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跨国金融资本从长远战略来看则是要改变中国的政体。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当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世界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而中国目前却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一门功课。

这是一句闻名全球的话：“不管是否喜欢，我们都将会有一个世界政府。问题只是，我们将是一致同意、还是通过征服而拥有这个世界政府。”

说这句话的人名叫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James Paul Warburg），他是美国银行家，曾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金融顾问；而他的父亲，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设计者保尔·韦尔博格。上述这句话，是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在1950年2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的。

未来人类将出现一个世界政府，这在西方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我们对这个话题还相对比较陌生。随着今天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是否接受一个世界政府？这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回答、而且也是世界在急切地等待着我们做出回答的问题。

12月1日，中美两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已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会晤、共进晚餐并达成了共识；中美贸易战似乎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永久的、抑或仅仅临时的休止符。不管怎么理解，这个休止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休止符很有可能标志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眼看着形势将要失控之际，“悬念大师”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布：习特之间举行了取得“高度成功的会谈”；在白宫的声明中甚至出现这样的句子：

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

我们已经知道，特朗普总统用词相当精确。因此，他的“无限可能性”、他的“与习合作是我的荣幸”，恐怕都是有伏笔的……

纳瓦罗的“坦率”

在中美峰会前，美国有关方面私底下动作频频，无非是试图对对方施加心理压力。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已经是西方某些人的惯用手法了。只是，使用一些实在是最卑劣、最肮脏的方法，令人感到某些人物——比如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已经预感到这场中美之间的“掰腕子”已经快要出结果了，已经到了要“跳墙”的地步。

班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明显地将矛头越来越直接地转向中国，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我在此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经对为什么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很有可能是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班农之流是否正在策划着新的阴谋，我们目前尚难以判断。但班农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正在越来越朝着“法西斯方向”在演变，却是无疑的。这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在发动对法战争并大获全胜之后，一度面临着一个战略性抉择：朝东还是朝西？

今天的史料很多认为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是因为觊觎苏联丰富的资源和原材料；然而当时更多的专家却认为“另有原因”。2013年6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观莫斯科犹太纪念馆时曾说过，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一届政府里，85%的政府成员都是犹太人。确实，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当时认为，希特勒因为将十月革命视为一场“犹太人的革命”，因而最终决定向苏联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今天班农之流的民粹主义者的心态如出一辙：对付不了华尔街，还对付不了北京吗？他们显然忘记了，正是伟大的苏联击垮了纳粹……

我在系列文章的前几篇中谈到，我观察到当今世界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四大力量板块；形成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以及（崛起中的）中国和（衰落中的）美国之间的三大冲突。

这三大冲突中，我们研究得相对比较透彻的，是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对冲突的根源、我们的对策以及冲突的未来走向，我们都大致心中有数。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眼中的“反恐”战争已经实质上落下帷幕。大国战略、大国政治、大国间的博弈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我们却忽略了，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两大利益相悖、传统对立的力量板块。我们似乎忘记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而且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已经出现共产主义政权苏联的情况下，首先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

今天我们对西方内部的上述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竟依然懵懵懂懂。我们一方面对西方内部是否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历史根源和现状也明显缺乏研究、认识不足。

不过，最近有一则新闻似乎在为我的分析做注解：

2018年11月10日，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新华社等大通讯社均报道，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华尔街，不要插手美中贸易谈判，试图促使双方尽快达成贸易协议。路透社是这样报道的：

白宫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正在敦促华盛顿尽快解决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华尔街金融财团新老总裁们，称他们是试图向总统施压的“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

纳瓦罗向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表示：“当这些外国代理人介入这类所谓的外交行动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削弱总统和他在谈判中的地位。”“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结果，如果（中美之间）能够达成一个协议的话，那也将是依据特朗普总统开出的条件，而不是根据华尔街的条件。”

据透露，华尔街部分高管如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投资公司总裁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tzman），美国前财长及高盛投行前总裁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等人约见了中美双方官员，敦促双方结束贸易冲突。保尔森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曾警告，若美中未能解决分歧，两国之间的“经济铁幕”将导致世界分裂。他当时说：“如果不处理这些既广且深的课题，美中关系将陷入漫长的冬天。”

