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世界帝国”：一种重新认识美国的元框架

张佳俊 2024-02-25 云阿云智库•帝国殖民

张佳俊 |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导读】重新认识美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在国际体系中，你不在餐桌上，就会出现在菜单里”，引发众议。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更是直言不讳：“美国发挥长期的全球领导作用，符合美国人民根本利益”。这两番言论并不新鲜，它们恰恰构成美国一以贯之的对外政策思维，其背后则是一幅以美国为中心的隐形世界帝国图谱。

本文分析，人类正处于数百年全球化运动所造就的“深度全球化”时代，其底层架构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步步建构、最终在美国手里编织成型的世界帝国。由美国主导的隐形“世界帝国”具有多重特征：经济上表现为一个以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为基础，金融上层、跨国资本与科技巨头相互支撑，利益高度垄断和分配失衡的世界经济体系；政治上表现为一个以军工复合体、全球驻军以及暴力输出为基础，结盟政治、国际机制与法律长臂共同作用，奉行实力原则的帝国式秩序；文化上表现为一种以宗教和英文为基础，推行自由主义话语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

文章指出，在建构隐形世界帝国的过程中，美国陷入欲望与权力、技术化与动物化的纠缠，从而锁定了美国自己：不仅以基于“历史终结”的普世文明为人类文明模式的终结版，把自己锁定为文明冲突的优胜者；也以世界帝国为私器，把自己锁定为中心地带不可撼动的既得利益者。美国的这种自我锁定，缺乏真正文明意义上的制约和规训，随之而来的权力任性、野蛮扩张和利益垄断，也会遭到世界性的反抗。作者认为，对于任何希望获得基本尊重和公平对待，希望参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创造美好人类生活的文明体或国家来说，不仅要避免犯和美国一样的错误，更要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基础上寻找世界秩序的新的普遍性。

本文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原题为《隐形“世界帝国”：一种重新认识美国的元框架》，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隐形“世界帝国”：一种重新认识美国的元框架

引言：穿过“美国衰落论”的表层

美国衰落了吗？这大概是21世纪以来最有话题性的全球之问。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2023年春天，一篇题为《为什么美国还没有衰落》的译文在中文自媒体上“静悄悄”地流传开来。这篇出自《经济学人》之手、原题为《美国惊人经济成就的启示》的社论，细数美国没有经济崩坏、反而变得更加富裕的种种理由，又一次激起“美国衰落论”之争。

事实上，这并不是人们第一次讨论美国衰落。据说最早的版本在20世纪初的美国就已出现，到20世纪末讨论达到高峰，进入本世纪则更为火热。[1]过去二十多年来，在由恐怖袭击、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公共风险、地缘冲突、意识形态对抗等湍流组成的历史骇浪中，不同版本的衰落论或反衰落论此起彼伏，已经从一种美国焦虑变成一种全球性的话语景观。

那么多人关心美国有没有衰落，到底在关心什么？

如果仅仅从结果意义上究问“是否衰落”，恐怕还言之过早，而且难免浮于自以为是的武断或一厢情愿的误判。相比之下，从长时段认识美国兴衰变革的历史规律，从结构意义上把握美国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升降起落，或许是更为要紧的真问题——它不仅关乎美国的命运，更关联着人类文明的走向，也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国的未来选择。这正是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的《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的核心关切所在。

如其所言，任何对美国衰落论的简单重复，不仅在理论上是肤浅的，在政治上更是有害的。[2]从长历史看，人类正处于数百年全球化运动所造就的“深度全球化”时代，其底层架构乃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步步建构、最终在美国手里编织成型的世界帝国。有关美国国运的变奏，就深藏在世界帝国的谱系之中。因此，唯有认真研究近代西方主导的世界帝国建构的历史过程，进而剖析美国版世界帝国体系的构成和内在矛盾，我们才能穿过“美国衰落论”的表层，深刻把握美国问题的历史趋势，从而为我们思考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建立必要的智识基础。

“世界帝国”：一种重新认识美国的元框架

说起帝国，这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词汇，它勾起的往往是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压迫的黑暗记忆。也正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拒斥和警惕，后冷战时代以来，人们在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繁荣新时代中，选择性地遗忘了“帝国”话语，以至于从大众认知到理论研究，帝国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

然而，在欧美公共话语中，“帝国”概念颇为流行，欧美学界关于帝国、帝国史、新帝国史、新帝国主义等方面的研究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如火如荼。[3]

