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导刊》2月刊

作者：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内容提要：2018年世界经济整体增速与上年持平，但大多数国家出现经济增速回落。全球的失业率仍然保持在低位，各国通货膨胀率有所提高。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国际直接投资低迷，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提高，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包括：美国经济下行的可能性较大，金融市场可能进一步出现动荡，各主要国家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受到限制，全球贸易战可能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地缘政治风险和部分国家的社会动荡也将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世界经济 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国际金融

2017年世界GDP增长率从2016年的3.3%快速上升到了3.7%，提高幅度达0.4个百分点。2018年没有持续这一趋势。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约为3.7%、按市场汇率计算约为3.2%，增速与上一年持平。

当前世界经济六大特征

经济增速出现下行迹象

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没有持续上年各国强劲回升的势头，除美国等少数经济体的增速继续上升之外，其他大部分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出现了回落。

2018年，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GDP增长2.9%（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2.0%（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日本增长1.7%（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英国和加拿大GDP增长率同比分别下降0.3和0.9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在2017年经济增速普遍回升，但2018年明显分化。2018年，亚洲新兴经济体GDP增长6.5%，仍保持世界最高增长率。除印度等极少数国家之外，其他主要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均有所回落。印度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6.7%上升到2018年的7.3%，而中国GDP增长率从6.9%下降到6.6%左右，东盟五国基本持平。新兴与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速，从2017年的6.0%大幅降至2018年的3.8%。其中土耳其因受经济制裁和货币危机影响，GDP增长率从7.4%降至3.5%。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从1.3%下降到1.2%，其中阿根廷从2.9%降到-2.6%，委内瑞拉从-14.0%降至-18.0%，巴西从1.0%提高到1.4%。中东北非地区的GDP增长率从2.2%上升到2.4%，俄罗斯从1.5%升到1.7%（受石油价格回升影响）。伊朗因受美国制裁，GDP增长率从上年的3.7%降至2018年的-1.5%。

失业率保持低位运行

尽管世界经济增速下行，但除少数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新兴市场国家之外，全球总体上处于失业率相对较低的时期。这表明世界经济处于从繁荣顶峰刚刚出现回落迹象的阶段。

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2018年9月，美国失业率为3.7%，相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同期，美国失业人数为577.1万（同比减少78.5万）；就业人数1.562亿（同比增加170万）；私营企业员工平均时薪为27.25美元、平均周薪937.40美元（同比分别提高2.8%和3.1%），2018年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62.7%至63%之间波动。

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也在持续改善。从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欧盟整体失业率从7.5%降到6.7%，欧元区失业率从8.5%降到8.1%。和前期相比，欧洲失业人数和失业率下降幅度有所减缓。从2016年9月到2017年9月欧盟失业率下降0.9个百分点，欧元区失业率下降1.0个百分点；而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欧盟失业率下降0.8个百分点，欧元区失业率下降幅度为0.4个百分点。

日本属于发达经济体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2018年9月，其经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下降到2.3%，再创本世纪以来最低值。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分别从2017年9月的5.6%和5.5%，下降至2018年9月的5.4%和5.0%。

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较大。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3.95%降到3.82%。俄罗斯的失业率从5.0%降到4.5%。阿根廷的失业率从2017年6月的8.7%上升到2018年6月的9.6%。南非的失业率保持在27%以上。土耳其的失业率则从2018年4月的9.6%上升到2018年8月的11.1%。

通货膨胀率稍有提升

美国季调后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6月1.6%逐月上升，此后稍有回落，2018年10月为2.5%，季调后的核心CPI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从2017年6月的1.7%上升到2018年10月的2.2%。美联储用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7月的1.5%上升到2018年7月的2.4%，至2018年9月PCE价格指数和核心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均为2.0%。

欧洲总体物价水平稍有上升，主要由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引起，其核心通胀率相对稳定且略有下降。2018年10月，欧盟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同比增长率为2.2%，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欧元区的HICP为2.2%，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而欧盟核心HICP的月度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8月之后在1.1%-1.3%之间波动，2018年10月同比增长1.2%。欧元区核心HICP月度同比增长率同期在0.9%-1.1%之间波动，2018年10月同比增长1.1%。

