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处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与秩序转变时期，各种变化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特别是，世界转型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相交汇。为此，分析国际局势的演变，不仅要把我国置于其中，而且要重视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在对诸多变化的分析中，研究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与此相联系的中日关系的转变，具有特殊的和重要的意义。

本文来源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1期，作者系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

百年变局的新使命

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百年大变局，世界之变，地区之变，中国之变，一则中国处于变局之中，二则中国是变局之中最有影响的因素。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认识，不仅需要努力让变局的走向对中国有利，而且需要中国在引导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

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百年的大变局。如果把今天这个百年的转变定格为自新千年，即2000年开始，那么上个百年就是1900—2000年。上个百年中，尽管出现新的科技革命，世界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终结了殖民地制度，但是，发生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出现了极具危险的美苏两强争霸和冷战，以及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与恐怖主义等。尽管新百年变局面临诸多挑战，但人们期盼，不再发生大战，不再出现争霸，能够推动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关系、新秩序，能够合力应对危及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能够创建一个长久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

从世界格局与秩序发展的角度看，尽管一些地区存在诸多的不稳定与冲突，但最为关键的是影响全局的大国关系，特别是被称之为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关系。令人担忧的是，中美之间出现了具有对抗性的战略竞争。其中，主要是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格为战略竞争对手，实施从贸易战到科技战的全面压制、遏制措施。不过，尽管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但中国并不打算与美国争霸，不想改变现行体系另立门户，为此，提出建立基于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鉴于中美之间有着相互交织的利益关系，存在接触、协商与谈判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并非完全受制于人和被动应对，主动性与影响力还是有的。因此，中国在方向导向上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避免发生像以前冷战那样的两极对抗是有可能的。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表明中国决心要扮演新兴大国的角色，这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引导世界走向新文明的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涉及全球，具体体现在区域、领域、双边与多边关系各个层次。也许“命运共同体”的英文翻译更能体现其内涵，“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直译过来就是“共享的未来”。显然，“共享的未来”不是靠一个或者多个组织，而是基于共享理念的从微观、中观到宏观，从世界、地区到国家，从人类、群体到个人的各个层面的构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大同世界”，是世界没有杀戮、战争，可以共享福祉的和合关系与秩序。

新百年需要新理念、新文明。东方文化在推动世界和平、合作、发展方面有着丰富的内容。如今，随着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复兴，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东方思想文化，在新百年的大变局中将会发挥自己的引领作用。新百年的转变是在以往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变局具有连续性，但同时，在新的时代，必定会发生新的改变，包括创新方式、关系和秩序。比如，就世界秩序而言，未来似乎不再是一个或者几个大国可以决定，全球化、新技术变革正在深度改变以往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基础与格局。因此，研究和分析新的百年大变局，不仅要有历史的眼光，更要有前瞻的视野，以新的“世界观”观察大势，以新的理念推动未来发展。

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东北亚地区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转变，这涉及力量对比、关系结构与地区秩序。近代，东北亚地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至今仍未回归正常。就发展而言，东北亚是当今世界最有活力的地区，中国、日本是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多年来，中国为世界经济提供了超过1/3的增量增长。然而，就地区关系与秩序而言，却又是具有巨大风险的地区：朝鲜半岛的危局仍然没有破解，中日、韩日、中韩关系不时陷入紧张，基于和平发展的地区秩序仍未确立。因此，东北亚的百年变局的首要使命，是消除战争根源，创建长久和平的规则与机制。这里涉及诸多问题，似乎没有简单的解困方程式：一则，需要把问题分解，一个个去解决，消除对抗，化解矛盾；二则，也需要综合推进和解与合作进程，逐步增进新共识，创建新秩序。

中日关系一向是最具影响的。近代，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反转，日本进犯中国，中日关系发生质变。二战后，中日分属冷战对抗的两个阵营，关系并未恢复。直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但中日邦交正常化只是让两国关系复位，1978年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才真正确立中日新关系的基本原则。《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的里程。我们纪念和平友好条约，最值得总结的就是开启了面向未来的中日新关系。尽管缔约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并不很顺利，出现很多波折，但是，重要的一条是中日没有再发生战争，和平成为大趋势，同时两国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经济联系。2018年安倍首相访问中国，他明确提出要把日中关系由竞争转向协作，扩大在第三方合作的空间。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即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的形势下，努力打造共享未来的新关系。也许未来还会出现许多波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向好的大势不会发生逆转。

