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43年国共的博弈，不仅让时人意识到未来国共之争不可避免，而且凸显出中共在自身力量整合、舆论争取及政治理论主导等方面的能力与实力。相较之下，高下立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1943年的国共关系恰是日后双方政治走向的预演，正如有学者所言，“国民政府毁灭的种子在 1943年就已种下”。

相对于前两次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1943年中共的应对更具策略性和战略性。一方面充分调动国内外舆论和根据地军民的力量来进行政治抗议和军事自卫，特别是通过发挥宣传优势，使得蒋介石自认“此轻重皆非之时，惟有暂取静默”。另一方面，中共以国民党积极反共、中共积极抗战的双重事实，向国人论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之命题，并借此强化党内统一、提升边区经济与军事实力。

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是当前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纵观全面抗战的八年历程，国共两党呈现出合作与分歧并存的态势。对中共而言，应对和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不仅关乎中华民族抗战大局，而且影响着中共自身发展与外在形象的构建。

1943年6月，在蒋介石授意下，胡宗南制定闪击延安计划，虽最终并未实施，却将国共关系进一步推向复杂化。就此次国民党闪击与中共应对，学者已有所关注，但迄今少有专文梳理中共应对过程和分析其对中国革命发展所产生之影响。鉴于此，本文结合毛泽东、蒋介石、董必武等当事人文献、《解放日报》、中共中央文件等各种资料，就上述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期展现抗战时期中共如何在国民党军事包围的背景下争取自我发展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一、制造舆论、力求避免

1943年 7月 3日，毛泽东就近期胡宗南部在洛川等地修筑工事，要求周恩来等向胡探寻并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当晚，却发觉“胡已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听候手令即行进攻”。6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新闻，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是日，国民党禁止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并于当夜派军队包围报馆。军事进攻、政治反共及禁止宣言的刊发，在中共中央看来，这是国民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

国民党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闪击延安？

一方面受国际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得蒋介石认为“此后对于国内共产党之方针与计划应加重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一生最大之对象，如果能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据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六组组长、主管军事情报工作的唐纵日记记载，5月 27日下午，国民政府军委会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第三国际解散后本党对中共之态度”。

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的解决中共问题之内在因素的促使。戴笠曾建议，“利用第三国际解散时机，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

对于此次国民党反共浪潮，中共中央虽有所防范，但未料如此严重，甚至就当时国共关系还抱乐观态度。如 7月 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仍向国民政府提出“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四项建议。在获知国民党军事进攻计划后，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以应对可能爆发的国共军事冲突。

首先，致电国民政府军事要员，抗议对边区的军事进犯。7月 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抗议“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强调“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6日，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及徐永昌，指出自 1943年 5月以来周围友军不断向边区进犯，特别是 6月 18日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区周围军事形势愈加严峻；强调内战发生对抗战的不利，对此“不敢不告”，还“敬乞明示方针，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两份电文充分展示了中共应对此次军事危机的抗议策略。明知胡宗南的军事进犯，势必受蒋介石命令，仍试图通过向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阐明利害，解除当前国共军事冲突。也就向国民党再次表明中共维护民族抗战大局的明确态度。

其次，尽量向外扩散消息、获取中外舆论支持。7月 4日，中共中央急电董必武，要其将蒋介石调集兵力包围边区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并强调“愈快愈好”；6日，再次电示董必武：“应将‘七一’纪念论文立即设法单印传播出去，又朱德同志致蒋、胡电亦应速即向外传布。”

根据中央指示，董必武积极活动，向重庆的中外人士力陈陕甘宁边区所面临的军事危机。如 7月 8日、9日，董必武会晤章伯钧等，指出：我党的态度第一步是竭力阻止内战爆发；第二步如万一胡宗南敢于冒险，地方军队如起而反对也是重要的；12日，董必武同黄炎培介绍 7日晚胡宗南军队炮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

