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12月1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人大重阳微信特地推荐一篇深度文章，从历史与世界维度来解读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作者王文、贾晋京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院长助理。本文删减版刊于2018年第7期《前线》杂志，全文为人大重阳系列图书《中国改革大趋势》（刘伟主编）导论。

201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对中国来说，这一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对世界来说，这一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站在这一年的历史方位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展望“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需要把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置于历史维度与世界维度之中来看。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显然，只有弄明白中国的具体实际怎么理解、大踏步才赶上了的时代又怎么理解，才能真正领悟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的意义。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概括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放在历史维度来看，“站起来”之前有“睁开眼”和“醒过来”的过程，而“富起来”之后则指向“强起来”，因此，这是一个中国从“睁开眼”、“醒过来”到“站起来”再到“富起来”然后开始“强起来”的连续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意义，只有从世界维度才能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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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维度下的中国“四个四十年”

“改革开放”是“改革”与“开放”的并列短语，“改革”是国内进程，“开放”是对外的。这里的开放，是对世界开放，是在全球化时代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

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崛起的根源与动力是什么？著名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指出：“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并非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全球有很多这样的资源，可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中国那样吸引如此多的资本。我们认为，主要吸引力是这些劳动者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上的高素质，再加上他们在中国国内生产性流动的供需环境迅速扩大。此外，二者并不是外资创造的，而是基于当地传统的发展进程创造的，其中包括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传统。外资在该进程的后期参与进来。”用阿里吉的表述方式来说，在开放之前，中国就有着“传统的发展进程”，而开放是这一进程与外部世界两者之间的对接。实际上，中国人口规模长期占世界约四分之一，并且有着自身的文明传统和革命传统，可以说，在打开国门之前，自己就构成一个世界，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之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崛起的根源与动力内因在于改革，外因在于开放。

美国学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在《世界体系论》中认为，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欧洲，它可以被表述为“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像一个大帝国那样幅员辽阔”，但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在此意义上，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可以被表述为现代世界体系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对应“中国之世界”，我们可以把现代世界体系称为“国外之世界”。

在此意义上，1840年之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之世界”与“国外之世界”两个世界之间的互动过程。站在中国立场来看，这个互动过程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受到入侵-认知；2.受到压迫-反抗；3.“感到落后-追赶”；4.“融入世界-并跑”。而在实现了“并跑”之后，“中国之世界”自身的深厚积淀又开始体现出厚积薄发之势，从而助推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开始展现引领能力。

通过上述四个阶段的划分，可以梳理出一条看待历史维度，其中包括五个前后相接的阶段：1.“睁开眼”；2.“醒过来”；3.“站起来”；4.“富起来”；5.“强起来”。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在其中大体对应“富起来”阶段，前承“站起来”的阶段，后启“强起来”的新时代。并且，可以发现，不仅“富起来”是一个约四十年的进程，它之前的三个历史进程也各为约四十年，可以合称为中国变革的“四个四十年”。

19世纪50年代到1898年的第一个“四十年”是“睁开眼”的阶段，一小部分中国人在这一阶段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认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国外之世界”入侵“中国之世界”的开始，但中国对外部世界现代化性质的认知即“睁开眼”，需要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起算。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代表作《海国图志》于1852年出版完成，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的第一批近代思想家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人的思想均成型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而1861年初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兴起，被历史学界公认为中国自主近代化运动的开端。从19世纪50年代起对“国外之世界”所具有的近代化性质的认知，以及中国自主的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睁开眼”阶段，但在这一阶段，现代化认知主要是在部分官僚和少数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的，这一阶段持续了大约四十年。

1898年到1938年的第二个“四十年”是“醒过来”的阶段，走在前面的一部分中国人在这一阶段进行了现代化方向的探索。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落幕，但从“睁开眼”转入“醒过来”要以更多的中国人凝聚现代化共识起算。1898年的戊戌变法尽管没有成功，但却是一次在全中国“士阶层”中有着广泛共鸣的社会运动，并且有着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度的一整套主张，可以认为对中国社会来说，它是已经“睁开眼”并且对现代世界体系有了明确认知的人群扩大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标志。此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都是“醒过来”阶段中的里程碑事件。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则是一部分中国人民中的先进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始。

