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政治生涯研究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嘉仪 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

编者按：本报告旨在系统梳理日本政治家高市早苗自其政治生涯起步至今所涉重大事件、政策主张、舆论争议及其在日本政坛中的角色演变。报告以时间线为主轴，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多维视角，分析其言行对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全文31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嘉仪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说明

本报告旨在系统梳理日本政治家高市早苗自其政治生涯起步至今所涉重大事件、政策主张、舆论争议及其在日本政坛中的角色演变。报告以时间线为主轴，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多维视角，分析其言行对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内容涵盖其早年经历、从政历程、政策立场、关键争议事件（如“赏樱会”风波、历史观争议、防卫政策主张等）、党内斗争、媒体形象及未来政治前景预测。

本报告严格依据公开可信资料（包括日本国会记录、主流媒体报道、学术研究、政府文件等）编写，力求客观、中立、全面。

目录

一、人物背景与早期生涯

（一）出生与家庭环境

（二）教育经历与思想启蒙

（三）进入政界前的职业路径

（四）与安倍晋三的政治渊源

二、从政初期与政治崛起

（一）首次当选众议员（1993年）

（二）自民党内的派阀归属与晋升路径

（三）历任内阁职务概览（经济产业大臣、总务大臣等）

（四）与安倍政权的协同与分歧

三、核心政策主张与意识形态立场

（一）经济政策：“新资本主义”与财政保守主义

（二）宪法修正与安保政策（集体自卫权、自卫队地位）

（三）外交战略：对华、对美、对韩立场

（四）社会议题：女性角色、少子化对策、LGBTQ+权利

（五）历史认识问题：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言论分析

四、重大争议事件详析

（一）“赏樱会”风波中的角色与责任

（二）政治资金问题与透明度争议

（三）言论自由与仇恨言论指控

（四）网络右翼支持基础分析

（五）媒体关系与舆论操控质疑

五、自民党总裁选举与权力博弈

（一）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全过程

（二）与岸田文雄、河野太郎、野田圣子的竞争策略

（三）安倍派支持下的竞选机制

（四）落选原因深度剖析

六、在岸田内阁中的角色与影响力

（一）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的政策实践

（二）对岸田“新资本主义”路线的制衡作用

（三）在修宪议题上的推动与阻力

（四）与党内其他派阀的关系

七、媒体形象与公众认知

（一）日本主流媒体对其报道倾向

（二）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策略

（三）支持者画像：年龄、地域、意识形态分布

（四）国际媒体（BBC、CNN、NYT）对其评价

八、未来政治前景与潜在挑战

（一）2025年及以后自民党总裁选举可能性

（二）若当选首相可能推行的政策议程

（三）面临的国内外制约因素（经济低迷、中美博弈、少子老龄化）

（四）对日本民主制度与和平主义传统的长期影响

九、比较视野下的右翼女性政治家

（一）与德国AfD、法国国民联盟、美国共和党女性保守派对比

（二）东亚语境下女性保守领导人的特殊性

（三）性别与民族主义的交织逻辑

十、结论与反思

（一）高市早苗现象的本质：个人野心还是时代产物？

（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结构性动因

（三）对中日关系与区域稳定的潜在影响

（四）民主社会如何应对民粹保守主义崛起？

高市早苗政治生涯研究报告

李桂松

2024年10月12日

导读：高市早苗的政治生涯，是一部浓缩的日本当代政治史。从1993年初登政坛的奈良女性议员，到2020年代执掌国家安全战略要职的内阁核心人物，她的每一步晋升都嵌入在日本社会结构转型、国际秩序动荡与意识形态重构的宏大脉络之中。

一、人物背景与早期生涯

（一）出生与家庭环境

高市早苗于1961年1月20日出生于日本奈良县奈良市。其父高市辰夫曾任职于地方金融机构，母亲为家庭主妇。作为家中长女，高市早苗在相对稳定但非显赫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奈良作为日本古都，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种环境或许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她对“传统日本”的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高市家族并无显著政治背景，这使其政治崛起更具“草根逆袭”色彩，也常被其支持者用作励志叙事。

（二）教育经历与思想启蒙

高市早苗就读于奈良市立伏见台中学，后进入奈良女子大学附属高中。1979年，她考入神户大学经营学部，主修经营学。在大学期间，她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左翼或右翼倾向，但据同学回忆，她对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已有浓厚兴趣。毕业后，她进入松下政经塾——这一由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创办的政治人才培训机构，被视为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摇篮”。

松下政经塾强调“自主独立”“爱国精神”与“儒家伦理”，其课程设置融合了古典哲学、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实地调研。高市早苗在此接受了系统的保守主义思想训练，并结识了日后多位自民党要员。尤为重要的是，她在塾内深受安倍晋太郎（安倍晋三之父）演讲的影响，由此确立了对“正常国家化”理念的认同。这一理念主张日本应摆脱战后和平宪法束缚，成为拥有完整主权与军事能力的“普通国家”。

（三）进入政界前的职业路径

离开松下政经塾后，高市早苗并未立即参选，而是先后在多家企业担任管理职务，包括近畿日本铁道公司和一家地方广播电台。这段经历使她积累了媒体沟通与组织管理经验，也让她意识到地方经济对国家整体发展的基础性作用。19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达到顶峰，但高市已开始关注产业结构失衡与地方衰退问题，这为其日后主张“地方创生”埋下伏笔。

（四）与安倍晋三的政治渊源

高市早苗与安倍晋三的密切关系始于1990年代初。两人同属自民党清和政策研究会（即“安倍派”），且均出身于松下政经塾。安倍欣赏高市的坚定立场与执行力，而高市则视安倍为政治导师。在安倍首次出任首相（2006–2007）期间，高市虽未入阁，但已在党内担任要职。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高市被任命为总务大臣，成为其核心团队成员之一。

这种关系不仅是派阀利益的结合，更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同盟。两人都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强化日美同盟、推动教育改革以强化“爱国心”。高市曾公开表示：“没有安倍先生，就没有今天的我。”而安倍亦多次称其为“最值得信赖的战友之一”。

二、从政初期与政治崛起

高市早苗的政治生涯始于日本政治格局剧烈动荡的1990年代初。彼时，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体制崩塌，社会对政治改革呼声高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高市以年轻女性保守派政治新人的身份踏入政坛，并凭借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清晰的政策主张以及与党内核心人物——尤其是安倍晋三——的紧密联系，逐步在男性主导的自民党高层中站稳脚跟，最终成长为日本政坛最具影响力的右翼女性政治家之一。

本章将系统梳理其从首次当选众议员到跻身内阁核心层的关键历程，揭示其政治崛起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一）首次当选众议员（1993年）

1993年是日本战后政治史上的转折之年。这一年，自民党因党内分裂与腐败丑闻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终结了自1955年以来连续38年的执政地位。在7月举行的第40届众议院选举中，多个新政党涌现，选民对“政治净化”和制度改革寄予厚望。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节点，时年32岁的高市早苗首次参选，并成功当选为奈良县第2区众议员。

1.参选背景与策略

高市早苗的参选并非偶然。早在1980年代末，她便通过松下政经塾的人脉网络进入自民党地方组织视野。奈良县第2区原为自民党资深议员山口鹤男的选区，但山口因卷入“里库路特事件”而政治影响力衰退。自民党急需一位形象清新、立场坚定的新面孔接棒。高市凭借其经营学背景、媒体从业经验以及在松下政经塾积累的政治素养，被党内视为理想人选。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是当年自民党提名的极少数女性候选人之一。在1993年众议院全部511个席位中，女性议员仅占3.7%（19人），而高市作为保守派女性参选，在舆论上具有突破性意义。她的竞选口号强调“地方振兴”“财政健全化”与“教育正常化”，契合当时民众对经济泡沫破裂后国家重建的期待。

2.选举结果与政治意义

高市以微弱优势击败社会党候选人，得票率为41.2%，成为奈良县历史上首位女性众议员。尽管自民党整体落败，但高市个人的成功为其赢得了党内关注。更重要的是，她在选举中展现出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通过挨家挨户拜访、举办小型说明会、利用地方广播电台发声等方式，构建了稳固的“地盘政治”基础。这种深耕地方的策略，成为她日后多次连任的关键保障。

首次当选后，高市并未急于谋求高位，而是专注于学习议会程序、参与委员会审议，并积极撰写政策提案。她在预算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场合频繁发言，尤其关注教育内容审查、地方财政自主权等议题，初步确立了“保守务实派”的形象。

（二）自民党内的派阀归属与晋升路径

在日本自民党政治生态中，派阀是权力分配与人事安排的核心机制。高市早苗自踏入政坛起，便明确归属于清和政策研究会，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安倍派”。该派阀由前首相福田赳夫创立，后由安倍晋太郎即安倍晋三之父继承，强调“自主防卫”“修宪”与“亲美路线”，是自民党内最具鹰派色彩的派系之一。

1.派阀选择的战略考量

高市选择加入清和会，既有理念契合，也有现实利益考量。一方面，她在松下政经塾时期已深受安倍晋太郎思想影响；另一方面，清和会在1990年代虽非最大派阀，但人才储备雄厚，且具备强烈的“政权志向”。对于缺乏家族政治资源的高市而言，依附一个有上升潜力的派阀，是实现政治抱负的最优路径。

然而，作为女性且无世袭背景，高市在派阀内部起初并不受重视。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清和会高层几乎全为男性世袭议员。高市通过两项策略突破瓶颈：一是持续在政策领域深耕，尤其在通信、IT、地方行政等技术性较强的领域积累专业声誉；二是主动承担派阀内事务性工作，如组织会议、协调地方后援会等，赢得资深议员信任。

2.晋升关键节点

高市的政治晋升呈现“阶梯式”特征，每一步都与派阀权力更迭密切相关：

2000年：被任命为自民党青年局次长，首次进入党内领导层。

2003年：在小泉纯一郎内阁改组中，出任内阁府副大臣，分管科技政策与女性活跃推进事务。这是她首次进入政府体系。

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出任首相，高市被提拔为内阁府政务官，负责规制改革与行政效率化。尽管职位不高，但标志着她正式进入“安倍核心圈”。

2007年：在福田康夫内阁中，出任总务副大臣，主管地方自治与邮政民营化相关事务，进一步积累行政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在2009年自民党下野期间并未沉寂。她积极参与党内改革讨论，并在2010年出版著作《日本再生战略》，系统阐述其经济与外交主张，为日后重返执政奠定思想基础。