国民党拟闪击延安消息的传播，引发了中外人士的关注。如 7月 5日，史迪威在日记中记载：近来有这样的谣传，红军被告知他们应该“合作”，否则蒋介石将于 9月进攻他们；6日，张澜致信蒋介石，“分析党争之害，反对蒋介石以武力吞并异党”；12日晚，王芸生曾询问徐永昌，朱德等呼吁中央军勿向陕北进攻事，“是否中央军有此企图”。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为关键的时期，国民党却准备闪击延安、掀起反共浪潮，不得不让外人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准备向共产党发动战争，而把抗日战争放在次要地位”。因此，通过发电抗议和对外消息的扩散，中共获得舆论层面上的主动。

据熊向晖回忆，收到 7月 4日朱德的抗议电文，胡宗南考虑“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也“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因此“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并电告蒋介石。9日，蒋介石回电“对陕北暂不动作”。此消息由熊向晖于 10日发出，由此形成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所提及“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

国际形势的变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蒋介石暂停闪击延安计划，但中共获知计划后的发电抗议和对外扩散消息，亦应是促使胡宗南、蒋介石考虑暂停闪击计划的重要因素。但此时对中共而言，发电抗议和扩散消息毕竟只是利用外部舆论来避免国共军事冲突，一定程度上属应急性，如何整合和利用内部资源来应对国民党反共行为，中共须有明确考虑并积极早准备。

二、动员根据地军民，“实行必要的准备”

7月 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指出国民党“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来实施反共行为，强调：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方针“不适用了”，要“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

现在来看，当时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意图的把握十分到位，即意识到国民党妄图利用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解散来“解决”中共问题，对此，要改变以往“和国”方针，开展宣传、军事两个层面的应对。但首要问题是统一边区党政军民就此问题的认识与态度。

7月 8日，《解放日报》在刊发朱德致电胡宗南、蒋介石等原文的同时，又揭露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张涤非及重庆国民党机关中央通讯社的相关活动，“西安特务机关所制造的‘民意’，和日本法西斯匪首东条及中国大汉奸汪精卫之主张如出一辙，均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毫无区别。一个堂堂当权政党之官方通讯社竟发出此种类似敌人与汉奸口吻之宣传，实属可怪之极。”向边区党政干部和民众公开国民党反共宣传、准备军事进攻的意图，并以“可怪”来引导读者审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

7月 9日下午，延安召开党政干部和群众大会。朱德发言呼吁民众要团结起来，共同制止内战；贺龙呼吁全国团结抗战，人如犯我坚决自卫；李鼎铭强调国民党当前的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萧劲光表示边区留守部队要时刻准备自卫，坚决打击进攻边区的人；刘少奇提醒边区军民接受皖南事变教训；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表示中共有 80万党员、几十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有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吴玉章强调“谁要想取消共产党，谁就要自取灭亡”；崔田夫号召整顿自卫军保卫家乡；作为劳动英雄，吴满有号召边区农民拥护军队，打死来咬我们的疯狗；工人代表朱宝庭则表示“别人要进攻边区，我们就要保卫自己”。

这次民众大会，鼓舞和坚定了边区民众坚持抗日、维护团结、保卫边区的决心和信心。会后，新华社工作人员晚上加班，3小时将大会上的发言“译好并播送到全国各地”，宣示边区干部与民众就国民党反共行为的不满。

针对国民党暂停闪击计划，7月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策问题。毛泽东指出：由于受国际形势变化、重庆各国大使的干预，特别是我党动员广大群众表示抗议，“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和缓进攻边区”，但新调来的军队并未完全撤走，我们“不能认为已经停止了这次进攻”，因此，要“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等。政治上遏制国民党“反共气焰”，主要通过《解放日报》展示根据地各阶层民众的政治抗议和自卫心声。

