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批判资本化医疗卫生路线
祁建平 · 2022-12-20 云阿云智库•大批判
导读:所有预防体系都成了摆设,一触即溃。尤其是最近疫情防控措施“放开”后,全国人民被迫无奈“裸露”在肆虐的疫情面前,连买药都成了问题,只能听天由命。真不知这是哪门子“治理现代化”?
今天中国的医疗卫生政策,面临着要“资本”还是要“民心”的选择。既想要“资本”又想要“民心”,是自欺欺人的陶醉和梦想。对于中国的医疗卫生行业来说,不是限制资本扩张的问题,而是禁止资本介入的问题。限制资本无序扩张,首先要拿医疗卫生领域开刀。
近一个月来反复不断的新冠疫情,让中国人民彻底看清把疫苗、核酸检测当生意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危害和灾难。
回溯2019年以来三年的抗疫之路,更让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看清最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推行资本化医疗卫生路线所酿成的滔天罪恶。
生命和健康权,是每个人享有的最基本权利。医疗卫生工作的目的,是保障这一权利,并在保障这一权利的过程中,减轻人民生活中的特殊困难,而不是把这种保障权变成赚取利益的特权和工具。然而,二十多年来,中国恰恰把最不应该拿来赚钱的医疗卫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变成了拉动“GDP”的工具,把最应该讲人道主义的医疗卫生,变成最不讲人道的东西。
1998年11月27日,当时主管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务院领导人的一篇讲话,是奠定今天这条医疗卫生路线的标志。这个讲话,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公费医疗卫生制度,给公费医疗制度扣上了两顶“帽子”:一曰“缺乏费用有效控制机制”;二曰“社会医疗资源配置无序,浪费惊人、医疗服务行为发生扭曲和偏差”。所以他们“要破除过去那种医疗费用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吃大锅饭’的观念”;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医疗费用控制机制,并由此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从根本上杜绝医疗资源的浪费”;要“要建立单位和职工个人合理负担医疗费用的机制,建立覆盖各种所有制单位和个人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然而,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彻底证明了这个讲话纯粹是胡扯。第一,医疗费用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全国医疗费用支出由1998年的3776亿元,猛增到2020年的7.2万亿元,只不过1998年的费用大部分是由国家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承担的,而2020年的7.2万亿元,不仅公立医院的医疗费用没有控制住,达到2万多亿元,个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同样达到两万多亿元,他所称的“费用有效控制机制”跑哪里去了?第二,社会医疗资源配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造成大医疗机构长期人满为患。说公费医疗制度时期“社会医疗资源配置无序”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那时候分布于广大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医疗机构,怎么成了“配置无序”,反倒是让私营医院疯狂扩张,成了配置“有序”?第三,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出现的“大处方”、小病大治不仅没有得到遏制,相反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却愈演愈烈,甚至掏空人们一辈子的积蓄。
在这个错误路线下,中国曾经甩掉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被重新“请”了回来:2011年11月,也就是这个错误路线推行整整十三年后,《南方人物周刊》就刊发过一篇题为《中国重新成为“东亚病夫”》的文章称:超过1.3亿中国人口带有乙型肝炎病毒,占到世界的1/3。与此同时,一些曾被视为是发达国家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病例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难以控制。2010年英国一份医学杂志研究发现,中国糖尿病人口达世界之最,20岁及以上的中国人当中患有糖尿病的占到近10%,几乎接近美国水平(11%),远超加拿大、德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在当前中国,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以及癌症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全国死亡案例的85%,远超世界平均水平(60%)。
在这个错误路线下,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建设了那么多医学科研机构、培养了那么多医学专业人才,医院和病床搞了那么多,2003年“非典”后国家还投入巨资建立的疾病预防体系,但在这一次新冠疫情面前却被打得体无完肤,稀里哗啦。三年来,在中国这块广袤古老的大地上,新冠病毒如入无人之境,攻城略地,想什么时候发威,就什么时候发威,想什么时候让哪个地方沦陷,哪个地方就一定会沦陷?所有预防体系都成了摆设,一触即溃。尤其是最近疫情防控措施“放开”后,全国人民被迫无奈“裸露”在肆虐的疫情面前,连买药都成了问题,只能听天由命。真不知这是哪门子“治理现代化”?
在这个错误路线下,口罩可以赚一把,疫苗可以赚一把,核酸检测可以赚一把,甚至房舱也可以用来赚钱。于是乎,就有了一人阳性,野蛮封控,一车一车往房舱拉人,“十室九空”,人民群众颠沛流离,苦不堪言;也就有了阳性越检越多,核酸检测机构赚的脑肥肠满,全国许多老百姓却因为封控导致没工作、没收入,还要还放贷、车贷,甚至陷入被“法拍”的悲惨地步。
总而言之,这条路线的本质,就是从人们的生命和健康等基本权利身上无节制地榨取财富的道路,是让资本的贪婪性、嗜血性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无限放大的道路,是把看病变成广大老百姓身上一座大山的道路,更是导致卫生医疗卫生行业职业道德整体坍塌的道路。
中国人民曾经享有公费医疗制度下的健全的保障制度。1951年2月26日,也就是在抗美援朝期间,政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凡实现劳动保险各企业内工作的工人、职员(包括学徒)部分民族、年龄、性别和国籍,实行公费医疗预防制;第十三条进一步明确:其治疗费、住院费及普通药费,均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贵重药费、就医路费及住院时的膳费由本人自理。1952年6月,实行公费医疗预防制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党政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其目的是“为保护劳动者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难”。而到了1998年,国务院主管医疗卫生工作的负责人竟然以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借口,武断地认为“医疗费用完全由国家和企业负担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枉顾,也是对人民的极不负责的表现,难道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的条件比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还要好、还要优越?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做到的,难道到了“初级阶段”就做不到了?
不是这些人对历史无知,他们之所以这样说,这样做,就是要利用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资本化医疗市场,为少数利益集团谋取超额利益服务。于是乎,“公费医疗”制度下遍布全国的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医院、诊所以及赤脚医生这些不以挣钱为目的的医疗机构和人员,成为他们推行资本化医疗卫生制度的障碍,必处之而后快;于是乎,一场打着“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幌子,取缔国有企事业单位医院、门诊和赤脚医生制度的行动在全国推开,而与此同时,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发文,鼓励私立医院疯狂发展。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其目的难道不是为资本化的医疗机构腾退市场空间又是什么?取消了大量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医院、门诊以及赤脚医生,人们迎来的是药价越来越高,病越看越多,青霉素等便宜又管用的药品迅速在市场上消失,平民化的医疗卫生不复存在,人们看病不得不拥挤到大城市、大医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经历了两个阶段,走过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以“保护劳动者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难”为目的的公费医疗卫生制度,另一条是 “以满足医疗服务需求”和赚钱盈利为目的的资本化医疗卫生制度。这两种孰是孰非,人民最有发言权。如果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在两种方中选择一种,那么可以肯定,选择公费医疗制度的一定占绝大多数!