（三）历任内阁职务概览（经济产业大臣、总务大臣等）

高市早苗真正进入国家权力中枢，始于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此后十年间，她历任多个关键内阁职位，成为安倍政权乃至岸田文雄内阁中不可或缺的保守派支柱。

1.总务大臣（2014–2016）

2014年9月，高市被任命为第三届安倍改造内阁的总务大臣，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三位女性总务大臣。总务省掌管地方行政、选举制度、通信政策、邮政事业等，权力广泛且敏感。高市在此任内推动多项争议性改革：

①地方分权改革：主张扩大市町村财政自主权，削减中央对地方的“捆绑式补助金”，引发地方政府强烈反弹。

②通信监管强化：要求日本广播协会等公共媒体加强“政治中立性”，并推动修订《广播法》，被批评者指为“打压言论自由”。

③邮政民营化后续：支持完全私有化日本邮政，认为国有资本应退出商业领域。

任内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对媒体的强硬态度。2015年，她在国会质询中表示：“若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有偏颇，国民有权质疑其存在意义。”此言引发新闻界广泛批评，但也巩固了其在保守派选民中的支持。

2.经济产业大臣（2021年短暂代理）

2021年8月，时任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因丑闻辞职，高市被临时任命为代理经济产业大臣，任期仅一个月。尽管时间短暂，但她迅速介入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稀土资源保障等战略议题，展现出对经济安全的高度敏感。这一经历为其日后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埋下伏笔。

3.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2021–2022）

在岸田文雄首届内阁中，高市被任命为新设的“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该职位旨在统筹关键技术保护、供应链韧性、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高市主导制定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2022年5月施行），确立四大支柱：

一是特定重要物资（如半导体、医药品）的国内生产保障；

二是关键基础设施设备的安全审查；

三是尖端技术（如AI、量子计算）的官民合作研发；

四是专利保密制度以防技术外流。

该法案被视为日本版“芯片法案”与“技术脱钩”战略的法律基础，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从传统军事防御向“综合安全保障”转型。高市在此过程中展现出卓越的跨部门协调能力，但也因过度强调“对华风险”而被批评为“安全泛化”。

（四）与安倍政权的协同与分歧

高市早苗常被外界视为“安倍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细究其言行，可见二者在战略节奏、政策优先级甚至政治风格上存在微妙矛盾和分歧。

1.协同：意识形态同盟与政策共振

在核心议题上，高市与安倍高度一致：

①修宪立场：两人均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明确自卫队地位。高市多次在国会表示：“和平不能靠幻想维持，必须有实力支撑。”

②历史观：均否定“东京审判史观”，主张恢复“自豪的日本历史教育”。

③日美同盟：强调深化美日军事一体化，支持美军基地建设。

在2015年安保法制审议中，高市作为总务大臣虽非直接负责部门，但仍多次公开声援，称“集体自卫权行使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

2.分歧：务实与激进的矛盾

然而，在具体施政风格上，高市比安倍更为激进与不妥协。例如：

①对华政策：安倍虽对华强硬，但始终保留对话渠道，强调“战略互惠”。而高市在2020年后多次主张“全面审视对华依赖”，甚至提出“脱钩”言论，被外务省内部视为“过于极端”。

②经济政策：安倍推行“安倍经济学”，强调宽松货币政策与增长导向；高市则更倾向财政保守主义，曾私下批评“量化宽松制造资产泡沫”。

③女性角色：安倍推动“女性经济学”，鼓励女性就业；高市虽支持女性参政，但反对“性别配额制”，认为“能力应超越性别”。

最显著的分歧体现在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尽管高市获得安倍派全力支持，但安倍本人并未公开表态背书，仅称“尊重每位候选人的努力”。有分析认为，安倍担忧高市过于强硬的立场可能损害自民党中间选民基础，故保持距离。

此外，在“赏樱会”风波中，高市作为总务大臣曾被质疑滥用职权邀请支持者，而安倍政府试图淡化处理。高市则坚持“一切合规”，拒绝道歉，显示出其不愿为维护政权形象而妥协的性格。

3.权力结构中的定位

总体而言，高市在安倍政权中扮演“意识形态守门人”角色——当政权需要向右翼基本盘释放信号时，她便是最佳代言人；但当需要平衡各方利益时，她又常被边缘化。这种“既倚重又防范”的关系，反映了日本保守派内部“稳健现实主义”与“原则理想主义”的矛盾和分歧。

小结：高市早苗的政治崛起，是个人能力、派阀支持与时代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从1993年初登政坛到2020年代跻身内阁核心，她始终以“坚定保守派”形象示人，在修宪、安保、媒体管制等议题上毫不妥协。尽管与安倍晋三共享意识形态底色，但在政策节奏与政治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塑造了她的独特政治人格，也预示了其未来若执掌政权可能带来的政策转向。

三、核心政策主张与意识形态立场

高市早苗的政治人格高度统一于一套清晰且坚定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体系。这一体系融合了战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观、传统家庭伦理以及对“正常国家化”的执着追求。不同于部分自民党政治家在选举压力下采取立场摇摆策略，高市始终以“原则优先”为行动准则，即便面临舆论批评或党内阻力亦不轻易妥协。本章将从五大维度系统解析其核心政策主张的思想基础、政策表现及其在日本政治光谱中的定位。

（一）经济政策：“新资本主义”框架下的财政保守主义

尽管高市早苗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但其经济理念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支持市场自由化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强调财政纪律与国家经济安全，形成一种“有边界的自由主义”。

1.对“安倍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

高市公开肯定安倍晋三推动的“三支箭”（宽松货币政策、灵活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在提振股市与企业信心方面的成效，但她对其中“灵活财政”持保留态度。她多次在国会质询中指出：“持续扩大国债规模是对下一代的不负责任。”2014年担任总务大臣期间，她推动地方政府削减非必要支出，并主张中央应减少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依赖，转而通过税收自主权激励地方创收。

这种立场使其与自民党内主流“增长优先派”形成分歧。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当政府推出大规模紧急经济对策时，高市虽未公开反对，但在党内会议中强调“必须设定退出机制，防止财政永久赤字化”。

2.“经济安全保障”作为新范式

高市真正的经济政策突破体现在“经济安全”概念的制度化。2021年出任岸田内阁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后，她主导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将经济政策从传统的“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优先”。该法四大支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①特定重要物资保障机制：要求半导体、医药品、稀土等关键物资建立国内最低库存与生产能力；

②基础设施设备审查制度：对电力、通信、金融等关键基础设施所用设备实施国家安全审查，实质限制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参与；

③专利保密制度：允许政府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尖端技术专利实施保密，禁止公开申请，防止技术外流。

高市解释此举是“吸取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教训”，但分析普遍认为，其深层动机在于推动对华技术脱钩。她在2022年国会答辩中直言：“不能让战略物资命脉掌握在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手中。”

3.对中小企业与地方经济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并非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者。她长期关注地方中小企业生存困境，主张通过数字化转型（DX）提升竞争力。任总务大臣期间，她推动“地方创生IT补助金”，资助市町村建设数字政务平台。但她反对无差别补贴，强调“支援应面向有创新意愿的企业”。

总体而言，高市的经济观可概括为“财政保守主义+战略产业保护主义+数字赋能地方”，构成其所谓“新资本主义”的实践路径——这一术语虽由岸田文雄提出，但高市赋予其更强的安全导向色彩。

（二）宪法修正与安保政策：走向“普通国家”的坚定推手

修宪与强化防卫能力是高市政治生涯的“原点议题”。自踏入政坛起，她便将修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视为毕生使命。

1.宪法第九条修正主张

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高市认为此条款使日本“主权残缺”，无法履行国际责任。她主张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并删除“不保持战力”表述。

在2022年自民党修宪草案讨论中，高市力主采用“加宪”方式（即新增条款而非删除原文），以降低修宪门槛。她解释：“保留和平理念的同时承认现实防卫需求，是国民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然而，其真实意图仍被和平团体批评为“渐进式军事化”。

2.集体自卫权与日美同盟深化

高市是2015年安保法制（允许有限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坚定支持者。她认为，在朝鲜导弹威胁与中国海军扩张背景下，日本必须具备“与美军协同作战”的法律基础。2023年，她公开呼吁将自卫队任务范围扩展至“印太全域”，包括南海巡航。

她尤其强调强化日美情报共享与联合指挥体系。在担任经济安全保障大臣期间，她推动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与“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将经济联盟转化为安全联盟。

3.核威慑论的试探性表达

最具争议的是高市对核武器的态度。尽管日本官方坚持“非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但高市多次在非正式场合表示：“在极端情况下，应不排除所有选项。”2022年接受《产经新闻》专访时，她称：“若朝鲜拥有可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导弹，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将受质疑，日本需思考自主威慑手段。”

此言论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弹，但她并未收回，仅补充“当前阶段仍以非核为前提”。分析认为，此举意在试探舆论底线，为未来修宪后发展“核共享”铺路。

（三）外交战略：价值观同盟优先，对华强硬常态化

高市的外交观建立在“民主与威权”二元对立框架之上，强调以价值观为基础构建同盟体系。

1.对美关系：无条件优先

她视日美同盟为“日本外交基石”，主张全方位深化合作，包括：

①支持驻日美军基地扩建（如普天间搬迁至边野古）；

②推动日本加入“五眼联盟”情报网络；

③在G7、QUAD等多边机制中主动承担协调角色。

2023年访美期间，她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演讲称：“自由开放的印太，本质是民主国家对抗威权扩张的前线。”此言被解读为将日本明确纳入美国对华遏制战略。

2.对华政策：从“风险管控”到“系统性脱钩”

高市对华立场经历从“谨慎接触”到“全面防范”的转变。2010年代初期，她尚承认中日经贸相互依存的现实；但2018年后，尤其在华为事件、新疆人权问题、台海局势升温背景下，她逐步转向强硬。

其核心主张包括：

①禁止中国公民收购日本农地与森林（称“国土安全风险”）；

②限制中国留学生进入敏感理工科专业；

③在WTO框架外单独审查中国产品倾销行为。

2024年，她在国会质询中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可见其反华态度之坚决，将台海视为日本核心利益之认知。

3.对韩关系：历史问题不可妥协

高市坚决反对就慰安妇、强征劳工等问题向韩国进一步道歉或赔偿。她认为2015年《日韩慰安妇协议》已“最终且不可逆地解决”问题，批评文在寅政府“背信弃义”。她主张暂停《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直至韩国“恢复信任”，立场比岸田政府更为激进。

