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1934年根据证券交易法令而成立，是直属美国联邦的独立准司法机构，负责美国的证券监督和管理工作，是美国证券行业的最高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总部在华盛顿特区，拥有5名经总统提名并由国会通过的委员、5个职能部门和23个办事处，大约有4600名员工分布在华盛顿和全国各地的11个地区办事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具有准立法权、准司法权、独立执法权。

1934年，美国证监会（SEC）准备成立，谁会是第一届主席？华尔街翘首以望。然而，罗斯福总统最后选定的一个人，却几乎让所有人感到意外，这个人叫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1888-1969）。之所以意外，是由于约瑟夫•肯尼迪在当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他名声不好，就连罗斯福自己阵营的民主党人也说这个人是骗子，是一个贼。可罗斯福总统却不被各种议论所困，只冷冷地回答说，就是要让贼去捉贼（Takes one to catch one）。众人初听不解，后才明白了罗斯福的意思，才认识到对于那个万分复杂的证券市场，除了从那个市场打滚出来、并对那个市场有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的人，一般人是收拾不好的。于是各方默然，不再争议。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约瑟夫•肯尼迪是美国证券市场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这位早年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人，在那个野蛮生长的时代，用一些野蛮的方法为自己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不好的名声。人们称他为股市上的狼、技巧非凡的操盘手、买空卖空的带头大哥，狂热的掠夺者，好莱坞的好色之徒，张扬的不动产大亨（他曾拥有美国当时最大的商业建筑——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

据美国SEC历史学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History Society）网站，约瑟夫·肯尼迪出生在波士顿，父母是爱尔兰人。这位有进取心的年轻人卖过肥皂、报纸、跑过腿——他独特的问话是:“我们怎么能赚钱?”肯尼迪的雄心壮志使他保持敏锐。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赌博，虽然不勤奋，但他上过波士顿拉丁学校和哈佛大学。

肯尼迪可能会像波士顿地区的老板那样进入政界，但是他最后选择了从商。家族关系给他赢得了银行的一份工作，但他靠自己获得了银行副总裁的职位。1917年春天，肯尼迪成为波士顿霍河造船厂（Fore River Shipyard）的助理经理，随后因战争生产而急速发展。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是一位贵族，在格罗顿和哈佛接受教育。他极其自信，从他著名的五兄弟西奥多·罗斯福那里接过了政治改革的衣钵。他以州议员的身份，与纽约腐败的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对峙，最后成为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海军助理部长。

罗斯福和肯尼迪第一次相遇就在波士顿。作为海军助理部长，罗斯福的工作是谈判合同和加快生产，他已经委托霍河造船厂为阿根廷海军建造船只。在钱到账之前，肯尼迪就不会交付船只。当然罗斯福毫不费力地把船开走了。肯尼迪了解了政府的力量，罗斯福也了解了乔·肯尼迪的勇气。

而罗斯福真正看上约瑟夫的，是他那真正深刻理解证券市场和洞悉参与者复杂人性的另一面。据说，罗斯福认为，约瑟夫“了解市场和交易的所有细节和诀窍”，熟悉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各色人性表现，其所拥有的证券知识和经验对证券市场和行业新秩序的建立至关重要。简言之，在罗斯福眼里，坐上证监会主席这个位子，把控复杂多变的证券市场，处理涉及经济和人性的艰深关系，如何开头立规，唯有真正的行内人才行。而约瑟夫是合适的人选。

后人总结说，约瑟夫•肯尼迪的最大长处，就是他的灵活性和深知变通。而且，他并未丧失道德底线。事实上，他确实能够做盗是个盗，当官像个官，没有让罗斯福总统失望。他和他的后两任主席（由他的助手升任，后来被称为美国证监会的著名前三届），利用他们内行人的经验优势，为美国证券业立下了许多好规矩，为美国证券市场后来几十年的大发展，打下了一个好基础。他们在任内，协助国会通过的几部证券大法，被称为美国证券业的基本法，对美国证券市场，甚至对全球证券市场，至今仍发挥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力。

1935年9月24日，David Saperstein给约瑟夫•肯尼迪的信中写道：““委员会无疑将取得新的进展并取得新的胜利。但是，无论它取得什么成就，那些在它的幼年时期为它辛勤工作、养育它并珍视它的男男女女，都将记住，是乔·肯尼迪的力量、勇气和巨大的努力使它真正走向终点。”