日本物价水平继续回升。2018年1月至9月，CPI各月同比增长率均保持在0.5%以上。其中2018年2月曾达到1.5%，此后有所回调，并在1.0%左右波动。至2018年9月，其CPI同比增长率为1.2%，比上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均有小幅上升。从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俄罗斯的CPI同比增长率从3.0%上升到3.5%，同期巴西从1.6%上升到4.0%，印度产业工人CPI从2.9%上升到5.6%，南非基本持平。阿根廷从24.2%大幅提高到45.1%，土耳其从11.2%大幅提高到25.2%。中国的通胀率也稍有提高，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9月的1.6%上升到了2018年9月的2.5%。

国际贸易增速放缓

2018年国际贸易表现出价格涨幅扩大、实物量增速下降的特点。[1] 201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世界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4.3%和12.4%。其中价格涨幅分别为10.5%和9.2%，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3.6和5.3个百分点；排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世界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8%和3.2%，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0.5和1.3个百分点。

亚洲地区国际贸易量增速回落幅度最大。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亚洲货物出口总量季调后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7%和3.8%，比上年同期增速分别下降3.6和2.9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的货物出口量增长速度下降最为明显。

欧洲整体国际贸易量的增速也有一定回落。201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欧洲货物出口总量季调后同比增长率均为2.8%，比上年同期增速分别下降0.2和0.3个百分点。欧盟整体出口量增长率分别提高0.2和0.1个百分点。中南美洲出口总额增速快速回落。2018年第一、第二季度，该地区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1%和8.0%，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9.5和3.1个百分点；实际出口量在二季度为1.8%的负增长。

美国对外贸易形势相对较好。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美国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5%和7.1%，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1和2.8个百分点；出口额分别增长了8.0%和11.2%，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5和5.4个百分点。

全球债务水平继续上升

2018年全球政府债务仍处于较高水平。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104.5%微降至2018的103.8%，政府净债务/GDP从2017年的75.1%下降至2018年的74.4%。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48.7%上升到2018年的50.7%。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42.8%上升到2018年的44.1%。

美国政府总债务/GDP继续提升，2017年为105.2%，2018年约为106.1%。日本政府债务状况继续恶化，政府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237.6%上升到了2018年的238.2%。欧元区政府总债务/GDP于2014年达到最高点91.7%，此后一直回落，2018年继续回落至84.4%。欧元区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有所回落，但仍有个别重债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在继续上升。希腊政府债务/GDP在2018年达到188.1%，比上年增加6.3个百分点。2018年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债务/GDP分别是87.5%和96.7%，分别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欧元区仍然存在主权债务风险。

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政府总债务/GDP超过60%国际警戒线且比例继续上升的有安哥拉（80.5%）、阿根廷（62.7%）、巴西（88.4%）、巴基斯坦（72.5%）和乌拉圭（68.1%）等。低收入国家中该指标情况相同的有老挝（66.7%）、莫桑比克（112.9%）、苏丹（167.5%）和赞比亚（70.9%）。这些国家隐藏的债务风险比较大。

各国居民和企业债务也不断累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从2016年至2017年，全球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34.4%上升到了244.5%，2018年一季度进一步上升到了246.1%。其中，发达经济体从2016年的264.4%上升到2017年的276.0%，新兴市场经济体从2016年的183.3%上升到了2017年的193.8%。全球债务总水平的持续攀升，正在威胁全球经济稳定。

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2018年国际金融市场呈现两大主要特征：一是全球股市震荡，二是美元持续升值和其他货币不同程度的贬值。

截至2018年11月20日，以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公司编制的明晟指数（MSCI指数）来衡量，全球股指从年初以来下跌5.71%，其中新兴市场股市指数下跌14.69%，发达市场股市指数下跌4.46%。全球股票价格震荡与世界经济中隐含的风险有密切关联。

2018年美联储已经数次加息，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仍然维持负利率环境，美元明显升值。2018年10月相对于2017年12月，名义美元指数升值5.8%，实际美元指数升值3.3%。美元升值导致世界其它主要货币相对于美元均有不同程度的贬值。从2018年年初到11月16日，欧元兑美元汇率贬值了4.9%，英镑贬值了5.4%，日元贬值了0.1%。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了更大幅度的贬值，其中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了6.2%，印度卢比贬值11.8%，俄罗斯卢布贬值13.4%。

