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美国研究》杂志创刊之初，笔者开宗明义曾提过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的问题，并给出了四个层次的“我见”。其中第四点说:

“美国之为美国，既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又有其成体系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于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美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值得研究的典型。这对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都适用；而这又使‘美国研究’本身足以成为一门综合学科”

应该说，这第四个层次才是把研究美国列入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但是做起来十分艰巨，自己有志于此，却深感功力不逮。又过了近十年，才敢进行一些尝试。本文是这一尝试的结果，也只是从一个侧面进行探讨。 此其一。

题目既是探究美国强盛之道，前提就是承认其强盛。整个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国力和地位一路上升，“超级大国”之名由此而来，到世纪末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执左右世界的力量之牛耳，是不争的事实。本文的主题就是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回头来究其所以然，回答美国“何以兴”这个问题。如果前提是美国衰落，或者貌似强大，其实中空，那就是另外一篇文章，这不是笔者的观点。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主要着眼于美国的强点和优势，无意求全。此其二。

讲美国强盛是谈论一个客观事实，不牵涉到价值判断，无所谓“好坏”。关于美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人自己在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论对其评价如何，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崛起和发展为超级大国 - 不仅其结果而且包括其过程 - 是对20世纪全球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其全方位的影响远超过当年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而且从当前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的又一轮的转型或革命 - 不论称之为“信息”、“网络”、“知识经济”、或“全球化”时代 - 来看，美国又处于遥遥领先地位，这种情况对世界是祸是福，不以我们的好恶为转移。此其三。

本文着眼于探讨人文的、精神的方面，即人的智慧和力量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有两条主线，一是物质的和表层的:科技、经济、军力、等等，姑称之为“硬件”；一是包括精神、思想、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比较内在而抽象的，姑统称之谓“软件”。美国在这两方面都有其“特色”，而二者相互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关联，既相辅相成又有矛盾。至于美国的客观环境和外在条件，诸如“得天独厚”，真正的“地大物博”，两洋大陆，历史机遇等等，论者已经很多，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赘述。美国的科技、经济领先的客观事实也为众所周知，不是本书要叙述的主题。现在主要是从“软件”中得到启示，从它的人文条件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的一个侧面来探索其“何以故”，并尽量从“特殊”中找出一般规律，此其四。

美国在我国既是热门话题，又是敏感话题，而且谈论美国总撇不开与我国的恩怨情结，因此深入研究美国，比其他问题更多一层障碍。本文力图把它作为一个客体，作冷静而科学的分析，感到有必要作以上几点交代。

本文摘自《学术界》2001年1期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资中筠

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发展和平等，一种制度，一个国家的兴衰、先进、落后，也取决于这两个问题解决的成功的程度。迄今为止，美国正是在相对成功地解决这对矛盾中走向强盛。从消极的治理社会弊病、克服危机方面说，它靠的是渐进主义，以改良避免暴力革命；从积极发展的动力方面说，它靠的是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这两方面的根源都在于直根于美国历史文化中的精神资源。本文就从这几方面切入，对“美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进行探讨。

（一）19、20世纪之交美国的状况

南北战争的结果，不但废除了奴隶制，而且使美国从几十个半独立的州的“联邦”成为统一的民主国家，尽管现在的中央政府仍援例称作“联邦政府”，其意义与南北战争之前已大不相同。这点非常重要，为20世纪美国的演变奠定基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进入了迅猛的工业化时期，在这过程中经历了社会转型。1886年贝斯姆(Bessemer)炼钢法的发明，使美国钢产量首次超过了英国，而两年后马丁炉的出现更巩固了这种优势。从此美国一路领先于欧洲。

姑以此作为近代美国的标志，到20世纪90年代的百余年算作一个历史时期，即本文要探讨的时期。19世纪最后20年也是马克吐温称之为“镀金时代”的时期，此时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大财团开始形成。比之于欧洲，一新一旧已经很明显。尽管欧洲的走下坡路是在一战之后，但是实际上到本世纪初发展的空间已经有限，所以开始酝酿打仗，这一困境已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道破。而美国却正像一架开足马力的新机器，有的是潜力，方兴未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恶性膨胀，各种典型的矛盾也都开始凸显，童工制、血汗制、危险而恶劣的工作条件、贫富悬殊、失业危机等等都日益加剧，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的城市出现许多贫民窟，成为一切苦难、丑恶和罪恶的集中地。20世纪头10年被认为是美国劳资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谁拥有工厂、矿山，谁拥有给工人居住的房屋，提供工人作祷告的教堂，拥有学校让他们的子女来读书，谁直接出钱养活传教士、教师、医生，警吏、偶尔还有法官，谁 - 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 - 就拥有了工人的肉体和灵魂。连规定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在管理奴隶方面都不能不讲的宽大基督教人道主义，现在在残酷的公司的管理中也没有了。” 。

除阶级分野外，种族也分等级，其不平等更甚于阶级，这是美国一大特点。黑人名义上得到解放，实际上命运并未好转，宪法第15条修正案形同虚设，解放了的黑奴在“自由”的身份下反而经济生活更加失去保障。更有甚者，遭受种族歧视的不仅是黑人，还有犹太人、亚裔、以及南欧和东欧新移民。他们的习俗和宗教都与先来的英国和北欧的移民不同，他们对待遇要求较低，更易为老板所左右。这样，19世纪末已经相当发达的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成果受到了威胁，于是移民的优越性转为负面效应。从19世纪最后20年起，美国就开始大规模排斥移民。

过去，社会矛盾没有达到欧洲那样尖锐的程度，是因为不满现状的人、缺乏竞争能力的人以及可能闹事的组织者可以不断往西行，留下的空位又有新移民来填补。此时“西进运动”已经到头，全方位领土扩张基本完成，大陆边疆大体定型。这样，以往通过开拓新边疆缓解社会矛盾的模式的余地已大大减少。

在这一切之上还有政治腐败。能左右政策的特权集团主要有:内战有功的退伍军人及其家人后代、大工业家、金融家、铁路建筑业主，等等。这些集团通过国会和当政者影响政策。再加以其他种种因素，原来以主持正义、公平，反对奴隶制，反对特权起家的共和党已经和民主党的右派结合起来，殊途同归，成为保守的力量。各项政策更加明显地为既得利益阶服务。在政府用人制度上出现了所谓“分赃制”，即当选的总统把政府职位视为囊中猎物，在支持自己竞选的人物中论功行赏，进行分配。这样，必然导致公务员素质下降，政府威望和效能日益低下。总之工业社会和官僚政府的种种典型的矛盾此时在美国已经相当尖锐和突出，旧大陆的病症新大陆似乎也难以逃脱，而且还加上美国特有的、先天的种族矛盾的顽症。

欧洲许多国家在这样的形势下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动乱和革命。美国却得以避免。列宁指出，爆发革命的条件是人民不能在原来的条件下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统治下去。美国的独特处恰恰是统治者及时地改变了统治方式，从而也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条件。

这种改变是渐进的，当然也是不彻底的，但足以实现在稳定的局势中使国家发展强盛。这种改良的力量并非只靠政府，而在于上、中、下三方面力量的结合，即:自上而下的政府的政策措施、自下而上的公众批判和抗议运动，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私人公益事业。并非所有国家都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美国有它特有的历史文化条件，这就是下面要探讨的。

（二）思想精神资源

通常人们对美国有两种看法:一是历史很短，没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二是暴发户，因而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贫乏。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不全面的。物质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贫弱，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富强，这正好是我国当前相当普遍的认识误区。有一点人们往往忘记，就是作为实行代议制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最“老”的 - 美国独立比法国大革命早13年。更何况，在独立以前的殖民时代，欧洲早期移民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了200年。因此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毋庸赘言，美国的思想资源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美国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而源远流长。不过欧洲的思想传到美国之后，在“新大陆”的土壤中进行了选种、变种、生根、开花、结果，就带有了“美国特色”。

美国的精神传统和思想资源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新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对美国人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的浊浪中的净化剂。关于自由主义，通常也有一种片面的理解，只强调个人自由竞争这一面，而忽视其包含平等的原则。事实上，所谓“天赋人权”，其前提是人生而平等，拥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约翰*米勒概括为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四大自由。在美国还特别强调机会平等，是在平等的机会中个人凭才能和努力获得成功的自由。这种包含个人自由和公平两个方面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成为美国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假如可以称作美利坚民族的话）的胶合剂，是在最大的差异中的共同标准，也是一切改良的动力和指针。

美国的政治体制从根子上说，从立国开始就摈弃了“人治”- 亦即依靠领袖魅力的治理- 而坚决选择了“法治”。在这点上华盛顿总统厥功其伟，史有定评。尽管多数来北美洲的欧洲移民，特别是参加独立战争的开国思想家们都信奉立宪政府，不会赞成专制制度，但是在独立之初，像一切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一样，华盛顿威望极高，在人民中也有被神化的倾向。只有他一人能使分裂的各派心服，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如果他当时有集权的欲望，或经不起权力的诱惑，或者过分相信个人的力量，不知不觉间以自己的意志来治国，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由于汉密尔顿和杰弗逊的不和，大家都希望他留任，如果他要当终身领袖，十分顺理成章。但是华盛顿本人碰巧是权欲淡薄的人，这种“淡薄”不同于东方式的消极出世的个人修养，而是出于对代议制和宪法政府的坚定的信仰。他只利用他的威望促进符合法治原则的宪法和政府体制的建立，然后功成身退，再不干政，从而建立了健全的领导人更替制度，从一开始就为整个美国民主制度奠定基础。

当然这与美国没有一个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贵族阶级有关，并且是一批当时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共同的功劳，不完全是华盛顿一人之力，但是他的做法至少使美国在立国之初避免了革命以后经常遇到的为接班人问题纠缠不休的折腾。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不是民粹主义的，从宪法和机构的建立开始，就十分注意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而且，民主权利的普及也是渐进的，这点与法国的传统不同，较少街头民主的传统和群氓政治的可能，这为美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到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两大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思潮，一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顶峰；一是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后来斯宾塞（HerbertSpencer）加以引伸，用之于人类社会，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两种思潮在欧洲的命运非本文主题。

