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之城”突围而出的

香港新特首李家超

云阿云智库•粤港澳大湾区项目组

导读：尽管面临全球经济转型和本地社会深层次矛盾等挑战，特首李家超其政策方向体现了对“一国两制”优势的深度运用，以及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阶段性成果。未来，如何平衡开放与稳定、加速解决住房等民生问题，仍是其施政的重要考验。本文共19300字，由云阿云智库•粤港澳大湾区项目组提供。

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

 云阿云智库•粤港澳大湾区项目组

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提名，国务院2022年6月19日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任命情况如下：

任命陈国基为政务司司长；

任命陈茂波为财政司司长；

任命林定国为律政司司长；

任命卓永兴为政务司副司长；

任命黄伟纶为财政司副司长；

任命张国钧为律政司副司长；

任命杨何蓓茵（女）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任命麦美娟（女）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

任命邓炳强为保安局局长；

任命曾国卫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任命卢宠茂为医务卫生局局长；

任命许正宇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任命蔡若莲（女）为教育局局长；

任命宁汉豪（女）为发展局局长；

任命丘应桦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任命何永贤（女）为房屋局局长；

任命林世雄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

任命孙玉菡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任命谢展寰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

任命孙东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任命杨润雄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任命胡英明为廉政专员；

任命林智远为审计署署长；

任命萧泽颐为警务处处长；

任命区嘉宏为入境事务处处长；

任命何珮珊（女）为海关关长。

上述主要官员将于2022年7月1日就职。

从“精英之城”突围而出的香港新特首，李家超

  云阿云智库•粤港澳大湾区项目组

2022年5月8日，对于近年一直受困混乱和疫情的香港而言，可谓划时代的一天：

在一个“精英云集”的“国际大都市”里头，一个没上过大学的警察，居然破天荒的成为了特首。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名为李家超。

李家超，何许人也？在中国大陆，如果不熟悉香港事务，大概率不会听说过这个名字。确实，在2019年反修例动乱以前，他只是个默默无名之人。

历任香港行政长官，可以说星光熠熠——董建华，“世界七大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曾荫权，哈佛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的硕士，香港首位华人财政司；梁振英，英资测量业巨头仲量行历史最年轻的合伙人；林郑月娥，香港大学的高材生。

相比之下，李家超似乎就有点黯然失色了。

但是，他的崛起，却正是一个典型的，从底层崛起的，体现“狮子山下”精神的“香港故事”。

在阶级固化的今日香港，他的故事更为难能可贵。

01

生于1957年，今年65岁的李家超，家境并不怎么好。

小学时期，他就读于深水埗五邑工商总会学校，这是香港一所典型的工人子弟学校。之后在中学时，他升入了一所著名男校九龙华仁书院。

读书期间，他的学习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在香港中学会考，他取得了5A的成绩；在香港A-Level的预科考试，他则取得了1A、2B的成绩。

这么一个“学霸”，为何就没有成功上到大学呢？

其实，当年（1977年）李家超曾经获得香港大学工程学系的录取，但却因为“家庭原因”而没有入学，而是去投考警队当警察养家去了。

这个“家庭原因”并不神秘——对当时的香港人而言，即便学力足够，上大学也只是一个奢侈，要在学费的压力和谋生的需要之间做选择，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

李家超今天拥有一个澳洲查理斯特大学的公共政策和管理硕士学位，其实是参与警队与该大学合作的自学计划的结果。

之前，有反对派质疑过他的学历。对此，他的回应是：

这正正证明香港有机会给予所有人，只需要自己努力、只需要自强不息，自己的理想就可以达到。

1977年，李家超加入当时港英政府的“皇家”香港警察，成为了一名见习督察。

在回归以前，他一直默默在底层耕耘，也一直默默无名——

因为，香港回归以前，警察作为港英压制民众的强力部门，出于对华人的不信任（因为害怕他们“通共”），中上层的关键岗位必然是牢牢掌握在英国白人的手中，此时李家超自然难有升迁的机会。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香港回归进程开启。香港管治系统关键岗位的英国老爷们，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大潮面前，当然只能默默撤出。取而代之的，自然便是当时香港政府中来自各个中层岗位的华人公务员。

李家超，便是成功把握回归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华人警察，在香港回归祖国的1997年，40岁的他获晋升为总警司。

坐上历史的快车道，中年李家超的“开挂人生”由此开始。

02

李家超在警队出任了不同侦缉部门的主管，包括刑事情报科情报搜集组、西九龙总区重案组及情报组、毒品调查科以及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等等。

他领导下的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层破获了1994-95年的“柳记豪”纸包饮品迷魂党案；在他晋升为总警司之后，更在1998年破获了张子强策划的800公斤炸药案。

众所周知，张子强最后是在中国大陆被捕、受审和处决的。而不为人知的是，他之所以需要逃亡大陆，正是因为李家超领导的团队查获了他与团伙储藏在上水马草垄的800公斤炸药。

当时，李家超和队友们在炸药储藏窝点附近，每天24小时冒着生命危险采取秘密行动，才确切掌握了张子强团伙的行踪。

可以说，香港“三大贼王”的终结，并不仅是“阿爷”的功勋，以李家超为代表的香港警察，同样立下了汗马功劳。

“柳记豪”的案件更为朴实无华一点。“柳记豪”是一名前惩教署职员，他团伙的作案手法非常简单——在“维他柠檬茶”这类纸包饮品中注射迷药，然后待受害者喝下饮料之后，尾随事主大肆抢掠。

在1994年7月到1995年2月间，这个团伙作案超过20起，一时香港社会中人心惶惶，警队也束手无策。当时时任西九龙刑事侦缉警司李家超便加入了专案小组，其后便成功缉捕“迷魂党”主脑、惩教署前职员“柳记豪”郭育豪归案。

多起大案要案的侦破，李家超在同事之间建立了非常高的名望，前下属形容他“好醒目（很聪明）”、“很有计谋”，而且形容他领导风格是“hands-on（亲力亲为）”，认真负责，而且要求下属时时报告，对细节抓得非常严格，风格十分的刚猛，被同事们称为“沙尘超”。——摘自《明报》，2022年4月8日

