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蕾/一财网                  

中国的企业数众多，而且这些企业和领导他们的企业家将成为未来中国能否实现转型，从而实现可持续的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第一财经首次与论坛方合作电视论坛。在“中国：下一个创新型国家”的主题下，主持人、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马蔚华、安永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Mark Weinberger、东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清华控股董事长徐井宏、领英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沈博阳共同就中国的创新环境、创新机制、企业家精神展开讨论。

第一财经日报为你新鲜速递现场记录：

第一财经日报：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看这次会议，最后一天会的早上的第一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中国下一个创新型国家，多数的演讲嘉宾，演讲听众都是中国人，而且我们的节目是在电视上用中文播出，所以我将主要用中文来主持，如果需要翻译器的话，请大家带好耳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这段节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今天我们在天津的夏季达沃斯现场，我们今天来共同讨论一个重大的话题，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创新型的国家？那么在我介绍我们这个非常卓越的嘉宾和开始我们讨论之前，先来看一个短片，来给我们做一点背景介绍。

好，我们在这个片中可以看到，中国的企业数众多，而且这些企业和领导他们的企业家将成为未来中国能否实现转型，从而实现可持续的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关键。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组合： 在我的左手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应该说中国的最优秀的银行家，现在他已经转型成为一位外交家、一位企业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演讲者，同时我听说他最近还创办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在浅海。马行长还没有披露过，可能要培养未来的企业家。马行长的左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来自安永的全球董事长Mark Weinberger；在他的左手是中国第一批最优秀的中国软件企业东软的董事长和CEO刘积仁先生；在他的左手是来自清华控股的董事长徐井宏先生，大家可能对他不太熟悉，但是因为昨天为了准备的这个节目，特意参加了他的节目。我们从那里知道是全球拥有最大的上市公司的学校，一会儿听他的分享。

最后一个是LinkedIn的全球高级副总裁同时也是中国区的总裁沈博阳先生。沈先生是在去LinkedIn之前非常成功的创办了一个网站叫糯米网，大家都知道这个网站，这个网站我想你在卖的时候一定卖了一个非常好的价钱，一会儿也会讨论来自糯米网，LinkedIn是一个全球公司，他们在思维上有怎样的不同。 我想我们很快开始讨论，我们还是讨论一个核心的话题，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环境下，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至少需要哪些东西才能够成就。

我们还是从东软开始，因为我们觉得东软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创新型企业，有非常优秀的创新的企业家精神，而且是这个行业长期不断的领军者。我想问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一瞬间改变了所有的行业，这个改变可能是开始可能是一夜之间改变了，在我们印象中觉得东软好像是有点老的软件企业，你觉得在持续创新的方面，包括在面对数字化的巨大的浪潮的转变面前，你感到有点压力吗？

刘积仁：事实上一个IT的行业活到我们这个年龄是相当老，因为这个行业是以狗年为计算的行业，如果能活10年就比较活得久了，我们已经活了20多年，事实上东软能够活到现在是我们不断换命，每隔15年重新打造一个新的历史生命。如果做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他的思维首先是要对环境的极其敏感，也就是当一个可怕的事情或者要颠覆你自己生命的事情到来之前，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一点就是，对不断的能够创造符合一个新的业务发展的人才的队伍来支持你这种转型和转变，还有就是把长期的和短期的利益能够有一个结合，如果谈到今天的东软，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过去做的比如说在中国的社会保险我们占了50%多的份额，在中国的医院我们是第一大的市场的份额的拥有者。我们还在医疗设备等等这个领域里我们有很多的积累。

而今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正在成为推动我们创造再一次新生命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正用我们原来的积累来构造一个新的，在互联网上从事医疗服务的这样一个新平台，而我们试图用我们原来的积累、原来的资源来构造一个真实的医院的可信赖、安全的，大数据的能够支持医生协同工作的这样一个新的环境。 所以一个企业你总需要在不断地变革，大概你活的时间长，不一定意味着你老，你活的时间短不意味着你年轻，这就像你的年龄大也不一定是老，你年纪轻也不一定就是不老。所以一个企业保持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有不断的好奇心，不断的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日报：非常感谢刘总。刘总实际上是暗示大家我虽然头发已经有点白了，但事实上我还非常的年轻。所以刚才您讲了东软虽然有点老了，但是还很年轻。我们想今天也是在企业这个背景下也要特别重要的讨论企业家，您觉得自己没老，您能从您的角度，企业领军人的角度能够带给东软的在目前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刘积仁：我觉得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主要是在一个我叫做转折点的时候，在这之前应该作出选择、做好准备，所以一个领导人应该花最大的精力来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发展的动向和趋势，来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为了迎接这种新的挑战和转变，准备好资源，这个包括资本的、技术的、人力的。这也就是要保持你不断的年轻态、不断的学习的能力、不断的好奇心。像马行长事实上比我还要年轻现在，从他做原来做银行的时候就是个时髦的互联网的银行家，大家都进入银行了。

