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如何策划 “九一八”事变侵略战争的？

常棣 云阿云智库•讲史•中日关系

导读：该策划方案主要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参谋、作战部长石原负责。为制定这个方案，从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关东军先后组织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参谋旅行。

该“方策大纲”主要阐明了以下几点内容：一是以中国东北的“排日斗争”为契机和口实，实施侵占东北的军事行动；二是积极争取陆军部以外的各大臣对这一方策的理解和支持；三是为避免军事行动时遭到内外的反对，重点要做好舆论宣传；四是确定了实施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时期；五是特别强调了实施军事行动的周密性。

妄图使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大陆政策追求的第一目标，但是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达到这一目标？

在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

到“九一八”事变前，发动战争，日本已经形成成熟且完备的方案。

一、“解决满蒙问题”方案的形成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欲把满蒙作为领土或保护国；（二）对于商租问题、铁路问题之类的既得利益，未解决的加以解决，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扩大现在的权益；（三）欲消极地维护现在事实上的权益，专门在经济方面发展；（四）欲放弃现在政治、军事的权益，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实际上，这四种意见从本质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武装占领；二是经济侵占。

前者是代表陆军特别是关东军激进势力的意见；后者是代表政府一些部门或其他势力的意见。

板垣征四郎进一步阐述他的见解说：

“我们确信不疑，最终目的，是将满蒙作为领土，即使采用第二种方案的情况下，也要准备向第一种方案飞跃。…但军部当局自不待言，就是国内的有识者，持有与第一种方案同样意见的人也决不在少数；不仅如此，国内的舆论在这一二年间也有急速的进展，甚至在内地乡村也出现了此种积极的意见。”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陆军方面加紧进行侵略东北的策划。

按参谋本部的惯例每年4月都要做出年度形势判断，《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是在建川美次少将第二部长主持下完成的。

参加会议的有参谋本部的欧美课长渡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中国班长根本博和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

当审议怎样处理满蒙问题时，桥本首先发言说：“不如在满洲挑起一事变，以待军队的发动。”

桥本这一提议没有人立即附和，他接着说：“如果挑起了事变，日本政府不实行，便没有成功的希望，届时怎么办？”

还是没有人附和，这时桥本应建川的要求说：“如果政府不追随，就要以军队的力量毅然实行政变，这样，满洲的问题便非常容易解决了。”

这样，参谋本部制定了一个以解决满蒙问题为中心内容的《形势判断》。

该《形势判断》把解决满蒙问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打开我国根据现存条约和合同所取得的正当权益被中国的背信弃义的不法行为所阻碍之现状，确保我权益的实际效果，并进而努力加以扩张。为此，树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

第二阶段，可将此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国。

第三阶段，实现对满蒙占领（领有）。

该《形势判断》得到陆军三长官的同意后，于6月11日，经陆军大臣南次郎批准，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成立一个秘密的委员会。

委员长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担任，委员有陆军省的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的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

后来今村均、东条英机、矶谷廉介三课长也陆续加入，故有“五课长会议”和“八课长会议”之说。

该委员会经多次研究，于6月19日在《形势判断》的基础上，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

二、“九一八”事变的纲领性文件

该大纲确定了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方针和实行的策略，这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纲领性文件。

该大纲的内容是：

(一)与外务当局密切配合，努力实现张学良政权排日方针之缓和；陆军中央部努力对关东军进行充分指导，使其慎重行动。

(二)尽管作了以上努力，若排日运动仍见发展，也许最终将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

(三)为了解决满蒙问题，得到内外谅解是绝对必要的；陆军大臣应努力通过内阁会议使各大臣了解现地之情况。

(四)使全国国民特别是新闻界了解中国东北实情之工作，主要由军务局承担，情报部予以协助。

(五)陆军省军务局与参谋本部情报部密切地与外务省有关局课配合，使有关各国了解在满洲进行的排日运动之实际情况，万一发生了我军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之事态，使各国谅解日本之决心，而不采取不当的反对及压迫之举动；为此，要在事先订立周密之工作方案，并预先得到上司的批准，以便顺利实行之。

