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至哲学理论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了“认识客观实在的途径”和“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但未能做进一步“说明和发挥”。毛泽东的“两论”则分别完成了两大课题的“说明和发挥”任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毛泽东之所以能完成该任务，既与十月革命后中国逐渐成了世界矛盾的焦点和东方革命的中心这一客观形势相关，也与毛泽东个人兼有革命家、军事家和哲学家的特点密不可分。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这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矛盾和党内矛盾的感受更加强烈，认识更为深刻。毛泽东还酷爱哲学、具有很高的哲学修养、善于从哲学上思考中国革命。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均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他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尖锐、复杂的矛盾的分析，论证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根据，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还总结了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主观条件，强调革命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实际，反对主观主义。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等论断。早在江西时期，他的哲学思想就已初具轮廓。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①斯诺的印象是准确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具有更鲜明的哲学色彩。其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尤为突出，融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为一体，已具“两论”的雏形。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②将“两论”与毛泽东以往的实践和理论联系起来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出，“两论”的思想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没有两次革命战争，毛泽东就不可能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也就不会有“两论”。在这一意义上，“两论”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辩证法和指导中国革命的辩证认识运动的反映，是毛泽东对其以往哲学思想的总结和升华。

历史地看，“两论”是为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而不得不写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是党内思想路线方面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而中国革命正反两方的经验也为阐释这两个理论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发奋读书，并应抗大邀请，讲授辩证唯物论课前后有两个多月。“两论”虽只是整理后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节，但其初稿篇幅却占整个《讲授提纲》的一半还多。从内容上看，“两论”是讲课记录稿的整理。毛泽东在讲课中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哲学文化，对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发挥和说明，从而形成了“两论”。

 “两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不同于一般专门哲学家的著作。李达、艾思奇等专门哲学家只是一般地参与中国革命，而没有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地位，没有同党内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直接斗争的经验，因而在对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等理论上没有达到毛泽东那样的认识和理解水平。他们的著作对上述理论问题或没有论述(如李、艾当时的著作中并没有出现过“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些概念，而这正是毛泽东大大发挥了的);或虽有论述但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发挥(如李、艾基本上是按苏联哲学的框架讲认识论，只讲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不讲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而这恰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专门哲学家难于写出“两论”这样的论著。“两论”不是书斋的产物，更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结了中国革命的血的经验教训。

专门的哲学家与政治家及其他实际工作者之间的社会分工将会长期存在。像毛泽东这样集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于一身的领袖人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虽然不能要求每一个革命家、实践家都成为哲学家，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者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较高的哲学修养，能自觉地学哲学、用哲学，善于提出和发现问题，思考和总结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这样，一方面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做好实际工作;另一方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贡献。

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哲学家都成为政治家，但哲学家要以自己的特殊方式积极参与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活动中，关注带有普遍性的实际问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哲学家的任务不在于提出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案，而是将普遍的现实问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加以探索，以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方式为现实服务。

哲学虽与政治密切相联，但它不是政治，讲哲学不是谈论政治，更不是为政治做注解，成为政治的附庸。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主要是针对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但从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看，他既没有具体讲中国革命怎么进行，也没有点名批评教条主义。“两论”初稿只提到共产国际批评过的陈独秀和李立三两人的机会主义错误。《矛盾论》中有关批评教条主义的文字均是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增加的。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学说和矛盾理论，从而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哲学基础。这既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也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为现实服务。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既要防止哲学冷漠政治、疏远政治的倾向，又要防止将两者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对重大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思考中产生的思想飞跃。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和概括，哲学家自然需要进行“思想之反思”，但决不能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进行“现实之反思”，将“现实之反思”与“思想之反思”相结合，实践的经验上升为哲学理论，实现思想的飞跃。实际上，“现实之反思”是“思想之反思”的基础和动力。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哲学家均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现实之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思想之反思”，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并将具体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和最终目的。个人的实践经验是十分有限的。哲学家和理论工作者要时刻关注党的实践和党的理论，关注民生和民族的前途。

二、学习和吸取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很重视学习哲学，他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反复悉心研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不可能读到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但他刻苦研读了当时中国哲学界盛行的三本苏联学者集体编撰的哲学著作，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可见一斑。

