更加平等互惠。如Figure3所示，近年来，中国的专利申请数可以说是一骑绝尘。此外，中国还在无人机、人工智能、5G、电动汽车等高新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有观点认为，当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赶上，甚至在部分领域超过欧盟，中欧之间的互补性将下降，这对双方合作是不利的。我们不认可这种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制造的强大，将会增加中欧双方的竞争与互动。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市场规则下的竞争对双方都有好处，双方企业将在竞争中不断提高生产水平，消费者也将切实享受到优质的产品。不仅如此，尽管欧盟对中国技术充满戒备，但中国仍然愿意为欧洲提供优势技术，实现双方共同发展。

此外，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将为中欧合作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如Figure4所示，中国当前的公共部门社会指出水平明显低于同等人均GDP的国家应有的水平。中国执政者已经意识到这种低福利的局面亟需扭转，将共同富裕政策作为工作内容的重中之重。我们预测，如果中国能在2035-2050年间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居民的购买力将得到极大跃升，中产阶级规模将会翻番，达到7-8亿。彼时，中国人对于飞机出行、汽车、日用化工、旅游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会猛增，欧盟对华出口和投资也会随之激增。我们相信，欧盟不会愿意错失中国这一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希望欧盟能够理智对待中国，尽早重启对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同中国一道加强中欧友好合作。

（六）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的Gateway Programme不是互斥关系，可以共存并相互促进。

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和媒体认为，EU Gateway Programme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互斥的。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短视的。

Gateway Programme和BRI的目的都是为全球发展中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两个项目将会合力拉动外围地区经济增长，做大全球经济蛋糕，提升外围国家居民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发展增加新动力。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并陷入少子化、老龄化困境的当下，外围国家购买力的提升无遗将会大力拉动全球经济，有利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均衡发展，不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将从中受益。因此，对于欧盟提出的Gateway Programme，中国不仅不排斥，反而还十分欢迎。我们认为，未来，一带一路项目与Gateway Programme可以携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让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充分的资源，从而实现快速发展。

从微观上来看，Gateway Programme和BRI是有一定的竞争的，中国人十分欢迎这种良性竞争。欧盟的Gateway Programme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资本外的另一个选择，原本打算引进中国资本的国家，出于各种考量，可能会选择Gateway Programme。适当的国际竞争将会激励中国企业提高业务能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优质的投资。

我们观察到，有观点认为，与中国的BRI相比，欧盟的Gateway Programme更能彰显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我们认为，欧盟的这些畅想理想化色彩过于浓重，不符合现实。

我们认为，工业化是原因，民主和人权是结果，只关注结果忽略原因和前提，无异于揠苗助长，而中国人关注的是原因而非结果。中国有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是，当人有了充足的食物，就会behave polite; 当人有了充足的衣物，就会有廉耻之心。换句话说，民主和人权是与物质基础高度相关的，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民主和人权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现实。历史上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能运行一个有效的民主体制。 民主也许是一个好东西，但是非常昂贵，因为它意味着拥有分配参与权的群体大幅扩张，这通常也意味着对外的剥夺和对内部的补贴。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时代，都与其霸权相匹配，一旦无法从外部获得更多的剥夺空间，其民主制度迅速崩盘。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设计非常完美，但是却无法维系，是因为一战后的德国需要对内剥夺以支付昂贵的战争赔款。今天的国际体系中，运转得比较好的民主制度，仅存在于体系中心的工业化国家中，原因在于中心对外围的剥夺和代价转移。随着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日益提升，中国中产阶级占比的持续升高，中国也将让其民众获得越来越多的权益，包括政治表达和参与。但是，这在笔者眼中，并非是道德上多么高尚的事情，因为它无非是中国挤入世界市场体系中心之后的一个副产品而已：我们变得足够富裕和强大，以至于民主这样的奢侈品也越来越支付得起。因此，中国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贷款，帮助他们实现发展，在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支持这些国家建设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民主和人权保障制度。