在美国，达尔文的进化论确实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遍及哲学、教育、社会学乃至心理学。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更是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繁衍的土壤，出现了一批热心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主要在经济学界，总的是为当时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的合理性辩护。 但是到了20世纪，弱肉强食的法则已经弊端百出，社会不平等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而且所谓的“起点平等”、“机会平等”日益暴露出虚伪性。此时在理论界出现了对立面，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主张政府干预，对缓解社会不平有所作为，形成一种平衡的力量，促成了一系列的改良。

总的说来，美国社会实践的主线还是自由竞争，在美国早期建国过程中，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力。直到现在，相对而言，美国因平等而妨碍效率的程度比欧洲国家要轻得多，而不平等的情况则比西欧严重。于是就出现在语义学上令人困惑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词在美国一反其原义:“保守主义”指倾向于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经济政策，因为这是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狭义的）反而指倡导政府干预，多一些规章制度，抑强扶弱的主张。简单化地说，前者主要着眼于刺激投资者的积极性，让资本家先赚了钱，然后向下渗透，泽被全民；后者着眼于保护底层人民的基本利益，强调平等，在经济上则是通过提高全民的购买力来刺激经济繁荣。

这两种思潮归根到底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是一个核桃的两半。正因为美国的实践主线是自由经济，其自然倾向是贫富差距扩大，所以知识分子和社会舆论的主流在多数时间内是“自由派”声音较高，即为弱势群体说话，放手批判现状。有时越是处于边缘的少数主张，越以引人注目的姿态出现，这往往给外人以错觉，以为美国思想界主流出现左倾。事实上美国思想界的重心比多数欧洲国家要靠右。

如果以“左”和“右”来概括其思潮和政治的变化的话，犹如钟摆，每隔一段时期就向一方摆动一次，而总的趋势是向中间靠拢。最激进的改良没有脱出自由主义的框架。这个框架弹性较大，右边界是法西斯主义，左边界是共产主义，在这个框架内左右摆动，不断调整，是美国的改良的特色之一。

从对美国制度冲击的角度讲，本世纪有过两次最大的危机: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二、60年代的社会危机、信仰危机。从政府改良的角度讲，本世纪有过三次高潮:一、从世纪初到一战前，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的改良；二、30年代随着经济大危机的反思和小罗斯福《新政》；三、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民权立法及“伟大社会”计划。至于公众批判和抗议，则无时无刻不存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黑人争取平权的民权运动，这是波浪式的持续性的。二、20世纪一十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掏粪”（或“揭丑”）宣传；三、60年代“反文化”抗议运动。下面分别予以简述。

（三）上中下结合的渐进改良

胡适20年代观察美国，颇有感慨地说过:“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进步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 。这诚然是一语中的。渐进主义的确是美国发展的一大特点- 不断从改良和妥协中化解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其他方式的无序的政权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没有经历过“和传统决裂”的过程，基本上在原有的思想和政体的框架内不断更新、变化。

自上而下的政府改良

正如列宁所说:“西奥多*罗斯福和进步党人的全部纲领、全部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这样一点:怎样通过……资产阶级的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 ，实际上整个美国改良的过程都可以说是在拯救资本主义，而西奥多*罗斯福（下称老罗斯福）政府可称起了开山作用。这拯救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并不是消极的“拯救”，而是在不断克服矛盾和危机中飞速发展。事实上，没有发展，就谈不上拯救。

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一大创新就是福利国家的形成。福利国家之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劳动者斗争的成果，也是资产者让步的措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美国史家提到美国的改良，一般都提“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这是有道理的。20世纪上半部美国采取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逐步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刚好就是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这一转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开始干预经济生活，二是政府成为调节各种矛盾，特别是劳资矛盾的中介人。

在政府改良中，小罗斯福的“新政”可称承前启后，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划时代的影响。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挑战和迎战都是戏剧性的，其影响之深远，再强调也不为过。而归根结底，它紧扣“拯救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新政”的内容众所熟知，不必赘述。单纯就解决经济危机而言，如果没有二战，它的成效究竟如何，至今论者看法不一，姑存不论。这里要强调的是它对美国的改良模式和观念所产生的革命性的深远意义:

1）政府职能大转变:从小政府到大政府，从尽量少管事到多管事。这实际上是对美国自杰斐逊以来赖以立国的的政治理论的一次深刻的变革，与美国人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观念相背。如果不是非常时期，是很难实现的。当时面临空前的危机，人们接受了这一观念:一个关心群众福利的犯错误的政府要比一个漠视人民疾苦无所作为的政府好。危机过去之后，传统思想又有回潮，大政府和小政府之争一直存在，但是政府有权也有责任干预经济这一观念已经合法化，争论只是在干预多少而已。

2）第一次在基本人权中加入了“经济正义”的因素。这是对旧自由主义的一大修正。罗斯福提出了新“四大自由”，即: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前两项是旧四大自由的合并，在西方已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增加的核心就是“免于匮乏”的权利。从此，有人挨饿不仅是私人的事，而是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政府和全社会有责任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从这一观念出发，一系列的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法令不但有了依据，而且是政府和社会强势集团应尽的责任。“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的观念和机制从此逐步确立。

3）政府成为调整劳资关系的中介。罗斯福政府除了制定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规外，还首次立法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权”。政府出面说服资本家接受这些向劳工让步的措施，以此换取劳工的妥协。这样，工人的权益有了一定的保障，而工会不再是一种反社会的激进势力，变成了体制内的一个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性质，换言之，可以说工人阶级受到了“招安”，从而取得了社会的稳定。

以上几点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的稳步改良。当然危机过后，旧的习惯势力必然有反弹，但已不可能回到完全弱肉强食的社会，新的框架已经定了。对美国政治文化来说，可称完成了一次观念上的革命。从理论上，赤裸裸的、不加修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不再能进入主流。

当然，“新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罗斯福与他的谋士们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而是美国不断改良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从政府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政见来说，“古人”从上个世纪已经开始，若从本世纪算起，则主要从老罗斯福开始。“来者”则绵绵不绝，以后历届政府都在福利制度上添枝加叶，尤以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计划”达到登峰造极。不论在具体政策上有什么压缩和调整，美国式的福利制度已经形成。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不能详述，仅对老罗斯福与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重大措施略作介绍。有意思的是，这几位总统对外都以帝国主义扩张和干涉著称，而对内的的确确向社会平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老罗斯福总统任期1901-1908，刚好是本世纪初现代美国的开始，也是美国第一轮社会改良思潮高涨时期，史称“进步主义年代”。他在总统任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立法措施，其中下大力气“抑制豪强”，取得突出成绩的有两件事:一是限制垄断资本，于1903年促使国会在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基础上通过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总统干预经济的权力，为后来威尔逊政府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先声。二是调解1902年宾夕法尼亚15万煤矿工人大罢工。此次罢工由于矿主态度顽固，僵持5个月之久。最后政府出面干涉，通过软硬兼施迫使矿主同意与工会谈判，并同意政府仲裁，同时说服工人复工。最后结果除增加工资的幅度外，基本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其中有长远意义的是建立了9小时工作制，以及在矿内劳资双方谈判的制度。

这两件事开政府敢于抑富扶贫的先声。的确如老罗斯福所说，是在美国进入新的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一次在积累和分配的立法上的大调整。他用的词是防止“过度资本化（over-capitalization）”。与此同时，他还在政治上励精图治进行了重大的吏治和税制改革。其结果不但使当时正在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缓和下来，而且开启了一种解决矛盾的机制。以此为先例，以后历届政府又陆续通过一系列保护劳工的立法。老罗斯福的举措的重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宣告:治理美国的中心是在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美国政府既向社会平等的方向进行干预走了一大步，又为达成劳资妥协、保存和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防止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一种模式，为日后小罗斯福政府大规模的“新政”打下基础。

约翰逊与老罗斯福一样，都是在前任总统遇刺后就职，他的改良的思路与肯尼迪一致。其政府的特点也是大幅度的改革与大力扩充军备对外用兵相并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既要黄油，又要大炮”。此处主要讲他的“黄油”这一面，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向贫困开战”和“伟大社会”计划。“伟大社会”虽然是继承“新政”的传统，但是时代背景很不相同。此时美国经济不但没有危机，而且持续增长，进入“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惟其经济繁荣富足，贫困的存在就愈形突出和不可容忍。这是“向贫困开战”的口号的来源。当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主要着眼于社会公正。另一点与前人不同的是，种族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

简而言之，在约翰逊任内实现的各项改革中最重要的有两大领域，一是关于种族平等，一是医疗保障。种族平等体现在1964年的《民权法》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 。这是美国黑人斗争史上一件大事，尽管其实际贯彻还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一立法确有深远意义，把黑人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从观念到实质都提高一步。以后，为在行动上切实落实，又颁布“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lan）。 应该说，在种族平等的改良方面，60年代是一大分水岭，群众运动当然是主要动力，就政府而言，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态度和措施的力度超过以前历届政府。

另-意义重大的措施是通过“ 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medicare and medicaid）法。美国在建立普遍的医疗保险制度方面起步晚于欧洲，杜鲁门政府曾企图施行，以阻力太大未获通过。到约翰逊政府终于将两项法案作为对1935年《社会保险法》的修正案获得通过。前者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老人和不到年龄的残疾人；后者的对象是低收入者，不受年龄限制。这是继“新政”以来改良派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大大地扩大了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除此而外，还有《中小学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府对教育的资助；《模范城市法》由政府拨巨款建造廉价住房、改造城市设施、改善贫民区和贫困地区的环境、卫生条件、教育和娱乐设施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由政府拨款关照贫苦居民的，不仅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进一步得到巩固，基本上形成了社会安全网，更重要的是使机会平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是美国福利制度的顶峰，与此同时，他以反共的名义深陷越南战争，使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空前程度，成为左派、右派都攻击的对象。其后果除了自己被迫放弃竞选连任外，也造成以后政策向保守方向逆转的契机。

