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美国工人阶级内部分裂、政治挫折和工会失败的历史，美国工人继续接受美国建国以来标志性的高度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不足为奇了。这使得依靠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将他们组织起来变得更加困难了。相反，他们经常基于社会问题或宗教信仰进行投票，和那些笃信宗教、反对肯定性行动或反对控枪的人一样，投票给公开反对工会的共和党。

导读

《谁在统治美国?》(Who Rules America?)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在1967年首次发表的畅销书。该书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更新，并成为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经常被指定为该学科的必读教科书。多姆霍夫从(1)谁受益?(2)谁统治?(3)谁赢了?这三个主要的权力指标出发，构建了一个分析美国权力精英的框架。他在该书中揭露了美国的权力精英是如何通过支持各种智库、基金会、委员会和学术机构来行使他们的权力，他还论证了精英们更多是通过公开的制度安排而非秘密的影响来控制社会。

“富人”已经融合成了一个社会上层阶级，发展出了一些机构，通过这些机构，该阶级成员的子女通过社交形成上层阶级的世界观，而新的富人被同化。

这一上层阶级的成员控制了公司，而这些公司在迄今超过150年的时间里都是美国创造和持有财富的主要来源。

存在一个非营利组织网络，通过这个网络，上层阶级的成员和尚未进入上层阶级的企业领导者主导了美国的政策辩论。

上层阶级的成员在其盈利和非营利机构的高级雇员的帮助下，在华盛顿联邦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尽管如此，富人和企业领导人却声称自己相对缺少权力。

美国劳动人民的权力比其他许多民主国家少。

【译文】

作者：G. William Domhoff

译者：CHS

说明：

WhoRulesAmerica.net网站主要是基于我的书《谁在统治美国?》所建立的，该书于1967年首次出版，至今已出到第7版。这一在线文档包括了对该书中一些主要观点的总结。

谁拥有统治美国的权力?简单的回答是：从1776年至今，只有那些有钱人——更确切地说，那些拥有创收土地和企业的人——才拥有权力。

乔治·华盛顿是当时拥有土地最多的地主之一；19世纪后期的总统都与铁路利益关系密切;布什家族的财富来自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农业企业和金融业。当今的权力则意味着银行、公司、农业企业和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大多数政策问题上各行其是，但在重要的一般问题上——如税收、反对工会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等——则会联合起来，制定政策斗争必须遵循的规则。

尽管这一结论乍看起来太简单，太直接，几乎没有给民选官员或选民留下空间，但其背后的原因却是复杂的，涉及对社会阶层、专家作用、两党制度及美国历史的理解，特别是对南方奴隶制的理解。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就本网站所提倡的“权力四网络理论”而言，美国之所以被大的经济利益所统治，是因为在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没有发展出任何与其势均力敌的竞争网络：

美国没有大的教会，这一点与许多欧洲许多国家不同；美国没有强势政府，而在欧洲，强势政府正是民族国家生存的原因；直到1940年(距今并不遥远)以前，美国都没有庞大到足以威胁政府的军队。

因此，美国历史上唯一有影响的权力网络就是经济权力网络。在这一网络下，资本主义制造出了商业有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自营小企业和熟练手艺工人，还有相对少数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如建筑师、律师、医生和科学家。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可以统治的关键原因——也即雇佣工人的企业主可以统治的原因——在于在工厂和农田里工作的人从一开始就被分成了自由人和奴隶，白人和黑人，后来又加入了许多移民种族，使得工人阶级难以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上联合起来，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社会福利。这个重要观点在本文结尾的“工人阶级的弱点”一节中有详细阐述。

此外，“金钱统治”这个简单的答案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限定。少数人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完全控制，而是意味着他们有建立规则的能力，而其他群体和阶级必须遵循这些规则。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如果对环境问题和消费者问题感兴趣的，就能够将他们的技术信息与其对立法过程的理解和及时的宣传结合起来，从而在某些企业实践问题上战胜政府的限制。工薪阶层的工人在组织起来或制造破坏时，有时也能在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方面获得让步。

而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民有言论自由和投票权。虽然投票并不一定能使政府对大多数人的意愿做出回应，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选民能够限制富裕精英的行为，或是能决定哪些精英能够对政策产生最大的影响。当富有的、有影响力的高层圈子内部存在分歧时，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

尽管如此，由一个相对固定的特权群体主导经济和政府，这种观念还是违背了“美国精神”和国家的基本原则。“阶级”和“权力”是会让美国人略感不安的术语，诸如“上层阶级”和“权力精英”的概念更会立刻让人们产生警惕。美国人民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可能不同，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由于宪法规定所有人都拥有权力，人民可以通过选举和游说进行民主参与，而且社会流动的证据无处不在，所以人们认为不可能存在固定的权力集团。因此，大多数权力分析者通常认为：选举产生的官员和诸如“有组织的劳工”和“消费者”这样的“利益集团”都有足够的“抵消性”权力，以此说明存在着更开放的、“多元化”的权力分配模式，而并非由富人和富有的公司占据权力顶端。

与这种多元化观点相反的是，尽管美国言论自由、有定期选举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但少数富人的统治依旧是可能的，我将尽力说明这是如何实现的：