（四）社会议题：传统家庭观与有限度的女性赋权

作为女性政治家，高市在性别议题上的立场充满矛盾：一方面打破玻璃天花板，另一方面拒绝女权主义标签。

1.女性角色：能力本位与性别配额

她反对基于性别的配额制，称“政治应以能力而非性别选拔人才”。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她拒绝将“增加女性议员比例”纳入政纲，引发女性团体批评。但她同时强调“支持女性兼顾工作与家庭”，主张扩大托儿所供给与远程办公制度。

这种立场使其在保守男性选民与职业女性之间取得微妙平衡——既不被视为“激进女权”，又彰显“女性成功典范”。

2.少子化对策：回归家庭价值

高市将少子化归因于“家庭功能弱化”与“婚姻意愿下降”。她主张：

①扩大子女教育补贴，尤其对三孩以上家庭；

②税制上优待“专职主妇家庭”；

③在学校教育中强化“家庭伦理”内容。

她反对将同性婚姻或非婚生育纳入政策支持范畴，认为“稳定的家庭结构是育儿基础”。

3.LGBTQ+权利：尊重但不立法保障

面对日本社会日益高涨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呼声，高市表态“尊重个人生活方式”，但反对修改《民法》承认同性婚姻。她称：“婚姻制度关乎社会基本单元，变更需全民共识。”2023年，她投票反对《LGBT理解增进法案》中“禁止歧视”条款，理由是“可能侵犯言论自由”。

（五）历史认识问题：否定“自虐史观”，重构国家叙事

高市的历史观是其意识形态最敏感也最具争议的部分。她长期批判战后日本教育中的“东京审判史观”，主张恢复“自豪的日本历史”。

1.慰安妇问题：否认国家强制性

她多次质疑“慰安妇=性奴隶”的定性，称“存在自愿从业者”，并指责韩国“利用历史问题勒索日本”。2016年，她支持大阪市议会删除教科书中“从军慰安妇”表述，引发国际谴责。

2.南京大屠杀：模糊化处理

在国会答辩中，她回避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仅称“战争中有不幸事件发生”，并强调“死亡人数无确凿证据”。她支持教科书审定中删除具体伤亡数字，主张“聚焦和平教育而非罪责追究”。

3.参拜靖国神社：象征性支持

高市本人未以首相或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但多次表示“理解并尊重以私人身份参拜的行为”。她称靖国神社是“追悼英灵的场所，不应被政治化”，间接为安倍等人的参拜辩护。

4.教育改革：强化爱国心

任总务大臣期间，她推动修订《学习指导要领》，要求中小学加强“国旗国歌教育”与“领土意识”（钓鱼岛、竹岛）。她支持文部科学省对左翼教师工会（日教组）的打压，称其“灌输反日思想”。

小结：高市早苗的政策主张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保守主义体系：经济上强调安全与纪律，安保上追求主权完整，外交上拥抱价值观同盟，社会上维护传统秩序，历史上否定战后反省范式。这一体系虽被自由派批评为“右翼民粹”，但在日本少子老龄化、安全环境恶化、中美对抗加剧的背景下，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民意支持。其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避免将日本推向孤立？这一矛盾将持续定义其政治命运。

四、重大争议事件详析

高市早苗的政治形象始终伴随着高度争议性。作为日本政坛罕见的强硬派女性保守政治家，她在推动政策议程的同时，也屡次卷入涉及道德、法律与民主规范的公共事件。这些争议不仅考验其个人诚信，更折射出日本政治体制在透明度、问责机制与言论边界等方面的深层矛盾。本章将聚焦四大核心争议事件，剖析其发生背景、高市的具体行为、舆论反应及后续影响。

（一）“赏樱会”风波中的角色与责任

“赏樱会”是日本首相每年春季在新宿御苑举办的招待会，名义上用于表彰对社会有贡献者。然而，自2010年代起，该活动被曝存在滥用公帑、邀请特定支持者、虚报预算等问题，成为安倍晋三政权后期最大丑闻之一。高市早苗虽非主办者，但其深度参与引发广泛质疑。

1.事件背景与制度漏洞

根据《内阁府设置法》，赏樱会预算由政府承担，受邀名单由首相官邸决定。2013–2019年，安倍政府将受邀人数从约1,400人激增至约18,000人，预算从3,000万日元飙升至5,500万日元。更严重的是，大量受邀者为安倍后援会成员、地方支持团体干部，甚至包括涉嫌欺诈的樱花频道相关人员。

2019年，会计检查院报告指出，安倍阵营在赏樱会前夜举办“前夜祭”，以远低于市场价向支持者出售餐券，差额由安倍后援会填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关于“变相利益输送”的规定。

2.高市早苗的涉入证据

高市早苗被证实连续多年受邀参加赏樱会，并多次出席前夜祭。关键争议点在于：

2015年与2016年：高市以总务大臣身份出席赏樱会，其选区奈良县至少有30名地方支持者获邀，其中多人为其个人后援会骨干；

2018年前夜祭名单：曝光文件显示，高市名字出现在主办方联络人列表中，负责协调部分关西地区嘉宾；

国会答辩回避：2019年11月，在野党质询其是否利用职务影响力为支持者争取名额，高市回应：“一切按程序办理，无可奉告。”拒绝提供具体邀请标准。

更引人注目的是，高市长期与“樱花频道”关系密切。该右翼网络媒体多次播放高市专访，并在其官网设立“高市早苗应援专区”。而该频道负责人水岛聪正是赏樱会常客，2019年因涉嫌诈骗被捕后，仍出现在当年邀请名单中。

3.舆论反应与政治后果

在野党指责高市“将国家典礼私物化”，《朝日新闻》社论称：“高级官员若默许此类操作，等于共谋破坏行政中立。”然而，由于安倍政府最终以“销毁相关文件”为由拒绝进一步调查，高市未被追究法律责任。

但此事件对其公众形象造成持久损伤。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对手河野太郎阵营暗指其“缺乏财政伦理”，虽未明言，但暗示其与安倍派腐败文化难脱干系。

（二）政治资金问题与透明度争议

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要求议员公开政治团体收支，但漏洞众多。高市早苗虽无直接贪污指控，但其资金流向多次引发透明度质疑。

1.“高市早苗后援会”的收支异常

据日本总务省公开数据，2018–2022年，“高市早苗后援会”年均收入约1.2亿日元，其中“个人捐赠”占比高达65%，远高于自民党议员平均值（约40%）。更可疑的是，捐赠者名单中频繁出现同一地址多个姓名（疑似“幽灵捐赠”），且单笔金额多为49万日元——恰好低于需实名申报的50万日元门槛。

2020年，《周刊文春》调查发现，奈良县某建筑公司社长三年内以不同亲属名义捐赠147万日元，该公司同期获得多项地方政府工程合同，而高市曾任总务大臣，主管地方财政监督。

2.秘书薪酬与办公室租金疑云

2021年，共同社报道指出，高市东京事务所支付给一名政策秘书的年薪达2800万日元，远超同类职位市场水平（约1200–1800万日元）。同时，其奈良选区事务所租金为每月85万日元，而同地段类似办公室均价仅50万日元。高市解释称“因含安保与IT设备费用”，但未提供明细。

3.国会质询与回应策略

面对质疑，高市一贯采取“程序合规即无问题”的辩护逻辑。她在2022年预算委员会上表示：“所有支出均经会计师审计，符合法律规定。政治不应陷入‘道德审判’。”此言被批评为“法律主义傲慢”，忽视公众对政治伦理的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从未卷入现金收受或权钱交易等刑事指控，其争议集中于“灰色地带”操作——这恰恰反映了日本政治资金监管体系的结构性缺陷：重形式合规，轻实质透明。

（三）言论自由与仇恨言论指控

高市早苗的强硬言论风格使其多次被指控煽动歧视或传播仇恨言论，尤其在移民、LGBTQ+及历史议题上。

1.对在日外国人的负面表述

2019年，针对大阪某小学引入多语言通知制度，高市在推特发文：“过度迁就外国人，正在侵蚀日本的语言与文化统一性。”此言被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引用，批评日本政界“助长排外情绪”。

2022年国会辩论中，她称“非法滞留者滥用国民健康保险”，尽管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外籍参保者缴费率高于日本人，但她未修正说法。

2.LGBTQ+议题上的争议发言

2023年审议《LGBT理解增进法案》时，高市反对加入“禁止歧视”条款，理由是“可能限制家长教育子女的自由”。她举例称：“若孩子在学校被教导‘性别可选择’，父母是否有权反对？”此言论被日本LGBT协会批评为“将多元性别病理化”。

更严重的是，2021年她在一场地方演讲中称：“同性伴侣无法自然生育，不应享有与异性婚姻同等的社会资源。”尽管事后澄清“仅指税制设计”，但已引发大规模抗议。

3.网络右翼的支持与互动

高市是少数主动与网络右翼互动的主流政治家。她长期接受“樱花频道”“ 日本第一电视”等极右网络媒体专访，其油管频道评论区充斥极端民族主义言论，而她团队极少删除。

2020年，一名网民在其直播中留言：“韩国人滚出日本！”高市未予谴责，仅回复：“感谢您的热情支持。”此举被《每日新闻》解读为“默许仇恨言论以换取基本盘忠诚”。

学界普遍认为，高市并非仇恨言论制造者，但其“选择性沉默”客观上助长了排外氛围。东京大学政治学者中野晃一指出：“她深谙如何利用边缘声音巩固核心支持，同时保持表面合规。”

（四）媒体关系与舆论操控质疑

高市早苗与主流媒体关系紧张，却擅长运用社交媒体与亲政府媒体塑造有利叙事，引发“舆论操控”质疑。

1.对日本广播协会等公共媒体的施压

任总务大臣期间（2014–2016），高市多次公开批评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偏向左翼”。2015年，她要求日本广播协会经营委员会审查其晨间剧《阿浅来了》中“美化战后民主运动”的情节。同年，她推动修订《广播法》草案，拟赋予总务省更大权力干预电视台“政治平衡性”。

尽管草案未通过，但日本广播协会内部人士透露，此后高层在敏感议题（如安保法、修宪）报道中明显趋于谨慎。日本记者会议发布报告称：“高市开创了行政干预公共媒体的新模式。”

2.社交媒体战略：绕过传统媒体

高市是自民党内最早系统运营社交媒体的政治家之一。其Twitter（现X）账号拥有超80万粉丝，油管频道订阅数超30万。她团队采用“短视频+关键词标签”策略，如守护日本、修宪等，精准触达保守派受众。