里根政府政策是一次较大幅度的向保守方向逆转，被称作“劫贫济富”的经济学。然后又出现克林顿的“中派自由主义”和改革福利政策的方案。总的说来，美国的政治主流基本倾向是向中间靠拢，社会批评家和政客竞选可以慷慨激昂，言词激烈，但在实践中，最保守的不能打破现有的福利制度框架，最激进的也不会损害大企业的根本利益。

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

自上而下的改良得以成功，有赖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黑暗面，金钱的罪恶、权力的腐化作用对任何种族任何国家的人都不例外。而且既得利益者都难以自动放弃特权，因而任何国家制度的设计中都包括某种揭露、批评和防止腐败的机制。即使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权也还有“言官”、“谏议大夫”、“御史”之类的职位，理论上是负有揭露和针砭时弊的责任的。特别是开国之君总希望从前朝衰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找出一种能防止政权腐化，达到长治久安的机制。但是在专制和集权的制度下，无论当政者主观上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实际上做不到。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的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毛孔中都带着血污，那么，在言论自由保障下的公众批判就是其净化剂。如果说，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那么公开的监督就是其制约。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对它的批判而成长。这种批判不一定立场都是“正确”、“进步”的，有时甚至是反映了被推翻的阶级的怀旧情绪（如巴尔扎克的小说），但是只要它是符合现实的，就有积极作用。扎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深厚的批判现实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定义就和批判精神联系起来，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为核心的社会良心，对一切有背于这一理想的社会弊病加以挞伐是其天职。这也正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这一传统当然起源于欧洲。19世纪丰富多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及其传世之作可以为证。

这一源于欧洲的传统自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得到充分发挥。诚如美国思想史学家霍夫斯塔德所说，美国公众每隔一段时候就要掀起全国性的自我反思的浪潮，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远的不说，整个20世纪这种自我批判从来没有断过，可以说，从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文学就不约而同地以批判特权阶级为己任。我国读者熟悉的马克*吐温是最早的代表之一，不过当时还没有形成规模。大约20世纪前半是批判文学的鼎盛时期。

第一次高潮是从世纪初到一战的“进步主义”运动。这个时期，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立面，有社会科学界的新理论、新闻和文学界的暴露文学、小生产者和底层老百姓的呼声以及政治活动家的政策主张，共同形成了当时“平民运动”和“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这些集团的利益和目标很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揭露各种黑暗内幕，都主张政府应该对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种种罪恶有所作为。它们汇集成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对当时正在趋于腐化的美国政治起了遏制作用，也为老罗斯福厉行吏治改革和一系列改良政策提供了舆论基础。如果没有本世纪初的政治净化斗争和吏制革新，以后小罗斯福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方向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一改革是加大政府的权力，其前提是各方面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如果没有廉洁奉公的大批执法者，改革就会弊病百出，失去群众的信任，最终以失败告终。这种悲剧在中外改革历史上并不鲜见。

整个20世纪，美国社会批判的声音时有起伏，却从来没有被压制下去过。一个证明是不少批判美国国内外政策的激进言论，就是在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出版的，其中包括号称“修正学派”的左派著作以及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至少大学校园中自由主义传统始终未被完全压下去。

对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产生怀疑而对社会主义国家有所向往的思潮，本世纪内只出现过两次，时间都很短暂，而且也从未占主流:一次是1929-1932年的大危机时期，那是工人运动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共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时候（1932年美共总书记威廉*福斯特竞选总统得十万另两千多票，不够一个选举人），许多著名作家思想左倾。但是这一思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一方面为罗斯福的“新政”所化解，一方面因斯大林1933年开始的大规模清党和镇压而幻灭。另一次是60年代越战时期，当时美国经济相对繁荣，福利制度也相当发达，批判的动力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以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为中心对美国内外政策发动全面批判。其中激进派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发生根本怀疑，这是对“冷战”的逆反，和对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清算，还有对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厌倦。同时也受当时世界潮流的影响，特别是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和被误读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果政府通过两手予以消解:一手是通过联邦调查局等对激进组织从内部分化、破坏；更重要的一手是对内加强福利制度、认真采取反种族歧视措施，对外撤出越南，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此后，许多批判健将逐步汇入主流，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大多数人还保持左派自由主义的观点，继续为社会平等呼吁，不过不那么激进；少数人幻灭后走向另一极端，汇入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或称“新右派”；其余一批人未能进入中上层社会，处于边缘地位，也许有人有受排挤感，但是也并非走投无路。

社会主义思潮 -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 在美国始终没有像在欧洲那样成气候。在所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国会中没有类似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代表的国家。其原因除了欧美学者如桑巴特、特纳、丹尼尔*贝尔等已经提出的之外，笔者提出了“时间差”和“反面榜样”的补充解释:

“时间差”是指美国的发展后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矛盾已经难以忍受时出现的，很快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此时美国还有很大缓和的余地。到本世纪初，美国矛盾尖锐化时，各种政府的和慈善团体的改良措施已相继出台，虽不能根本解决，却足以缓和矛盾到可以控制的程度。美国的权势集团，包括政府和企业主，对于防止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兴起确实做了自觉的努力。他们不能像专制制度那样通过压制言论、剥夺人民抗议的权利的方式加以遏制，只有加紧改良措施，以消解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革命存在的理由。这是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权势集团积极改良的动力之一，也是其效果。可以说美国的资产阶级十分明智（也可以批判为十分“狡猾”）。“反面榜样”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在大部分时间内起了反面榜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理论比之于任何改良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吸引力和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彻底性，不言而喻，在这个社会中，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人民应该享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确实在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工人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产生过这样的吸引力，从而使资产阶级怀有恐惧心理，这是20年代“恐赤潮”之由来。苏联革命初期物质上的极端困苦并没有影响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执政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清洗和镇压不断使一批一批的向往者幻灭，而且使各国忠于苏联的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在本国人民中孤立。结果，本来对美国社会极为不满的人鉴于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二害相权取其轻，只能与改良的资本主义妥协。

到90年代初，由于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一些思想者沾沾自喜，“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认为一劳永逸地确立了西方制度的普世性，再不会有挑战。但是过了几年，世界的发展似乎并不完全如他们所想象，再回顾美国国内，尽管作为国家富甲天下，但是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本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所批判的种种城市罪恶有增无减，科技高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引起根本怀疑……，于是批判之风又起。在学术界，承六、七十年代欧洲思潮之余沫，兴起了对所谓“后现代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实际是美国思想界的常规，每隔一段时期就对本身进行一次审视，也是对前一段过于自信的逆反。这种思潮也反映了对后工业化社会和整个科学发展的迷茫和怀疑，与60年代有相似之处。但不论是国际和国内形势，还是其本身的表现和影响都与本世纪前几次的思想批判不可同日而语。当前的“左派”思潮始终局限于学院内，在学术界也处于边缘，一则是语言晦涩，很难有广泛的读者，二则是只“解构”已有的秩序，不提出建设性的主张，也不准备有所行动。但是这种非主流的、批判的声音存在，总有其合理性，并且是社会活力的表现。另外一种批判来自权势集团内部，表现了一种忧心。

例如5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之后的“导弹距离”说，引发了权势集团内部对美国教育的尖锐批评，导致教育改革；80年代对日本经济强势的夸大和“美国衰落论”，导致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深入研究和改造；还有担心白人主流文化失去控制地位的“美国四分五裂”说（阿瑟*施莱辛格）、“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每一次总统竞选中两党以及竞选双方的互相揭短、攻击，除去涉及个人的之外，多数都是对当前政治和社会弊病的审查，其所指出的问题之切中要害和批判之尖锐，不亚于来自基层愤愤不平的群众的批评。尽管有些问题在野者执政后照样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定期的公开批判至少可以起敲警钟的作用，并引起全社会的注意。瑞典著名社会学家古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20、30年代访美，对美国人的公开自我揭短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之于基督教对罪行的忏悔心理。他写道:

“美国人强烈地、诚心诚意地‘反对罪行’，对自己的罪行也决不稍怠。他审视自己的错误，把它记录在案，然后在屋顶上高声宣扬，以最严厉的词句批判自己，包括谴责伪善。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话，那不是由于其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缺点。”

不论是出于基督教的悔罪伦理，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公众认知权的原则，还是出于媒体的揭丑传统，还是出于权势集团的忧患意识，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和对通过公开讨论解决问题的信心是美国改良机制的灵魂，也是其活力所在。反过来，也可以设想，在这样锲而不舍的大声疾呼、公开“家丑外扬”的制度下，仍然腐化丑闻不断出现，如果加以遮掩，压制批判，听任脓疮在暗室中发酵、发霉，其后果将是如何。

一方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全社会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判的传统，共同促成了持续的渐进的改良。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却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一次次度过危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在不断摇晃中避免了激烈震荡乃至解体。

中介势力-基金会及其他私人公益事业:

在美国的渐进改良中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力量就是私人公益事业。国人所熟悉的各种“基金会”是其中一种形式。这种公益事业古已有之，现在也非美国所独有，但是在美国最发达，其达到的规模和所起的作用任何国家无法比拟。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基金会这一事物为例，它兴起于20世纪初，与进步主义同步发展，到目前数目已达几万个，资产上千亿，可以说是20世纪美国一大特产。它是政府的补充，是社会的缓冲剂，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佳途径，授受双方都从中得益。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两大特点:一、从一开始，都是以传播知识，促进文化教育事业为宗旨，已经形成传统，这一点对美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而且其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影响一方面对造福人类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在全世界扩大文化影响的有力途径，是外交政策“沉默的伙伴”；二、它是由大资本家自愿出资成立的，但是一旦成立，就成为独立的、根据基金会的章程和有关法律运转的机构，不以出资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不同于个人的慈善行为。