（七）中国与欧洲看待中欧关系的思维方式存在本质差异。

中国和欧盟以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审视中欧关系，因而会对中欧关系产生不同的定位，也会在某些问题上难以理解对方的政策行为。欧洲人看待中欧关系的思维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先看各个领域的问题，然后加以概括和综合。而中国人看待中欧关系时，更多是自上而下的，先看世界格局中各方行为者的利益和态度，对欧政策是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衍生品。

在中美博弈和俄乌战争的激励下，欧盟主权意识不断强化，认识到硬实力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加强对外主权，保护欧洲的利益，地缘政治、战略主权等话语重新被欧盟领导人拾起。在此背景下，欧洲人通过用自下而上的归纳法，认为中欧之间在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数字经济等领域存在分歧，则中国是欧洲的经济竞争者economic competitor，甚至是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

与欧洲人相反，中国政策研究者、制定者习惯于以自上而下的、全局性的思维方式思考国际问题。在中国人眼中，中美博弈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如Figure5所示，2021年，中国GDP达到了美国的77%，制造业总产出达到了美国的188%。此外，中美在数字经济、高新科技、独角兽企业等多个领域势均力敌，中美对抗是当今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首要矛盾。中国人认为，两极格局是脆弱的，需要双方小心翼翼地加以维护，任何一方都受到另外一方的制衡，无法走向极端，而且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将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到与彼此的竞争中，这样的格局是中国人不愿意见到的。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便是避免世界走向中美两强针锋相对的两极格局，引领世界走向多极格局。对于中美G2的概念，中国从来都不认可；实现多极格局，摆脱大国之间相互争夺、彼此消耗的丛林规则，才是中国真正渴望的。

因此，从全球宏观格局的角度出发，中国学者认为，中欧是志同道合的，都希望欧盟成为国际舞台中独立的、重要的、富有影响力的一个实体，减轻对美国的依从，与中国、美国，未来还可能有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一道，将国际格局打造为多强并立的多极格局。即便中欧在一些微观议题上有分歧，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就希望欧盟未来在世界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重大问题，中欧是有共识的，那么微观议题的分歧都可以在沟通中克服，无伤大雅。

（八）面对美国的数字霸权，中欧选择了不同的应对道路。中欧在数字经济领域优势互补，双方合作可以大有作为。

欧洲在这一轮的数字经济竞争中已经远远落后于中美两国。欧洲没有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甚至本土市场也已经全面地被美国企业占领。在数字经济领域，如Figure6所示，美国和中国在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两国拥有全球最大的70个数字平台市值的90%。相比之下，欧洲数字平台的市场份额仅为4%。另外，从欧洲的互联网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的数量而言，未来追赶上中美两国的可能性也并不大。如Figure7所示，欧洲目前仅有143家独角兽企业，而美国拥有562家类似企业，几乎是欧洲的四倍。中国一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也超过了整个欧洲，印度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也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要多。进一步的，尽管欧洲的独角兽企业平均估值与中美类似，但缺乏像字节跳动 和SpaceX这样估值上千亿的超级明星公司，估值最高的Klarna也仅有不到500亿美元的估值。欧洲的数字市场过于分散，无法形成有效规模进而产生网络效应。欧委会尽管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建设单一数字市场的计划，但为时已晚，美国企业的先行者优势和用户惯性已经无法逆转。

中国和欧洲都使用了各自的方式保护自身的数字产业，中国培育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互联网企业，而欧洲形成了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双方各有所长。最初，中国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设置了较高的防火墙，将中国市场与全球互联网空间相隔绝。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本土企业野蛮的生长、竞争，培育了诸如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行业巨头。近些年，尽管亚马逊、优步等国际巨头也试图进入中国市场，但纷纷在与本土企业的竞争中落败。欧洲各国政府与欧盟则在与美国企业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监管法律体系。包括数字税、守门人法案、数据跨境规则等等。这套体系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将吸引其他国家的效仿，甚至可能为未来的全球数字规则奠基。但欧盟需意识到，仅靠这样的被动防守战略制造贸易壁垒，是无法赢回数字经济市场，需要考虑借鉴中国采取更主动的产业政策。而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开始进军海外市场，中国政府也应在监管和立法环节参考欧洲的有益经验。