更关键的是，其内容常包含未经核实的“危机叙事”：如“中国渔船逼近尖阁”“少子化将致日本灭亡”等，虽无事实错误，但通过情绪化剪辑放大威胁感知。早稻田大学传播学研究显示，其视频转发率在60岁以上男性中高达42%，远超其他政客。

3.与产经新闻、富士电视台的特殊关系

高市与《产经新闻》关系密切，该报常年将其描绘为“原则坚守者”。2021年总裁选举期间，《产经》发表社论称“高市是唯一能继承安倍遗志的人”，被指违背媒体中立原则。

同时，她频繁出现在富士电视台《怀德纳表演》等右倾综艺节目，与主持人田原俊彦、评论员百田尚树互动，构建“亲民强硬派”形象。这种“娱乐化政治传播”策略有效软化其强硬立场的攻击性。

4.舆论操控的制度风险

批评者担忧，高市模式正在侵蚀日本民主的信息生态。京都大学法学教授佐佐木毅指出：“当政治家绕过事实核查机制，直接向选民输出情绪化叙事，公共讨论将沦为立场对抗而非理性协商。”

然而，支持者认为这是“打破媒体垄断”的必要手段。高市本人辩称：“主流媒体长期忽视国民真实声音，我只是提供另一种视角。”

小结：高市早苗的争议事件并非孤立个案，而是日本政治文化中“派阀庇护”“法律形式主义”“媒体极化”与“网络动员”交织的产物。她在“赏樱会”中体现的权力私用倾向、在政治资金上的灰色操作、在言论上的边界试探，以及对媒体生态的策略性重塑，共同构成一个“合规但不透明、强硬但不包容”的政治人格。这些争议虽未导致其政治生涯中断，却持续削弱其跨阶层吸引力，也警示日本民主制度在应对民粹保守主义崛起时的脆弱性。

五、自民党总裁选举与权力博弈

2021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不仅是日本政坛一次常规领导人更替，更是后安倍时代保守派内部路线分歧的集中爆发。作为首位正式参选的女性候选人，高市早苗以“原则保守派”姿态强势登场，获得前首相安倍晋三及其派阀（清和政策研究会）的全力支持，一度被视为最有力竞争者。然而，最终她止步第二轮投票，败于岸田文雄。这场选举不仅重塑了自民党权力格局，也深刻揭示了高市政治风格的优势与局限。本章将系统还原选举全过程，剖析其竞选逻辑、联盟构建、舆论战策略及失败根源。

（一）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全过程

1.选举背景：后安倍时代的权力真空

2020年8月，安倍晋三因健康原因突然辞职，菅义伟接任首相兼自民党总裁。然而，菅政权因疫情应对不力、奥运争议及派阀协调失衡，支持率持续低迷。2021年9月，菅宣布不寻求连任，触发总裁选举。此次选举特殊之处在于：

①无现任优势：菅未参选，打破“现任优先”惯例；

②四强混战：除高市外，还有岸田文雄（宏池会/岸田派）、河野太郎（麻生派）、野田圣子（无派阀）；

③历史意义：首次出现两名女性候选人（高市、野田），且高市是首位获主流派阀背书的女性。

选举采用两轮制：首轮由382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382名地方代表（每都道府县3人）共764票选出；若无人过半，则前两名进入第二轮，仅由议员投票决定。

2.高市早苗的参选决策

高市早在2020年安倍辞职时便有意参选，但因派阀内部分歧暂缓。2021年8月，在安倍明确表态支持后，她于8月25日正式宣布参选。其参选声明强调三大支柱：

①继承安倍路线：强化日美同盟、推动修宪、维持经济刺激；

②财政健全化：反对无限制财政支出，主张设定国债上限；

③国家认同教育：改革教科书审定制度，强化爱国心培育。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刻意避免使用“女性首相”标签，称：“我参选不是因为性别，而是因为理念。”

3.竞选进程关键节点

①8月25–31日（造势期）：高市密集走访12个都道府县，主打“地方创生”与“国家安全”，在奈良、大阪、福冈等地举行千人集会。

②9月5日（候选人辩论）：在日本广播协会主办的电视辩论中，高市猛烈抨击河野太郎“对华软弱”、岸田“缺乏决断力”，但被指回避经济细节。

③9月17日（首轮投票）：结果为：岸田256票、河野255票、高市188票、野田63票。高市虽居第三，但远超预期（民调初仅10%支持率）。

④9月29日（第二轮投票）：岸田以257票对170票击败河野。高市虽未进入第二轮，但其188票全部流向岸田（据派阀指令），成为岸田胜选关键。

（二）与岸田文雄、河野太郎、野田圣子的竞争策略

1.对岸田文雄：意识形态切割

岸田代表自民党传统“宏池会”温和派，主张“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重视分配正义、对华保持对话渠道。高市将其定位为“旧时代妥协主义代表”。

①政策攻击点：指责岸田“沉迷派阀平衡，无改革勇气”；批评其“新资本主义”缺乏安全维度；

②选民区隔：在地方演讲中强调：“岸田先生想回到平成时代，而日本需要令和时代的决断。”

但高市低估了岸田在地方议员中的深厚人脉。宏池会长期经营地方后援会，许多基层代表虽认同高市理念，但因长期受岸田派资助而投其票。

2.对河野太郎：价值观对决

河野时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以“数字改革”“亲民形象”著称，获麻生派支持。高市视其为最大威胁，因其吸引年轻选民与中间层。

①核心冲突：一是河野支持同性伴侣制度、核电重启、对韩和解；二是高市则全面反对，称其“价值观混乱，背叛保守本色”。

②舆论战：高市团队暗中散布河野“亲韩媚中”言论截图（部分断章取义），并质疑其父亲河野洋平（前自民党总裁）的“村山谈话”立场。

然而，河野的数字化竞选策略（油管直播、Instagram互动）有效抵消了高市的传统集会优势，尤其在30–50岁选民中形成反制。

3.对野田圣子：性别议题的微妙处理

野田圣子是资深女性议员，主张“育儿支援”“女性赋权”，但缺乏派阀支持。高市对其态度谨慎：

①避免直接攻击：因同为女性，公开批评易引发性别反弹；

②隐性区隔：强调“我的女性身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国家利益”，暗示野田“以性别博同情”。

最终野田仅获63票，证明“女性团结”在日本保守政坛尚未形成有效动员力。

（三）安倍派支持下的竞选机制

高市的竞选机器高度依赖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的组织资源。该派阀当时拥有98名议员，是自民党最大派系。

1.资源动员体系

①资金：安倍派设立“高市应援基金”，通过企业与个人捐赠筹集超5亿日元；

②人力：派阀内40余名议员担任“地区代表”，负责协调地方后援会；

③媒体：通过《产经新闻》、富士电视台、樱花频道等右翼媒体矩阵高频曝光。

2.安倍晋三的角色：有限背书

尽管外界称高市为“安倍代理人”，但安倍本人始终保持微妙距离：

①未公开站台：仅在派阀会议中表示“支持高市”，未出席其任何造势活动；

②保留退路：私下向岸田派传递“若高市无法胜出，愿支持岸田”的信号。

分析认为，安倍担忧高市过于强硬可能损害自民党整体选情，故采取“支持但不捆绑”策略。这种“有条件支持”削弱了高市的权威性。

3.地方代表票的失守

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地方代表票（382票）由各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选出。高市在此环节严重失利：

①关东、东海地区：河野凭借数字改革口碑赢得大量地方票；

②近畿、中国地区：岸田凭借长期地方深耕稳住基本盘；

③九州、北海道：高市虽积极造势，但地方支部多倾向“稳妥人选”。

最终，高市仅获地方代表票约60票，远低于岸田（140票）与河野（120票）。这暴露其“国会中心主义”短板——擅长议员游说，弱于基层动员。

（四）落选原因深度剖析

高市早苗的落选，表面是票数劣势，深层则是其政治哲学与日本现实政治生态的结构性冲突。

一、意识形态纯粹性与政治实用性

高市坚持“原则优先”，拒绝为争取中间选民调整立场。例如：

①拒绝承诺增加育儿补贴（称“应优先财政健全”）；

②坚持反对同性婚姻（即便70%民众支持理解法案）。

相比之下，岸田提出“成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河野主打“数字未来”，均更具包容性。在疫情后民众渴望“安定感”的背景下，高市的“战斗姿态”显得不合时宜。

二、派阀逻辑的局限性

尽管拥有安倍派支持，但自民党其他派阀（麻生派、茂木派、二阶派）普遍视高市为“难以合作的对象”。麻生太郎公开表示：“她太固执，不适合协调型政权。”选举后期，这些派阀集体转向岸田，形成“反高市联盟”。

更关键的是，地方支部联合会多由中小企业主、农协领袖组成，他们更关心经济实惠而非意识形态。高市未能提供具体地方利益承诺，导致基层支持不足。

三、性别因素的双刃剑效应

尽管高市刻意淡化性别，但性别仍是隐形障碍：

①党内男性议员疑虑：部分资深议员私下表示“日本尚未准备好女性首相”；

②媒体框架限制：报道常聚焦其“强硬”“冷峻”形象，而非政策内容；

③选民认知偏差：民调显示，60岁以上男性支持率高，但女性选民对其好感度仅32%。

哈佛大学日本政治学者伊藤恭子指出：“高市试图以‘去性别化’策略突破玻璃天花板，却忽略了性别仍是日本政治评价体系中的隐性变量。”

四、后安倍时代的路线迷茫

2021年选民真正期待的，不是“第二个安倍”，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新领导。高市过度强调“继承安倍”，反而被贴上“过去式”标签。岸田巧妙提出“新自由主义终结”“倾听弱者声音”，成功塑造“变革者”形象。

1.选举遗产与后续影响

尽管落选，高市在2021年选举中仍取得历史性突破：

①成为首位获得超180票的女性候选人；

②将修宪、经济安全等议题推入主流议程；

③证明保守派女性可在自民党高层立足。

更重要的是，她在第二轮投票前号召支持者转投岸田，换取后者任命其为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这一交易显示其具备现实政治智慧——即使无法掌舵，也要占据关键岗位影响政策方向。

岸田内阁成立后，高市主导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并将修宪讨论重新提上日程。可以说，2021年选举虽使其错失首相之位，却为其开辟了“影子决策者”的新角色。