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帝国的身影从未远去——肉眼可见的帝国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消失了，“没有帝国的帝国”却在陆海空天的各种场景中若隐若现；[4]大英“日不落帝国”的余晖刚刚落下，美利坚就毫不避讳地接过“新罗马帝国”的衣钵。[5]

如果没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血腥刺激，如果没有颜色革命、“混合战争”、制裁大棒的强力冲击，如果没有阿尔斯通高管下狱、中兴公司被重罚、孟晚舟被扣押等事件的连续敲打，人们差一点就要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平等、自由、文明的国际社会，只要老实本分地照着某种既定“规则”办事，就能公平地分享全球化的机遇和红利。正是这些赤裸裸的丛林戏法，让人们幡然醒悟过来：原来这个名义上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依然是一个强者的世界；原来这个看上去是平的世界，依然还在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序列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对强者的臣服实验。

一个褪去帝国外衣却处处染着帝国色彩的复杂多面体，逐渐显露出来：

经济这一面，它表现为一个以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为基础，金融上层、跨国资本与科技巨头相互支撑，利益高度垄断和分配失衡的世界经济体系；

政治这一面，它表现为一个以军工复合体、全球驻军以及暴力输出为基础，结盟政治、国际机制与法律长臂共同作用，奉行实力原则的帝国式秩序；

文化这一面，它表现为一种以宗教和英文为基础，推行自由主义和美式人权话语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6]

强世功认为，这些力量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往往相互叠加和缠绕，进而扩展出不同的政治边界、军事边界、法律边界、经济边界、国籍边界、种族边界和文化边界。[7]这些等级化的边界不规则地交织在一起，时而隐匿于日常生活与大众观念之中，时而显现于地缘博弈和国际冲突之上，最终呈现为一个美国主导的、具有支配性的隐形“世界帝国”。

对于这样一种描述，人们自然会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帝国时代早已终结，也许帝国主义依然存在，但帝国早已失去其文明根基、法律根基、道义根基，特别是力量根基，世界已步入民主化时代，自由、平等作为根本政治价值已成为全人类的政治追求，又何来如今的世界帝国？[8]

另一种观点则指出，帝国问题具有现实性，实际上，人们对于帝国问题的争论，特别是对于美国作为一种帝国存在的争论已经持续一个多世纪。[9]一些西方右派和自由主义者就公开承认帝国和帝国主义，包括弗格森（Niall Ferguson）、拉尔（Deepak Lal）等在内的一些学者不仅为英帝国辩护[10]，而且认为美国是一个“不敢称呼自己为帝国的帝国”[11]，美国应该担起责任、建立帝国统治[12]，从非正式帝国转向正式帝国[13]。左翼学者则批判全球化时代的帝国政治秩序，例如：哈特（Michael Hardt）与奈格里（Antonio Negri）明确指出，帝国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背后则是全球资本的控制；[14]而哈维（David Harvey）则批判新帝国主义，认为美国不仅在世界上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已成为帝国——无论表现形式是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其实质是一种新的“资本帝国主义”。[15]

这种争论本身就反映了帝国问题的现实性，而且与人们传统上认知的具备军事暴力、殖民主义、寡头专制等典型特征的显性帝国不同，这些争论往往指向一种具有霸权支配性的隐性帝国，进而延伸出一条理解当今世界体系的不同进路。

其实，把两种观点放在一起看，究问帝国作为实体是否存在，与探讨帝国作为观念和形态如何实质性地塑造世界，是两个不同维度的严肃思考，体现了对“帝国”概念的不同理解。这恰恰反映出帝国作为一种问题的内在张力，以及从帝国视角观察世界秩序的现实性。《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作为后一个维度的最新理论拓展，正是以唯物主义的批判视角，重新审视世界帝国的生成机理，为我们重新认识美国的表和里，揭示美国版世界帝国体系特征与历史局限，以及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和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种元框架。

在强世功看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帝国，不是想象中的世界主义，而是具备力量现实感和制度现实感的一套全球体系。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正是在这套体系之上，建构起具有垄断性的全球法秩序；另一方面，这一体系所内含的各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基础设施——包括以联合国和国际基本准则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经济贸易规则、金融交易系统、全球交通网络、互联网等，特别是全球性的人类交互方式，已成为全球公器。