对此，纳瓦罗表示，特朗普并不需要华尔街高管的努力游说，那只会造成反效果。“我要重申，华尔街须退出中美谈判……把你们高盛的钱带到俄亥俄州的代顿，在美国投资。美国总统不需要穿梭外交。”

这可能是白宫高官最直截了当地对华尔街提出的警告。考虑到目前占据着白宫的，正是代表着美国产业资本利益的“商人总统”特朗普，而华尔街当然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因而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今天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争斗已经开始公开化、白热化。只是我们对此显然追踪、研究得远远不够。

过去我们对西方的研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其内部的阶级斗争上，研究西方左右两派的“对立”和“冲突”上，研究西方内部的其他矛盾如种族矛盾、党派之争或人头之争上……而对西方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矛盾和斗争却关注不够。这与西方长期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政体构成的政治理论有关。

西方总是告诉我们，西方存在着左右翼两大政治力量；西方的政治斗争就是这两大政治流派之间的冲突；而西方的政体保证两大流派都能够轮流执政，因而西方内部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西方政治体制因而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之中。我们相信了西方所说的这一理论；因而我们对西方内部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西方“左右翼”政治上。

即便我们知道西方也同样存在着一些极端政治流派，比如被西方媒体称为“极右翼”、“极左翼”的政党或政治组织，但我们也同样相信了西方政治学告诉我们的理论，即这些政治流派都是边缘政治力量，成不了气候，永远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因此，这类政治流派都不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我在法国担任文汇报常驻记者时，曾亲耳听到过一位中共对外联络部的高级官员表示，我们绝不会与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发生政治上的联系。因为我们反对极右翼。为什么？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现已改名为“国民联合党”——的主席玛丽娜·勒庞却被俄罗斯邀请到莫斯科，并受到普京的亲自接见。

从政治角度来看，国民阵线并不是法国最反华的政党。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还打败了传统右翼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理费永而进入了大选的第二轮，并拿到了33.9%的普选票。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政党……为什么我们“绝不与”这样一个政党建立联系呢？要知道，西方的主流政党几乎没有一个不与中国的所谓“反对派”勾勾搭搭、眉目传情的；甚至就是在“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中国的一些所谓“政治异见者”。最近班农甚至在美国公开支持被列为国际刑警组织“红通”名单上的中国逃亡海外的犯罪分子。我们为什么要自缚手脚、不去接触西方的反对派呢？这是题外话……

“左右翼”转变为“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

事实上，西方除了左右翼两大政治流派之外，还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其他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思潮正在获得西方民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传统左右翼的划分，而通过另外一些标准而整合到一起。比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服党”的基础选民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他们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全球化。

我早就在文章中提出，西方的政治色谱从左翼到右翼，直到极左、极右，早已经不是一字排开，而是形成了一个政治光环：极左与极右已经在基层选民部分连在了一起。这是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但是，用传统的左右翼已经无法划分的阶级，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问题上，又重新划分成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于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而应该以“全球化”为核心，重新划分政治势力。这时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两大政治力量；这两大政治力量打破了传统的左右翼阵营，目前正由产业资本联合底层劳动阶层，与金融资本形成尖锐对立；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其国际化进程，形成了一个跨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因而，这场争斗也就扩展到全世界。

从这个角度出发观察今天的世界，我们可以发现，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这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已经完全成形；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正在日益趋于激烈。

西方内部的这两大力量板块不仅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与构成，也同样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对立。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新崛起的一股力量，与西方这两大力量板块显然也都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这样就形成了三方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错、斗争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极其复杂的局面。更令人头疼的是，如果说中国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还是一种有形的存在的话，所谓“跨国金融资本”却以一种隐形甚至可以说是“无形”的方式存在于世。我们如何才能拥有“火眼金晴”来识破这种隐形甚至无形的存在呢？

最令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的，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我们是怎么与这种隐形甚至无形的跨国金融资本发生利益上的对立的呢？中国一向主张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利益共享、合作共赢；所谓合作共赢，说的就是利益均摊；这不就明确地表明，中国不会挑战西方统治集团利益、只是要求获得我们自己应得的一份利益吗？为什么西方统治集团就是要视中国为一种威胁呢？诚然，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确实构成对西方利益的一个挑战。因为它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但中国早已承诺绝不向外输出中国模式。更何况西方自己也并不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本身会对西方的政治统治产生直接威胁。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西方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这只是一种比较好听、比较缓和的说法而已）呢？