毛主席曾经批评卫生部是“老爷卫生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令人感慨。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制度,如果不是为了保障人民健康而是为肥了少数人服务,就必定走到邪路上去。今天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迫切需要汲取20多年来资本化道路的教训,清醒认识医疗卫生资本化、市场化带来的巨大危害,正本清源,回归正途。这不仅是人心所向,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如果只是修修补补,而不从根本上动大手术,是于事无补的,必须痛下决心,大刀阔斧,与资本化医疗卫生路线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对于中国的医疗卫生行业来说,不是限制资本扩张的问题,而是禁止资本介入的问题。限制资本无序扩张,首先要拿医疗卫生领域开刀。
今天中国的医疗卫生政策,面临着要“资本”还是要“民心”的选择。既想要“资本”又想要“民心”,是自欺欺人的陶醉和梦想。任何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抱有强烈使命感的人,都不会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交给资本左右。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不是嘴上说说就成了“新时代”。如果真要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就必须彻底扭转20多年来推行的资本化医疗卫生政策,顺从民意,回归到“为保护劳动者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难”公费医疗预防制度的正确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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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药品保供战
来源:健康时报2022-12-20云阿云智库•生物战争
“马上干,连夜干”。
连日以来,各地对治疗发热、咳嗽等症状的药物需求增长迅速,许多药店门前排起了长队,甚至一药难求。
相关药品生产企业、药品配送企业、零售药店企业等全产业链条,紧急扩大产能,24小时配送,保供抗疫。
1.多地调运:一场2800公里的医药物资驰援
12月17日晚9点30分,国药股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田国涛手机上收到了一条信息,“我们进京了。”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2天前,15日19时30分,新疆乌鲁木齐室外冰天雪地。一辆挂着“援京医药专车”红色条幅的大货车,载着10余吨医药物资,2名司机,驶离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公司物流中心。一路向东,连续不停行驶2800公里,40多个小时,驰援北京。
田国涛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国药新疆分公司听说北京急需医药物资,主动给我们支援来物资,特别感动,因为新疆的疫情也刚刚过去。2位司机师傅轮流开车,一路不停,所以再晚,我也要等着接收这批医药物资。”
不仅是新疆,来自云南、辽宁、湖南、四川、广东、上海等地的药品物资齐聚北京。
国药股份是北京医疗市场份额最大的医药商业企业。田国涛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为了保障北京的药品供应,国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桢第一时间组织成立药品物资供应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国药集团要全员动员、全线出击、全域作战、全力以赴,全力保障首都药品物资供应需求,并做出部署:一、国药控股发挥点多、面广“全国一盘棋”跨省联动优势,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药品物资采购,多措并举组织货源,确保运输配送顺畅,人员力量全国范围内调配。二、国药国际与国药控股全面启动全球采购渠道,积极从国际市场采购当前抗疫的紧缺药品。三、国药中生、中药控股、国药现代、国药太极等生产企业要积极扩产保供,确保自有产品最大限度满足市场需要等。
从12月8日至16日,国药集团下属在京的国药器械公司及国药股份公司采购供应北京市新冠疫情相关药品物资合计690.83万(盒/件/支/瓶),其中:316万盒;医用物资374.83万盒。按北京药监局要求完成市政府统一调配药品配送共计650万袋。
全国调货是流通企业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要将药品在物流中心分拣、装车,运输到北京的各大医疗机构和药店。从12月8日至16日,国药股份完成北京市5032家各级医疗机构的相关药品物资的供应,其中等级医院合计947家,基层社区与诊所合计4085家;完成单体零售药店供应合计594家,完成零售连锁药店合计108家。
“正常配送过程,是从药厂采购药品到物流中心,在物流中心分拣、配送、消毒,药品在仓库往往有一周的时间。此次为了保证第一时间配送,药品到物流中心4小时内必须装车发出。”田国涛介绍。
正因如此,在北京亦庄的国药股份物流中心,几百名物流作业人员、配送员及运输员二十四小时开展工作,朱伟娜就是其中一员。
17日晚7点,国药物流中心的朱伟娜在待命间隙接受了健康时报记者的采访。她告诉记者,“这一段时间,司机和配送员住在厂子里,什么时候药品来了,分拣、装车后,就要送到北京的各大医疗机构和药店,晚上配送也是常态。”
夜间的北京,气温低至零下10℃。几天来,朱伟娜都是凌晨配送,“冷了就跺跺脚,有的搬运师傅就穿一条棉裤,搬着搬着身上就热了。”朱伟娜有些咳嗽,但她说不影响今晚的配送工作,新疆的物资第二天上午就能到北京老百姓的手中。
2.24小时配送:从库房到医院20分钟配送急救药
华润医药商业北京大区物流中心晚上灯火通明。运物资的大货车络绎不绝进出厂区。12月17日凌晨3点,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北京大区副总经理黄丹才走出办公楼。第二天早上8点30分,黄丹又到办公楼开始工作,这不仅是黄丹这段时间的常态,也是整个华润北京大区物流中心人员的工作状态。由于新冠感染等原因减员严重,又要保障24小时药品供应,一线分拣、配送等人员采取“三班倒”的工作制度,每一班人员工作在10小时左右。
黄丹所在的库房流水线,负责配送北京市场80%的医疗机构的连花清瘟颗粒。此外还有配送连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蓝芩口服液、急支糖浆、泰诺、泰诺林、新康泰克等老百姓急需用药。
12月1日至16日,华润配送770万盒抗疫药品(含库存)到北京近300家二三级医疗机构、2200余家社区中心站医务室等基层医疗和3000余家零售药店,其中包括270万盒连花清瘟、26万盒蓝芩口服液、27万盒感冒清热颗粒、49万盒布洛芬、21万盒对乙酰氨基酚。
她告诉记者,目前华润医药商业安排了670余人工作在物流的各个环节,仓内拣选和物流配送等工作24小时不停。除了北京抗疫药品保供外,公司还要保障日常药品的供应。
为提高药品配送效率,配送车辆具有“绿色通道”证件,这些车辆可24小时穿梭在北京的街道。华润北京大区物流中心运输部经理冯亮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配送人员,他没想到“绿色通道”的车辆成了移动的“生命通道”。
12月14日晚10点,北京一医院一名3岁的儿童高烧不退,当时该院缺药,患儿病情紧急,出现惊厥情况。
冯亮所在的运输部收到医院发来的求助信息后,第一时间配送,退烧药物从库房到医院,仅用了20分钟。“当时送到药品的时候,医院和家属非常吃惊,因为在这个时候,本身运力还是紧张的。”
冯亮所在的运输团队,平均每辆车行驶300公里,一辆车每天最多时要配送30家医疗机构。冯亮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诸如此类紧急的情况,这段时间有很多。对于特殊急需用药情况,华润物流会进行点对点地及时配送,保障人民用药与生命健康。
3.药品生产:人停机器不停,提高产能4倍
除了配送外,各大药厂也是开足马力,24小时工作、扩大生产线,提高产能。
在吉林通化,冬天的室外呵气成冰,刘敬7点多就到达办公室。她是修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通化药厂的固体车间主任。她的车间负责生产复方氨酚烷胺片、布洛芬片、感冒清热颗粒、二丁颗粒等防疫药品,最近一段时间,这些药物需求量激增,订单供不应求。
“以前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早八晚五,从12月7日以后,我们开始实行24小时3班倒的工作制度。”刘敬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大家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拼。”
刘敬介绍,以铝塑工序为例,以前一台设备一天的产量不会超过12万板铝塑板,现在大家加班加点、开足马力,一台设备一天可以生产24万板铝塑板。“大家都明白生产药品很重要,但承装药品的铝塑板也不能忽略。”
张瑞龙是药品压片成型的“主机手”,负责操作压片机。他告诉记者,现在大家都是超负荷工作,累是累了些,但是一想到生产的药品是千家万户的“及时雨”,心里就干劲儿十足!
