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关键字: 和平发展，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国际竞争

 “中国崛起的过程是很精彩的，可以采取积极一点的态度。如果你真的把中国模式想透，实事求是，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清楚。但需要一点勇气，需要一点魄力。”

近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除演讲外，还会回答现场观众即兴提出的问题，一问一答中，产生了大量的思想火花。

《这就是中国》每周一21:30在东方卫视播出，在1月28日的节目中，张维为教授详细阐述了中国模式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及原理。他指出，有别于西方崛起的“血与火”式殖民掠夺，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是和平，也因此更为不易。观察者网现整理出演讲与部分精彩对答，以飨读者。

【整理/观察者网 韩京霏】

中国崛起最不寻常的地方是，从整个世界的历史角度来看，它的最大特点是和平。

我们都懂得“第一桶金”的概念。现代化始于工业化，工业化就需要第一桶金、第一笔财富、资本积累、原始资本。西方国家无疑是通过血液、战争、殖民来获得，只有中国没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没有掠夺别人，而是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勇气，甚至牺牲，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和平的崛起，应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

回看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从欧美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19世纪中叶开始，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1848年，也就是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整个欧洲几乎都爆发了动乱和革命。到了19世纪中半叶，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已经把整个非洲瓜分完毕，期间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

而在非洲以外，1854年，英国、法国、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1858年法国侵占了印度支那，于1865年实现了对其完整的控制。1860年，英国、法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了北京，掠夺和焚烧了圆明园。

我自己曾经做过粗略的计算，当时英格兰人口很少，仅有1000万左右。英国仅凭这两场鸦片战争，从中国拿到的赔偿，足以给当时的英格兰建一个完整的养老系统。他们通过掠夺发了大量的战争财。

在北美洲，美国的崛起也是血与火的历史。1846年到1847年，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美国获胜，所以美国今天获得了包括加州在内的大片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

所以今天特朗普想在美墨边界修墙，我有些墨西哥的朋友会说：我们无非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园去。他们觉得那个土地过去是自己的，你看那地名都是我们西班牙文的。这是历史的原因。

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是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的屠杀。186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驱逐印第安人，建立所谓的印第安人定居点，所以美国人开始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草原。到1883年，也就是这个法案通过后的15年左右，上千万的印第安人已经被杀戮了，美国无偿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

我们要知道，当时美国也是个农业国，农业国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美国无偿获得大片大片的土地，获得了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产。

当时我们的华人命运非常凄惨。如1870年的时候，华人曾经占到爱达荷州人口的1/3，因为他们帮助修建美国的东西铁路。但和黑人一样，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自由。所以我们看的美国西部片，那些自由是属于欧洲移民、男性移民的，跟黑人、亚洲人、中国人、华人没有关系。

我和大家回顾这段历史，实际上是要帮助大家看到，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崛起，是非常之不容易。

西方国家崛起的时候，这种侵略和掠夺之血腥，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可以说是令人发指的。

但是和中国相比，它们可以把这些矛盾全部转嫁到外边去，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异教徒和持不同政见者出口到美洲，然后自己还可以制定整个世界的政治规则、经济规则、贸易规则。贫富差距大于中国现在几十倍也没有关系，因为当时几千万的黑人、奴隶、华人的苦力，当时都是属于合法的。

但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整个工业化，而且要化解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它的人口才1000多万，少于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人口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接近14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这么大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在境内消化所有的矛盾，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掠夺，而是给多数百姓和世界上多数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非同寻常的。

有一次我在北京做一个讲座，谈中国崛起，有一个年轻人问了个问题。他说中国物质财富方面成就巨大，但你看我们的市民素质还比较差，特别是和日本相比。他觉得日本市民素质比较高。

后来我就讲，历史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我们有一点历史感。我承认我们市民文化、市民素质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你不要忘记两个事实：第一就是中国是刚刚经历过世界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我们一半以上人口，甚至超过一半人口，都是第一次做城里人。昨天还在田头种地，今天已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了。这样人口密度比较大，就需要一些新的规矩，比如要排队，讲话声音轻一点，上地铁先下后上等等。

管子2000多年前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时候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然后素质慢慢会上来的。而且实际上这方面中国进步还不算慢，特别是越年轻的人好像这方面素质越好，值得年长者学习。

我觉得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就是如果你要比较中国和日本，一定要了解日本现代化的原始积累、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19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日本马上就加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

击败中国之后，中国当时给它的战争赔款是2.3亿两白银，2.3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当时的中国政府的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这个钱又来发展，方方面面又上了很大一个台阶。所以到1900年的时候，日本基本已经消除了文盲，比中国要早一个世纪，我们是到2000年左右基本消除文盲的。

有时候我就在想，现在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把美国三年的财政收入送给中国，让我们来发展，来改善我们的市民素质，再给中国100年，那肯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市民素质了。当然这是一个假设。这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用历史的角度来看。