 “富人”已经融合成了一个社会上层阶级，发展出了一些机构，通过这些机构，该阶级成员的子女通过社交形成上层阶级的世界观，而新的富人被同化。

这一上层阶级的成员控制了公司，而这些公司在迄今超过150年的时间里都是美国创造和持有财富的主要来源。

存在一个非营利组织网络，通过这个网络，上层阶级的成员和尚未进入上层阶级的企业领导者主导了美国的政策辩论。

上层阶级的成员在其盈利和非营利机构的高级雇员的帮助下，在华盛顿联邦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尽管如此，富人和企业领导人却声称自己相对缺少权力。

劳动人民的权力比其他许多民主国家少。

在详述这一列表中的内容之前，我们必须先定义“权力”这一术语，并解释用于确定谁拥有权力的“权力指标”，之后还将根据需要引入其他概念，包括“社会阶级”、“上层阶级”、“企业共同体”、“联锁董事会”、“政策规划网络”、“权力精英”、“特殊利益过程”、“候选人选择过程”和其他一些概念。为了了解美国“权力结构”的性质和运作，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必要的。

权力和权力指标

权力是个容易理解但难以精确定义的词汇。我们知道它意味着“影响力”或“精力”或“力量”或“让事情发生的能力”;我们知道它意味着有能力以强大、引人注目和直接的方式行事，但我们也知道权力同样可以以非常安静和间接的方式实现。

我所谓的“权力”指的是“某些人对其他人产生有目的的和可预见的影响的能力”(见Wrong，1995)。这是个非常宽泛的定义，允许许多形式的权力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如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知识权力(即知识和专业知识)等。这个定义没有解答权力运用中是否总是隐藏着“强迫”或“强制”的问题，而许多定义暗示了这一点。但是，说权力是对其他人产生预期和可预见的影响的能力，并不意味着研究某一群体或某一社会阶层的权力是件简单的事。正式定义中并没有解释如何衡量这一概念。就权力问题而言，即便在一个很小的群体里，也很少能观察到揭示权力运作的互动方式，更不用说看到一个“社会阶层”对另一阶层产生“影响”了。因此有必要发展出所谓的“权力指标”。

出于研究目的，权力可以被认为是某一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潜在“特征”或“性质”。它通过一系列与其具有概率关系的迹象或指标来衡量。这意味着并非在每次行使权力时所有指标都必须体现出来。该研究通过一系列“如果—那么(if-then)”的陈述进行：“如果”一个群体或阶级拥有权力，“那么”应该预期这些特定的权力指标将会存在，不止一个指标的存在则尤其重要。在理想情况下，这些指标的类型将迥乎不同，因此其中任何不相关的因素都将相互抵消。在最佳结果中，这些多元指标将指向同一个群体或阶级，从而增加了其所指概念(即“权力”)衡量正确的可能性。

有三个主要的权力指标，可归纳为(1)谁受益?(2)谁统治?(3)谁赢了?每个社会都有受到高度重视的经历和物质对象。如果假设社会中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地占有这些经历和对象，那么该社会中的价值分配就可以用作权力指标。由此推测可知，受益最多的人即拥有权力。在美国社会中，财富和福利受到高度重视，人们追求拥有财产、获得高收入、拥有有趣且安全的工作，并过上长寿和健康的生活。所有这些“价值”都不是平均分布的，因此都可以用作权力指标。

权力也可以通过研究由谁占据重要的制度地位并参与重要的决策团体而推断出来。如果某个群体或阶级的代表比例比起其人口比例而言相对过高，则可以推断该群体拥有权力。比如，如果一个群体占人口总数的10%，但在主要统治机构中占据50%的席位，那么其占据管理职位的人数比偶然预期的人数多五倍，因此有理由相信该集团是一个权力集团。

在许多政策问题上，各个群体或阶级不能达成一致。在美国，反对政策是由反对团体在“议题领域”中提出的，如外交政策、税收政策、福利政策和环境政策等。通过这些议题上的冲突也可以推断出权力的分布情况：即通过确定由谁成功发起、修改或否决备选政策方案来进行推断。该指标关注决策过程中的行动，最接近于正式定义中包含的权力过程，但必须强调的是，以谁在议题上获胜作为“权力指标”仍然是一个推断结果，并不比用其他两种类型的经验观察——即价值分布和地位过度代表——作为权力指标所涉及的推断更少。

决策指标(谁赢了)是最难准确应用的指标。首先，通常很难接触到决策者进行采访，更不用说观察他们的行动了。其次，某个决策过程的各个方面可能仍然不为人知。第三，某些提供消息的人可能会夸大或淡化他们自身的角色。第四——但同样重要的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人们对于“谁做了什么”的记忆就会变得模糊。这些是社会科学家在关键决策问题上经常最终依赖书面记录的一些原因，但书面记录通常要到决策后若干年才能见到。因此，我们既是历史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或者说在大部分基本信息方面更依赖于历史学家的身份。

总之，这三个权力指标各有其优缺点，但缺点并不构成严重问题。因为这些指标中任何一个都涉及从不同类型的研究中提取的不同类型的信息。只有在所有三类指标对于某一特定群体或社会阶层都“三角化”的情况下，我们才认为，该群体或阶级拥有权力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社会上层阶级

美国权力研究的一个良好起点——也是我本人作为社会学家喜欢的起点(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可获得的信息远不如现在丰富)——是经过精心考察的一小部分在财富、收入和地位上都处于顶端的社会上层阶级。这是由于社会上层阶级在权力等式中是最明显、最容易接触到的阶层。他们不一定是问题的核心，但仍然是处理整体权力结构的最佳起点。

