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

作者：费孝通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内外形势风云莫测。在风浪面前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得抓住上述的两头：一头要精心爱护、培植“草根工业”，稳住阵脚;另一头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乡镇企业增加技术含量，使产品质量好和管理水平高的大型乡镇企业集团，更快发展和壮大起来。

编者按：近日，全国正在召开两会，其中不乏农业界代表畅谈三农问题，也不乏城市管理者讨论大城市病。我们很难想象到，早在二十年前，写下《江村经济》和《生育制度》等经典著作的费孝通先生，也在思考城乡联动的”中国农村工业化之路“。他认为，中国农村一直有着”工农相辅“的传统，农闲时以做工贴补农事。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工业化相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实际上是一种”草根工业“，活力十足——更加”分散“，实力却更为”集中“。而且以乡镇带动村社、县城带动乡镇、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的模式，可以有序实施中国工业化和农业化。这种层层嵌套、层层联动的发展模式，既可杜绝大城市病，也可保证进城农民的就业机会。除此之外，费老先生充分考虑到了国内外各项因素，指出了农村工业企业的两条道路，可堪农村工业化的先行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草根工业”的兴起

很高兴能有机会与诸位朋友讨论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这样一个课题。

我今年88岁了，如果以我1936年在家乡的一个农村作社会学调查，和后来用这次调查的材料为基础写成《江村经济》一书，作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的话，到现在已经整整62个年头了。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应该从认识农民和农村开始。中国社会的变化，一定会从广大的农村开始。所以在这60多年里，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始终是我研究的重点之一。

我做学问的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到社会实际生活当中去看、去观察，然后把看到的事物加以分析、思考，说出其中的道理，想出解决的办法。当年，我按马林诺斯基老师的指导，对我所调查的村子进行了“社会学诊断”，即“对人民实际生活的全部情况进行分析以理解产生这些问题的结症”，结果我认为这个村子主要的问题在于贫困，贫困的原因在于入不敷出。我又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类农村的基本情况是地少人多，而且由于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大多数农民保不住自己的小块土地，而要向地主租地耕种。即使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他们单靠耕地所得的收入，也不够养活全家人，所以必须另外寻找增加收入的门路，那就是从事工副业生产。我用“人多地少，工农相辅”八个字，来概括这类农村的经济状况。然而当时在江村相当发达的传统蚕丝业，却因为在国际上无法与现代机械生产竞争而衰落了，致使农民收入下降。“工农相辅”成了“工农并困”的局面。

根据这个诊断，形成了我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基本主张，即一方面要进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要引进现代技术改造传统手工业;此外还要限制人口继续增长。事实上，我的姐姐从二十年代末期，已经开始利用现代技术改造手工业的事业，她在我描述过的江村中帮助农民办起了丝厂，改进中国的蚕丝业。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出现过许多曲折，但是总的趋势是在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发展，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必然要走的路子。

这条路子怎么走，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的观察、发现和体会。事实上，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就有过讨论和争论，我当时就已表达过上述的基本主张。今天，时隔半个多世纪，历史为我们增加了很丰富的内容和实例，使我们有机会在历史事实里边印证自己的观点，深化自己的看法，对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以及由此引发和推动的农村城市化的变迁，作出进一步的观察和表述。

我认为，中国从传统经济进入现代化经济的路子，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来考虑。传统中国的基本特点就是人多地少，农业为主，工业停留在手工业状态，靠农业和传统手工业的发展不能满足现代化生活的要求，因此必须改变工业结构。

改变传统的手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怎么做最有效，这项事业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的经验。我们从整体上是处于摸索阶段，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很自觉的做法。事实上，现代中国是从实行计划经济的办法入手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把国家投资布点的大中型企业主要放在三线，形成工业基地，又由于工业基地的形成而出现工业城市。这样做，为改变中国工业结构打下了一个底子，使中国的现代工业有了一个开头。但同时也使这些工业基地处在了分散、孤立的状态，形如“孤岛”，和原有的工业形式脱节，融不进去，也造成了城乡分离的不利局面。