(六)军事行动时需要之兵力数额，在与关东军协商后，由作战部做好计划，并请求上级批准。

(七)谋求内外理解之施策，约以一年即明年春季为期限，以期实施之周密。

(八)让关东军首脑部熟知中央之方针意图，在今后一年内隐忍自重，避免卷入由排日行动所引起之纠纷中，万一发生纠纷时，只作局部处理，努力不使其范围扩大。

该“方策大纲”主要阐明了以下几点内容：

一是以中国东北的“排日斗争”为契机和口实，实施侵占东北的军事行动；二是积极争取陆军部以外的各大臣对这一方策的理解和支持；三是为避免军事行动时遭到内外的反对，重点要做好舆论宣传；四是确定了实施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时期；五是特别强调了实施军事行动的周密性。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该“方策大纲”，就是陆军中央部决心要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并争取各方面谅解和支持他们的这一决策。

“大纲”的第七条说，为“谋求内外理解之施策，约以一年即明年春季为期限”。

对此，后来史家有这样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陆军中央与关东军对这一问题认识有差距，“从《形势判断》和《大纲》看，陆军中央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与关东军的方案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种认为这是一种策略，“即做出一种虚伪的姿态，表示日本有诚意缓和中日关系，从而，把中日关系陷于僵局的责任推给中国，以便在日本‘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时有所借口”。

从6月19日形成《大纲》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整整3个月的时间，与《大纲》规定的时间表提前了半年多。

这半年多时间，不能说明陆军中央与关东军的方案有多大的差距，陆军中央和关东军都急于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说有所差距，是陆军中央曾顾及到舆论的支持；如果说策略的差距，陆军中央是想等待时机，关东军是“要主动制造机会”。

但陆军中央很快就与关东军趋于一致，8月4日，南陆相在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发表的讲演，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满蒙之地，无论在国防上、政治上，抑或经济上，对帝国之生存发展都具有密切关系，然而，近时该方面之形势，对帝国来说，正向不能令人满意之方向发展。…当此之秋，奉职于军务者，益当竭诚奉公。”

这实际上就是直截了当的战争动员，正如当时《东京朝日新闻》社论所说：“语气大有秋霜烈日之概。”

三、关东军侵占东北的方案

在陆军中央部做出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决策前，关东军就已开始策划侵占东北的方案。

策划方案主要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参谋、作战部长石原负责。

板垣和石原都是在张作霖被炸死后调来东北的，他们来到东北后即着手策划武力侵占东北的方案。

为制定这个方案，从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关东军先后组织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参谋旅行。

第一次的“北满旅行”，企图研究在哈尔滨附近进行攻防作战问题。

第二次的“南满辽西旅行”，目的是研究在锦州附近作战的问题。

第三次旅行是以“对苏联作战的结局”为目的。

关东军以参谋旅行的名义，进行调查，实际上就是特务间谍活动。以组织参谋军官旅行为名，到东北一些重要军事地区实地侦察，搜集情报，制定作战计划，为武装侵占东北做军事准备。

1929年7月5日，第一次的“北满旅行”的第三天，石原在车内举行的研讨中，提出了《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

几天后，石原在满洲里又提出《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方案》和《计划》都属于基础性、概括性和探讨性的方案，还很不完备。

为了“解决满蒙问题”，还需要一个更加详细的完备方案。

于是，关东军决定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兵要地志主任佐久间亮三大尉进一步研究，并制定出更加详细的方案。

在板垣和石原的领导下，佐久间亮三大尉经过一年时间的研究，于1930年9月抛出了一个《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这是一个长达228页的大部头文件。

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

其一是通过战争，“迅速占领满洲及蒙古之一部，将其完全置于我势力之下，以获得对外战争所需资源之策源地”；

其二是通过“扶植我势力，以促进时局解决后帝国国民在满蒙之发展，打开帝国在粮食问题、思想问题上之窘境”；

其三表示要“在占领地施行善政，确保治安，以增进中、鲜、蒙和其他满洲居住民族之福祉，将满蒙作为真正安乐之境以图共存共荣”。

第二，实现占领和统治的方策。

其一是要求“军队一方面迅速歼灭在满洲之中国军队，一方面占领政治、交通、经济要地，先以满洲之大部作为第一期统治地区，施行统一之军政，而后根据情况，将占领地区和统战部地区扩张到蒙古”；

其二是要“在占领地区实施军政，要充分满足国军作战之要求，同时要总辖占领地区之全部行政，建设将来帝国统治满蒙之基础”；

其三是对“占领地区统战部所需之费用，在占领地区内自给，不累及帝国之一般财政，进而谋求开发占领地区内之富源，以充分供给我帝国作战所需之资源，并缓和帝国之财政”。

第三，实施殖民统治的方针。

其一对占领地之统治，由满洲军司令官实行。

为此，在满洲军司令部增设民政、财政、警务、司法等各部；

其二治安维持由关东军担当；

其三立法和司法皆由满洲军司令官统辖；

其四占领地之财政在占领区内自给，不累及帝国一般财政；

其五交通、通信，以及占领地之铁路先由野战铁道监部管理运用，次由“满铁”经营，邮便、通信由隶属于军司令官之递信局管理；

其六产业方面，以农业为本位，按以下方针进行指导：促进邦人农业进入满蒙；使满洲成为对日本之粮食、资源及工业原料之供应地；指导和统制矿业、林业；工业以不威胁我帝国之工业为着眼点，促进使用现地原料之工业；