这三本著作正如译者在各自译序中所言，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李达语)，是“价值最高的，现阶段哲学发展的里程碑的著作”(艾思奇语)，是“最完备的新哲学和新社会学的教科书”(沈志远语)。今天国内学术界虽然对这三本书有不同的评价，但笔者认为它们有以下优点：重视列宁哲学思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列宁阶段;重视哲学与政治的结合，强调列宁的党性原则，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揭露“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根源;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理论与实践相脱离，重视实践的意义;重视列宁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重视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理论。苏联哲学家还注意总结苏联(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诸多方面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论点，如内因与外因、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不同矛盾用不同方法解决等。但是，苏联哲学教科书也存在诸多缺点，主要有：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分开;忽视价值问题尤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简单化;把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批判等。历史地看，苏联哲学工作者通过集体的力量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著作中有关哲学的概念、范畴、规律和思想加以系统化、逻辑化，构建了一个为当时多数哲学家承认的哲学体系。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无疑是一大进步。三本苏联哲学著作，确如李达、艾思奇、沈志远三位哲学家所言，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的最新成果。苏联三本哲学著作是毛泽东抗大讲哲学、写作“两论”时的主要参考书。“两论”与列宁《哲学笔记》之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苏联三本哲学著作为中介而实现的。这表明“两论”以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为理论前提，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成果基础上的中国化。

任何哲学理论的形成都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为出发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毛泽东虽然为党的领袖，是博古通今的学问家，但他依然不仅向苏联哲学家学习，也虚心研读中国哲学家写的书，其中就有青年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虽然是一本大众化的通俗读物，但如李公朴在该书的序中所说，它“出浅入深”，“也有许多深化了的地方，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解释。”③毛泽东亦称赞它“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代表性著作。④《实践论》吸取了艾思奇《大众哲学》的有关思想，最明显的是，《实践论》结尾时对认识根本规律所做的概括和总结源于《大众哲学》。⑤需要指出两点：一是《矛盾论》对《大众哲学》吸取甚少，除“鸡蛋可以孵出鸡”的例子外，两者并没有更多文字上和思想上的关联;二是1947年改版本的《大众哲学》吸取了包括“两论”在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大众哲学》的不同版本，结果得出了《矛盾论》抄袭了改版的《大众哲学》的错误结论，颠倒了历史。

笔者认为，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两论”对三本苏联哲学著作和《大众哲学》的吸取，仅有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而无足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同样不可能写出“两论”。正是由于毛泽东善于学习和吸取当时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两论”才能高出同时代的其他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名著。

这里存在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原始经典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成果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切具有阅读能力的干部，都应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从中不仅学习理论，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毛泽东历来提倡的。直至晚年，他还要求高中级干部读点马列原著(其中以哲学著作为主)，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现实需要，经常重读马列原著是必要的，可以读出以前因各种因素而被遮蔽了的蕴意，达到所谓的“返本开新”之功效。作为专门的哲学家、理论研究者，则必须尽可能多地研读一些马列原著，完整准确地理解原著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及其蕴涵的精神实质。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发展着的活的理论。因而，应以开放的心态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苏联的发展，而且也要看到它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尽管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姓马”有不同的评价，尽管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不可取，但笔者以为有一点应是充分肯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人道主义、自由和价值论等的重视和研究无疑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的发展。

重视马列经典文本的研究十分必要，在这方面我国落后于外国。我国专门从事经典文本研究的专家甚少，理论家要尊重他们的科学研究，注意吸取文本研究的成果。但文本研究不能取代理论研究，也不能只研究马克思一人的，还要研究有其他经典作家的，尤其是恩格斯、列宁的。国内外有些人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也有人认为我们以往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有甚者认为马克思以后的人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笔者对这些观点难以苟同。我们应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我们不应割断历史。重视马克思原著的研究，首先要完整准确地读解马克思的思想，不能主观随意地肢解马克思的思想。从学术发展史看，对原始经典不同理解的对立和争论是必然的，这种争论有利于学说本身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的、基本的无疑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但不仅限于此，而且还包含尔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要有世界眼光，不仅要善于吸取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而且要善于总结和概括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最新成果，善于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只有这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时代性、先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是同一的。