在警队任职的多年间，李家超可谓“战功卓绝”，及后他便坐上了步步高升的快车道。

2002年，李家超被借调到保安局，研究电脑罪行立法相关事宜，开始从“武官”走向“文官”；

2003年，获晋升为警务处助理署长，出任西九龙总指挥官；

2005年，出任刑事部主管，在任期间亲自处理了“徐步高枪击案”；

2007年，李家超获晋升为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担任刑事及保安处处长；

2010年，获委任为警务处副处长（管理）。任内处理过侦缉人员流失率高等问题，在任期间获行政长官颁发香港警察荣誉奖章和香港警察卓越奖章。

一步一个脚印，遍布警界专业领域，李家超的晋升充分展现了什么叫能力过硬、专业过硬、素质过硬。

03

2012年，李家超迎来了又一次晋升，获保安局局长向聘任委员会推荐，被特区政府委任为保安局副局长。

而摆在这位新任副局长面前的，是一个比过去更为棘手的香港。

此时，香港暗流涌动，房价不断暴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市民的居住空间和年轻人的上升空间都越来越狭窄。

上涨的房价源源不断地绑定了大量新上车的普通人和中产，因此垄断资产阶级和炒房投机客抓住了港府为求稳定纵容房价“只涨不跌”的弱点，不断趁机推高房价，15年来房价竟然翻了四倍。

也因此，房价收入比飙涨至46.3（2021年数据）的香港，也被媒体称为“全球最难买房的城市之一”。

一边是大量亟待开发的荒地，一边是寸土寸金、人均居住面积仅16平米的拥挤闹市，年轻人在逼仄、狭隘的空间内不断累积的怒火。

香港已建设土地仅占特区面积的约25%

可是，这些年轻人痛恨房价毁了自己生活和未来的同时，自己也是房价受益者（自家一般都有一套）。甚至有些刚上车的人，一面痛骂房贷让自己喘不过气，一边又暗自祈祷房价继续上涨。

房价让人变得又扭曲，又矛盾。

不敢直面现实又不愿损害自身利益的香港年轻人的愤怒，被唯恐天下不乱的美国察觉了。

潜伏在这座城市的煽动家和海外资金们，给了这些迷惘者一个错误的答案：都是中国内地，都是中央害你们生活变成这样的。

而诡异的是，这些年轻人也欣然接受了这个错误答案——

这样，他们就不用否定自己所生所长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也不用得罪那些能威胁自身生存的垄断资产阶级，更不用面对自己既恨房价、又怕房价跌的矛盾心态。

火焰，就这么在逼仄压抑的香港大街小巷被迅速引燃。

洞察人性弱点的美国煽动家们，嘴角露出邪恶的微笑。

04

在新冠疫情以前，香港街头年复一年都有许多的示威和抗议。

而这些社会运动往“黑暴”的方向发展，其中2010年“反高铁”示威的骨干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阻止立法会通过高铁的拨款议案，当时一部分反对派聚众冲击立法会正门，警务处被迫出动防暴警察驱散这些示威者。这是回归以来香港首次发生政府和违法示威者的大规模冲突，可以说是“黑暴”的先声。

美国的煽动家那时候就已经在香港埋下楔子了。

面对违法分子，当时香港警察为不落人口实、中了煽动家们的圈套，另一方面，香港社会也对这些“后生仔”有点同情，因此，警方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拘捕行动。

而这番纵容，反而给了煽动家和海外资金可乘之机，这些黑手不断制造各种恶性事件，俨然要把这股歪风邪气愈演愈烈。

当时作为保安局副局长的李家超，清醒地看到了香港局势的本质，没有选择姑息和纵容这些被操控和迷惑的“后生仔”，而是逆流而上，坚持依法办事，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秩序的安宁。

2014年6月6日，立法会正在讨论新界东北的发展计划，跟“反高铁”事件一样，当中又有一批激进示威者试图采取暴力行动，阻止立法会就议案进行表决。

这个发展计划是为了提高土地供给、压低房价的，却成为了骚乱的借口。可想而知，这种完全违背真正的“后生仔”的屁股的行动，后面有多少黑手。

违法分子强行拆散铁马阵、一次过拉走大量铁马，并尝试徒手拉开立法会大门，以长伞、搭棚架用的长竹等攻击立法会正门，企图闯进立法会内部，警方时隔四年后再次被迫出动防暴警察驱散暴徒。

但是，在李家超的领导之下，这次的警队以及保安局就没有以往那么“软”了。在当天晚上的清场行动当中，警方采取了拘捕行动，一共拘捕了13人；及后，警方又在同年9月起诉该13名被捕人士。

当时正是反中乱港分子预备发动“占领中环”的紧张时刻，任何对“后生仔”的拘捕和检控都会承受很大的政治压力，甚至被诬为“政治检控”。

此时，李家超依旧坚定持守法治和秩序的立场，指出对被捕人士的检控“只是按程序办事，没有政治考虑”；针对当时反中乱港分子搞的“公民抗命”，他更表示“任何人表达意见一旦犯法，将要承担法律后果”，而警方也“已就占中行动预备好不同应变方案、战术和装备”。——摘自《Now新闻》，2014年9月21日

年轻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这番手腕堪称雷霆慈悲，避免了被迷惑和操控的“后生仔”们错误地堕入更深的深渊，以及造成香港社会经济环境的螺旋形下坠。

在处理“占中”和反新界东北事件立下了汗马功劳，李家超便顺理成章的，在2017年获中央政府任命为保安局局长——

此前，回归后前四任保安局局长都是入境处出身，他是第一位警察出身的保安局局长。

同年7月，林郑月娥上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香港在“占中”失败的短暂稳定以后，即将要迎来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

05

作为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像警队时代那样于前线冲锋，而是要在行政系统的大后方支持和协调警察、消防、入境、海关等纪律部队的工作，从而维持香港法治秩序的良好运行。

