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张洪平

前不久华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押，在全球政经界引发强烈震动。事件曝光后不久，一封美国科技巨头思科的内部邮件显示：思科正限制员工赴华出差，时间延续到年底公司放假，假期结束之后再进行评估。时间之巧合，内容之蹊跷，让人不禁怀疑：思科此地无银三百两，到底心虚什么？

1.思科是谁？

思科是互联网通信设备领域的霸主。80年代中期，美国计算机网络开始兴起，1984年思科创办，很快成为行业领军企业。90年代开始，思科通过研发和收购，变技术优势为市场优势，成为行业霸主。思科的强大近乎垄断了市场，直到2002年在亚特兰大通讯产品展上碰到宣布进入美国市场的华为。

彼时的华为刚刚在路由器和交换机市场冒头，思科敏锐地感受到了威胁，拿起法律大棒阻击崛起中的华为。2002年华为进入美国市场，产品质量与思科不相上下，但价格却便宜了20%-50%，当年思科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首次出现下滑。2003年1月思科发动对华为的知识产权诉讼，次年七月双方达成和解，案件以华为从美国撤出有争议产品告结。

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此后的十几年中，华为在美国市场不断被思科用各种手段打压，以莫须有的“安全问题”被拒之门外，以致于现在近千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中，仅有6.5%来自美洲（2017年数据），远低于欧洲、中东和非洲合计27%的销售额占比。

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思科不断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通过非关税壁垒将华为阻挡在美国市场之外。201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US rivals lobby against Chinese firm”的文章，暗指思科以国家安全为由，参与游说国会进行对华为的审查。该文章称“国会山三个不同国会办公室的高级工作人员都表示，一些美国高科技公司曾向国会游说，用与思科相似的措辞，要求增强对华为的审查”。

从面对华为的竞争开始，思科加大了游说资金的投入。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opensecrets.org）数据显示，思科从1998年开始游说国会，在2002至2004年与华为处于紧张诉讼时期，游说费用呈逐年翻番之势。至2012年，游说经费已高达121万美元，在280家计算机和互联网类企业中排名第12。1998-2012年累计游说经费高达1572.52万美元。2010年、2011年游说费用连创历史记录，巧合的是，对华为、中兴的调查正是从2011年2月开始的。思科的发言人在2012年也曾坦言，思科在过去几年中采取了“更有竞争性的措施”来反击华为等竞争对手。

政府愿意出手帮助思科打击竞争对手，除了利益集团的游说之外，也是为了扶持帮自己“干脏活”的“打手”。2013年爆出的“棱镜门”事件，让全世界知道了道貌岸然自诩为“自由卫士”的美国，居然是全球最大的“偷窥者”，不仅监控对手，对自己的小兄弟们也毫不手软，监控起来“一视同仁”。据斯诺登的曝光，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施了超过6.1万项窃听任务，窃听名单涵盖了超过122个国家政要。

美国情报机关能够“不留痕迹”地进行监控活动，自然离不开相关公司的配合。斯诺登揭露了跟NSA（美国国家安全局）合作的80余家企业，思科公司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企业之一。这些公司为NSA搜集情报，NSA与这些公司是“alliance”（联盟），服务于NSA的“spying missions”（谍报工作）。

此外，维基解密网站也公布了超过8000份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黑客项目，CIA利用思科公司的程序“漏洞”，通过软硬件入侵目标系统进行监控。

虽然思科对外的说法称公司对这些活动并不知情，但有证据显示思科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2012年，思科在美国国会游说的议题共有17项，其中5项与网络安全相关。2012年4月通过的《网络情报共享与保护法》（Cyber Intelligence Sharing and Protection Act of 2011，简称CISPA）表面是防止网络攻击、保护网络安全，实际却绕开了隐私保护相关条文，使监管方（政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网络用户的隐私信息。

思科为美国政府获取用户信息提供便利，那么在中国所涉及的政府公共事业、金融、石油化工乃至军工等敏感领域，其作用和角色很难不令人产生联想。

2012年，中国中央政府采购中心的名单上共有60款思科产品，而这一数字在2014年采购名单中骤降为零。

2.华为的逆袭

华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与技术积累，终于拥有了挑战行业霸主的实力，双方交锋的领域正是下一代移动通信的兵家必争之地——5G。

5G将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基础设施。移动通信的速率提高正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5G的重要性不亚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可以说，“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5G的普及将拉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全面移动化和数字化，谁掌控了5G话语权谁就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