日报：刘总得讲自己。不能靠马总。正好我们也要问马总，马总的身份今天特别，他的身份太多，他是一位银行家，也是一位企业家。同时银行家因为和企业家接触，也在考验企业家，看是不是给他们贷款。我们应该叫马行长，他在这个位置上有最大的说服力来跟大家讲讲说中国目前的企业家是需要什么的？是什么才能够成就一个中国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也包括什么成就了马行长自己？

马蔚华：实际上比起软件行业，银行再老不过的了，有五百年历史了。这个老树如何有新的春天？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最宝贵的是他的想象力，企业家精神关键的创新，而创新是他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这句话还是基辛格先生跟我讲的。 这个想象力来源于哪儿？首先来源于生存的压力，所以一般来说，小企业、微小的企业、濒临倒闭的企业绝处逢生，最需要创新的，这种企业应该有想象力。另外想象力来源于哪儿？来源于你对市场的认知，来源于你对需求的了解，而这个需求往往是根据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马蔚华：刚开始我到招行的时候，那时候招行小，我从央行去的，咱干不好丢脸，但是强手如林，所以你得找到你的立基市场，你进去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条，你是个服务业，你的服务要比别人好，那个时候银行稀少，事难办的时候，我们在网点摆上牛奶、咖啡，这样一下大家都来喝，办业务的、不办业务的都来喝了，这样有点受不了，成本上去了，后来咱们相信中国人都有点自尊心的，喝了三次就得弄点存款来了，这一下子不仅有客户、还有广告了。这样的事别人很容易追上，你用牛奶，他用果汁，一个企业家的想象力要不断地更新。到了互联网时代搞信用卡，搞国际的信用卡，终于搞出来，过了几年我们又提出要废掉信用卡，有一个卡、一个手机很麻烦，移动支付手机完全可以取代信用卡，我们先从NFC开始。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家也好，银行家也好，不管企业有多久远的历史，这个企业家，这个CEO、董事长他心态要年轻，要有好奇心、要有新鲜感要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来自于这个时代的好奇。

日报：继续挑战马行长，在您领导的时期的招行和目前后马蔚华时代的招行，哪个时期的招行更有想象力？

马蔚华：毫无疑问，历史后浪推前浪，这个肯定是后面的人应该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肯定会更好的，不然历史就不能前进了。

日报：这个挑战可能是不一样的，当时您面对的挑战是怎么样让大家都来用消费信贷，用个人金融，目前的情况下是互联网金融要颠覆掉整个传统银行，你也讲过传统银行业会成为恐龙。

马蔚华：颠覆是一种压力，我上个月见比尔·盖茨的时候，我说我到招行的时候你的一句话影响我15年，当时说互联网金融是从比尔盖茨在80年代就想用软件公司取代银行的支付业务，他当时说你们这些传统的银行如果不改变的话，你们就是21世纪快要灭亡的恐龙，这压力多大。

我们就得改变，别变成恐龙，就利用当时叫电子商务，利用这个把我们的业务搬到互联网上，所以网点到现在还很少，但是业务宽泛的很。到了今天，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了，互联网金融就是过去传统银行忽略的弱势群体，那个普惠金融。过去传统的银行不想做，也做不好。那么今天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了，填补了这块空白，但是不满足这个，互联网企业是有进取精神的，他从支付到信贷、又到理财。所以对于传统的银行来说，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拥抱互联网的时代，只能转换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要强调的是银行也不是坐而待毙，只有他把自己的思维变成互联网的思维，古老的银行业也可以焕发青春，没问题。

日报：谢谢马行长，下一个请我们的沈总，沈总的经历特别的丰富。从创业到现在到了一个经过创业，但是已经非常成功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大的公司，这个不同的经历在你看来，我们企业家在不同阶段的企业是不是需要具有不同的素质？

