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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救亡图存治本国策

严复坚信：实行“三民治本”，保障国民自由民主权利，六十年中国必定富强，中国梦必定实现！

一、“治本”“三民”救国理论的提出

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最终体现为国民的竞争。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反复强调：“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

“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

严复认为，国民素质具体表现在民力、民智和民德三个方面，国家的优劣强弱与治乱盛衰取决于民力之强弱、民智之高下和民德之好坏。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怎么样呢？

严复运用民力、民智和民德这三个标准考察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是：“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

甲午战争暴露出：军队腐败虚弱、不堪一击，庙堂官吏自私苟安，昏聩无知，草野闾巷之间，在野人才消乏凋亡。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原修强订稿》） 这就是说，中国欲图富强，根本之图在于从民力、民智、民德等方面措手。

——这就是“治本”。就是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救国论，是严复根据西方教育理论，针对当时中国实际，提出的救亡图存的治本国策。

二、“三民”教育救国论的具体内容：

1、鼓民力：

“民力”一词涵义十分年富，通常指体力、人力、财力等。严复重点强调的是：个人与民族的体质、活力与进取精神。简言之,就是尚武、体育、进取精神。

严复从种族竞争与合群保种的高度主张鼓民力。就个人而言，心理学研究证明了体质的基础地位，严复《原强修订稿》中说：“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

严复指出，自古中外都注重体育。历史上希腊、罗马、突厥、哥特等民族莫不以强壮高大、英勇善战而称雄一时；古希腊罗马学校中均设有练身院。古代中国，庠序校塾不忘武事，有壶勺（shao）之仪、有射御之教。无论劳心还是劳力，无论是使用冷兵器还是火器，均有待于个人强健的体魄与骁勇坚毅的精神。孔子、盂子及柏拉图这些思想家本身的体格都很健壮。

近世代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发展国民体育，还注重饮食养生、医学研究等，从而提高国民体质。体育不分男女。严复指出：“母健而后儿肥”，强调妇女的体质事关国家种族的强弱，反对歧视妇女的传统观念。

中国为什么民力不强呢？

严复《论世变之亟》中揭露：是中国政制礼俗贻害民力，导致种族日益衰弱。

从政治制度上看，历代专制独裁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从秦始皇销兵焚书到赵宋以来的科举制度，都是“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导致民智日窳、民力日衰。

在社会习俗方面，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两种陋习流毒最深、对国民体质影响最大，而且影响到下一代的身体素质。鼓民力，应及早也最容易做到的是禁止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以改良风俗，增强国民体质，才能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切变法都是空言。

2、“开民智”：

开民智，就是启发蒙昧，加强对全体国民的科学知识教育，培养国民新的思维方式与批判理性精神。

民智为富强之原。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的进步，有力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由于传统“教化学术之非’，而出现严重的民族危机。

西学治学目的，不仅是学习知识技能，更在于培养健全的心智（《救亡决论》）：

“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末知，求能不能 已也……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 炼智虑 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

治学内容：西学，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救亡决论》指出：传统观念鄙视自然科学，无论是道学、佛学，还是宋明理学，其共同特点是奢谈性命道德，脱离现实，忽视“物理科学”(即自然科学）。尤其是陆王心学派认为，“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造成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成为大兴西学的严重障碍。

《原强修订稿》指出，西学则“先物理(指自然科学)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 “以宇宙为简编、民物为文字”，提倡积极主动向大自然求知。西学注重科学实证，注重独立思考能力与批判精神：

 “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 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 观物察变之方，”“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

中国欲开民智，必须大兴西学，而欲大兴西学，首先必须大力引进西学。从1895年的《原强》、《辟韩》等政论文，到1898年出版发行的《天演论》，严复大力传播西学理论，为知识界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近代学术体系。主要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构建的西学体系、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渐进进化论、教育论，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等等。

3，新民德

所谓“新民德”，就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道德，取代纲常名教的传统奴隶道德，改造国民劣根性。

严复首次明确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问题，而且终生积极求索新民之道。

严复认为：国民的劣根性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严复认为国民的劣根性是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的产物。中国人之所以离心离德，缺乏向心力、凝聚力、责任感与爱国心，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漓散了民德。