一个“世界政府”正出现在地平线上？

在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即人类之未来。更具体而言，就是建设一个怎样的人类社会，才符合人类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世界的永久和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民主体制，甚至包括伊斯兰世界，所提出的未来远景都是同样的目标，但维护的阶级利益却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西式民主体制保障的是既存社会秩序，客观上也就是维护上层统治阶级利益、而伊斯兰世界则是以宗教信仰划分未来世界，要将全世界都“伊斯兰化”……我们中国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也许是能够实现真正的世界大同的方案。只是，中国的方案到目前为止一直只是一种愿景。

然而西方却并不是在空想。他们对此早有很多具体的实施方案，甚至提出了实现日期…… 本文开始引用的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的话，就是一个证明。

而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曾担任过密特朗时代总统府秘书长的雅克·阿塔利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时间表：世界政府将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起来（关于阿塔利，我前面系列文章中已有介绍）。

通过什么方式来建立呢？美国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早在上个世纪末出版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就已经断言，人类历史的方向已经清晰，即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这个“终结”点。也就是说，世界政府将意味着全球都实现了民主和自由。全世界都将建立民主体制之时，便是世界政府诞生之日。对于福山而言，世界未来已经没有疑问或困惑。一切都已经变得毫无疑问。后来尽管发生了著名的“福山—张维为之争”，福山也没有改变他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点”的看法；只是他认为“实现的时间”被推迟而已。福山不是提出这类思想的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人。从历史上人类就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社会发展是否有方向？是否朝的是同一个方向？如果有方向，而且也确实是同一个方向的话，那么就必然会有一个终点。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其实福山只是西方未来学说的一个传播者，而并不是立言者。他并没有说清，为什么西方心目中的理想国是“民主和自由”体制。我们一直认为，西方学术流派众多，但在指向世界发展前景时，西方所有的学说却都几乎大同小异的，其核心即“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选举”。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就发现，占据着主流舆论地位的思想意识，就是以“全球化”为纲，试图将人类导向一个由“民主选举政治体制”的未来“世界”；这个未来世界将由一个“世界政府”来统治。统治的模式，当然就是今天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模式：民主选举体制加自由市场经济。

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有着非常“充足”的理由：世界走向全球化达到一定程度、国家与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达到无法逆转的时候，面对来自全球性的挑战——如人类与生物圈之间关系（保护稀有动植物）、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人类自身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性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问题、大规模传染病等等）——时，建立世界政府就是对这些挑战的回应。

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GMF）”，人类共同和谐共处，多么美好的未来前景！

然而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政府”是按目前美、英、法等西方主要大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话，我们将会不寒而栗：美国或法国的今天，一个债务已经达到天文数字的政府的今天，会是全人类的明天吗？

一个失去货币发行权的世界政府？

法国今天出生的每一个婴儿，都已经背负着高达32000欧元的债务。因为国家的债务是需要每一个公民通过税收来偿还的。而法国这个6600万人口的国家到2017年底已经负债高达22998亿欧元！而美国更是达到了21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所谓国家债务，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简化之，就是国家的收支不平衡，支出超过了收入。于是国家便负债。

法国为什么会出现巨额负债现象呢？主流媒体的说法是因为法国建立了一个过度福利化的社会。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法国对富人征税不够。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说法，就是批评政府开支过高。其实这些都只是“原因之一”，而非主要原因。法国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专著，已经将这些谎言彻底揭穿了。

作者经济学家彼埃尔—伊夫·鲁杰容（Pierre-Yves Rougeyron）在这本《对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调查》中明确指出，法国之所以会欠下了巨额国债，就是因为法国在1973年1月3日通过了一条法律：《银行法》，将法国原来由国家拥有的货币发行权，交给了私立的法国中央银行，从此法国国家预算开始从收支平衡走向了赤字预算，进而导致法国国家债务日攀月升、直至今天的22998亿欧元……

