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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救亡图存治本国策与思想崛起路径
作者 陈端坤     来源 云阿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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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救亡图存治本国策

严复坚信:实行“三民治本”,保障国民自由民主权利,六十年中国必定富强,中国梦必定实现!

一、“治本”“三民”救国理论的提出

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最终体现为国民的竞争。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反复强调:“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

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

严复认为,国民素质具体表现在民力、民智和民德三个方面,国家的优劣强弱与治乱盛衰取决于民力之强弱、民智之高下和民德之好坏。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怎么样呢?

严复运用民力、民智和民德这三个标准考察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是:“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

甲午战争暴露出:军队腐败虚弱、不堪一击,庙堂官吏自私苟安,昏聩无知,草野闾巷之间,在野人才消乏凋亡。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原修强订稿》) 这就是说,中国欲图富强,根本之图在于从民力、民智、民德等方面措手。

——这就是“治本”。就是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救国论,是严复根据西方教育理论,针对当时中国实际,提出的救亡图存的治本国策。

二、“三民”教育救国论的具体内容:

1、鼓民力:

民力”一词涵义十分年富,通常指体力、人力、财力等。严复重点强调的是:个人与民族的体质、活力与进取精神。简言之,就是尚武、体育、进取精神。

严复从种族竞争与合群保种的高度主张鼓民力。就个人而言,心理学研究证明了体质的基础地位,严复《原强修订稿》中说:“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

严复指出,自古中外都注重体育。历史上希腊、罗马、突厥、哥特等民族莫不以强壮高大、英勇善战而称雄一时;古希腊罗马学校中均设有练身院。古代中国,庠序校塾不忘武事,有壶勺(shao)之仪、有射御之教。无论劳心还是劳力,无论是使用冷兵器还是火器,均有待于个人强健的体魄与骁勇坚毅的精神。孔子、盂子及柏拉图这些思想家本身的体格都很健壮。

近世代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发展国民体育,还注重饮食养生、医学研究等,从而提高国民体质。体育不分男女。严复指出:“母健而后儿肥”,强调妇女的体质事关国家种族的强弱,反对歧视妇女的传统观念。

中国为什么民力不强呢?

严复《论世变之亟》中揭露:是中国政制礼俗贻害民力,导致种族日益衰弱。

从政治制度上看,历代专制独裁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从秦始皇销兵焚书到赵宋以来的科举制度,都是“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导致民智日窳、民力日衰。

在社会习俗方面,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两种陋习流毒最深、对国民体质影响最大,而且影响到下一代的身体素质。鼓民力,应及早也最容易做到的是禁止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以改良风俗,增强国民体质,才能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切变法都是空言。

2、“开民智”:

开民智,就是启发蒙昧,加强对全体国民的科学知识教育,培养国民新的思维方式与批判理性精神。

民智为富强之原。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的进步,有力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由于传统“教化学术之非’,而出现严重的民族危机。

西学治学目的,不仅是学习知识技能,更在于培养健全的心智(《救亡决论》):

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末知,求能不能 已也……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 炼智虑 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

治学内容:西学,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救亡决论》指出:传统观念鄙视自然科学,无论是道学、佛学,还是宋明理学,其共同特点是奢谈性命道德,脱离现实,忽视“物理科学”(即自然科学)。尤其是陆王心学派认为,“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造成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成为大兴西学的严重障碍。

《原强修订稿》指出,西学则“先物理(指自然科学)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 “以宇宙为简编、民物为文字”,提倡积极主动向大自然求知。西学注重科学实证,注重独立思考能力与批判精神:

 “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 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 观物察变之方,”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

中国欲开民智,必须大兴西学,而欲大兴西学,首先必须大力引进西学。从1895年的《原强》、《辟韩》等政论文,到1898年出版发行的《天演论》,严复大力传播西学理论,为知识界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近代学术体系。主要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构建的西学体系、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渐进进化论、教育论,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等等。

3,新民德

所谓“新民德”,就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道德,取代纲常名教的传统奴隶道德,改造国民劣根性。

严复首次明确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问题,而且终生积极求索新民之道。

严复认为:国民的劣根性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严复认为国民的劣根性是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的产物。中国人之所以离心离德,缺乏向心力、凝聚力、责任感与爱国心,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漓散了民德。