约瑟夫•肯尼迪有个儿子，叫约翰•肯尼迪，后来做了美国总统——而且很讨人喜欢。有人说那才是约瑟夫•肯尼迪人生的顶峰。

监管者如何专业？

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院长乔尔·塞里格曼曾著有《华尔街的变迁：证券交易委员会及现代公司融资制度演进》（简称《华尔街变迁》），这是一本988页的厚书（其中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有200多页），以美国证监会历任主席为主线，对证监会自1934年成立至2001年的历史作了“不加掩饰缺点的描述”。在其第三版中，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在序言中写道：“证券市场监管并不是仅仅通过行使行政权力就能做好的事情，需要思想和理论。监管制度和机构的确立和重大演变需要建立在由理念指导的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并且要体现这些被调查研究论证过的观点和想法。”

美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兰迪斯说：“要改进行政程序，至关重要的是选择高质量的人。其他任一举措都不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华尔街变迁》作者写道：建立证监会这种“独立”监管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有经验的专家来解决特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监管问题；正如歌剧的关键之处在于其音乐，证监会成功的原因是专业素质优秀的职员。“历史上，通常要求证监会委员具有会计、公司法和证券法、经济学、投资银行、公司治理、共同基金管理、公用事业结构，以及立法战略或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最近几年，证监会委员们也遇到了关于新投资工具问题”。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琼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称，监管机构专业性极其重要，特别是证券监管这种复杂度高、影响大的监管。需要理念、理论的指导和实证研究，需要专业人员。

怎么能达到良好的专业性呢？周琼称从证监会的历史看，总统、证监会主席、证监会职员三个层面都很关键。

首先，总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思想、对证监会工作的重视程度、对证监会主席和委员的任命，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证监会主席在内的5个委员都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任期5年）。

正面的例子如富兰克林·罗斯福，证监会本身就是反映罗斯福新政思想的《1933年联邦证券法》的产物，他非常重视证监会的工作，有从保护投资者出发加强监管的正确思路，知人善任、很有技巧地选择了正确的主席（第一任主席约瑟夫·肯尼迪是富兰克林的政治支持者，在其商业生涯中，是个联手庄主和职业炒家，在他被提名时被评论认为这“就像是安排一只狼来保卫一群羊”，但他洞察市场，善于沟通，起到了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桥梁作用，推动初创时期的工作开展，第二任主席兰迪斯则是参与起草证券法的法律专家），反映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

而有的总统对证监会主席和委员的任命“作为一种政治奖励的形式被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草草掠过”。这是美国政治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将职位作为政治奖励，“给忠诚的赞助人以适当的回报是一项近乎庄严的义务”（《伟大的博弈》），只是对专业性强的职位其负面影响更大。如杜鲁门总统说自己对股票市场没兴趣，也不关心证监会的活动，任命密友麦克唐纳为证监会主席，几位证监会高级官员都认为他是凭着唱歌才能登上主席职位的。尼克松总统对监交会进行的10次任命中，约半数是出于政治原因。不过随着证券市场地位的重要和舆论等各方约束的加强，后来证监会主席和委员都是专业背景很强的业内资深人士，可能不会再有麦克唐纳那种当上证监会主席自己都觉得诧异的情况了。

其次，证监会主席应该是一个“能够将非凡的才能与对公众利益的热忱融为一体”的人（弗兰克福特在致罗斯福的信中语），他的监管思想、专业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要获得国会、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处理好和交易所、华尔街投行、上市公司，律师协会、会计委员会等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对工作效果影响很大。如60年代证监会遵循“最少抵触路线”来推动工作。“在没有行政机构和国会有效支持的情况下，仅依据模糊的法律授权来指导任一联邦监管机构，并让它显著地改变一个行业的行为惯例，必将困难重重”。

哈罗德·威廉斯在担任主席的1977年至1981年间，对电子化的集中式证券市场推进缓慢，因为他认为证监会的经历或者性质都不适合充当“行业策划者”的角色，“如果要开发一个全自动交易系统，那就应当是经济力的产物，而不应是证监会命令的结果”。这种谨小慎微、缺乏领导力的做法不能有力推动巨大的变革，延缓了全国证券市场体系的电子化建设进程。

关注到两个有意思的情况。一是证监会主席的任期。证监会1934年成立，到现在84年，主席任期是5年。现任主席杰伊·克莱顿是第32任（2017年1月特朗普提名，5月参议院批准后就任）。平均每任仅2.6年，远短于美联储主席平均7年的任期。任期最长的证监会主席阿瑟·莱维特（1993/7/27-2001/2/9）近8年，也远短于任期最长的美联储主席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1951/4/2到1970/1/31）和格林斯潘（1987/8/11-2006/1/31），他俩都是约19年！