货币的发行权为什么那么重要、失去货币发行权为什么会导致国家巨额债务，历史上真正了解和理解的人不多。至少在出现网络之前。因为其中的奥秘实在是非常难懂。在任何国家，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构思并实施国家发展大计。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制定国家财政预算。国家预算制定以后，国家便通过中央银行举债借钱，根据制定的预算规划进行投资发展经济。到年终时再通过税收将投资的钱收回国库，国家再归还给中央银行。一个正常的经济体，一年的经济活动之后，在归还了中央银行的债务之后，应该有所盈余，这样，国家就会越来越富裕。说白了，中央银行就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扮演着印钱的角色。只是，钱是不能随意印刷的，必须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预算来确定。显然，如果钱印多了，当然就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

法国在通过上述《银行法》的时候，专家们是这样论证的：由于国家通过其控制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以至于国家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就有可能超发货币，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需要将发行货币的机构从国家手里独立出来。并且将其私有化，让国家在借债的时候必须支付一定的利率。这样，国家就无法随心所欲地印钱。通货膨胀也就可以因此而消失。因而私立的中央银行就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制衡工具。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国家控制着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是不可能“独立”的。事实上，它不是属于政权，就是属于资本；或在两者之间摇摆。中国属于前者，美国、法国等国家属于后者，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等国则属于第三者。

当中央银行类属于政权时，无论是哪个角度而言，都是一种“公共”银行，其根本服务目标都是为广大民众的。而当中央银行属于资本、服务资本的时候，它的本质属性当然就变了，它的服务对象当然也就成为资本本身了！

法国《银行法》的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家借债时必须支付利息。过去政府在向属于国家的中央银行借债时，政府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而《银行法》将中央银行“私有化”后，规定政府不得不以4%的利率向私人银行借债。正是这4%的利率，成为法国国家债务的根源，今天已经压得法国喘不过气来。

法国从1973年通过银行法之前，国家预算一直是平衡、甚至是盈余的；通过银行法之后，法国开始走下坡路；从1978年伊始，法国开始成为一个预算赤字的国家。正是因为要支付给私人中央银行4%的利率，法国开始负债。到2011年时法国的国家债务已经达到17000亿欧元，其中14000亿欧元的债主是借钱给法国国家的银行收取的利息。今天，归还法国国家债务的利息，已经成为法国政府预算的第一大开支。

其最荒诞的地方是，这些债务今天已经成为债滚债的根本来源。法国到2011年时每周的支出为90亿欧元，而其中20亿欧元是为了还债、10亿欧元是为了支付债务的利息。而2011年当年法国政府每周的税收只有50亿欧元，因而政府不得不再去向市场（也就是其债主）借亏空的40亿欧元。也就是说，政府每周的开支本身又在继续产生着4%的利率。到了2017年，法国一年归还的债务及利息是1440亿欧元，但到哪里去寻找这笔钱呢？法国不得不新借2160亿欧元作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开支。显然，法国的国家债务已经形成了债滚债的模式。越来越多的专家承认，法国很有可能已经永远无法还清这笔巨额债务了。

其实法国历届总统都在想着归还这笔巨债，想将其归零，以便国家能够重新轻装出发。他们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出售法国国有资产。根据法国一位债务专家让·鲁（Jean Roux）的计算，法国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出售国有资产，到2007年已经抛售了法国国有资产的50%。1986年法国国家拥有的资产大约为8000亿欧元；到2007年已经抛售5000亿欧元，而且是以60%的市值抛售的。我在法国的时候，法国最主要的几条高速公路就都已经私有化了。法国最重要的银行之一巴黎巴银行也私有化了。法国的电、水、邮、铁等诸多国家拥有的公司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私有化了。法国在萨科齐当政时甚至抛售国家拥有的黄金……然而这种方式可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法国今天的国有资产被估计仅剩2000亿至2500亿欧元。

如果明天的世界政府的前景，就是今天法国政府的现状，我们立即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前景是极其可怕的。一个政府的债务流通是不可能消失的。而当这个世界政府也要通过同样的规律向私人中央银行借债维持经济运行的话，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劳动者都要向控制着世界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支付4%的印钱的费用，这样才能使他们的经济能够运作起来。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负债经济，就如同今天的法国或美国一样。