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纪律部队代表的身份跟立法会协调。而当时的香港立法会，依旧有大量的席位为反对派所占据，李家超便必须顶住反对派的压力，坚定支持香港警察的工作。

在2019年反修例动乱之时，除了反对派以及一些“反中乱港”团体发起的大规模示威以外，还有大量的“勇武派”黑衣暴徒发起暴动，四处打砸、瘫痪交通甚至殴打不同意见的市民，无恶不作，令人发指。

当时香港警队不得不出动防暴警察，以胡椒喷雾、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平息暴乱，但却为这些“反中乱港”者以及他们指挥棒下的“毒媒”诬为“滥暴”，甚至“打死人”、“杀人”。

这些别有用心、黑手重重的势力的目的便在于，通过舆论攻势打击警队的信心和士气，从而迫使香港政府屈服投降。

在当时勾结外媒的“反中乱港”分子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李家超坚定执行“止暴制乱”的任务，坚定支持香港警队的执法工作，没有一分一毫的动摇和退让。

在2019年8月12日的采访中，他说：

“如果我们刻意摧毁警队，针对警队，你想一想如果香港失去了警队，是不是我们想见到的情况？如果警队再也不能维持香港治安，是谁得益呢？”

同时，他高度赞扬香港警队无惧危难，“以一敌十”执行职务，展现了勇气和承担，无愧为亚洲最佳警队，直言自己“以香港警察为荣”。

另一方面，在任保安局局长期间，李家超一直坚定地在政治层面维护国家安全。

在反修例暴乱发生以前，他就已经成功禁止了所谓“香港民族党”的运作。

港区国安法落实以后，李家超更在2021年5月首次引用香港国安法实施细则，冻结正因涉违国安法而被扣押的乱港黑手、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股份与及其他3间公司等资产，估计总值接近4亿元，成功瓦解了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壹传媒”集团（也就是恶名昭彰的《苹果日报》所属的媒体集团）。

而之后，接受文汇报采访的时候，他说：

“维护国家安全天经地义，作为中国人没有可能在这大是大非上有任何畏缩，特区官员一定会理直气壮承担这个责任，有国家作为后盾，更加不需要有任何怀疑、任何顾虑。”

积极维护国家安全的李家超，也因此在2020年8月7日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他笑着回应道：

“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实施所谓制裁，充分暴露美方的霸凌行为和双重标准。自己不会畏惧美方制裁，只会更坚守信念，恪守岗位，履行职责，以维护国家安全”。

李家超的忠诚和能力，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市民的眼中，都有目共睹。

2021年6月，根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国务院任命李家超为政务司司长，成为香港特区历史上首位警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接替即将退休的张建宗。

他成为了特区政府仅次于特首的“二把手”。

06

对于李家超而言，成为政务司司长，是又一次的人生飞跃。

但跟以前一样，他每次的人生迁跃，就意味着他要面对又一次历史的大考。

在任职政务司司长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即开始面对了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由Omicron引发的第五波新冠疫情。

就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香港政府在面对Omicron引发的疫情时，表现并不尽人意，在付出了超过9000名病人的性命以后，才勉强将疫情控制下来。

当时香港公立医疗系统处于崩溃的状态，而私营医疗系统却袖手旁观拒绝收治新冠病人，反映出香港资本主义医疗制度的痼疾。（见《从香港的被迫躺平，看医疗利益集团如何制造“新冠共存”》）

但与此同时，香港政府当中仍有一些表现出色的部门和官员，李家超便是其中的代表。

在2月11日，香港新冠日新增个案数已经达到数千例，大有全面爆发之势，此时的李家超临危受命，率领官员团队到深圳，与中央及广东方面官员商讨内地援港事宜，并且成立了五个专班——流行病学专家组、检测组、检疫设施组、医疗设施保障组、其它物资供应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香港在面对Omicron病毒的超高传播性时被迫“躺平”了，但是在内地援助香港的领域当中，仍然有不错的表现：

首先，在香港疫情高峰期，有大量的深港司机核酸阳性，深港货运随时有“断供”的风险，也导致了当时香港一时间物资价格的上涨。

但在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通力合作下，香港跟南沙之间开通了蔬菜及物资的水运专线，同时也开通了铁路援港专列，大量防疫物资、蔬菜和生鲜食品运到香港，成功稳定了物价，安定了香港的人心。

其次，李家超领导下的香港内地对接团队，与在港中资企业合作统筹了大量临时医疗设施和社区隔离设施（也就是“方舱医院”）的援建。

九个内地方舱援建项目，提供了约五万个隔离及治疗床位。目前香港的疫情已暂时回落，但当香港政府未来决定重新进行全民检测、实施“动态清零”政策的时候，这些隔离和治疗设施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07

2022年4月4日，现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不寻求连任。

此时，深受中央信任，且在对抗黑暴和新冠疫情上表现出色的李家超，已经被广泛认定下任特首最合适的人选。

2022年4月6日，李家超辞任政务司司长，并在7日获得国务院批准免职。4月9日，李家超正式参选第六届行政长官，并在同月14日提交提名。

此后，李家超马不停蹄，先是在24号“落区”到油麻地一幢旧楼探访基层家庭；然后则是在29号公布其参选政纲，提出四大纲领：

1. 提升政府管治能力

2. 土地房屋提速提量

3. 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

4. 关爱共融

李家超着重强调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提出检视部门运作方式、行政程序，减少不必要或重复的环节。

而对于香港问题的核心，及香港社会最关注的住房问题，李家超提出成立“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及“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分别负责督导公营房屋事宜、以及协调觅地规划审批，务求土地房屋供应可以提速、提效、提量。

李家超的纲领中的最大亮点，就是开先河地提出了“以结果为目标”，就不同范畴的工作订立“关键绩效指标”（KPI）。

而KPI制的引入，可以说是切中了香港管治问题的要害。

以往房屋问题、贫困问题、创科发展等香港深层次问题之所以长期无法解决，正是因为香港“精英”公务员系统当中“以程序为纲”的政治文化：

政府提出的政策，不是“议而不决”，就是在落实层面上遇到大量“程序”上的障碍，从而忽视了大多数市民的迫切需要——这显然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一种施加阻力的把戏。