我所说的“社会阶层”指的是一系列彼此通婚和互动的家庭，他们认为彼此之间相互平等，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共同的世界观。这个一般定义被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接受——不管他们对权力分配的观点是什么。在后文中，“社会上层阶级”将被简称为“上层阶级”，这一概念我指的是社会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处于“顶端”或“精英”或“专属”的阶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点，美国人民曾称这类人为“高帽子”、“乡村俱乐部集合”、“势利眼”和“有钱人”。而这个阶级的成员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们自称为“老式家庭”、“根基稳固的家族”和“社区领袖”。

上层阶级可能在总人口中只占千分之几。出于研究目的，我采用保守估计，认为他们占总人口数的0.5%至1%，以确定其成员在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中被过度代表的程度。上层阶级的成员住在专属的郊区社区、昂贵的市中心合作公寓和大型乡村庄园里，通常还拥有远方的夏季和冬季住宅。他们从学前班到大学教育都是私立学校系统;这些学校里最著名的便是“日间预备学校”和“寄宿预备学校”——对大部分上层阶级的青少年来说，它们取代了公立高中教育。上层阶级的成年人在昂贵的乡村俱乐部、市中心的午餐俱乐部、狩猎俱乐部和花园俱乐部里社交。上层阶级的年轻姑娘每年都会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元媛茶会、派对和舞会“被引入”上流社会。上层阶级的妇女则会通过名为青少年联盟的全国性组织获得“志愿者”的经验，从而继续担任文化组织、家庭服务协会和医院的董事(见Kendall，2002，这是一位社会学家对上层阶级妇女的精彩记述，她本人同时也参加上层社会组织)。

凡此种种的社会机制对于创造“社会凝聚力”和某种群体内“大家彼此”的感觉非常重要。由于人民可以被排除在这些组织之外，这种凝聚感会变得更加强烈。通过这些机制，上层阶级的年轻成员和新近完成财富积累的人会对如何做个富人形成共同的理解。由于这一社会环境十分昂贵且具有排他性，上层阶级的成员通常会认为自己是“特殊”或“高人一等的”。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优秀，理所当然地更适合领导和统治。他们的自信和社交修养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交往时非常有用，后者往往会崇拜他们，并遵从他们的判断。

出于研究的目的，这些社会机制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对权力进行系统研究的出发点。比如说，这些阶级“指标”让我们能够确定哪些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或不是上层阶级的成员。换句话说，阶级指标让我们能够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系统中追踪上层阶级的成员。

以这些阶级指标作为起点，我们可以证明上层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无处不在。这是由于全国范围内的许多社交俱乐部之间存在“重叠的”成员关系。比如，某个来自芝加哥的人可能同时隶属于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的俱乐部，这意味着他或她与这些城市的上层阶级有相互交流。通过比较几十个俱乐部的会员名单，我们确定了这个俱乐部网络的“密度”。

同样，排他性的私立学校的校友名单也显示出他们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在被称作“蓝皮书”的集体电话簿和“社会登记簿”(Social Registers)中列出的上层阶级成员的夏季居住地址表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会在偏僻的夏季度假胜地一起交际应酬，而这些地点世世代代以来都是上流社会的度假胜地。

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出我们的第一个警告。阶级指标并不完美。某些上层阶级的成员并没有加入俱乐部，或是没有在“社会登记簿”中列出，或是没有在《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等来源中披露他们的出身学校，而后者是我们必须依赖的主要信息来源。我们无法通过权力系统追踪这些人。他们会被算作不是上层阶级，但他们其实是的。另一方面，某些预科学校中会有一些本地学生或拿奖学金的学生(通常是有色人种)，他们并不是上层阶级的成员;社交俱乐部中也会有一些不是上层阶级的名誉成员。这些人会被算作上层阶级，但他们其实不是。在大规模的研究中，这两种错误往往会相互抵消，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得到准确的图景。但对于特定的个人来说，阶级指标确实可能是错误的。它们的作用在于群体研究，而不是个体识别。

抛开谨慎不谈，毫无疑问的是，在美国存在一个全国性的上层阶级，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机制、生活方式和观点见解。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活跃在商业或专业领域，而且所有人都非常富有。他们的巨大财富从用于维持他们的住所和生活方式所需的巨额财富中显而易见，但系统研究也表明，最富有的家庭是上层阶级社会机制的一部分。将我们的研究结果与经济学家关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研究结果相结合后，我们可以断言，上层阶级占总人口的0.5%—1%，他们拥有美国所有私人财富的35%—40%，并且其年收入占所有年收入总额的12%—15%。简而言之，上层阶级在“谁受益”的权力指标上得分非常高。

上层阶级的财富和收入肯定意味着上层阶级拥有权力，但这并没有说明权力的运作方式。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美国的权力结构，有必要转向经济研究。

企业共同体

自19世纪下半叶至今，美国的主要经济权力一直集中在一种被称作“企业”的组织及法律形式中。没有人怀疑企业个体在整个社会中拥有强大的权力。比如，他们可以雇用和解雇工人，可以决定在哪里投入资源，并用他们的收入以各种免税方式来影响学校、慈善机构和政府。争论始自大企业是否足够团结以发挥一种共同的社会权力，然后转向了它们是否仍被上层阶级成员所控制。

企业间的团结可以用多种方式加以证明：它们在盈利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它们通常是由同一家族或金融机构所拥有的。它们的高管有着非常相似的教育和工作经历。企业的领导者们认为彼此有着共同的对手——劳工组织、环保主义者，消费者权利拥护者和政府官员等，这对他们的团结感也很重要。它们会共用少数几家法律、会计和咨询公司，这也让它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团结感。