日本在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以及后来发展的过程中，榨取了中国人多少血汗、资金、资源，伤害多少中国人的生命，应该说是罄竹难书。相比之下，随着外敌入侵，白银外流，中国变得国库空空，走向了衰败。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中国又被迫支付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从此真的成了东亚病夫。

在中国近代史上，甲午战争前后，九一八事变前后，实际上还是中国发展相对比较快的时候。日本发动的两次战争，使中国现代化事业突然夭折，经济倒退数十年，无数生灵涂炭。

中国确实最后是从一贫如洗的这个基点上一步步地出发，走向民族复兴，终于走到了今天，所以真是非常不容易。

现在我们有现代经济、现代国防、现代科技，实现了对日本经济规模的真正的超越。如果根据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是2010年超过日本的，现在是接近三个日本了。

80年前，抗战开始时，日本的钢产量超过中国100多倍。今天你看一下，这个钢产量的排名很有意思：全世界最大的钢产量当然在中国，第二是中国河北省，第三是河北省的邯郸市，第四是日本。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现在要去产能，或有一部分产能要转化，这是后话。

所以我想到这一点，我们确实是感慨万千。

40年前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他曾经指示随行的央视的摄影师摄像组，说你们多拍一些日本普通家庭的生活。当时我在大学里念书，看到日本普通工人的家庭都有电冰箱，感到不可思议，简直是太震撼了。实际上邓小平希望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中国人真的知道，并激发我们的斗志，努力工作，“赶和超”，赶上和超越。

4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崛起了，物质生活也好，生活条件也好，真是全面赶上来了。关键是，这一切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不是战争手段，所以我们真的引以为自豪。

主持人：最近一些发达国家对我们在科技方面用力非常大，所以大家担心我们的和平崛起会不会被阻滞。您觉得会吗？

张维为：英文有个词叫key point，就是一个关键点，越过这个点它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中国越过这个点了。

叶青林（节目嘉宾）：这些年我们在朋友圈里、在微博上看到一些说法，认为我们总是片面地说发达国家对我们掠夺、野蛮的一面，但他们当时拿到赔款还帮我们建大学、建医院，培养了很多留学生，如美国建清华大学，日本培养很多留学生。您怎么看？

张维为：看任何问题，我觉得都要有一个整体把握。周恩来也说过，庚子赔款、清华大学，也帮助培养了一批共产党人，这也是事实。但是这不是它的初衷。初衷它是希望培养一大批亲美、亲英、亲日的人。

主持人：现在大家还有一个困惑：我们说自己是和平崛起，但是因为这一过程已经超出了西方世界的经验，他们可能会用不同的观点来评价这件事情。这个又该怎么破？

张维为：我10月份在哈佛讲过这个观点。我作了比较。1890年前后，当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它做了什么事情？它马上发动美西战争打西班牙，然后掠夺了菲律宾、古巴这些原来的西班牙的殖民地。

中国是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和平。以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坦率地说，我们可以收复所有丢失的南海岛礁，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公开地说，我们希望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别。

观众提问：刚才您提到，中国在短时间内走完了其他发达国家很长时间的发展道路，不可避而不谈的是，中国在某些领域确实借鉴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已经做过的技术，照着说明书做一定会比按照一张白纸做要快一些。那么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其中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谢谢。

张维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你仔细看宏观层面，它是很有章法的。比方说今天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个全世界都公认的，但是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逆全球化，中国基本没有出现。

为什么中国成为受益者，很多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为受益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在拥抱全球化的最初，就明确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不是政治全球化。西方推动的是政治全球化，还有经济全球化，还有其他全球化，邓小平说No，我们就拥抱经济全球化。

在拥抱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个区分，还是趋利避害。我们大规模地开放，但是有些领域根据我们民情、国情，没有开放或者开放得比较慢，比如资本市场。你看所有资本市场极致开放的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中，资本可能被西方国家席卷一空，但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危机。

也就是说，在借鉴西方的模式、学习西方的时候，我们确实知道什么是要学的，什么是不能学的，有选择地借鉴。这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比如我称之为“中国高铁模式”，这模式很精彩。我们是利用中国的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吸引三四家世界最好的高铁公司，花大价钱买你的技术，但你要将这部分技术转让给我。技术来之后，我组织几十万的工程师——中国的工程师是非常优秀的——来研究这些技术，把它们整合起来，发现每种技术的长处和短处，在这基础上再进行超越。

观众提问：张教授你好，我是咨询行业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和一些工业企业打交道。我身边有很多扎根在工业上面的朋友，慢慢地大家开始流传一句话，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的粉碎机。比较自豪的一个说法。