就正如李家超在发布政纲时所言，

“房屋问题已蹉跎了20多年，过往有很多‘大辩论’，但下届政府是执行的时候，可以继续辩论，但必须坐言起行”。

“以结果为目标”纲领在酝酿后提出，意味着香港行政文化的“程序中心主义”将被打破，也意味着如今香港的上层已就社会痼疾必须解决达成了初步一致。

而“结果”与“程序”并重的未来，香港整个政治系统的执行力必然得到解放，为香港未来的长久治安提供上层建筑的基础。

香港的垄断资产阶级，因“狮子山下”的精神崛起，而成为了香港社会权力的垄断者；它们却又试图亲手扼杀了香港的“狮子山下”精神，以图让其垄断得以千秋万代的传承

而在“狮子山下”精神中成长的中产们和房奴们，一方面痛恨着房子对一切价值的取代，一方面又时刻担心自己身价因房价下跌受损，矛盾和逃避现实的心态让他们找错了归因，甚至一些人还成为混乱的推波助澜者。

“狮子山下”的精神一直被压抑和歪曲着，可幸运的是，拨乱反正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2022年5月11日，歌手何韵诗、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大律师吴霭仪及岭南大学副教授许宝强4人，因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被捕。

无疑，这是新特首送给渴求稳定已久的香港社会的礼物。

混乱和割裂的时代终将走向结束。次生贻害得到了清除，即意味着本质问题正即将着手解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狮子山下的火种始终还在燃烧着。

给香港多一点耐心吧，从忠诚，能力、经验、执行力、责任心和时代环境来看，李家超一定会在这个后疫情时代的时代转折点，给出一份让大家满意的答卷。

梁韦诺：香港新行政长官上任后，要面对哪些挑战？

梁韦诺 云阿云智库•粤港澳大湾区项目组

5月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完满结束。在中央大力统筹和协调下，爱国阵营不分左中右，各党派暂时将利益和矛盾放下，空前团结一致支持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最终李家超获得1,416票、得票率超过99%，顺利成为第六届行政长官人选，等候国务院正式任命。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完满结束，李家超胜选。

由于这次选举只有李家超一个候选人，所以香港市民的关注度不算高，但普遍对新一届政府都有不少期望，特别是希望能够解决土地住房等深层次问题。对此，李家超在政纲中提出了不少措施，当选后也重申住房问题是其优先工作。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也逐渐回复稳定。政治方面，制定实施《港区国安法》及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反中乱港势力大为减弱。

社会经济方面，第五波疫情相对缓和，确诊数字从高位回落。随着香港确诊数字下降，政府加快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商场和街道恢复人流，商户生意有所改善，市民终于松一口气，社会逐步回复正常。九所中央援建的社区隔离设施，其中六所将于本月内停运作备用，内地援港医护也已分批离开。

李家超当选行政长官，无疑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及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然而，这只是为应对危机和解决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代表香港面对的问题会迎刃而解，香港更不会直接就“长治久安”。

事实上，李家超上任后，除了那些老生常谈的深层次问题，更要面对一连串令人头痛的风险挑战，并非必然如坊间所说的那么一帆风顺。以“复杂多变”来形容李家超接下来的五年任期也不为过。各种威胁香港社会稳定的危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旦应对不力，很可能会将李家超处理深层次问题的努力白费，就像董建华提出的“八万五”建屋计划面对金融风暴时一样。

坊间有意见认为，中央在修例风波后出手制定实施《港区国安法》和完善特区选举制度，显示往后出现危机，中央自会出手解决，特区政府无须担忧，万大事有中央。

这种看法并不准确，而且不负责任。两会期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时指出，中央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方针政策。虽然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权，出手协助香港处理政治危机，但不代表往后会由中央官员对香港直接管治，也不会事无大小也出手介入，只会“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治理香港的主体责任仍然落在特区政府身上。

事实上，“一国两制”的真正优势，并非如某些特区政府官员所言，是当香港需要时（特别是把事情搞砸后），总能得到来自国家的支持，而是在一国之中，实行与内地不同社会制度的香港，可以在港人高度自治下自行把危机处理好，实现长期繁荣稳定，无须中央收拾烂摊子，不替国家添烦添乱。因此，下届政府必须主动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不能等到局面失控时，才寻求中央出手相助。

下届政府要面对的主要风险挑战

毛泽东曾言：“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可能有人认为笔者杞人忧天、无事自扰，对新局泼冷水，但香港接下来要面对的风险挑战并非笔者凭空想象出来，有些是有迹可寻的“灰犀牛”，当然也有些是无法预测的“黑天鹅”。要防范危机，下届政府必须对风险挑战有足够重视，作好防范工作，即使不能阻止危机发生，也能尽量把危机的影响减到最低，避免造成社会不稳，甚至出现动荡。

一、新冠疫情

李家超上任后首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就是新冠疫情。无法管控好疫情，一切愿景都无从谈起。

现时香港每日确诊数字从高位的数万宗下降至徘徊在二、三百宗，但数字并不准确，因为大多数市民不会主动去做检测，即使快测发现受感染也不一定上报。不过，由于很多市民早前已感染并康复，有了抗体，近期的确比高峰时少了新感染，所以现时的确诊数字大概可以反映整体向下的趋势。

问题是，即使二、三百宗是准确数字，对比每日过万宗当然是低位，但对比香港前四波的每日确诊最高数字，就高出两三倍，代表社区仍然有大量确诊者游走，仍然有广泛的社区传播，距离“清零”甚远，自然也不符合内地的“清零”标准，“通关”恐怕遥遥无期。

有本地医学专家提出，香港每日确诊数字将会横行、维持在三位数一段时间，往后即使会逐步下降至百多宗、数十宗，也不会达致“零感染”。从外国经验来看，过了高峰后，确诊数字虽然会下降，但不会消失，只会在低位徘徊，直至出现新一波疫情。事实上，根据内地两年多来的抗疫经验，要达致“清零”，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快速的“检测、隔离和治疗”工作，别无他法。