沈博阳：这个像日报讲的，我个人经历确实稍微丰富一点，因为做过九年软件工程师，后来花四年的时间创业，创造糯米网。现在等于用一个新的身份带着LinkedIn这么一家职业社交网站从国外进到中国。我来达沃斯论坛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三种企业家，第一种可能是一个互联网；第二种是一个创业者；第三种应该算是一个外企，或者跨国公司。 其实可以看到的话，无论是互联网也好、创业者也好、外企也好，其实在中国去生存，其实需要的都是一个企业家的这么一个精神，哪怕外企在中国其实也应该放下身段，像一个创业公司一样在中国运作，不然很难成功。所以我在这里可能更多的代表的是一个互联网的创业者，我来讲讲大概互联网创业者在中国生存下去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素质。

我讲的第一个素质可能是一个坚韧。这个坚韧重要，因为大家知道中国互联网创业竞争非常激烈，因为中国市场非常大，而且大量的资本在，导致互联网每一个创业领域都有大量的资本和创业公司存在，导致竞争非常激烈，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坚持，不能轻易的放弃，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点讲的就是一个大局观。当一个创业非常激烈的时候，往往一创业到最后所谓的成功花的时间非常长，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要时刻保持非常清醒，能够有一个全局的观念和视野，永远比别人更早看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大局观非常重要。

另外对互联网创业很重要的是追求极致的精神，互联网是把全球变得扁平的，当消费者选择从互联网的服务A迁移到互联网服务B成本非常低，点一下按纽从一个服务换到另一个，导致对所有互联网公司来讲最核心的是追求用户体验的极致，像其他的除了用户体验极致之外，市场营销，包括渠道，合作伙伴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次要的，用户体验的极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另外互联网公司像刚才马总讲的创新非常重要，一定要有一个梦想的精神，如果不能创新，不能一直在梦想的话，这个企业也很难具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当然这里面创新有些可能是颠覆性的创新，但是更多的是局部的这种我们讲所谓的微创新，这个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可能加了一点，就是所谓的第五点，是一个国际化的视野，这里讲的国际化视野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怎么样尽快把国外好的理念、好的经营模式学回来，这样你比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会稍微领先一点，另外一个国际化视野是什么概念？要大胆地能够把中国创造的一些好的理念，好的产品带到世界上去，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敢于走出去，以前不敢想，做的东西都在中国，这个国际化的视野非常重要。

日报：沈总讲的很全，概括的非常好。下面我们请徐总，你在这里特别特别，你来自大学，但是又拥有巨大的资产，手上有无数的公司，还有很多上市公司，你觉得你自己是企业家不是企业家呢？

徐井宏：这个企业家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因为很多人都会讲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企业家，先说这个问题。我觉得企业家根本不是教会的，所有人教企业家说你该怎么做，你该如何成功，我觉得都不要听。 因为我认为，企业家的失败有共性，但是企业家的成功是百分之百个性的。我们看不到任何两个企业会有同质，一定是不同的。无论是国内马老师也好，还是柳传志也好，他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地方造成了一个企业的独特性。我们讲企业主要是怎么样，我们讲必要条件，企业家具备一些什么素质其实是可以的，有了这些素质不一定带出一个好的企业。

就中国而言，我个人认为要能够成为为一个好的企业家，大概需要三条：第一条就是要有学者的智慧。就像马总讲的要有远见、要有洞察力，这个解决是你的判断力问题；第二个要有商人思维。政治是政治家的事业，教育是教育家的事业，所以企业家要用商业来思维，这个会解决的是决策力问题。所以刚才问你到底是企业家还是企业领导人？我们中国国有企业经常叫企业领导人，因为觉得不是一个市场。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商人的思维；第三条要有江湖的行动。江湖大家一般觉得这个词不好，但是江湖是什么？江湖是懂规则、有信誉，解决的是你执行力的问题。我觉得至少在中国的环境下，这三条缺一条不可能把一个企业做好。 清华的产业现在确实像日报讲的发展到今天一共30年，资产规模超过一千亿，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清华产业打造成产学研一体化的世界级标杆，我们强调我们产学研结合的意义。