造成资本家“自愿”把一部分财产归还给社会的原因很多，不能简单地以“沽名钓誉”，或争取免税来解释，尽管不排除这种因素。更深层次的还要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重教育的传统和渐进主义的妥协模式中去找。它还体现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根深蒂固的疑虑，对“私人”力量的推崇，也是“向下渗透（trickling down）”理论的极好的体现。这是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资产者的一大创举，在美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也可以说是美国式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从世纪初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世纪中的福特到世纪末的特纳和比尔*盖茨都遵循这一“发了财就捐赠”的传统，而且都着眼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在普通人那里，基金会已进入的日常生活，凡有人想要从事科研、教育、文化或社会公益事业，自然就想到向某个美国基金会报一个“项目”，申请资助。全世界都如此（即使是欧洲的一些著名文化学术机构，追根溯源，其资金来源的重头往往是美国基金会），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一事物的巨大意义，特别是它所起的平衡自由与平等的悖论的杠杆作用。这样一种威力巨大的事物产生和发达于20世纪的美国决非偶然，其物质基础是民间聚集的巨大的财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富人手里的钱多得花不完，任何国家无可比拟；另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思想传统。

若追根溯源，美国的捐赠思想还是来自英国，早期的温特罗普、富兰克林等人已有不少言论和行动。到本世纪初，开大基金会风气之先最著名的当属钢铁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们以残酷无情的手段发家致富，得到“强盗爵爷”的恶名；同时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对各项事业的巨额捐赠成果累累，而且树立了基金会的模式，对整个这一领域都有深远影响。他们捐赠的重点多在文教、卫生、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还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大多带有开创性，其业绩在一篇文章中难以尽述。 现在要探讨的是其思想基础。老卡耐基与老洛克菲勒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所属教会不同，在建立基金会之前都已进行过大量捐赠，身边都有笃信宗教的好友为其策划把捐赠制度化。卡耐基发表的文章题为“财富的福音”如今已成为公益事业的经典。 其中表达一种信仰，归纳起来，就是：社会的贫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就是有优劣之分。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凭才能和努力达到的。但是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为帮助不幸的“兄弟”和改善社会而做出贡献，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卡耐基还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捐赠不能等到死后，而且认为如何敛财和如何散财同样需要智慧和才能。老洛克菲勒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思想。他接受其好友盖茨的意见:一是巨大财富如不在生前作恰当处理，对子孙是祸不是福，甚至对社会将产生不良影响；二是要科学地进行慈善捐赠，使花的钱产生最大社会效益，变“零售”为“批发”。这是建立基金会之由来。他的信条之一是“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

对于那一代美国人来说，基督教的信仰的确是一种内在的动力。但是不止于此，它还代表美国精英的一种理想。从一些大基金会的宗旨、纲领中可以看出，它们大致目标和性质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同时也致力于巩固美国的现行制度和向全世界扩张其影响。在各大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有威望的会长或顾问。他们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财富的支配权，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于工作中，使基金会带有自己的印记。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不过有几个共同点：都是胸怀大志，动辄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都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也就是着重治本而不是治标，因此选项带有前沿性、开创性；关于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不同的人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则是共同的。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基金会的倾向性可以促成一些重大发明，或整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或影响某些学术机构的消长。它还是各种“思想库”研究项目的主要经济来源，无形中对政府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待社会弱势集团和不发达国家，特别体现了美国的“白人的重担”和“天命”思想。在国际上，当然维护美国的利益，不过基本上忠于和平和人道的途径，仍以文化教育为主业。

基金会这样一种公益事业发达于本世纪初不是偶然的。它刚好处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导下的自由放任经济的顶峰和要求平等的进步主义思潮勃兴的交汇点。那些大工业巨头们无不是乘自由市场经济之风扶摇直上，到达高处时却发现自己已是众矢之的，被当作一切罪恶的化身，所植根的社会正在孕育着深刻的变革。他们处于两面夹攻之中，一方面是底层劳动者和社会舆论的愤怒和批判；一方面是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和其他限制措施。更有甚者，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已传入。在这种情况下，有远见的企业家明智的做法是采取主动，汇入社会改良的潮流。因为这些大富翁都是制度的受益者，十分珍惜和热爱这个社会，不愿看到动乱和革命，彻底改变现状，于是自觉地以主人翁精神来为国家排難解忧，以巩固正在迅速发展的企业制度和政治秩序，并使之为广大公众所接受。最方便、最现成的手段就是发扬捐赠的传统，使其更加有组织、有目的、达到最大的效果。同时也使自己身后留下较好的名声。所以，社会调和是其实用的目的，用卡耐基的话来说，是要“使得兄弟的纽带仍能把富人和穷人联结在和谐的关系中”。

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讲，目标是一致的，是起“补台”作用，在主要政策上默契配合。大基金会本身就是构成美国权势集团的主要部分，其负责人与政府高级官员经常对换角色，在相互的大门中进进出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但同时它又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而且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非官方和独立性，与政府保持距离，并且从思想上又是政府干预的反对派。政府则一方面以免税鼓励捐赠，一方面又对它不放心，需要经常进行审查、监督和限制，有时相互之间关系很紧张。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压力可以来自“左”、“右”两方面。例如，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一些大基金会曾以“亲共”嫌疑受到国会审查；60年代末，享受免税的公益事业又受到滥用权利为资本家谋私利的指控，国会曾举行大规模的听政会并通过著名的《帕特曼法》加以限制。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罗斯福的“新政”划线，私人公益事业在这前后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自“新政”之后，政府担负起社会福利事业，在观念上责无旁贷，在实际开支上也占大头，远远超过各种私人捐赠的总和。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私人公益事业在帮助美国社会克服危机，平稳过渡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二战以后则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它所具有的灵活性和优越性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的作用仍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不能单纯以拨款数来衡量。总的说来，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业是美国制度的支柱之一。如果说社会批判运动和舆论的揭丑是对疾病的检查和诊断，那么基金会的活动就是一种治疗手段。它不是动手术，而是保守疗法，所致力的不是“拆台”而是“补台”，起的作用是抹平尖锐的矛盾，推动健康的发展，所以它是美国渐进改良中一股强大而稳健的推动力，而且站在这一改良的最前沿。今天新生代的美国富豪的思想状况和价值观念与当年的巨头们显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例如比尔*盖茨不见得有卡耐基那样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但是致富以后应该为社会公益事业有所捐赠，已经形成传统，也是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并且在操作上也有成熟的法律和机制。所以，“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这一代表美国人双重人格的模式还将继续下去。

综上所述，美国的平稳发展得力于三种力量联合的渐进改良。但是尖锐的社会矛盾是通向适时的和平改良，还是政治集团阴谋政变，还是群众性的暴力革命，往往不以人的理性判断为转移，而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决定性的是统治者的意愿及其主导思想和群众的传统和行为模式。而这上下两方面的传统，归根结底还是长期的政治体制和占社会主流的思想培养出来的。

（四）美国基础教育薄弱 吸纳他国基础教育成果以自强

80年代中期，以保尔*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为契机，“美国衰落论”曾在美国和世界风行一时，当然都有相当的事实和数字依据。但是笔者一直不以为然，认为美国的潜力远未发挥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优势，后来在《战后美国外交史》的“绪论”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能及的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过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智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既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现在看来这段话已为近年来的事实成倍地证实，但是还没有揭示美国吸引人才的内在根源。那时“知识经济”这一新名词尚未流行，但是大家都已意识到在今后的发展中知识或智力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这是肯定的。前几年，“后工业化社会”一词用得较多，但是不明确这“后”面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称呼，那就是“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美国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优势之最就是人才。这里有作为移民国家的先天因素，也有教育文化的后天因素。不仅是高级人才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普遍的人口素质，也就是“国民性”。

先天的人口优势与人尽其用的环境相结合

美国在“人”的因素上得天独厚在于移民国家的特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民族的人口构成如此复杂，没有哪一方土地是这样的万国殖民地，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几百年来总能博采各民族之精华为己所用，而且这一情况还在继续下去。当然这一特点也正在造成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成”远超过“败”。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民族大迁徙，许多国家今天的一部分人口的祖先也来自其他地方。但是美国情况不同:1）美国的移民是陆续形成，一批一批来的，不是一次涌来；2）最早来美国的移民是来自当时世界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带来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观念；3）从“五月花公约”到“独立宣言”的一百年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核心价值观，成为以后无论来自何方的移民的认同的中心，产生独特的凝聚力。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而且证明有很强的粘附力，否则美利坚民族就无法诞生和延续。

事实上，直到现在，美国的主要人口构成中欧洲裔还是占压倒多数（关于欧洲不同的族裔，此处不细说）。至少直到二战之前，美国一直源源不断从欧洲吸取精华，包括思想、人才、体制、科学发明等等。许多新理论和新发明首创于欧洲而最后完成和实践在美国。有一则流传的故事:凱恩斯提出他的学说后，跑到美国去说服罗斯福予以实施，他说英国有颗大脑袋，而美国有个大身体，把英国的脑袋移植到美国的身体上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不论凯恩斯本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讲这故事的一定是英国人，反映了一种优越感和没落感混杂的心理，但是也很形象地描绘了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也就是力不从心的欧洲的精华移植到美国得到新生。

但是源于欧洲的理论到美国得以新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物质力量。如美国著名企业家朱克曼（Motimor Zucherman）指出的，造成美国的经济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独一无二的“美记”企业管理资本主义。它本身有一种特殊的自我更新机制和灵活的转型和适应能力。由于幅员辽阔、市场巨大和人口复杂的需要，美国发展出了特有的企业精神，善于经营管理的传统，相信科学技术，以数字、法律、合同为基础，而不是以人际关系和习俗为基础。美国的企业除了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的先天条件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舍得在培训人才上花本钱。

从19世纪末，“新边疆”结束后，整个大陆由纵横交错的铁路连成一片，又取消了州际的关税壁垒，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劲动力，新发明层出不穷，而且迅速普及，代替了地理上的新边疆。今天，美国的“新边疆”是全球经济，并且仍在不断开拓，其企业精神和个人独创性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比工业化时代更加能发挥优势。所以19世纪出现了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这样能够把握世纪的巨头，20世纪一大批领导世界新潮流的网络巨头也出现在美国就不是偶然的了。