三、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

从人类思想文化的交往、传播史看，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不仅要适应本土现实社会的需要，而且要在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吸取本土文化的优点、长处，使自己逐渐地本土化，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根、开花和结果。这是文化交往、发展的一个规律，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发挥其作用，真正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而且还要与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化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中国哲学优秀遗产。“两论”的基本理论来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它也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从中国哲学史看，“两论”是中国哲学知行学说和矛盾理论在现代的发展。

《实践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紧紧抓住实践与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从宏观上科学地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实践论》的认识论体系要高于苏联及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主要是由于他在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矛盾是有关中国革命成败的哲学基本问题。此外，这也与毛泽东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学说大略的宏观把握密切相关。

西方哲学认识论重视逻辑思维，突出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这一对矛盾，形成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中国哲学认识论则突出认识过程中的知与行的矛盾，宋明时期在知行的先后、轻重、难易、分合等问题上已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并进行甚为激烈的争论。近代以降，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提出了知难行易说，批评传统的知易行难说。孙中山由于不能唯物而辩证地解决知行关系，最后导致知行分任的错误。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将知难行易说改变为愚民的力行哲学。与之相对，毛泽东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经验，将孙中山的知行学说发展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实践论》副标题标出，文中又强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和“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说明他自觉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已争论数千年的知行问题，从而把中国的知行学说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儒家哲学强调“修身”为本，旨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受中国哲学的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重视人身修养。由他起草的新民学会章程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1921年，新民学会的宗旨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学术研究与人身修养没有变。他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提出，学会的活动，在重视主义的研究的同时“须增‘修养’”。⑥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为了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组织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注重党内的思想教育和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注重党员自身的党性修养，注重革命队伍自身的改造。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不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不能有效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该著作表明，不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就难于改造好客观世界。正是基于这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在《实践论》结尾处论述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他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任务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这方面的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针对旧唯物主义者不能辩证地解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⑦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虽为尔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注意，但在毛泽东之前，未见有人把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和改造人自身列为改造世界的两大任务之一。西方有些人至今仍认为，讲改造思想、改造人，是对人的不尊重，甚至说违背了人性，侵犯了人权。在他们看来，人是神圣的，怎么能改造呢?其实，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着人自身，而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反过来又促进客观世界的改造，不改造主观世界就不能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重视人自身的改造，这既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修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以中国哲学中特有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学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矛盾论》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突出体现在矛盾同一性思想上。如《矛盾论》所说，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古代就已产生。中国古代辩证法天才地直观到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认识到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依存、补充和转化。《周易》、《老子》、《孙子兵法》等古代辩证法经典涉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存在的大量矛盾，如：天地、男女、阴阳、有无、动静、刚柔、大小、善恶、美丑、祸福、荣辱、损益、泰否、是非、曲直、难易、攻守、进退、强弱、正奇、快慢、劳逸、生死等等。西方辩证法偏重于对立面之间的斗争，与此不同，中国古代辩证法则偏重于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和互相转化。“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这种对立面(阴阳)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已渗透到中国的政治、伦理、军事、医学、文学艺术、科学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

中华民族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也浸润了毛泽东。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论及人的精神生活由差别构成时一连列举了“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等等诸多矛盾。他同样注重对立面的同一，认为：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生即死，死即生，小即大，阳即阴，男即女，厚即薄等。“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⑧此时的青年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与互相转化的条件性，他的辩证法思想与相对主义交织在一起。

《矛盾论》初稿里，毛泽东在论述矛盾同一性原理时列举了上与下、祸与福、顺利与困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与农民、生与死、正规战争与游击战争、公产与私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民主与集中、战争与和平、进攻与防御、兵力的集中与分散等矛盾来说明极端相反的对立面之间有同一性。他指出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没有一定条件，对立面之间既不能共存，更不能转化。他在讲课过程中多次说到“相反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相成的因素”、“许多相反的东西，却同时又是相成的东西”。他还引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等成语。毛泽东在修订《矛盾论》时为了行文的简洁精炼，删去了许多例子和上述成语，只是扼要地写道：“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⑨