法国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之路？因为法国今天似乎已经被金融资本所控制。看一看法国政府内部有多少“银行家”或与银行有密切关系的人吧。以奥朗德时期的政府为例：在总理让—雅克·艾罗（Jean-Jacques Ayrault）和总统奥朗德身边，共有OBC银行、艾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基金、Natixis银行、农业投资银行、Lazard银行、Landier投行、兴业银行、HSBC法国银行、Lazard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等各大银行出身的各类顾问十几名。其中罗斯柴尔德银行培养的马克龙当选为今天法国总统。

更令研究者吃惊的是，法国很多部长都是从一个俱乐部里培养出来的。这个俱乐部叫“法美基金会”（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是美国总统福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76年创立、Lazard银行赞助的。目的就是培养能够使两国关系接近的未来政治家。后来当选法国总统的奥朗德也曾于1996年赴美接受过该俱乐部的培训。法国第五共和国八位当选总统中，至少有三位与银行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蓬皮杜总统和目前在任的马克龙总统都曾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任高管；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则正是法国1973年银行法的始作俑者。

我在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西方民主选举国家真正的三权分立，是资本、媒体和政权。资本控制着媒体、资助着政治家，进而影响着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资本是西方民主国家的真正的主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西方主流舆论总是要求中国尽快走上西式选举道路，要求中国开放媒体，要求中国执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一旦中国走上这条道路，中国一定会选出一个同样的或类似的议会和政府、通过同样的或类似的银行法，最终使一小撮控制着全球金融资本的银行家不劳而获，永远生存在所有劳动者的背上……

现在，读者应该明白，为什么跨国金融资本要建立一个“民主选举＋自由市场经济”的世界、并成立“民主选举”出来的“世界政府”为目标、将全球纳入同一个统治模式之中了吧。

反全球化＝反跨国金融资本

“建立世界政府”这个思想意识被披露出来之后，就一直在引起激烈的争议。

争议并非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并不太理解其中的背景和内涵。争议来自西方国家本身。

我们观察到，近十多年来，西方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早已突破左右翼之争的范畴，而集中在反对跨国金融资本上。从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等政治示威活动都不是西方国家内部的传统左右翼政党所组织的；而且这些运动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华尔街及其所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及其对世界的统治。包括今天正在发生的法国“黄马甲运动”……

这股反“全球化”思潮和政治力量在近十年时间内迅速成长，很快在西方形成一股冲向“全球化”和跨国金融资本的浪潮；今天这股浪潮甚至已经成功地在西方内部一些国家开始执政，比如美国商人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

但我们的研究却没有突破西方理论界套在我们思想上的禁锢，我们继续将特朗普的当选视为美国“左右翼斗争”的结果，而当我们用左右翼斗争的理论来硬套特朗普的行动、发现存在着极端自相矛盾的现象时，我们不是追究其原因，而是跟着西方媒体后面硬说“特朗普是疯子”“特朗普不可预测”“特朗普就是不确定因素”……将特朗普自认为是“革命性”的政治措施，说成是“没有理性逻辑支持的疯狂的行为”。

将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力量说成是“疯子”“极端派”狂热分子……这种做法绝不罕见；相反，在西方政界，这是一种惯用手法。我在法国四次采访总统大选。其中有一位总统候选人雅克·舍米纳德（Jacques Cheminade），就遭到法国媒体的如此“待遇”。

舍米纳德分别于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正式总统候选人。在法国，要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有着严格的程序，需要获得五百名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并获得宪法委员会核实批准，才能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对于传统大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有着很多本党的当选议员、官员。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传统政党的政治家都能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的。舍米纳德能够三次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是极其不容易的。

但舍米纳德在三次总统大选中仅仅获得非常低的选票。1995年舍米纳德获得556张民选官员签名支持，但他只获得84959票（占登记选民的0.28%）的普选票。2012年舍米纳德获得538个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普选票仅为89545票。2017年法国不再公布签名数，舍米纳德仅获65586张普选票，占登记选民仅0.18%。

为什么舍米纳德获得的选票如此之低呢？因为他是法国总统候选人中旗帜最鲜明的反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家。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华尔街和伦敦城的世界”。正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法国媒体便无一例外地将他形容成一个“疯子”“狂人”“极右翼”……