所以现在我们在三个层面做事：第一运营着一些上市公司或者科技集团；第二我们在做科技的下一步；第三我们在做我们孵化器。大家都知道清华科技园是全球最大的大学科技园，我们现在在中国乃至硅谷，乃至欧洲都有我们的孵化器，我们在孵的企业同一个时间超过一千家，我们不断培育着一些未来的创业者。大概先介绍这些。

日报：非常感谢徐总。我也接触了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你讲的怀有比较好的商业感觉的学者，这些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和国际相比，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我们把一个基础研究到应用的阶段、最后到商业化的阶段链条非常长，尤其是从应用到商业化的过程非常的艰难，他们认为这个是中国如果是和美国相比商业角度最大的原因，你认同吗？这个问题怎么破解？

徐井宏：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未来的科技创新和企业创新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过去斯坦福也好、清华也好，很多教授出来创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最少量的成功，90%多都是失败的。这里的核心原因是科学是科学家的事，企业是企业家的事，我们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同时是科学家，也同时是企业家，但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 那么清华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我们为什么在做企业运营的同时要做孵化器，就是希望把学者和企业家连接起来，把学者和创业家连接起来，这样让学者做学者的事情、企业家做企业家的事情，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可能对于产学研的真正的结合就有真正的推动作用。

日报：你的意思是说从应用到商业化阶段更多交给市场来做。但是目前中国的问题可能是大多数的企业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足够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意愿来做更多的是基础的事，或者基础到应用之间的研究，导致中间转化的链条非常不顺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徐井宏：这个是对下一步的认识，中国根本不是资金的问题。这几年风险投资基金大量的涌现，实际有太多的拿着钱找不到项目。当然也有项目找不到钱，所以这就需要一个体系，清华科技园正是建立了这样一体系，所以我们看到好的成果一定找到好的投资，我们看到好的创业者一定帮他找到技术的帮助。所以中国的创业者也好，学者也好，如果你们需要，找我就可以了。

日报：非常感谢徐总。下面我们再找到外国朋友。EY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项目，你要能找到最好的创业者，特别是在中国找创业者，实际上是能够找到中国的创业者。我想问问你的观点，就是中国的创业家和外国创业家之间有什么不同？

Mark Weinberger：非常感谢邀请我和非常出色的企业家坐在一起，确实我们有这么一个计划，让我能够在全世界寻找这种创业的文化，看看哪些可行，哪些不行，哪些环境可行，哪些环境不可行？ 亚洲实际上在全球的EOY最后选择的获胜者，有五个在亚洲。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和两个世界上最好的创业者坐在一起，因为马先生和刘先生都是坐在我旁边，马先生实际上还和其他创业者做了讲座，我不想多说别人了。

但是马先生讲的他在主持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时候，给他们提供教导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因为他很早的开发下一代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我想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嘉宾，讲的非常好就是我想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没有一个独特的素质，他们要有远见，要不断地打开大门、要执行、有执行力，而且要坚持下去，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说机会和环境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在中国我想说趋势非常的有效，市场正在新兴地发展，大家都在追求一些新的高科技，现在有很多的需求，现在中产阶级不断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这样让我们更多的创业者实际上越来越多，比成熟的市场还要多。我们现在中国的环境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听了很多的清华的先生，我也同意你们的意思，企业家不是教出来的，必须自己有天赋、自己要成长。

另外我想说在中国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工商管理学课程，这都是为了教育下一代的企业家，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另外我想说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在中国大家有时候害怕失败，过去很多人害怕失败不愿意冒风险，我们现在也发现了，这个情况思维也改变了，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不怕了，我觉得一个企业家的核心的素质都是一样的，但是环境和机会是不一样的。

日报：非常感谢你。中国的创业家企业家你认为他们和国外的那些创业者，他们现在在想象力方面，在他们的求知欲望，刚才马先生讲的好奇心、还有坚持等等，还有其他的特质方面，跟外国一样吗？

Mark Weinberger：我觉得最好的还是一样的，从教育体制来讲，中国确实为他们奠定了技能的基础，其他的国家在教育怎么样以这种进行关键性的思维，创新思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先有这样的，这样就可以奠定一个企业家的基础。 还有一个领域现在发展还不是特别够的就像我们这位讲的国外拓展还不是很厉害，我们看已经有了，阿里巴巴、百度已经国际化，他们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就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创业者，不要光在中国。