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的同一性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相反相成”结合起来，发挥了对立面之间在一定条件之下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思想。在此后的实践中，他尤其重视对立面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重视对立面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特点之一，而这正是中国古代辩证法在现代的继续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通常做法是在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列举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方面的例子以说明哲学原理的普遍真理性。这虽有助于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致性，但若停留于此，就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仅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的“注释和证明”。“两论”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根本要求，是将中国哲学的精华、中华民族的智慧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又以之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结合不是简单举例说明，而是一种内在的形迹不露的自然融合，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无论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包含不同的层次和方面。它们之间既有相通、一致，也有相异、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两者之间的结合也在不同的层面、方面展开。受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启示，笔者将它们两者间的结合大致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如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主体能动精神等;二是对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相通、相一致内容的吸取和发挥，如知行学说、矛盾理论、民本思想等;三是对中国哲学中特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鲜有论及、甚至没有论及的合理思想、命题、范畴和概念的吸取和改造，如认识主体修养论、直觉论等;四是从中国哲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中吸取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如中庸、诚、孝等;五是总结和吸取中国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等。⑩

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中国的哲学知之不多，他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欧洲哲学史的总结和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对中国哲学进行总结和概括，从而使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灵魂。青年学生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不仅能从中了解一些中国哲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能从中领会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灵魂。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亟须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历史文化，体认和内化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灵魂。

四、从具体的哲学问题入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毛泽东到抗大去讲哲学决不是如施拉姆所想象的是为了获取哲学家的名声，(11)而是为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做理论上的武装。讲一门课不同于作一两次学术报告。作学术报告只须讲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最得意的心得体会，无须顾及学科的理论体系，而讲一门课则必须要考虑该学科的基本内容和体系，要有一个讲课的大纲和通盘的讲授计划。这就有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而“两论”只是其中的两节。

“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但并不等于整个《讲授提纲》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除“两论”外，《讲授提纲》其余部分虽然也有结合中国现实、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但主要是三本苏联哲学著作有关内容的“集粹”和“改写”，创新之处并不很多。就整个体系讲，虽然各“节”的标题用了“物质论”、“运动论”、“意识论”、“真理论”等中国表述形式，但基本框架和内容则来自苏联教科书。(12)毛泽东不是专门的哲学家，也无意去精心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只是发挥自己的所长，在实践学说和矛盾论这两大方面上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哲学文化进行阐发。因而，除“两论”以外，整个《讲授提纲》并没有达到中国化的水准。这也是毛泽东只把“两论”修订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根本原因。“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而《讲授提纲》其余部分并未中国化的事实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项艰难的、长期的事业。

任何个人都难以超越时代的制约。与同时代的中外哲学家一样，那时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认识，也囿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在反思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时，开始对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提出批评。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则明确提出了改造现行哲学体系的任务，批评哲学家搞的是“洋哲学”，自己则是“土哲学”。对于如何改造哲学体系，他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哲学就是认识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辩证法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和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范畴，应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下予以说明;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哲学家要到实际中去，以社会为课堂，搞实际哲学;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等。但此时他心中的头等大事则在“反修防修”，加之年事已高，因而已难以完成哲学体系改造的任务。笔者以为，毛泽东改造哲学体系的具体意见自然可以商榷，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改造哲学体系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指明了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变革已成为时代的趋势和我国大多数哲学家的强烈要求。许多学者依据自己的研究的兴趣和擅长，提出了诸多不同的主张。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变革已取得显著成果，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对此要加以充分肯定。但也存在两点不足：一是许多学者只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西方哲学借鉴有余，结合中国实际尤其是在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方面不够;二是注意了体系的建构，忽视了具体内容的中国化，从而显得空泛。多数研究者仅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主张或构想的阐释上，有的甚至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的争论上，少有将自己的主张或构想具体化为新的哲学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当代中国和世界正处于深刻的大变革之中。为适应时代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处于自我革命中。一个哲学的体系是哲学思想的存在形式，新的体系要有新的内容，没有新的具体原理的中国化，也就很难有整个体系的中国化。因此，不能停留在新体系的一般主张上，而是要进而重视具体哲学问题的中国化研究，在具体原理的中国化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体系。