二是证监会主席的专业背景，以法律专业人士为主。早期的主席：第2任主席兰迪斯卸任后当了哈佛法学院院长。第3任主席道格拉斯就任前已被提名耶鲁法学院院长、卸任后担任最高法院法官长达30年。第4任主席弗兰克卸任后到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任职。第5任主席艾彻卸任后任地区法院首席法官。近期的主席：从第26任主席到现在第32任主席，中间只有27任主席WilliamH.Donaldson是哈佛商学院MBA，没有法律的学位，其他全部是法学博士。而美联储主席多数具有经济学教育背景。可能这反映证监会并不需要相机抉择、根据经济形势调整政策，最重要的是依法治市，推动立法和执法。不过也有非法律专业人士而干得出色的，如第25任主席阿瑟·莱维特并非律师出身，也被评价为缺乏法律训练和这方面的兴趣。

再次，证监会职员数量和素质受制于人员编制和预算的投入。证监会“获得行政和立法机构的支持、执行实证研究、出席听证会、以及与行业协商或对抗都需要时间和资金的消耗”。证监会历史上经历的几个低潮阶段与人事任命和人力资源投入不足有关，证监会“工作人员的专长价值受到了总统任命的委员会委员的平庸和不充足的预算的限制”。争取预算是每个主席的大事。预算局在1934年拟给证监会30万美元作为第一个财年预算，肯尼迪争取到了230万美元。他任职14个月后，证监会人员扩充到692人。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对证监会的人员实行了全面而过度的节俭政策，使得证监会的执法能力和制定政策的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差。1969年上任的主席巴奇没有为证监会1970财年争取到足够的拨款，因此减少了差旅费，交易与市场部人员的执法力度也受到影响。

到巴奇任期第二年时，证监会已因很多问题受到攻击，包括审理证券注册说明书的时间太长（平均为110天，法定标准是20天），不能留住自己的高级职员等。1981年证监会在编人数2021人，1993年3083人。90年代的大牛市中证券业规模增长迅速，但证监会面临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莱维特1993年就证监会的预算向参议院证券委员会做证时说，证监会要用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对现有投资顾问的检查，希望新增200名检查人员的编制，被否决。此后连续4年证监会的人员编制被冻结。1998年，证监会发生了一起前所未有的事件，职员组成工会，反对额外增加工作时间但不予薪酬补助的行为。

1998-2000年间，证监会约有1/3的人离职。2000年，证监会律师、会计师和检查员的平均变动率达15%，是政府部门类似职位变动率的两倍多，调查发现薪酬待遇偏低（我想大概是所有监管机构中和被监管对象薪酬待遇差距最大的吧）是他们已经或可能离开证监会的主要原因。证监会人员的频繁变动对其完成法定职责构成了重要挑战。安然公司就是一个因证监会人手不足导致监督不力的负面典型，安然爆出丑闻是在2001年，但证监会对该公司最近一次年报10-K表格的审核是在1997年，最近一次年报全文审核是在1991年。

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莱斯法案中，批准将证监会2003年度预算新增77%，增长到7.76亿美元，新增预算用于薪酬、技术和至少增加200名专业人员的费用（看来非得出大事才能增加对专业监管部门的重视）。作者赞扬了证监会在困难中所做的工作，“莱维特领导的证监会取得的重要成就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能力：尽管经费与人员危机不断加重，仍然努力保持了一种进取精神；坚持抵制可能会更糟糕的立法；同时，集中精力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包括证监会当时缺乏政治力量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美国证监会2018年年报

据美国证监会2018年年报，2018年有4500名员工，相较于2017年的4600名员工少了100人。

美国现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为杰伊·克莱顿（Jay Clayton），他曾是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and Cromwell LLP）合伙人，在并购交易、上市募集资金和监管诉讼领域具备丰富经验，曾参与阿里巴巴集团上市工作。2017年1月4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提名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杰伊·克莱顿为下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并强调放松联邦监管以创造就业。特朗普当天在声明中说，克莱顿是熟知金融监管法律的专家，他将确保金融机构在繁荣发展和创造就业的同时照章办事。特朗普表示，要取消许多妨碍美国企业投资的监管规定，重塑金融行业监管并确保不伤害美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