在陕甘宁边区，受 7月 9日边区民众大会的影响，民众纷纷表示要从自身出发，服务于当前危机的解决。如中央印刷厂工人日夜赶印“呼吁团结制止内战的宣言、通电、口号标语等千万份宣传品”，一个排字工人还表示“假如需要我拿枪去打死那些混蛋的时候，我就立刻到前线去”；曾参加过华北敌后战斗的工人强调“现在我们是一个文化宣传的战士，我要更坚定的站在这个岗位上，像在敌后战争环境中一样紧张地工作”。边区被服厂职工提出“加紧生产，准备战斗”的口号，要求增加义务工，并于 10日晚召开全体工人大会，一致要求：每天除 10小时工作外，增加义务工 1小时；星期天只休息半天，产品质量要保证做到规定标准90%以上，并按原来生产计划，提前半个月完成。

10日下午，陇东分区在庆阳南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向民众说明当前边区所面临的军事、政治双重危机，有士绅表示：“我昨天刚看了共产党‘七七’发表的宣言，他们一贯的主张坚持团结抗战，他们八路军六年来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艰苦战斗的精神，全国人民有口皆碑，但现在竟有人要消灭和进攻他们，这真是罪恶无理的行为！”定边二区农民赵良，对前来看他刚新修窑洞的民众表示：“谁要进攻边区，我们保管叫他一个也回去不成！”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华北、华中根据地民众也纷纷抗议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反共宣传，声援陕甘宁边区。7月 13日，贺龙、萧克及一二○师全体官兵向蒋介石、各战区司令长官致电，以古时宋明亡国痛史为鉴，要求对进攻边区的行为“速予制裁，以安军心，而利抗战”。是日，晋冀鲁豫文化界通电表示“誓为陕甘宁边区一百万人民后盾。并希各地思想界同人，一致起来，反对法西斯思想”。

15日，晋察冀边区各界召开“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大会”，聂荣臻在会上“号召边区军民动员起来，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而斗争”。大会并向林森、蒋介石及各院部长官、各战区等通电，表示该边区 1500万人民“与全国各抗日军队与一切抗日反法西斯人民，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战，为消灭日寇、汉奸及第五纵队、反共特务匪徒、内战挑拨者而奋斗到底”。华中地区，新四军“纷纷举行了动员大会、宣誓大会，声讨了蒋介石的罪行，并进行了军政检阅”，民众“以示威、通电抗议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斗争决心”。

军事上“必要的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调动若干兵力、增强边区自卫实力。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12日，他又致电聂荣臻等，“从五台区调 6个团，由吕正操率领西进至晋西北待命。不论蒋胡此次是否实行进攻，此 6个团西调计划不变更”。10月 21日，虽国共关系有所缓和，毛泽东仍“决由冀鲁豫边区调三个大团”到达陕北，“年底补充准备完毕，明年二月底到达陕北绥德待命”，并强调“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此计划决不改变”。做好军事准备，预防军事的决心显而易见。

其二，发动边区军民来应对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在 7月 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提出在军事上要进行训练的突击运动，在群众中进行自卫军的军事技术教育。毛泽东表示赞同，要求“组织全军的军事技术教育，各机关学校组织自卫军”。响应中央号召，边区各地积极行动起来。如延安市迅速成立运输队，往前线运输军需品；农民自卫军一方面加紧生产，一方面由 30岁以下的自卫军组成基干连，着重于特殊任务的训练；铁匠多打刀枪，木匠多做担架及运输工具，皮匠加紧生产皮带等，妇女加紧做军鞋的同时学做看护，儿童成立儿童团，站岗放哨；延署专区各县“已进行整顿自卫军，群众正纷纷准备土枪、土炮及各种自卫武器”；鄜县县政府党政干部 70余人，在帮助民众收麦同时，“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陕甘宁边区乃至整个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议和军事自卫准备，展示了中共领导下全体民众抗击国民党反共行为的决心和态度，从气势上压倒了国民党。毛泽东特意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批注：“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这就为中共回击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三、宣传攻势：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和抗战不力

国民党暂停闪击计划后，因认为中共的宣传攻势“刺激太甚”，一度重启闪击计划。照一般逻辑讲，既然此前国民党停止闪击，中共也就实现“力求避免战事”之预定目的，那么，为何中共中央反而在 8月份前后开展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