那您觉得中国的高端产业、高端工业继续发展的话，是否一定是竞争大过于合作？

张维为：首先“发达国家工业的粉碎机”，这个我记得当时指的是中国一生产，就让很多东西变成白菜价了，然后人家没法竞争了。

我先肯定这个现象，它对多数人，对世界上多数国家，甚至对西方国家的老百姓都是带来好处的。比如看彩色电视、用手机，非洲过去想都不能想，现在也开始有了。甚至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在这方面进步，也是因为中国使这个产品变得更便宜了。

所以我觉得理论上这绝对是好事情，利大于弊，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如果是西方国家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你就可以引用他们经常讲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竞争多好，对不对？竞争带来降价，带来更大的福祉。实际上我想（面对竞争）也不太容易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现在害怕。

坦率地说，法国一个政治人物叫法比尤斯，后来当过法国外长和议长的，十多年前就讲过这个话，我在场。

他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了，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面对面提供服务的部分，在所有领域内，中国都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当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他说无解，没有办法。

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真的希望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达国家）不能老是享受超额的利润，对不对？现在你是否发觉了，白菜价是有道理的。一件东西中国没有做出来，价钱就很贵很贵，但中国一做出来，做出一部分它价格就降一点，再做一部分又降一点，你全部做出来（价格）彻底降下来了。

所以我们如果用中国理念来说，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这个是好事情。你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他们宣传一点社会主义理念。

叶青林（节目嘉宾）：我想补充一个例子。其实我觉得，说我们（与发达国家）工业竞争、经济竞争你死我活，有很多时候是部分经济学家，或者是媒体，或者是政治利益集团炒作出来的。

前一段时间改革开放40年联合采访，我去了宁波做全球汽车中控的一个企业，他们买下了德国的一个“隐形冠军”*，他们当初很担心德国工程师怎么样把技术交到中国工程师手上，会不会藏着掖着。

他没想到的是，原来德国人也担心中国人买走技术，可能几年以后导致这个厂的毁灭。因为之前美国很多企业过来就是买一个品牌，买走之后又不生产，品牌就毁灭了。

所以他们原来准备花五年时间的交接，只用了两年，德国工程师就非常高兴地回去，由中国工程师接手，利润比买下之前翻了两倍。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民间的工业合作其实是很顺畅的，没有像我们在媒体上看的吵得那么你死我活。

张维为：我补充一个例子。因为这次进博会我做了几次央视评论员，（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德国、欧洲的企业非常积极，它们愿意来，也带着技术来。

这个首先表明，他们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信心。另外他们认为，自己的发明、机器在德国市场太小，只有在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市场，那我很快就可以盈利，然后就可以赚很多钱。

你讲的这种关切，很大程度上是欧盟或者政府（的角度）。实际上企业自己做主的时候，它是从利润来考虑的，觉得这个技术、发明，卖到中国以后，马上就可以产生利润了，放在那儿也没有用，就浪费掉了。所以它有一些不同的考虑。这样子我们看问题就更加的精致化了。

洪琳（节目嘉宾）：我举一个例子，数码相机一开始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掌握着最核心的技术，如果在我们国家，即便是像在广东东莞设厂，也是带着最核心的技术、团队来，核心是不让你学的。然后生产出相机，贴上它的牌子，全世界去卖。

再过了一个阶段发现，所有的零部件你都能生产了，但是这个技术依旧是它的，那（变成）我下订单，你来生产。比如要求生产一款数码相机，深海潜水用的。

慢慢地，它不养自己的研发团队，只养自己的品牌运作的团队。这个时候，它享受品牌的红利，然后我们享受技术的红利。技术我们已经全掌握了，但是品牌渠道不在我们手里，因此（利润）大头还是它们拿着，但是双方这种合作是很愉快的。

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三方坐不住了，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它开始说（企业）你这技术怎么被人偷走了。但是企业却说自己的技术没有被偷，我现在要的是品牌，依旧是享受红利。

问题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第三方如果不站出来，其实合作的双方是没有意见的。

主持人：您刚说了咱们国家不同寻常的崛起，我们注意到了经济体量、综合实力，在您看来，还有哪些板块依然是需要加强的？

张维为：我觉得是文化的崛起，我觉得中国到了这么一个时候了。以江浙一带为例，过去这么多好的古村落，由于种种原因，为了现代化给摧毁掉了，全建成钢筋水泥的房子，现在觉得是太可惜了。你到乌镇看一看，周庄看一看，多漂亮，过去那农村水乡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现在文化自信的意识跟过去不完全（一致），因为它是在你已经崛起的基础上，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力度会非常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中国文化崛起的前景。

注：

 “隐形冠军”：德国部分中小企业，雇佣人数不超过500人，其产品和服务，如螺丝螺母等，大多数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是针对企业和特定机构，有很多在全球市场都居于领先地位。这类中小企业被称为“隐形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