而从长时段看，世界帝国得以立足的真正根基，是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从地方性走向全球性的普遍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塑造了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全球性”状态——基于全球联通和互动的现代生活方式。回溯历史，人类历史经过漫长演变，陆续出现不同的区域性文明帝国，为全球历史版图的书写埋下伏笔。而后地理大发现拉开人类从陆地秩序走向海洋秩序的近代序幕，也进一步推动人类从分散、相对隔绝的区域发展历史转向统一、相互联通的世界普遍历史的整体过程：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带动了全球商业贸易、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直到形成全球性的经济网络；商业、资本与新阶层的壮大，引发了社会政治剧变，于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等汇聚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推动人类历史从古典神性时代迈向现代人性时代。这场告别神性的“启蒙理性化”潮流（不仅包括商业、贸易、科技的理性化，也包括科层、法治等治理技术的理性化），通过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商贸流通和殖民统治，把世界其他区域一并卷进来，客观上凝成全球化的洪荒之力。

但全球性的塑造过程并不是一条“谁改造谁”的直线，而体现为双向的冲突与互动，即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与迈向全球性的普遍历史运动同时发生的，是区域性的多元历史（多元文明）反抗普遍历史（普世文明）进程的反向运动。这种反向运动往往以宗教冲突（如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民族冲突（如19世纪的大国博弈）、阶级冲突（如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文明冲突（如21世纪的全球政治）等方式展现出来。两种运动的交织与碰撞，形成历史发展的波浪交替过程，客观上推动人类历史从传统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1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世功认为世界帝国是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化的必然产物，是在西方主导下，世界各地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和塑造历史进程的一种结果。[17]事到如今，获得全球性的人类已经不可能回到相互隔绝的状态，也只能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然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理性化的过程也埋下了异化的种子。正是理性化把人从神意的节制下松绑出来，使人脱离宗教或道德层面的神性追求，降格为被动物式欲望驱动的主体。围绕人欲释放、人性伸张所发展出来的“普世文明”，本质上不再以古典的美德，而是以现代性的力量[18]——如工业能力、科技能力、战争能力、造富能力等——为标准，重新区分文明与野蛮，由此形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法则，最终把人类社会改造成一个赤裸裸的欲望社会。[19]

如此说来，理性化所造就的世界帝国其实是一个“空心化”的欲望世界，一切神圣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价值观成为一件包装的外衣，只剩下技术化和动物化这两副躯壳：动物化激发人通过政治、经济、科教、法律、文化等各层面的技术化来不断填补欲壑，欲望的不断膨胀又使技术化走向激进和偏离，反过来加剧人的异化，甚至使人与人重回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20]。

由此可见，现代人享受到了全球互联和生产力跃升的好处，却并未真正摆脱野蛮和蒙昧，支配现代世界的仍是欲望与力量的“霸道”。如果任由世界帝国为霸道所左右，而缺乏真正文明意义上的“王道”的规训，那么这样的世界帝国，这样的普世文明，非但无法创造永久和平，反而很容易引发冲突和畸变，甚至把人类文明推向危险的境地。

权欲反噬：美版世界帝国的结构性矛盾

今天美国所面临的根本矛盾正是世界帝国内在矛盾的最新表征。世界帝国几经迭代，至今仍未摆脱“霸道”的支配。过去是以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殖民帝国，即所谓“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21]。彼时的美国，还曾扮演挑战旧秩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22]，推动建立全球民主治理体系；今天则是美国霸权统治之下的全球秩序，即一个美国版的世界帝国，也有人将其称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23]。

与殖民帝国不同，美国版世界帝国虽然还是以军事暴力为基础，却放弃了领土扩张、殖民统治等有形的帝国模式，而是创造出并且主要依赖于一系列无形的帝国技艺——如前所述的经济、政治、文化多重体系——来控制整个秩序的运转，从而维护“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体系”[24]。它也不再诉诸殖民掠夺，而是一方面依靠“国家和帝国政治”的混合模式，运用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权力和利益目标；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实践、贸易、商业、资本流动、资金转移、劳动力迁移、技术转让、货币投机、信息流通和文化冲击等来灵活运作经济权力，完成“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从而取得和保持世界领先地位。[25]在哈维看来，这种隐蔽的利益攫取或资本积累机制，是一种极不对称也不均衡的交换关系，本质上是以损害其他国家为代价来增强少数特定国家的财富和幸福。[26]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还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那么，在后冷战时代，随着美国成为单极霸权并致力于建构“新罗马帝国”，世界再次进入一种具有垄断性的国际专制秩序，人们也见证了美国从“解放者”成为“霸凌者”的蜕变过程：美国不仅绕过联合国体系，通过军事手段和“混合战争”排除异己，而且以普世文明之名输出美国模式，在世界各地引发冲突和混乱，从而坐收渔利；为了摆脱其国内危机，美国一次次“公器私用”，将全球化建立起来的世界经贸体系、创新体系、法律体系，等等，异化为对其他国家开展经济战和科技战，进而实现美国利益优先的工具。[27]这种权力任性，是技术化与动物化的欲望逻辑的极致表现，不仅与世界多极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也超出美国国际信用的底线和自身国力的极限，必然激起从世界范围到美国国内的各种反抗力量。这是今日美国面临的根本矛盾，也是当前世界秩序陷入动荡的根本原因。