据目前的资料来看，中共中央发起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可以抓住机会，宣传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政策，维护全民族抗战大局。7月 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宣传闪击已收效，更因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如“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

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闪击延安计划的暂停，虽受国际形势变化及各国干预的影响，但根本上讲，是中共领导根据地军民抗议之结果。因此，中共要趁势抓住这个宣传有利时机，争取国共双方和平，继而坚定扩大对国民党的“政治攻势”和继续对抗“反革命宣传”的决心。

其二，表明中共中央还击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强硬态度。皖南事变后，中共一直秉持“不刺激”国民党的政策，且在蒋介石看来，就国民党刊发的《中国之命运》，中共“不敢有所异动”。其实 1943年国民党反共宣传的浪潮涌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早已察觉，本着团结抗战之考虑，决定“我方应取守势，待彼方进攻再行反驳”。那么，针对国民党准备军事进攻和叫嚣取消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中共认为有必要亮明立场，“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姿态，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宣传攻势的第一步，是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运动。

早在 7月 11日，中共中央就强调，“进攻边区，要想取消边区，要想取消共产党，这是日本法西斯的主张，仅仅是法西斯匪徒的需要”，将国民党反共行为视作法西斯的作为。1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今年三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 ”，“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逐渐将“反击”目标落实到《中国之命运》一文上，公开亮明中共对该书的批判态度。

21日，《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点明该书“实际上主张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呼吁“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反对新专制主义！”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评论对国民党“宣传攻势”的作用，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将该文“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

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依然如故。对此，8月 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宣传斗争则更加紧”，要“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16日，周恩来起草《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是以极端的唯心论哲学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础的；它的历史根源，“是官僚资本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它“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纲领是反抗战、反共、反民主的，它的策略具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对待我们时，采取以消灭我们为中心的时软时硬的策略；它的组织，“就是特务组织”，进行着“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活动。相对以往不点名的批评和留有余地的批判，周恩来这篇文章直接指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属于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了国民党的思想、纲领及组织。

宣传攻势的第二步，是揭露国民党抗战不力，主要公布国民党部分将领投敌事实和国共双方抗战成绩之比较。

8月 13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抗战迄今，国民党将领及其所率军队，叛国投敌现象，层见迭出”。“这种大批量叛国投敌的现象，是从国内政治反动，特别是从皖南事变以后，才日益增加的”。这说明“只有停止反共，加强国内团结，改革政治设施，国民党才能巩固自己部队，坚持抗战”。最后，文章以国民政府对待新四军及投敌叛国部队的不同处理方式，来说明国民党内部“是非不分，纪纲扫地”，引导民众认清国民党政治反动带给全民族抗战的负面影响。

8月 23日，中共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结合抗战六年来国共抗战成绩，批驳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命题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三十六个师团共六十万敌军中，国民党仅仅抗击十五个师团，计二十五万人（百分之四十二），共产党则抗击了二十一个师团，计三十五万人（百分之五十八）。至于那六十二万伪军，几乎全部都为共产党所抗击”。

新华社在发表这两篇文章时认为：“今观此二项材料，究竟真如蒋先生所说呢？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凡属国人，必须明辨之矣。”8月2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又指出：昨日公布的两个文献“以铁一般的事实和数字，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无耻谣言和荒谬宣传，鲜明地证明了这一个真理：即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没有了中国”。

由此来看，伴随着“反中国法西斯主义”宣传运动的开展，中共在批驳《中国之命运》的基础上，逐步以客观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最终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结论来提升中共抗战时期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表明了中共组织民众赢得抗战胜利的决心和态度。正如 9月 18日朱德出席延安各界纪念“九一八”事变大会时所言：中国人民一定要把失地收回来。我们的力量是靠广大群众，只有依靠广大人民才能收复一切失地。