日报：我们讨论了一下我们中国的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需要哪些素质，我们非常快地想讨论第二段的话题，在此之后要请观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第二个问题我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快的过一下。这个问题是目前对于中国的企业家而言，你们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来自商业环境的挑战？来自商业模式的挑战？来自企业内部管理的挑战？或者是来自任何方面的挑战都可以？从马行长开始。

马蔚华：我觉得这个时代可能对我们的挑战很多。比如说我们转型的挑战、新技术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如此等等。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你企业家的思维方式能否跟上这个不断变化的形势，因为每个企业家你都要根据市场的需求确定你的产品和服务，不能准确的把握这个趋势，不能了解现实社会对你企业的需求，你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所以思维方式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

日报：您刚才也讲到互联网思维，那么我们来看传统企业的话，大家很容易得出一个感觉就是传统企业的基因和互联网思维的基因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觉得如果具体而言的话，对银行业而言，或其他金融业而言，我们进行这种思维的转换能够跟得上变化的趋势，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马蔚华：比如说所谓的金融的互联网和互联网的金融，现在这两个概念。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说，它的本质是金融，所以只不过金融所承载的，需要的载体不一样，过去靠物理网点，现在靠互联网，可能覆盖面更宽了，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你如何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跟上不断变化的世界。

日报：好，谢谢。请刘总。

刘积仁：我觉得一个企业家作为一个个体的企业家，你是没有办法选择一个环境的变化，所以环境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常态。一个创业的企业往往在创业的时候就是没有很好的环境，成长的过程中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的变化，事实上是一个企业如果能维持你的生命在不断的延长的过程中，是一定要遇到的这种起伏的阶段的，所以如果把一个企业的生命寄托于环境，寄托于外界的给予，我认为那你这个企业是永远没有希望的。 一个企业家就应该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找到一个自己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就是你的判断、你对你资源的认识、对你行动计划的认识，所以你如果不这样认识你的企业，那就你失去了对你自己的控制力。所以我是觉得什么样的机会里面都有企业家生存的空间。

像东软，因为东软是从中国的沈阳诞生的一家企业，我们还是做软件的，没有人相信一个软件企业可以在沈阳诞生，我们那个地方就没有人认识什么叫软件。做一个商品，大家看那个软件不知道怎么付钱，也看不见。我们的人当时也不愿意在东北生存，都跑到北京、广州了，我们创业的时候还没有钱，又没有钱又没有人又没有市场，但是有什么呢？ 有那种让你有梦想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压力变成了一种创造力，所以有人讲饥饿状态会使得一个人大脑聪明，我很相信这一点，因为他要寻找食物，他要寻找生存的空间，他就会激发他所有的这种能量来为了突破，来创造或者说培养了他自己的企业家精神。

日报：所以这个就是企业家精神。Mark Weinberger你认为呢？

Mark Weinberger：我想刚才的回答都非常好，两种环境的挑战在中国，比如说很多的国有企业，另外还有大的企业，像国有企业他们的创新力比小的企业还是难度更大，我也知道政府现在正在侧重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机会。 另外一点，对小的企业，小的公司来说，当你看一看他们的这种连接性。比如在互联网，数据、数字，在中国的发展小的公司只有25%是通过互联网相连的，而在西方市场比例是75%。所以一旦有了这种互联网的互接性，获得巨大的利益，我们有非常好的技术公司，现在很多公司还没有使用这种技术，所以中国在这方面还可以大有所为。

日报：徐总。

徐井宏：我觉得未来的若干年将是中国企业家最大的一个机遇期，这里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随着简政放权，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让市场真正的起决定作用，所以如果说它是个机遇同时也是个挑战。中国的企业家怎么样能够对市场有更加深入的利用和把握。 另一个就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推动中国的企业将在未来的几年内有巨大的机会完全融入国际市场，所以摆在我面前的是我们作为中国的企业家，怎么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我想从狭义上来讲就这两点。

日报：我觉得您讲的特别重要，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才能让企业真的有企业家精神，但是从你的角度可能能更好的解读。因为清华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实体，不是一个企业，同时大家也觉得那么大的一个清华还是有很多官僚体制的，而且更多是计划的思维，你怎么样突破这些思维，让下面这些企业具有完全拥抱市场的能力呢？