但要证明公司间的团结，最佳的方式是研究所谓的“联锁董事”，即那些身居超过两个负责企业总体方向的董事会中的人。董事会通常包括企业的主要所有者、来自类似企业或当地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财务和法律顾问，以及三到四名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的人员。几项研究表明，有15%—20%的公司董事身居超过两个董事会之中，他们被称为企业董事会的“内部圈子”，这些人将美国最大的企业中的80%—90%联合成了联系紧密的“企业共同体”。

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认为企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基础，但对它们与上层阶级之间的关系存在分歧。多元主义理论家认为，上层阶级的成员曾经是企业的主宰，但由于公司规模的扩大，对训练有素的专业高管的需求及家族所有权的下降，这种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存在由富豪家庭组成的上层阶级，他们有着一系列利益，还存在一个专业的企业高管群体，有着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基础。上层阶级的成员基于他们的财富而拥有权力，而企业高管则拥有组织权力。

我的主张与这种“所有者与经理之间有分界”的主张相反，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上层阶级与企业共同体之间在成员和利益上都存在巨大的重叠。最富有、最有凝聚力的上层阶级家族往往拥有“家族办公室”，他们通过这些家族办公室来集中行使集体股权的权力，有时则将办公室的员工安插到董事会。同样，上层阶级的成员通常通过被称为“控股公司”的金融机构来控制企业，这些公司购买了运营公司的控股权。更普遍的是，上层阶级的成员拥有大约一半的企业股票。此外，企业由上层阶级所控制这一点可以从其在董事会中的过度代表上看出来。过去的几项研究表明，上层阶级的成员身处董事会的几率远超过偶然预期。他们特别容易成为在超过两个董事会中拥有职位的“内部圈子”的一员。根据“谁统治”的权力指标，上层阶级仍然控制着企业共同体。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上层阶级深深植根于构成企业共同体的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可以说，上层阶级的成员大部分是“企业富人”，他们继续作为投资者、风险资本家、银行家、公司律师和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商业。

诚然，有许多顶级企业高管并不是在上层阶级中长大的。大部分主要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都并非来自上层阶级。然而，随着他们在企业中步步高升，他们逐渐被上层阶级及其价值观所同化;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能高升，正是由于其能力能够实现上层阶级扩张企业和盈利的目标。作为回报，这些崛起的经理人有机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企业股票，能得到非常高的薪水，并被给予了其他“特权”，让他们能够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加入上层阶级。最终结果是加强了而非减少了上层阶级的权力。

政府政策是如何由政府外的力量所决定的

上层阶级和与其密切相关的企业共同体并非孤立处在权力结构的顶端。有多方面的非营利组织对它们起到补充作用，这些组织在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塑造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常被称为“无党派的”或“代表两党的”，因为他们并不政治站队或支持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但在确保社会稳定和政府合规的意义上，他们是上层阶级真正的“政党”。

上层阶级和企业对主要非营利组织占主导地位，这可以这些组织从富有的上层阶级成员处获得的资金，以及它们在经费上对大公司的依赖程度上看出来，而最容易证明这种统治地位的还是对董事会的研究，这些董事会对非盈利组织拥有最终控制权，也有聘用和解雇高管的能力。这些研究表明：(1)上层阶级的成员在这些组织的董事会中被极大地过度代表了;(2)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共同体有着大量的共同董事，特别是属于“内部圈子”的董事。实际上，大多数大型非营利组织都是企业共同体的一部分。

非营利部门的所有组织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社会框架的创建，并因而参与了塑造政治气候。文化组织和民间组织为美丽、重要和“经典”的含义设定了标准;精英大学则在确定教学和研究的主要方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还培养了美国绝大多数的专业人才和专家。但有着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的还是基金会、智库和政策讨论组织。他们的意见、批评和政策建议会通过各种途径向公众发布，这些途径包括小册子、书籍、地方讨论小组、大众媒体等，尤其是大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他们准备的材料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政府，对此我们很快就会概述。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基金会、智库和政策讨论组织，以便展示它们是如何作为“政策规划网络”发挥作用的。

免税的基金会从富有的家庭和公司处获得资金。他们的主要职能是为教育、研究和政策讨论提供资金。因此，他们有权力激励那些与他们的价值观和目标相一致的想法和研究者，并拒绝将资金给予其他人。主要基金会的支持往往对农业、社会科学和健康科学的研究方向有着重大的影响。但基金会也会创建自己的政策相关项目，比如福特基金会协助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网络，通过为社区发展公司(CDC)提供倡导团体和资金来源，来在市中心提供住房和社会服务。

智库的作用是提出新政策以应对经济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智库利用富有的捐赠者、企业和基金会提供的资金聘请精英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出来的专家。专家们提出的想法和建议通过小册子、书籍、主要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进行传播，而最重要的传播途径则是政策讨论组织提供的各种论坛，专家们会亲自参与这些论坛。

政策讨论组织是政策规划网络的中心。他们将富有的个人、企业高管、专家和政府官员汇聚一堂，参与讲座、论坛、会议和小组讨论，涉及的主题从地方到国际，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无所不包。新的想法会在每周或每月的小组讨论中提出来，同时意见分歧也会提出来并互相妥协。这些结构化的小组讨论通常由某位专家的报告开场，然后由所有参与者提问并进行讨论。讨论组的人数由10人到50人不等，通常有15到25位成员。