事实上，李家超政府的“清零”工作非常紧迫。随着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已陆续爆发感染群组，例如元朗一所火锅店、上环一所酒楼、观塘一私房菜餐厅，也有桌球室出现感染群组。坚尼地城一带的污水病毒量更比最近的平均数值高逾100至1,000倍，港大医学院甚至罕有地发出警告，呼吁师生避免到该区用膳。可见，社区仍然存在不少病毒传播。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社区至少有数百条传播链。而专家亦发现病毒即时繁殖率已突破数值1，即一人会传染多于一人。

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更预料未来一至两星期确诊个案有机会回升到四位数，并警告在冬季前市民的第3针免疫水平下降，又或者有新变种病毒出现，届时香港或会出现第六波疫情。

加上日前国外来港入境限制放宽，输入个案正在增加，第六波疫情也很可能会更快发生。假如在短期内未能“清零”，香港很可能要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疫情，与内地恢复正常“通关”自然无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难上加难。

目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并没有特效药和更高防御力的疫苗，且内地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存在根本性差别，可以预料，李家超接下来的五年任期内，除非上述条件出现重大变化，香港都会持续面对疫情的风险挑战。香港作为中西方的桥梁，与内地和海外的正常往来牵涉到香港的根本命脉，如何处理好两者，将会是李家超政府的重大挑战。

二、本地民情

中央出手制定实施《港区国安法》及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社会大致回复稳定，两年多前的动乱场面已不复见。

然而，香港的基本民情没有变化，社会上的负面情绪仍然广泛存在，社会撕裂仍然相当严重。笔者身边同情“黑暴”的朋友，他们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政治立场也没有变，只是碍于《港区国安法》的强大震慑力而敢怒、敢言，但不敢有公开行动，也没有人敢站出来煽动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反政府行动。

但是，各种“软对抗”手段却很常见，抗疫期间尤其明显。譬如，有人在网上煽惑市民不要参与全民检测，声言检测目的是为了将港人的基因送到内地，也有人煽惑市民不要接种疫苗，声言疫苗是政府追踪和监控市民的工具。而政府推出的手机流动应用程序“安心出行”让市民自行记录行踪，不少市民以“侵犯个人私隐”为由拒绝使用，甚至制作假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序瞒天过海。

另外，李家超参选行政长官，也惹来反对势力的攻击，例如有人在Facebook成立名为“每日关注李家超中文水平”的专页，就其竞选专页的帖文和发言作出批改及评分，批评李家超的中文水平不济，从而贬损其能力。可见，反对势力已经在摸索既不违法，又能损害政府威信的做法。这些“软对抗”虽然并非暴力行为，也不一定违法，但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并不少。

与此同时，本地激进组织仍未绝迹，仍然在地下活动。笔者执笔之时，警方宣布成功瓦解一个本地激进组织，涉案人士在通讯平台群组内发布逾2,000条讯息，当中涉及仇恨政府、反社会言论，并且讨论策划暴力行动，包括刺死警员、防疫人员等，甚至研究如何制造炸弹。行动中，警方检获2把自制弩、15支箭、2支仿制枪械、1把匕首、少量大麻及疑有大麻成分的精油。

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是，社会广泛存在不满情绪始终是隐患，尤如火药桶，在外部势力和本地激进组织的配合下，稍有不慎便会酿成社会政治危机，甚至导致大规模的动乱爆发，确实不容忽视。

三、国际与地缘局势变化

中美关系“蜜月期”结束已是既定事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美国时间周四（5月5日）发表讲话阐述美国政府对华战略，但由于确诊新冠病毒而推迟。据外媒报导，讲话内容将会确认美国眼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

一个多月前，美国参议院就以68票赞成、28票反对，通过经该院修改的《美国竞争法》，以深化对华战略竞争，并在多个领域对中国施压，当中提出多项与香港有关的修正条款。

《美国竞争法》提出要支持香港的反政府媒体，又建议授权国务卿领导建立一个工作组，制订一个加强香港互联网弹性和使用的计划。《美国竞争法》修正案亦提到要提防中国内地利用香港来绕过美国的法律，并建议多个联邦部门评估中国内地透过香港，规避美国增收的关税或制裁的情况。

由此可见，美国将会继续利用香港打击中国，香港虽然已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使美国无法如以往般肆无忌惮，但仍无阻美国打“香港牌”，香港将无可避免继续成为中美角力的磨心。

除了香港，《美国竞争法》对台湾也提出各项修正条款，包括提出强化美台伙伴关系，承认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一旦台海出现军事冲突，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作为邻近地区的香港自然无法独善其身。早在1999年，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委刘泰英就扬言一旦内地当局对台实施导弹演习，台湾将对香港发射导弹。2007年，台湾军方秘密试射自行研制的“雄风二E”型巡航导弹，其射程远达1,000公里，足以覆盖香港。当然，国防事务属中央事权，内地的导弹防御系统已经覆盖香港。若有导弹来犯，会马上进行拦截，但军事行动对香港社会造成的影响，特别是民众的心理恐慌，确实不容忽视。

更严重的是，一旦台海出现军事冲突，美国很可能会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外电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及财政部官员早前曾与国内外银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若发生地区性军事冲突或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到其时，香港自然也会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

对港人来说，美国制裁已不陌生。现时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主要涉及个人层面。《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多名特区政府官员已经被美国实施制裁，早前李家超便因名列美国制裁名单，遭Google旗下YouTube关闭竞选频道，Facebook同样表明禁用任何涉及支付功能的服务。

然而，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西方国家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就金融、经贸、外交等多个范畴提出制裁措施，涉及个人、企业到国家。相比之下，现时美国对香港的制裁只是小儿科。

假如台海出现军事冲突，美国会对中国和香港实施何等程度的制裁？会否如俄罗斯般，面临被冻结和没收个人及企业的资产、被逐出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甚至被禁止兑换欧元和美元？