徐井宏：因为很多人理解清华是国有企业，我觉得这个词还需要一些定义。从企业性质更主要是分为资源垄断型，还是真正的市场竞争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的企业百分之百是充分市场竞争型的企业，它没有任何权利，没有对任何资源和政策的垄断，所以这也逼得大学的企业像一个真正的企业，和某些央企相比更像一个企业。刘先生和我有共同的性质。 实际上清华在推动产业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现在我们其实已经率先走到了所谓的混合制经济，率先走到了所谓的比如说我，清华明确给我发叫无级别，真正把我当做一个企业家来激励、来看待，所以这都是清华在发展中所看到的这些趋势而做出得很好的决定。在我手下，在清华的子公司里，我们大批用的都是真正的社会的企业家，而不是所谓的派干部。所以在这一点上才激起了清华产业的活力，我想其他的真正在竞争型的国有企业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前进。

日报：谢谢，请沈总。

沈博阳：非常有意思，这个词到底是企业家还是创业者？我个人更愿意代表互联网创业者讲两句，互联网创业在中国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刚才第一个挑战可能是竞争非常激烈，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个其实跟刚才徐总讲的很类似，需要一个更好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什么呢？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能够自由发展的，能够优胜劣汰的，而不是有其他得更多的东西，其他一只手摸他，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讲可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法制的系统，比如竞争激烈的时候，互联网公司竞争经常没有下限，两个公司没有下限的竞争的时候，希望能有一个有法可依的东西来解决，希望能解决这样一个冲突。 另外适度的监管政策，互联网公司往往是创新的，一个创新的东西进入一个新的市场的话，往往会动到一些人的蛋糕，触及到一些监管政策的底线，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希望政策、监管能够稍微的更包容一些、更宽容一些，这样的话允许那些新的事物慢慢得更快的发展起来，这一点很重要。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更好的证券化的一个市场。一个企业的价值最好的定义是用证券化的市场来定义，但是我们知道中国至少目前证券化的方式不太好，导致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要去海外上市，其实某种意义上不能说是浪费，但是应该说对中国经济发展更好，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互联网公司选择在国内上市。 最后加了一个挑战，更多的是和个人和我现在的公司相关，我们希望中国的政策开放的政策能够非常的持续下去，这样对于这些外企到中国来讲非常有帮助。

日报：沈总的框架非常好，我再给你出一个难题。能不能把我们刚才讲的五个领域给中国的市场打个分，生态系统、法制环境、监管、证券市场、开放分别打分。以10分为界。

沈博阳：现在和10年以前比进步非常非常大，但是你说总的来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每一个，现在很多东西可能是7分左右。但是证券化这个东西我可能打的分更低一点，因为互联网公司在中国上市其实挺难的，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是不赢利的，包括LinkedIn全球市值300亿美金，但是你看到我们一年的收入是20亿美金，这个毛利率非常高。 但是总的算下来其实我们公司整个来讲几乎是不赢利的，这样的话我们一家300亿美金的市值公司在中国可能没有办法上市，我说的这个东西可能稍微低一点。阿里也是类似的问题。

日报：关于开放领域打多少分？

沈博阳：法制也是，比如3Q大战这种，发现没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来衡量帮助他，现在的话，当然也有改进，其他的这些东西打的都是7分6分左右，证券化这个东西打的分稍微低一点。

日报：谢谢，还是这个分打的比较中肯，我想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请台下的朋友一起参与讨论，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请举手，自报家门，问题尽量比较简短，而且指明哪一位嘉宾回答您的问题。

观众提问：谢谢日报，我来自清华科技园，我姓陈。我的问题是想问问，我也不知道为台上哪位嘉宾，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民营企业成为世界级大公司的这么少？我们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突破这个瓶颈，谢谢。

日报：非常好的问题，我想每一个嘉宾都可以回答。

马蔚华：我觉得首先是体制的问题。这个长期以来我们还是国企垄断了很多的行业，我们在许多领域开放不足，我们没有完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今天三中全会开了、机会来了，所有这些都会改变。