严复分析说：秦以来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以天下为家，以暴力奴虏民众,民众迫于压力表面臣服，内心则恨之入骨。统治者与民众之间是主奴关系：专制统治者既无情剥夺国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而又片面不切实际地要求民众承担过多的义务。这种没有相应权利的单方面义务，是“奴分”。主奴对立，因而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为了稳固统治，专制统治者还强行把纲常名教套在臣民头上，以科举制度牢笼天下，导致虚伪无耻之风弥漫于全社会。

严复分析：“（专制制度钳制人们思想）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  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 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

因此，要改变国人一盘散沙的状况，其关键在于废除专制制度，力行宪政，平衡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严复认为，增进民德的必由之路是：“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原强修订稿》）

这就是说，通过交还人民主权，让国民平等参与国是与地方自治，保护国民的合法权利，彻底改变其社会政治地位，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与现代公民意识，对国家有认同感、责任感，增强彼此间的凝聚力。这样国民就能以主人翁的姿态承担相应的义务：兼爱克己，合群御侮，群己相权，则己轻群重。从而培养高尚道德品质。

严复的卓越超群之处，还在于把握政治伦理的根源，善于疏通古人智慧对今人的融汇启迪。他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至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

这样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把传统的仁义道德与现代的民主自由精神汇通，是何等透彻的卓识远见！

三、“三民”确实能够治本，能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富强。

严复对此充满信心。请看在《辟韩》中，严复说：中国的圣人(指最高统治者)如能踏踏实实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保护国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抛弃以天下为家的自私观念，那么，中国必然可以由贫弱变为富强。“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国有不克与欧洲各国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诸邦之进于今治者，要不外百余年、数十年间耳。况夫彼为其难，吾为其易也。”

可见，严复对“三民治本”的强大力量，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始终保持自信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严复自信乐观是有分析有依据的：依据《天演论》中所宣扬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史观，在《原富》中严复预言：

19世纪英国以岛国之利富甲天，到20世纪，中国或美国等“地大气厚”的国家,将成为文明富庶之地而称雄宇内。

在《社会通诠》中,严复列举了中国在人口数量、风俗地势以及民众资质等方面的特点，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分析道：

“吾译前语,于吾心怦怦然。何则？窃料黄人前途，将必不至于不幸也……天下惟吾之黄族，其众既足以自立矣，而其风俗地势，皆使之易为合而难为分……且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夫其众如此，其地势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然，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成见积习之实为吾害，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

保障国民自由民主权利，六十年中国必定富强，中国梦必定实现！ 嚴復坚信：实行“三民治本”，保障国民自由民主权利，六十年中国必定富强，中国梦必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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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思想理论传播崛起路径

严复是思想家，他先知先觉，要宣扬西学救国的道理。可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宣扬呢？郭嵩焘、陈宝琛、郑孝胥等大人物都认为严复是国士，有很好的国策建议，可是当时的严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海军教习，又怎么让国家最高领导人听到你的国策建议呢？

在专制社会里如何取得发言权？突破森严制度的层层压制，想取得发言权，必须也只能通过科举进入上层，得到上层社会的承认，也就是要取得“功名”。可是，从1884年到1893年最后一次回福州应考，严复前后十年四应科举都失败了。严复通过仕途来改变人微言轻的努力都失败了。既不是上层社会的官员，又不是社会精英，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人们知道 “救亡图存治本国策”呢？

康有为争取话语权的做法对严复的启发

1888年底，康有为两次上书，提出变法的建议，这倒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争取发言的途径啊，可是翁同龢、都察院根本不接受你这个什么家伙的“上书”，以为你是狂人神经病吧。康有为没有办法，转而回到广东去聚徒讲学，著书立说。

从1888年到1898年，康有为十年上书六次，前五次、包括1895年所谓号称有三千举子签名的“公车上书”，全部都被扣压在工部或都察院，根本没有在朝廷、在上层引起反响，光绪皇帝根本看不到。还是没有“身份”就没有发言权啊！你的意见再好，也不能上达“圣听”。