小结：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是高市早苗政治生涯的“高光与转折点”。她以清晰的意识形态、强大的派阀支持与无畏的竞选姿态，挑战了日本政坛的性别与路线禁忌。然而，其过度理想化的政策主张、薄弱的地方根基、以及对中间选民的忽视，最终使其止步于权力顶峰。这场选举不仅是一次个人成败，更是日本保守主义在后安倍时代如何平衡“原则”与“现实”的缩影。高市虽未成为首相，却成功将自身议程植入国家政策核心，为其未来再度冲击最高权力埋下伏笔。

六、在岸田内阁中的角色与影响力

2021年10月，岸田文雄组建首届内阁，出人意料地任命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败北的高市早苗为“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一个新设且高度战略化的职位。这一任命被广泛解读为岸田对安倍派的政治妥协，也是对高市保守派基本盘的安抚。然而，高市并未满足于象征性角色，而是迅速将该职位转化为政策杠杆，在国家安全、技术管制、修宪议程等领域发挥远超职务名义的影响力。本章将从四大维度解析其在岸田内阁中的实际角色：政策实践、路线制衡、修宪推动及派阀博弈。

（一）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的政策实践

1.职位设立背景与战略意图

“经济安全保障”概念源于中美科技竞争与全球供应链危机。岸田政府设立该职位，旨在统筹原本分散于外务省、经产省、防卫省的技术管制、供应链韧性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事务。高市早苗因其在总务大臣任内对通信安全、媒体监管的强硬立场，被视为理想人选。

但更深层原因在于：岸田需借重高市的专业执行力与右翼信誉，以向党内保守派证明其“非软弱政权”。

2.《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制定与实施

高市上任后首要任务是推动立法。2022年5月，《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正式施行，确立四大核心机制：

①特定重要物资保障：指定半导体、医药品、稀土等为“特定重要物资”，要求企业提交供应链地图，政府可补贴国内生产；

②基础设施设备审查：电力、燃气、通信、金融等14类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在采购设备前须接受国家安全审查；

③尖端技术官民合作：设立“经济安保基金”，资助量子、AI、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产学研合作；

④专利保密制度：允许政府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发明实施“不公开专利”，防止技术外流。

高市亲自参与法案逐条审议，在国会答辩中强调：“这不是保护主义，而是主权国家的生存权。”该法虽未点名中国，但实施细则明显针对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例如，2023年3月，日本三大电信运营商被要求停止采购华为5G设备，即依据此法第二条。

3.政策执行中的强硬姿态

高市在执行中展现罕见决断力：

①2022年11月：主导将23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理由是“可能用于军事用途”；

②2023年6月：推动修订《外汇法》，要求外资收购日本半导体企业须提前申报，审查期延长至6个月；

③2024年1月：与美国商务部签署《关键技术联合审查备忘录》，建立日美技术出口协调机制。

这些举措使日本从“经济大国”加速转向“安全导向型经济体”。东京大学产业研究所评价：“高市将经济安全从边缘议题提升为国家战略支柱。”

（二）对岸田“新资本主义”路线的制衡作用

岸田上台初期提出“新资本主义”，强调“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扩大育儿补贴、课征资本利得税。这一路线带有明显宏池会温和色彩，引发保守派担忧“重回大政府模式”。

高市则成为党内制衡力量的核心。

1.财政纪律的捍卫者

在2022年度预算编制中，高市联合财务省保守派官员，成功阻止多项大规模福利支出：

①反对将儿童补贴扩大至高中生（称“应优先财政健全化”）；

②要求削减绿色转型补贴中的“非必要项目”；

③主张将部分新冠补助转为贷款形式。

尽管岸田最终保留核心福利政策，但规模大幅缩水。共同社评论称：“高市的存在，使岸田的‘分配’承诺打了折扣。”

2.安全优先的经济观

高市不断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增长”。在2023年达沃斯论坛上，她演讲指出：“全球化已进入‘选择性互联’时代，经济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家安全。”此观点直接影响岸田政府对华经贸立场。

例如，2023年5月，岸田原计划访华推动经贸合作，但因高市等强硬派反对，最终仅举行线上首脑会谈。同年12月，日本宣布限制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对华出口，岸田虽犹豫，但在高市与经产省压力下批准。

3.意识形态防火墙

高市还充当岸田与极右舆论之间的“缓冲带”。当网络右翼批评岸田“对韩软弱”或“忽视修宪”时，高市常出面辩护：“岸田首相正在稳步推进”，同时私下敦促岸田加快保守议程。这种“外柔内刚”策略，既维护了内阁团结，又确保保守派不满不致失控。

（三）在修宪议题上的推动与阻力

修宪是高市毕生志业，她在岸田内阁中持续施压，试图将讨论从“是否修宪”转向“如何修宪”。

1.推动国会修宪讨论机制化

2022年4月，在高市游说下，自民党与公明党同意重启“宪法审查会”定期会议。此前该机构因朝野对立多年停摆。高市在会上多次发言，主张：

①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

②新增“紧急事态条款”（允许首相在灾害或战争时扩大权限）；

③明确“网络攻击”属于武力攻击范畴。

尽管公明党与立宪民主党反对，但高市成功使修宪议题重回政治议程。2023年，岸田首次在施政演说中明确表示：“将在本届国会深化修宪讨论。”

2.地方宣传与民意动员

高市利用经济安全保障大臣身份，在地方演讲中嵌入修宪宣传。例如：

①在北海道称：“若无自卫队宪法地位，北方领土无法保卫”；

②在冲绳称：“美军基地负担需以明确日美同盟法律基础为前提”。

她还支持自民党青年局发起“修宪国民对话集会”，2022–2024年举办超200场，覆盖47个都道府县。

3.面临的阻力

然而，修宪仍面临三重障碍：

①公明党抵制：作为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坚持和平主义，反对修改第九条；

②民意分化：日本广播协会 2024年民调显示，仅38%民众支持修宪，多数人担忧“军事化风险”；

③岸田谨慎态度：岸田虽表态支持讨论，但拒绝设定时间表，称“需国民共识”。

高市对此深感挫败，但未公开批评岸田，转而通过派阀渠道持续施压。

（四）与党内其他派阀（麻生派、茂木派等）的关系

高市在岸田内阁中的影响力，不仅源于职位，更依赖其在派阀政治中的灵活周旋。

1.与安倍派（清和会）：从代理人到自主行动者

安倍晋三2022年7月遇刺身亡后，安倍派群龙无首。高市本被视为潜在继承人，但她选择不争夺派阀领袖之位，转而专注政策领域。这一策略使其避免陷入派阀内斗，同时保持对清和会98名议员的道德号召力。

2023年派阀资金丑闻爆发后，清和会多名议员被调查，高市因未涉入而声誉受损较小，反而成为派阀“干净面孔”。

2.与麻生派：竞争与有限合作

麻生太郎领导的志公会（麻生派）长期视高市为“难以预测的激进派”。但在经济安全议题上，双方存在交集：

①麻生支持对华技术管制；

②高市尊重麻生外交经验。

2023年，两人共同推动日本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供应链协议，形成“务实保守联盟”。但在社会政策上（如LGBT权利），两人仍尖锐对立。

3.与茂木派：意外盟友

茂木敏充领导的平成研究会（茂木派）属中间偏右，原与高市理念疏离。但因茂木曾任外相，重视日美同盟，两人在安保议题上逐渐走近。

2024年，茂木支持高市提出的“强化西南诸岛防卫预算”案，换取高市支持其TPP扩员谈判。这种“议题交换”显示高市已掌握跨派阀协商能力。

4.对无派阀议员的吸引力

高市凭借清晰立场与执行力，吸引了一批无派阀年轻议员。2023年，12名30–40岁议员组成“经济安保议员联盟”，以高市为精神领袖。这为其未来组建新政党或争夺派阀领导权埋下伏笔。

小结：在岸田内阁中，高市早苗成功将“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这一新设职位转化为影响国家战略的核心支点。她不仅是政策执行者，更是意识形态守门人、派阀协调者与修宪推动者。尽管未居首相之位，但她通过专业深耕、议题设置与派阀运作，在财政纪律、技术管制、国家安全等领域实质性塑造了岸田政权的右倾底色。她的存在，使岸田政府在“温和表象”下持续向保守方向滑行。

七、媒体形象与公众认知

高市早苗是日本战后政治史上最具媒介矛盾的政治人物之一。她既被主流媒体视为“危险的右翼强硬派”，又被保守选民奉为“原则坚定的国家守护者”；既因言论激烈而屡遭舆论围剿，又凭借清晰人设在社交媒体时代实现高效动员。她的媒体形象并非被动塑造的结果，而是主动战略设计的产物——融合传统地盘政治、新媒体传播与意识形态符号操作，形成一套高度适配21世纪政治生态的“对抗性沟通”模式。本章将从四大维度解析其媒体形象建构机制与公众认知图谱。

（一）主流媒体（朝日、读卖、日本广播协会）对其报道倾向

日本主流媒体对高市早苗的报道存在显著立场分化，反映出媒体自身政治光谱的撕裂。

1.《朝日新闻》：批判性监督的代表

作为日本自由派旗舰媒体，《朝日新闻》长期对高市持高度警惕态度。其报道框架集中于三大主题：

①历史修正主义风险：多次社论批评其淡化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言论，称其“试图抹去战后民主根基”；

②媒体干预嫌疑：2015年总务大臣任内施压日本广播协会事件被反复引用，标题如《高市氏的广播干预是民主危机》；

③性别角色矛盾：指出其“以女性身份打破天花板，却反对女性赋权政策”，称其为“反女权的女性领袖”。

2021年总裁选举期间，《朝日》仅给予高市3次头版报道，远低于岸田（9次）与河野（7次），且多聚焦争议言论。

2.《读卖新闻》：谨慎接纳的中间路线

《读卖新闻》立场偏保守但强调体制稳定，对高市采取“肯定能力、质疑激进”的平衡策略：

①肯定其“政策执行力强”“财政纪律严明”；

②但批评其“缺乏包容性”“易激化社会对立”；

③在修宪议题上，虽支持讨论，但反对高市主张的“紧急事态条款”，担忧“首相权力过大”。

2023年一项内部民调显示，《读卖》读者中45%认为“高市适合担任大臣，但不适合当首相”，反映中间保守层的矛盾心态。

3.日本广播协会：公共媒体的两难处境

作为公共广播员，日本广播协会理论上应保持中立，但高市任总务大臣期间对其施加的压力留下深远影响。

①报道自我审查：内部人士透露，在涉及安保法、修宪、中日关系等议题时，编辑部会额外审核措辞，避免使用“右翼”“民族主义”等标签；

②节目安排倾斜：高市极少出现在《特写现代》，但频繁受邀参加《日曜討論》（政论节目），因其“能提供明确立场”；

③2021年选举报道：日本广播协会在候选人介绍短片中，对高市的描述为“坚持保守理念，重视国家安全”，未提及其争议言论，被学界批评为“过度谨慎”。

总体而言，主流媒体对高市的报道呈现“自由派严厉批判、保守派有限接纳、公共媒体回避冲突”的格局，这种分裂本身即反映了日本社会在国家认同与民主规范上的深层分歧。

（二）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策略

高市早苗是自民党内最早系统化运用社交媒体的政治家之一。她深谙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逻辑，构建了一套高效、精准、情绪驱动的传播体系。