Mark Weinberger：我也同意马总的说法，国有企业的历史占了很多行业的资源，不让市场来填补空白，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方面开始变化，竞争越来越好。尽管中国的幅员辽阔，但是还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越来越走向国外，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文化的不同，有很大差异，要很好的理解这些文化差异。 我们花很多时间帮助那些走出海外的公司，理解在海外如何取胜，但是恐怕不能马上取得作用，要花费时间；另外还有语言问题，语言障碍，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更多的讲英语的人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刘积仁：我觉得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认为最大的进步大概是过去的十几年，前面20年基本上一个是国有的为主，而我们的整个市场的环境没有给造就这些企业家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包括资本的环境，所以这是一个环境的因素； 另外还有中国企业家的成熟的程度，事实上构造一个企业是需要时间的，不能一下就跳出来，而这个时间本身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成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成熟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徐井宏：其实我本身赞成马行长的观点。就是实际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有一个趋势国进民退，就是国有企业尤其大型企业太多的进入了所谓好的，本来应该市场来做的事情，由于他们拥有着不止比民营企业多强的控制能力和资本能力，所以造成很多本来可以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在这种竞争下处在一种不公平竞争的地位。 所以不全是中国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成长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能像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思想，也许过去十年出来的不止是两家、三家的民营企业，可能是二十家、三十家，当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怎么样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家。我也赞成刘老师的观点，还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扩大自己的眼界。

日报：市场环境是第一步，后面才是靠企业自己的努力。

沈博阳：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中国起步比较低，有一些历史包袱，如果把互联网公司也看成民营企业，起点比国外差距并不大，尤其无线互联网领域。比如看到中国互联网公司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也是民营企业，而且真的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已经走向世界了。这是我的观点。

日报：我们这位朋友的意见是说为什么这么少？

沈博阳：互联网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十家，如果只看价值的话，加上阿里巴巴上市就拥有三家了。

日报：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大。

沈博阳：是，其实这些公司是走向世界，而且不断的创新，不光专注中国的市场。

日报：沈总比较乐观。

观众提问：你好，我是财经杂志的。今天我要问的问题是在这个创新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家自身缺少什么？

日报：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Mark Weinberger：我刚才说了，我想也是成熟度是一个问题，他们缺少一些辅导员，缺少一些老师，很多事情是比较新的，他们需要的是需要指导。像马总刚才说的，不仅通过他的组织提供很多很多的机会，而且还有对那些提供融资，也许他们成长需要时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还想教育界也应该有很好的教育，真正的超越包括技术层面，进入更加宽泛的思路的领域，帮助人们更好地想有哪样机会，不光是说得到更好的答案，我觉得中国的MBA项目做得不错，我们需要做更多这方面的教育项目。

马蔚华：我觉得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中国的企业家最需要的是因势而变，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自己，甚至包括否定自己昨天的成功。

刘积仁：我觉得中国企业家确实是需要一个比较对自己的认识和耐心的成长的过程，我们过去的成长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如果看到中国企业家未来走向了全球，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里，我们自己的修炼还是需要认真的思考的。 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一个融入全球大的文化的环境中、商业的环境中，在试图获利的时候不断改变一下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中国企业家现在应该更谦虚、更谨慎、更善于学习，更能够走到全球化的大的环境下，多从别人的身上或者别人的成长的过程中获取一些营养。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日报：谢谢。徐总。

徐井宏：责任与诚信，这是中国企业家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在过去若干年所起来的某些企业，是诚信度很不够的，这也可能在全球的合作中形成了对中国企业家的一个挑战。所以在整个的中国商业氛围必须建立起一套诚信的体系。 我们也看到最近随着其他的事情发展，也会发现我们原来耳熟目详的企业家面临着其他的命运，我希望未来都不要发生。

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真正的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还是真正的让永远市场经济来解决。如果说我们存在的弱点。当然也许另外一个观点是哪些人不是企业家，真正有诚信的才是企业家，所以我们带着更大的责任，带着一个更好的体系走下去，给中国企业家插上应有的市场的任其自由发展的翅膀，中国企业家一定不亚于全球任何国度的企业家。

日报：最后请沈总。

沈博阳：站在企业家的角度，真的要需要历史的基点，需要马总、刘总这样的企业家对后备更多的提携。另外一个方面，站在创业者的角度，我们不需要改变，我们中国年轻一代的创业者改变非常多，我看了很多80后、甚至90后的创业者，他们有国际化的视野，这个包容心和70后甚至60后差距非常大，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日报：谢谢，我们还有时间非常快问最后一个问题。

观众提问：我是来自巴基斯坦，我们谈到中国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创新的国家的。但是多数的中国的大公司阿里巴巴、百度，都在从西方来模仿他们的模式，中国是不是能够拿到真正的这种创新模式，你们可以看到这些现象正在出现吗？或者说还要花十年、二十年我们才能看到，比如说像三星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出现呢？