5G对于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咨询公司IHS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到2035年，全球5G价值链将创造3.5万亿美元产出，相当于2016年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前13强企业的营收总和。

2018年6月，首个真正完整意义的国际5G标准正式出炉，5G正式进入商用阶段。5G技术标准主导权的争夺中，欧洲早早退场，实际是中美两家的竞争。5G有三大应用场景：eMBB（大流量移动宽带场景）、mMTC （大规模物联网场景）、URLLC （高可靠低时延场景）。其中eMBB作为最重要的应用之一，其控制信道确定使用华为占近一半专利的Polar码。

编码方案涉及算法，是最核心、最底层的标准，华为的这一胜利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以华为为首的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不断抢占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从IDC发布5G产业链分布图上可以看出，美国企业在上游的关键原件领域和下游的应用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但在中间环节的设备制造方面存在相对短板，网络设备提供商中没有一家美国公司，华为市场份额居首，移动设备方面的苹果也正在被华为超越。产业界已经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今年4月发布的《Race to 5G》报告称，中国5G居于领先地位。

当然，中国在技术方面的尚不具有绝对优势，尤其在关键技术方面仍是“追赶者”的角色。证券研究机构杰富瑞发布的《电信服务——5G和IoT的地缘政治》报告统计，截至2017年年初的1450项5G网络重要专利中，只有10%为中国人持有，但预计该比例将继续上升。

5G成为中美交锋的焦点，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未来还会在更多领域展开激烈竞争。随着中国高科技企业崛起，冲击、抢占之前具有垄断地位的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双方发生冲突只是时间问题。只不过现在正好发展到了5G革命的关口，所以双方围绕5G展开了激烈角逐。类似的，在能源、汽车、装备制造等领域，中国企业同样到了具备挑战美国企业地位的时期，未来双方必然出现更多的激烈竞争，我们要对一些原先支持中美关系的利益集团未来倒向反华做好准备。

3.美国政府，棋手还是棋子？

正面战场上干不过华为，思科就开始“玩阴的”。

一方面，思科继续游说政府，通过非关税壁垒把华为阻挡在美国市场之外。2018年8月，美国政府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指出华为与中兴“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其产品。同时，美国还向盟国施压禁用华为设备，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率先禁用，德国也在12月13日加入禁用行列，法国态度也有所转变，至少部分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对华为开放。

另一方面，最近的孟晚舟事件显示，思科已经不择手段，通过“绑架”竞争对手，威胁对手的人身安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无视规则的“商业恐怖主义”行径。虽然现在没有直接证据指明思科就是孟晚舟事件背后的推手，但从历史和现实利益格局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思科及其代表的美国科技行业。

很多人会不理解，思科公司再大，也不过是一家企业，难道还能指挥美国政府？会有这种问题是因为不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结构。

美国联邦政府是利益集团的协调者，而非国家的领导者。美国政府打压华为，其源头正是华为的竞争对手，比如思科。思科所代表的高科技集团，既想保持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又害怕不断崛起的中国企业在本国和全球市场上的挑战。所以会动用大量资源游说，借政府之手打压商业竞争对手。

那么思科能否指挥美国政府干预5G行业标准，直接废掉华为竞争5G的护身符？我认为很难，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推翻国际标准化组织3GPP多年努力才确定的标准，这必将打破国际产业分工与供应链，使得行业标准的公信力被质疑。进一步地，如果各国都可以自作主张地推行各自的标准，5G的全球应用格局将支离破碎，各个市场被割裂，运行效率和实际价值大打折扣。对科技企业来说，一体化的全球市场是盈利的最基本保证，强行干预行业标准制定恐怕是弊大于利。

4.大国竞争，危与机并存

华为希望安安静静地做生意赚钱，不希望被卷入国家之间的争端。不过今天的华为俨然已经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代表，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华为必须要习惯作为一家“中国企业”被世界各国政府看待，面临今后更多的不那么善意的看法。

但我们也不必过度悲观，只要坚持做好产品，机会一定会出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西方国家政府也并非铁板一块。比如华为的无线基站产品已经做到了成本足够低，产品竞争力足够强，以至于英国电信虽然一直将华为剔除在核心网供应商的名单，却仍然不得不大量采购华为的无线基站。

中美两国大国之间的竞争将是贯穿整个21世纪的主基调，但竞争的同时也有合作，比拼的是综合实力。美国的繁荣已经显露疲态，而新生的中国要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尚需一场东方的文艺复兴，双方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迎头相撞的命运，关键在我们这代人。但无论双方关系如何演变，始终要牢记：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尊重是打出来的，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