另外，与欧洲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相比，美国基础教育弱而高等教育强，越到上面越强，在质量上呈倒金字塔。在任何其他国家，这是难以为继的，但是由于有了上述第一点移民的作用，美国高校可以“白拣”别国基础教育的成果，因此移民与教育也是相辅相成的: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优良的学习条件是对优秀人才或准优秀人才的一大吸引力；反过来，高智能青年的流入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所以，美国教育家们都承认外国留学生对维持和提高高等院校水平的重要性，其中亚州学生又占重要地位，到80年代末已占全部大学外国留学生的一半，而其中理工科的博士生比例还要高得多。学成后至少有一半留在美国。这从另一方面造成美国教育与人口的良性循环。

种族问题

移民国家的特点形成美国一大优势，但也造成美国特有的问题。一般说来，在民族融合中，总是处于先进的发展阶段的民族同化后进的民族，如中国盛唐时期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号称“大熔炉”，不论原属于何种民族的移民到了这里，就成了新的“美国人”的一部分。他们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认同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毋庸讳言，这样形成的美国人，其主流是欧洲裔的白人，也就是所谓的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直到本世纪上半叶，所有后来的移民都有一个“美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向先来的主流欧洲白人同化。这一做法基本上是自觉自愿的。“大熔炉”之说就是一名俄国犹太移民于1908年创作的一个歌颂这种民族融合的剧本的台词。1918年还有纽约7万新移民大游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移民热切地表示认同美国。美国的活力和凝聚力在那时达到高峰。二战以后，情况就逐渐复杂起来，有人提出“马赛克”或“大拼盘”之说取代“大熔炉”的形象，说明种族的融合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即使是拼盘，“WASP”仍然是占据中心的一大块，其他大大小小族裔处于层层边缘。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多久，或者是否应该继续下去，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难题。

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是以种族主义起家的，“白人至上”的思想统治了几个世纪。从一开始就把原住民印地安人赶尽杀绝，然后又从非洲贩来黑人做奴隶。各式各样的后来的移民，从爱尔兰、意大利、犹太人等白人到亚洲的有色人种先后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歧视，在“熔化”之前都当过二等、三等公民。先来者根据自己需要在移民法上做文章，以决定接纳还是排斥后来者。在这个信奉自由民主的国家，对种族平等的观念却接受得很晚，过程曲折而痛苦，这一观念真正进入主流思想是在60年代的激进运动之后。但是直到现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仍然时隐时现。美国的种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而且要深刻得多。社会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而肤色是不可改变的。种族与阶级有时相重叠，例如多数下层劳动者为黑人和拉美移民；但种族歧视是独立于阶级之外的。在黑人斗争的历史上，受过良好教育，已经进入中产阶层的照样受歧视。在美国的主流人种之外，生存能力较强，对美国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有两个族裔，一是犹太人，一是华人。犹太人过去曾受歧视，现在已经完全汇入主流，不再有区别；穷苦的拉美移民是照顾对象，但是其中的白人一旦进入高等社会，就不再被区分出来。而华人却似乎仍是黑白人种以外的“外来者”。 尽管已成为美国公民，甚至是生于美国的第二代，职业和经济地位都属于高等社会，仍然不免被另眼看待。究其原因，一是肤色，二是文化，三则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如李文和一案所表现在司法上的双重标准，固然与外交有关，从深层次看，也是种族歧视问题。

今后，世界各地各种族的临时和永久移民仍将源源流向美国，而种族问题将继续困扰美国社会，下一节将进一步阐述。

重教育的传统和实践

人口素质当然和教育分不开。重视教育是美国从欧洲继承过来的最优良的精神遗产之一。首先，最早的移民的教育程度就比较高，在17世纪第一、二代移民中，每40至50家就有一名大学毕业生，多数毕业于牛津或剑桥，这一比例为当时任何国家所不及。他们自然以普及教育为己任。约翰*温特洛普率领五月花号的移民在塞勒姆港登陆后六年，即在麻省纯粹由私人集资建立了一所大学。从1647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义务教育法以后不到半个世纪，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各州都已完成此项立法。在普及中小学教育的同时，立即着手建立大学。1636年10月28日，哈佛大学的章程在国会注册，是为大学之始。到1776年美国独立时已有9家大学，而当时英国仍只有牛津和剑桥两家。不但美国的高等教育史比国家的历史长一百多年，而且有一批自始至终长盛不衰、年龄长于国家一百多岁的名牌大学，除哈佛外，还有耶鲁、普林斯顿、弗吉尼亚等大学，历经独立战争、内战、世界大战、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政府危机而巍然屹立，构成美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支柱。

重教育与美国立国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开国元勋们都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在他们的思想中决无“愚民政策”的痕迹，因为这与“民治”的国家是绝对不相容的。杰斐逊本人是倡导教育最力的，他把普及知识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言论不胜枚举，例如在1816年说过:“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 民众应该普遍有知识、具备起码的判断能力是民主国家的根本，重视教育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宗教、道德和教育是“好政府”的必要条件。这是杰斐逊的理想的一部分。在他推动下，弗吉尼亚州带头，东北各州首先通过各种激进的关于教育的立法，包括拨地、拨款、建立基金、训练师资等等，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体力健全的成年男子有义务为帮助学校建设出劳力。他立意要通过教育培养起有别于欧州贵族阶级的新型精英以担当领导新世界的重任。后来以杰克逊为代表的平民民主派仍批评他为贵族教育，而主张进一步把重点放在普及平民教育。

提倡在政府，建校却大多是私人，捐钱办学成为风尚，没有全国性的国立大学也是美国独特之处。著名的芝加哥、康奈尔、斯坦福等一批大学都是私人捐赠。那个时期的美国人热衷于建大学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从欧洲带来的传统和宗教原因外，还有实际建设的需要、慈善捐赠的习俗、和地方的荣誉等。还有一点美国特有的是，不断地西进的拓荒者来到不毛之地，很怕自己和所在社区“野蛮化”，因而迫不及待地办学校。拓荒者每到一处聚居成小镇后，最先建立的一是教堂，二是学校，三是邮局，这是保证与文明世界联系的必不可少的设施。

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变，教育思想和制度有许多变化。综观20世纪美国关于教育的争论和改革，有几对矛盾贯穿其中:普及与提高、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 与实用主义以及近30年来逐渐兴起，于今尤烈的多元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的矛盾。

1．普及与提高。

普及义务教育的做法不是美国人的首创，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制还是从普鲁士传入的。但是美国人从观念上普遍信仰凡合法居住在美国领土上的人就有受教育权，美国延长普及教育的年限早于多数欧洲国家，到本世纪80年代全国所有的州县都已普及6岁至18岁的免费教育，75%的适龄青年完成12年的免费教育，有的州还推前到学龄前和延长到头两年大学教育。当然，教学质量因地因校而异，差别很大，而且还存在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弃学现象。但无论如何，真正的免费教育的普及（且不论贫困学生还有免费午餐）应是教育史上一大成就，是美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国重普及的特点更加明显。到90年代中期，全国高校有3千4百余所，升入大学的人数有1千2百万。从19世纪末起已可看出，美国办大学的观念与欧洲大相径庭，如果说欧洲的传统原则是“宁缺毋滥”（现在也已发生变化），美国则是“有胜于无”。毋庸赘言，这些号称学院和大学的设施、师资和教学水平十分参差不齐，而且像企业一样此起彼落，至今仍然如此。例如1969至1975年间，新建立了800家高等学院（包括两年制的社区院校），同一时期“关停并转”的有300家，净增500家。 这是美国独特的现象，其结果是高度分散，各自为政，从形式到内容到水平都多样化。

2．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占主流是美国特色，不仅是在教育领域。市场驱动力对美国教育的作用强于政府政策。早期的美国教育继承欧洲的传统，在课程设置上重视经典的基础知识和广义的人文教育。但是从一开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较少欧洲那种纯粹以锻炼心智、培养思辩和探索的能力为最高目标的风气。美国不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实用主义者，不论是提倡精英教育者还是平民教育者，都是把学校看作首先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地方，包括道德、能力、知识，处世态度等等，同时也是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基地。有人甚至认为学校应是世俗的教堂，是施教化、维护基本价值观的基地。在大量移民涌入时又担负起使他们尽快同化的责任。

本世纪10、20年代的进步主义思潮把教育进一步向实用方向推动，因为进步主义特别相信教育能改造人，改造社会。比较典型的如著名历史学和社会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认为，理想中的大学应是培养能够“超脱地、明智地在各种相互争斗的利益之间进行调解”的专业人才。这样的“大学人”越来越多地加入各级立法和行政机构，扩大影响，就是美国进步的希望所在。 进步主义改良主义者自己相信教育万能，也企图以此说服全社会，使富人相信普及教育可维持社会秩序、避免激进运动和培养熟练工人，办教育是一本万利之举，从而慷慨解囊；使中下层人相信，教育是民众权力的基础，是通向机会之门，是达到平等的手段，从而把送子弟入学作为在社会上晋身之阶。

从粗线条来说，自本世纪初教育制度基本定型以后，实用主义一直是主色调。大学的通才教育逐渐让位于专才教育，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随之学校的分科也越来越专，使得文、史、哲在市场竞争中被推到边缘。19世纪的家长送子弟上大学主要是为了培养一个有文化修养，受社会尊敬并笼统地对社会有益的人，而20世纪上大学则为找一个收入优厚的“好”职业的目的越来越明确，也就是更加以市场为转移。大学的实用性当然主要是面向广义的经济建设，国家、社会和企业所需要的研究项目不少是大学承担的。美国在世界遥遥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尖端产业得力于高等教育自不待言。

3．自由主义传统。

实用主义导致教育商业化、课程“非智化”、学生水平低下。但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容量大，特别是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给非实用的学科留下一定的空间，成为制衡教育过分市场化的拉力。