1.平台布局与内容策略

①Twitter（X）：主战场，粉丝超82万。内容以短评、政策要点、现场照片为主。高频使用标签如守护日本、经济安保、修宪。语言简洁有力，常以“事实+结论”句式，如：“中国军费连续30年增长→日本必须强化防卫。”

②油管：官方频道订阅数34万，每周更新“高市早苗周报”，时长约10分钟。形式为演播室独白，背景为日本国旗与自卫队徽章，强化“国家代言人”形象。视频常嵌入地图、数据图表，营造“专业可信”感。

③Instagram：较少使用，主要用于发布家庭生活片段（如与母亲共餐、参拜神社），软化强硬形象。

2.情绪动员与危机叙事

高市团队擅长构建“国家危机—个人责任”叙事链：

①外部威胁：频繁强调“中国海军扩张”“朝鲜导弹试射”“少子化灭国”；

②内部脆弱：指责“左翼教育洗脑青年”“媒体隐瞒真相”；

③解决方案：唯有“坚定领导+国民觉醒”可救日本。

早稻田大学传播学研究（2023）分析其1000条推文后发现，78%包含威胁词汇（如“危機”“崩壊”“侵略”），而63%以行动号召结尾（如“我们必须行动！”“请支持修宪！”）。这种“恐惧—希望”循环有效激发支持者行动意愿。

3.算法友好型内容生产

其内容高度适配社交媒体算法：

①视频开头3秒必现关键词（如“台湾有事”）；

②标题多用疑问句或惊叹句（“你还在相信日本广播协会吗？”）；

③评论区由志愿者团队管理，及时回复支持者，删除极端言论以防平台封禁。

这种专业化运营使其内容转发率在60岁以上男性中达41%，远超同党议员平均值（18%）。

（三）支持者画像：年龄、地域、意识形态分布

高市的支持基础具有鲜明结构性特征，反映日本社会代际与地域裂痕。

1.年龄结构：老龄化基本盘

根据2024年内阁府民调：

60岁以上：支持率52%，其中男性达58%；

40–59岁：支持率34%；

20–39岁：支持率仅19%，女性更低于12%。

老年男性支持源于三重认同：

战后秩序不满：认为日本过度反省历史，丧失国家尊严；

安全焦虑：担忧中国崛起与朝鲜威胁；

性别角色认同：欣赏其“不依赖性别标签”的强硬风格。

2.地域分布：近畿与地方城市为核心

奈良县（选区）：支持率超65%，地盘稳固；

大阪、京都、兵库：受右翼媒体影响深，支持率40–45%；

东京、神奈川：支持率仅28%，都市中间层对其排斥明显；

九州、东北农村地区：因担忧人口流失与经济边缘化，部分转向支持其“地方创生”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在中小企业主、退休公务员、神社崇敬者协会成员中支持率极高，这些群体构成其“组织票”基础。

3.意识形态光谱：民族保守主义联盟

高市支持者可细分为三类：

①传统保守派：重视天皇制、家族伦理、教育正常化；

②安全现实主义者：关注国防、技术主权、供应链安全；

③反建制右翼：不满主流媒体与官僚体系，视高市为“体制内反抗者”。

这三类人群在“反对左翼”“强化国家认同”上高度共识，但在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如是否扩大福利），高市通过模糊处理维持联盟稳定。

（四）国际媒体（BBC、CNN、NYT）对其评价

国际主流媒体对高市早苗的关注始于2021年总裁选举，其形象被置于“全球右翼女性崛起”框架下解读。

1.BBC：警惕的观察者

BBC多次将其与法国玛丽娜•勒庞、德国AfD领导人对比，强调其“民族主义底色”。2022年专题报道《日本等待中的铁娘子》称：“高市代表日本保守派最不妥协的一面，若掌权将重塑东亚安全格局。”但同时指出：“她缺乏外交经验，可能加剧区域紧张。”

2.CNN：安全风险焦点

CNN报道集中于其对华强硬立场。2023年一篇分析称：“高市是日本‘脱钩派’核心，主张全面审视对华依赖，比岸田政府走得更远。”在台海问题上，CNN引用其“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言论，警告“此类表态可能误判红线”。

3.《纽约时报》：民主制度的挑战者

《纽约时报》对其评价最为严厉。2021年社论称：“高市早苗的崛起，反映日本民主正面临民粹保守主义侵蚀。”文章特别批评其：

①否定慰安妇强制性；

②施压公共媒体；

③利用网络右翼动员。

但2024年一篇后续报道承认：“她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专业表现，超出外界预期，显示右翼政治家亦可具备技术治理能力。”

4.学术界的评价分歧

国际学界对其评价两极：

①现实主义学者（如哈佛大学Ezra Vogel遗著）认为：“高市是对抗中国扩张的必要力量”；

②民主理论学者（如剑桥大学Jennifer Lind）警告：“其历史观与媒体观威胁日本和平主义传统”。

总体而言，国际舆论视高市为“高风险高影响力人物”——若成为首相，将显著改变日本外交与安全政策，但也可能加剧区域对抗。

小结：高市早苗的媒体形象是当代政治传播的典型样本：她巧妙利用主流媒体的分裂、社交媒体的算法逻辑与公众的安全焦虑，构建了一个“原则坚定、专业可靠、国家至上”的政治人格。其支持者高度同质化，集中于老年、男性、地方保守群体，而都市中间层与年轻世代则普遍疏离。国际社会对其既警惕又不得不重视，因其代表了日本政治不可忽视的右倾趋势。她的成功揭示了一个悖论：在一个日益极化的信息环境中，清晰甚至极端的立场，往往比模糊的中间路线更具动员力。这一现象不仅关乎高市个人命运，更折射出全球民主社会在应对民粹保守主义时的共同困境。

八、未来政治前景与潜在挑战

截至2025年，高市早苗虽未登上首相之位，但其政治影响力已深入日本国家机器的核心。作为自民党内最具意识形态清晰度与政策执行力的保守派领袖之一，她被视为2025年或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潜在有力竞争者。然而，她的政治前途并非坦途——既面临结构性机遇，也遭遇多重现实制约。本章将从四大维度前瞻性分析其未来政治轨迹：2025年及以后自民党总裁选举可能性、若当选首相可能推行的政策议程、面临的国内外制约因素，以及对日本民主制度与和平主义传统的长期影响。

（一）2025年及以后自民党总裁选举可能性

1.选举时间窗口与制度条件

自民党总裁任期三年，岸田文雄于2021年10月当选，2024年9月连任，下一届选举将于2027年9月举行。然而，若岸田因支持率低迷、派阀倒戈或健康问题提前辞职（如安倍2020年模式），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初可能出现临时选举。

高市参选的关键前提包括：

①岸田政权稳定性：若岸田内阁支持率持续低于30%（2025年5月民调为28%），党内逼宫压力将上升；

②派阀整合进展：安倍派（清和会）在2024年政治资金丑闻后分裂为“茂木系”与“高市系”，若高市能凝聚至少60名议员支持，即可具备参选基础；

③无更强竞争者出现：目前河野太郎因数字改革受挫声望下滑，小泉进次郎尚未证明领导力，石破茂年事已高，短期内难有压倒性新人。

2.高市的竞选优势

①意识形态纯粹性：在自民党右倾化背景下，其“原则保守派”形象日益成为基本盘刚需；

②政策履历完整：历任总务大臣、经济安保大臣，具备内阁经验；

③性别历史意义：若参选，仍将是首位获主流派阀支持的女性候选人，具象征突破性；

④危机应对能力：在台海、朝鲜导弹等突发事件中发言果断，塑造“危机领导人”形象。

3.潜在障碍

①地方票短板：2021年选举已暴露其基层动员弱项，若无法建立全国性后援网络，难获地方代表支持；

②中间选民排斥：民调显示，仅29%民众认为“高市适合当首相”，远低于岸田（41%）；

③派阀博弈复杂化：麻生派、二阶派对其持保留态度，公明党明确表示“难以接受高市首相”。

综合判断，高市在2027年正式选举中胜出概率约为40%，若2025–2026年出现临时选举，概率可升至50%以上——前提是岸田政权提前崩盘且无其他强势候选人介入。

（二）若当选首相可能推行的政策议程

若高市早苗成为日本第101任首相（亦将是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议程将围绕“国家正常化”“经济主权化”“社会传统化”三大轴心展开。

1.宪法与安保：加速“普通国家化”