严复分析说:秦以来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以天下为家,以暴力奴虏民众,民众迫于压力表面臣服,内心则恨之入骨。统治者与民众之间是主奴关系:专制统治者既无情剥夺国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而又片面不切实际地要求民众承担过多的义务。这种没有相应权利的单方面义务,是“奴分”。主奴对立,因而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为了稳固统治,专制统治者还强行把纲常名教套在臣民头上,以科举制度牢笼天下,导致虚伪无耻之风弥漫于全社会。

严复分析:“(专制制度钳制人们思想)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  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 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

因此,要改变国人一盘散沙的状况,其关键在于废除专制制度,力行宪政,平衡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严复认为,增进民德的必由之路是:“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原强修订稿》)

这就是说,通过交还人民主权,让国民平等参与国是与地方自治,保护国民的合法权利,彻底改变其社会政治地位,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与现代公民意识,对国家有认同感、责任感,增强彼此间的凝聚力。这样国民就能以主人翁的姿态承担相应的义务:兼爱克己,合群御侮,群己相权,则己轻群重。从而培养高尚道德品质。

严复的卓越超群之处,还在于把握政治伦理的根源,善于疏通古人智慧对今人的融汇启迪。他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至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

这样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把传统的仁义道德与现代的民主自由精神汇通,是何等透彻的卓识远见!

三、“三民”确实能够治本,能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富强。

严复对此充满信心。请看在《辟韩》中,严复说:中国的圣人(指最高统治者)如能踏踏实实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保护国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抛弃以天下为家的自私观念,那么,中国必然可以由贫弱变为富强。“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国有不克与欧洲各国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诸邦之进于今治者,要不外百余年、数十年间耳。况夫彼为其难,吾为其易也。”

可见,严复对“三民治本”的强大力量,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始终保持自信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严复自信乐观是有分析有依据的:依据《天演论》中所宣扬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史观,在《原富》中严复预言:

19世纪英国以岛国之利富甲天,到20世纪,中国或美国等“地大气厚”的国家,将成为文明富庶之地而称雄宇内。

在《社会通诠》中,严复列举了中国在人口数量、风俗地势以及民众资质等方面的特点,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分析道:

吾译前语,于吾心怦怦然。何则?窃料黄人前途,将必不至于不幸也……天下惟吾之黄族,其众既足以自立矣,而其风俗地势,皆使之易为合而难为分……且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夫其众如此,其地势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然,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成见积习之实为吾害,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

保障国民自由民主权利,六十年中国必定富强,中国梦必定实现! 嚴復坚信:实行“三民治本”,保障国民自由民主权利,六十年中国必定富强,中国梦必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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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思想理论传播崛起路径

严复是思想家,他先知先觉,要宣扬西学救国的道理。可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宣扬呢?郭嵩焘、陈宝琛、郑孝胥等大人物都认为严复是国士,有很好的国策建议,可是当时的严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海军教习,又怎么让国家最高领导人听到你的国策建议呢?

在专制社会里如何取得发言权?突破森严制度的层层压制,想取得发言权,必须也只能通过科举进入上层,得到上层社会的承认,也就是要取得“功名”。可是,从1884年到1893年最后一次回福州应考,严复前后十年四应科举都失败了。严复通过仕途来改变人微言轻的努力都失败了。既不是上层社会的官员,又不是社会精英,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人们知道 “救亡图存治本国策”呢?

康有为争取话语权的做法对严复的启发

1888年底,康有为两次上书,提出变法的建议,这倒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争取发言的途径啊,可是翁同龢、都察院根本不接受你这个什么家伙的“上书”,以为你是狂人神经病吧。康有为没有办法,转而回到广东去聚徒讲学,著书立说。

从1888年到1898年,康有为十年上书六次,前五次、包括1895年所谓号称有三千举子签名的“公车上书”,全部都被扣压在工部或都察院,根本没有在朝廷、在上层引起反响,光绪皇帝根本看不到。还是没有“身份”就没有发言权啊!你的意见再好,也不能上达“圣听”。