1886.11月天津时报创刊；1889.1.31.万国公报复刊。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著书立说，这些公开发表途径，严复都想过，但是你是学堂的教习、总办，没有相应的身份和知名度，也没有那么自由的条件，还要顾忌李鸿章的疑忌和申斥，还是行不通。只能在朋友书信和小范围中发发议论，还要提防小人背后打小报告，惹得许多麻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年洋务运动成果不堪一击，二十年海军建设的北洋舰队转眼之间全军覆没！小小的岛国日本，并不比大清舰队强大的军舰大炮一举粉碎了老大帝国天朝迷梦！举国悲愤，爱国人士痛心疾首。这是真的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再也不能再吹牛皮说大话，沉醉于什么中华帝国天朝大国之中了。朝野上下，一片悲观绝望，前途茫茫，“或沦无底”深渊了啊！皇帝要给《马关条约》签字盖印，急气抱头痛哭。王公大臣惊慌失措，指责埋怨，议论国事没有一个能够说到点子上。要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么不著边际不知所云。

而作为北洋海军总教头的严复，他的同学、同乡、学生、亲友几百个他熟悉的战友，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其悲愤痛心至极，远远超过了常人。

有二十年西学积累的、感觉尤为敏锐的严复，他看透了，他先知先觉了，心中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可是到那里说？他心头压着一座大山。他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常常睡不下，甚至“长夜起而大哭”。他脸不洗，胡子不剃，干脆“留须”啦。（郑孝胥日记：“已留须，尚不摧颓”）他在致梁启超信中说：“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niewu，不安定，动乱）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

他再也憋不住了，下定决心，即使人家说他“发狂”，他也不顾什么的名声、身份，也要把自己平生所学，联系当前严酷的国内外现实形势，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呼声。

格格欲吐，终于喷射而出！1895年2-5月,严复发狂一样连续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政论。严复终于在报刊发表上争得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发言权，找到宣扬真理、批判现实的大喇叭话筒。

关于这一批文章的主旨，严复说：

“盖当日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然则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存亡之数,不待再计而可知矣。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 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

在这些文章中,“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武器，深入研究发现国家要富强，在于“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分析了西方列强的全方位优势以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应变方略。提出要变革“变今之俗”，“除旧”“布新”。

可以说，严复是维新运动时期对西方认识最为深刻的中国学者。他的思想理论，当时已经成为变法图强的火炬，点燃救亡保种维新运动的烈火。1895年5月以后，以“公车上书”为开端，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立学会、办学校、设报馆，借以转移社会风气，开启民智。严复的五篇政论文章，成为救亡运动的先导，以最完整、最先进的指导性理论，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

可以说就是这五篇运用“天演宗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联系国情，进行冷静的理论分析，具有很强针对性的“救亡保种”政论，奠定了严复启蒙思想家的崇高历史地位。特别是他所译述的《天演论》一书，尚未正式出版就开始在维新人士中传阅，后由《国闻汇编》连载了部分内容，直到1898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一时风靡全国，在维新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他带来了空前的赞誉。

严复是中国维新变法不可或缺的理论家。连自命为圣人的康有为也称赞严复“西学第一”，孙中山当面称赞严复“君为思想家”。

严复自己是自觉的认识到思想理论的重要，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定位，为此感到快慰。严复对他的儿子严琚说：

“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

面对社会普遍的赞誉，严复承认自己是天演宗哲学家。“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可见，严复对于思想理论的力量，是有自觉的认识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严复是否读过这一段话，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看看严复下面这一段话：

1896年夏，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在上海创办《时务报》。9月24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严复与汪康年、梁启超书云：

“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已也。不佞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取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而。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荀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失也。”

严复大力支持、全身投入维新理论的宣传，对理论的力量有清楚的认知：“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 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

严复把《时务报》传播维新理论比作维新变法的响箭，“则《时务报》其嚆矢（haoshi,响箭，比喻事物的开端、先行者）也。”

严复本人对思想理论力量的认知、认同，说明他是自觉的清醒的思想家。他相信思想理论的力量“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还能“摧陷廓清、力破余地”，“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成为“警世”和“维新之机”的“先行者（嚆矢）”。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李鸿章回答美国记者“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的提问时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编，三联书店2001年5月北京第一版）严复很快就从 9月3日《纽约时报》上看到这次采访的综合报道，得到顶头上司这段话的鼓舞，立即写下“则《时务报》其嚆矢也”的信，决心组织“不吝啬”“讲真话”的编辑，要办“大发行量”的报刊。

严复一面为《时务报》供稿，一面加紧筹划在天津办报，建立北方舆论传播阵地，以便更直接、快捷地让“著书立论”“一出问世”，冀“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 。

