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旭

最近一个消息很引人注目，那就是短期内中国已经拦截并退回美国输入中国的转基因玉米60多万吨。联想到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粮食安全战略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有必要就这个消息再多问几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谁在购买这些含有未经中国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玉米？又是美国的那家公司不顾中国的禁令将非法产品一再强行输入中国？

问题还在于，输入中国的不仅仅是非法的转基因玉米，也不仅仅是一个非法输入问题。关于转基因粮食，在中国已成为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话题，一些人挟“院士联名”以压中央，以科学的名义，认为应刻不容缓地推广；另一些人则从生理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角度，强烈主张慎重对待。双方言辞对论中甚至出现了带有政治性的各种指责。

其实，问题本身并不复杂。基因重组作为近年来生物领域的一项尖端科技，中国应该积极研究、掌握，在实验成功、条件成熟后，还应该大力发展。中国民众绝不能重犯义和团那样愚昧、盲目排斥先进技术的历史错误。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个启示：那就是当我们不掌握一种新技术的时候，就会受到那些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列强，所进行的各种压迫甚至是亡国灭种的威胁。1840年英国的蒸汽铁甲舰和洋枪洋炮；民国时期用机械化技术武装起来的日本的进攻；新中国受到美苏的核讹诈等都是例证。正是在掌握了上述技术之后，中国安全环境才得到根本改善。当今，中国遭受着的最新时代技术的压迫和威胁，一是互联网信息技术，这从斯诺登爆出的“棱镜计划”就可得到证明；第二就是以转基因粮种为代表的生物技术领域：外来种子在歼灭了中国传统的大豆产业之后，正以汹涌之势四溢蔓延到中国的主粮水稻、玉米产业。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很早是世界上种子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袁隆平1975年就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上广泛推广，其增产效果举世公认却没有任何安全问题。那为什么中国的优良品种没有控制全球水稻市场？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孟三都公司，没有跨国经营和控制别国农业的意识，也没有美国意欲控制全球的帝国意识。这和郑和下西洋没有在世界上像欧洲那样开拓殖民地的情形是一样的。中国饮食享誉世界，但世界级的餐饮帝国是“麦当劳”，能说麦当劳比中国的餐饮技术“先进”吗？中国比西方晚进入资本主义几百年，落后的是思想意识。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企业，先进的也不仅仅是技术。

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作为企业，以高新技术追求高额利润，为此，彻底歼灭本土对手，控制全球市场是自然行为——世界哪家跨国公司不是这么做的？作为国家，利用高新技术，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限制对手强大，控制对方命脉，也是自然行为——世界上哪个追求帝国目标的国家不是这么做的？垄断不仅是企业的必然追求，更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必然追求。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非法转基因粮种输入中国就比较好理解了：那就是美国的跨国种子公司，一定会和其他业务领域的跨国公司一样追求控制全球种子市场，不然，他们就不是在转基因种子中嵌入自杀基因，使播种者不能留种。

而美国战略家思考的一定是如何通过跨国公司，利用经济手段，在貌似和平的经济战争中，控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农业、科技乃至政治、军事领域。

在所谓和平的状态下，大国是以经济的形式在进行着博弈，而各国的企业和公司，其实都扮演着各自国家利益尖兵甚至是战略军团的角色。1989年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写到：“对苏联的伟大美元攻势正成功的发展，三万颗核弹头和用最新科技成果装备的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却不能掩护自己的国家领土拒绝渗透的美元。它已经把俄国的工业消灭一半，打垮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瓦解了苏联社会，苏联已不能抵抗。所以专家们预言说，它的覆灭是最近两只三年的事”。对美国国情有着深刻了解，对世界农业问题、粮食交易垄断和地缘政治有独到研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在《转基因战争——21世纪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的序言中指出：“如果中国的农业被转基因的种子掌控，最多再过20年，中国将不会作为一个国家而继续存在了。”  

 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这段话又可用来理解为什么非法转基因粮种在中国屡禁不绝。

在“政治”的透视下，中国一些人以“转基因品种可以防治病虫、除草，因此可以增产，所以可以解决中国人粮食安全问题”的说法就显得可笑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份“科学”的报告证明美国的转基因技术比袁隆平院士的技术产品更增产——且不说安全问题。中国之所以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并不是因为病虫、草害导致粮食减产，而主要是因为多年来大量土地成为建设用用地甚至玩乐用地，大量农民进城，水利设施荒废、剩余农地部分被撂荒等。这是系统问题，不可能只通过引种外国种子解决。否则，中国有袁隆平在，还轮得到孟三都的转基因粮种吗？

在上述国家安全层面之后，是转基因粮食的生理安全问题。鉴于目前并没有权威部门证明转基因的绝对安全性，强行推广，不仅会让国人冒毫无必要的风险，还可能导致问题激化为社会矛盾。而融国家安全和公众生命安全与一体的生物国防问题，也应该引起格外注意。美国在二战期间曾经发展了大规模的化学武器，只是没有像同步发展的核武器那样投入实战。20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美国一直反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但是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突然支持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就是因为美国此时已经开发出了更高效的基因武器,以生物基因武器全面替代了化学武器，从而悄悄完成了世界生化武器领域的革命。这是远比核武器杀伤威力更大，但又具有导弹一样精确的大规模种族灭绝性武器。恩格斯认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已经处于信息化之后的又一场军事变革之中，而每一次军事变革都会由技术落后却又缺少警惕意识的国家和民族充当相应的牺牲品。

综上，笔者认为，作为科研部门，中国应该以当年搞两弹一星那样，举全国之力，尽快突破基因重组技术在农业和其他领域的应用。在此之前，中国农业管理部门和商务部门，不应该为外国转基因粮种的进入大开方便之门。晚清大规模输入外国商品，扼杀民族工业是被外国列强炮口枪口逼迫下的无奈，今天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美洲等国都已经大规模引种转基因粮种”，也不能成为中国必须要引进的理由。美洲无论政治、经济、军事都无力抵挡强大武力护航下的美国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而中国有着足够的能力捍卫经济主权，确保农业不成为跨国公司产品的倾销地——孟三都的转基因粮种销售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彻底的倾销模式设计的。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一致拒绝中国民营企业华为的市场准入，中国有更充分的理由拒非法转基因粮种于国门之外。

同时，国家应对本土的粮种公司予以大力支持，运用现代企业制度，打造成中国的跨国种子公司，一来可保护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和国民身体健康，二来可以在中国进口粮食的地区，推广中国自己的优良品种——以种子和市场换粮食，技术上可行，政治上可信，安全上可靠。中央提出的“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循环农业”的新思路，以及中国广袤西部尚待新技术开发，多管齐下，中国粮食安全是不难解决的。