这里自由主义教育有几层意思:一是指学术思想自由，二是指以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教育学生，三是指与实用主义相对的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首要目标的教育思想，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通才教育”。

强调教育为社会需要服务看起来似乎与中国以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美国的教育独立于政治。华盛顿总统生前曾有意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建立一所集中的、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为各大学示范的国立大学，终未能在国会通过。在他以后的几届总统也曾做过努力，都未成功。结果形成美国高等教育没有国家最高标准和统一的模式，也无法贯彻政府的某种教育思想。美国只有州立大学而无国立大学。即使州政府，也无权过问州立大学以外的高校，这是有法可依的，那就是1819年著名的“达特茅斯裁决” ，这一案例进一步维护了大学对政府的独立性，这样既保持了校园学术思想的自由，又维持了学术建树的延续性。

美国自由主义教育家们认为，大学应该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支柱和接力棒，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这种价值观的载体，同时又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修养，不论从事何种行业的工作都能身体力行，对维护和巩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不断完善美国的社会作出贡献。简言之，就是要培养根据美国标准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所以在大学本科的通才教育特别重要。不论学什么专业，有一些属于文史的必修课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这种教育思想和高度实用的现实趋势形成张力，也是对美国教育在市场驱动下沿着庸俗实用主义滑行的一种制衡。正因为如此，大学一直保持了出新思想、新流派的源头。另一方面，它虽然独立于政治，但是实际上对校外的政治最敏感。本世纪对社会有影响的思潮，从进步主义到“新政”的谋士，到60年代的激进批判运动，乃至当前不论是“左”或“右”的思潮都产生于大学中。当然各种思潮实际的社会影响差别很大。

这里必须提到杜威的影响，因为他的教育思想对20世纪美国教育影响最大。我国一向把它称作实用主义的代表。实际并不完全确切。从其倡导的精神与内容来看，正好是对趋于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一种逆反，毋宁说是体现了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同时也属于改良和普及的潮流中的一部分。他主张知行合一、彻底的“有教无类”、把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基本力量、顺应人的自然天性，最大限度地开发儿童的创造力，把儿童教育成“合作的人”以别于“竞争的人”，充满服务精神等等。这些都带有那个时代浓厚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中难以完全贯彻，与今天美国中小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相距更远。但是他以及一大批与他思想相同或受他影响的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对美国教育改革还是功不可没。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美国的教育能够为最广泛的阶层所享有，能最好地与社会需要相联系，而尚未完全陷入最短视庸俗的实用主义。

4．教育改革是永恒的主题。

每当美国人感到国家出了问题，或是遇到了难题或危机，就想到教育有问题。所以，教育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

战后几十年来，中小学教学质量低，一直是困扰美国的一大问题，尽管朝野都予以关注，也不断采取措施，却似乎成效不大。1981年有一批教育家和学者成立了“优化教育网”，两年后出了一本书，题为《国家在危急中》，历数教育滑坡现象。这本书引起全社会的震动，从那时起展开了“优化教育运动”。南方一些基础教育较差的州领导，包括当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而在本地进行改革，提高了中学毕业的标准。另外，重新强调在课程中加强基本知识教学，也是一项改革内容，但这只是建议，并无强制性，完全达到此要求的高中毕业生不多，不过比例逐年增加，多少有些效果。

无论如何，教育的普及还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大学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一般说来，一个人经过几年大学教育，除了学到专业知识外，视野总要开阔一些，眼光远大一些，特别是养成学习的习惯，终身受用。在美国的特殊条件下，大学的普及对缓解种族矛盾起的作用很大，一方面，在校园中和睦相处可减少白人青年的种族偏见；一方面给少数民族以较为平等的提高自己的机会。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在讲到1929年的大萧条时有一段话说明普及教育发挥的作用: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象美国一样建立了那么依靠人民高度文化程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没有别的国家象美国那么幅员广大、居民血统和社会背景这么多样化，依赖它的教育系统来训练人民学会和睦相处的艺术。如果真有一个时期证明过去几代人花在教育上的大量开支起了作用的话，那就是1929年到1933年这一段时期。当时，人人都在困难之中，人人都需要容忍，人人都需要深思熟虑，然而又采取批判态度，这样，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团结才不致消亡”

不论还存在哪些问题，迄今为止，美国以雄厚的物质力量为后盾的对普及教育的信仰，和它的既实用又自由的高等教育制度，无疑是造成美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巨大财富。

（五）异化和悖论

在进入21世纪时美国依然充满着严重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有些是固有的矛盾，有些是新问题。贫富悬殊、种族矛盾、“世风日下”、暴力充斥、犯罪率始终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等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是人们经常谈到的话题。关于美国兴衰问题，现在和过去一样，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美国的兴旺是暂时现象，其中有泡沫成分，繁荣中孕育着衰退的因素，终将表现出来；一派认为有种种新的因素促成了这种新的经济良性循环，美国的发展仍将不可限量。本文感兴趣的不是绝对数字和静止的状态，而是构成美国最基本的活力，在20世纪促使美国发展到今天的那些因素是否还将继续起作用，或者将发生哪些消极的和积极的变化。

平等问题

今天美国最明显的社会问题仍然是贫富悬殊。经过一个世纪的批判、改革、福利政策，济贫措施等等，社会从金字塔变成了枣核形，也就是出现了一个中产阶层，两头小，中间大。但是就两头而言，差距并没有缩小，而且70年代以来在逐步扩大。与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比，美国依然是发展势头较猛，社会活力更大，但是不平等现象严重得多。从直观的感觉上看，美国的大城市的“富人区”和“穷人区”仍然天上地下，对比鲜明，而且“穷人区”常常等同于“不安全区”。流浪汉、乞丐、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从统计数字上来看，从70年代到90年代，标志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在扩大:1947-1970年，从0.376降至0.353，而1970之后一直上升，至1995年达0.450。

1986年，也就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之后20年，一位国会议员公布了美国两极分化的数字:占人口1%的超级富翁1963年拥有25%的社会财富，到1983年上升至26.9%。10%的最富有的人口拥有68%的财富，在20年中增加了4%。他说:

“从1963到1983年间，不处于经济图腾杖的顶端的90%的美国家庭损失了他们占有的国民财富份额的将近10%。这一趋势与我国公民一般认为的财富分配趋于平等的设想背道而驰”。这20年正是几届共和党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对大政府进行调整的时期，特别是经历了里根的对福利政府大幅度逆转政策。所以说明，美国在平等与发展之间摇摆前进的道路上为之付出代价的还是穷人。

克林顿两届政府期间经济持续繁荣，时间之长为战后所少见，而且失业、通涨都保持在低水平，但是贫富差距却有增无减。根据美国官方的数字，从1973年到1995年中期，美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而普通职工的实际小时工资却下降了14%。在80年代，所有的收入增额都归于上层的20%的职工，而其中1%占去了增额的64%。如果不以工资计，而以收入计，差距就更大，最上层的1%的人得到总增长额的90%。总的趋势是，20%的上层家庭的收入不断上升，而下层20%不断下降，1993年前者是后者的13.4倍，打破了美国的历史记录。

一般美国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谈起在富足的社会中这种贫困现象都认为是美国的耻辱，尽管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至今争论不休。1992年美国大选时，前总统卡特在推选克林顿当候选人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主要发言，揭露美国贫富悬殊和社会的不公正，其尖锐程度不亚于通常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抨击，他描绘的贫民窟图景仍可与本世纪初的暴露文学媲美。他还驳斥了右派说这些人穷是因为他们太懒，不求上进，缺乏家庭观念等论调，并以自己亲身从事社会工作的经历说明，这些人只要给他们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和“我们”一样雄心勃勃，一样愿意辛勤工作，一样关心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当然卡特的这番讲话是在大选中发表的，带有党派斗争的色彩。他提出的争论观点正好说明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观点之争，也就是美国式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不同思路依然如故。而实践证明，民主党执政以后并不能扭转这一状况。因为自约翰逊以后，联邦政府的福利负担已经到顶，克林顿面临的是非改不可的医疗制度。卡特批评共和党削减联邦政府福利开支，克林顿还得进一步压缩政府的福利开支，其改革方向是福利事业私有化，责成企业在技术更新过程中负担职工培训。这在实际上往往遭到企业主的抵制，结果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利的。

美国的“新经济”引起经济结构的深刻改变，导致工资差距迅速扩大。一小部分掌握最新知识的高级人员收入大幅度提高，同时包括相当多的中等收入者在内的非专业人员收入下降。失业率总体是低的，但是企业裁员率大大增加，据美国管理协会的数字，1989年各企业报告的减员总数为35.7%，1994年上升至47.3%。1995年有29.7%的职工每小时平均工资低于贫困线，这些人按照通常的标准，并不见得都是“非熟练”工人，而只是属于非热门工种。“新经济”是否一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现在尚无定论。但是至少目前在靠工资收入的人中，在工资、职业稳定性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三个方面的不平等都有所扩大，更不用说处于最上层的亿万富翁与贫民之间的差距了。还有一种新的现象是新富多为暴发户，而且日趋年轻化。与过去那种白手起家，奋斗多年而后积累起一份家业的富豪大不相同。竞争之激烈，消长、升降速度之快，也是空前的。在这种形势下，原来的调节社会的机制是否够用，“美国精神”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尚待进一步观察。

种族矛盾与文化多元化

贫富悬殊与种族问题不可分。整个20世纪的改良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争取种族平等。应该说，从社会观念到少数族群 - 特别是黑人的实际境遇都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美国的痼疾仍然未消。有些问题陷入怪圈，很难突破。至今提到贫困、犯罪、毒品、校园和街头暴力、教育水平低下等等，还是和黑人以及拉美移民相联系。一些大城市的黑人聚居区也是犯罪高发区，那里房价低，市政建设差，是众所周知的。由于中小学是就近入学的，差距必然反映到基础教育水平，也就是贫苦黑人的子弟很难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从大城市的9年制、12年制学校学生的成分看，实际的种族分野还相当普遍。美国中上层白人和亚洲族裔一样，常有“孟母三迁”的精神，卜居先考虑子女上学的条件，其结果是政治上人为的种族隔离取消了，由经济等原因造成的事实的隔离又“自然地”形成，而且传代。基础教育的差距必然影响到上大学的机会，和就业的条件，这样形成的循环至今仍然没有打破。美国黑人今天的状况离事实上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