1938年到1978年的第三个“四十年”是“站起来”的阶段，中国人民在这一阶段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所产生的最深远影响在于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前，“速败论”和“速胜论”流传广泛，两者论调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论错误：隐含地将抗日战争的性质当作中日政权之间的战争，而非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正是由于《论持久战》，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中华民族意识大觉醒，中国人民认识到抗日战争的性质与明亡清兴这样的历史绝然不同，进而现代化成了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而非一部分人的事情，从而为中国“站起来”奠定了基础。此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中国站起来的标志，从此，自主的现代化建设才有了展开的条件。到改革开放之前，自主的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使中国在工业、社会、教育、卫生等多个社会主要方面实现了“站起来”。

“富起来”的四十年，可以看作是前面三个“四十年”的延续。拿赛跑来比喻的话，可以说这是“中国之世界”与“国外之世界”在“现代化”这个赛场中赛跑。中国用第一个“四十年”认识到自己并不在赛场中，用第二个“四十年”来入场，用“第三个”四十年来起跑，第四个“四十年”来追赶，并终于来到了可以“并跑”的历史新方位，并展现出了足以领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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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度下的中国“富起来”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新方位，回顾来时路，可以看到，“起跑”之后，“追赶”阶段的高速度，是来到“并跑”位置的关键。改革之初，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随后的四十年，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978年的160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超过8800美元，增幅约55倍；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8%增加到16%，增长8倍多，并且连续多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稳居全球第一。这是一个量变的奇迹，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高速增长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中国的位置从“跟跑”追赶到了“并跑”。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恐怕堪称当今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相关研究汗牛充栋。在此，我们想强调的是，一个重要的认识基础需要厘清：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改革是内因，外资和国际市场是外因。

有一个有趣而深刻现象，关于改革的具体前进方式的论述中，能找到很多有关地形的表述，例如“摸着石头过河”、“下海”、“爬坡过坎”、“跨激流涉险滩”等。对于处在具体实际历史方位的人来说，这些表述都是准确生动的，描述了面对具体困难局面迎难而上的抉择：跨过去之后的具体局面将是什么？会更加顺利还是有可能更困难？其实并不确切知道，但却必须选择前进。身在其中者会觉得使用这些地形表述很自然，然而，这其实与“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大异其趣。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中，微观行为主体（企业和个人）只要根据价格信号，就会自动做出最优决策，从而市场会自动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状态，因此政府要做只是启动被称为市场化的上述自动化过程，保证价格信号真实和准确传导，经济增长就会像自动驾驶一样实现。

显然，中国实现近四十年高速增长的过程，并不适合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套路解释，实际上世界上也几乎找不到能用这些套路解释的真实历史，但它们却占据了国际话语的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批判者之一——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增长过程却有一种类似中国话语的解释方式。演化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和悉尼·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认为，解释经济增长需要使用“地形学”：市场应该被看作一种可在其中进行选择的环境，有着复杂的地形，经济增长是一种纯粹的选择过程，微观行为主体只有不断在复杂地形中进行“搜寻”，并累积技术进步，才能发现利润区域，而市场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话语，其实与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契合。演化经济学作为“创新”提出者熊彼特在当代的理论传承者，重视创新的作用，并且把创新视作市场本身的结构变化，这一点上，与新古典经济经济学看不到市场存在结构差别完全不同。

中国的改革历程，其实是在不断突破原有的体制机制束缚，即市场结构基础上，坚持创造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过程，这是一个创新驱动型的经济过程。对市场结构的“破坏”与“创造”都在发挥巨大作用。因此，中国高速增长的过程，虽然是量的快速增加，但并不是在1978年技术水平上的数量叠加，而是推动技术积累和市场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形态不断演进。

通过上述认识，也能够回答另一个与“地形”有关的问题：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主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提出初期，此概念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也未能引发政策界的深入讨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如担心中国会不会掉入长期社会不平等、增长乏力、发展止步不前等问题逐渐成了国内外研究热点。

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自改变市场结构，而非简单的数量积累，所以中国肯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在当今世界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约六分之一的巨型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以及所伴随人均国民收入的上升过程，不只受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制约，也会正向地改变全球经济结构和标准制定。例如一些国家因中国的投资与发展而发生命运的改变。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因为人口数量等原因，不具备自主改变市场结构的能力，市场本身受制于人，才是一部分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正如一个家庭富起来并不意味着饭量增加，而是意味着行为的变化，中国“富起来”的过程本质也在质变而非量变。当然，从高速增长阶段的指标来看，数量扩大是第一位的。也这是为了实现追赶，从而达到“并跑”乃至“超越”的需要。