很显然，舍米纳德虽然在普选票中得票率甚低，但他却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五百名以上的民选官员将手中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签名给他，这证明，舍米纳德所代表的“反全球化”思潮在法国也已经汹涌澎湃。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舍米纳德以及其他同样反对“全球化”的总统候选人如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左翼“不屈服运动”领导人梅朗雄等一共获得了27470050张的选票。也就是说，在法国反对“全球化”的选民已经超过半数以上。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今天法国“无人组织”的“黄马甲运动”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同意支持。

特朗普与舍米纳德、玛丽娜·勒庞等法国政治家一样，属于西方“反全球化”、反跨国金融资本阵营中的那股政治力量。只是，在西方媒体的强烈反对和诋毁之下，舍米纳德溃不成军、玛丽娜·勒庞被跨国金融资本支持的马克龙击败，但特朗普却通过“推特”这条“华容道”成功突围，不仅当选美国总统，而且继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围攻下推行着“反全球化”的政策。

金融资本与特朗普：不同性质的“反华”

特朗普眼中的未来世界其实相对而言是非常单纯、简单的，即美国治下的天下和平。在这个未来世界里，美国利益优先，由美国一家独霸军事、金融与科技高地，以保障美国人理所当然地生活得比其他任何国家、地区和种族的人民都要优越；美国的超级军事力量将保障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和组织能够威胁到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法律将成为评判世界是非的唯一标准……但特朗普的美国不想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他也不关心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他甚至不以“民主选举”作为他选择“盟友”时的标准。对他来说，美国利益才是一切，而非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敌意实际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恰恰反映了这两者之间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分析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未来构想，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西方的这两大力量板块都在向中国挑战。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在全世界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是首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民主选举，跨国金融资本才能通过对媒体和选举的控制，使世界“统一”在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号下，这样，才能有朝一日建立一个“世界的中央银行”，将全球货币发行权集中到跨国金融资本手中；这样，跨国金融资本便将成为世界真正的、幕后的主宰。

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力量板块却坚决地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这一构想。因为这有损美国利益。特别是有损于特朗普所代表的WASP(白人新教教徒）的利益。因为这等于是在美国之上，还有一个跨国的“太上皇”，这是特朗普并不想看到的。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所不愿意看到的。

从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世界未来的构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是不同的。对于跨国金融资本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其头号大敌。因为它阻碍了其控制全世界金融货币的方略；而对于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而言，中国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战略对手”，因为中国的崛起阻碍了美国继续称霸世界的长远目标。

从地缘政治角度，很少国人意识到，美国对中国提出自己的全球战略构思是非常忌惮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当年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打破了冷战时期国际上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惯例，明确指出“美苏”两个超级霸权大国才是全世界的“敌人”，引起了全球实际上的广泛共鸣，大大鼓舞了国际上的不结盟运动……最终导致了两霸主导世界格局的垮台。

而今天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被视为中国的一个未来战略构思。“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在中国和在国外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中国战略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合作共赢的计划，顶多承认有一点“私心”也是为了向外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而已……而“中国制造2025”则只是为了将中国落后的科技创新能力尽快赶上去而拟定的一个时间表而已。但美国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是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全球霸权的最野心勃勃的构想。

比如一度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思想智囊史蒂夫·班农就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是在21世纪里独霸全球制造业，将全球制造业都控制在中国的手中。班农对“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有着一个异乎寻常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扩张设想。他将“一带一路”倡议与19、20世纪西方三个地缘政治战略理论混为一谈。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理论，一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世界岛理论”（即中国提出的“一带”战略）；他提出，“谁控制了中亚腹地就控制了至关重要的世界岛、而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二是美国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海权论”（即中国提出的“一路”战略），他认为，“谁将从亚洲到欧洲的港口都连接起来的话，谁就将控制整个海洋”；三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的边缘扩张理论，就是要“将敌国的势力范围尽可能地远拒于国门之外”（即中国目前在南海采取的“驱离政策”……）。班农异想天开地认为，“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是将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混为一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战略扩张计划……

由此可窥，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跨国金融资本从长远战略来看则是要改变中国的政体。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当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世界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而中国目前却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一门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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