几个政策讨论组织内的诸多讨论小组有几个不易为人发现的作用，理论家们——主要是多元主义者和国家自治理论家——也经常忽略它们，这些理论家不相信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有能力发展复杂的整体政策并从而影响政府。首先，这些组织让忙碌的企业领导人熟悉了他们日常业务范畴之外的政策选择，这使得这些管理者有能力通过大众媒体和其他渠道影响公众舆论，与专家们争论并对后者产生影响，以及接受政府服务工作的任命。其次，政策讨论组织让其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的成员有机会在参与讨论小组的同时观察他们的同伴，看谁像是最出色的天然领导者。他们可以看出哪些同事能快速了解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促进讨论，与专家良好互动。这些组织因而为大量企业新管理层的出现起到了分类和筛选的作用。

第三，这些组织让媒体和感兴趣的公众认为他们的参与者理所当然是知识渊博的领袖，应该插手公共服务事业，因为他们已经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在无党派论坛中熟悉了有关的议题。因此，这些组织帮助富有的个人和企业高管成为了“国家领导者”和“政治家”。

最后，这些组织提供了一个论坛，其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在这一论坛上了解政策专家。这样，如果他们为政府服务的话，就有了可以挑选顾问的人选。它还为他们提供了向政治家推荐政府服务专家的人选基础。

这些组织显然对专家们也有所作用。首先，向这些组织提出他们的想法和政策，对专家来说是发挥影响力的机会。其次，如果他们能够给上层阶级和企业参与者留下深刻印象，就有机会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更进一步。

政策规划网络并非铁板一块。它同样反映着企业界内部的差异，也有温和保守和极端保守两派。温和保守派赞成对外援助、低关税和海外经济扩张，而极端保守派认为对外援助纯属有去无回。温和保守派倾向于接受“政府税收和支出政策可被用于刺激和稳定经济”的观点，而极端保守派坚持认为税收应该降到最低，政府支出则近乎邪恶。温和保守派接受一些福利措施，至少在面对严重的社会混乱时支持这些措施。极端保守派则坚决反对任何福利支出，声称它会摧毁道德规范和削弱个人主动性，在面对社会动荡时，他们倾向于用逮捕和拘留解决问题。

这些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温和保守派的组织大多是由来自最大、最国际化的公司的高管来掌管，但这一惯例有许多例外。此外，有些企业同时支持两个不同阵营的政策组织。不过尽管存在差异，但由于两个政策组织集团领导中的上层社会和企业共同体成员有许多交集，他们还是倾向于寻求妥协。如果妥协无法实现，政策冲突往往会在国会的立法斗争中最终得到解决。

政策规划网络的存在提供了“少数富人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权力”的证据，这种权力就是社会和政治议题上的专门知识。它是企业所拥有的赤裸裸的经济权力的一种重要补充。

权力精英

我们已经定义和描述了上层阶级、企业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现在可以讨论我称之为“权力精英”的领导团体了。我将权力精英定义为上层阶级的领导团体，它由上层阶级的积极分子和在盈利及非盈利机构中工作的高级员工组成，这些机构都是由上层阶级成员通过股权、财政支持或参与董事会工作等方式所控制的。这并不意味着上层阶级的所有成员都参与统治。有些人只是花花公子和社交名流，他们的社交聚会可能会为权力精英中的成员提供与名人交往的渠道，有时他们会向政治候选人提供资金，但他们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也就止于此了。

相反，并非所有权力精英都是上层阶级的成员。他们中也包括中产阶级的子女，偶尔也有蓝领工人阶级的子女，他们会在几百所私立和州立大学中的某一所取得好成绩，然后去上屈指可数的少数几所精英大学的研究生院、MBA学院或法学院——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们从这些大学进入大公司、律师事务所、基金会、智库或大学工作，再慢慢走向巅峰。

权力精英的观念混合了阶级理论和组织理论，这两种理论通常被认为迥然不同，甚至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它们相互交织的基础从统治美国所有大型盈利和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扮演的角色和人员组成中可见一斑。在董事会里，上层阶级的价值观和目标与组织层级的价值观和目标相结合。上层阶级的董事确保他们的利益融入他们所控制的组织，但董事会的日常组织领导能够将其阶级利益与组织原则相协调一致。

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说所有专家都是权力精英的成员。只有受雇于由上层阶级控制的机构中的高级雇员才能被视为是权力精英的一部分。从某基金会获得奖学金，在智库度过一年，或者向政策讨论组织提出建议都不能使人成为权力精英的成员。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专家从未接近政策规划网络，他们只是专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或是为反对权力精英政策的团体工作。简而言之，专家和顾问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在啄食顺序[i]中的地位仅次于权力精英。

我们已经明确阐述了权力精英的组成，现在能够说明它是如何用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的利益统治联邦政府的了。

权力精英与政府

权力精英的成员通过三个基本过程直接参与到联邦政府中去，每个过程在确保“通往”白宫、国会及行政部门的特定机构、部门和委员会方面的作用略有不同。尽管有些人参与了全部三个过程，但大多数领导者都专注于三个过程中的一到两个。这三个过程包括：

1. 特殊利益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特定的家庭、公司和工业部门能够在与国会委员会、监管机构和执行部门的往来中实现其在税收、补贴和监管方面有限的、短期的利益;

2. 政策制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将之前描述的政策规划网络所制定的政策提交给白宫和国会;