影响未来世界经济的五个关键因素

美国经济下行的可能性

2018年除美国等少数国家仍在强劲增长之外，其他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均已经开始下行。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有可能再一次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率回升；如果美国经济近期内出现增速下行，则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新一轮衰退。因此，美国经济走势对2019年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已经连续9个季度不断上升。2016年2季度的增长率为1.3%，至2018年3季度已达3.0% 。从采购经理指数（PMI）等景气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在短期内仍然非常强劲。但是，美国经济也出现繁荣到顶迹象。首先，美国失业率已经处于最低水平，劳动力已经被充分利用，工资已经开始上涨，且工资上涨幅度超过物价上涨幅度，企业盈利空间下降。其次，美国私人投资实际增长率，从2018年1季度的6.2%下降到了2季度的4.6%。再有，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开始出现高位回落迹象。2018年9月，美国三大股指均创新高，但在10月初均同步连续下挫。

一般来说，微调型的货币政策能够延长繁荣时间，防止经济出现快速过热和过热后的硬着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加息周期是3年，即连续加息3年后经济会出现回落。这一轮加息周期是从2015年12月开始的，到2018年12月已经是3年。加息周期的结束将伴随着经济增长再一次明显下行。美联储预测联邦基金利率的长期值应该为3.0%，离目前2.25%的政策利率还有0.75个百分点的差距。再有2至3次加息就能达到长期值。可见，从加息节奏上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时间不会太远。

国际组织纷纷预测美国经济增速在2019年会出现下行，它们对美国GDP增长率的预计：2018年在2.7%-3.1之间，2019年在2.5-2.8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2.9%，2019年2.5%；世界银行2018年2.7%，2019年2.5%；经合组织2018年2.9%，2019年的2.8%；美联储2018年3.1%，2019年2.5%）。[2]

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程度

当前的世界经济面临三大金融危机的诱发因素，一是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和货币危机；二是高债务国家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甚至债务危机；三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或者进入衰退，引起其资产价格暴跌并向其他国家传染。这三类危机可能以个案的方式发生，但也有可能在一系列国家引起连锁反应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可能三类风险叠加造成大面积深度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冲击。

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的资本回流和美元升值，已经使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国发生了货币危机。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的可能性很大。对于那些具有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在资本流入减少而资本流出增加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一个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引发类似国家同样发生货币大幅度贬值的现象，这种传染效应可能导致大面积的货币危机和经济衰退。

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已经困扰世界经济多年，再一次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重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政府债务激增，容易引发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和债务危机，另一方面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加息可能引起的全球利率水平上行，导致各国债务负担加重，以及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引起的偿债能力下降，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会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

美国股市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危机引爆点。从2009年以来，美国股市持续牛市，股票市值从2008年的11万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40万亿美元。美国金融危机以前股市最繁荣的2007年，其市值最高也没有超过19万亿美元。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股市最繁荣的时候达到5000点左右，在2007年股市又一个繁荣顶点时仅达到2800点左右，而在2018年已经超过8000点。美国股市泡沫风险已经开始显现，2018年10月以来，美国三大股指均已明显下跌。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下行产生的预期恶化，使美国股市未来仍将有较大下跌风险。如果美国股市价格暴跌并引发其他国家股价同步暴跌，则世界经济将再一次面临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

应对下一轮衰退的政策空间

如果世界经济进入下一轮衰退，各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不如10年以前。这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方面都有体现。

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是5.25%，从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在15个月的时间内将利率降至0.25%，其降息空间高达5个百分点。而当前的联邦基金利率仅有2.25%，即使再有两三次加息之后美国经济才开始下行，估计也只有3个百分点左右的降息空间。英格兰银行目前的政策利率仅有0.75%，降息空间不足1个百分点。而欧洲中央、日本央行目前还是实行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出现经济衰退，则意味着这两个经济体还没有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又需要实行新一轮宽松政策。此时，欧洲中央和日本央行完全没有降息空间。

当然，在基准利率降息空间有限或者没有降息空间的情况下，各央行还是可以继续使用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降低长期利率来刺激消费和投资。然而，当前美国和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3.06%和0.11%，欧元区10年期公债收益率为0.41%，[3]长期利率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也有限。另外，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会再一次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膨胀，使央行成为政府或者重要金融机构的资金提供者，从而扭曲金融资源的配置，降低金融体系在资金融通和金融中介方面的作用。欧洲已经明确规定欧央行持有的债券余额不能超过债券发行者债务余额的33%。量化宽松的空间也是受到限制的。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债务没有明显下降，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债务均比危机以前高。各国财政扩张的能力受到高债务规模的制约，尤其是欧盟国家。欧盟国家普遍面临降低政府债务规模的压力，很难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日本的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是世界上最高的，日本政府的债务可持续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其政府债券的持有人主要是国内主体，因而不容易发生外债危机以及引发的货币危机，二是日本央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资产占日本政府债务余额的40%以上，这也导致日本央行资产总额已经超过日本GDP的100%。但是这种由央行直接向政府透支的融资方式是否可持续以及会带来什么后果，已经引起疑问。