“保质保量保产我们也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修涞贵董事长发出了‘大干60天’的动员令,集团落实到公司,公司落实到车间,车间落实到个人,这就给我们打了一个精神底子,我们有了一股劲儿和精气神儿。”修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通化药厂负责人孙晨伟介绍,在人员调配方面,修正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把经验最为丰富的老员工分散到新员工当中,以老带新,增大机器的整理利用效率。
孙晨伟负责的药厂目前的设备利用率达到了历史极值,90%的机器已经投入使用,以前一天最多生产50万盒药品,现在一天生产量可以达到80万盒以上。
在北京大兴,悦康药业的S500高速压片机不间断地“吐出”一片片压制好的维生素C咀嚼片;复方氨酚烷胺胶囊、维生素C咀嚼片产能提升4倍,24小时不间断生产。
悦康药业生产总监赵文君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这些数字背后,一是悦康药业全国紧急购置了药品扩产相关的制剂设备和分包装设备和检验设备,确保产能最短时间内有了提升。二是紧急调度和组织安排200余名符合制药生产条件的工人,确保产线运转。三是提前同多家供应商沟通储备原材料,确保了生产原辅物料的保障供应。
据悉,目前悦康制药每天能生产150万片维生素C咀嚼片以及7万盒复方氨酚烷胺胶囊,从原料到市民能吃到药仅需10天。
4.药店承诺:不关店、不涨价、抗疫药品能买到
药店和医疗机构,是北京市民获取药品的两大终端。为满足居民的购药需求,稳价保供,60余家药品零售企业签订《全国药品零售企业保障供应承诺书》。
“坚持正常运营,不随意关停门店。”“全力保障公众购药需求,有条件门店保证24小时售药窗口。”“不哄抬价格,不囤积居奇”……华润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北京德信行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公司是签订承诺书的企业之一。
12月17日上午,健康时报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全新大药房门口,在这里,市民正在排队购买感冒药、发烧药物等,还有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
“他们不是药店人员,现在很多药店仅有一名员工在坚守,他们是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北京德信行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树伟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在北京零下的气温里,他们一站就是一上午。
为解决药品配送物流运力不足等问题,同时维持药店正常购药秩序,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变身“物流配送员”和“秩序监管员”。海淀区市场监管局选派了300余名专职“秩序监管员”,进驻海淀区每家在营药店,维持现场购药秩序,并对热销药品的价格、进销存情况等开展监管,督促药店不得囤药、不得哄抬价格。
“我们的连花清瘟一盒15.8元,所有感冒、发烧药物都没有涨价。”说起每个药物价格,杨树伟如数家珍。
全新大药房店长李俊红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前段时间,店里只有她一个人,其他人都病倒了,上货、录入系统、服务消费者都是她一个人来,有时候一天忙得都没时间喝水。
关键时刻华润医药商业大零售事业部每天组织人员到一线支援,参与医保全新抗疫保供工作,努力将人员不足的影响降到最低。随着员工病情的恢复,李俊红不再是一个人“战斗”,店员已经恢复到3人。杨树伟告诉记者,随着人员的恢复,线上购药渠道也逐步恢复。
“集团抽调人手,我们恢复线上运营了!”17日晚8点,杨树伟激动地给健康时报记者发来信息。
据悉,全新大药房启动华润医药商业自主开发的药品商城——润曜优选小程序,市民通过小程序,提前预订商品,加快购药效率,疏解现场排队时长。
此外,为缓解各地实体药店面临的备货压力,同时平抑重点药品的价格,美团买药将面向20万家实体药店启动“重点疫情药品保供给”专项,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1月13日期间,实体药店商家通过美团买药平台销售“重点疫情药品保供给”清单中的药品,将获得专属补贴资金。
“两盒连花清瘟,一盒泰诺,一个体温计,您拿好。”
不仅是在全新大药房,在北京各大药店,市民逐渐都能买到抗疫药品和物资。
尽管在有的药店门口,依然还是能看到长长的排队购药,但药厂、配送24小时不停工,药品虽然紧张但已不再缺货。康复的人越来越多,北京街头上行人越来越多,公园里、体育场上欢声笑语也回来了,一切都在预示着春天不远了。
5.提高产能、拆零销售、发放防疫包……多地保障药品供应
近日,多地出现了布洛芬等解热镇痛类药物缺货、断货的现象,为保证该类药物市场供应,各地新招频出,保障群众用药。
12月20日,“周口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周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告,周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购进一批布洛芬片(0.1g),定于2022年12月20日起,委托市区同和堂各定点药店进行免费发放,首批13万片,凭身份证每人领取药品一份量(10片)。周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将继续协调更多、更有针对性的抗疫药品投放市场。
6.安徽滁州:防疫药品拆零配售,实名购买
12月20日,据安徽滁州市人民政府微信公众号消息,滁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关于有序保障防疫药品供应的通告》,各医疗机构和药店门店进行拆零配售,每人实名(凭身份证)购买退热药不超过3日用量、其他药品不超过1个疗程的用药。
7.河北:12条措施支持重点药企加快生产保供
据河北日报报道,河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物资(防疫物资)保供组印发《关于支持重点药品企业加快生产保供市场的通知》,提出12条措施,全力支持河北止咳、退热、抗生素、抗病毒药等四类药品和抗原试剂生产保供。省级工信部门对重点紧缺药品生产企业派出驻企特派员,实行“一对一”帮扶,市县要实现重点企业驻企特派员全覆盖。各级发改部门要做好煤电油气运等生产要素的全力保障,支持重点药品生产企业满负荷生产。
8.北京:按时间节点集中统一调拨医药物资
12月19日,北京市卫健委党委委员,市中医管理局局长、一级巡视员屠志涛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市医药物资应急保障专班根据当夜和次日到货情况每日调度,分析研判市场需求,制定分配计划,集中发出调令,按时间节点集中统一调拨医药物资。
9.江苏南京:每日投放退烧药200万片,每人限6粒
12月19日。据南京市官方平台“南京发布”消息,根据南京市政府要求,19日起,南京市每日持续向市场投放退烧药200万片。即日起,153家零售药店统一拆零销售,每个顾客限6粒,可凭医保购买。
此前,据江苏市场管理局12月17日消息,近期,江苏对商超、药店、核酸采样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检查,多家经营主体被立案调查。
10.广东珠海:布洛芬等药将拆零销售