从世界范围看：

为了维持霸权既得利益，美国版的世界帝国正变成一种封闭体系、失衡体系和错位体系，在野蛮化中逐渐走向全人类福祉的反面。

其一，人类历史的大势是走向全球开放、互利合作，但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却是一个阵营化的封闭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这个封闭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中心化的强支配、高汲取系统，规则由体系主导者来定，超额利润也多由主导者占取，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整个体系发展以及各国在体系内发展的有限性。例如，美国基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掌控，通过一系列法律将“经济制裁”变成了一种类似于中世纪教皇开除教籍的法律权力。任何国家一旦被美国制裁、封锁和孤立，就意味着被开除“球籍”，它们要么选择对美国俯首称臣，要么被排斥在美国控制的全球体系之外。[28]

其二，现代国际法确立了主权国家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本原则，但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却是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少数国家占据中心位置的失衡体系。从客观规律来说，世界发展格局会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出现“风水轮流转”的局面，从而改变“中心—边缘”结构，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然而，美国基于其世界帝国的中心地位，运用各种力量来捍卫从中心到边缘的等级支配结构，并通过规则制定权，试图将这种结构固定化乃至永久化，从而获得金融垄断和经济霸权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及制度性安排，已成为世界发展的障碍。例如，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给更多人带来福利增长，却与美国基于技术垄断的既得利益产生重大矛盾。为此，美国利用世界帝国的手段机制，对中国采取全方位的“混合战争”，围堵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实际上是打压中国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总体福利。[29]

其三，处于全球高风险时代的人类尤其需要患难与共，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对话与合作来实现共同繁荣，然而，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却出现了权力和责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明显错位。[30]一方面，美国掌握着世界帝国的主导权，享受着这种主导权的利益，却越来越不肯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反而处处强调美国优先（白人优先），把因世界金融危机、国际治理困境、疫情危机等产生的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全世界。[31]另一方面，区域性文明的复兴，中国等新兴力量的崛起，使全球经济基础发生剧烈变化，政治多极化和文明多元性日益显现。这意味着美国基于“历史终结”而推崇的普世文明，以及由此建构的世界帝国的政治法律制度，都需要作出调整，以促进新的文明对话和国际合作。然而，美国抱守区分敌我的固有思维，基于文明冲突论和种族优先论，不惜选择打压和围堵的方式，鼓动结盟化、阵营化的对抗，制造出一个“起火的世界”。随着三重变异的加深，霸道的世界帝国与全人类的利益渐行渐远，势必招致普遍的不满，从而陷入反抗、镇压与失道的泥潭。

从美国内部看：

随着美国的帝国化，跨国资本与美国国家力量相结合所形成的霸权利益，与美国作为政治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之间，冲突越来越难以协调，其结果是美国的自我消耗。因为世界帝国的霸权利益在全世界，但主要依靠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家能力来支撑，这意味着，权力的任性，实际上是以裹挟美国自身为前提的。换句话说，美国的利益一旦全球化，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自然要成为资本全球链条的一环，美国不仅要享受其中的红利，也要把自己交出去，承受资本全球逐利所带来的一部分政治经济代价。

然而，这种红利与代价的分配在美国内部是极不公平的。事实上，作为世界帝国的中心，美国本身就是一座欲望之都，围绕欲望和实力而形成的社会等级结构已高度板结化，呈现为“一条从上到下永无休止的势利链条”。[32]

长期以来，由华尔街金融资本、军工资本、大宗商品资本、科技资本等组成的垄断财阀与美国政治权贵结盟，并在议员、执法机关、司法机构、情报机构、律师、企业高管、基金会、媒体等构成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配合下操控美国的政治和法律，成为美国内部一股不受约束的力量。[33]这一上层阶级实际上也是世界帝国的统治阶级，他们吞食全球化和美国霸权带来的红利，动用世界帝国的全部力量来保护美国资本的全球垄断利益，实现“赢者通吃”，却带来三个后果：