也可以说，这是“集中力量”改变工业结构的时期，但是，“集中”的方法反而造成了分散的效果。不光这种分散状态的工业孤立于传统经济之外，中国的工业也孤立于世界之外。

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局面，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被称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兴起，中国农民出来搞工业了。由于当时城乡二元经济的对立和体制的局限，农民不能到城里去搞工业，就只能在农村里搞，从农业里边发展出来了工业。他们以农村为基地，以地方性社区为基础，在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引进了机器。幸而这时的技术条件以及动力的改变和交通的改善，也使现代工业分散到农村去发展具备了条件。从沿海到内地，中国农民创办的乡镇工业很快就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实地调查中，一地一地地跑，一村一村地看，乡村工业那种“开开关关”、“涨涨落落”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使我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因此我把它称作“草根工业”。这个“草根”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因为它把农村里多余的劳动力，变成了生产力，创造出财富，使千家万户的农民增加收入，成了农民的命根子。草根工业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创造出了大量的财富，成了世人瞩目的“乡镇企业”。

也可以说，这是“分散力量”改变工业结构的时期。“分散”的方式反而出现了“集中”的效果，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真正出现了实质性的进展。乡镇工业不光融进并且改造了中国历史上以传统手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也使中国工业大步融进了世界经济当中。我在家乡的乡镇企业里看到过直接出口欧美的高档服装;在中原的乡村工厂中看到过和日本汽车配套的部件;在广东的乡镇企业中看到过出口世界各地的家用电器。这样的生动例子，恕我不一一列举。大量的事实可以说明一个道理：中国农村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一条与西方工业化迥然不同的道路，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离土不离乡，兼顾工农业

农村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小城镇的兴起。

三十年代在江村的时候，我看到村里有两条航船，每天到离村子12华里的震泽镇为农民代买日常用品，同时也代农民到镇上出售他们生产的蚕丝和粮食。一次我随航船到震泽，看到停泊在河里，来自周围各村的航船有二三百条。我就想到震泽来的这几百条航船，把震泽和它周围一定区域里的农村连成了一片，震泽镇成了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相互交流的农村经济中心，是一个商品流通站。那时当地人把与震泽有着密切联系的农村称之为“乡脚”。镇与乡脚的关系就像细胞与细胞质那样，相辅相成而成了一个细胞体。

小城镇在农村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那样的生动和丰富多采。这个课题在当时就强烈地吸引着我，但囿于条件的限制，我的研究工作不可能越出村的界限。我总希望能够有机会作一些这方面的调查。当我在1981年实现这个夙愿时，竟是45年以后的事了。

我对小城镇的调查是从家乡吴江县开始的，后来逐步扩大到苏南、苏北。在调查中我们看到，吴江县小城镇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七十年代以前，由于我国执行了一套“左”的政策，在农村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商业国营化，集体和个人经营受到限制和打击，小城镇失去了它作为商品流通和小手工业生产中心的作用，因而人口下降，经济萧条，呈现了衰落的景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左”的政策，苏南农村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乡村工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农村里大批的剩余劳动力走进工业。但是，办工业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要交通便利、有水有电;对于务工的农民来说又要距离适中。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正是那些衰落中的小城镇。于是在吴江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镇都是社队工厂最集中的地方，使各村的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地兼顾工农两业。

六十年前，我曾以“人多地少，工农相辅”八个字来概括家乡农村的情况。如今，乡镇工业兴起，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变成生产力，创造出财富。反过来，乡镇工业繁荣又反哺农业，乡村工农业齐头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调查中各个公社在介绍社队工业的好处时，都集中在吸收劳力、增加收入和发展集镇建设这三个方面。

乡镇工厂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方面所起的作用，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当时我们走访过的工厂往往是采取每户招一名农民进厂做工的办法，这样既可保持农户在收入上大致均衡，又可照顾到农田里需要的劳动力，务工的人上班时做工，下班回家后帮助干农活。这种农工兼业，实际上反映了由农民逐步向工人转化的过程，他们无疑是从农村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新工人。这个从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化工业经济的转变，应当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由于县、镇、社、队四级工业大多数建在县城及集镇，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这些小城镇来工作，这就导致小城镇人口数量上的增加。同时由于工业的兴起而带动了服务业、商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小城镇人口结构上也起了变化。从乡镇、县属镇到县城，各个层次的小城镇都在起着层层截流聚居人口的作用，从而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所以我把小城镇比喻作“农村人口的蓄水池”。我认为，我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是把工业办到农村里去，而另一面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也可以说城市扩散到乡村里去。小城镇的发展可以认为是中国在世界上走出的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去年秋天，我有机会乘车，从南京沿新通车不久的沪宁高速公路去苏州，一路上看到沿路两旁装着阳台，阳台上摆满花卉的二三层的“洋楼”，一幢接一幢绵延几里。可以说，这一带的农民，在小城镇的发展中，已经进入到现代化的城市化生活状态中。居住在小城镇的人同样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