据“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12月19日上午,珠海市市场监管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市场监管局决定自12月20日起,在市内约500多家零售药店持续供应退热类药品作拆零销售。布洛芬缓释胶囊、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洛索洛芬钠胶囊七天内购买量不超过6粒,布洛芬混悬液七天内购买量不超过1瓶。上述品种七天内只能选购其中一种,零售价均为1元/粒,布洛芬混悬液 (100毫升装)销售价为19元/瓶。
11.天津等多地免费发放“健康防疫包”
12月18日,据“津云”微信公众号发布,天津市委市政府决定从12月18日起向重点人群免费发放“健康防疫包”,包含解热镇痛、止咳化痰、N95口罩等药物和疫情防控健康用品等,将免费发放给天津市民政部门登记的困难群体、65岁以上老年人中的重点人群。发放工作按照分批发放,逐步到位的原则进行。
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此前报道,江苏常州、北京、湖北武汉、安徽合肥、福建福州、江苏南京等地近日陆续免费向市民发放“健康包”,帮助群众抗击疫情。
12.浙江:布洛芬颗粒日产量已达4万盒
12月18日,据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当地重点加强抗病毒、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抗原试剂等抗疫物资的生产储备和供应,推动相关企业开足马力、提高产能,增加药品的生产与供应,其中布洛芬颗粒日产量已达4万盒,相关重点药品产能月底前有望进一步提升。
13.辽宁沈阳:退热类、抗病毒类等药品将陆续批量上市
12月17日,沈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沈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04场新闻发布会透露,目前沈阳12户药品企业生产的抗病毒、抗生素以及退烧、止咳等“两抗一退一止”药品有40种,每天生产药品857.5万粒/片,库存药品4.2亿粒/片,库存原料可生产4亿粒/片。扑热息痛片已在东北大药房平价销售。近期,该市生产企业产能不断释放,大型药品批发企业采购量持续增加,药品供需已基本平衡。
14.湖北:每天向武汉地区投放300万片布洛芬
12月17日,据“湖北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即日起每天按照300万片布洛芬的供应量投放武汉地区,持续一周,其中80%投放到医疗机构,20%投放到零售药店。一周后根据市场需求,企业将调整方案,持续保障武汉供应,后续将持续增加包括连花清瘟在内的四类药对武汉市场的供应。
此外,12月16日,湖北省医疗保障局网站发布通知,12月20日起调整包含布洛芬混悬液、百蕊颗粒等21个药品挂网价,最高下调3162元。
15.山东济南:紧急调配百万片布洛芬
12月16日,据济南日报“新黄河”报道,济南市指挥部医疗物资保障组紧急调配50万片布洛芬支援基层诊所、药店等关键环节,目前该批药物已全部投放。12月17日将继续调配60万片布洛芬缓解全市对药品的需求压力。
吕德文:农村医疗体系面临“双重夹击”,如何应对春节返乡潮?
吕德文2022-12-20云阿云智库•生物战争
吕德文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观察者网
随着“二十条”、“新十条”优化措施的陆续出台,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稳中有序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其中,农村地区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地区,农村群众是不能忽视的关键群体。
接下来的春节返乡潮,农村医疗系统保障面临考验,如何应对成为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对此,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接受观察者网记者采访。
观察者网:农村地区脆弱人群数量多,医疗卫生能力不强,人员物资不足,存在病情发现能力和防控意识淡薄的弱点,成为疫情防控的重难点区域。在您的调研经历中,农村疫情最突出的问题在哪些方面?在“新十条”颁布后,农村地区如何应对可能的感染?
吕德文:我认为农村疫情最突出的问题是“两极分化”,一般意义上,农村的人口聚集度并不高,病毒的传播不会特别快。
相反,县城人口的聚集度特别高,一旦传播开,会比大城市的情况更严峻。很多县城中的小区管理还不规范,大部分是自建房,类似于城市里面的“城中村”,所以防控起来有难度。
两极分化不单指防控手段,在就医治疗等很多方面城乡都存在两极分化。一般的县城只有一个县医院,有些地方还有一个中医院,人口多的地方最多可能有第二人民医院,但规模都不大。
同时,这些医院的资源有限,主要是满足老百姓日常就医需求,没有疫情的时候,医疗资源都比较紧张,一旦疫情暴发会非常麻烦。
与防控有关的学科和医生也比较少,一般来讲,县医院基本上不接诊重症,因为缺乏重症的设备监护室,有的话数量也非常少。另外,乡村卫生站一般没有条件设置发热门诊,一旦疫情在农村地区流行蔓延开,预计比较简单的处置都很难。
前两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一个关于“县域医共体”的文件,里面的很多措施非常具有针对性,但也说明了此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不足。
报告里讲了几个时间节点,比如今年12月底前“做好重症医疗资源准备”“重症医学专业相关医护人员准备”“缓冲病房建设”等,实在来不及的,力争在明年3月底将发热诊室覆盖率提高到90%以上。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县医院只有那么多医生和科室,配齐重症监护科室就意味着从其他科室抽调医生,这又会影响其他的科室接诊。这个问题在武汉疫情的时候出现过,2020年初,湖北省一些乡下医院把人员都投入到抗击新冠疫情的战线上,常见病和普通病就没办法兼顾。
县医院与城市中的大医院相比,基础设施有限,医护可能做不到有效防护,我了解到现在有些县城和农村地区已经开始传播了,一些县医院出现了院感,这是让人比较忧心的,医生感染后居家休息、隔离,病人更难得到救治。
过去三年,我国农村疫情防控最主要的工作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使得医院、医疗端的压力减轻了。过去零星的疫情中,上级医院能够派人支援,基本上还应付得来,但是未来几个月,尤其是春节期间,疫情可能会全面扩散。
在国务院的文件中,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加强城乡之间的医院“结对子”,但是城市医院很有可能自顾不暇,乡村最后还是只能靠自己,因为所有的医护都是满负荷运转。
一方面县级医疗资源本来就很有限,另一方面,像以前指望外部支援也不太可能,所以农村医疗体系可能面临“双重夹击”,社会面感染人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尽管病毒毒性变弱了,大部分人可以自己处理,但总有一定比例人群需要到医院就诊,绝对量预计不会小,农村可能面临医疗体系被击穿的风险。
观察者网:根据国家卫健委《关于印发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的通知》,通知指出,加强乡镇卫生院发热门诊设置,原则上发热门诊要24小时正常运行、开放。根据您在基层调研经历,这个政策的可行性如何?可能会有哪些隐患?