另外，在国际政策协调方面，当前的国际格局也不如10年以前那么有利。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宣称要实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国际政策协调不是其优先政策选项。危机催生的G20首脑会议机制，目前也难以发挥其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上的作用。如果下一轮衰退来了，各国政策缺乏协调和约束，则以邻为壑的政策很可能成为个别国家的选项，并逐渐蔓延到多个国家。

全球贸易战的演变

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美国从2018年3月开始，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7月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9月进一步升级，未来还将继续升级；2019年年初还可能发动汽车贸易战。美国受影响的进口商品价值将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受贸易报复影响的出口商品价值将达到35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如果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受影响的国际贸易还会更多。中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均已出现出口增速回落迹象。世贸组织已将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速预期由4.4%调低至3.9%，同时也将2019年增速预期进一步调低至3.7%（2018.9.27）。

贸易战打破了世贸组织营造的安全和可预期的贸易环境，给国际商业活动带来不稳定因素，降低了投资信心。美国发起的这一次贸易冲突还通过提高关税和原产地标准，阻碍中间品贸易发展，从而阻碍国际分工扩展和全球生产率的提升，这将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不利影响。

贸易战可能演变为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新设定，也可能演变为金融冲突、政治与军事冲突等，如果是后者，世界经济将受到灾难性的影响。

当然，美国也可能和中国达成停止贸易战的协议，并和主要贸易伙伴达成钢铝和汽车关税方面的协议。但是，不管中美之间，还是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达成终止增加关税的协议都需要经过艰难的谈判和妥协，未来的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

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当前逆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美国单边主义贸易措施上，而且表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上。由于制度安排具有长期影响，因此其对全球化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一个重要的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美国在2018年8月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该法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赋予了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更大的权力去阻止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对国外的技术出口。该法一方面扩大了受管制技术的范围，将新兴技术与基础技术纳入技术管制清单，另一方面要求相关投资者向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强制申报接受审查。这一制度将阻碍外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和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如果欧洲和日本模仿美国建立类似的技术管制和投资审查制度，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技术合作活动将受到较大的限制。

另一个重要的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2018年9月30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美墨加协议包含不利于跨国配置价值链的规定。该协议用提高原产地标准的办法来限制生产外包和跨国组织生产活动。协议第4章关于原产地规则的内容中，提高了众多制造业产品的本地增加值比例。比如，以净成本法计算，认定原产于美墨加区域内的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要求区域内价值含量达到66%，且以后逐年提高，到2023年要达到75%。该协议还规定，乘用车、轻型卡车和重型卡车的生产必须使用70%以上原产于美墨加的钢和铝，这些汽车才能被认定为原产于美墨加地区。过高的原产地标准不利于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价值链。协议生效后，美墨加区域外企业将更难以在区域内任何一个国家组装进口中间品再出口到另外两个国家。如果高标准的原产地要求推广到其他贸易协定中，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将受到制约。美墨加协议中还出现了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他性规定。在一个自贸协定阻止协议方与第三方签订协议的条款也是不利于全球化的。这种排他性条款的蔓延将导致全球体系的分裂和世界经济的动荡。

2019年世界经济展望

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7%。其中发达经济体GDP整体增长2.1%，美国增长2.5%，欧元区增长1.9%，日本增长0.9%，其它发达经济体增长2.5%；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整体增长4.7%，中国增长6.2%，印度增长7.4%，俄罗斯增长1.8%，巴西增长2.4%，南非增长1.4%。新兴与发展中亚洲经济体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GDP增长率为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为3.1%。总体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2018年持平。其他国际组织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2018年基本一致。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8%，比2018年持平；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0%，比2017年下降0.1个百分点。经合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93%，上2018年提高0.11个百分点。

我们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3.5%，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约为2.9%。我们的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我们对美国经济下行风险、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受限、贸易战的影响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等问题的担忧。

另外，我们预计2019年大宗商品价格将比2018年略有下降，全年原油平均价格将处于65美元/桶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