中共发动的宣传攻势，引起蒋介石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共此次“乃为从来所未有”，加上美国因素的介入，自认此“殊非人所能忍受”，甚至整个 8月他都在研究“对共宣传之方针与办法之决定”。这从反面凸显出中共对国民党展开宣传攻势之成效。

四、主动“停止刺激”，重返国共谈判

12月 12日，蒋介石电告胡宗南“抽调一军赴渝，并令缓和陕北形势”，解除数月之久的内战危机。对此，有研究者将其主要归因于美国的干预。其实，不论是日苏关系的紧张与缓和，还是美苏对国共双方关系的关注，都只是促使蒋介石终止闪击延安计划的国际因素。要全面理解国民党终止闪击计划的历史原因，不能不注意中共自 7月 4日以来在政治、军事两层面的应对，尤其是 10月初中共主动停止宣传攻势这一历史因素。10月 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十月六日起，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相互停发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

之所以自 10月 6日起停止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中共有如下考虑：

第一，蒋介石此时已表示放弃军事进攻、用政治方式解决双方矛盾。9月 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中共“在激怒我”进攻，“如我进攻迟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能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即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故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这展示了蒋介石在军事进攻中共问题上首鼠两端的心态。

蒋介石还在是月 5日、8日的日记中提到“此时除此宣告隔绝共祸之一方式以外，再无较其他较妥之道矣”；用兵“若果持久不能解决，徒长匪焰，而与敌寇以复活之机”，“故封锁匪区，使之自缚阴乾，为唯一方略”。蒋介石虽在8月份重启军事进攻边区的计划，但考虑到军事进攻边区的后果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最终选择回归到政治解决途径，对于中共“解决之决心与计划，不敢出以孟浪之举”。与其说蒋介石受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的干涉而放弃闪击延安之计划，倒不如注意蒋介石考虑到军事进攻延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主动放弃军事解决。而此时“孟浪之举”之说法，应属于蒋介石自我安慰。

基于此，9月 13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展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尽可于国民大会中提出讨论解决”。对此，蒋介石指示“要认清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次日，《中央日报》对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进行报道，特别是公布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及蒋介石的相关指示内容。国民党处理中共决议案的决议与指示发表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及“中外一致颂扬，实为今后对匪宣传转变之枢机，共匪对美国之宣传奸计，从此或将失效矣”。对外公布政治解决中共问题，蒋介石表示出极强的争取舆论之信心。

第二，表明中共维护团结、继续抗战之决心。对蒋介石政治解决的态度，中共是怀疑的。如 9月 26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蒋所谓政治解决是欺骗，至少目前无此意”；2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董：“告小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中共要“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当作我党的表示”。现在来看，中共虽怀疑国民党“政治解决”的诚意，但从团结抗战大局考虑，还是应对国民党政治解决问题“态度”有所回应。

10月 5日，毛泽东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指出：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德国即将倒台，日本“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它对于中国，则是对共产党‘扫荡’，对国民党诱降”。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的走向会有三种可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照老路拖下去”及“改变政治方针”。毛泽东分析了抗战之后国共的关系变化，强调中共在认真履行抗战初期的四项承诺，而国民党在屡次破坏团结；号召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关系并未受国际形势的好转而变得乐观，内战爆发的可能性较大，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也许会通过继续拖延来积累内战的力量。因此，国内力量（包括中共在内）应该团结起来，在避免国民党走前两种道路的基础上，影响国民党向真正的民主、自由方向而努力。加上此时国民党内部强调，“要先停止双方刺激，使感情不恶化”。

综合这些分析可见，此时，中共主动停止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恰是以事实来向国内外表明中共维护国共团结合作、努力影响国民党走第三种道路之决心和态度。

就中共主动停止宣传攻势，蒋介石认为，此属“作妥协之宣传”，中共“态度渐变，暂时缓和之方略或可达到，此乃政策正确所致”。蒋介石暗自高兴，自认为中共态度变化乃“政治解决”这一正确方略所致。加上斯大林“保证苏联政府对其他国家之共产党不加援助”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促使蒋介石认为，“对中共军事行动方式，可以宽容一步，但在政治方面，须积极准备也”，胡宗南则决定“于明年一月将邠州方面之第八第七八师抽调后方整训”。至此，长达半年之久的国共军事冲突危机得以解除。