1886.11月天津时报创刊;1889.1.31.万国公报复刊。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著书立说,这些公开发表途径,严复都想过,但是你是学堂的教习、总办,没有相应的身份和知名度,也没有那么自由的条件,还要顾忌李鸿章的疑忌和申斥,还是行不通。只能在朋友书信和小范围中发发议论,还要提防小人背后打小报告,惹得许多麻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年洋务运动成果不堪一击,二十年海军建设的北洋舰队转眼之间全军覆没!小小的岛国日本,并不比大清舰队强大的军舰大炮一举粉碎了老大帝国天朝迷梦!举国悲愤,爱国人士痛心疾首。这是真的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再也不能再吹牛皮说大话,沉醉于什么中华帝国天朝大国之中了。朝野上下,一片悲观绝望,前途茫茫,“或沦无底”深渊了啊!皇帝要给《马关条约》签字盖印,急气抱头痛哭。王公大臣惊慌失措,指责埋怨,议论国事没有一个能够说到点子上。要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么不著边际不知所云。

而作为北洋海军总教头的严复,他的同学、同乡、学生、亲友几百个他熟悉的战友,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其悲愤痛心至极,远远超过了常人。

有二十年西学积累的、感觉尤为敏锐的严复,他看透了,他先知先觉了,心中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可是到那里说?他心头压着一座大山。他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常常睡不下,甚至“长夜起而大哭”。他脸不洗,胡子不剃,干脆“留须”啦。(郑孝胥日记:“已留须,尚不摧颓”)他在致梁启超信中说:“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niewu,不安定,动乱)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

他再也憋不住了,下定决心,即使人家说他“发狂”,他也不顾什么的名声、身份,也要把自己平生所学,联系当前严酷的国内外现实形势,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呼声。

格格欲吐,终于喷射而出!1895年2-5月,严复发狂一样连续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政论。严复终于在报刊发表上争得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发言权,找到宣扬真理、批判现实的大喇叭话筒。

关于这一批文章的主旨,严复说:

“盖当日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然则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存亡之数,不待再计而可知矣。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 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

在这些文章中,“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武器,深入研究发现国家要富强,在于“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分析了西方列强的全方位优势以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应变方略。提出要变革“变今之俗”,“除旧”“布新”。

可以说,严复是维新运动时期对西方认识最为深刻的中国学者。他的思想理论,当时已经成为变法图强的火炬,点燃救亡保种维新运动的烈火。1895年5月以后,以“公车上书”为开端,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立学会、办学校、设报馆,借以转移社会风气,开启民智。严复的五篇政论文章,成为救亡运动的先导,以最完整、最先进的指导性理论,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

可以说就是这五篇运用“天演宗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联系国情,进行冷静的理论分析,具有很强针对性的“救亡保种”政论,奠定了严复启蒙思想家的崇高历史地位。特别是他所译述的《天演论》一书,尚未正式出版就开始在维新人士中传阅,后由《国闻汇编》连载了部分内容,直到1898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一时风靡全国,在维新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他带来了空前的赞誉。

严复是中国维新变法不可或缺的理论家。连自命为圣人的康有为也称赞严复“西学第一”,孙中山当面称赞严复“君为思想家”。

严复自己是自觉的认识到思想理论的重要,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定位,为此感到快慰。严复对他的儿子严琚说:

“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

面对社会普遍的赞誉,严复承认自己是天演宗哲学家。“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可见,严复对于思想理论的力量,是有自觉的认识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严复是否读过这一段话,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看看严复下面这一段话:

1896年夏,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在上海创办《时务报》。9月24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严复与汪康年、梁启超书云:

“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已也。不佞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取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而。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荀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失也。”

严复大力支持、全身投入维新理论的宣传,对理论的力量有清楚的认知:“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 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

严复把《时务报》传播维新理论比作维新变法的响箭,“则《时务报》其嚆矢(haoshi,响箭,比喻事物的开端、先行者)也。”

严复本人对思想理论力量的认知、认同,说明他是自觉的清醒的思想家。他相信思想理论的力量“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还能“摧陷廓清、力破余地”,“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成为“警世”和“维新之机”的“先行者(嚆矢)”。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李鸿章回答美国记者“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的提问时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编,三联书店2001年5月北京第一版)严复很快就从 9月3日《纽约时报》上看到这次采访的综合报道,得到顶头上司这段话的鼓舞,立即写下“则《时务报》其嚆矢也”的信,决心组织“不吝啬”“讲真话”的编辑,要办“大发行量”的报刊。

严复一面为《时务报》供稿,一面加紧筹划在天津办报,建立北方舆论传播阵地,以便更直接、快捷地让“著书立论”“一出问世”,冀“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 。