日报：这个朋友问的问题很好。我把这个问题和我最后的最后一个问题整合在一起，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他的问题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背景，我们虽然有了全球很多伟大的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带给全球的最新的东西，如果是和谷歌、苹果，包括索尼这样的公司相比而言，中国提供的最新的东西可能还是不够的。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在未来的十年，你们认为中国会出现这样的公司吗？我们真的能给全球带来新的东西吗？

Mark Weinberger：绝对，很有意思，你再看看全球财富五百公司中，9年以前47个世界上是来自于新兴市场、新兴国家，9年以后147个公司是全球五百强。我想再过十年，大概一半全球财富五百公司来自新兴市场，中国会占很大的比例。 刚才我也讲了，世界各国都有很多的了不起的人，有远见、有动力，但是现在随着中产阶级的产生，随着新的他们的思考方式、运作方式可以带来很多的真正的市场，真正造就一批很好的机会、很棒的企业家，我们还谈到辅导员、导师这方面，很重要的作用来发挥。

马蔚华：所谓时势造英雄。过去我很崇尚以色列，因为他靠创新成了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我觉得今天中国具备这个“势”，一个是中国的转型升级会带来非常多的机会；第二势是全球的技术革命，特别是移动支付带来我们生产生活颠覆性的变化，而中国光移动手机就有五亿部；第三我觉得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来决定资源的分配，这是空前的改革的力度，再加上我刚才听了他们几位企业家的话，所以我对下一个创新的国家是中国还是充满信心。

刘积仁：我赞同马行长刚才的评论，如果说我们看到中国是不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国家，首先我认为在中国人的血里面是有那种挑战、创新、愿意赌、愿意赢的这种企业创造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如果看一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去30年，这个机会太多了，应该说做什么都能赚钱，我说得有点过分。 如果再往前一点，闭着眼买股票都能赚钱，投什么都能赚钱，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从资本的角度上，我为什么一定要创新？所以基本上刚才谈到以色列，一个没有资源、一个市场没有那么多机会的时候也会促进你创新的动力。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创新的阶段要开始了，我们大家感觉困难了，感觉挣钱不那么容易了，买矿山也不容易了，买土地也不挣钱了，买股票也不挣钱了，当干什么都不挣钱的时候，肯定想到创新才能挣钱，所以这是一个创新时代的开始。

日报：非常重要。

徐井宏：我个人觉得就企业规模来讲，在未来十年，中国一定会涌现出这种世界级的超级规模的企业。这个很简单就是中国的市场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像腾讯、阿里巴巴其实规模都已经不小了。但是就能够引导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这样最新的技术，我觉得十年内中国能够达到引导的这种水平可能还有一点疑问。 我相信20年是可以的，因为我最看好的是今天中国的90后，他们的思想已经没有任何的羁绊，你看到很多很多新的词汇，这些70后、80后词汇是90后发明的，所以他们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在北京今年5月份，一条大街开街叫“创业大街”，也是清华和北京市一起运营的，在那里面集聚着36克、3W咖啡，等等一批新兴的创新型孵化器，每天活跃着成百上千的80末90后的年轻人，如果你去看到他们的思想，听到他们的创造，你将对中国的未来满怀希望。

日报：谢谢。有请沈总。

沈博阳：我个人对中国未来十年是非常看好。一方面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有可能变成世界的第一体，不有可能，中国一定会。 另外未来十年是中国创业非常黄金的一个十年，我个人也非常仔细的听了听克强总理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上的致辞，他讲中国现在一定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大国、包容的大国，学习的大国未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创新的大国。 具体到您刚才讲的问题，我觉得像中国现在不单是以后会发展，现在包括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进化，在无线、互联网、在云计算都在慢慢的引领世界，未来随着不断的这种刚才徐总讲的90后创业者的用心，中国以后一定会成为世界级引领型的大型创业公司。一定会有。

日报：非常感谢沈总，感谢各位嘉宾，我们用了一个小时把中国的创新环境和未来中国即将成为创新大国的事已经说清楚，我们目前正在面临一个难得的一个机遇，从体制上，从科技上，各种企业家的准备上，我们到了这个关口，我们期待未来十到二十年时间给世界提供新的东西，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