3. 候选人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精英成员通过为政治候选人提供竞选献金来影响选举活动。

权力精英对联邦政府的统治最直接地体现在代表特定公司或商业部门利益的公司游说者、幕后超级律师和行业贸易协会的运作当中。这种特殊利益过程基于信息、礼物、内幕交易、友谊的各种不同组合，特别是基于合作的政府官员对未来有利可图的业务的承诺。这正是新闻记者和社会科学家在他们的案例研究中所描述的商业与政府间的关系。尽管这些研究表明特殊利益通常会大行其道，但在过程中时而会爆发的冲突(偶尔是一个行业与另一个行业之间的冲突)却强化了美国权力分享、权力分散的形象，也强化了“分裂的企业共同体”的形象。此外，深涉特殊利益过程的公司也遭遇过一些失败，比如在70年代，尽管汽车行业集体反对，改进汽车安全标准的法律还是得到了通过，纸张和化学工业所反对的水清洁标准也是如此。

企业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其关注的政策却不属于特殊利益过程范畴。这些政策来自前面讨论过的基金会、智库和政策讨论组织网络。政策规划网络组织制定的计划以各种方式传达给联邦政府。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民选政府官员及其工作人员会读他们的报告、新闻稿和采访，可能是小册子形式，也可能是《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的摘要文章。政策规划网络的成员也会在编写立法或编制预算提案的国会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更直接的方式是，这些组织的领导本身都是几十个鲜为人知的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这些委员会会就一般政策向具体行政部门提供建议，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是不拿薪水的政府临时成员。他们在至关重要的总统委员会里也非常显眼，而这些委员会被委派就一系列问题提出建议，从外交政策到高速公路建设无所不包。他们同样还在鲜为人知的联邦咨询委员会任职，几乎每个行政部门都存在这样的委员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被任命担任政府职位的几率远超出了偶然预期。几项不同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其最高内阁职位都是由上层阶级和企业高管成员担任的，他们是政策讨论组织的领导者。

权力精英成员在指定政府职位中被过度代表，这一发现让我们得出的整体图景是：通过高管和律师的进进出出，最高层的行政部门持续与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发生密切联系。尽管一个人不能同时在政府和公司中任职，但其间的关系有足够的连续性，完全可以被形容为某种“循环联锁”模式。企业领导者辞去其在盈利和非营利组织中的诸多董事职位，在政府任职两到三年，然后回归企业共同体或政策规划网络。这一系统让他们能够暂时从自己组织的狭隘视野中独立出来，能够履行从政策讨论组中学到的更一般的职责。之后再带着有用的人脉和信息回到私人部门中去。

对权力精英们而言，特殊利益过程和政策规划过程同样重要，如果政府官员不是投合的、以商业为导向的民选官员，这些过程就无法成功运作。这就让我们进入了第三个过程——候选人选择过程，权力精英成员通过这一过程主导了联邦政府。它通过两个主要政党进行运作。出于接下来即将讨论的理由，两党在政治教育或政策制定方面都几乎毫无作用;它们的作用都被削减成了只是填充办公室而已。因此，美国的政治制度可以被描述为“候选人选择过程”。

政治制度侧重于候选人选择而相对排斥政治教育和政策制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政府结构和选举规则的性质，美国只能有两个主要政党。美国人选的是总统而不是议会，还要从“单一成员”地理区域(参议院的州和众议院的选区)选出立法成员，这一事实导致了两党制，因为在这些“赢家通吃”的选举中，投票给第三党就等于投票给你最不希望出现的选择。比如，投票给某个极端自由主义的党派而不是投给民主党，这样的票实际等于帮助了共和党。在这样的规则之下，民主党和共和党最明智的策略都是模糊其政策差异，以便用中间政策观点——或根本没有政策观点——来争取选民。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的是，美国的政党对选民的偏好其实并不是很敏感。他们的候选人可以相当自由地在当选时说一码，当选后做一码。这使得选民变得迷惑，并渐渐对此不再关心。这导致选举运动中不再有“议题”，而只剩下了“形象”与“个性”，哪怕民意调查表明选民其实非常关注某些政策问题时也是如此。一位成功的总统候选人曾经说过：你不会在竞选期间提出不必要的问题。

正是因为候选人的选择过程是如此个性化，依赖于知名度、形象和情感象征，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权力精英的成员通过相对简单和直接的大型选举活动所主导。这批扮演捐赠者和筹款者角色的人同时还主导着公司，参与着政策规划网络，他们在绝大多数政治家的职业生涯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后者则会从人口众多的州内的地方立法机构或州立法机构脱颖而出。前者的支持在党派初选中尤为重要，而在大选中金钱会是更重要的因素。

因此，两党制导致了民选官员的权力相对较小，也导致他们愿意遵循那些从事特殊利益过程和政策规划过程的权力精英成员所倡导的政策。驱动他们的主要是个人抱负，这一点远超政治信念。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极端保守的民选共和党人经常反对权力精英的提案，声称这些政策是地下共产党人或愚蠢的知识分子破坏“自由企业”制度的行为。还有许多来自蓝领阶层和大学地区的民主党人以自由劳工联盟成员的身份一直反对权力精英的政策。然而，极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数量远远不如两党中的“温和派”多，特别是在国会的重要领导职位上。在国会共事多年后，当选的自由主义者都决定“融洽相处”。“这地方有种磨平你的方法。”这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位自由主义国会议员对国会情况的经典总结。