欧洲已经错失了前一轮互联网发展的机会，因此更应该为将来的产业革命做好准备，开展与中国的深度平等合作。尽管欧洲错失了数字产业化的浪潮，但欧洲在制造业的深厚积累却能在未来十年产业数字化的机会窗口期大展身手。这就需要欧盟制定完整的、进攻性的产业政策，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中欧之间已经进行了一些合作，比如戴姆勒汽车加入了百度公司的阿波罗自动驾驶开源平台。与中国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有利于欧洲减轻对美国的依赖，俄乌战争打响后各美国企业的行动已经证明他们的能量和立场，欧洲需要未雨绸缪，分散风险。另外，中国在5G技术等领域的领先也证明，欧洲想要建设下一代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中国是不二的选择。

从分散风险、合作的可持续性还是实际能获得的效果而言，欧洲都需要认真考虑未来在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这两条重要的发展方向上，平衡自身下在中美两边的赌注。

（九）在对欧态度上，中国官方与民间，中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存在重大差别。

中国社会曾对欧洲各国抱有玫瑰色的想象（La vie en rose），奢侈品、精密仪器和优雅的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对欧洲的普遍印象。除了富饶的生活，欧洲人的道德水平和丰满的精神世界也曾在中国广受推崇。一个虽已被证伪，但流传甚广的都市传说最能代表这种迷思：“青岛（中国山东城市，曾经部分沦为德国的租界）的地下管道系统是德国人设计并修建的，延续百年依然保持着优秀的排水功能。维修工至今都可以在管道易腐蚀的接口处，找到当年工程师有意留下、用油纸包裹着的崭新备用零件。”可见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的头十年，中国人是怀着仰视、羡慕的心情，将欧洲视为充满责任感的道德之地。

可在最近十年间，欧洲各国在中国人，尤其在中国年轻人心中的形象，正在发生快速的坍塌。欧洲越来越与古板僵化、势利、懒惰等负面印象相联系。法国投降笑话、波兰球迷因（Polandball meme）是中国关心国际政治的青年群体中经久不衰，且常常能赢得满堂喝彩的灵感来源。在中国年轻群体中最流行的视频网站Bilibili上，大部分有关欧洲的内容都有着戏谑的评论。其中，中国网民最反感的是欧洲各国政府对他国内政的指手划脚、双重标准以及对美国的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仅仅在政治上，欧洲社会也被中国人认为是低效、迂腐的。笔者曾短暂的在法国求学，数不尽的rendez-vous与中国快速推进的数字政务相比很难 不让人产生这种感受。经济上，欧洲的高科技产业相比中美止步不前，文化上，欧洲的影响力也在日渐衰落，乏善可陈。可以说，中国人已经全面的平视欧洲，而在个别领域甚至俯视着欧洲各国。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自媒体的崛起。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一直以来对欧洲保持着极为克制且友善的态度，尽管欧盟今年来反复强调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但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坚定的认为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中欧之间合作大于竞争。大众媒体的发展使得欧洲的真实情况展现在中国百姓眼前，不仅仅包括许多欧洲政治人物对中国问题的强硬表态和恶毒诋毁，也暴露了欧洲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的民众脑海中关于欧洲的“神话”逐渐破灭，认为欧洲各国的治理水平不过如此。另一方面，欧洲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陆续经历了欧债危机、英国脱欧、难民问题、新冠疫情等多次冲击，欧洲各国的应对让中国社会看出了欧洲的分裂、虚伪与任人摆布。欧盟在解决内部问题时乏力，对外关系上近乎完全听从美国领导的北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欧洲的价值观已经无法取信于中国人：欧洲号称平等、博爱，但却任由中东北非的难民儿童溺死在沙滩上，对乌克兰白人难民来者不拒；欧洲推崇自由市场，但欧盟的产业补贴却走在世界前列，并对各种产品进行了无微不至的规定。在这方面，中国人甚至更欣赏特朗普这样诚实的“真小人”。

