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依赖美国？

关键字: 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国崛起，一带一路，东盟，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周边外交

张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中心副主任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公众对中美关系的恶化感到非常担心、也非常焦虑，甚至部分人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前途比较悲观的情绪。然而，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五十年代的中美关系非常差，甚至可以说远远糟糕过今天，但那时的中国人对此却没有太多的人担心。

换句话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依赖美国？这背后的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对我们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要明确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梳理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整个地位中的演变。而发展中国家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地位的转折点是1979年的中美建交。在此之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主线。

第一阶段，是中国“站起来”时期。大致是从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年代后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前。这一时期又以中苏分裂作为分界点。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中国外交的核心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虽然经历过一些困难和“麻烦”，但是积极因素却都是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才是维持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从中苏关系恶化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外交基本上完全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正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使中国得以恢复联合国地位；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这一时期达到第一个历史高潮，但总体仍停留在“政治团结”的水平。

第二阶段，是中国“富起来”时期。大致从改革开放到 2009 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或奥巴马政府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时期也有一个分界点，就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此之前，有相当长时间我们对于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相当忽视的，为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我们的交往对象重点转向发达国家。不过，也得益于中国和发达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也带动了中国与其他一些存在历史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关系改善。

政治风波发生之后，尽管与发达国家关系仍被视为“重中之重”，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战略定位也因此得到缓慢回升。尤其是在整个90年代，我们需要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应对一系列的危机，包括1989年后的西方制裁危机、苏联解体后的边界划分问题、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非典，等等。进入21世纪后，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开始变得有一些主动的作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点是地区性整体外交机制的发展，典型是中非合作论坛，但不够系统，发展也不够平衡。

第三阶段，是中国“强起来”时期。奥巴马政府上台、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中美关系逐渐发生质的变化，从战略合作转向战略竞争，这与中国逐渐“强起来”是对应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阻遏中国崛起的战略日益清晰和完善，我们发现，我们和西方、和美国的交道越来越难打。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不得不重新借重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战术重要性也重新上升。

虽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整体外交正迅速完善，发展中国家的战术重要性重新上升，但这是一种“消极的重要性”，我们将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当成了对付别人、处理大国关系的一种“手段”，战略意识仍不够强，公众更缺乏此类战略自觉。随着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改变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崛起战略调整，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实现崛起的重要性也必须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中国崛起战略环境的根本变化在于，发达国家阵营看待“中国崛起”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前发达国家认为帮助中国“富起来”便可使中国“社会化”，从而可规制“强起来”的中国，甚至根本上管理中国的“强起来”；但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大国，其“富起来”与“强起来”根本不是西方所能控制或“社会化”的。因此，西方试图在中国尚未完全“强起来”之前，改变战略，阻遏甚至中止中国的“强起来”进程。

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自我定位，我们可不可能在崛起的过程中加入发达国家世界，让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的发展？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应该明确，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长期继续保持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份子，中国的崛起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而中国的大国崛起进入的是“无人区”，我们正在面临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大国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和挑战，也必然要选择一条和他们有根本区别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

即从此前的“体系内效仿型崛起”，转变为“体系内创新型崛起”。

一方面，中国崛起仍需在体系内实现，这决定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仍相当重要；但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必须是创新性的，这种创新一是放弃历史上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即武装崛起——经济实力有了之后靠武力扩张，通过掠夺落后国家的利益促进自己的发展。

二是扭转大国崛起的溢出效应，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历史上的“受害者”转变为中国崛起的“受益者”。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去做的。如果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中国崛起真正的受益者，那么我们和平发展基本上就有保证了。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发展中国家就不是一个手段，而是我们真正的“同盟”。

根据这一战略调整，中国外交应提高发展中国家新的战略定位，改进战略战术。做实中国的“体系内创新型崛起”，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塑造战略自觉：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崛起的，即使“强起来”也无缘加入发达国家阵营，因此中国未来发展必须继续植根于发展中国家阵营。虽然对于中国来说，经济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是早晚的事情，但是从战略心理上我们应该始终将自身视作“发展中国家的先锋队”，从战略上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二是提供战略实惠：我们正在稳步推进的如“一带一路”倡议、进口博览会等就是中国将崛起的积极外溢朝发展中国家倾斜，这是最直接的战略实惠。不仅是经济上的，间接的战略实惠，如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思想性、安全性、治理性的公共产品，以及强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提供更多安全援助等也应该有所加强。