吕德文:对于农村地区来说,资金、药品等方面没有问题,但有两个问题很关键。首先是乡镇中心卫生院条件比较差,改造发热门诊的难度很大,比较大的乡镇卫生院基础好,改造起来就很简单,医生多容易调配。
据我了解,一般比较大的乡镇周围覆盖着几个小乡镇,有一个“中心镇”。中心镇人口聚集多,卫生院比较大,这种情况下有条件改造成发热门诊,也可以24小时接诊,而周围小乡镇的卫生院很难做到。
《通知》的前提建立在农村传播速度慢、不出现医疗挤兑的基础上,这种情况乡卫生院还可以应付得过来,现在政策发布得比较急,我认为全面放开可以,但是得有序推进,把条件准备好。
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医疗设施、资源还没来得及准备。或者说“新十条”出得太快了,而跨区域的核酸、落地检等政策是农村防控最核心的措施。如果有落地检,就可以管控疫情输入风险,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传播。现在的情况,压力肯定积压到医疗系统了。
观察者网:疫情防控新政策出台后,部分地方要求“加大宣传力度,引导人们理性认识防疫措施的调整变化”和“做好防控政策的平稳有序过渡,先退坡,后转段,不搞急转弯。”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如何落实宣传上的政策?
吕德文:我们国家目前比较多元复杂,存在区域和群体的差异,不同群体的观念和接受能力都不一样。
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现实需求跟第三产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严重依赖服务业,此前的封控政策给城市居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服务业从业人员一旦被封控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来源。城市群体中,一部分是白领和中产阶层,他们的收入比较稳定,且在观念上倾向于自由,对封控的敏感度更强。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和农民工,他们恰恰是动态清零政策的受益者。对于大多数产业工人、农民工而言,普遍一天十二小时,宿舍和车间两点一线的生活,他们要的是安全和经济收入,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自由。而动态清零对第二产业是有利的,也是中国制造业保持活力的原因。
封控对农民的影响更小,过去三年农村疫情比较少,之前河北一些地区被报道不让农民下地干活,这种奇葩的情况是少数,大部分的农村地区没有出现过多病例,出现了也很快能清零,对大部分农民没什么影响。所以,农民和农村地区对过去国家的政策方针接受度很高,那么对新政策的接受度就越低,恐慌感就越强。
现在防控政策的转向是城市需求倒逼的结果,对农村居民的诉求和观念考虑得很少。城市居民都反对封控,当然,城市确实是经济的火车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从宣传上讲,目前已经错过了最好的窗口期。有些农村地区在高速路口设置封控点,坚持得很好,“新十条”公布以后,当天晚上封控点就被要求撤了,基层干部都觉得措手不及。
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了政策急转弯,基层干部前一天还在辛辛苦苦防控,上级还不断督查,第二天就要求把防控措施全部撤掉,还要求地方比赛看谁撤得更快,同样用督查的方式让基层人员尽快撤。
干部们没有适应,群众也很疑惑。我调研的有些村镇挨着广东,广东出现疫情,干脆直接把集市给关了。但是昨天关闭,今天又放开了。在这个情况下,瞬间的伤害已经造成,群众也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随着时间推移,群众会慢慢接受,当周围出现一些案例现身说法,大家就能接受了,所以宣传问题不是很大,影响比较大的是政策急转弯给群众造成冲击,我觉得这是个教训。
观察者网: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村防疫的核心在于“防控”,“防输入”比“防扩散”划算。农村防疫有哪些优势?
吕德文:之前农村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因为每个县城的入口有限。从防控的角度看,这种办法的性价比很高,投入资源不多,在高速路口安排专门的人员值班,县城乡镇内部正常生活。在高速路出入口派乡镇干部值守,利用现成的人力资源,十几、二十个人就能守住几十万人的健康,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此外,农村地区的疫情感染蔓延情况比较乐观,一般就是传染给周围邻居,且邻居都隔得很远,现在传播最快的是县城,县城是防控的软肋,不是优势。一开始我讲的“两极分化”就是这个意思,县城的聚集性太高,人员复杂,信息不完善,陪读妈妈和群租的情况都很多。
我们国家县城的城市化是最近十年开始的,大部分人都是新市民,不是县城的土著,这些进城的新市民在农村还有房子和土地,一旦出现感染,他们有退路,可以选择回老家。
我想提个建议,比如今年大家尽量还是回农村过年,哪怕出现了疫情还是比较好处理,农村生活一般都是单门独院,传播不会很快。
农村的志愿者工作起来也比较便利,在农村的熟人社会里,每家每户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而县城陌生人多,隔离条件比较差,不好防控。
观察者网:以往基层组织和治理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以挪用到后续的疫情应对情况中?
吕德文:农村的村委会对村民比较熟悉,比较好动员、好组织。我们党组织找到了自己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把基层组织跟熟人社会结合以后,它的组织能力就特别强,我觉得这是农村相对城市最大的优势。
城市主要靠机关党员干部下沉搞服务,很难动员居民自我服务,但是在农村可以做得到,比如把村民、小组长全部动员起来后基本上就能实现自治。
观察者网:面对一个月后的返乡潮,县域医共体的预期效果如何,农村医疗系统能否经受此次考验?
吕德文:未来三个月全国都可能出现一个高峰期,每个城市的时间节点不太一样,但是农村在过年前后肯定会出现一波疫情。
我预测不了具体的情况,只能说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大、过年聚集等,各方面都是有利于疫情传播,现在很多基层和地方政府也在做准备应对预期的感染。
城市的情况还好,北京现在很紧张,事实上有些城市的高峰已经提前来了,北京、广州、重庆已经进入高峰期了。对城市来说,我觉得有经验可循,最坏的情况就是北京现在这样,过年后药物配备齐全,城市的很多短板都会消失。
农村现在囤药的不多,我没有让父母囤药,自己也没囤,如果现在告诉他们去买药,老年人反而接受不了。大家还是比较相信地方政府,因为乡镇卫生院和村医都比较熟,虽然可能出现医疗服务和医疗资源不够,但是熟人传播的可达性信息比较强,医生和村民都很熟,打个电话发个信息问一下,就很好处理。
未来无论关于防控宣传还是用药指导,都需要发挥基层医疗体系的作用,要清楚农村跟城市存在差别。农村的医疗资源比较有限,在防控上不能像城市一样,城市目前对隔离要求比较低,甚至有些不需要跟社区报备。
但是农村不一样,农村需要真正做好这种服务,因为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基础比较差,所以必须依靠基层组织。现在“新十条”对农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我认为尽量还是可以提倡外地返乡后做一下“落地检”,政府免费提供但不强制,或提倡大家从外面回来后居家观察三天。
总而言之,农村作为战略稳定器,要充分利用最后一个月的窗口期,医疗机构、政府组织和社会心态上都要做好充足准备,防止近期城市的防控乱象在农村重现,利用农村防控优势,落实“新十条”措施,避免短期集中大规模感染。
医疗资源不足,是“压平感染”还是“快速过峰”?