当然，目前看来，金融制裁连俄罗斯都没能击垮，中国的经济实力也比俄罗斯强大得多，更难以撼动，而香港届时也肯定会得到内地的帮助。但是，香港毕竟是国际金融中心、属于外向型经济，那些制裁在短期内还是很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如果叠加社会上原有的不满情绪和境外的煽动，会形成更多的乱象。

可以预料，李家超这五年任期内，都要持续面对国际及台海局势恶化而带来的威胁，特别是2024年美国大选和台湾的地区选举，川普卷土重来和民进党继续执政的机会愈来愈高，到其时局势会恶化到什么地步，无人能够想象得到。

四、金融危机

此外，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日益增加。去年年底，全球顶级富豪马斯克曾扬言经济危机“可能在2022年春季或夏季到来，但不会迟于2023年”。虽然马斯克没有解释为何有此判断，但从现时形势发展，马斯克的判断不无道理。

美国正经历40年来最高的通胀，据美国劳工统计局5月11日公布的4月通胀数据，消费物价指数（CPI）按年升8.3％，接近40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平均目标。

为了降低通胀，美国将无可避免要加息、收紧货币政策。美联储5月议息会议决定加息半厘，是自2000年来单次加息最大幅度，并宣布于6月1日开始缩表，正式开始加息周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如果经济表现一如預期，在6月和7月的议息会议将会每次加半厘。

虽然加息可以相对缓和美国国内通胀，但产生的副作用极大，最明显的是会使原先在别国投资的资金回流美国，导致高外债国家外债加重及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面临贬值压力，继而引发这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并很可能触发区域性，以至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

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世界多次发生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多与美国加息有密切关系。可以预料，随着美国展开加息步伐，全球金融市场将会进入一段长时间的震荡期，加上新冠疫情、俄乌局势等不明朗因素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并非不能预见。

当然，以上这些风险挑战都是大概能够预测的“灰犀牛”，但下届政府肯定要面对其他无法预测的“黑天鹅”，正如毛泽东提出的“十七条困难”，最后一条就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对策建议

对于疫情，香港并非如一些悲观派所言，注定无法“清零”。事实上，香港并非没有“清零”的条件，问题在于领导是否相信可以“清零”。

现时香港医学界不少专家都支持共存，坊间提出的医务卫生局局长人选也有支持共存的。因此，李家超组班时，必须拣选一些熟悉国家“动态清零”的做法、相信这套做法是可行的，并且有决心执行的人士出任主责抗疫的主要官员，包括但不限于医务卫生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局长等，去统筹和落实抗疫工作。

特别是接下来应确定是否需要，以及何时推行全民或大规模强检，并为此制订具体的执行方案。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强检很可能要进行不止一轮，而是多轮，才能把绝大多数感染者识别出来，并且要大量隔离设施，把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隔离。

总之还是务求尽快管控疫情，达致“清零”，恢复与内地正常“通关”，然后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下，逐步恢复与海外的正常往来，并为应对往后的第六、七、八波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够在未来疫情初起时快速、精准地切断传播链，不任由病毒造成持续性的社区传播和规模性的疫情反弹。

对于民情，在《港区国安法》的震慑力下，相信香港短期内再出现动乱的机会甚微，但期望民情短期内会有大幅改变，并不实际。应对香港民情的对策，道理上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相似，都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对于那些顽固的激进分子，期望他们短期内改变立场极为艰难，唯有利用法律和执行力量将他们管控好，孤立他们。虽然中央制定《港区国安法》，但特区政府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仍然存在。

更何况《港区国安法》并不能涵盖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范畴，意味着下届政府除了要马上为《基本法》23条立法，往后更要随着形势变化，修订或补充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特别是信息流通方面，现时激进分子仍然可以通过“连登讨论区”和Telegram发布煽动讯息，这是李家超政府必须正视的漏洞。

2018年俄罗斯政府曾下令封锁Telegram，最终失败，2年后解除禁令。如此看来，管控好这些网络平台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2021年7月，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李家超接受采访时表示，正筹备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

对于普通香港市民，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或多或少对特区政府有不满，也因为历史因素和西方及本地反对势力的宣传而对内地政府缺乏好感，但以宽松的爱国者标准来看，他们都是爱国者，不能把这么一大批香港市民通通划分为非爱国者，当成敌人处理。

因此，下届政府要积极争取香港市民的支持，特别是针对深层次问题，以实际政绩来争取民心，把市民的不满情绪疏导好，把社会矛盾管控好。正如李光耀所言：“要提高你们的政治意识，再多的政治教育、讨论和煽动，也比不上你们有这些切身利益来得有效。”往后重组的政策研究组，也要积极发挥舆情监察的作用，了解民情变化，避免激化矛盾。

同时，下届政府要积极发展进步力量，抓紧教育、媒体等意识形态领域，培养出新生的爱国力量，并要积极培养爱国者成为贤能的管治人才，壮大爱国力量，长远使整体民情逐步调整。

国际政治及经济形势方面，香港处于相对被动的情况，毕竟往后西方国家对香港实施制裁，制裁会到什么程度，主动权不在我方而在西方国家手中，特别是视乎美国是否决心与中国全面对抗。

假如西方国家全面制裁中国，投下“金融核弹”，对香港的经济和金融难免是灾难性打击，但认为特区政府只可到时见步行步，或者断定西方国家会投鼠忌器，为了自身在华利益而放软手脚，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更何况，即使美国不主动出击，出现几率越来越高的全球经济及金融危机也会对香港造成沉重打击。

为了把破坏减到最低，下届政府必须“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语），预先做好准备，制定不同的应对方案。早前有报道指，金管局面对不同场景，例如被逐出SWIFT系统、资产被冻结等，制定了不同的应变预案，并一直与人民银行保持紧密沟通，这是好事，但可能还不足够。

除了做好预案，香港是否有一些可以主动做、能够减低冲击的工作呢？笔者并非金融方面的专家，只是门外汉，无谓班门弄斧，但现时已有不少学者和专家提出一些建议，例如检讨和调整联系汇率、参与中国的CIPS结算系统、积极发展区块链技术、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和比重等，值得当局关注和考虑。