其一，从长时段看，美国国家利益让位于资本全球利益，围绕资本利益最大化而展开的金融优先、资本集中、产业转移、对外滥用武力等一系列操作，消耗了美国自身发展的基础。

其二，美国的广大中下层人民特别是白人劳工群体承担了美国被消耗的代价。他们起初是全球化物质丰裕的受益者，但在繁华盛世中养尊处优，逐渐丧失竞争力，变成被社会性否定的美国“后排人”[34]。随着美国资本向外寻找低成本洼地，他们事实上被抛弃，成为拉里·M.巴特尔斯笔下“不平等的民主”的牺牲品。[35]而外来移民的大量拥入，更是加剧美国内部的族群冲突。被身份政治割裂的底层人民，从相似阶级分化为一个个群落[36]，他们在“文化战争”中相互消耗，社会矛盾不断淤积。[37]

其三，与美国对外行动的果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内事不决。在上层阶级内部，打着高尚道德主义的政治势利之风盛行[38]，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客利用美国政治体制开展博弈，在美国内政事务中频频上演“否决政治”，形成了“不解决问题”的精英戏法[39]，使得美国许多深层问题久拖不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出现了“下层民众造反的时代”[40]，从白人劳工阶层选择另类资本家特朗普，到特朗普挑战美国精英建制派，再到“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攻占国会山”事件，这些内部反制性力量的喷涌而出，暴露了世界帝国的统治阶级与美国下层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

余论：美国锁定美国的“权力魔咒”

如果说世界帝国得益于理性化的孕育而难逃理性化的“铁笼”，那么美国也正是在建构世界帝国的过程中，深陷欲望与权力、技术化与动物化的纠缠之中，从而锁定了美国自己——这不仅仅在于美国把基于“历史终结”的普世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模式的终结版，从而把自己锁定为文明冲突中当仁不让的优胜者，反过来变得野蛮化；也在于美国始终抱持“强者—弱者”“中心—边缘”“我们—敌人”的固有思维，以世界帝国为私器，来把守帝国的中心地带，把自己锁定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既得利益者。

按照这种命定论，中心国家永远占据中心位置，以开化其他国家、民族乃至文明的“昭昭天命”为名，行自我利益优先之实；而半边缘、边缘国家永远居于边缘，成为普世文明的臣服者和世界帝国的纳贡人。这种所谓的天命，更像是一种自封的优越性，并不符合天道自然。人类历史上的多轮全球化都以打破某种垄断性的国际专制秩序为标志，如达尔文所言：“如果说从对过去的漫长检视中，可以发现什么不变的事实，那就是欧亚世界对单一制度、单一统治者或单一规范的抵制。”[41]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野蛮扩张，也必然面临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巨大张力，面临来自全球地理空间上的边疆地带和内部阶层划分中的边疆地带的双重反抗。[42]

对于这种世界性的反抗，已经自我锁定的美国，回应也必然是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的。过去一个时期，人们亲眼见证了美国如何通过对边缘国家的无形掠夺、对竞争对手的有形封堵以及多种形式的向外“甩锅”，来延缓或转嫁矛盾。这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正如乌尔里希·贝克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中所强调的，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43]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支配权，与其在使用这种权力、履行相应责任时的民族主义风格，是极不对称的，其结果是形成“权力任性—内外失调—转移矛盾—加剧失调”的内耗循环，不仅伤害美国自身，也迫使世界其他国家承受代价。那些支持美国开辟帝国新事业的理论家，曾寄希望于美国承担世界责任，却不料成就帝国霸业之后的美国，不但在履行责任时消极怠工，而且在行使权力时任性失控。还有不少人寄希望于美国民主体制所具有的自我纠错能力，可以使美国及其领导的世界秩序走向“王道”。然而，当民主的体制及其意识形态本身都被绑上欲望的战车，成为世界帝国统治阶级食利全球的器具，纠错显然已不现实。

就此而言，美国锁定美国，无异于世界帝国的权力魔咒。在这道魔咒下，力量辐射全世界的美国，和当年过分扩张的罗马帝国一样，在功成名就之后渐渐堕入自我腐化的陷阱。[44]而在霸道不肯退场、王道犹未到来的晦暗时代，这道魔咒不仅困住了美国，也让全人类身陷高风险的混沌之中。此情此景，对于任何希望获得基本尊重和公平对待，希望参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文明体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深刻的警醒——不仅要避免犯和美国一样的错误，更要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基础上寻找世界秩序的新的普遍性。

这种“普遍性”，不应是欲望社会的普遍性或动物化的丛林法则的普遍性，而应在理性化历史进程所推动的技术之“明”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超越性的精神之“文”的问题，从而扭转被颠倒的文明与野蛮秩序，推动人类从世界帝国的精神控制和权力支配下解放出来，为共同的世界赋予文明的意义。[45]这也是我们重新认识美国、重新理解世界的要旨所在。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