其七要预测战争之产业状态及贸易关系之变化，对需要采取之措施做好计划。

四、满蒙问题处理案

该《研究》是在石原提出的《方案》和《计划》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的最详细、最完备的方案。

其核心内容是两大部分，即如何占领东北和如何统治东北。

无论是该方案所规定占领东北的目的，还是占领后的统治方针，都明确地表达了他们要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其中提到的“善政”和“共存共荣”等，更是殖民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来迷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实质上是殖民主义含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关东军制定的《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作为关东军侵占东北的一个总体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侧重于占领后的统治。

所以，关东军在制定完《研究》后，又于1931年春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案》。

《处理案》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三种方式：

第一，直接解决之方案。

像往年日中交涉那样，向中国政府或东北四省政府提出解决日中悬案之要求，并送交最后通牒。

日本之主张大致为：

邦人在满蒙自由经济行为之保证；铁路问题之解决。但尚需研究是否提出“二十一条”程度之要求，或进而提出保护国性质之要求。其时，中国方面若不允诺，便一举颠覆张学良政府，实行满洲统治方案，或至少以武力为后援，对其实行压迫，实行前述主张。

第二，利用政情变化之方案。

利用张学良和蒋介石或第三种势力间冲突之机会，促进冲突发展，陷张学良于困境，然后再支持张学良，实行我之政策。或对入侵者实行援助，在与之严格约定之情况下，驱逐张学良，扶植新人者。本方案外观上顺应自然形势之推移，故而，可避免列强国之干涉，而且，若方法得宜，有一举把满蒙变为保护国之希望。

第三，制造可利用机会之方案。

如制造：(1)蒙古独立、北满骚乱；(2)排日大暴动。

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使现政权发生动摇，将出现某种可利用之机会。在第二种情况下，因治安之破坏，可以得到行使武力之口实，进而，取得兴膺惩之师一举解决之机会。无论如何，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独自决断颠覆张学良政权、占领满蒙之准备。

上述三种方案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其中前两种是以武力威胁，分阶段地使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第三种是以武力占领使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所谓区别只是缓急的区别，关东军提出这三种方案是为客观形势的变化作准备的。

五、万宝山事件的背后

关东军的本意是倾向于第三种方案，1931年5月29日，板垣征四郎在对第二师团大队长以上军官讲话时，明确表达了这种意向。

他列举了几种方案后说：

“满蒙问题的解决，是关系到帝国安危的问题。国家和国民倘有此坚定的信念，可堂堂正正地向世界宣布，并断然采取一举解决的行动。倘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实行，只得分阶段的渐进解决方法。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捕捉一切机会，决心向一举解决之途飞跃。然而其机会的到来，当然要靠主动的争取和形势的变化；若非使用兵力（关东军大部）的情况下则难以获得。”

从板垣的讲话中可看出，关东军制定方案之初，只是把第一、二种方案作为备用方案，在因种种原因不能实行第三种方案时，才采取“分阶段的渐进解决方法”的前两种方案。

第三种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制造机会，实行武力占领。

万宝山事件是由日本扩大在东北侵略势力而引发的，具体地说是日人利用汉奸郝永德盗租农田一事引起的。

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就开始推行蚕食东北土地的计划，拟在长春至农安一带开设一个大农场，开渠种稻，容朝鲜农民。在此前，我东北地方政府曾多次颁布法令，禁止将土地出售或租让给外国人。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便让汉奸或朝鲜人为其盗买或盗租土地。郝永德盗租土地不仅违背了现行东北地方政府的政策，同时因开渠还严重地侵害了当地中国农民的利益，最终导致万宝山事件的发生。