五、把哲学变成民族的事业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具有重视哲学的传统。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通信中就认为，哲学是探究“大本大源”之学，改造中国宜从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入手。“欲人人依自己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13)青年毛泽东提出“普及哲学”的主张是远见卓识。更为可贵的是，他一生都在坚持和追求这一理想，由此对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更加重视哲学的研究、普及和运用。他在抗大讲哲学时精辟地说明了辩证法唯物论是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精神武器、领导干部的必修科目。为了普及哲学，让一般的干部都能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在讲授哲学、写作“两论”时注意结合实际，深入浅出，简洁明了，通俗易行。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完备的深刻的科学，但它并非如有的人所说的“深奥难懂”，“一般人没有学会的可能”;“辩证法之所以使人觉得困难，是因为没有善于讲解的辩证法书。”“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言语，讲亲切的经验”。他很谦逊地写道：“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希望将来能写出一本好书，“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决定”。(1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大众化的著作不一定就能做到更高意义上的中国化，但真正中国化的著作则应具有大众化的特点。“两论”体现了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内在一致，问世后即受到广大干部和民众的欢迎。根据现在搜集到的资料汇总，包括“两论”在内的《讲授提纲》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公开出版、印行过20多次。新中国成立后，“两论”成为干部和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教材。

抗大讲授哲学之后，毛泽东在继续研究哲学的同时大力提倡和组织干部学习哲学。1938年9月，在他的提议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普遍开展学哲学活动。延安新哲学会的成立也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哲学学习。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精髓。因此，毛泽东把组织干部和党员学哲学、用哲学置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首位。1941年9月，他把“思想方法论”规定为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学习的主要内容。(16)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提倡唯物论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许多干部学习了哲学，提高了修养，终身受益。在这方面，陈云具有代表性。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党中央领导同志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7)重视哲学已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马克思曾指出：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其表现来说，都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相接触并相互作用。到那时，“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18)毛泽东号召：哲学要走出书斋，走出课堂，变为人民群众手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古人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周易·系辞上》)通俗易懂的著作使人容易掌握，简要明了的理论使人容易实行。毛泽东历来反对烦琐哲学。世界处处有矛盾，生活事事有哲学。他善于结合工作、学习和生活讲哲学，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加以哲学的说明，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哲学的总结。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善于用具有中国特点的、通俗的、为广大民众所熟悉的语言来阐发和表达深刻的哲理。他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多想出智慧、一分为二、两点论、两分法、坏事变好事、分析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主要矛盾、抓典型、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概念、命题、思想已普及于干部乃至一般群众。

海涅曾说过：“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一件民族的事业。”(19)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经毛泽东的大力提倡，哲学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事业。在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内涌现出一批具有哲学修养的治党、治军、治国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军事家。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现了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大庆人靠“两论”起家，克服各种困难，开发和建成了现代化的大型企业。(20)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等均自觉运用“两论”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瑞环、倪志福等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尤其是“两论”，由一名普通青年工人逐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陈云提出要学习哲学，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学习“两论”。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突出了哲学思想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专门写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该《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方面，并分别加以简明扼要地论述。《决议》认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该《决议》的推动下，全党出现了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热潮。李瑞环在谈到自己学习哲学的体会时说，“把‘两论’作为学习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在‘两论’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事实，是大家所熟悉的。大庆就是靠‘两论’起家的。我认为，当前学哲学仍然可以提倡从‘两论’入手。”(21)“两论”的基本思想己融入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哲学并非万能，倘若不能正确地运用，就会犯错误，以致带来巨大损失。毛泽东晚年犯严重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是他违反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陷入严重的主观主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哲学家、理论工作者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武器，批判教条主义，批判个人迷信，开启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做思想理论准备。以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大胆试、大胆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作为判断党的一切工作的主要标准)，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而它自身也在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地中国化，形成了新的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理论、生产力理论、认识理论、矛盾理论、价值理论、人学理论、文化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生态文明理论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应继续沿着“两论”所指出的方向，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现实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提供科学指导。

【注释】

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65—68页。

②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6页。

③李公朴：《〈哲学讲话〉编者序》(1935年12月)，《艾思奇全书》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0页。

④毛泽东：《致叶剑英、刘鼎》(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0页。

⑤参见许全兴：《〈大众哲学〉与〈实践论〉》，《为毛泽东辩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222—230页。

⑥参见毛泽东在1921年1月3日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1921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页。

⑦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

⑧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45、269—270页。

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3页。

⑩参见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1)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63页。

(12)许全兴：《全面评价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兼析施拉姆对毛泽东的非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1期。

(13)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87页。

(14)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43页。

(1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16)毛泽东：《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17)陈云：《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1987年7月17日)，《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18)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19)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论德国》，薛华、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7页。

(20)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庆油田的建设，“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就是通过大学《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21)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