邓铂鋆2022-12-19云阿云智库•生物战争
邓铂鋆 | 医疗行业财务专家
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邓铂鋆】
随着全国新冠感染人数急剧上升,各地都出现了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基层尤其是农村医疗资源基础薄弱,一直是我国健康事业的短板。在当前严峻的新冠疫情下,农村基层能否安然度过疫情“第一波”冲击,尤其值得关注。
1.重症救治,农村医疗的短板
不久之前,笔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一桩悲剧。一位农村儿童新冠阳性,该儿童出现高热症状5小时之后病情转危,前往县医院就诊,医院采取种种治疗手段仍无法控制病情发展。县医院深夜派出救护车送孩子前往就近的城市三甲医院,跟车医务人员采取了必要的对症救治手段,孩子仍然在一个多小时的送医途中停止了心跳。
临床一线,经常见到新冠或其他因素的急性感染导致基础疾病恶化、多系统器官接连出现问题并导致恶性循环的病人,即急性感染成为“重症漩涡”的始动因素。儿童的免疫功能、血脑屏障等自我保护机制发育不全,除了感染新冠之外,由于流感病毒、细菌性呼吸道感染等急性感染引发脑炎、心肌炎爆发、病情迅速转危的病例并不罕见。
当前新冠病毒变异速度很快,而且传染性“基本再生数R0”是流感的数倍,意味着庞大的感染规模。这不仅会造成医疗救治能力紧张,还会带来相当数量的危重病人,即便是1‰的死亡率也会威胁许多人的健康。
一旦疫情感染规模较大、感染者新增趋势过快,重症病人必将接踵而至。农村地广人稀,群众前往大医院就诊相对不便。在重症救治能力相对薄弱的农村,这类病人能否及时得到有效救治,对于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来说是重大考验。
2.悬殊的“人均”差距
医疗界有一句俗语,叫“一级是一级的水平”,讲的是不同级别之间医疗机构的水平差距。以重症医学专业为例,根据评级标准,一所医院应当开设的重症医学科床位数,不能少于三级医院开放床位总数的4%,不能少于二级医院开放床位总数的2%。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极强的学科,医院科室的接诊量与诊疗能力高度正相关。
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三级医院3275个,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651个,但是分布在全国1600多个县级市及县城的三甲医院仅有三百余所。全国五分之四的三甲医院坐落在城市,意味着处理危重疾病的经验和实力较强的医疗团队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城乡危重救治能力差距悬殊,直接关系到婴幼儿童、老年人、慢性病人能否安然度过疫情高水平流行的冲击。
我们以多年来重点检测、统计数据连贯的健康数据“儿童死亡率”为例。2021年,我国城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1‰,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8.5‰,农村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是城市的2.07倍。2021年我国城市婴儿死亡率3.2‰,农村婴儿死亡率5.8‰,农村婴儿死亡率是城市的1.8倍。2021年我国城市新生儿死亡率为1.9‰,农村新生儿死亡率3.6‰,农村婴儿死亡率是城市婴儿的1.89倍。截止目前获悉的统计数据,重症救治尤其是婴幼儿童等脆弱人群的重症救治是农村医疗的短板。
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卫生人员1398.3万人。其中,县级(含县级市)医疗卫生机构共有卫生人员352.1万人,乡镇卫生院共有卫生人员149.2万人,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共有136.3万人,总计637.6万人。2021年,我国城市居民6.7亿人,县级市、县城、县以下的农村共有居民7.5亿人。城乡卫生人员看似760.7万人对637.6万人,差距并不大。
然而,卫生人员的范畴包括了没有卫生技术从业资质的人员。各985院校医学院毕业生的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常年高达95%以上,然而我国执业医师考试的通过率仅在三成左右。两个数据的巨大差距原因之一,就是大批在基层有岗位(报考资格)、无执照(多年无证上岗)的卫生人员常年屡战屡败。如果单纯衡量卫生技术人员,在5亿人口的农村,仅有卫生技术人员264.5万人。相较2021年年底全国1124.2万人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含县城、县级市)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1.9人,农村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5.29人,城乡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之比达2.25。
在村级卫生室工作的136.3万人员中,有69.1万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职业培训层次较低,仅能申领乡村医生证、卫生员证。这类行医执照的执业内容、执业地点受到限制。持证医务人员仅能在农村行医,从事初级保健及“打补丁”性质的行医活动,为农村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如果减掉这类人员,农村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仅为3.95人,城乡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的差距高达三倍。
3.尴尬的技术人员素质
农村卫生技术人员除了人均数量不足,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培训不足、人才队伍老龄化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在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序列中,2成的乡镇卫生院医师没有大学学历。我国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当中仅有三分之一获得了大专及以上学历,半数是中专学历。有些村医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培训的“赤脚医生”,80年代通过“同等学历”考试取得的中专文凭。全国七分之一的村医是“相当于中专”学历及高中以下学历。当前全国近四分之一的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年龄在60周岁以上。发达地区遇到病人就诊高峰,尚可以通过召回65周岁以下退休医务人员补充医务人员力量。基层的老村医本来就是六七十岁没退休,基层医疗卫生的冗余度极低。
乡镇卫生院及农村卫生室的诊疗水平也是一言难尽。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医术水平较低,在上级医院面前缺少竞争力,2008年启动新一轮医改以来,一些地区认为这类机构应该扬长避短,专注于公共卫生事业。于是一些乡镇卫生院将业务重点转为承担当地居民的健康档案管理及普及卫生保健知识,提供的医疗服务趋于基本化。一些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曾经开展的手术、接生、相当数量的疾病诊疗等医疗业务转给了上级医院,“治病”能力不断下降,医务人员相关业务生疏。
随着政策的调整,一些地区的乡镇卫生院重新重视医疗工作。但是2020年以来,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肩负了疫情防控任务,“重公共卫生、轻诊疗”的情况有所加剧。一些乡镇卫生院本来由于常住人口流失遭到缩编,工作人员人手紧张。2021年抽调大量人员支援疫苗接种,2022年越来越频繁的全员核酸采样,这都让医务人员在治病方面变得更加力不从心。由于前一阶段的疫情防控工作,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普遍限制甚至是禁止接诊发热病人,医务人员对相关疾病缺少经验。
现在很多地区的乡镇卫生院按照平时的常住人口安排人员编制。春节期间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及新市民群体返乡过年,让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人均”数据更加难看。往年回乡过节的游子并没有带来就医需求,对基层医疗卫生没有影响;近期则有了严峻的疫情输入及扩散压力,这将冲击脆弱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
4.县医院ICU迎来“大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各级医疗机构的重症医学(ICU)专业发展。据2022年1月9日的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全国的重症医学床位总数是13.81万张,其中三级医疗机构重症医学床位是10.65万张。我国重症医学床位人均床位数量接近10张/10万人的水平,步入了发达国家水准。
而在短短的两年之前,我国ICU床位数量为67198张,人均重症医学床位仅为4张/10万人,疫情近三年,我国重症医学床位数增加了8万张。今年11月,有关部门紧急对全国的重症医学资源进行了摸底,该数据应当准确反映了我国重症医学资源的近况。
重症医学床位数量的突飞猛进,意味着我国目前8.05万名重症医学医师、22万名护士重症医学护士、17.77万名“可转换”的重症医学护士后备力是在近年来成长起来的。尤其是一些医院为了迎接评级新近开设的重症医学床位,平常使用率较低,医务人员能否经受得住考验有待实践证明。
当前一些转岗重症医学人才的培养周期略短,战斗力有待检验。经过正规临床规范化培训的“科班出身”人才,在就业上又嫌弃基层医疗机构。在我国,由于分级诊疗不完善等种种原因,重症医学专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医学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医科生在本科毕业后,在有实力的大医院接受临床专业研究生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形成临床思维,培养专业技能及经验。在大医院“赢者通吃”的医疗格局下,大医院在形成市场垄断的同时又获得了人才垄断。越是“高大上”的专业,离开大医院越不好开展,人才越不好就业。
2021年招聘季,笔者注意到安徽省无为市人民医院由于多个专业无人报考或是报考人数不足,不得不取消了招聘计划。在全体大学毕业生考公、考事业编蔚然成风的当下,县乡岗位也令人趋之若鹜,往往一个岗位有十几个、几十个报考者。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地区的县以下医务人员招聘可能是全国“考公上岸”大潮中竞争压力最低的。然而,无为市这样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县级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样远比乡镇“高大上”的岗位居然无人问津。其中,重症医学科的“无人报考”,反映了当前县级医疗机构重症医学专业普遍性的求才尴尬。
“速成”的ICU床位是我国引以为傲的工业产能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伟大成就。但“速成”的重症医学队伍能否经得住“第一波”的考验,只能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回顾总结,让现实作答。
5.乡村:“压平感染”还是“快速过峰”?