①修宪进程提速：

一是推动国会通过自民党修宪草案，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

二是新增“紧急事态条款”，允许首相在战争或重大灾害时暂停部分国会职能；

三是目标在任内举行全民公投（需两院三分之二多数支持，目前尚缺公明党背书）。

②  防卫能力实质性扩张：

一是将防卫费提升至GDP 3%（2024年为2%），重点投资远程打击能力（如“战斧”巡航导弹国产化）；

二是推动自卫队参与“印太全域联合演习”，包括南海；

三是探讨与美国“核共享”可行性，虽不立即部署，但启动技术与法律研究。

③  台海政策显性化：

一是在《防卫白皮书》中明确将“台湾海峡稳定”列为日本安全利益；

二是强化与美、澳、菲的海上情报共享；

三是以“人道援助”名义预置冲绳离岛医疗与后勤物资，应对潜在冲突。

2.经济与科技：构建“去风险化”供应链

①  全面实施经济安全战略：

一是扩大《经济安保法》管制清单，覆盖AI芯片、量子计算机、生物制造等领域；

二是设立“关键技术回流基金”，补贴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日本或友好国家；

三是禁止中国资本投资日本半导体、医药、能源基础设施。

②  财政纪律优先：

一是冻结非必要福利支出扩张，反对全民育儿津贴；

二是推动消费税阶段性上调至12%，以控制国债/GDP比率（现为260%）；

三是改革公务员养老金制度，削减财政负担。

③  数字主权建设：

一是建立国家级“可信通信网络”，排除华为、中兴设备；

二是强制关键行业使用国产云服务与操作系统；

三是设立“数字边境管理局”，监控跨境数据流动。

3.社会与教育：重塑国家认同

①  教育改革：

一是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强化“爱国心”“领土意识”“传统家庭观”；

二是扩大“教科书审定权”，删除“自虐史观”表述；

三是在高中必修课增设“国家安全基础”。

②  家庭与少子化对策：

一是提供三孩以上家庭所得税全额减免；

二是扩大“专职主妇家庭”住房贷款优惠；

三是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称“婚姻制度关乎国家存续”。

③  移民政策收紧：

一是限制技能实习生转为永久居留；

二是要求外籍居民宣誓“尊重日本宪法与文化”；

三是在地方自治体试点“外国人参政权冻结”。

（三）面临的国内外制约因素

尽管高市政策议程逻辑自洽，但其实施将遭遇多重结构性阻力。

1.国内制约

①执政联盟内部矛盾：

公明党坚决反对修宪第九条与扩军，若高市强行推进，可能导致执政联盟破裂。2024年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已公开表示：“不会支持任何改变和平宪法本质的修正案。”

一是民意基础薄弱：日本广播协会 2025年4月民调显示，仅31%民众支持修宪，58%反对扩军，67%支持同性伴侣制度。高市若忽视中间民意，恐重蹈菅义伟“精英决策、民众疏离”覆辙。

二是经济现实压力：日本正面临日元贬值、通胀上升、劳动力短缺三重压力。若同时推行财政紧缩与大规模军备投入，可能引发经济失衡。日本央行警告：“防卫支出激增将加剧财政货币化风险。”

三是司法与媒体监督：日本最高法院多次裁定政府行为违宪（如特定秘密保护法部分条款），若高市过度干预媒体或压制异议，可能面临司法挑战。

2.国际制约

①中美战略挤压：

中国：若日本显性介入台海或技术脱钩，将招致中方强烈反制，包括旅游禁令、稀土出口管制、东海执法升级；

美国：虽欢迎日本强化防卫，但担忧其历史言论损害美日韩同盟。拜登政府多次私下提醒：“避免刺激邻国民族主义情绪。”

②区域盟友疑虑：韩国对高市历史观极度警惕，若其当选，韩日关系恐再度冰冻，影响QUAD与印太合作。东盟国家亦担忧日本“军事化”破坏区域平衡。

③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重组尚未完成，若日本过早“去中国化”，将推高企业成本，削弱产业竞争力。丰田、索尼等大企业已私下表达担忧。

（四）对日本民主制度与和平主义传统的长期影响

高市早苗的潜在执政，不仅关乎政策调整，更可能重塑日本战后政治文明的根基。

1.民主制度的韧性考验

高市模式代表一种“程序合规但实质威权”的治理风格：

①利用法律工具实现政治目标（如《经济安保法》限制言论）；

②边缘化反对声音（将批评者标签为“非爱国”）；

③强化行政集权（通过紧急条款扩大首相权限）。

若此类做法常态化，日本可能滑向非自由民主——选举存在，但多元主义与权力制衡被削弱。

2.和平主义传统的终结？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是战后和平主义的象征。高市虽称“保留和平理念”，但其政策实质是以实力保障和平，这与“放弃战争”的原意存在根本矛盾。一旦自卫队入宪，日本将彻底告别“专守防卫”原则，成为正常军事国家。

京都大学法学教授佐佐木毅警告：“修宪不是终点，而是军事正常化的起点。一旦打开闸门，很难再设限。”

3.性别政治的悖论

作为女性首相，高市本可推动性别平等，但她选择强化传统家庭观、反对LGBT权利，形成“反女权的女性领导”悖论。这可能延缓日本性别平等进程，使“女性掌权”不等于“女性赋权”。

4.区域稳定的潜在风险

高市若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介入台海、强化对华遏制，将显著升高东亚紧张局势。中国社科院报告称：“高市政权将是中日关系最大变量，可能触发安全困境螺旋。”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清晰的威慑政策反而可降低误判风险。兰德公司分析指出：“一个立场坚定的日本，比摇摆不定的日本更易预测，长期或有利于稳定。”

小结：高市早苗的政治前景充满变数与矛盾。她既是日本保守主义浪潮的产物，也是其推动者。若其在未来几年登上首相之位，将开启一个更加强硬、安全导向、意识形态鲜明的日本新时代。然而，这一转型将面临国内民意分裂、执政联盟掣肘、经济现实约束与国际战略反制的多重挑战。她的真正考验不在于能否掌权，而在于掌权后能否在“原则坚守”与“现实治理”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无论结果如何，高市现象本身已深刻改变了日本政治的话语体系与权力逻辑，其影响将持续数十年。

九、比较视野下的右翼女性政治家

21世纪以来，全球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中涌现出一批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女性政治家。她们以强硬立场、民族主义话语和反建制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打破了“右翼=男性主导”的传统认知。高市早苗正是这一全球趋势在东亚语境下的典型代表。然而，她的政治路径既共享某些跨国右翼女性的共性逻辑，又因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战后体制与性别结构而呈现出显著差异。本章通过跨国比较，揭示高市现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探讨“右翼女性领导力”对当代民主政治的深层意涵。

（一）与德国AfD、法国国民联盟、美国共和党女性保守派对比

1.政治意识形态光谱定位

政治家	国家/政党	核心主张	意识形态标签
高市早苗	日本/自民党（清和会）	修宪、强化日美同盟、经济安全、否定“自虐史观”	民族保守主义、国家正常化派
爱丽丝·魏德尔	德国/另类选择党（AfD）	反移民、反欧盟、否认气候危机、质疑纳粹历史叙事	民族民粹主义、历史修正主义
玛丽娜·勒庞	法国/国民联盟（RN）	“主权优先”、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保护本土产业、限制伊斯兰符号	主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
乔治娅·梅洛尼	意大利/兄弟党（FdI）	强化家庭价值、反LGBTQ+权利、限制移民、亲以色列	传统主义、基督教民主右翼
维多利亚·斯巴茨	美国/共和党	财政保守主义、反堕胎、支持持枪权、亲以色列	新保守主义、福音派联盟

尽管分属不同国家，这些女性均强调国家主权、文化认同、传统家庭与安全优先，构成“新右翼”（New Right）的核心议程。但高市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并非反建制者，而是主流执政党内的保守派代表。AfD、RN长期在野，梅洛尼2022年才首次执政，而高市自1993年起即身处权力核心，其目标不是颠覆体制，而是重塑体制内部的价值导向。

2.性别角色的策略性运用

这些女性政治家普遍采取“去性别化”或“工具化性别”的策略：

①高市早苗：刻意淡化性别，称“我参选不是因为我是女性，而是因为我有理念”。她拒绝女权主义标签，反对性别配额，但利用“首位女性候选人”身份获取象征性突破；

②玛丽娜·勒庞：主动将性别作为“温和化”工具，塑造“母亲守护法国”的形象，以软化父亲让-马里·勒庞的极端种族主义遗产；

③乔治娅·梅洛尼：公开宣称“我是女性、母亲、意大利人”，将母职与民族主义绑定，构建“传统女性保卫国家”的叙事；

④爱丽丝·魏德尔：作为公开同性恋者却反对LGBTQ+权利，形成“个人自由 vs 国家秩序”的矛盾，被批评为“选择性自由主义”。

高市与她们的最大区别在于：她从未将性别作为情感动员工具。她的权威建立在“理性”“专业”“决断”之上，而非“母性”“温柔”或“受害者”身份。这种策略使其在男性主导的自民党内获得尊重，但也限制了其在女性选民中的吸引力。

3.对历史与记忆的态度

右翼女性常通过重构历史叙事确立合法性：

①魏德尔：称纳粹大屠杀为“史上最昂贵的传说”，推动“去罪化德国历史”；

②勒庞：否认维希政权与纳粹合作，称“法国无责任”；

③高市：否定慰安妇强制性，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主张“摆脱东京审判史观”。

三者共同点是将历史问题转化为“民族尊严”议题，但高市更强调“教育正常化”与“教科书审查”，而非街头抗议或立法否定，体现其体制内操作风格。

（二）东亚语境下女性保守领导人的特殊性

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女性政治家本就稀少，而右翼女性更是凤毛麟角。高市的成功需置于这一特殊语境中理解。

1.儒家性别秩序的双重束缚

东亚社会长期受“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影响，女性从政面临更高门槛。韩国朴槿惠虽曾当选总统，但其合法性部分源于“朴正熙之女”的世袭光环；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则以技术官僚形象突破性别障碍。

高市既无世袭背景，亦非技术专家出身，其突破依赖：

①松下政经塾的精英认证（提供“男性化”政治训练）；

②安倍晋三的赋予派阀合法性；

③政策领域的专业化深耕（总务、经济安保等“硬核”领域）。

这反映东亚女性若要在保守体系中上升，必须比男性更“去性别化”、更“专业化”、更“忠诚于体制”。

2.和平宪法下的右翼悖论

日本是唯一经历过核爆并写入和平宪法的国家。在此背景下，高市推动修宪与扩军，面临比欧美右翼更复杂的道德矛盾。欧美右翼可直接诉诸“民族荣耀”或“宗教传统”，而高市必须论证：“强化防卫是为了更好维护和平。”这种防御性民族主义是其话语特色。

3.与中国的对比：缺失的右翼女性空间

中国政治体制下不存在多党竞争，但若假设存在类似角色，其可能形态将截然不同——强调“国家统一”“科技自立”“反西方干涉”，但不会挑战执政党历史叙事。高市的特殊性在于：她在一个民主体制内，挑战该体制的战后根基，这是东亚其他政体难以复制的路径。

（三）性别与民族主义的交织逻辑

高市早苗的政治实践揭示了一个关键命题：民族主义如何为女性提供非传统的权力通道？

1.民族危机作为性别越界许可

在和平时期，女性被期待扮演调和、关怀角色；但在“国家危机”叙事下，强硬、决断、牺牲精神成为正当品质。高市团队精心构建“中国威胁”“少子灭国”“媒体背叛”等危机框架，为其强硬言行提供合法性。正如政治学者Yuval-Davis所言：“民族主义允许女性暂时‘借用’男性气质以服务国家。”