如何解释量变引起质变的经济意义？我们认为可以借用物理学中的“相变”概念。“相”是物质系统中具有相同物理性质的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由一定的分界面隔离开来，例如在由水和冰组成的系统中，冰是一个相，水是另一个相。而物质从一种相转变为另一种相，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称为“相变”，例如冰化为水，石墨变为金刚石。相变有三个特点：一是必须经历一定时间，二是必然存在能量的吸收、释放或者热容量、热膨胀系数和等温压缩系数等的物理量的变化，三是物质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区别于物理学中的相变概念，我们把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结构变化称为“大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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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世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中，发生“大相变”的时期主要体现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可以称之为“中国相变期”。在中国相变期，中国经历出现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和世界意义的相变：在发展方式上，中国实现了从传统动能拉动到新动能驱动的“跃迁式”转换；在人民生活方面，中国人的生活轨迹已发生从内涵到目标的质变；在空间格局方面，中国出现了从人口迁移到本地崛起的布局转型趋势；在治理体系方面，中国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系统优化升级”；在世界大局中，这五年，中国从全球关系网中的“接入者”转变为“组网者”。这些，都可以说是从一种“相”转变为另一种“相”。

从发展方式看，创新正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作用，成为撬动中国动能转化的核心理念，可以借用量子力学中“跃迁”（Jumping）概念来描述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跃迁”是指量子力学体系状态发生跳跃式变化的过程，而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快速变化，也是从传统轨道转换到了创新驱动，正如量子力学中电子从低能态轨道向高能态轨道的跃迁。

从人民生活看，全面小康社会的脚步日益临近，人均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消费在多元化和升级，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快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都从根本上在转变中国人的生命轨迹，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着条件。

从空间格局看，中国的经济地理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由此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撑带，与原有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区域发展呈现由不平衡向趋于平衡、由不协调向日益协调转变的良好态势。可以说，这种变化为未来中国在空间结构上的长期发展做了根本性的布局。

从治理体系看，中国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系统优化升级”。作为维护一种文明形态长远发展的国家，其自身的长治久安也就成为了文明的存续之要。对此，中国古代先贤早有论述，谓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或谓之“文治武功”。自然的，始终保持一套高效有力的文官和武官系统，也就成为了中国治理能力的核心所在。正如系统工程中的“优化（Optimizing）”过程目的是使系统能够减少冗余、增加稳定性、提高运行效率，文明型国家“生命体”的治理体系运行，也需要“优化”。这五年，通过党建、反腐、军改等一系列大幅度的“优化”工作，中国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长治久安的基础。

而中国的世界地位变化，是中国相变期带来的最大变化，也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变化最具“质化”意义的方面在于：曾经，在全球版图中占面积很小的大西洋两岸区域，在充当全球经济网络中唯一的“服务器”，世界其他地区都需要先与之发生经济联系，才能“接入”到全球；而随着2014年APEC北京峰会、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四次重要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新崛起的“服务器”，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可以借用通信工程中的“组网”（Networking）来表述。而从世界历史与世界格局的纵横“大坐标”来看，从“单服务器格局”到“双服务器格局”，是一种“大相变”。

历经“睁开眼”、“醒过来”、“站起来”、“富起来”过程的中国，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站在“强起来”的新方位，放眼未来，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路线路已然展开。

对于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来说，中国是另一种文明。但正因为中国既经历过被这一体系侵略、排斥的历史，又经历过融入这一体系并实现自身崛起的历程，中国才深知前进的方向何在。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真正和平崛起的大国。在中国“富起来”的四十年过程中，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没有发动也没有参与战争的大国就是中国。这实际上突破和颠覆了以往的世界历史中“国强必霸”的规律。可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提升，中国越强，世界陷入大国争霸格局的可能性就越低。

进入“强起来”新时代的中国，已展现出“领跑”能力。中国将为处在艰难地形中的世界指明什么方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给出的答案。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相互关联之紧密程度前所未有，然而全球化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之复杂也是前所未有。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复杂化趋势，“逆全球化”浪潮深刻改变着西方政治生态。究其根源，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扩张之路已经走到尽头，要想走出困局，唯有在世界各国人民中结成新的合作网络，彼此理解、互学互鉴、求同存异，构建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已将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正如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而世界也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人类共同生活在命运共同体中，全球化需要新的动力和方向，中国正在以共同发展观高质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个曾长期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文明古国，中国在历史上足以自成“中国之世界”，与“国外之世界”共同塑造了全球现代化的历史。如今，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历史进程，正在塑造同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