虽然权力精英的成员是两党最主要的财政支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党之间没有分歧。领导层内部存在着阶级内部差异，支持者间则往往存在阶级差异。共和党由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里最富有的家庭所控制，他们主要是新教徒。另一方面，民主党是属于上层阶级和权力精英“边缘人物”的党派。虽然它通常被称作“普通人的党派”，但实际上它直到不久前都还是上层阶级的南方派对。南方的民主党通过各种方式确保了自己在党内和国会中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国会选举委员会主席的资历制度(按照传统，在委员会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人自动成为主席，从而避免了党内成员间的冲突)。但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南方的一党制和非裔美国人没有投票权的事实，确保了南方种植园主和商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都能通过民主党在国家层面上攫取到与他们的财富和人数成比例的权力。因此并不一定是最富有的人在统治，政治制度的性质也需要纳入考虑。但南方精英们并不穷;他们只是没有许多北方同仁那么富有而已。

南方与北方的“种族富人”携手统治了民主党，后者指的是被富有的新教徒所排斥或欺负的富有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他们所拥有的企业通常是地方企业，或是比共和党支持者的企业规模小，他们通常也被排除在上层阶级的社会机构之外。这些“种族富人”是臭名昭著的“政治机器”的主要财政来源，后者在大部分北方大城市里主导了民主党政治。

南方上层阶级与北方种族富人的联盟通常能够通过控制国会委员会，来冻结党的自由劳工联盟的政策举措，尽管在一段时间里(1940年至1975年)工会对民主党产生过重大影响。当这一联盟在某些议题上由于机器民主党人[ii]支持自由派和劳工而破裂时，南方民主党人便与北方共和党人一起创建了“保守派联盟”，即“保守派投票集团”，集团里的大多数南方民主党人和大多数北方共和党人会一起投票反对北方民主党人。最常让这种保守派联盟形成的是反映立法领域阶级冲突的议题——公民权利、工会权利、社会福利和商业监管等。任何有关这些议题的立法都会削弱雇主的权力，增加工人和工会的权力，因此说保守联盟的基础是北方和南方雇主的共同利益也就不足为奇了。自1937年该联盟形成以来，直到90年代，它们取胜的次数远高于失败的次数，到了90年代，由于许多南方人已经成为共和党，这一联盟自然消失了。

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一生效，民主党就慢慢发生了改变，因为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可以在党内初选中对最严重的种族主义者投反对票了。逐步的工业化也带来了变革。这两种动力导致南方白人开始进入共和党，后者因此成了南北方富有雇主的党派。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正慢慢成为许多人一直认为的自由主义者、少数民族、工人和穷人的党派。

总之，特殊利益过程、政策规划过程和竞选运动财政使得权力精英在联邦政府面前赢得政策议题的可能性远大于输的可能性。权力精英在政府指派职位、总统蓝带委员会和政府咨询委员会中也大量被过度代表。从“谁赢了”和“谁统治”这两个权力指标判断，权力精英在联邦政府中占主导地位。

当然，这种统治并不意味着他们控制了每个议题，或不会遇到反对意见，而且这种统治也不仅仅意味着对政府的参与。对政府的参与只是权力精英统治最终的、最明显的方面，其根源仍在于阶级结构、经济本质和政策规划网络的运作。如果政府官员不必等待企业领导人决定何时在何处投资，如果政府官员不必受到限制，必须让大多数人接受当前的经济安排，那么权力精英对选举和政府的参与就会比现有条件下少得多。

为什么商业领袖感到缺少权力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客观证据表明权力精英在联邦政府拥有强大的权力，但许多企业领导人还是感到他们在政府面前毫无权力可言。他们会说国会对有组织的劳工、环保主义者和消费者的反应更灵敏，还声称自己受到傲慢官僚的蓄意骚扰。但与那些指责罗斯福新政和反对60年代的社会计划的人相反的是，商业领袖们对政府的负面情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一项对19世纪商人观点的研究发现他们认为政治领导人都是“愚蠢”和“空洞”的，那些人只是为了谋生才进入政界。另一项对20世纪20年代的商人观点的研究发现他们对政府存在同样的不信任，而这一时代被认为是商人权力最大的时代。

商业领袖对他们缺乏权力的情绪表达不能被视为是一种权力指标，因为这会将心理上的不安与权力混为一谈。一个人的感受是一回事，其行为的影响是另一回事。但是，试图去理解为什么商人们会抱怨由他们所统治的政府是件很有趣的事。首先，抱怨政府是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它使得政府官员处于守势，并迫使他们继续证明自己对商业界的友好。其次，商人抱怨政府，是因为事实上公务员很少是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的一部分。美国的反政府意识形态倾向于限制上层阶级在政府部门的职业生涯，除了国务院之外，这意味着权力精英成员与政府内部的主要联系仅发生在最顶层。因此，中层官员会如何应对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商人们会感觉有必要“管束”或“统治”可能引起麻烦的“官僚们”。

商界领袖对政府的态度似乎也存在于意识形态层面。民粹和民主的意识形态是美国政府的根基，而他们害怕这一点。既然在理论上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那么就总有可能，某一天大多数“人民”会让政府实现它本应实现的多元民主。那么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的强大权力在文化意义上就是非法的，因此这种权力的存在必须被强烈否定。人可以富有，甚至可以稍微吹嘘自己的财富，但不允许拥有权力，更糟的是，不允许炫耀这种权力。