当前，在新的一轮“数字经济”的竞争中，黑人又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据商务部的一份报告统计:白人家庭拥有电脑率为40.8%，而黑人家庭为19.3%，白人上网者占21.2%，黑人只占7.7%。这些问题从政府到有关社会团体以及社会科学界都在给予关注。1992年洛杉矶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而爆发街头暴力示威时，有一家华人报纸评论说，美国黑人问题是白人“祖宗造的孽”，今天仍然需要继续还债。此话颇为生动地说明了美国的黑白种族关系，黑人问题仍然是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无法卸掉的负担。

今天美国面临的种族问题不止是历史遗留的黑人贫困的问题，而是复杂得多的“美国人”的自性，新移民要不要“美国化”的问题。少数族群的觉悟迅速提高，代表族群的要求就更为强烈，主要表现在对主流文化的挑战，这与1918年的大游行所反映的新移民急于认同主流文化的心态刚好相反。这个问题从二战以后就开始存在，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对白人主流文化统治美国的现状的反抗也同时兴起，与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和抵制属于同一潮流。自那时起发生了观念上微妙的变化（为方便计，姑且以简单化的“左”和“右”来概括）:过去“左”派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强调种族区别，主张帮助黑人和新移民尽快“美国化”，成为平等的一员；右派种族主义者则排斥黑人和新移民，认为非我族类，不可能“化”作美国人，只能按族群区别对待。60年代之后，“左派”开始拒绝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化”，也就是拒绝接受美国的主流文化，而强调每一个族群的传统和特点，认为长期受压抑而不能得到充分表现的文化必须加倍伸张，也就是加强种族意识，族群觉悟，而不是争取个人的权利。这一观念与极右派殊途同归，只不过一个认为不应该“化”，一个认为不可能“化”。处于中间的代表美国主流的精英则仍然坚持以原来白人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化”。他们承认今天的许多种族矛盾现象主要是过去种族歧视造成的恶果，是美国历史的耻辱，应该继续努力消除这种后果，不过他们认为进一步强调种族区别将适得其反。这一争论主要是在大学校园中和学术界，规模也不小。80-90年代关于“肯定行动计划”之争和90年代围绕历史教科书的大辩论都反映了在种族问题上两种思想之争:前者关系到如何弥补历史遗留的种族不平等；后者涉及的问题更加深刻:美国的历史是否从根本上应该改写，不再承认白人基督教文明的的主流地位，还涉及教学内容--从大学课程发展到中小学课本--和选拔教师以及招生标准。

如何诠释历史关系到如何塑造未来，也就关系到美国是否还能继续在多元化中维持其原来的主流文化。笔者以为，在短期内，美国的多元文化远不足以威胁主流文化的地位，和社会其他弱势群体一样，唯其处于边缘，才要大声疾呼，事实上移民“美国化”的过程仍在继续，不论是自愿还是不得已。但是一旦经济情况恶化，或是社会发生某种危机时，白人种族主义依然可能上升，种族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复杂，不完全是在白人与少数族群之间，而可能发生于先来后到，不同处境的少数族群之间。例如1992年洛杉矶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而引起的街头暴动，被打砸的对象却主要是亚裔。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加紧控制和排斥，还是放宽和鼓励，这是美国特有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悖论。就社会危机而言，单纯的贫富悬殊不足以导致暴力冲突，但是种族矛盾仍是美国社会最难化解的足以引起动乱的潜在危险。

市场“专政”与自由主义的极限

美国在发展机制上靠市场经济，在精神上靠自由主义，二者相辅相成造成了美国的强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其消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今天的种种负面现象归根结底与这两大因素有关。

对市场决定一切的机制如果没有足够强有力的制约，就发展到制度化的“唯利是图”，结果是从市场竞争走向市场“专政”。市场既然视消费者为“上帝”，一切行为都是以鼓励消费为目的，社会风气必然媚富嫌贫，而且出现疯狂的高消费生活模式。有人说，自从信用卡出现以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先劳动后享受变成先享受了再说，精神的堕落从这里开始。这是极而言之。不过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向高消费迅速发展的确是令世人咋舌的。

首先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消费的诱惑对于青少年比成人更加不可抗拒。家境优越，有希望进入名牌大学从而跻身于上层社会的青年尚有推迟享受的动力，学习有一定目标，而对大多数贫苦子弟来说，这种希望太渺茫，太遥远，眼前的诱惑又太迫切。在道德行为方面，商业文化的潜移默化远远超过教师的谆谆教导（假设教师都是这样做的话，其实未必）。所以，美国基础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消费社会造成的思维方式。这是任何“教改”所无能为力的。所以美国针对中小城市学教育的改革经常不断，却收效甚微。涉及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百姓子弟的基础教育的严重缺陷，造成美国缺少熟练工人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这种现象从长远看将改变美国的人口素质，腐蚀美国赖以立国并发展到今天的“美国精神”。

前面提到，实用主义是贯穿于美国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这种重视社会需要的传统使美国的大学不是象牙之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美国的长处。但是同时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完全受市场驱动。如一位教育史专家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与通俗文化一样，变成了买方市场，学生及其家长是买方，学校和教师是卖方，于是课程和选题主要由知识较少的买方来决定，而不是由处于卖方的学识渊博的教师来决定。甚至由国会通过的对教育补助拨款的方式也是以资助申请人（学生或研究人员）为主，而不是资助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就是资助买方，而不是卖方。 结果大学日益庸俗化，沦为培养各色市场所需要的专家的场所，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和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日益稀少。这样的高等教育日益丧失学术的超脱和独立，20世纪末与世纪初相比，那种曾经推动进步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独立批判精神正在变味。

市场“专政”腐蚀特别明显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新闻传媒。言论自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的基本人权之一，美国的民主的前提是国民有认知权，即获得信息的自由。这种成为信仰并受宪法保护的权利造就了无比发达的新闻媒体，以至有在“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之称。这一强大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批判力量，曾对揭露黑暗、防止腐败、促进改革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今天却已起了变化。当然过去它也不是完全超然独立的，政府虽然无权干涉它，其出资者所代表的利益还是对它的倾向性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唯其是有形的，就也要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受到一定限制。而今天的市场律令却是更加无形、非理性，而且捉摸不定。在以文字为主要载体时，其对象为知书识字的人，特别是著名的大报和杂志面对的读者至少相当一部分是知识精英，要满足他们的需求。从业人员也有自己的守则，能够比较客观地报道新闻，从容地分析一些重大国内外问题，即使代表某种倾向和偏见，也是有迹可寻的，并有各种流派互相制约。只是报纸的收入日益依赖广告，已经种下不祥的因子，销售量与广告互为因果成倍地加强了市场的影响力。随着电视的普及，手段、对象、市场都起了急剧变化。与对待其他方面的文化一样，大众的口味从精致的佳肴变为有刺激性的快餐，接受的方式从用脑筋的阅读和思考变为直接的感官视听。由于技术的发达，频道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争取广告与争取收视率之战使从业人员几乎完全丧失真正的主动权。传媒既迎合又塑造大众的口味，形成恶性循环。新闻工作的客观、公正、良心、原则都要服从不可抗拒的市场律令。今天，美国传媒揭露矛盾，监督政府的作用当然不能说已经消失，但是正义的呼声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无序的光怪陆离的“节目”之中，提供给美国公众的国内外的图景与客观相距甚远。美国人对信息有最大的选择自由，实际上却基本上是被动接受，甚至强迫灌输。世纪末的传媒的作用比之于世纪初已经异化了。这里只谈到电视的普及，至于市场专政下的信息网络化会走向何处，更难逆料。

一方面，威力强大的传媒日益失去维护社会良心的功能，实际上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工具，或者其本身已成为一种利益集团；另一方面，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知识分子大多数或进入体制内，或成为狭义的专家（有人说罗斯福的政策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主流纳入为政府服务，使其丧失了独立的批判精神，而欧洲知识分子这方面传统还保留较多），优良的批判传统大打折扣。总之，有一些事物本不应该属于市场的，而市场威力无穷，所向披靡，使得人在它面前日益丧失主动权。

道德滑坡是另一公认的现象。1993年，刚当选一年的克林顿出现在田纳西州马丁*路德*金生前最后一次布道的教堂中。大约是受那肃穆的气氛的感染，即席发表了一篇动听的演讲，揭露当前美国道德败坏的情况，问道:如果马丁*路德*金看到今天的情况会说什么？

“他会说，我为之奋斗终身死而后已的，决不是要看到家庭破裂、13岁的男孩拿着枪追赶9岁的孩子只是为了好玩、年轻人用毒品毁了自己生活再以毁别人的生活来发财，这决不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他会说，我为自由而斗争，但决不是人们由着性子互相残杀的自由，不是未成年的孩子生孩子，而孩子的父亲弃之如蔽屣而离去的自由。我为人民的工作权而斗争，而不是要让整个社区和居民被弃置不顾……”