当前,不同的专家对如何度过新增病例快速增长期有不同见解,基本可以分为“压平感染”和“快速过峰”两种意见。
持“压平感染”观点的人认为,应当通过一系列疫情防控手段,包括保持佩戴口罩,必要时采取减少人员聚集、减少人员流动、减少堂食、减少娱乐活动、鼓励非关键工作岗位居家办公等限制措施,减轻疫情高峰对医疗系统的压力。通过控制每天的新增感染者数量,让现有感染者总数及重症病人数量维持在医疗机构可以应付的范围。但是“压平感染”必然会延长人群普遍获得抗体的周期,让社会长期承压。
持“快速过峰”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将来80%~90%的居民都会感染新冠,不如放任疫情传播速度,缩短疫情达峰的周期,避免医疗行业等部门持续作战。一些媒体也将权威专家意见“感染一次新冠就获得了抗体,相当于注射了一次疫苗”曲解为“专家说了,感染新冠就是打疫苗”。一些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以此向民众宣传“早晚都会阳,早阳有抗体”,希望在春节长假实现“快速过峰”,降低劳动者病假减员对经济的影响。
笔者认为,虽然有说法认为感染一次新冠奥密克戎毒株获得的抗体可以让人对该毒株免疫三个月到半年,但是这种“免费疫苗”毕竟是要医疗单位准备ICU床位的,能不沾就不沾,能晚沾就晚沾。何况新冠奥密克戎存在大量变异毒株,不同毒株之间存在免疫逃逸,感染一次新冠获得的抗体意义有限。国外疫情经验丰富地区存在感染了甲毒株可能短期就会重(chóng)感乙毒株的例子。
以日本为例,近期不同变异毒株导致的疫情在日本南北一千余公里纵深的国土上你唱罢我登场。像我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更要警惕此类情况的发生。尤其经济中心城市在包容和海纳百川了全国生产要素的同时,必然也将接纳各地的变异毒株。“快速过峰”理论可能惨遭“波峰叠加”的现实。这类城市只能既接受各地支援的病毒,又让各地支援医疗队伍和快递小哥。
因此,笔者建议,对于医疗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来说,尽量采取“压平感染”措施,避免居民集中感染对医疗救治队伍造成冲击,帮助老人、儿童、慢性病人等高风险人群平稳适应疫情防控新阶段。我们好不容易争取了三年的时间给了这些人安全感,希望在这最后的冲刺中把这种安全感延续下去。
国家卫健委:当务之急仍是保障好群众的就医用药
2022-12-20云阿云智库•生物战争
来源:观察者网
12月2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重点人群医疗服务有关情况。
1.当务之急仍是保障好群众的就医用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当务之急仍是保障好群众的就医用药。要多平台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增加相关药品供应,迅速分流轻症患者,扩容重症救治资源,守好保健康、防重症的防线。
要重点强化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摸清重点人群健康情况,明确和畅通转诊“绿色通道”,乡镇卫生院发热诊室要“应设尽设”“应开尽开”,村卫生室要做好开药和随诊服务。
2.接种疫苗不如感染奥密克戎?中疾控回应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有说法认为,因为奥密克戎的无症状比较多,接种疫苗不如抗体,因此认为接种疫苗不如感染奥密克戎。尤其对年轻群体来说,请问专家如何看待这个说法,年轻人是否可以放松对奥密克戎的防护?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虽然我们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株和过去既往流行的其他型变异株相比,它的致病性有所减弱,但是我们也看到感染上奥密克戎之后还存在重症和死亡的风险,而且这种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在各个年龄段都会有所体现,只不过过去我们强调老年人得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在整个人群当中比例会更高一些。
另外,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比例也会更高,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显示,与完成全程或者加强免疫新冠病毒疫苗的人相比,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住院风险和重症风险以及死亡风险比较大,其中也包括青年人和成年人,在这种风险有一定程度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疫苗来降低这种风险。所以我们建议没有接种疫苗的还是要去接种疫苗,没有完成加强疫苗接种的要尽快完成加强疫苗接种,把这种风险在老年人、成年人和青年人当中降到比较低的程度。
3.中疾控:BQ.1和XBB在我国尚未形成优势传播
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介绍,BQ.1和XBB是奥密克戎新的变异分支。国际上,一些欧美国家已经逐渐显示出它们是优势毒株,主要表现为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增加。但其致病力和奥密克戎其他系列变异株没有明显区别,重症率和死亡率在流行BQ.1和XBB的国家没有显著增加。
对于一旦传入我国是否会引起新一轮的流行的问题,许文波说,我国近三个月以来已经监测到BF.7、BQ.1、XBB传入我国,一共有130多个奥密克戎的亚分支输入我国,同时这50个亚分支引起关联的本土病例或者暴发流行,包括BQ.1和XBB,其中9个省份的49例病例中检出BQ.1及其亚分支,在3个省11个病例中检出XBB亚分支。BQ.1和XBB在我国尚未形成优势传播,目前还是以BA.5.2、BF.7为主,但其传播优势会逐渐增加,和BA.5.2和BF.7以及其他50多个输入的亚分支,可能会形成一个共循环。
预防BQ.1和XBB其实和预防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是一样的,采取的措施就是监测它的致病力有没有变化,监测其基因组有没有进一步的变异。如果其临床特征有任何变化,中国疾控中心将会把临床特征和基因组特征联系起来,进行研判,但是暂时还没有发现BQ.1和XBB在国内外引起重症和死亡增加的报道。
许文波说,预防还是要做好,我们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新冠特效药如何使用?专家详解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介绍,目前新冠病毒感染以后,大部分表现为轻型或者无症状,但是也有少部分病人表现出肺炎,尤其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和没有打疫苗的老年人,这些人群属于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对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要进行早期干预。
第九版诊疗方案中推荐了抗病毒药物,早期使用都可能减少重症的发生,缩短病程、缩短病毒排毒的时间。王贵强说,目前这三种抗病毒药物要在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他解释,单克隆抗体需要静脉给药,需要在住院时间使用,在门诊、或者家里不适合使用。奈玛特韦属于小分子抗病毒药,可以有效降低重症风险,适应症人群是轻型和普通型,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正在用辛伐他汀、胺碘酮等药物,是不能使用奈玛特韦。阿兹夫定也是小分子抗病毒药,是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这个药物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王贵强说,这些药物逐渐会在各个医疗机构和社区层面提供,请感染人群,尤其是重症高风险的人群,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地使用抗病毒药物。
5.如何看待“早阳早好”的说法?感染时间是否有规律?专家解答
有媒体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近期随着阳性病例的增多,流传出早阳早好的说法,请问专家如何看待这个说法?感染新冠病毒在时间上是否存在规律?