三是完善战略保证机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潜在困境是，中国达成发达国家水平后，如何让别人真正相信我们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或者说仍然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块，如何从战略上得到发展中国家信任？这是一种必须从机制上做的。

我们看到，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的经济体量、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和周边的小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差别太过明显，所以很多国家会寻求“抱团取暖”的方式来应对中国，比如说我们周边的“东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其实现在在做一些事，就是主动让发展中国家抱团，这就是一种战略再保证机制，不是让他们被逼到抱团，而是我们帮他们抱团“集体议价”，这在中非关系中也是一样的，你要平衡，我主动让你和其他国家联合，我们搞三方合作，欢迎你来平衡。

这样的机制今天来讲可能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些想法，正在推进。中国对发展中中国家的战略再保证机制的核心是战略捆绑机制，这种捆绑是将中国绑在发展中国家的战车上，而非相反；当前的地区性整体外交机制有这一潜力，但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其内部劳动分工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合理化。

【本文根据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张春在“中国外交70年”系列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网友点评：

东东爱你：

很有道理。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帝、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是绝对不希望中国发展到达到甚至超越它们的地步，或者说，它们希望中国无论怎么发达，也只是它们的跟屁虫。

当然，作为充满民族自尊心的中国和中国人，是绝对不会甘于“人后”，即便主宰不了世界，至少做到自己的命运自己主宰。

这是中国与西方的主要矛盾。中国和西方的主要矛盾，可以说从根本上没有办法调和，顶多缓和，不激化。中国利用西方发展经济，西方利用中国赚取财富。

观网有一文章，就讲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位年轻科学家很兴奋，而前辈科学家则反问他：西方国家会愿意中国发达起来么？年轻科学家张口结舌，无以应答。

中国倡导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走武力扩张发展道路，其实更难），这非常考验我国领导人和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国发展到现在的程度，进入“无人区”之后，因为是史无前例，完全是“摸黑”走路，考验更加艰巨。

弗莱德里希一世：

化石能源底下工业规模终究是有限的，工业化是一些国家的特权，而在这特权之中，则是，金融业对产业的倒挂。无限信用对有限物质的根本矛盾，从殖民主义到门户开放，再到指引出路。中国能相对于西方走多远取决于能不能突破这个天花板。

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除非中国放弃产业升级，甘愿将自己定格在产业链的中低端，永远做西方产业的配套。或者西方让出产业链顶端，甘愿给中国做配套（也许中国达不到“普世价值”剪刀差底下西方的生活标准，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地球不够用，但是可以把你们拉到和我们一个标准和水平线）。否则，双方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

自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霸主以来，西方资本通过收取铸币税和美元贬值获得的利润超过100万亿美元，普通的美国人即使不上班每月领取的失业救济金比大部分中国人上班的收入高，要想让所有的中国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就必须建立人民币本位制，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循环，建立起自己的世界治理，用自己的刀剑维护国家战略。

沼泽狂歌：

蒹葭苍苍：你老想着加入西方阵营干嘛？不能自成一派让别人仰视？

说得好！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秉持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以及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思考和谋划我国的战略定位是‘国家战略’方向性的指南！任何偏离中国共产党人立国宗旨的设想都是方向性的错误！此文在概述‘塑造战略自觉’时谈到：既使我国强起来，也无缘加入发达国家的阵营……这就是一种潜在的设想…既然要‘塑造战略自觉’，首先从我们著书立说‘智库’人士开始就必须要有制度自信、要有自己的战略定力！而不能有脱离本质地去幻想……综观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中国人民站起来至今，不曾有过试图加入西方强国富人俱乐部之论述……有的却是‘高筑墙、广积粮、不称霸’之战略诉求。所以，放眼天下，一种脱离我国一贯之的战略定位不符合潮流、也不可能获得有效的‘战略保证’，相反，制度的延续性、大政方针的延续性必然带来战略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