克林顿还强调必须进入“人的本性、价值观、精神、和灵魂深处”，否则政府的行动以及任何其他努力都无济于事。今天来看克林顿大谈道德说教，特别是维护家庭价值，颇有讽刺意义。美国保守派更会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认为象克林顿这样一个人能当选为总统本身就是公众道德观念下滑的表现。但无论如何，他所指出的确实是美国人今天普遍忧虑的主题。对于美国今天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内容“左”“右”各派所见略同。他们都批判美国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现代版本的“自由主义”，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托克维尔的预见，指出个人主义发挥出巨大的想象力、创造力，但是走向极端就成为自私自利，每一个个人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完全不理睬他人和全社会的疾苦，植根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冲动迟早会冲开一定的教化的界线，变成为所欲为。过去美国人赖以建国的基督教新教伦理的美德，诸如艰苦奋斗、勤俭自律、自立自强、坚忍不拔以及有计划的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和诚实的遵守规则的处世态度，如今在总的追求“自我完成”的目标下变成了一味追求高工资待遇、高社会地位，敬业精神变成短期观点，只顾眼前享乐而少储蓄，守法的观念蜕变为只要有本事不被抓住就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赖以立国并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精神支柱-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现在正在发生异化。贝尔（Daniel Bell）对韦伯（Max Weber）提出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所作的补充:“贪婪攫取性”，可谓高度概括。如今后者逐渐占上风，“宗教的冲动”为“经济的冲动”所淹没，结果道德自律和创造精神两败俱伤。

对于病源的分析和治疗方案则“左”“右”两派观点截然不同，其分歧的本质还是对待平等的态度。左派认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除了新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外，比较有影响的左翼宗教界也认为，当前的社会道德文化堕落来自以大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制度，来自对资本的崇拜和对劳动的缺乏尊重，因此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 就应该有所改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思维方式，首先改变追求无限发展的习惯动力，换一付“非物质的”眼光，把重点放在精神方面。不过他们认为这一切改变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重建（reconstruction）”来完成。归根结底，这种主张的落脚点还在于教育，只是不限于学校教育。

“右派”批判的焦点刚好是自由主义中追求平等的因素，他们认为60年代的激进运动是这一堕落的标志，其结果之一是摧毁了社会价值的防线，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从此大家对本来不可容忍的行为见怪不怪。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类似“肯定行动计划”这样的对某些群体的照顾性法律都是罪恶的根源，它唤起人的最坏的感情--嫉妒和懒惰。平等的要求也必然导向中央集权的大政府，从而导向专制……。这些本是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保守派的一贯论点，不足为怪。

值得注意的是极端保守主义者不但一概否定20世纪初以来的一切改良、福利措施和理论，而且一直上溯到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所依据的前提。也就是不仅反对平等，而且反对自由，认为正宗的杰斐逊和米勒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本身的动力就是不断摆脱宗教、道德、法律、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制约，伸张个人。但是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先驱们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人们普遍怀有基督教的原罪感，并承认公认的传统道德规范，能自觉地以此自律，舆论的褒贬也以此为准则。他们都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决不会想到追求他们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和平等的结果会发展到今天这种“激进个人主义（radical individualism）”和“激进平均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状况。正是由于先驱们对人性的认识所犯的错误，发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已经异化和堕落，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没有自我改正的因素，只有不断地要求满足个人的欲望，争取更多的权利。因此世风日下也是必然的。 在他们看来，还得诉诸宗教的道德力量。所以，又与教会左派殊途同归。

著名奥裔美国企业管理家彼得*德拉克（Peter Drucker）也对资本主义有严重的保留。他是自由市场的坚决拥护者，但是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是只注意经济，不考虑”人“，是“单维”取向。他早在30年代就曾担心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不平等会使法西斯得势，结果不幸而言中。今天，经理们自己谋取丰厚利润而同时裁减员工，更是在社会和道义方面不可原谅的。

总之，极左派和极右派，都对美国抱悲观态度，认为美国精神正在走下坡路，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本身提出批判（当然二者否定的程度不一样），居于中间的主流派则竭力维护自由主义，却对它的命运忧心忡忡。

此外，政治、司法中的金钱的作用，利益集团对内外政策的超常的影响……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它始终是使美国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走向异化的一种拉力。有人说，现在在美国，只要有一百万美元，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辛普森一案就很明显，碰巧他是黑人，种族问题掩盖了司法的腐败。总之，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思想界的批判这些美国的看家法宝能否继续有效地制衡金钱和市场专政的腐蚀力量，这是美国进入21世纪的大课题。

追求个人幸福是美国人的原始动力，发挥到极至，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而利益的驱使和高度实用主义又侵蚀和抵消着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美国精神”，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

（六）一种特殊的“隐性霸权”

本文主要讨论美国本身的发展道路，不涉及其一般的对外关系。但是在今天各国相互依赖日深的世界上，一个大国的道路所产生的影响决不会限于其国土之内，美国当然更是如此。

总的说来，到目前为止，前面所列举的负面因素尚不足以使美国走上衰退之路，或发生动乱。一是因为在后工业化的信息社会新一轮竞争中美国又着先鞭，不但跑在前面，而且领导着竞争的方向；二是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可以在尖锐的矛盾之间产生“软垫（cushion）”效应，大大减弱冲击的震荡；三是多元社会提供多种出气阀，长期以来的调节机制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其优越的自我调节能力并未丧失；四是处于底层的美国人尽管有许多不平和不满，但与他国进行横向比较，还是感到在美国总平均生存空间较大，机会较多；最后，美国在全世界所处的优越地位有助于转移或转嫁国内的矛盾。众所周知，美国一向以外交服从其内政，并且据此对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操作施加影响，实际上这是把调节国内矛盾的机制扩大到国际范围，而且行之有效。例如美国工会或代表其利益的政客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其压力是针对美国的贸易伙伴而不是本国的资本家。去年WTO洛杉矶会议期间的群众游行示威，主要是对第三世界会员国施加压力，表面上使美国总统难堪，深层意义是国内矛盾外向化。

所以今天尽管学术界“美国衰落论”不绝于耳，世人担心的还不是美国如果衰落会带来什么影响，而是一个唯一的、在各方面遥遥领先的超强的美国对世界是祸是福。也就是说美国如何运用它的力量，奉行什么样的哲学，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有利害关系。百年来，美国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带动了全球的进步，美国以雄厚的实力对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又直接帮助或间接促进了一批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哪个国家善于学习的话，美国从治国到企业管理到解决社会问题到文化教育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今天，在有关全人类福祉的问题如环境保护、自然灾害控制、公共健康以及反毒品、反国际恐怖主义等斗争中，还需要美国发挥带头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不折不扣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无论以什么“主义”的名义，“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还是“地缘政治”为主，实际上，美国一直都是随着实力不断的增长，不断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直到今天，全球都被当作它的战略势力范围。

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以传统的强权政治手段推行霸权主义等等已有无数论著。笔者对其对内立民主与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的道理也有过论述， 此处不再赘言。这里着重要讲的是方今世界“美国化”的现象及其意义。

美国确立世界霸权地位还有一种不依靠传统强权的方式，那就是以它不断在科技和生产方式上的创新“领导”世界潮流，使世人身不由己地接受它的影响，跟着它跑。不知不觉间在器用、话语、生活方式、品味习俗、甚至礼仪服饰都向“美国化”发展。今天所谓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其源头还是在美国。接受了“网络化”，所接受的就不仅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包括语言。美国根据自身的规律和需要实现某种发展进程，而这种进程必然辐射到全世界，其他国家不论是否符合自身发展的阶段和模式，只有紧追，否则就被淘汰。这是另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个客观现象。无以名之，姑称之为“隐性霸权”。

在不可抗拒的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文化互相融合、撞击乃至冲突是必然的。但是美国挟其强势发挥主导的影响是客观事实。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忧虑不在于“全盘西化”（或美国化），因为这事实上不可能，而在于舍本逐末，或曰取其糟粕，弃其精华。本文第（二）、（三）、（四）节论述的美国强盛之道是深深直根于美国的历史文化中，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的。这是其精华。别的国家如不先改造土壤，很难简单移植。而现在辐射到全球的，甚至被趋之若骛地吸收的却大多数是第（五）节所提到的异化后的余沫。其中最明显的是健康的市场竞争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而市场专政效应已经恶性膨胀，而且是在本不应市场化的领域内。例如:

大众传媒: 特别是电视，亦步亦趋地追随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全盘接受以广告商的判断为准绳的操作模式，以媚俗追求收视率，又培养出品位低下的观众，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这些都能轻而易举地“拿来”。而西方新闻事业最优良的传统 - 代表社会的正义和良心，不畏权势的独立批判精神和作为体制和社会的净化剂作用 - 却难以学到手。

教育:高度实用主义、培养目标面向市场、学费日益昂贵、“贵族”“平民”两极分化，变相鼓励学生弃学经商等等（其中并不都是“美国化”的结果），而美国真正普及的免费基础教育和大学内的自由主义传统和尚存的通才教育却难以移植。

其他如社会风气中的重物轻人、崇富嫌贫、享乐纵欲、急功近利、争当暴发户、追求高消费、文化快餐化、审美低俗化，还有日益升级的公开展示暴力、色情刺激感官的影视“艺术”等等，乃至花样翻新的犯罪方式，都是为美国人自己所诟病的精神堕落的表现。即使在今天，美国社会决非只有这一面，甚至还不是主流，但是泛滥于世界的，为后进民族自然地吸入，并且引以为时尚竞相效颦的，特别对青年一代有吸引力的，却是这一面居多。

这种弃精华而取糟粕的自然选择，一部分原因是市场专政的结果，因而很难抗拒。也与有关国家的文化政策有关。主导美国文化的精英们并不愿意看到世人把这些当作美国文化的代表，也不乐见其谬种流传。他们也并非故意把强盛之道藏之秘籍，“不把金针度与人”。相反，以自己的思想、制度改造全世界是美国人一贯自许的“天命”。不过美国政府自二战以后以文化传播为政治工具，为自私的战略利益服务，其宣扬“民主”“自由”的手段既不民主又不自由，而是以势压人，以最高道德裁判者自居，而且以一时的利益需要为转移，采取双重和多重标准，连它自己也不讳言。结果它越要推销就越遭到抗拒。加以其他种种复杂的历史因素，美国文化的精华部分较难在世界发挥其积极影响。

当然，本文只是就美国论美国。至于其他国家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如何根据自己的根本需要进行取舍、迎拒，就是另一个课题了。

(本文摘自《学术界》2001年1期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资中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