1897年10月26日（十月初一），《国闻报》创刊号在天津出版。《国闻报》每日印一张，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毛边纸，单面印刷，对折成四页，每天约八千至一万字。《国闻汇编》，每十天印一册，约计三万字，用三号铅字排印。严复在《＜国闻报＞缘起》文中，叙述该报宗旨：

“《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 “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黙为祷祝者也！”（《严复集》第二册第453页）。严复是要把报刊作为“批判的武器”，通过《国闻报》自由发表政论，大胆干预时政，振聩发聋、新人耳目，达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吾之群强”、“而吾之国强”的社会效果。

在办报期间，严复常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以及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凱等人聚会，海阔天空地议论时局。严复经常为《国闻报》写社论，还约请北洋水师学堂部分学生参与了该报的编译工作。

从创刊到1898年10月14日，该报刊载的许多重要文章（社论）都出自严复的手笔。如：《＜国闻报＞缘起》、《天津国闻报馆启》、《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书中国备赴美国费城商会事》、《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再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论中国阻力与离心力》、《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中俄交谊论》、《拟上皇帝书》、《鸦乘羊者》、《＜如后患何＞按语》、《书本馆译报后》、《论中国教化之退》、《有如三保》、《道学外传》、《道学外传余义》、《保教余义》、《保种余义》、《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论中国分党》、《说难》、《时务报各告白书后》、《论译才之难》、《八月初三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等文章。（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第421页）

《国闻报》成了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创刊不久就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与上海的《时务报》构成南北呼应之势，被誉为当时南北维新变法舆论的“两颗明星”。

严复纯熟地运用报刊作为知识分子为国是建言献策的渠道，为自己在社会上挣得最强大有力的发言权。发表《拟上皇帝书》，等于公开向最高领导直言上书，打破了等级森严转递奏折、上朝启奏的规矩，并且把庙堂高论直接向全社会公开，而《八月初三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本就是面对京城精英包括官员、知识分子的论坛演讲。《国闻报》使嚴復声誉日隆，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演讲，办学，发表文章（包括书信），都是严复挣得自由言论权的武器。

1897年12月8日（十一月十五），《国闻汇编》第一期刊登了严复的《斯宾塞尔〈劝学篇〉》（未登完）。1897年12月18日（十一月二十五），严复将《天演论》译稿发表在《国闻汇编》第二册上（未登完）。这是嚴復《天演论》首次正式公开发表，从此正式开始了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出版系列专著，“致力于译述以警世”的伟大思想文化工程。

《天演論》译稿在《国闻汇编》上连续登至第六册，至1898年2月底《国闻汇编》停刊，仍未登完。此时，嚴復已经收到吴汝纶所撰写的《天演论，序言》，着手出版《天演论》单行本了。“《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胡适）知识界对《天演论》“普遍承受和近乎狂熱的崇信”，公认它是“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起點”、“近代中國最核心的信仰之一”。从1895年到1930年代的40餘年之間，各种版本《天演论》先后出版，中國可謂成了以《天演論》所主导的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直到70年代毛泽东还在提起严复、要求再版、再翻译《天演论》。2015年4与24日李克强在严复故居纪念馆指着《天演论》说：“严复的翻译确实做到了信、达、雅，这本书我插队时也读过。”“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一百二十年了，“天演惊雷”仍然发聩震聋，震撼着每一个“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的中国人！

1898年3月11日严复在回复吴汝纶信中称赞吴汝纶《天演论，序言》至少可以流传500年，也正表达了严复对“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自信。

自办报刊发表文章，出版专著之外，嚴復还积极参与和支持创办新学、新报刊，多处发表演讲，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向国外报刊供稿等，从而达到更大的社会影响。严复参政议政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他的思想言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被公认达到“振聋发聩”的社会效果。

严复支持英敛之创办《大公报》      

“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1906年，严复请郑孝胥书写悬挂于书房这幅对联，表达了他对自己思想理论于治国明民之道的充分自信。

 《天演论》结尾诗曰：“挂帆沧海，烟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

严复是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激情燃烧耀眼“明星”，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习近平《93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言》），其思想理论光芒刺穿风波茫茫的雾海，跨越世纪，照耀国人以大丈夫英雄气概，抓紧时机，不怕艰难，奋发努力，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