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拙见西安

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需要说话，

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

——赫塔·米勒

“为什么我眼里的世界越来越差？是我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

2月19日，在56岁生日到来的前一天，崔永元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岁一枯荣》的文章，探讨“我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

当崔永元开始“思考人生问题”时，2月22日，一条新闻惊爆舆论圈：《“凯奇莱案”卷宗丢失等问题调查结果公布卷宗丢失系王林清本人故意所为》，被崔永元“发掘”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林清出现在央视《东方时空》节目中，坦承所谓丢失的卷宗是自己监守自盗。

而这一天，崔永元本人在微博的账号一直没有更新，有人询问也未答复。

有律师表示，“大V小崔还没更新微博，危也！有可能被控泄密案共犯。”

“崔教授的嘴”

如果评2018年新闻人物，前三名一定是崔永元、崔永元、崔永元。

“崔教授的嘴，范冰冰的税，传媒股票集体跪。刘震云的笔，冯小刚的累，一部手机惹是非。王中军的股，持股人的泪，华谊兄弟的股票要悲催。娱乐圈的黑，戏子们的美，老百姓需要纪检委。”自从去年爆出影视圈阴阳合同，揭开了演艺圈的潜规则后，网友编的这个段子，对崔永元的“嘴”做了漫画式的夸张。

在此次举报中，除了范冰冰本人补交8亿多人民币税款之外，影视行业纳税人自查申报税款达117.47亿元，已入库115.53亿元。

旗下拥有冯小刚、范冰冰等焦点人物的华谊兄弟更是处于风暴中心，今年年初，华谊兄弟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18年度亏损9.82亿～9.87亿元，计提商誉与资产减值。

“三人行”

税务风暴后，冯小刚、范冰冰不仅遇到了金钱上的损失，在个人的职业生涯上也遇到了麻烦，贺岁片中不见冯小刚的作品，范冰冰想要复出的路也越来越难。

当然，崔教授“嘴”的威力远不止这一宗。

1963年，崔永元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工程兵某部政委，母亲是家委会主任。

据说他小时候身体弱，打架时老不占上风，所以只能过嘴瘾，喜欢打嘴架。

进入央视后，崔氏的嘴上功夫如虎添翼，又取得长足进步。一个《实话实说》风生水起。崔氏的幽默，还有招牌式的坏笑，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成了不少节目模仿的对象。总策划杨东平曾这样解释《实话实说》的成功原因：也许，正是由于真话的短缺，人们才对电视节目中的实话实说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寄予那么高的期望。

此后，崔永元虽离开央视，但不改本色，单挑转基因，大战方舟子，火力十足，成为网络上人气极高的大v。

一副伶牙俐齿，再涂上“敢言”的“毒药”，又自带光环，崔永元所向披靡，就连也以“敢言”著称的“小钢炮”冯小刚也不敢恋战。

“作为媒体人就应该用曝光这样的事情，做别人不敢做的，媒体人的职业就是为公众发声音。站在这个职位上，就是要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思考。”崔永元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

触碰“腐败”的“嘴架”，

在危险的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说单挑转基因，涉及的所谓“腐败”还仅限于农业部的食堂，范冰冰的娱乐圈风暴，还只刮到上海的几个警察，崔永元牵扯的官司，也仅限于民事纠纷，那么，遇到陕北人赵发琦，一切都改变了。

崔永元的板斧直接挥到了陕西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门前。他在微博上不仅曝光了“陕北千亿矿权案”相关文件，还播放了最高人民法院原法官王林清的视频材料。

不少人把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的落马和崔的举报联系起来，现在看来，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据“凯奇莱案”权威调查，“‘凯奇莱案’二审判决之后，王林清多次与当事人赵发琦见面。据王林清讲述，2018年7、8月左右，赵发琦为王林清录制视频提供帮助，王林清在视频中讲述了‘凯奇莱案’和‘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

2018年8月前后，赵发琦将王林清介绍给崔永元，崔永元在其工作室帮助王林清录制了反映所谓“凯奇莱案”案卷丢失、监控视频“黑屏”等问题的视频，上述部分视频经崔永元剪辑后分段在网上发布。

“调查还发现，崔永元在网上发布的最高法院相关副卷材料也来源于王林清。王林清被调出合议庭后，无权调阅该案案卷材料。2018年8月，王林清谎称经程某某同意，从书记员李某某处骗取了案卷副卷，并用手机偷拍了部分材料，通过微信发给赵发琦；2018年12月28日，崔永元将相关内容在互联网上发布。据王林清向联合调查组讲述，他还给崔永元提供了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信件及部分材料。经国家保密部门鉴定，王林清拍摄、后在网上流出的案卷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鉴于王林清的行为已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王林清的行为已涉嫌犯罪，

崔永元还能安否？

崔永元的心理医生说：崔永元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

崔永元说：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好了也没用。

近年来，随着网络传播手段的发达，每一个个体都有机会成为崔永元式的麻烦制造者，但是，好多人都忘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病由口入，祸由口出。

这句话像是给崔永元量身定制的。因为“实活实说”所造成的紧张焦虑的精神状态和连续沉重的工作压力，崔永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因为言多必有错，崔永元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其实，对所有爆料者来说，危险是如影随形的。创建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保罗·阿桑奇，因泄露大量军事外交机密，被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通缉；爱德华·斯诺登因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PRISM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遭美国政府通缉，不得不流亡俄罗斯。美国前任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说：“斯诺登的余生要搁浅在俄罗斯——过着隔离、无聊、孤独、压抑、被酒精浸泡的生活。”

|  这么多年，阿桑奇一直没有固定住所，马不停蹄地四处辗转，身边的主要行李就是换洗衣物和一台电脑。

2018年10月7日，崔永元发表长文《一声长叹一声雷》，讲述他揭露电影《大轰炸》的时候，上海公安局经侦大队对他参与的所有公司都进行了彻底侦察。很显然，崔永元的涉险早已非一朝一夕。崔永元最后也表示“我的危险来自四面八方”。还称自己梦见了远在天堂的父亲，父亲说，记住三个字：不能退！

而几天前，在《一岁一枯荣》一文中，崔永元表示，“从哲学意义上讲，人为什么活着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世世代代苦苦研究的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在我想不清楚的时候，我决定用最简单的方式度过。放声讴歌这世界上的美好，不遗余力地谴责这世界上的丑恶。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这美好时常给我希望。我痛斥黑暗时毫不吝啬，用世界上最暴力最凶残的词儿，我知道这无济于事，撼不动它们。管它呢，我就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深一脚浅一脚活到了56岁。也许还要这样活下去，也许会很幸运地换一种方式？天晓得。”

“换一种方式”活下去，是他有预感，还是要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