2.“母性民族主义”的缺席

不同于梅洛尼或勒庞将“母亲”身份与“保卫民族未来”绑定，高市从未使用母职话语。她未婚无子，公开表示“政治是我的全部”。这种去家庭化的女性主体性，在日本社会极为罕见，也使其避免陷入“好母亲 vs 好领袖”的舆论陷阱。

3.对女权主义的系统性排斥

高市明确反对将性别平等作为独立价值。她认为：

①女性赋权应服务于国家利益（如增加劳动力）；

②性别配额是“逆向歧视”；

③LGBTQ+权利威胁家庭稳定。

这种立场使其与全球右翼女性形成共识：性别不应成为挑战传统秩序的杠杆，而应成为巩固民族共同体的工具。

（四）对民主制度与多元社会的长期影响

右翼女性政治家的崛起，对自由民主构成复杂挑战。

1.表面包容与实质排他

她们以“打破玻璃天花板”彰显制度开放性，却同时推动排外、反多元政策。高市若成为首相，将是日本首位女性领导人，但她可能同时限制移民权利、压制LGBTQ+诉求、弱化新闻自由。这种象征性进步与实质性倒退的并存，使民主批评者陷入两难：反对她，是否等于反对女性掌权？

2.制度合法性的再生产

由于身处体制内（如高市在自民党），她们能利用既有制度资源推进议程，而非像AfD那样被主流排斥。这使得右翼理念得以“正常化”“官僚化”，更难被识别与抵制。例如，《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以“国家安全”名义限制言论与技术流动，形式合法，实质威权。

3.全球右翼网络的联动

高市虽未公开加入国际右翼联盟，但其思想与欧美右翼高度共振：

①2023年，她在CSIS演讲引用勒庞“主权优先”概念；

②其经济脱钩主张与美国共和党“友岸外包”一致；

③对LGBTQ+的立场与梅洛尼如出一辙。

这种跨国右翼意识形态趋同，正在重塑全球保守主义的话语体系，而女性领导者因其“非典型性”，反而更具传播穿透力。

小结：高市早苗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全球右翼女性政治崛起浪潮中的东亚样本。她与欧美同行共享民族主义、传统主义与反多元主义内核，但在策略上更依赖体制内专业化路径，而非街头动员或情感政治。她的特殊性在于：在一个和平宪法约束、性别结构保守的社会中，以“去性别化”的强硬姿态实现政治突破。这一路径既拓展了女性权力的可能性边界，也警示我们：性别进步不能自动等同于民主深化。当女性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登上权力顶峰时，民主社会必须警惕——象征性突破背后，可能是对多元、包容与和平价值的系统性侵蚀。

十、结论与反思

高市早苗的政治生涯，是一部浓缩的日本当代政治史。从1993年初登政坛的奈良女性议员，到2020年代执掌国家安全战略要职的内阁核心人物，她的每一步晋升都嵌入在日本社会结构转型、国际秩序动荡与意识形态重构的宏大脉络之中。她既是个体能动性的典范——凭借坚定信念、专业能力与派阀智慧突破性别与出身限制；更是时代结构性力量的载体——承载着战后和平主义退潮、民族认同焦虑与安全环境恶化的集体情绪。本章试图超越对个人成败的评判，回归政治哲学与制度反思层面，探讨高市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及其对日本乃至东亚未来的启示。

（一）高市早苗现象的本质：个人野心还是时代产物？

1.个体能动性：原则驱动型政治家的稀缺性

在自民党长期“派阀分赃”“选举优先”的实用主义文化中，高市早苗的“原则优先”姿态显得格格不入却又弥足珍贵。她拒绝为争取中间选民软化立场，即便在2021年总裁选举中因此落败亦不改其志。这种近乎理想主义的政治人格，在当代日本政坛极为罕见。

她的成功离不开三大个人特质：

①意识形态清晰度：在模糊妥协成为常态的时代，她提供了一套逻辑自洽的保守主义世界观；

②政策执行力：从总务省通信管制到经济安保立法，她展现出罕见的技术治理能力；

③战略耐心：即便未能登上首相之位，仍通过关键职位持续影响国家议程。

若无这些特质，她不可能在男性主导、世袭横行的自民党内立足。

2.结构性条件：右倾化土壤的成熟

然而，若脱离时代背景，高市的崛起无法解释。她的政治资本积累恰逢三大结构性转变：

①战后和平主义共识瓦解：冷战结束后，“专守防卫”理念逐渐被“积极和平主义”取代。2015年安保法制通过、2022年防卫白皮书首次写入“中国威胁”，标志着日本安全观的根本转向。高市正是这一转向的理论旗手与实践推手。

②中美战略竞争重塑东亚秩序：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使日本“选边站队”压力剧增。高市主张的“价值观同盟”“技术脱钩”“台海介入”，高度契合美国印太战略需求，使其获得外部合法性支撑。

③少子老龄化引发存在性焦虑：日本总人口连续14年下降，2023年新生儿仅75万，创历史新低。这种“国家存续危机”催生了对“民族复兴”“文化纯粹性”的强烈渴望，为高市的历史修正主义与传统家庭观提供情感基础。

因此，高市既是“造时势者”，更是“时势所造之人”。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姿态，占据了正确的意识形态位置。

（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结构性动因

高市现象不能孤立看待，必须置于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的趋势中理解。这一趋势并非始于安倍或高市，而是冷战结束以来多重力量长期作用的结果。

1.安全环境恶化：从“威胁感知”到“威胁建构”

1990年代后，朝鲜核导开发、中国军费持续增长、东海钓鱼岛争端升级，使日本民众“被包围感”日益增强。日本广播协会民调显示，认为“日本安全环境正在恶化”的比例从2000年的38%升至2024年的76%。

高市等保守派不仅回应这种感知，更主动建构威胁叙事：

一是将经济相互依赖重新定义为“风险”；

二是将文化交流解读为“渗透”；

三是将历史和解视为“自我否定”。

这种“安全泛化”策略，成功将原本边缘的修宪、扩军议题主流化。

2.媒体生态极化：信息茧房的形成

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衰退，网络右翼媒体（如樱花频道、日本第一电视台）崛起，形成封闭的信息回音室。高市精准切入这一生态，通过油管、Twitter直接触达支持者，绕过事实核查与多元辩论。

早稻田大学研究指出：60岁以上男性中，43%主要通过右翼网络媒体获取政治信息。这一群体正是高市的核心票仓。媒体极化不仅强化既有立场，更制造“平行现实”——支持者与反对者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事实世界中。

3.派阀政治的保守化循环

自民党内，宏池会（温和派）影响力持续衰退，清和会（鹰派）长期主导。年轻议员为获晋升，纷纷向右靠拢。2023年自民党青年局修宪支持率达89%，远高于全体议员（62%）。这种“代际右倾”使高市理念获得制度性再生产机制。

（三）对中日关系与区域稳定的潜在影响

高市早苗将对中日关系与东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1.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到“全面竞合”

当前中日关系已进入“政冷经热”晚期。高市主张的政策将进一步推动“政冷”制度化、“经热”选择性化：

①政治层面：拒绝就历史问题进一步道歉，强化“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立场；

②经济层面：以《经济安保法》为工具，系统性减少对华技术依赖；

③安全层面：推动自卫队与美军一体化作战能力建设，实质介入台海。

这将使中日关系从“管控分歧”转向“战略对抗”，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

2.区域秩序：美日同盟的“军事化”与东盟疑虑

高市全力深化美日同盟，但其方向是军事一体化而非经济合作。这可能导致：

①韩国因历史问题疏远日本，削弱美日韩三边协调；

②东盟国家担忧被卷入大国对抗，对“印太战略”保持距离；

③台湾当局误判形势，采取更激进“倚美谋独”策略。

兰德公司警告：“一个由高市领导的日本，可能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中最不可预测的变量。”

3.和平宪法的终结与军备竞赛风险

一旦日本完成修宪并实质性扩军，将打破东亚“日本无进攻性武力”的战略默契。中国、韩国可能加速军备建设，形成安全困境螺旋。尤其在南海、东海、台海三线联动背景下，小规模摩擦极易升级为区域危机。

（四）民主社会如何应对民粹保守主义崛起？

高市早苗的崛起，对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根本性挑战：当一位政治家程序合规、言论合法、选举正当，却系统性削弱多元主义、历史反思与和平主义传统时，民主社会应如何回应？

1.警惕“合法威权主义”的侵蚀

高市模式代表一种新型威权路径：不废除选举，但操纵议程；不禁止言论，但边缘化异议；不修改法律，但扩大解释。这种“合法威权主义”比赤裸暴力更难抵制，因其披着法治外衣。

民主社会需强化三重防线：

一是司法独立：确保法院能审查行政扩权行为；

二是媒体多元：支持公共媒体与调查；

三是公民教育：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历史意识。

2.重建包容性民族叙事

右翼民族主义之所以有市场，部分源于主流左翼未能提供有吸引力的国家认同方案。民主力量需构建一种既承认历史责任、又肯定文化价值的新民族叙事：

①承认战争加害责任，同时强调战后和平贡献；

②尊重多元身份，同时培育公民共同体意识；

③拥抱全球化，同时保障经济安全。

德国“宪法爱国主义”经验值得借鉴——以民主制度而非血缘文化作为认同基础。

3.性别平等与民主深化的协同推进

高市现象警示我们：女性掌权不等于性别平等。真正的进步需制度性变革：

一是推动政党内部性别配额；

二是支持女性参政的经济与托育保障；

三是将性别平等纳入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

否则，我们将看到更多“反女权的女性领袖”，她们打破玻璃天花板，却为后来者筑起更高围墙。

4.国际民主联盟的协作

面对跨国右翼网络的联动，民主国家需加强协作：

①共享虚假信息与极端主义监测数据；

②支持独立媒体与公民社会组织；

③在贸易与科技协定中嵌入民主标准。

正如欧盟《全球门户》计划所示，民主阵营需提供不同于威权模式的发展替代方案。

结论

高市早苗不是日本的“异常”，而是其战后日本国内矛盾的必然产物。她代表了一种深刻的国家焦虑：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守护认同、安全与尊严？她的答案是回归传统、强化主权、明确敌我。这一答案虽具动员力，却可能牺牲日本最宝贵的战后遗产——和平主义、反省精神与开放包容。

未来十年，日本将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直面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是一个在恐惧中收缩的堡垒，还是一个在自信中开放的桥梁？这不仅是日本的选择，也是所有面临民粹保守主义挑战的民主社会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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