此外，现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设有“紧急应变系统”，另备有不同事故的特定应变计划，由保安局负责，主要针对的是严重影响市民生活的事故，例如自然灾害。2018年，六个纪律部队则组成了“跨部门反恐专责组”。但香港接下来面对的危机涉及不同领域，特别是金融方面，现行的救灾、反恐机制就不足以应对。

因此，下届政府可参考中央的“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小组”，设立专责统筹协调应对金融危机工作的“金融危机应变小组”，由财政司司长担任组长，就应对金融危机和制裁作统一高层部署，统筹协调香港的监管机构、港交所等重要金融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行动，并设置专责对接内地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小组，以加强合作和沟通，并与海外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制裁作好准备。

结语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也是正式进入“50年不变”中期的一年，而接下来的五年，更是“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作为中国与西方的桥梁，随着国际和地缘局势变化，再加上本地固有的问题，可以预料香港接下来的五年可能依然荆棘满途，无可避免要面对无数的风险挑战。李家超政府能否带领香港应对危机、走出困局，是对“港人治港”的真正考验，他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语）。

新香港，如何再出发？

 孙锡良 云阿云智库•粤港澳大湾区项目组

新香港，如何再出发？

2015年的时候，“港闹”现象很普遍，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香港治理的六条建议”的文章（简称“港六条”）。后来，还就香港与内地的合力发展问题提了些意见建议。

回顾近七八年香港转变的历程，感觉在很多方面是符合预期的，中央政府对香港治理的重大转变是有成就的，也是符合香港市民利益与诉求的。

最近，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产生了，李家超先生顺利当选，并且得票率很高。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但它又具有鲜明的国际性，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应该看到这一特殊关系，不能硬生生地用短视眼光推出不具弹性的政策。

从李家超先生竞选和当选后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决心和信心，看到了他的规划雏形。这里面，既有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又有香港自身的经验积累，值得信任。

未来的香港，可以定位为“新香港”，未来的香港，将是慢慢脱离殖民印象的香港。

中国下决心把香港治理好，不是为了给洋人看，而是为了香港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体中国人的利益，责任在己，使命在己。

什么样的香港才能称得上“新香港”？

我个人认为，中央政府和香港地方政府，应该在以下六个方面做好规划：

法治不倒退

香港，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法治方面有较好的国际形象。可能是受到港剧的影响，内地人一直也比较喜欢香港的法治环境。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超过百年的殖民统治，加之回归后未做好去殖民化工作，香港过去的法治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严重的落后性：一是英国人实质上主导了香港的司法体系，港人并未真实主导自己的权利；二是香港法治整体上仍是权贵法治，仍是形式法治，大多数港人的基本权益并未得到有效保护。

新香港，“宪法+基本法+香港地方法”必将是未来最权威最具实质作用的法律体系，殖民地法系必将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大方向，也是不容挑战的方向。

如何保证这套新体系能让香港有比过去更好的法治环境，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思考，我们要求香港依照新的法系治港，就必须要保证香港不走向法治的反面，绝不能出现人大于法的局面。

香港的法治不倒退，就是要坚持“法律说了算”。

民主不逊色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香港一直是处于英国强压状态，香港人未获得任何形式的民主权利。二战以后，全世界反殖民运动走向高潮，英国不得不在香港释放一丁点形式民主，在小的细节上允许市民表达诉求，而从总督到各级各部门负责人，都还是英国人站在高位。

虽然英国人没有给予香港市民真正的民主，但它却向国际社会包装出一副香港很民主的样子，让国际社会感觉香港具有民主特色。中国实现对香港恢复治理后，它们又不惜一切代价地诋毁香港民主，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央政府破坏了香港民主。

新香港，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基于治理好香港，是为了香港市民，并不是为了讨好国际社会。但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必须保护好香港市民的民主权利，不但要有民主，还要比殖民时代的民主更多，还要比英国治理香港时的民主更真实、更全面和更利民。

殖民时代以及回归前二十几年，如果说香港有民主，那只能说是极少数贵族的民主，包括洋人贵族和港人贵族，“港闹一族”不过是贵族的利用工具。

未来的民主，既要强调“真”，更要强调“实”，这个“实”必须反映到实质性改善市民的真实利益上来。如果我们搞得多数人认为香港民主权逊色于过去，那我们就得反思。

香港民主，应该成为中国民主建设的排头兵和范例。

发展不停滞

发展，是“新香港”未来的主题，没有发展，只有“港闹”，香港慢慢会变成臭港，香港一旦在发展问题上走向失败，那我们不但对不起香港市民，也没办法回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批评。

李家超当选后，讲了许许多多地未来发展设想，尤其提到了中央在十四五规划中给予香港“八个中心”的定位。

实话实说，我虽然承认把香港纳入到中国整体规划的必要性，但并不认为给予香港八个中心的定位有科学性，我不想一个个“中心“去论证可行性，只是想说，香港就几百万人口，它支撑不了八个中心的重任，不要说国际中心，就是建成八个国内中心都办不到，能做成三到四个中心就非常了不起了。

现实一点看，在未来三十年内，让香港稳固为国际金融中心、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贸易转运中心、让香港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这四个方面是非常可行的，把这四个方面做成功了，香港的未来就前途光明。

一个城市，能不能做成国际中心，得看国际人流、国际物流和国际资金流愿不愿意向该处集中，如果这三股力量进不来，再多的规划都是纸上梦想。

近三四十年，中国内地规划了无数种“中心“，成功的并不多。就拿金融中心来讲，一个国家，上海，深圳，北京，都想让自己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怎么做？可能吗？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城市有资格讲自己是国际金融中心。

整个大中国，如果能把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做实做大就很成功了，其它城市还是不要定位太高。

有人认为，不要把香港看得太重，内地也需要发展，内地也可以发展同样的中心。

这是很狭隘的观念，如果你是真心把香港当成中国一部分，就不能再有内地与香港两张脸之分，香港成为稳固的国际金融中心，其辐射力仍然在国内，其它金融城市同样受益，香港做不成金融中心，其它城市能做成？