最后，企业领导人表达缺少权力的痛苦，这一现象也有着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交叉的解释。拥有权力的是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而不是脱离机构背景的个人。作为个人，人们并不会总听他们的意见，而要做任何事之前，他们都得说服同伴自己的理论的合理性。此外，任何被采用的政策都是群体决策，而人们有时候很难认同群体行动，以至觉得个人毫无权力可言。因此，某些特定的个人或许会感到缺少权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工人阶级的弱点

许多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即所有靠赚取工资生活的白领和蓝领工人——所拥有的权力比美国的工人阶级更多。这种权力主要通过工会和政党来实现，并反映在更平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公平的税收结构、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住房补贴及更高的养老和失业福利上。

在美国这样一个以其悠久的多元化历史和选举历史而自豪的国家，工人阶级怎么可能相对而言权力更少呢?这是由几个互相影响的历史因素造成的：首先，美国的“初级生产者”——即用自己的双手在工厂和农田里工作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分裂程度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更加严重。其中最强烈、最重要的分裂是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的分裂。当然，在最初的时候，非裔美国人由于受到奴役，没有任何社会权力，这意味着在南方没有办法将工人组织起来。但即便在非裔美国人获得自由之后，白人工人阶级的偏见仍然使得这两个群体分裂开来了。

工人阶级的这种黑白分裂由于后来的手艺工人(也称为“技术工人”)和工业工人(也称为“大规模生产工人”或“非技术工人”)间的冲突而进一步加剧。手艺工人通常要靠排挤工业工人来尽量保持自己的高工资水平，他们作为技术工人的优越感又由于身为北欧新教教徒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工业工人往往是来自东南欧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后者行列里还加入了一些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种族。

即便工人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他们也很难克服这些分裂，而由于美国的选举制度对第三党十分不利，他们实际上也无法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党。工人陷入了困局，除了投共和党或民主党之外别无选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手艺工人经常支持民主党，而新来的移民工业工人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人。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手艺工人和工业工人大规模转投民主党，但考虑到有钱的南方种植园主和商人的力量，工人们对党依旧缺乏控制。

工人们也无法通过工会自我组织起来。雇主有能力通过法院禁令和警察逮捕来依靠政府力量粉碎有组织的运动和罢工。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雇主对政界人物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和现在一样，还因为美国的法律传统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的，它强烈反对任何“贸易限制”或对私有财产的“干涉”。直到20世纪30年代，自由劳工联盟才能通过立法保障工人有权加入工会并参与集体谈判。而这一进步之所以得以实现，是靠将南方的劳动力——即农业劳动力和季节性劳动力——排除在立法范围之外才做到的。此外，立法的通过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因为工业联盟在南方和西南部几乎完全被击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会在北方的少数几项主要产业中茁壮成长，但到了70年代，随着大公司将工厂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市场份额被欧洲和日本的公司瓜分，工会的权力也开始受到侵蚀。

考虑到美国工人阶级内部分裂、政治挫折和工会失败的历史，美国工人继续接受美国建国以来标志性的高度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不足为奇了。这使得依靠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将他们组织起来变得更加困难了。相反，他们经常基于社会问题或宗教信仰进行投票，和那些笃信宗教、反对肯定性行动[iii]或反对控枪的人一样，投票给公开反对工会的共和党。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将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混为一谈。在1962年至90年代期间，由于公民权利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同性恋运动，个人权利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但在此期间，一位高级商业主管的薪酬从工厂工人薪酬的41倍增加到了约300倍。美国工人可以在很大范围内畅所欲言，为所欲为，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学校里努力学习，以进入研究生院，加入富有的专业阶级行列，如医生、律师、建筑师或工程师等，但对绝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如果他们不是权力精英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权力都几乎是不存在的。

社区权力

并非所有的权力都是在国家一级行使的。有关地方权力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结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内部一直在进行关于美国权力结构和分配的争论。这种争论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许多研究已在本文中提及。但归根到底，学者们对美国权力结构的结论取决于他们对权力指标的观点，而后者是他们的“科学哲学”的产物。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如果“谁受益?”和“谁在位?”被视为有效的权力指标，那么基于“权力”是潜在的社会特征、可以通过各种不完善的指标进行索引的假设，本文中概括的证据将会被视为权力精英在联邦政府中占主导作用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案例。

如果在广泛的政府决策层面上将“谁赢了?”视为唯一有效的权力指标，且如果预期权力精英每次都会获胜的话——这是多元理论家在“严格的实证主义”观点基础上对如何衡量权力所采取的立场——那么这里提出的基于“软实证主义”的论证就没有那么可观了。这是因为我们中那些相对较少的与多元主义者有不同意见的人，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在特殊利益过程和政策规划过程的框架内进行足够的案例研究，来全面展示权力精英在政策议题上的主导地位。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始，但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来说服怀疑者。

参考文献：

Kendall, D. (2002). The powerof good deeds: Privileged women and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class. Lanham,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Wrong, D. (1995). Power: Its Forms,Bases, and Uses (2nd e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注释：

 [i]啄食顺序(Pecking order)，指群居动物通过争斗取得社群地位的阶层化及支配等级区分现象。政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亦使用此概念来解释人类间通过争斗取得社群地位的阶层化及支配等级的现象。

 [ii]即“政治机器”派的民主党人。

 [iii]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又称为优惠性差别待遇、积极平权措施、矫正歧视措施等，是指防止对肤色、种族、宗教、性别、民族出身等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歧视的一种手段，通过将这些群体给予优待来消除歧视，从而达到各族群享有平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