中日关系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尽管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年了，按中国的说法是“四十不惑”，应该成熟了，但现实中的中日关系仍然很不稳定，事端多发，反复折腾，令人担心的方面仍然不少，特别是民意认知，似乎仍处在“弱冠之年”。

中日关系的问题在深层，深刻的含义是重构新时代的新关系。安倍首相成功访华，与中国只是达成一个基本共识，而真正的大共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中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关系。

增进中日大局共识

在新百年变局中，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超出中国本身。因为中国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是东方国家的崛起。相比日本，当年也应该说是非西方大国崛起，但日本沿袭西方列强的做法，搞殖民扩张，用战争的方式与西方争夺地盘，搞由其控制的“大东亚共荣圈”。结果，被打败，被美国占领与改造。中国则不同：一则，中国的发展靠加入由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加入开放市场的产业链，融入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二则，中国不称霸，也不争霸，宣示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尽管中国会通过竞争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并不以排斥或者驱赶他者为目标；尽管也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推动新关系、新秩序的构建，但并不用战争的办法、占领地盘的方式去实现，而是倡导合作共赢。

从大局来说，自西方工业化起势后，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工业化、现代化创造了人类的新工业文明。但是，我们也看到，基于这种文明的世界出现了许多大问题，从发展范式到国际关系，都面临危机。这正是百年变局的深刻含义。世界如何走出危机，构建新的发展范式、新的国际关系、新的国际体系和秩序，这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大课题。包括文明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气候变化等等，人类需要一场新的文明。

改变并非易事，变局充满风险。我们看到，面对东方大国的崛起，作为第一大国的美国开始“醒悟了”，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用“美国优先”的单边战略压制中国，从经济到政治、从双边到地区和世界，拉开“对决”的架势。人们担心，中美对抗会危及世界，特别是会破坏关于应对发展范式转变、气候变化、地区和平、国际体系调整的努力。对于美国的“霸凌主义”，中国必须认真应对。但是，中国不会用对抗的方式与美国“对决”，和平发展仍然是主题，办好自己的事情仍然是上策。

在此情况下，中日必须从大局的角度看待、规划与推动两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并不是因为中美关系的紧张。日本有崛起后横行霸道、对外扩张、最终失败的历史教训，二战后日本坚持走和平的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的反省和总结。从中国方面来说，有日本作为历史的镜子，也可以作为对自己的警示。这样，中日就有了面向未来的大局共识——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合作推动新关系和新秩序的构建。只是对于中日关系的这个大局观共识，在中日不同层次的人士中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与认识，特别是在中日政治家、军方、思想理论界，往往基于历史的视角、“现实主义理论”观察等来认定中日关系中的矛盾与未来前景。这样，就会得出所谓“中日必有一战”的结论。媒体也在这方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片面的新闻往往把公众的情绪引向极端的方向，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向好发展的因素。

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首要的是凝聚共识，特别是在日本接受中国与中国接受日本上凝聚共识。在东北亚、东亚，近代以来一直是日本一家独大，如今，中国成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日本对此感到担心，加上日美同盟的因素，日本对如何与“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相处似乎感到困惑，对中国的许多行动难以接受。从中国的角度，如何看待日本和与一个过去曾加害过自己的国家发展关系，也存在不少纠结。以往，曾担心日本会“再军国主义化”，如今这样的担心少了，但对一个与美国为伍、执意与中国相争的日本，总是感到不舒服。为此，如何在面向未来的视野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减少摩擦，增加协同，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做出多向努力。

当前，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积极信号频出的大背景下，中日双方需要抓住时机，以实际的行动增进缺失的互信，增加大局共识点，改善国民感情。在中美关系矛盾凸显的情况下，中日能够从大局认知出发，推动对话、协商，推进开放与合作，这对双边关系和地区，及至世界都是福音。■

本文来源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