日本利用该事件在朝鲜煽动起大规模的排华风潮。日本驻长春领事唆使《朝鲜日报》驻长春支局记者金利三报道虚假消息，《朝鲜日报》两次发行号外，谎称：

“二百名同胞与中国官民八百余冲突负伤”，“中国马队六百名出动，同胞在危急中”云云。

由此，在朝鲜引起了狂暴的排华风潮，在整个朝鲜排华惨案中，华侨死亡142人，受伤546人，失踪91人，财产损失413万日元以上，避难者1.6万人。

这次排华风潮是日本一手策划的，“日本于暴动前私散传单，唆使朝鲜人殴打侨胞，其不服从者，一并毒打。亦有冒穿朝鲜人服装，屠杀侨胞者”。

朝鲜《东亚日报》一记者对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主事李仲刚说：

“此次不祥事件，并非朝鲜人意思，更非平壤人所为，亲见行凶之人，均系由某国人自他处雇来专为作此事者。”

日本在朝鲜煽动排华狂暴的同时，也在日本国内进一步制造排华气氛，为发动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制造舆论。

六、中村间谍事件背后

如果说日本是在利用万宝山事件制造排华风潮的话，而利用中村间谍事件则是为了制造侵华舆论。

1931年5月，在参谋本部担当兵站业务的中村震太郎，接受了“搜集对苏主决战方面及兴安屯垦区的作战资料的秘密使命”。

然后“隐瞒身份”冒领护照，于6月初窜至哈尔滨、昂昂溪、海拉尔、满洲里等地。

7月26日，中村一行在苏鄂公府被兴安屯垦军第三团捕获，经搜查和审讯，得知中村是日本间谍。

确认中村的军事间谍身份后，6月27日，第三团代理团长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就地正法。

根据中村隐瞒军人身份，冒领护照，潜入我军事禁区，进行侦察活动等事实，我第三团将其逮捕并就地正法，是符合国际法的正常行为，更是主权国家维护国家安全与尊严的行为。

中村等是被我屯垦军秘密处死的。但当日方得知中村失踪后，于7月下旬，又派关东军参谋片仓衷潜往洮南，在兴安屯垦区内进行调查搜索。最终还是了解到了中村被屯垦军处死的基本线索。

8月17日，日本方面发表了关于中村事件的声明，并对中国提出抗议和交涉。在交涉中，日方提出四项要求：

(1)道歉；(2)处罚责任者；(3)赔偿损失；（4)将来之保证。

在解释第四条时，要求保证解除对日本人到洮索地区事实上之封锁，日本人到该地区旅行时，中国方面须给予保护。

交涉从8月17日开始，进行十余次，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

七、“九一八”前武力调查的计划

日本关东军和陆军省利用中村事件，加快了武力侵占东北的准备和步伐。

在日本方面与东北当局交涉之前，关东军就制定了一个武力调查的计划。

8月10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致函满铁副总裁江口条定说，对于中村震太郎遇难一事，关东军准备在最近与奉天军宪进行交涉，根据交涉情况，有可能进行实力调查，所以请求满铁提供人员和各种车辆担负运输之任。

关东军要求满铁为其准备的各种车辆计有110辆之多。

8月24日，陆军省制定一个《当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事实或不能达到满意解决时对中村事件之处理方案》。该方案规定：

“在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之事实，或虽不否认杀害事实，但不能迅速允诺我方之要求时，立即派遣以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开赴洮南，断然实行对洮索路之占领。”

如中方还不能满足日方要求，“帝国就要实行永久占领”；并明确提出：

“在实行本方案时，如遇到中国方面之实力反抗，就要导致满蒙问题之根本解决。”

从该方案的主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关东军把“支援中村事件交涉的军事行动”和发动武装侵略的行动结合到一起了。

9月14日，日本铁路守备队抚顺守备队长川上精一召开了有在乡军人会长、警察署长、宪兵队长、抚顺站长等参加的临时警备会议，宣布：

“作为支援中村事件交涉的军事行动之一，计划于9月18日下午11时30分至40分左右出发，至牛相屯下车渡过浑河，袭击中国飞机场。”

而就在9月18日当天，奉天派出的第二批调查员返奉，提出了报告书。

荣臻立即向日本森冈领事说明了中村被杀经过，并出示了中村的间谍文件。按此据荣臻应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荣为息事宁人，却竟向森冈表示将召开军法会议，正式审问关玉衡。

然而，这种妥协退让的对日交涉，并没能打消关东军武力占领东北的决策。

关东军自皇姑屯事件后即开始策划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相继发生后，在日本国内掀起的反华风潮，使关东军武装侵占东北的策划有了舆论上的支持；也使陆军中央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所规定的舆论准备，至此已在日本国内完成。

此时，关东军在发动武装侵占的时机选择上，正在努力说服陆军中央部“要立即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