支持香港发展，一定要客观务实，一定要从国际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上给予香港真实的政策配套支持。

民生不减利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李家超当选后的讲话中，他用了最大篇幅谈香港的住房建设问题，香港的民生，很大程度就是住房问题。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身背“发达地区”名声的香港，其市民的大多数并未解决“住”的问题，虽然人均GDP很高，也配得上“发达”二字。但是，香港并未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它的贫富分化并不比内地好多少，甚至更畸形。

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前面提到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法律体系和民主设计，核心在保护权贵，“富”字更多只写在极少数人的额头上，大多数香港人只是“平均”了富裕。

尽管新任行政长官有决心解决住房问题，但要落到实处并不容易，我看到的更多办法还是依赖市场和资本，政府有规划，但没有进度表，一旦资本不配合，拖着不办，打压速度，时间久了，就会影响市民判断。

有关香港的住房建设，我曾经提过“深港一体化方案”，后来也有内地官员提到过，但最终未看到落实。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方案，港深需要深度融合，这其中就包括人的融合。我讲的“深港一体化”不同于大湾区，大湾区太模糊，而深港一体必须有实质性融合，深圳可以释放部分资源让利于港。

未来五到十年内，如果能让所有“笼屋里的香港人”实现脱笼的愿望，能让中层香港人再改善住房，香港人的民生福利就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中央治港，港人治港，必然赢得绝大多数港人的赞赏。

港人民生福利，不进就是减，内地在发展，世界也在发展，香港停不得。

西方不干政

香港人，大陆人，都在提“国际中心”，既是国际，那就不能排斥外人，当然也包括西方人和西方公司。

香港要建那么多国际中心，不说依赖西方，但至少得争取主要西方国家参与到进程中来，它们都不来，也就不具备什么国际性了。想让它们来，又要让它们不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政策，那就得从法律、制度和政策上做出更严密的安排。

前不久，大家都认为俄罗斯被西方石油禁运会致其崩溃。两个月过去，它没有崩溃，欧洲却有二十多家石油燃气公司开设卢布账户，主动凑近俄罗斯，你想断，断不了。俄罗斯做了反制裁安排，让欧洲不得不无奈配合。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香港对国际要有吸引力，中国政府必须给予香港一些基于国家交往层面的政策支撑，金融也好，贸易也好，外交也好，都留一部分基础性工作给香港，让世界各国不得不把香港当作获取某些便利和权益的通道，不经此处，你办不成事，要想走通，就得保持与香港紧密关系。

中央给香港留一些“国际通道”，且对这些通道给予主权安排，主权在我，又是必经之道，香港的中心建设有保证，治外法权又行不通。

稳定不放松

最近十年，中央治理香港有一个最成功的转变是坚定确保稳定，从不姑息养奸，不向“港闹”妥协，依法打击犯罪分子。

香港的稳定，既要保证市民正常合法的游行示威权，又要保证违法分子不能制造事端。

未来的挑战是什么？除了香港内部还存在一部分不稳定因素之外，台湾的前途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干扰因素，西方利用台湾制造中国的不稳定，当然就包括借机制造香港的不稳定。对港台间不稳定事端制造者的勾连关系要逐步理清楚，进而斩断它们的联系根据地，最大可能地消除隐患。

影响香港稳定的不利因素还包括内地第五纵队的人员，这部分人善于借助“西方理念”赢得部分港人的信任，这部分纵队人员在大陆有相当数量的粉丝群，一旦机会降临，它们的破坏力不亚于“港闹”和台独分子。

窃以为，能保证“六不”，就能实现香港的繁荣稳定，就能让曾经的“东方之珠”再次光彩夺目。

中央治理香港，大陆同胞看待香港，都需要有国家胸怀，都需要有母亲胸怀，尽可能只记住香港的好，尽可能淡化香港的不足。

新香港，启航并不容易，征途并不平坦，选举顺利还只是第一步，全国人民的支持尤其重要。

湖南卫视做得很不错，用一档娱乐节目轻松开启了国人从文化层面对香港的支持，这种支持，包含着怀旧，包含着家国情怀，包含着港文化、港潮流对中国人整体精神的某种补充。

假以时日，当“港风”再次风靡中国的时候，“新香港”也就真的扬帆远航了，“殖民地香港”也就完全实现向“中国香港”的华丽转身了，港人心回了，一切就顺了。

附言

1.如何看中国超规格参加韩新总统就职典礼？

答：看历史，知未来，懒评！

2.有人问如何看崔某元最近发评一事？

答：我讲过多次，对他，做得对的，该赞还是赞，对他“五反”的一面，必须揭露清楚。人，一旦在利益上拎不清，表演就是一种需要。

跟大家说两个人两件事：

其人一：曾经的主持人，某年曾在微博上吹牛自己有大量新中国早期历史影像资料。我问他这些珍贵资料是怎么来的？我问是原件还是拷贝件或复印件？拿出这些资料合不合法？他可能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很快就删了博文。遗憾的是，当年我未及时截图，现在也就不能指名了。

其人二：该公知是社科院教授，特会装，到了冬天，经常穿一件旧大衣。他曾经搞了个公益活动，给流浪者送盒饭或旧衣物，然后拍照上传，吸了无数粉。后来，我发现他经常坐飞机全国到处跑去跟流浪者拍照就发微。我问他：“你的公益活动在全国都有粉丝群，你能否在北京指挥，具体活动由他们去执行，你飞来飞去花的钱，不知道要买多少盒饭和旧衣服？”他回答我四个字：多管闲事。然后就把我拉黑了。

演，是公知的套路，演得越好，形象越显高大。

3.如何看待知网被反垄断调查一事？

答：调查它，理由正当，但焦点不准。中国一年的科研经费高达2.8万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约9800亿，企业支持约1.8万亿。另外，中国教育经费近四万亿，其中就有部分为高校教育科研经费。这么庞大的经费都支出了，也产生了天量的知识产权库，为何就不能再花点钱把它用“计划”的形式管理好？大几万亿都花了，再花个一两亿就花不得？知网应负小责，管理者应负大责。这就是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