王贵强表示,目前奥密克戎的致病力明显下降,感染后仍然有一部分病人出现临床症状,包括发热、肌肉关节酸痛、咽喉肿痛等表现,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正常工作。虽然奥密克戎目前传染病很强,防控压力很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使疫情的出现扁平化或者持续时间拉长,不要出现短时间大量的爆发。一旦出现短时间内大量病人暴发,会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的民生,同时对医疗机构也会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挤兑,影响医疗机构对正常和急重危症病人的救治工作。虽然奥密克戎传染性很强,感染以后是自限的,致病力或者严重程度比较低,但是不主张、不建议故意感染。
王贵强建议,有基础疾病和没有打疫苗的老年人要做好防护,不要在第一轮流行高峰感染,可能会出现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或者挤兑的问题,导致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我们希望这些老年人要做好防护,包括敬老院的老人,包括家里有基础病卧床的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避免感染。同时,没有接种疫苗的要继续进行疫苗接种。
王贵强表示,在第一轮疫情快速增长的阶段,随着时间推移,感染人数的增加,发病人数会趋缓,这是普遍规律。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包括春运以后或者各种社交活动的广泛开展以后,还有一轮新的疫情,这种疫情波浪型的出现,最终可能形成一定的群体免疫屏障,发病率就会明显下降,我们希望疫情不出现大规模的爆发,这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建议。
6.现在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专家回应
总台CGTN记者提问:从近期公布的新闻来看,新冠死亡病例较少,但是我们看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关于新冠死亡问题的讨论,甚至提到殡仪馆在超负荷工作,请问现在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王贵强介绍,随着奥密克戎毒株致病力明显下降,如果疫苗接种广泛普及,新冠感染者死亡特点有很大的变化。武汉当时的疫情大部分病人死于新冠肺炎、呼吸衰竭,现在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以后主要侵犯上呼吸道,下呼吸道肺炎比例比较低,也有一部分存在肺炎,导致呼吸衰竭的情况很少,从临床实践中也看到这一点。目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以后,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基础病、老年人,有其他的疾病,真正直接死于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呼吸衰竭的很少。
王贵强表示,为了科学、实事求是反映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情况,卫健委最近组织专家进行了论证,印发了相应的通知,明确对相关死亡病例进行判断。主要是两个方面,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归类为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以其他疾病,基础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心梗等疾病导致的死亡不把它归类为新冠导致的死亡。为了更好规范新冠疫情导致的死亡的统计,目前也在做相应的培训,要采取会诊和死亡讨论的方式来最后判定这个病人到底死于新冠还是其他基础病。我们不回避新冠的危害性,同时要科学看待新冠的危害。
7.再次感染新冠是否会对免疫系统造成损害?专家解答
有记者提问,感染目前国内流行的BF.7和BA.5.2的变异株,再次感染新毒株的几率有多高?再次感染有什么后果?会不会对人的免疫系统造成损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介绍,再次感染是二次感染,是指感染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目前从数据来看,奥密克戎毒株再次或者二次感染的风险高于德尔塔毒株和原始毒株。从二次感染的时间来看,一般有一段间隔,不会说感染以后很快再次感染,同一个毒株再次感染概率极低,就是感染了,也不会出现明显的表现,一般得是轻型病例,二次感染指变异株以后的突破性感染。突破感染的时间间隔和临床表现密切相关,间隔时间越短症状越轻,间隔时间长了,症状偏重,这和我们体内的保护性抗体免疫有直接的关系。
王贵强表示,瑞典的研究发现,二次或者三次感染奥密克戎不同的毒株,症状非常轻,基本是无症状或者轻型病例。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些老年人。美国退伍军人机构做了一个研究,在退伍军人的老年人里面,如果二次感染,确实有一部分病人会加重甚至死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在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的状态下,要关注老年人,把老年人保护好,这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感染过了,新的病毒流行株来了以后,还是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尤其是老年人和基础病。
王贵强强调,疫苗接种可以有效地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这是非常明确的。意大利有一项研究发现疫苗接种可以降低二次感染的发生,感染以后也降低住院概率。那些有基础病的老年人,还是要打疫苗。
8.未来新冠毒株可能发生更大变化吗?如何演变?中疾控专家解读
有记者提问,新冠病毒一直在变异,目前主要还是奥密克戎亚分支,请问未来新冠病毒可能发生更大的变化吗?它的演变趋势是什么?是否会出现传染性和致死率都很高的毒株?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介绍,奥密克戎从2021年11月份出现以来,截止到2022年12月18日,已经从BA1到BA5这5个分支演变为709个亚分支,其中重组产生的病毒是72个,SBB就是72种里面的一种。奥密克戎系列毒株变异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在人群当中循环,它就会复制,复制就会发生基因组变异,变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病毒本身进行变异导致抗原位点突变,导致免疫逃逸。所以免疫逃逸是为主的,现在它的变异趋势从最早的早期毒株,最初是阿尔法占优势,之后是德尔塔,后来BA1代替了德尔塔,然后BA2代替了BA1,最后BA5代替了BA2。国内对奥密克戎系列毒株都很敏感,所以BA5.2占优势。整个变异的趋势以免疫逃逸为主,免疫逃逸会造成人群传播优势增加,这是它的变异趋势。
第二,将来它会不会传播力增强,致死能力增强?这个可能性比较小。现在奥密克戎演变出709个亚分支,住院、重症、死亡病例明显低于早期的德尔塔株和其他的VOC变异株,700个分支没有看到重症和死亡增加,将来的变异趋势总体来说变成致病性明显增加的可能性比较小。从整体来说,产生既高传染性,又致病性增高的毒株可能性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