1897年10月26日(十月初一),《国闻报》创刊号在天津出版。《国闻报》每日印一张,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毛边纸,单面印刷,对折成四页,每天约八千至一万字。《国闻汇编》,每十天印一册,约计三万字,用三号铅字排印。严复在《<国闻报>缘起》文中,叙述该报宗旨:

“《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黙为祷祝者也!”(《严复集》第二册第453页)。严复是要把报刊作为“批判的武器”,通过《国闻报》自由发表政论,大胆干预时政,振聩发聋、新人耳目,达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吾之群强”、“而吾之国强”的社会效果。

在办报期间,严复常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以及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凱等人聚会,海阔天空地议论时局。严复经常为《国闻报》写社论,还约请北洋水师学堂部分学生参与了该报的编译工作。

从创刊到1898年10月14日,该报刊载的许多重要文章(社论)都出自严复的手笔。如:《<国闻报>缘起》、《天津国闻报馆启》、《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书中国备赴美国费城商会事》、《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再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论中国阻力与离心力》、《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中俄交谊论》、《拟上皇帝书》、《鸦乘羊者》、《<如后患何>按语》、《书本馆译报后》、《论中国教化之退》、《有如三保》、《道学外传》、《道学外传余义》、《保教余义》、《保种余义》、《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论中国分党》、《说难》、《时务报各告白书后》、《论译才之难》、《八月初三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等文章。(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第421页)

《国闻报》成了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创刊不久就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与上海的《时务报》构成南北呼应之势,被誉为当时南北维新变法舆论的“两颗明星”。

严复纯熟地运用报刊作为知识分子为国是建言献策的渠道,为自己在社会上挣得最强大有力的发言权。发表《拟上皇帝书》,等于公开向最高领导直言上书,打破了等级森严转递奏折、上朝启奏的规矩,并且把庙堂高论直接向全社会公开,而《八月初三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本就是面对京城精英包括官员、知识分子的论坛演讲。《国闻报》使嚴復声誉日隆,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演讲,办学,发表文章(包括书信),都是严复挣得自由言论权的武器。

1897年12月8日(十一月十五),《国闻汇编》第一期刊登了严复的《斯宾塞尔〈劝学篇〉》(未登完)。1897年12月18日(十一月二十五),严复将《天演论》译稿发表在《国闻汇编》第二册上(未登完)。这是嚴復《天演论》首次正式公开发表,从此正式开始了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出版系列专著,“致力于译述以警世”的伟大思想文化工程。

《天演論》译稿在《国闻汇编》上连续登至第六册,至1898年2月底《国闻汇编》停刊,仍未登完。此时,嚴復已经收到吴汝纶所撰写的《天演论,序言》,着手出版《天演论》单行本了。“《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胡适)知识界对《天演论》“普遍承受和近乎狂熱的崇信”,公认它是“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起點”、“近代中國最核心的信仰之一”。从1895年到1930年代的40餘年之間,各种版本《天演论》先后出版,中國可謂成了以《天演論》所主导的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直到70年代毛泽东还在提起严复、要求再版、再翻译《天演论》。2015年4与24日李克强在严复故居纪念馆指着《天演论》说:“严复的翻译确实做到了信、达、雅,这本书我插队时也读过。”“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一百二十年了,“天演惊雷”仍然发聩震聋,震撼着每一个“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的中国人!

1898年3月11日严复在回复吴汝纶信中称赞吴汝纶《天演论,序言》至少可以流传500年,也正表达了严复对“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自信。

自办报刊发表文章,出版专著之外,嚴復还积极参与和支持创办新学、新报刊,多处发表演讲,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向国外报刊供稿等,从而达到更大的社会影响。严复参政议政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他的思想言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被公认达到“振聋发聩”的社会效果。

严复支持英敛之创办《大公报》      

“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1906年,严复请郑孝胥书写悬挂于书房这幅对联,表达了他对自己思想理论于治国明民之道的充分自信。

 《天演论》结尾诗曰:“挂帆沧海,烟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

严复是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激情燃烧耀眼“明星”,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习近平《93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言》),其思想理论光芒刺穿风波茫茫的雾海,跨越世纪,照耀国人以大丈夫英雄气概,抓紧时机,不怕艰难,奋发努力,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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