五、对中共的历史影响

1944年 1月 1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除非国民党下决心跟我们破裂，否则我们不应与它破裂”。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重新恢复到 1943年 7月之前的“和国”政策。但国民党掀起的 1943年闪击延安风波，不仅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而且对中共及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促使中共强化农业集体生产来增强边区经济实力，特别是注重互助组织构建的实用性。

在 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各种集体劳动中，劳动互助社的办法最为重要，应在全边区普遍实行起来。他虽肯定延安县利用民间互助形式的农业生产成绩，但仍坚持以组织劳动互助社为主。到 1943年 11月 29日，毛泽东又强调：“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型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边区劳动互助组建思路由此得以有效地统一。在 1944年春耕动员中，西北局“尽量普遍采取‘扎工’、‘编 [变 ]工’等群众所习惯所自愿的劳动组织形式”。

农业互助思路的这种变化，也受到了此次应对闪击的影响。在 1943年 10月 14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这次高干会“就是准备打仗的问题。我们反对破裂，反对内战，但投降派煽起破裂，就要有办法对付”。“如果全体人民的劳动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则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要增加一倍以上。”

11月 29日，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此时的互助合作经济模式，不仅成为组织群众、发展边区经济的重要途径，更是成为中共领导民众在“反对势力”包围下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基础。另外，此时农业“组织起来”也被视为国共本质不同的象征。如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在执行过程中，“要有群众观点，要依靠群众，要与群众结合一起，不要沾染国民党作风。这种国民党作风就是只向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东西”。

其次，中共意识到须进一步加强党内教育、统一思想。

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后，党内教育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1943年 2月 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去年高干会上“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时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6月初，他再次指出：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整顿三风、审查干部诸政策深入实行，党内外关系大为改善，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大为克服。

但通过此次闪击应对，中共发现一些党员“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此，自 8月 5日起，中央总学委要求在党内进行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正确政策的系统教育，努力使“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这“对于目前包围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

最为重要的是，在 8月 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国民党这次对我们的军事进攻确实打下去了”，“这次我们提出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它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与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历史进程的必然中也充斥着偶然。在蒋介石看来，中共“干部之间及其上下已离心离德”，“只有促成其内部变乱，乃比用兵进剿之策略，胜过千万矣”，“若我讨伐，则反促其团结”。而事与愿违，蒋介石的“美好”愿望落空了。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反共行为不但没有引发中共“内乱”，反而向中共党员表明其反动立场，证明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思想的正确，促进中共党内思想的团结统一。因此，在 10月 5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对国民党批判宣传的同时，仍强调党内阶级教育“继续进行，绝不停止”。

这就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讲的那段话的深意：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党内就大体上肃清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消除了认为国民党不要改造，中国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赶出去的思想；改变了认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解放区，使八路军、新四军不受限制的思想；树立了要放手动员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思想”。

相对于前两次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1943年中共的应对更具策略性和战略性。一方面充分调动国内外舆论和根据地军民的力量来进行政治抗议和军事自卫，特别是通过发挥宣传优势，使得蒋介石自认“此轻重皆非之时，惟有暂取静默”。另一方面，中共以国民党积极反共、中共积极抗战的双重事实，向国人论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之命题，并借此强化党内统一、提升边区经济与军事实力。

如将此时双方关系归置于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与斗争整体历程中，不难发现：1943年国共的博弈，不仅让时人意识到未来国共之争不可避免，而且凸显出中共在自身力量整合、舆论争取及政治理论主导等方面的能力与实力。相较之下，高下立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1943年的国共关系恰是日后双方政治走向的预演，正如有学者所言，“国民政府毁灭的种子在 1943年就已种下”。

【作者耿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摘自《党的文献》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