我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多年，努力想跟随我国农村的变化去观察、去思考。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中被迫停了二十三年。八十年代初期，当我重新获得学术研究的机会后，我不敢稍有松懈，加倍努力到各地农村去实地考察，在这基础上把看到的、想到的记录下来，写成文章，随时发表。日子多了，走的地方多了，发表的文章也多了。1993年我把1981年以来所发表的文章编成集子出版，书名叫《行行重行行》。1997年接着又出版《行行重行行续集》。从这两本书里多少可以看出我对中国乡镇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与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些思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从八十年代初到现在，在这近二十年里，无论是农村工业化，还是农村城市化，中国农民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来自中国的历史条件，也来自中国的现实情况，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与特点，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我亲眼目睹中国广大农村正在发生着这个伟大的、波澜壮阔的变革，我为能够成为这一变革的见证人和为这一变革尽一份力量而感到欣慰!

乡镇企业的未来

今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会闭幕后，我卸下了所担任的公职“告老还乡”了。但是“告老”不是从此不再做事了，而是想多留些时间给自己，假如天假以年我想结结帐，趁脑子还可以思考的时候，写一些对自己过去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反思;“还乡”也不是养老，行有余力，我还在继续行行重行行，追踪观察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看到的一些实例也确实对我有新的启示和教育。例如，当前的乡镇企业遇到了一些困难，有点难以适应当前市场的要求，各地的农民群众，都在想办法通过改革已经不适应当前形势的体制，和探索新的路子来保住和发展已证明能使农民发家致富的乡镇企业。

至于对今后乡镇企业将怎样发展，以我最近在各地观察的结果，概括地说，我认为大体上倾向于采取上下两手并举的办法。

一手是引进高科技，集中力量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向发展跨地区甚至跨国家，大集团的、农民自办的、体制多元的新型乡镇企业发展，它应当以面向国际市场，开拓现代化的新产品为方向。现在已经在各地出现了销售额超过几十亿元的、巨大的乡镇企业集团，在经营上也已在逐步赶上现代化企业的水平。

还有一手是发展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工业为基础，加上为它服务的、广泛高效的、提供信息和销售的中介体，即现在正在广大农村中广泛出现的“公司+农户”新的企业结构，也就是分散生产，集中服务的双层结构。这也属于我在八十年代称之为草根工业的性质。这种生根在农户基础上的家庭工业保证了它的顽强持久性，不怕风浪打击，又灵活易变，便于适应新的条件。随着农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易于接受新的科技成果，并有化整为零、集腋成裘的能力。在当前这个经济急速发展的时期，需要变动快、灵活易变，甚至停停开开、能聚能散、适应力强的这种带着游击战和运动战性质的作战形式的基层乡镇企业。这个基层队伍可以保证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再加上一层为它服务的、供销流通的中介机构，就可以便于在国内外广大市场上抵得住惊风险浪，并保住国民经济的阵脚。这可说是当前农民正在创造中的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乡镇企业基层结构。我对此抱有深厚的希望。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内外形势风云莫测。在风浪面前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得抓住上述的两头：一头要精心爱护、培植“草根工业”，稳住阵脚;另一头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乡镇企业增加技术含量，使产品质量好和管理水平高的大型乡镇企业集团，更快发展和壮大起来。

至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怎样“城市化”的问题，如果按我上述的思路发展，我看恐怕还是要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镇同时并举遍地开花的道路。到下个世纪前半叶，中国人口大约会达到十五、六亿。到那时，怎样把这样多的人口妥善安排在这片国土和社区内，使他们都能安居乐业，这是个大问题。看来我们需要搞几个特大都市，更多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以及大量的小城市和小城镇来容纳更多的人口。未雨绸缪，现在我们就应该算上一算了。

我初步的想法，是以沿海的上海、香港、京、津和内地的重庆等为重点发展500万到1000万人的大都会;以200万到500万人规模的大中城市为主体，带动辐射周边地区;以星罗棋布的几万个几千人到几万人上下的小城镇和几十万人上下的小城市为依托，承载下一步农业产业化进一步解放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和农村工业化的浪潮，形成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国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

我从今年春天开始，打算动手的一个研究课目，就是京九铁路沿线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带动周边农村地区来发展区域经济的问题。这里边既有农村工业化的内容，又有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容。在这两个方面，我相信中国的广大农民会做出气魄更加宏大的文章，在二十一世纪，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城乡结构。

本文原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原标题为“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此文系费孝通先生提交给1998年5月10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国际研讨会”的论文，1998年5月1日定稿于北京。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