可以说，中国人仍对诞生了马克思、伏尔泰等大思想家的欧洲怀有景仰，却对现实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情况怀有悲哀乃至讥讽的态度。

（十）俄乌冲突伤害欧洲的利益，中欧关系也因此而受损。中欧双方都乐见冲突的平息与和平的重建。

短期来看，俄乌冲突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对立，制裁俄罗斯在西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社会舆论倒戈相向，跨国企业纷纷撤出俄罗斯市场。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背后隐藏着其试图恢复昔日沙俄帝国的野心，战争将不会止步于乌克兰，还会进一步向格鲁吉亚等中东欧国家蔓延。这一怀疑很可能牵连到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中国，有人可能会怀疑中国的伟大复兴是否也蕴藏着类似的野心呢？如此一来，俄乌冲突加重了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一部分欧洲人“恨”屋及乌，对中欧合作不利。

俄乌冲突还加重了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和敌视，进而不利于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推进。中东欧国家本就因为冷战记忆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对俄罗斯甚至中国有芥蒂。战争期间，中国拒绝制裁俄罗斯，此举或恶化中东欧国家的对华态度，对中国在当地的投资项目十分不利。

然而，战争可以帮助欧盟辨析，中国才是欧盟在和平道路上真正的同路人。正如中国国家主席4月1日会见欧盟领导人时提到的，中欧要做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以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中欧双方都希望俄乌谈判顺利进行，俄乌冲突尽早结束，希望构建欧洲和亚欧大陆的持久和平。

不仅如此，长期来看，俄乌战争将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作为一个独立的、有较强军事能力的主权实体参与国际竞争，符合中国人对于多极格局的畅想。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强调的那样，“此次危机是欧盟的分水岭”，标志着地缘政治欧洲的诞生……欧盟必须成为一个具有胁迫力量的强权”。因此，我们认为，俄乌冲突对中欧友好合作的长期影响是正面的。

结论

中国期盼欧洲能团结起来，建设一个和平、安定的政治与经济共同体，并根据其自身的整体长远利益，以一种务实的方式来妥善处理同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但美国却只是把欧洲当作一种工具，只是在需要欧洲来对付中国或者俄罗斯时，把欧洲当作棋子，所谓的民主联盟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让欧洲冲在前面替美国人卖命。乌克兰危机充分显示出这一点，如果欧洲人不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与美国的重大差异，就会上当受骗，成为新冷战的战场，成为投资不安全的场所，成为生产成本暴增的地方，最终沦为滞胀而无法自拔。

中欧政治关系不稳定、不对称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对欧政策持续稳定并可预测，而欧方有联盟、国家和专业集团多层治理分权结构，利益考虑过于分散不易兼顾并形成一致，同时缺少决策效率且多变。中国并非有意忽略或看低欧洲的地位和作用，但面对“放空炮”“爱道德说教”和“教条主义”的欧盟实感无奈。

中国人向来认为中欧合作大有作为，认为欧盟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欧在价值观上不仅没有本质分歧，在较大程度上还是同路人，在和平、绿色、数字经济等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也是各大战略力量中唯一始终支持欧洲联合的，中国对欧盟和北约两大组织的定位相当不同。中欧原本没有地缘冲突的直接动因，但如果北约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和威胁亚太安全，则对中欧关系会造成额外伤害。我们希望欧盟能够务实地审视中欧关系，消除对中国不切实际的顾虑，切实强化双边合作关系，不要试图触碰中国在内政和亚太安全问题上的底线，与中国共建和平稳定的世界多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